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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监管权，发改委PK证监会
Posted 周五, 2013年 06月 21日 By ChangCe
PE监管权，发改委PK证监会 1333 南都周刊2013年第22期一众有实力的PE机构，在证监会、发改委两个&婆婆&政策不一致的前提下，还会一往无前杀入公募基金领域吗？文_王冬颖在中国PE（私募股权投资）圈，刘健钧几乎是个无人不知的名字。PE业，在中国是被监管层&放养&的，基本没有审批，政府不发放牌照， 一直由发改委财政金融司&顺带&主管。刘健钧原是发改委财经司金融处处长，从2000年开始，他就专注于研究并推动PE行业发展。可以说，他既是发改委监管PE的&代言人&，又是中国最懂PE行业的政府官员之一。今年5月，刘健钧正式调任证监会上班。这一人事调整，让不少人大跌眼镜。因为在过去的一年时间里，发改委和证监会，为了争夺PE监管权一直明争暗斗 ；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多家PE协会悉数卷入，不少主流PE机构则被双方拉拢。而刘这次是直接改换门庭，&投奔对手&。据接近刘健钧人士告知，刘可能担任证监会基金部副主任一职，除了主管PE机构，还将监管证券投资私募基金，即投资二级市场的私募基金。去证监会后，他管理的半径变长，这也是吸引他&转会&的原因之一。在PE业内看来，刘健钧的这一变动，显示出证监会对PE监管权志在必得的决心，某种程度上，这也是证监会给PE机构释放的另一个信号。此前，证监会曾抛出一个信号：&跟我走，有肉吃&&&过去一年，证监会颁布不少&新政&预案：未来公募基金可以做私募业务，PE机构亦可发起公募基金等等。此外，有主流财经媒体报道，未来券商的牌照也将开放。这系列&新政&，颠覆了原来固有的公募、私募的界限，也给予一些实力强大的PE机构无限的想象空间。几条新政，都于今年6月1日起正式实施。而证监会新政背后的逻辑，与发改委的监管思路是不同，甚至是冲突的。所以，从6月1日开始，刘健钧、证监会基金部、整个PE行业，都会面临较大的改变：从现在开始，游戏规则变了。&PE入法&VS联名上书2012年6月，《证券投资基金法》（下简称&新基金法&）修订案开始进入全国人大审议程序。全国人大第一次审读（即&一读&）这一修订案，顺利通过。这次修法筹划多年。2008年， 原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吴晓灵女士赴全国人大，任职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越发着力推动。在新基金法修订案中，拟将PE机构纳入新基金法监管范畴，业内称之为&PE入法&。这也是新基金法出台前后最大的争议。&二读&之前的8月12日，25家股权和创业投资协会，却联名上书全国人大常委会，反对PE入法。?这25家行业协会，由中国投资协会股权和创业投资专业委员会（下简称&中国创投委&）牵头，包括北京、上海、深圳多地的地方PE协会。它们向各大媒体发出措辞严厉的建议书，其中不乏PE入法&将给我国的创业创新事业带来严重不利影响&的字眼。中国创投委，是由国家发改委主导成立，它与中华股权投资协会一起，是目前PE行业影响力最大的两个全国性协会。后者是PE行业大佬于2002年自发设立，会员单位包括大部分知名PE机构。相形之下，中华股权投资协会的态度温和很多。其总裁隋梅当时表态：&我们没有极端反对或很赞成将PE纳入新基金法监管，只是从技术的角度说，怎么做更符合PE、VC行业的发展。&所以，中国创投委牵头的25家协会联名上书，其时就被解读为：背后有发改委的身影，且不能说它们就代表了PE行业的意见。对这次上书，主流PE机构负责人大多缄默。比如，当时的深创投集团总裁李万寿，就对媒体表示：&证监会是我们的老板，发改委也是我们的老板，我不好评价。&但是，新基金法中&PE入法&部分，二读仍顺利通过。但到年底的&三读&时，这一部分却去掉了。当时PE业内颇为意外。据一位专门负责PE业务的知名律所合伙人分析，&PE入法&止步于三读，最大的原因是发改委强力反对。因为新的法规出台前，全国人大往往会征求各大部委的意见，发改委若极力反对，则新基金法难以成行。而之前声势浩大的&联名上书&，不过是发改委意见的显性表现。之后，吴晓灵几次在公开场合表示，PE未能入法，是新基金法留下的最大遗憾。双方的这次短兵相接，在一年后的今天看来，正是证监会与发改委PE监管权之争的序幕。证监会用全牌照&招安&如果说，2012年&PE入法&的失败，让证监会落了下风。那么，今年年初证监会的主动出击，则频频得手。今年1、2月，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以下简称&基金业协会&）先后公布了两批会员名单，PE及相关机构的名字悄悄出现。其中有弘毅、鼎晖、深创投、中科招商、同创伟业旗下的基金，也有天津股权投资基金协会（以下简称&天津股权协会&）等3家地方股权投资协会。基金业协会成立于去年6月，主管部门正是证监会。这其中，会员之一的天津股权协会的态度颇值得玩味。在2012年8月，它曾是参与上书反对PE入法的地方PE协会之一。对此，天津股权协会秘书长阮班会解释称：&我们参与签名，是希望不要纳入基金法监管，PE业务与证券投资业务有很大区别，应该分别加以规范；现在加入基金业协会，是PE业要加大自身的发展空间和话语权。&阮班会声称，天津股权协会有很多会员单位，如弘毅投资和鼎晖投资，&我们成为会员后，我们的会员单位自动具有基金业协会会员的资格。&但弘毅投资人士却表示，弘毅投资是基金业协会的&特别会员&，特别会员不属于正式备案，但弘毅投资不是因为股权协会被动成为会员，而是主动去获取了会员资格。此外，据《21世纪经济报道》报道，还有一家知名PE机构负责人，也表示是主动去基金业协会备案，&政府希望大机构的规范能起到好的带头作用&。北京一位熟悉PE行业的律师私下表示，证监会当时向很多知名PE机构都抛出了绣球，希望它们来基金业协会备案。而一位知名人民币基金的合伙人则透露，他收到一位地方发改委人士的电话，希望他不要去证监会备案。发改委对PE机构的监管实行备案制，即规模超过5亿元的PE机构，要去发改委备案；所以，当PE机构也去基金业协会备案的时候，表明它们也接受了证监会这位&婆婆&。证监会对PE机构最大的吸引力，是证监会对PE机构投资的企业能否在A股IPO，几乎掌握着生杀大权。而投资企业在A股上市然后退出，对于人民币基金来说，这是最主要也是回报最高的投资套现方式。此前，就有很多PE机构合伙人，主动与证监会人士建立联系，以求第一时间获知上市政策的变动，提前备好应对之策。况且，证监会还抛出了更诱人的&蛋糕&。去年下半年和今年年初，证监会曾先后颁布了两个重要的暂行规定，允许公募基金投资PE项目，以及PE机构申请开展公募基金管理业务。它们都已于今年6月正式执行。这一政策，对于PE机构固然是挑战&&将有更多的竞争者杀入这一行业；但对于强的PE机构也是机会&&它们可以拓展自己的版图。PE机构对公募基金早就有所企图。2012年5月，知名PE机构深创投集团就发起了红塔红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它作为二股东持股26%。也是在此前后，接近监管层的消息称，证券公司设立门槛将大幅降低，非证券经营机构未来也可申请获得券商牌照，同时还放宽已获得券商牌照的经营机构新增其他牌照业务的门槛。这一系列的&新政&，自然诱惑着过去五年间崛起的PE新贵们。前述主动在证监会备案的知名PE机构负责人表示，备案除了符合证监会的期待，他还有更多考虑：&PE也可以做证券公司，未来肯定要做的；我们可以做投行承销股票，可以做财务顾问，做二级市场，做并购，未来混业经营的话，由证监会来监管会顺一些。证监会监管更符合行业发展规律。&之前PE机构主动去发改委备案，最大的动力是希望拿到全国社保基金的投资。因为2008年国务院批准，全国社保基金可以投资经发改委批准的产业基金和在发改委备案的市场化PE基金。那么，当证监会手掌IPO生死大权和全牌照在手时，对PE机构则更具诱惑&&能拿到社保基金投资的机构是少数，投资的企业要IPO却是所有PE机构都期盼的事情。PE做公募基金是否违规？当证监会用全牌照做引子，将不少PE机构纳入自己监管的地盘，发改委坐不住了。3月26日，国家发改委财经司颁布《关于进一步做好股权投资企业备案管理工作的通知（发改办财金［号）》（简称&694号文&），指出：发现股权投资企业和股权投资管理企业参与发起或管理公募或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等违规行为的，要通知其限期整改。目前，PE机构涉足公募基金的仅有深创投集团，但同时管理着二级市场基金的PE机构却有很多：鼎晖投资、赛富亚洲基金、天堂硅谷&&发改委禁止PE机构发起或管理公募基金、二级市场私募基金，影响面自然不小。据《第一财经日报》报道，这一通知，由财金司金融处副处长王丽实际起草。而她也将接替刘健钧，掌管发改委财经司的PE相关工作。几天后，刘健钧在一个论坛上表态：如果PE机构设立或管理公募基金，那么就是同时涉猎一二级市场，很容易产生内幕交易，PE腐败；在募资时，可能会出现有股权投资基金打着公募基金的旗号进行非法集资的现象；管理时，如果缺乏有效的隔离，很有可能导致公私不分，私募和公募各自的风险容易相互传导，从而扩大风险。证监会并没有给出任何回应。几天后，吴晓灵在清华大学的一个讲座中，回应了这一说法。虽然这一讲座是学术性质，但有多家媒体跟进报道，所以，可视为是吴晓灵的公开表态。吴晓灵在这次讲座中，指出694号文&会割裂资本市场&。她指出，监管机构对私募基金与对公募基金的监管方式应该不一样。公募基金的投资人是小投资者，识别风险能力差，所以需要公权力来监督；而私募基金的合格投资者有风险识别能力，投资者和基金管理人的权责、基金投资策略和方向等都应由投资人和管理人的合同决定 。监管部门限制投向，可能不利于资产管理获得最好的回报。讲座上，吴晓灵呼吁&金融事务应统一由金融监管机构来监管&。如果将来明确由发改委来管理VC和PE，发改委从上到下要建一套系统，这是对监管资源的一种浪费。发改委的改革方向应是更多地来搞好宏观，而减少对小事情的干预。&&这话的潜台词是，PE应该由专门的金融监管机构来监管，即暗指由证监会来监管。这些话态度明晰，火药味十足。最后，吴晓灵还不忘强调：PE未能&入法&，是新基金法留下的最大遗憾，但新基金法的个别条款，为未来PE入法留下了空间和接口。综上可知，始于&PE入法&的发改委、证监会争夺PE监管权，并没有结束，而且，证监会并非没有翻盘的机会。对公募基金、二级市场私募基金、资产管理业务有野心的PE机构，往往更认同证监会、吴晓灵的观点，而不希望被限制不能开展其他业务。刘健钧3月底还在发改委时，却曾反对PE机构设立和管理公募基金。当他过档证监会后，会如何调整他的思路，以适应另一种截然相反的监管思路？而一众有实力的PE机构，在证监会、发改委两个&婆婆&政策不一致的前提下，还会一往无前杀入公募基金领域吗？而在此之前，银行系、券商系PE已经先后浮出水面；未来，公募基金开展PE业务的脚步，也不会因为发改委的态度而放慢。
文艺院团转制断奶:财政“养事”不“养人”
Posted 周六, 2013年 06月 22日 By ChangCe
文艺院团转制断奶:财政&养事&不&养人&21世纪经济报道 耿雁冰 北京报道 核心提示：文化部部长蔡武在解读转企改革方案时表示，当前，转制院团自我赢利能力还比较弱，面临许多其自身乃至市场都无法解决的问题，转制院团的发展离不开政府&援手&。作为文化体制改革的&硬骨头&，国有文艺院团将真正面向市场。近日，文化部等九部门联合出台了《关于支持转企改制国有文艺院团改革发展的指导意见》。全国两千多家事业单位性质的艺术院团转制为企，上马启程。来自文化部数据显示，截至2012年7月底，全国承担改革任务的2102家院团中，完成企业工商注册登记，核销事业编制，注销事业单位法人，同职工签订劳动合同，完成改革任务的院团已达1990家，完成率达95%，其中转企改制院团占61%。文化部部长蔡武在解读转企改革方案时表示，当前，转制院团自我赢利能力还比较弱，面临许多其自身乃至市场都无法解决的问题，转制院团的发展离不开政府&援手&。这种支持将更多体现在文艺院团发展的外部环境建设上。在扶持方式上，将由过去政府直接给钱给物，转为通过政府购买服务、项目补贴、定向资助、以奖代补等方式对转制院团进行扶持，通过政策调节激发转制院团的发展活力。不过，《意见》中的很多政策，仍然考虑到补偿历史旧账，为支付改革成本而制定，受惠范围有明确的指向。比如落实转制院团土地政策，院团使用的原划拨土地，如果不符合《划拨用地目录》，经评估确定后，以作价入股等方式处置，转增国家资本。而参与转企改革的国有文艺院团，转制前由各级财政安排的正常事业经费，仍将继续拨付，主要解决转制前已经离退休人员的社会保障问题。在加强院团改制支撑体系方面，《意见》提出鼓励各类资本以投资、控股等多种方式，参与国有文艺院团转企改制和演艺经营。鼓励风险投资基金、私募股权基金、各类文化产业投资基金等对转制院团进行投资。据从事文化产业投资咨询的新元文智公司发布报告，目前全国共有各类文化产业投资基金116只，包括文化产业股权投资基金、艺术品投资基金、文化产业专项投资基金等几大类。虽然国内文化产业基金无论是从数量还是规模上，都呈现明显上升趋势，但是对文化企业定位与细分越来越模糊，让投资者对文化产业投资趋于谨慎。目前文化产业基金的投资领域主要集中在影视产业，其次为旅游演艺行业。大部分转制院团属于中小企业，难以获得基金青睐，缺乏资金来源，贷款难度大。据文化部财务司统计，作为衡量院团自身造血能力的重要指标，2010年全国文化部门2421个事业单位性质的艺术表演团体，经费自给率仅为三成。《意见》提出，各级政府出资设立的中小企业融资担保平台，为包括转制院团在内的中小演艺企业融资提供担保。鼓励金融机构在风险可控的情况下，依照市场化原则通过发放小企业贷款、权利质押贷款等方式，支持中小转制院团发展。
我们的团长我们的团
Posted 周一, 2013年 06月 24日 By ChangCe
我们的团长我们的团中国企业家俱乐部秘书长 程虹这是中国企业家俱乐部的第三次国际访问，目的地是比利时和法国。理事和顾问有四十人参加此次活动，人数创历史新高。俱乐部员工们对此行人数稍感意外的同时，也被这个数字鼓励着，乐在其中。更有趣的是，我们之前访问过的美国和英国的朋友们知道了这个数字，颇有羡慕之意，反馈回来两个问题：一，为什么那么多人去法国、比利时？二，什么时候能再回美国和英国？我知道我们会一直这么走下去，每年一站，短时间内应该没有回头路。但为什么要这么一直走？我们的目的是什么？这个问题我每年都在想，每年都能找到新的答案。记得去美国的时候，我们只想着如何成行，我们&空想&了一份亮眼的访问计划，就像彼岸的果实，看得见，但不知道怎么过河摘果子，于是在此岸想尽办法。等到次年去英国，事情变得容易许多，有不少对岸的人能看到我们，回应我们，甚至主动来邀约我们。今年的出访，我们已经不仅仅兴奋于法国总统奥朗德的邀请，比利时首相埃利奥－迪吕波和王储菲利普王子的款待，以及欧盟主席巴罗佐在努力协调时间之后确认了跟代表团的见面。盛宴接踵而至，俱乐部创始人刘东华说这是必然，他多年以前就看到了。我兴奋的是，盛宴上被盛情邀请的四十个人，今天又一起整装出发了。有人说，这个团代表着中国的一张面孔，干净、清爽、真实。在项目推进的过程中，跟很多西方人士交流，有两点颇感意外：一是西方对中国企业家所知甚少，二是西方对中国企业家热情甚高。大多西方人只知道过去三十年中国经济发展的宏观故事。但这个宏观叙事的背后，是怎样一群人，经历过怎样的奋斗过程和成长经历则很少为外界所知。当我讲述一些在国内耳熟能详的创业故事的时候，我对面的眼神总是充满好奇和追问。减少信息不对称，用大家最擅长、默契的方式去合作，正是俱乐部国际访问的目的。如果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还能赢得一些认同甚至赞誉，都将是我们的惊喜，是我们国际访问的巨大附加值。动身之前，心里的不安还是老样子：行程又被填满了，还出现了平行活动，未来一周我们将出席30场活动，又是一次高密度的工作旅程。我在俱乐部的组织使命里找到一个&借口&，因为我们是有使命的一群人，更有责任在肩。我们必须要去做一些对中国企业、对中国经济发展有帮助的事，我们已经走了很远，只能探索式地继续走在最前面。今年的访问团算上随行及家庭成员，一共有70位嘉宾，算上工作团队，我们是一支近百人的队伍。项目的筹备得到了法国、比利时和欧盟驻中国大使馆的支持；更大的支持来自中国外交部以及中国驻法国、比利时使馆。还有柳传志理事长、俞敏洪、朱新礼、吴建民、郭广昌、王文京、田溯宁等各位俱乐部家人，大家或亲力亲为拜访使馆，拜访合作伙伴，或提供资源链接，帮助我们建立渠道关系&&在过去一年的时间里，我们几乎得到来自每个人的帮助，哪怕只是一个关心的询问，哪怕只是亲临参与行程，都是贡献和支持。今天，我们启程，去往一个浪漫的地方，让我们再稍稍带上一点浪漫的情怀。夏华说过：中国企业家俱乐部的任务是创造温暖和信任，这是当今社会最为稀缺的东西。那就这样吧：让我们在访问团里创造更多温暖，让我们跟世界建立更多信任。走啦！作者为中国企业家俱乐部秘书长
周其仁：再难也要坚持改
Posted 周三, 2013年 06月 26日 By ChangCe
再难也要坚持改来源于 财新《新世纪》 2013年第24期 出版日期 日改革不但要和腐败赛跑，还要和人们的期望赛跑，并和有增长之势的法外活动赛跑。跑不赢，麻烦就大了。改革是难，但拖延改革只会更难◎ 周其仁 | 文　　不久前，笔者问过一个问题，为什么改革开放35年，改革的任务好像更为沉重了？为什么体制改起来那么难？换个角度继续讨论，既然改革这么难，不改行不行？干脆宣布中国已经建成新体制，再也无需改革，行不行？想来想去，答案是不行。因为不改，更大的麻烦在后面。　　第一，不继续在一些关键领域推进改革，不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方向的改革，不推进健全社会主义民主的政治改革，很多矛盾会呈现连锁爆发趋势。　　浏览最近新闻，刘铁男案、刘志军案、东北三把大火、延安城管&临时工&暴力执法等，当然，这么大的国家，总有负面新闻，会有偶发因素，但是，这些还是反映出高速增长的中国社会肌体里，带有令人不安的体制性疾病。　　以高官贪腐案为例，涉案金额巨大，更要害的是，那似乎是&正常工作&的副产品，不能不判定现行职权利用体制存在极其巨大的漏洞。仅办贪官，不改体制，老虎苍蝇会没完没了。　　一个国家粮库，一次过火就烧了几万吨存粮。仓储存粮数目过大，与价格机制被严重干扰应有某种联系。　　还有吉林那把大火，经济发展要支持民营经济，但民营企业也要保障工人权益。权利之间的平衡，不能仅靠各方自觉。可平时查这查那很忙，偏偏人命关天的环节没人检查、监督。此案说&政府缺位&，总不冤枉吧？问题是用什么机制来监管政府，使之不再缺位？　　管也不能用延安城管那样野蛮的办法。说是&临时工&所为，可事发整整七天之后，城管局长才现身道歉。他到底忙什么去了？官员不忙正事，老百姓也奈何他不得，如此官制怎能不改？　　2012年以来的经济形势，总特征就是高位下行。&上山容易下山难&，很多矛盾在高速增长时被掩盖，但往下行时，平衡的难度就会加大。所以，现在的形势，还不是摆开架式做最优的顶层设计，或慢慢摸到石头再过河。很多问题久拖不决，正派生出更多问题。　　第二，更年轻的人群成为社会的主体，他们对体制、政策以及自己所处环境的评价，有不同于上一代人的新参照系，对理想社会有更高的预期。比如说，对经历过1959年-1961年大饥荒，经历过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的这代人来说，看中国改革开放之后的变化，再怎么说也觉得进步巨大。但是，对80后、90后来说，他们生活在较开放的中国，认为这个世界本来就是这样，达不到理想境界，就不可能满意。　　从年龄结构看，现在承担较高职位者还是对中国历史、改革前后有比较的这代人。但是，社会主体、产业结构中最活跃的人口，消费结构中最活跃的人口，他们的参照系是什么，预期值又是什么？他们对社会公正、对现代文明的标尺是不是更高一点，所以对改革不到位带来的负面现象就更不可容忍？一个社会真有希望，一定是一代比一代期望值更高。所以，改革还要和成为主流人口的期望值相匹配。要是改进的速度慢，跟不上年轻一代人对社会的期望，也会出问题，可能让失望的情绪弥漫，无法动员一代代人面对并解决问题。　　第三，很多制度性变量改得过慢，总不到位，正在激发法外行为、法外现象滋生。　　现在很多事情，法律上说一套，人们实际上另做一套。不少行为不在法律的框架里，而在法外的世界里讨生活。举一个小例子，民航客机落地时，广播里一定会说请大家不要打开手机。但前后左右，差不多人人都在开手机，弄得有一回一位老外问是不是他听错了？但是，你搭乘香港国泰或港龙的班机，人家一落地就广播可以打开手机了。我的问题是，要是落地之后开手机没有不良后果，干嘛不痛痛快快让大家打开手机？　　这是说，很多人的&有法不依&，有时实在是因为那个法定的东西不合理，改一改就不难做到有法必依。但是，现在不少经济管制或曰法规，根本很难执行，弄来弄去大家非不守法，才能过日子。　　不少城市都有&黑车&，常常是&白车&门槛过高、负担太重，以及服务不到。再看所谓&小产权房&，法律上没地位，现实中有市场。还有过时的人口控制政策，催生多少&黑户&？金融改革讲&利率市场化&，讨论得很热闹。可走进生活，哪种利率模式没有？所以，法外的世界很热闹，到处都是&中国式过马路&。　　讲到这些问题，&小道理&盛行&&这个不让碰，那个不让改，但似乎忘了一个大道理，要让绝大多数人的绝大多数行为，在合法的框架里进行。在一个变化很快的社会，改革要提升制度能力，就要化解法外行为，把对他人与社会无甚损害的行为，尽可能纳入法内框架。否则，很多人另起炉灶，&不和你玩了&，那才是最大的制度失败。　　站在当下这个时点，改革的确难。但是，拖延改革，会更难。现实的局面，改革不但要跟腐败或溃败赛跑，还要和越来越年轻的社会主体的期望值赛跑，并有能耐把法外世界的活动吸纳到体制里来。跑不赢，大麻烦在后面。■　　作者为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本文选自作者在6月8日北京大学光华学院与财新传媒主办的江南论坛上的发言
“重典治乱”将成主导思想
食品安全法急“手术”
Posted 周五, 2013年 06月 28日 By ChangCe
&重典治乱&将成主导思想 食品安全法急&手术&作者： 南方周末记者 蒋昕捷 08:20:14 来源：南方周末此次食品安全法修订包括重新界定部门职责，加大对违法行为惩处力度，规范网购食品等监管空白，依法确立行之有效的监管制度等。有奖举报、风险交流制度、责任保险制度、现代追溯制度等建议都将一一梳理研究。&力争年内完成&作为食品安全法的主要起草者，原全国人大法工委行政法室主任李援最常被亲友问的问题是：&怎样吃才安全？&如今，当这部实施了4年的法律即将启动修订的时候，这仍然是每位参与修订者必须接受的拷问。日，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以下简称食药总局）法制司发布通知，就食品安全法修订向社会公开征集意见。南方周末记者获悉，国务院法制办近日已将食品安全法修订列入2013年立法一档项目，这意味着该法修订&力争年内完成&。作为一部实施仅4年的行政法，像这样急于修订的情况并不多见。美国1938年颁布实施的《联邦食品药物及化妆品法案》，直到2011年才做出重大修正。在中国实施了多年的药品管理法，国家药监局早在2008年1月，就提出&启动修订&，但至今仍未出台。&修法的原因很多。&李援认为，包括从高层领导到普通民众对食品安全都空前重视，网购食品等新的业态出现等，但最重要的原因是中国食品安全的监管体制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李援指出，依据食品安全法，中国实行由各部门按职责进行分段管理的监管体制。但这一体制很难做到无缝对接，容易造成部门之间权责不明、重复执法、推诿扯皮等情形。正因为如此，2008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审议食品安全法时，就有很多委员对此提出担忧。最终，食品安全法最后一条特别规定：国务院根据实际需要，可以对食品安全监督管理体制作出调整。&这是为日后的改革留了余地。&李援说。2013年两会期间，国务院通过机构改革方案，将散落在国务院食安办、国家药监局以及质检总局、工商总局等部门的食品安全监管职能整合，成立了国家食药总局。监管职能的变化，意味着食品安全法规定的分段监管模式已经终结，需要修改相应条款，为机构改革和依法行政提供法理依据。&修改也分大改和小改。&李援指出，如果只是针对机构改革做出调整，那么只要出一个修正案。按照程序，由国家食药总局调研拟定修订草案，然后报送国务院法制办，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后，如果能赶在10月前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经过两审，修正案有可能在2013年年底前获得通过。如果涉及其他条款的修订，修订周期会比较长，国务院如果能赶在今年年底前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常还要经过三审，修订后的食品安全法大约在明年4月或6月出台。资料来源：南方周末记者蒋昕捷根据资料整理。 （曾子颖/图）&重典治乱&成主导从目前相关部门拉开的架势看，此次食品安全法将面临大修。按照&部门立法&的原则，牵头修订食品安全法的是国家食药总局。日，该局召开了&建立最严格的食品药品安全监管法律制度&研讨会。与会的包括中央政法委、中编办、全国人大法工委、国务院法制办等相关部门以及十多名来自各高校的专家学者，这是针对食品安全法修改的第一次通气会。参加研讨会的南开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宋华琳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从相关部门透露的信息看，食品安全法修订的内容较多，包括重新界定部门职责，加大对违法行为惩处力度，规范网购食品等监管空白，依法确立各地方政府、各有关部门在实践中探索的新的行之有效的监管制度等。此次会议后，食药总局开始面向全社会征集修订意见。&我连续用了两天时间看各种意见，到现在还没有看完。&日，参加第五届中国食品安全论坛的食药总局法制司司长徐景和对南方周末记者说。根据计划，食药总局要在今年9月底之前将修订草案提交给国务院法制办，但目前仍处在调研评估阶段。徐景和在会上透露了食品安全法修改的几个大原则：一是适应食品安全改革的需要；二是要适应破解食品安全难题的需要；三要鼓励动员社会各方来参与，要在制度和机制上予以保障；四是实行食品安全科学治理，加快完善食品安全监管机制和方式方法；五要加大对违规违法行为的惩处。据徐景和透露，目前专家提的建议很多，比如有人提出把有奖举报、风险交流制度纳入食品安全法，有人建议在食品安全法当中增加责任保险制度，有人提出能够增加现代追溯制度等，&这些都会一一进行梳理和研究&。多年从事食品安全问题研究的国家行政学院副教授胡颖廉分析认为，&重典治乱&将成为相关部门修法的主导思想。这四个字最先由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提出，随后&两高&（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了对危害食品安全问题入刑的司法解释，相关部门也提出要让造假者&倾家荡产，人头落地&。胡颖廉指出，措辞越来越严厉，刑罚越来越多，意味着食品安全法修订会愈加严格，最终目的是建立&最严格的食品安全法律制度&。&惩罚性赔偿&或苏醒除了严刑峻法之外，另一个将体现在食品安全法修订中的重要理念是&社会共治&，其中尤其需要激发的是公众的参与热情。&实行社会共治是保障食品安全的根本途径。&日，分管食品安全的国务院副总理汪洋在参加食品安全宣传周时说。汪洋举例说，自己现在使用的还是广东的手机号，每个月都能收到广州市公安局食品药品安全刑侦支队群发的短信，大意是&欢迎举报，举报有奖&，汪洋认为，这种现代化手段会鼓励更多吃过亏的人积极举报。&食品安全法中并不缺乏这类的条款，但从4年实践的情况看，有些条款完全是在睡觉。&中国法学会食品安全法治研究中心主任李仕春说。李仕春以食品安全法中规定的惩罚性赔偿制度为例，这源于发生在美国的&麦当劳咖啡烫伤案&。1992年，美国一个消费者花49美分在麦当劳买了一杯咖啡，她在车上加糖时发生泼洒，导致皮肤烫伤。麦当劳仅同意支付800美元&安慰费&。最终法院作出判决，麦当劳公司付出286万美元的巨额责任赔偿。此次惩罚性赔偿之后，麦当劳开始在咖啡杯上标注&小心烫伤&等警示语，并将咖啡温度降到了同行业普遍的70℃～72℃。在李仕春看来，惩罚性赔偿的功能包括弥补损失、威慑企业并鼓励消费者运用诉讼的手段来保护自己。但是食品安全法实施4年来，几乎很少有消费者提起惩罚性赔偿诉讼，这与立法的初衷差距非常大。北京市亿嘉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燕薪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他也曾代理过不少涉及食品安全的案件，但是现实中地方法院很少受理。燕薪认为，当前的法制理念过于注重刑事惩罚。有时候出于维稳的角度，地方政府也会帮助一些违法企业承担赔偿责任。另外碰到疑似食品安全造成的人身伤害，消费者举证也存在困难。相关学者认为，这些现实困境都应该在食品安全法的修订中得到体现。
中国对外援助不应再由商务部主导
Posted 周一, 2013年 07月 01日 By ChangCe
中国对外援助不应再由商务部主导华东师范大学教授 余南平 随着中国在世界影响力的持续提升，原本作为&朋友外交&和&兄弟外交&延伸的中国对外援助，日益被人关注。人们关注的视角，首先是其持续增长的援助规模：2011年首次发布的《中国对外援助白皮书》称，截止到2009年底，中国累计提供对外援助金额2562亿元人民币，其中无偿援助资金1062亿，无息贷款765亿，优惠贷款735亿，年中国对外援助资金年平均增长29.4%；而如果根据美中经济安全与审议委员会的数据，中国的对外援助规模则从2002年的5000万美元，膨胀到2007年的250亿美元，总计为4708亿人民币，增长了50倍。可以肯定的是，今天中国对外援助的战略角色，在中国持续增长的海外利益和国际交往扩大中，已经非1970年中国援建坦赞铁路时代可比。中国对外援助活动在大国成长中开始发挥与众不同的独特作用，包括与国际发展委员会成员国（DAC）在同一个领域的激烈模式竞争和同台竞技。商务部主导中国对外援助中国作为非DAC体系的发展中国家的最大对外援助国，在过去几十年的对外援助工作中坚持自身独特风格，创建了中国特色的模式，包括对外援助管理机制。但这个机制最奇怪、并经常引发误判的是，中国对外援助的主体承担组织机构不是外交部，而是商务部对外援助司，它全权负责中国对外援助政策的制定与援助活动的实施。再从更具体的机构设置的角度来看，中国在商务部对外援助司内除了设置非洲处、亚洲处等区域管理处外，还特别设计了质量监督处，这就似乎说明，工程项目是中国对外援助的主要内容。同时这种设置也反映了中国对外援助的特色，即对外援助在以工程项目开展的同时，还要负责援助项目的进展监督与落地验收，基本沿袭了1970年中国援建坦赞铁路时的风格。风格的沿袭代表了对传统有效方式的继承。但关键是，如果进行国际社会横向比较的话，中国的对外援助制度相当于创造了国际社会的&第五种&模式，这样的&特立独行&有必要吗？国际上的四种模式理论上，国际发展组织机构的设置与架构不仅直接影响一个国家对外援助的能力，也显示一个国家对外援助基于政治、经济、外交、地缘战略的偏好，同时还包括一个国家对发展援助理解的认识与判断。从目前国际社会双边发展援助中的援助国对外援助组织框架分析，对外援助制度基本由四种模式组成：一是将国际发展援助事项全部整合在外交部，并由外交部下设区域外交部门统合国际发展援助项目和负责援助实施，如国际发展援助&先锋国家&丹麦、挪威就是这种模式；二是在外交部内设置对外发展援助总司这样的专门机构，负责对外协调贸易、援助与发展等事项，这样的模式被爱尔兰、意大利、荷兰、新西兰、瑞士等国家采用；三是一个国家内阁部级机构负责对外援助政策制定，该部门可以是外交部、可以是国际发展部，但其业务执行则是由一个独立或者半独立的机构专业化负责，采用这样模式的国家有美国、法国、德国、日本、瑞典、西班牙、比利时等；四是由一个内阁部级部门同时负责制定对外援助政策，和援助事项的执行，如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四种模式特点不同，对于援助效果的影响也不同。以丹麦为主导的模式，将外交与发展统合，体现了外交对于援助的判断，能够很好地将外交目的与援助捆绑。但其缺陷是，外交人员对于发展援助业务理解和执行能力有限，往往不能很好地反映援助效果。爱尔兰、意大利等国的模式，理论上重视了外交与援助业务的结合，但由于外交部规模的限制，一般而言，这些国家对外国际发展援助规模有限，并不是主流模式。而援助大国如美国、法国、德国、日本的模式则是一个将政策制定与业务执行分离的模式，该模式最大特色是专业性非常强。著名的国际发展援助机构USAID、AFD、GTZ、JICA雇佣了大量专业人员，在发展中国家进行田野作业，丰富了国际发展援助实践，提升了发展援助效果。但该模式存在着政策制定与专业执行部门之间认识理解的偏差矛盾，如美国国务院与美国发展署就存在这样的问题，同样的问题在法国也存在。最后一种模式是英国独创，也在英联邦国家体系内存在，该模式理论上是一种最佳的模式，能够将政策制定与执行力高度结合，但由于历史和国内政治结构原因，并不被大部分国际发展委员会（DAC）体系国家采纳。中国的模式如何改进？其实，也无需特别讨论与仔细分析DAC国家对外援助组织机制四种模式下，其对外援助的执行绩效孰优孰劣，反正DAC组织自己会按照其认可的标准进行定期的同侪评估。关键是中国自身的&第五种模式&究竟有何弊端，其是否还有改进的空间？首先，国际发展援助经历几十年的理念和实践演化，其潮流是从简单的项目援助向发展援助过渡。理论上项目援助是单向的和给予式的，而发展援助是基于受援国社会进行长期能力培养，特点是互动与双向的。而传统的以工程项目为主导的中国对外援助活动，目前特别有必要顺应时代潮流，采用多方位、多领域的模式推进以发展为主题的援助活动。因此重点突出&质量监督&不仅显示援助内容单一，而且非常另类。其次，从大的援助组织机构部门设置角度看，自上世纪90年代《赫尔辛基宣言》以来，世界各国均大幅降低了对外援助中的商业色彩，特别是减少了对外援助中商业利益的捆绑。虽然中国也进行了大规模的无偿援助，包括无息、低息贷款的优惠，中国商务部也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工作，但目前中国对外援助机构设置的&第五种&模式，哪怕就是&商务部&这个名字，就很容易让国际社会，包括受援助国产生歧义，甚至是误判，认为中国对外援助隐含巨大商业利益。这往往也是西方国家批评、歪曲中国对外援助的由头，包括给中国扣上&新殖民主义&的帽子。最后，从机构管理综合效应角度看，国际发展援助既是一种国际合作互利共赢行为，也是一种国际善意的体现，但其本质更反映一个国家的外交利益。虽然可以想象中国商务部负责的对外援助活动与中国外交战略肯定有一定程度的互动，但理论上，外交部更能准确把握全球地缘政治格局的迅速变化，实现中国的外交利益的，应对挑战。所以，许多援助大国如美国、日本、法国基本上是由外交部负责对外援助政策制定。而中国目前的机构设置现状，很可能会造成对外交利益的覆盖不足，特别是对迅速变化的国际局势判断滞后。既然中国已经是发展中国家第一援助大国，而且援助规模还在持续递增，那么从战略角度考虑，中国就更应该重视国际发展援助在中国成长中的关键战略价值。中国在保持自身独特对外援助特色的同时，为了适应国际社会，避免不必要的误判与误读，可以借鉴国际经验，对自己的&第五种模式&进行必要的改造，这也符合中国自身有效开展对外援助活动的目的。笔者的建议是，利用中国大部制改革的契机，将设置在商务部内的对外援助司提升为副部级的独立单位，如&中国海外合作与发展局&，负责中国对外援助活动的具体实施，并逐步向GTZ这样的专业机构过渡。而在对外援助政策和战略制定方面，成立以总理为核心的部际联合委员会（外交、商务、教育、农业、医疗卫生、科技、文化等），定期进行对外援助战略和政策的评估。这种模式不仅能够将中国的国际发展援助与国家外交利益高度结合，以弥补短期专业能力的缺陷和不足，同时，宽领域、多层次的对外援助活动并行，可以在保持中国&项目援助&强项的同时，探索新领域、新方法，更深层次、综合地推进中国对国际发展事业的贡献。作者是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教授，华东师大&周边合作与发展协同创新&中心特聘研究员
调查“国内动态调查委员会”假装上面有人
Posted 周五, 2013年 07月 05日 By ChangCe
调查&国内动态调查委员会&假装上面有人作者： 南方周末记者 曾鸣 实习生 郭琛发自：郑州
南方周末他们宣称接受党的领导，并宣称有一大批退休部长及军队高级将领做顾问。他们将办公地点设在省委对面的大楼中。从文件、穿着到讲话的语气，他们竭力打造&官方&形象。这是一个骗子的江湖。有人骗到巨款，有人被打死。他们彼此搭伙又彼此欺骗。他们最主要的欺骗对象是基层的干部群众。他们知道权力在某些时候可以变异为商品，所以他们出售伪造的权力。日，一组艳照和一个叫做&国内动态调查委员会&的神秘机构突然进入公众视野。该机构自称由党和国家领导人题写招牌，由多位退休部级干部和部队高级将领担任高级顾问，该机构暗示自己&上面有人&，并号称&为党和政府主要领导和机构提供科学决策参考依据&，是&党和国家主要领导的第三只眼睛&。艳照的男主角是该机构主任李广年。照片中李广年所搂着的年轻女孩，据称是一名18岁的大学生。接着，李广年同僚、该机构&秘书长&党金国的举报信又给事件添入了&无间道&的戏码。这封名为《自称&中央办公厅高干&李广年：是调查研究，还是坑蒙拐骗？》的&紧急动态反映&抄送&中共中央办公厅&、&中纪委&、&公安部&等部门。&秘书长&党金国在举报信中指出，他参与领导的&国内动态调查委员会&，是日成立的一个非法敛财机构，2012年经中纪委查处后终止主办。2013年，该组织改名为&中国动态调查委员会&（以下简称&中调委&）在香港注册还魂，以&反映真实情况、提供决策依据&为名又行&赚钱&之实。党金国因何要举报李广年？自称&出身农村，但出生姓党，所以从成人后听党的话&的党秘书长领导着的是一家什么样的机构？南方周末记者调查了解到，类似&国内调查委员会&这样的骗子机构，近年来已非孤例。骗子们在基层干部群众中找到了自己的生存空间。骗子们之间，既有相互搭伙的合作，也不乏彼此欺骗的闹剧。而此次&秘书长&举报&主任&的桥段背后，可管窥这一群体独特的生态。秘书长的其他头衔这些机构信笺往往是红头文件的形式，还常常抄送&中共中央办公厅&、&中纪委&、&中宣部&等机构。党金国也许是中国头衔最多的农民。在这个洛阳农民的名片上，他是中国新农村建设促进会会长、中原经济区建设促进会秘书长、中国动态调查委员会秘书长及副局级调查员、中国科学发展与调查研究成果建言献策工作委员会主任。这些机构涵盖农业、经济、新闻出版、纪检监察等领域。如果你收到党金国寄出的信件，你会以为它来自政府或者党委，那一系列的办公室的地址包括&&北京市中关村南大街12号中国农科院、中共中央统战部西楼1502室、&&省委南院西配楼312室等。当你打开信件，你可能会更为惊讶。信笺往往是红头文件的形式，除了寄给你，还常常抄送&中共中央办公厅&、&中纪委&、&中宣部&等机构。上述的那些机构，没有一个有过注册或在政府备案，全部的&专职工作人员&只有党金国一个人，官都是党金国自己给自己封的。兴起时，他也会给别人封一些官。比如日，党金国发出&中建字2010第特001号文件&，聘请周恩来为&中国新农村建设促进会名誉会长&。同样的情形也适用于在网络上大出风头的&中调委&。中调委的主任兼党组书记李广年刚刚爆出艳照丑闻，被广大网友以&腐败&为名声讨，但实际上，李广年并不是政府官员，也不是党员。中调委只是一家在香港注册的空壳机构。中调委的前身是国内动态调查委员会（以下简称&国调委&），成立于日，其成立时的视频在网络上流传颇广。一份20人的顾问团名单堪称豪华，里面不仅有前国务院副总理等退休高官，还有10个退役将军。其牌匾的落款更是惹人注目&&题词者是党和国家领导人。该机构以弘扬毛泽东思想为己任，自称&党和国家主要领导的第三只眼睛&，&为党和政府主要领导、机构提供科学决策参考依据&。不过，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以上任何一条信息是真实的。有据可查的是，2010年，在山东从事传销行业的&军圣公司&负责人徐启军，被李广年任命为国调委直属局&工商业动态调查局&的局长。日，徐启军在湖南怀化因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八年。国调委因中纪委调查而停止活动。2013年，李广年在香港注册中调委，延揽旧部党金国作为秘书长重新开展活动。此前，党金国是国调委河南省分会的秘书长。这场还魂行动最终因为李、党二人的分歧而终止。6月9日，在一次会议的间隙，二人发生口角，次日凌晨，党金国在网络上发布《自称&中央办公厅高干&李广年：是调查研究，还是坑蒙拐骗？》的&紧急动态反映&，表示在&国调委&期间，该机构成立了15个省的分会，与反腐调查局、廉政调查局、机要局、秘书局、矿业动态调查局等分支机构，对每个机构负责人索价20万不等。党金国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日中调委开会期间，李广年授意机构人员以敲诈问题官员为己任，他表示反对，结果遭到李的辱骂。党金国把这封&紧急动态反映&发布在自己的博客中，但并未引起任何反响。至6月21日艳照门曝出后，这封已被党金国删除的&紧急动态反映&，才通过百度快照浮出水面。&组织不接纳我&回到家乡，党金国是一个&好高骛远、不顾家的农民&，是乡邻所耻笑的对象。但南方周末记者调查了解到，党金国&举报&李广年，显然不是因为后者&圈钱&。这只是某种意义上的弃船之举。6月24日，党金国在博客上发帖称&不再担任中国动态调查委员会秘书长一职&。所以他现在的主要工作重心又放回到了&中国新农村建设促进会&。而这个&中国新农村建设促进会&和&国调委&相比，在组织和运作上，并无实质性的区别。党金国的办公地址位于河南省委大院对面一栋三层建筑内&&和河南省委没有任何关系。与网络上的高调不同，这里异常简陋，没有任何挂牌和指示。20平方米的办公室由两间房组成，月租金1500元。室内的装修看上去至少已经20个年头，外间的办公桌上有三台电脑，成摞的各种&红头文件&；里间有一张沙发床，不回家的时候，党金国就凑合睡在那里。党金国的家在郑州往西160公里的伊川县吕店乡后庄村二组，除了大哥是工人，他家祖辈务农。党金国在这里有一栋两层楼没封顶的农家小院，&我好久没回去了，院里的草没有一丈也有五尺高了吧&。近20年来，党金国已经甚少回到家乡。即使他家在那儿还有5亩地。在外面广阔的天地里，他是会长、秘书长、理事长，回到家乡，他是一个&好高骛远、不顾家的农民&，是乡邻所耻笑的对象。1982年高中毕业后，党金国做过民办教师、煤矿的副业工人、裁缝、五金店销售&&党金国声称在上世纪90年代，还做过记者。他至今仍珍藏着《法制与新闻》杂志的工作证。这一长串职业的最后一项，给他带来成就感和荣誉感，他从那时开始喜欢谈一些大问题。在各种邮件的落款，党金国喜欢用&农民的好儿子&这样的称呼。党金国主要的阵地在网络上。他有QQ空间、博客、微博。他打字的速度并不快，一分钟只能打二三十个字，但他所发布的文字已达上百万字，其基本可以归为以下几类：忧国忧民。日，党金国率14个自己的组织发出声明，坚决支持中国政府在钓鱼岛问题上为维护国家领土主权所采取的一切必要措施。日，党金国发表反腐檄文，说&警告已经腐败、正在腐败、将要腐败的分子，请你立马向中国各级纪检监察部门自首或停止腐败&&&遐想。日，春节前夕，党金国在博客发文《假如我是省长》，说自己假如是省长的话，靠的是&接地气&，不会有官僚主义倾向，不会腐败堕落。赞美领导人和新政策。党金国为中央领导人写过藏头诗。还赞美过红歌、十八大、中央八项规定、美丽中国。偶尔发牢骚。日，在&7&21北京暴雨&五天之后，党金国《不该说而说的话》，称&北京暴雨成灾、天津城区被淹是上天在拷打政府的责任和良心&。有的时候，党金国也会走出办公室，去下面&调研&。根据其博客资料，2012年党金国一共去基层进行过三次调研。党金国每到一处，都喜欢授牌、题字、看群众表演。日至25日，党金国以&国调委副局级调查员&的名义，到河南省方城县调研，他在柳河乡西峰村授牌&中国新农村社区建设示范基地&和&中原生态文明建设示范村&。并和&红色南街村&带头人王宏斌进行了交流。参观后党金国题词留言：南街村的建设发展实践证明，&高举红色旗帜、走共同富裕之路&是解决中国&三农&问题的最现实最有效最有希望的办法。&我不愿意过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党金国说，&但我就是个民间人士，单位的党组织都不接纳，进不了共产党的干部序列。&&最恶劣的一面&他多次向中国社工协会等组织递交&红头文件&，希望能够为自己找到主管部门。组织的合法身份是党金国最向往的事情，他多次向中国社工协会等组织递交&红头文件&，希望能够为自己找到主管部门，但总是石沉大海。党金国也频繁通过缴纳费用，去北京参加过各种会议。他希望能够为协会找到一个领导人作为顾问，进而&去帮助这个公益平台，申请资质&，但总是以失败告终。在大部分的时候，党金国的神态、语气、谈话内容都很像一个乡镇领导，但一谈到他的家庭和机构合法化，他就会激动、焦虑，进而沮丧下来。&如果用金钱、权力、名誉、房产、汽车来衡量，我是最不成功的男人，我是最不成功的父亲，我是最不成功的丈夫，最不成功的中国人。&艳照事件曝出后，有网友误将党金国的微博账号&情满中华123&当成是李广年，在下面留言辱骂。6月25日凌晨党金国看到这些留言后，十分气愤，他先是发布了一封《中国动态调查委员会律师意见书》，不料意见书招来更多调侃取笑，愤怒的党金国又写了一篇博文，《恶意攻击党金国的人死爹》。一觉醒来后，事态没有任何好转，党金国写了第三篇博文，《中国新农村建设促进会会长党金国开设对骂擂台》，&再盲目无事实证据攻击党金国是骗子，党金国撕破脸皮也要骗死你爹，骗死你妈&&&6月25日，党金国本来约好带南方周末记者去他家乡走访。在约好的时间，他打来电话，表示网友骂了他父亲，他咽不下这口气，要和网友对骂一天。他声嘶力竭地说，&我要把我最恶劣的一面暴露给全世界的人民，但我是在抱着善意以毒攻毒。&被骗的骗子党金国在追求官方身份的道路上从未止步，一路被骗。郭大山和李广年是把党金国骗得最惨的两个人。2007年，湖南人郭大山以&中国国际新农村建设管理中心&的名义，展开&建立全国各省公司化农村建设管理委员会&活动，郭大山声称&2008年由中心投资委员会拨出5亿元人民币新农村建设资金，为全国各省市推广建设公司化农村扶持资金&。2007年10月，党金国加入了他的组织并缴纳了1.5万元的入会费。日，郭大山主导的&公司化新农村建设研讨会&在全国政协常委会会议厅举行。多位退休官员、专家学者的出席，让党金国对郭大山的事业更为相信，他在大会上作为河南省代表做了报告。2007年12月，党金国两次缴纳15万股本金，成为了&河南省公司化农村建设管理委员会&的负责人，郭大山向他承诺，他在香港有5个亿的资金，各省每发展两个示范村，就将得到300万建设资金。党金国回到河南，运作研讨会，办示范村，又花了数万。但不久以后，党金国和全国其他缴纳股本金的地方负责人，发现郭大山所承诺的5亿资金是一句空话，而&中国国际新农村建设管理中心&是一个在香港注册的空壳公司。日，另一名受害人曹冰（化名）和党金国来到北京朝阳公安分局报案，因证据不足无果。嗣后，党金国开始在网络上披露郭大山的行骗行径，他控诉道，&郭大山自称副部级领导、&农民的总理&，实际上他就是&公司化农村&王国的国王，他给各省的&封疆大臣&委以&理事长&的官衔，让他们各自去请本省离任的领导担任他们的&会长&，利用他们的&余热&发展下设各级机构。&党金国要求立案未果，倒是在日收到朝阳区法院的传票。郭大山向他提起名誉侵权的诉讼。在党金国缺席审判的情况下，郭大山胜诉（郭接着又欺骗了自己的律师，未支付代理费）。这场旷日持久的骗局在2011年的一场意外中落下帷幕：郭大山被一位曾经的追随者打成重伤，早已妻离子散的郭大山无人照料，最后他老家的弟弟妹妹来到北京租车将郭运回湖南，郭在途中身亡。郭大山并不是曹冰在北京见到的唯一一个骗子。6月22日晚，她回忆起那段经历，说，即使郭大山，也常常上当受骗。2007年12月，为了寻求官方身份，郭大山找到全国高科技产业公关协作委员会执行主任刘仲军，交了10万块钱，在其名下成立了&全国高科技新农村建设发展中心&。全国高科技产业公关协作委员会是全国高技术产业化协作组织（以下简称&全高协&）下面43个二级组织中的一个。全高协谎称是九部委联合成立的协会，2011年5月，被民政部作为非法组织取缔，其负责人李恒光亦被逮捕。&全高协相当于爷爷组织，下面的二级组织相当于儿子组织，再往下的不计其数的委员会、中心等机构则是孙子组织。&曹冰说，当时她看到有不计其数的骗子组织在北京繁衍。&他们自称是发改委、国务院下面的机构，其实一点关系都没有。&官方的身份意味着更多的资源，更大的背景。党金国在追求官方身份的道路上从未止步，一路被骗。日，党金国创办中国新农村建设促进会，自任会长。主管单位是&中国农业产业经济发展协会&。2010年4月，&中国农业产业经济发展协会&的负责人李繁以诈骗罪被捕；2012年1月以诈骗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4年。日，党金国出席中国社会调查所年度总结暨表彰大会，获得&百名突出贡献人物&；并在3月获得&中国社会调查所&颁发的&行业研究员&称号。两次活动，党金国分别缴纳费用5800元和6800元。而日，&中国社会调查所所长&李东民即因诈骗罪被北京一中院判处有期徒刑6年。2010年12月，党金国接到中国三农联合会的&创新发展座谈会暨首届三农春节晚会&的邀请函，称有国家领导人参加。党金国缴纳6800元会费后，发现因涉违法活动，会议已被取缔。党金国向北京公安报案，但最终未能追回会费。权力崇拜者&党中央没有发现我这样一个坚定拥护党中央政策的人。&但党金国很快从被骗中，学习到了骗的技巧。党金国在运作&2010年全国农业产业发展峰会暨农业产业融资策略与项目设计专家指导会&时，在邀请函中声称&中国新农村建设促进会&是注册资金达600万元的社团，并自称由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服务局主管。这种伎俩，显然和骗过他的那些机构如出一辙。而在新农村建设促进会的组建章程中，各个职位和加盟单位也明码标价，会员单位、理事单位、副会长、理事长等职务的年度会费从1000元到10万元不等。目前，新农村建设促进会已在新疆、河北沧州等地设有分会。不过，6月25日，南方周末记者致电刚被党金国任命为中国新农村建设促进会沧州市工作委员会主任的宋金峰，宋表示他没有交一分钱的会费。宋金峰是一名60岁的退休教师，他表示在网上看了党金国《中国农民贫困的原因是什么》一文后，希望能够为农民做一些实事，才申请入会的。&不过这个机构没有在政府备案，工作很不好开展，农民们都不相信我。&&他喜欢出风头，说大话，但他的心地还是善良的。不过你不能相信他，虽然他估计也骗不到什么人。&曹冰这么评价党金国。6月24日，郑州，党金国坐在南方周末记者面前，接受了5小时的专访。此间，有十数个电话打进，党金国逐一回绝。他一会声称&在基层开展反腐败调研&，一会说&正在陪省领导视察工作&，一会又说&正在北京开会&。晚上9点许，一位自称中央媒体记者的电话打进来后，党金国没有挂断。他大声告诉对方，&是呀，我的单位不是官方机构，不是私营机构，是社会机构，但要我去当个副总理，我完全有这个能力，为国效劳，为党中央分忧解难。农民？毛泽东也是农民，我党金国是个农民，但可以当省长，也可以当农业部长，请你为我呼吁。&第二天，在电话中，党金国又提到了这一点，&国家没有给我机会，党中央没有发现我这样一个坚定拥护党中央政策的人。只要这个世界没有发现，中华大地有这么一个农家孩子，为全世界人类的幸福而奋斗，我就要继续奋斗下去。&
最后一“课”：先造假 再毕业
Posted 周五, 2013年 07月 05日 By ChangCe
最后一&课&：先造假 再毕业作者： 南方周末特约撰稿 习宜豪 实习生 杨宝璐 郭琛 南方周末自己刻章&签就业协议&，上淘宝网站购买就业协议，找超市老板两元钱盖一个章子签假就业协议。这成了今年不少应届大学生解决自己就业问题的权变之策。而这些就业协议最终都会成为相关部门统计今年大学生就业率的依据。部分毕业生面临不交就业协议就不许参加论文答辩、不发毕业证学位证的压力。而高校低就业率专业缩招、停招的政策压力，则是个别院系逼着自己学生造假的外在动因。假就业盖一个章收费2元钱。老板透露，仅在5月底，经他盖章的&灵活就业协议&就有两百多份。何光的就业协议是在6月9日晚签的，就在他的宿舍。他和三十多名同学一起与南京一家并不存在的商贸公司签了就业协议。这个协议盖完章后当晚就交给了班长，然后交到辅导员那里。这家商贸公司的&老板&就是何光自己。5月，在学校多次催促上交就业合同后，何光找到一家刻章子的公司，花了130元钱，打算伪造一份就业协议。尽管刻章子花了130元，但实际上何光还小赚了一笔。每盖一个章，他收了同学10元钱的手续费。何光是江苏某工科高校的大四学生。2013年春节过后，何光便开始找工作。3月，他在南京一家手机卖场找到了销售的工作。干了一个月后，工资低，不稳定的销售职业让从小在苏南农村长大的何光觉得&活得没有尊严&。4月份何光便开始准备公务员和银行系统的考试，一连考了几次，&一次笔试也没过&击碎了他关于&出人头地&的任何设想。河南郑州黄河科技学院的大四学生林楠则直接从网上购买了一份就业协议。5月21日，她在淘宝上买到了一份杭州一家医药销售公司的&就业协议&。当天晚上，在外实习的林楠，突然接到班长发的飞信：当晚必须交灵活就业合同（与高校毕业生通用的&三方协议&不同，&普通高校毕业生灵活就业合同&明确注明，&此合同仅限于统计毕业生就业情况使用&）。林楠正在忐忑地琢磨如何造假时，班长告诉林楠，他的协议也是随便找人盖了个章，&学校才不管你去哪里就业，就业协议书上只要有一个红色的公章就可以了，不会调查的&。林楠明白班长所说的&只要有一个红色的公章&是什么意思。这并不是她大学四年来的第一次造假，曾经的暑假实践报告和实习证明，都是这么弄出来的。在淘宝上寻找出售&就业协议&的商户，并不困难。林楠很快锁定一家位于杭州市的淘宝网店。该店称，可办理实习证明、就业证明、失业证明等一切与盖章有关的业务。在支付了100元费用后，她成为了一家医药销售公司的客户经理。最终，她的协议被按时交到了班长手里。洛阳理工学院土木工程系09级毕业生吴叶的就业协议，也是花了一百多元钱买来的。&&和林楠相比更省事&&就是从学校附近的一家超市买来的。5月29日，吴叶去超市买零食，结账的时候，抱着试试的态度问超市老板能不能帮她&签就业协议&。看着她抱着的一堆零食，老板很爽快地为她盖好了章。这一次买零食，一次便解决了三个人的就业。吴叶把自己两个好友的协议，一块央求老板给签了。并不是所有的超市老板都这么没有商业头脑。开封某高校的大四学生公寓楼下的一家超市老板，已经做&盖章生意&好几年了。公寓里住着六千多大学生。由于平时代理缴话费业务，他便刻了一枚通信公司的印章，然后以每盖一个章2元钱的价格收取费用。老板透露，在5月底，经他盖过章的&灵活就业协议&就有两百多份。西安理工大学电气专业的毕业生王林是通过父亲的关系解决了就业协议的。考研失利后，他准备再读一年考西安交通大学本专业的研究生。大学四年他从来没有考虑过工作的事情，因此他将要签协议的事情告诉了家人。王林的父亲曾经是名生意人，很快就帮王林盖了陕西一家知名企业的公章。四川农业大学09级毕业生李承则是以假&应征入伍&的方法，解决了自己的&就业协议&问题。2013年6月中旬，李承依然没有找到单位来签三方协议。他便到&大学生应征网上平台&报名，然后打出了两份表格：《应征毕业生预征对象登记表》和《高校在校生应征入伍学费补偿国家助学贷款代偿申请表》，填好后交给学院的负责人，告诉学校自己&解决就业问题了&。&网上报名填了之后，不需要真的去入伍。不参加体检就行了，学校和部队也不会过问。&李承说。李承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毕业前，班里35个同学，已经签了三方协议的有七八个，读研的也只有四五个，还有两个是假应征入伍的。其他的人最后去向，他并不知情。被逼造假？学生没就业协议，别拿毕业证；学校就业率低，专业减招停招。这是这些大学生们四年的最后一次造假。大二的时候，为了拿到5000元钱的国家励志奖学金，家境富裕的王林到民政局伪造了贫困家庭证明；大四上学期，林楠外出打工赚钱，而并未按学校的要求去实习单位实习，伪造了全部的实习日志。但何光坦言，这一次自己找人刻章造假，也是被学校逼出来的无奈之举。从上大学起，每到毕业季，校园就流传着&找不到工作不准毕业答辩&的说法。2013年6月流言成为现实。按照何光所在学校的规定，&如果在6月10日之前还没有签订三方协议，就不能参加毕业论文答辩&。何光也想过抗拒，&我就是不交，看你能把我怎么样？真敢不让我毕业？&但是一看到班里三十多人的三方协议都盖好章交了，何光最终选择了忍耐和屈服，&胳膊扭不过大腿，我不能拿自己的前途赌博&。何光不愿求人，更不愿让家人知道自己上了4年大学&连个饭碗&都没有，最终何光在网上联系了一家刻章公司，&自食其力&。&没有签署就业协议不能答辩&的学校还包括西南科技大学。有学生告诉南方周末，学校给毕业论文辅导的老师们都下了任务指标，如果到答辩前，导师名下的学生按人头没有交够已经签订好的三方协议，导师就要被罚款。该校的09级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毕业生董丹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她同学的导师就要求：如果没有三方协议，论文和实习报告就无法通过。王林、林楠、吴叶、李承等人所在的学校则是利用毕业证和学位证来要求学生签订就业协议。李承告诉南方周末，三方协议、用人单位接收函、入伍证明，三者有其一，他们的毕业实习学分才能拿到，然后才能修满学分毕业。李承正是以假&入伍证明&的方式取得了自己的毕业证和学位证。王林、林楠、吴叶所在的学校更是直接，&没有就业协议，就没有毕业证、学位证&。王林所在学校的石油特招子弟生们更是陷入了无法逾越的死循环。这些石油子弟们到单位报到时必须有毕业证和学位证才能正式签约；而学校的规定是，必须有三方协议才能颁发毕业证、学位证。所以，这些学生们为了两全其美只能先用一个虚假的协议换回毕业证，然后再改派到实际工作的单位。学校逼迫大学生就业大面积造假的背后是就业率与招生指标挂钩的管理制度。给各个就业率低的学校的警示意义是：在2013年青海省的高校招生中，有150个就业率不高的专业将被实行缓招、限招、停招。2011年11月教育部下发了《关于做好2012年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通知》，对就业率连续两年低于60%的专业，调减招生计划直至停招。2012年11月，教育部《关于做好2013年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通知》要求各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和高校要加强就业状况统计、分析和监测预警，把就业状况作为&招生计划制定、质量评估、经费投入、专业设置、培养方案调整、班子考核等工作的重要依据。&连续两年就业率较低的专业，除个别特殊专业外，应调减招生计划直至停招&。日，南方周末分别致电四川农业大学、西南科技大学核实毕业生就业造假。两校招生就业办公室的负责人均予以否认。&校方没有这样的规定，也有可能个别导师这样要求。&西南科技大学招生办副主任胡小俊说。河南科技大学管理学院电子商务系主任郭献强告诉南方周末，面临史上最难就业季，该校并没有专门要求老师逼迫学生签约，他所在的管理学院也没有明说，&但是我知道有些系说过，必须把三方协议拿回来，不然不给发毕业证。&郭献强说，每个学校都有个就业率的问题，教育部会统计学校就业率。&就业率低的专业要取消招生资格，所以大家都想把就业率做高。我们学校就业率本来就不高，你再不要求学生做一些就业的协议，那就业率不就更低了吗？&&我们老师也只能发发牢骚。老师相对来说不愿作假，但有些部门他在做这个事情，这个压力主要来自校外。老师们倾向于来真的。&郭献强说。假就业知多少不到一个月时间里，该网店的业务成交量已达到20件。并没有具体的数字显示今年的699万毕业生中，到底有多少人签署了假就业协议，但或可从提供假就业协议的商家这里，从侧面窥豹一斑。在淘宝网上，至今依然有多个出售就业协议盖章的网店，价格从80元到200元不等。南方周末与其中一家注册地址显示为广州的网店店主取得了联系。在最近不到一个月时间里，该网店的业务成交量已达到20件，店主还上传了该公司的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以及组织机构代码。7月1日，南方周末从某高校就业网站上下载了一份明确注明仅限于统计毕业生就业情况的《普通高校毕业生灵活就业合同》，填好毕业生信息后发给对方。很快，就业合同的信息被逐项填满并且加盖有一家翻译有限公司的公章，单位的注册地址显示为广州市白云区。为了防止伪造&就业协议&，各个高校的就业协议上均有一栏用人单位的&联系电话&。这一栏要求必须填，以供学校电联核实。而这些出售假就业协议的公司，可谓服务到家。7月2日上午，南方周末以学校就业办老师的身份与合同上留下的人事部门联系人取得联系。报上合同毕业生的姓名和学校后，负责人称该毕业生已到公司上班，&表现很优秀，每个月工资能发三千多块钱&。网店客服人员告诉南方周末，该公司经常找大学生兼职翻译外语，2013年5月份，很多兼职的大学生都希望公司能与其签订一个虚假的三方或灵活就业协议，否则他们就无法顺利毕业。公司老板发现了商机，便兼职在淘宝上开了网店。网店主要为毕业生提供实习证明盖章和就业协议盖章的业务，每份100元钱。根据交易记录显示开店至今的两个月里已售出62份。做起签协议兼职业务的还有一些劳务派遣公司。这些劳务派遣公司甚至将广告做到了大学校园里。广州富禾劳务派遣公司便是众多兼职签协议的公司之一，这家位于广州市天河区珠村某商务中心的公司自称是一家集人力资源引进开发、劳务派遣、就业实习管理为一体的综合性服务单位。公司负责人李先生告诉南方周末，该公司和多所高校的毕业班都建立了合作关系。该负责人说，该公司成立已有十多年了，和大学生签虚假协议是这两年的事情。如果签协议的话，&单人次的话一份150元钱，人数多的话可以按100元一份&，并且也可以&负责配合学校后续的跟踪抽查&。经过一轮造假，并未给何光、李楠、王林、吴叶他们带来什么实际的影响。毕业之后，又回到了原点。7月2日这一天，感觉&没有脸面回家&，何光留在南京郊区的一间阴暗、逼仄的出租屋里，不断地寻找招聘信息；未找到工作的李承回到了家，开心地和同伴们玩着网络游戏；王林在学校附近租了房，在备考2014年的研究生考试。而他们的母校，新的一轮招生宣传已经开始。就像去年一样。（部分受访者为化名）
为领导出书的讲究
Posted 周六, 2013年 07月 06日 By ChangCe
为领导出书的讲究经济观察报
　　　沈念祖 康潇　　近期，两位原中央政治局常委的书一直盘踞于各大网络书店畅销书榜以及诸多媒体图书排行榜的前列。一本是《闲来笔潭》，作者系原中央纪委书记吴官正。这本集随笔、散文、杂记、小说、对谈等多种体裁形式文章的合集，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发行45万册。同时，原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退休后推出的第四部著作《看法与说法》，销量也已超过20万册。　　著书立作的文人与治国理政的官员这两重身份越来越多地发生交集，让被称作夕阳产业的出版界看到商机。为首长出书，抢占&红色&出版物市场，成为出版社重振雄风的强心剂。　　&老大哥&人民出版社　　谈到给首长出书，业内业外第一反应还是人民出版社。&领导人出书日趋开放，但把关还是很严格，出版是项政治活动，这个基调没有变。&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研究院执行副院长毛寿龙说。　　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原新闻出版署联合发布了《关于对描写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的出版物加强管理的规定》。规定与&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有关的书籍限由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中国青年出版社、解放军出版社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出版社出版，其他出版社一律不得安排出版。　　这为上述出版社的垄断式发展提供了空间。比如，《朱镕基答记者问》和吴官正的《正道直行&&党风廉政建设的实践与思考》由人民出版社出版；江泽民的《论中国信息技术产业发展》、李岚清的《突围&&国门初开的岁月》、尉健行的《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贺国强的《新世纪(8.74,-0.33,-3.64%)：闽港经济合作研究》，则由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　　作为给官员出书的&老大哥&，人民出版社专门设置了政治编辑室，从今年开始这个编辑室又划分了两个部，一部专门负责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中央文件的出版。　　《闲来笔潭》的责任编辑、人民出版社政治编辑一部主任张振明称，官员书籍和学术著作是人民出版社的&两条腿&，但最主要特色还是给官员出书。他们出书主要聚焦省部级以上官员，特别是国家领导人。除了完成组织交付的政治任务，比如出毛选、邓选之外，还可以有一些&自选动作&，可以主动向领导人约书。　　&朱镕基、乔石、吴官正都是我们主动去联系的，当然领导也认可我们。&张振明说。长期给领导人出书确实为人民出版社积累了天然的优势。基本上，如果官员出书，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人民出版社。　　在出版业日益不景气的情况下，&首长&出书却逆市上扬。尽管一些地方出台了相关规定，官员出书不得在出版物上挂署党政职务头衔，但官员身份对销售的影响力依然强大。　　张振明介绍说，一般的学术书籍5000册起印已经算是卖得好了，但官员出书，首印数就在5万以上。一些受人尊敬的国家领导人出书，起印数就是几十万。　　《朱镕基答记者问》这部书收录了朱镕基在担任国务院副总理、总理期间回答中外记者提问和在境外发表的部分演讲。该书首印就有20万到30万册，如今这本书的销量已达上百万册。　　对出版社而言，出版国家领导人的著作除可观的经济效益，还能极大地提升自身品牌，一些有实力的出版社常主动争取&机会&，对疲乏的图书市场这显然是一针强心剂。　　新力量　　国家领导人和其他高级领导干部个人书稿的出版，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逐步放开。相较于过去常以&集体智慧结晶&面目出现，近10年来，领导人出书的体裁逐渐走向多元，这也为名单外的出版社抢占红色出版市场提供可能。　　很多出版社想从&老大哥&手里分一杯羹。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清华大学出版社、三联出版社、中华书局、科技出版社等都抓住机会，在首长们的书著上打上自己的logo。　　2005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社长贺耀敏得知李瑞环正在编辑一套哲学方面的著作，便向李瑞环表达了出版愿望，并将该社曾经出版的《亚里士多德全集》等哲学著作送给他。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的哲学力量一直非常强，尤其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哲学著作的出版，一直是其突出的特色，再加上中国人民大学的哲学专家们与李办负责编书的工作人员沟通得比较好，占得天时地利人和，李瑞环退休后的第一部著作《学哲学 用哲学》最终选在人大出版社出版发行。　　在为李瑞环出了第一本书后，人民大学出版社顺理成章&争夺&到了李随后的两部著作。2007年出版了《辩证法随谈》，2010年出版了《务实求理》。加上此前出版的《学哲学用哲学》，三本著作累计销量近170余万册。　　今年，人大出版社又出版了李瑞环的新作《看法与说法》。　　至今，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已经承接了李瑞环、李铁映、成思危、陈锦华、梁衡、叶小文、陈健、吴建民等多位国家领导人和高级领导干部的书稿出版。　　另外，那些隶属于退休官员曾分管过的系统之下的出版社，也抢占了先机。曾经主抓教育的李岚清，退休后先后写了《李岚清音乐笔谈&&欧洲经典音乐部分》、《李岚清中国近现代音乐笔谈》等书，都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李鹏日记因为分属不同行业，则交给不同主管单位的下设出版社出版，《电力要先行&&李鹏电力日记》由中国电力出版社出版，《众志绘宏图&&李鹏三峡日记》由中国三峡出版社出版，都能分到一杯羹；尉健行《工会的基本职责》则由中国工人出版社出版。　　对于大学出版社来说，打好母校牌也是获得首长出书机会的重要办法。例如：江泽民的学术专著《中国能源问题研究》和译著《机械制造厂电能的合理使用》由其母校上海交通大学[微博]出版社出版。　　此外，抓住时机，毛遂自荐也是不错的方式。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之所以能获得《李岚清教育访谈录》英文版的出版权，就是源于在全国英语教学研讨会上跟李岚清直接邀约。　　当然，承接到高层书稿的出版业务也并非&一劳永逸&。比如原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委员会主席成思危，书稿长期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从2001年至今，成思危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了《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研究》（第一集、第二集、第三集），还有《成思危论金融改革》、《成思危论风险投资》等。不过，等到2012年成思危写下《美国金融危机：分析和启示》时，出版社换成了科学出版社。　　也有&势均力敌&、&难分高下&的时候，这时出版社一般会选择合作出版。例如，由中共中央政法委员会主管、中央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办公室主办的中国长安[微博]出版社就获得了与人民出版社联合出版《乔石谈民主与法制》的资格，乔石曾担任这两个政法部门的书记和主任。　　张振明表示，联合出版有利于各自发挥优势，人民出版社有为领导人出书的传统品牌优势，而一些部委机关出版社的加盟，则有利于图书在该系统的发行推广工作。　　低调是铁原则　　尽管竞争激烈，但是除了人民出版社会&大张旗鼓&地称自己是以给领导人出书为特色外，其他为高级领导干部出书的出版社都显得格外低调。　　现任黑龙江省军区党委第一书记、原黑龙江省委书记吉炳轩有多本文学作品，先后在中华书局和三联出版社出版。中华书局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负责人表示，他们没有将吉炳轩当作官员看待，只当作普通作者，认为他文笔好，作品有思想，与中华书局品牌契合，才出版他的著作。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市场部刘渝也表示：&我们很多作者有政治职务，但是，首先他是一个作者。&尽管目前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为不少领导干部出了书，但是从宣传来说，并没有形成一条专门的产品线。　　主抓政治读物出版的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政治与公共管理分社社长郭晓明拒绝接受一切媒体采访。他表示，之所以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能给越来越多的领导人出书，是因为工作作风好、信用好，用心为他们服务。　　新华出版社总编辑室则表示，没有作者的同意，该出版社不会透露与出版相关的任何信息。人民文学出版社则称，他们更注重作品的文学价值，不会特别为领导干部出书。　　尽管这些带有文人气质的出版社都愿意突出书籍本身而模糊作者的领导干部身份，但是却无法掩盖这些作者出书对于出版行业的利好。
揭秘退休领导人出书: 需要成立文稿编辑小组
Posted 周六, 2013年 07月 06日 By ChangCe
揭秘退休领导人出书: 需要成立文稿编辑小组从工作文稿到&文艺作品&，中国&前国家领导人&出书越来越贴近读者，生动有趣。至于送审时间，据张振明介绍，《闲来笔潭》因为不涉及工作文稿，报送中共中央办公厅后直接获批。从工作文稿到&文艺作品&，中国&前国家领导人&出书越来越贴近读者，生动有趣。这些图书将在某种意义上为中国的当代政治留下历史注脚东方网5月27日消息：&我穿此袍十多年，业精于勤苦当甜。你无点墨靠送钱，编制关系滥用权。贪污受贿骨头贱，常说假话上下骗。道德败坏天人怨，判刑坐牢退民田。&这首名为《良官骂贪官》的诗出自前中纪委书记吴官正的新书《闲来笔潭》。与之前出版的三本工作文稿不同，吴官正的这本新书被称作&政治家写的文艺作品&。除了人生经历、工作回忆和读书感悟，读者还能读到吴官正原创的&小小说&。该书责任编辑、人民出版社政治编辑一部主任张振明说，退休后，吴官正将&闲时走走、看看、想想、议议&的所得写满了四十余册笔记本，成了《闲来笔潭》一书的原始素材。配上四十余幅自学的铅笔插画，生动而&有趣&。从工作文稿到&文艺作品&，中国&前国家领导人&出书越来越生动有趣，越来越贴近读者，而过去要求严格的送审程序也发生了一些细微的变化。从政论文集到文艺作品相较于过去常以&集体智慧结晶&面目出现的中共领导人文选，近年来前国家领导人出书的体裁逐渐走向多元。从已公开出版的书目看，政论文集和工作文稿仍是前国家领导人出书的主要形式。这类作品选取他们在任期间的工作讲话、文章、书信和批示集结成册，对领导人的从政生涯进行官方性质的梳理。以领导人名字加&选集&(&文选&&文集&)命名，以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名义编辑、人民出版社出版是这类书籍的最高规格。除了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等中共老一代领导人，新世纪以来只有前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出版过《江泽民文选》。《朱基答记者问》对文集的形式进行了新的探索。这部书收录了朱基在担任国务院副总理、总理期间回答中外记者提问和在境外发表的部分演讲。2003年春，李岚清退休后，有人建议他出版文集，但李岚清否定了这一提议，改为访谈形式。&当时，国务院办公厅已将我的报告、文章、批件、会议记录等整理成册，洋洋数百万言&&时过境迁，对时代背景不太清楚的同志未必能看得明白，再过若干年甚至可能变成&古董&。&李岚清在《李岚清教育访谈录》一书前言中如此解释。与卸任的西方政要相比，中国前国家领导人出书往往低调。不过，西方政要决策回忆录的体裁逐渐得到了他们的青睐。《众志绘宏图李鹏三峡日记》被认为是中国总理的第一本专题性回忆录。此后李鹏先后推出了五本日记体著作，涉及核电、电力、人大、经济和外交等领域，带有明显的&自我述职&色彩。此类作品中颇具代表性的还有《杨尚昆日记》和钱其琛的《外交十记》，后者从参与者的视角回顾了从上世纪80年代始到新世纪初20多年中国的外交风云。抛开政治题材、回归专业背景和兴趣爱好也是卸任领导人出书的一大趋势。如江泽民出版了两部学术著作《论中国信息技术产业发展》和《中国能源问题研究》。退休后的李岚清以&不涉政务&自律，醉心于研究经典音乐和书法篆刻，先后出版了《李岚清音乐笔谈欧洲经典音乐部分》《原来篆刻这么有趣》《李岚清中国近现代音乐笔谈》等作品。在张振明看来，吴官正的《闲来笔潭》不同以往，是卸任领导人著作里具有开新意义的一本。从这本&原汁原味&的文艺作品中可以窥见卸任领导人出书个性化和风格化走向。&文稿小组&和&出版社&对于出书的初衷，许多前国家领导人是为了&向人民汇报工作&。李岚清在其《教育访谈录》前言中提到，&谈谈我在国务院工作的一些经历和体会，让读者了解国家公共政策和重要决策的形成过程&。按照惯例，前国家领导人出书需要成立文稿编辑小组，有时会向自己原来分管的部门借调人员。文稿小组的成立，亦需中共中央办公厅批准。《李岚清教育访谈录》一书同样成立了一个四人采编小组，成员有原《人民日报》教育编辑组组长毕全忠和长期跟随李岚清跑教育新闻的前新华社记者尹鸿祝等人。整个编辑过程标准高、要求极严。尹鸿祝说，《李岚清教育访谈录》的编辑过程中，采编小组要用铅笔将修改意见圈勾出来，不允许用其他的笔，不能直接把原文划掉。李岚清本人先后与采编小组就修订意见面谈了十余次，局部修改不算，全面的修改稿就有6次。&现在有些变化，尤其是一些个人化的东西，就没必要搞文稿小组，因为也不牵涉工作上的事情，&张振明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闲来笔潭》一书的编辑工作主要由中共中央办公厅有关部门负责，几位人民出版社的编辑也参与其中。此外，前国家领导人作品编辑亦有严格的保密制度。&到了这个级别的领导，作品在公开发表之前都是机密件。特别是工作文稿，牵扯到一些工作秘密。&张振明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排版用的电脑、整个交接手续都是按机密件来管理。&出版社的选择也有相当严格的规定。根据中共中央宣传部、原新闻出版署1990年联合发布的《关于对描写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的出版物加强管理的规定》，只有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中国青年出版社、解放军出版社等少数几家出版社才有资格出版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的出版物。随着领导人的书逐渐专业化和个性化，出版社的限制也开始放宽，相关专业领域的权威出版社也获得了一些机会。如江泽民的学术专著《中国能源问题研究》由其母校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李瑞环的《学哲学用哲学》则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除了专业以外，一些前领导人也会选择曾任职部门下属的出版社。例如，由中共中央政法委员会主管、中央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办公室主办的中国长安出版社就获得了与人民出版社联合出版《乔石谈民主与法制》的资格，乔石曾担任这两个政法部门的书记和主任。对出版社而言，出版国家领导人的著作除了可观的经济效益，还能极大地提升自身品牌，一些有实力出版社经常主动争取&机会&。例如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获得《李岚清教育访谈录》英文版的出版权，源于在全国英语教学研讨会上跟李岚清直接邀约。报批与送审在中国，一本书的问世首先要依据《出版管理条例》报省一级新闻出版局审批，获批后还须报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备案。前国家领导人的书也不能免俗，甚至更加严格。据张振明介绍，副国级以上领导人出书，都需要报告中共中央办公厅。按照立项规定，一般存在两种方式：一是领导人本人跟中央立项，一是正常的送审报批手续。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副社长徐建中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李岚清教育访谈录》英文版报批时走的是重大选题备案程序，即外研社向当时的新闻出版总署专题申报备案。选题的通过并不意味着一本书可以顺利面世，送审也是十分关键的一环。一般图书由新闻出版总署决定送哪个部门审阅，而中共和国家领导人的书则由中共中央办公厅根据内容决定是否需要送给某一个或者某几个部门审阅，张振明说。送审部门的回复意见主要包括两种，一是解密问题，即某些未解密文件不适合公开出版。另一种则是个别文字内容上的调整。&最后一般由中办来出一个意见给总署，总署再按中办的意见，给出版社一个正式的函这个书是能出，修改后能出，还是不能出。&张振明说。李瑞环新书《看法与说法》的编辑对媒体介绍，该书送审本报送中央后，曾被分别送给多个机构审定，所有部门均作出书面回复意见。除了一般的审批流程，中共中央办公厅及在任国家领导人有时还会对书稿进行最后的审定，具体工作连编辑小组也无从知晓。据毕全忠回忆，《李岚清教育访谈录》初稿完成之后，采编小组征求了包括江泽民、李鹏、朱基、胡锦涛等当时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意见。意见反馈有的是书面回复，有的是当面沟通。至于送审时间，据张振明介绍，《闲来笔潭》因为不涉及工作文稿，报送中共中央办公厅后直接获批。外研社副社长徐建中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因为《李岚清教育访谈录》中文版已在国内出版，外文版的送审过程很顺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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