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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研究员张俊伟
研究报告开展研究的背景是发展阶段的转换，一我们已经连续实现三十多年10%以上的高速增长，实现中国经济增长奇迹。另一方面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也使发展进入一个新的阶段，面临一系列新的问题。包括人口结构的变化、劳动力成本的上升，传统的竞争优势有所削弱以及资源环境生态约束有所加强等方面。发展中心也包括我们都认为，处在高速经济增长阶段向中高速增长阶段转换的一个关键时期，在发展阶段的转换对宏观调控带来一系列新的挑战，这在财政方面、货币政策方面都有表现。
在财政方面的表现主要由两个方面。随着发展的变化财政收入高速增长的局面已经结束，但财政支出特别是07年到2012年我们看到在民生、社会保障、科技教育方面的投入增长速度非常快，这就导致我们的支出呈现刚性增长的状态，这就使得财政收支的压力明显加大，财政面临持续扩展的压力。这就使得财政下一步实行积极财政性政策的空间明显受到压缩。地方政府债务快速增长，据统计2013年6月底地方政府直接债务已经达到10.88万亿元的水平，近几年地方政府债务研究增长超过20%，增长速度非常快，这也给我们财政政策增添了一系列的变数。
从货币政策的角度来看也有两个比较明显的挑战，一个是利率市场化步伐明显加快，我们的金融创新速度非常快，导致大量的资金流通已经离开传统银行资产负债表，导致货币流通结构出现变化，使得传统的货币政策经验明显下降。汇率市场化步伐也在加快，随着汇率市场化和资本跨国流动速度的加快，就使得我们面临在开放条件下怎么平衡货币政策的问题。在开放条件下、资本自由流动条件下要么是独立的货币政策，必须放弃对利率的管制，如果有了稳定的汇率，不可能有独立的货币政策，这是我们当前货币管理上面临的一个难题。还有一个挑战，我们现在经济增长速度换挡面临国际环境和我们在前十年面临的国际局面也有所不同。国际上目前主要的发达经济体虽然逐渐摆脱次贷危机的影响，但各有各的难题，现在整个世界经济的复苏相对来说是乏力的，这是我们和过去面临不同的局面。
课题组考察过去十年财政货币制度操作，过去三十年经济有三个比较明显的周期，过去三十年恰好是比较完整的周期，对过去比较完整的经济周期政策考察，我们总体上认为，我们这么操作基本上契合不同的发展阶段，在经济运行周期不同阶段稳定经济运行的内在要求，体现不同政策的特点，实际操作过程中也存在一系列的不足。比如说政策的力度不够恰当，经济快速增长的时候该收缩的时候收缩的力度不够，政策审计也不是很科学，过去十年政府、银行、大企业的铁三角关系更加强化，中国特色更加明显的时期，这样一个特殊的结构，政治结构、经济结构使得我们不可能照搬成熟市场经济国家宏观调控的经验，他的独特性使得我们在防危机的过程中，使得平衡经济增长防危机措施很快演化成投资的大跃进，带来新一波的过热，这是第二个问题。第三个问题是政策操作灵活性不高，物价上涨3%是我们进入货币金融操作的一个门槛，超过3%就使用紧缩性的货币政策，实际上因为发展的变化，又因为我们处在工业化过程的中期阶段，是大规模投资导致快速的技术进步，使得整体上物价水平在比较低的水平中运行。如果延续3%的宏观调控的门槛，使得我们货币政策整体上有偏松的倾向。
在这基础上课题组考察日本韩国转换时期货币经济的操作，同时对当前世界经济和我们国家热点经济问题进行探讨，在这个问题上对下一步完善货币财政制度的操作提出我们的建议和看法。
第一政策目标要实现区间化，使宏观调控最小化。对于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这两个最主要的经济指标都要设置上限和下限，在区域之内进行运行保持政策的稳定，使得我们的宏观调控最小化，有利于市场传递稳定的信号。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为产业结构升级创造良好的环境。
第二根据不同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等各方面的因素综合考虑，在此基础上搭配货币财政政策工具来保持宏观经济运行的稳定。在进行政策搭配的时候，坚持以下几个原则。
1，政策效应配合要有严格的限制，效果有所不同，时间、期限都有所不一样，综合搭配取得更好的效果。
2，需求管理与供给改善相结合的原则。需求管理是宏观经济管理最主要的方面，但因为我们处在特殊的发展阶段，从高速经济增长向中速经济增长转换的一个特殊时期，在改善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来自强经济活力、保持经济稳定运行方面，供给面的潜力也非常大，主张实行需求管理与供给改善相结合的原则。
3，实行政策的规则性和先期抉择相协调的原则。大家谈宏观调控大家强调先期抉择比较多，但现在主要是提到政策规则，强调政策要有可预期性，这个着眼点为市场机制发挥作用，为产业结构升级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4，实行总量调节与结构调节相结合的原则。
第三个建议，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都要更加体现规则的特点，自由采量型专项规则操作转变，货币政策在报告中讨论了弗里德曼规则，但没有得出一个明确的答案，我个人经过思考感觉采取经过通货膨胀的货币框架是比较切合中国实际。财政政策方面一是要建立统一的预算，建立统一预算，提高政府透明度、财政透明度，抬高财政政策的可预测性，另外坚持环境规则，特别是地方政府债务只能用于基础设施建设，不能用于弥补经济性收支的差距。
第四个建议，提出要完善财政决策机制，在货币政策做实货币政策委员会，使得货币政策委员会成为真正的决策机构而不是政策建议机构。实行财政委员会，要改变既把财政两张皮的现象，同时提高财政政策的可预期性。
第五个建议，加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斜街领域的管理，主要是加强财政性存款、外汇储备和国债市场的管理，提高政策的协调水平。
（摘自首届&国研智库论坛2014&年会）图文：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研究部部长余斌_会议讲座_新浪财经_新浪网
图文：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研究部部长余斌
　　日，“第六届中国经济增长与经济安全战略论坛”在北京举行。图为第六届中国经济增长与经济安全战略论坛现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研究部部长余斌演讲。（来源：新浪网 胡秀岩 摄）
　　日，第六届中国经济增长与经济安全战略论坛在北京大学英杰交流中心阳光大厅召开，会议由北京大学经济学院，中国国际战略研究基金会，深圳市东方华尔街教育服务有限公司主办，长城伟业期货有限公司承办。此次论坛主题为“世界格局演变与中国复兴之路”。
　　图为：第六届中国经济增长与经济安全战略论坛现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研究部部长余斌演讲。
　　以下为实录：
　　余斌：本来没打算讲这个题目，本来打算把这个题目留给李连仲部长的，但是他有会讲不了，所以我还是讲讲这个形式以及对2010年经济发展的看法。之所以不打算讲这个题目，是因为社会上传播这一句话，因为有经济学家的经济预报，天气预报就变得准确的多了。所以我们经济学家对经济发展预测很少有对的时候，所以我不太愿意讲这个题目。
　　跟大家讲三个方面的问题。第一个，2009连经济增长将超过8%，现在看这个问题几乎是没有疑义。但是在一年以前，三月份两会的时候，我们提出2009年中国经济增长预期目标为8%的时候，很少有人认为今年经济增长可以达到这么高的水平。三月份“两会”结束以后，我们研究中心举办的经济发展高层论坛，国际上很多知名专家都说，本来认为2009年中国经济增长达到7%左右就不错了，其中一个学者认为，中国在如此不利的国际环境下，把09年经济增长目标设定为8%，一定是搞错了，他认为09年中国经济增长只有5%。
　　为什么今年我们能很快的使经济在全球普遍低迷的情况下快速复苏，而且全年经济增长大概会超过8%的水平，我们在经济增长动力大概有这么两个因素。我们有一揽子的经济刺激计划，这一揽子经济刺激计划的效应逐步显现，推动了投资和居民消费的增长。第二个原因，是市场的驱动。经济增长从2007年下半年开始，经过连续7个季度的滑坡之后，我们从二季度开始，经济增长明显反弹。
　　我这里列出了07、08、09年连续三年中国经济季度增长的情况，我认为这一种数据十分重要，为什么说它十分重要？是因为这一组数据说明了两个很基本的问题。第一个问题，前一个时期中国经济滑坡的原因是什么？很多人认为这不是问题，主要是因为经济危机的蔓延造成了中国经济增长的下降，把中国经济增长下降原因归结为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产生的冲击。我认为这个观点是不对的。我们从这个数据可以看出，这一轮经济增长过程当中最高点出现在2007年二季度，2007年二季度当季增长是2.8%，经济增长从07年3季度开始转入下降，当中国经济增长在三季度转入下降的时候，美国次贷危机还没有发生，所以把这个原因归结为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增长产生的影响，我认为是不对的。
　　中国经济增长在持续了连续五年的高速增长之后，从07年3季度转入周期性下降阶段。当经济增长持续下降到08年3季度的时候，国际金融危机的发生和蔓延，加剧了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滑坡的步伐。我们从这个数据可以明显看出，中国经济在08年3季度以后增长速度滑坡的步伐明显加快。到今年一季度，经济增长6.1%，达到底部。所以我认为这一轮经济增长逐步回落，首先是经济运行的周期性规律所决定的。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影响加剧了滑坡的步伐，而不是初始或者根本原因。这是这组数据说明的第一个问题。
　　这组数据说明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们看未来经济增长，3季度达到8.9%，4季度会怎么样？或者更长时间内会怎么样？我们从这个数据当中可以看出，由于中国GDP增长同比下滑，当3季度呈现大幅度滑坡的时候，为我们今后的经济增长奠定了一个非常好的基础，今年3季度经济增长是9%，4季度我认为会达到10%甚至更高的水平，因为4季度我们面临是08年的4季度只有6.8%的增长。那么明年1季度我认为会达到更高的水平。
　　值得注意的是，经济增长短期大幅度的上升，并不能说明支撑中国经济增长的因素在增加，动力在增速。只是统计方面的原因，只是过去统计的基数比较低带来的。
　　具体的说，从2季度以后，中国经济增长的同时，我认为我们可以从三大需求的角度看，一个是投资持续高速增长，在这个过程当中，除了政府投资比较集中的铁、工、汽之外，房地产和汽车是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两个方面，他的投资的提升是回升的主要方面。
　　从企业来看，个体经营企业的投资高速增长，外商投资也出现了大幅度增长的趋势。这对于整个中国投资的增长产生了很好的作用。
　　第二个方面，消费增长达到历史最高水平，这实际上是存在问题的。通常情况下，经济危机和经济调整对影响居民的就业，从而对消费增长产生影响，这是经济学基本原理告诉我们的。当金融危机来临的时候，会引起人们对未来就业和收入产生悲观的预期，从而减少消费。实际上，在这次金融危机过程当中，无论是美国还是欧盟这些国家的消费都出现了相当幅度的下降。中国的情况不一样，一到十月份，中国消费品销售总额增长15.3%，实际增长超过17%，这是改革开放30年以来中国消费最高增幅。为什么中国经济增长逐步下降，而我们在调整过程当中，消费增长会达到历史最高水平呢？
　　我认为这里面原因是，在储蓄率较高的情况之下，居民消费受短期变化的影响产生的，可能前一个时期，你的奖金有所减少，但是你不会因为短期收入变化改变你长期形成的消费行为呢？我认为在高储蓄的支撑之下，居民消费受短期收入变化影响比较小。另外，我们的政策，家乡下乡，汽车下乡，以及首次购买住房的税率政策，也刺激了消费。
　　第三，出口产品国际市场份额稳中有升，我们出口下降20.5%，但是我们到美国和欧盟的产品，占比重反而是提高了，因为这些都是日用品，而不是奢侈品。
　　我们总结一下，我们政府增加投资，用政府增加投资的办法减少出口下降对中国经济产生的影响，这叫“第一次接替”。二季度经济增长回声表明这一次接替是成功的，中国是一个大国，中国经济增长不可能长期依赖与政府投资拉动，所以存在二次接替，就是市场驱动的企业投资和居民消费接替政府的投资扩张。三季度的持续回声表明第二次接替逐步形成，并且为下一次的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总体而言，三季度以来，中国经济回升的稳定性和可持续行明显增长，宏观调控取得很好的成果。我们预计09年下半年经济增长超过9%，三季度高于8%，四季度将达到10%。所以全年经济增长应该高于8%的预期目标，我们预计达到8.5%左右，这是对当前经济运行状况的解释。
　　那么我们关心的问题是，明年会怎么样？2010年中国经济会保持今年二季度以来持续回声的良好局面吗？我们认为2010年中国经济的内外环境好于今年。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首先看国内环境，这是一个引起很多人关注的问题，经济已经大幅度回升了，明年政府宏观经济政策是不是要进行重大调整？我认为从当前情况来看，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并不存在重大调整的可能，我说的是重大调整，微调是可能的，重大调整可能性并不存在。所以我认为2010年中国政府应当继续保持宏观经济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
　　为什么这么讲？今年新开通的众多投资项目，铁路、公路、机场，都是中长期的大型项目，这些项目一年肯定是搞不好的，建设和投资的周期很长，对资金的需求是一个持续的过程，比如铁路，你今年可能只是完成了规划或者土地拆迁，大规模的投资可能发生在明年甚至后年，为了保障这些项目对资金的需求，保障这些项目的正常运转，我们必须给这些项目提供持续的资金供给，所以货币政策不太可能做重大的调整。
　　同时，根据四万亿刺激计划的安排，中国不同于发达国家，无论是美国、欧盟还是日本，在他的刺激计划当中，政府资金投入的重点，往往安排在2009年，是因为这些国家受国际金融危机的直接影响，大量金融机构和企业陷入困境，为了救助这些陷入危机的金融机构和企业，政府在2009年动用了大量资金保证他们的正常运营。
　　中国并没有受到国际金融危机的直接影响，我们的金融机构和大型企业基本都是稳定的，所以中国在四万亿经济刺激计划安排当中，实际上我们重点是在2010，所谓四万亿经济刺激计划可能很多人不太理解，这是政府在年当中政府累计新增投资一万亿，大约带起周边的经济效益是一比三，加起来是四万亿。所以从总体上来讲，2010年，政府宏观经济政策并不存在重大调整的可能。但是我们保证连续性和稳定性的同时，要根据国内外形势的变化，为政策调整留有一定的余地，这是必要的。
　　从国际环境来看，继日本、德国和法国在第二季度出现正增长后，美国第三季度实现单季正增长。全球恢复性增长已经开始，绝大多数人认为，后经济时代经济会低迷，甚至出现下浮，但是总体上讲，2010年，世界主要经济将由今年负增长转为正增长，我国出口市场预期将会明显好转。我们预计2009年全年出口负增长17%左右，明年我们有望实现8%到10%的正增长，出口的增长由负转正，对中国经济来说，拉动作用发现明显变化，内外环境将会发生很多变化。
　　那么是不是说2010年就一定会很好呢？我不这么认为。我看到2010年中国经济发展内外环境总体上好于今年的同时，我认为2010年经济发展会面临一系列的风险和挑战，这些风险和挑战主要来自于这么七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房地产市场稳定发展。今年三月份以后，房地产投资的大幅度增长，房地产市场形势的急剧好转，对三月份以后中国经济的回升发挥了重要作用。房地产与国民经济之间是高度关联的产业，房地产行业占中国GDP的6.6%，占中国投资的比重四分之一，房地产直接相关的产业达到60个，所以房地产业在2010年能否保持稳定发展，将会对2010年的中国经济产生直接的影响。
　　现在很多人说，中国房地产市场已经出现泡沫，我认为由于中国是一个大国，由于中国地区发展很不平衡，中国房地产市场的区域性特征非常明显，北京、深圳、上海的情况并不能代表全国，所以我不认为我们可以用泡沫这样简单概念来概括中国房地产市场。只是我们认为房地产市场在如此短时期之内，大幅度过快增长，会埋下一些隐患，未来走向也存在一些不确定性，需要引起关注。
　　第二，消费需求的增速下降。我们认为，今年消费的增长达到历史最高水平。明年一方面政府对消费的一系列刺激政策，即使保持不变，政策的经济效益也会逐步减弱。今年你告诉农民买彩电、冰箱、洗衣机有13%的优惠，很多人就买了。明年即使维持这样的政策，所带来的消费增量也是下降的。
　　第二，制约消费增长的一系列因素并没有变化。制约消费增长的因素，一个是老百姓手里有没有钱的问题，一个是有钱敢不敢花的问题。这两个问题短期内都不可能解决。比如，老百姓手里没有钱，你就要改变这个收入的比重，让老百姓收入提高，这显然不是简单的问题，你要让老百姓收入占国民收入比重高，要么意味着企业收入下降，要么让政府收入下降。如果让企业的比重下降，将会有更少的人愿意投资兴办企业，因为在中国投资制度不是很完善的情况下，办一个企业是很困难的。如果让政府比重下降行不行呢？中国一方面承担着基础设施的任务，另一方面也承担着向人民提供社会保障的支撑。如果让政府比重下降，在这两个工作会打折扣，对于中国经济未来有影响。所以表面上看这个问题很简单，但实际上很难的。
　　今年“两会”结束，温家宝总理举行过一个座谈会，主要就中国经济问题征求外方专家意见，怎么提高老百姓的收入水平？有一个非常有名的经济学家史帝夫，他的回答是，我有两个基本办法，第一个办法，充分发挥工会的作用，实际上市场经济国家工会代表工人跟资本家谈判，为劳动者谋取更多更好的利益，但是中国现在情况下，有没有可能让工会承担如此大的责任呢？我认为是不可行的。他说还有第二个办法，增加劳动力需求，因为劳动力价格取决于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关系，你只有增加劳动力需求，劳动力价格才有可能涨，中国有13亿人口，这个供求关系短期内怎么可能改善。
　　另一方面，老百姓不敢花钱，因为我们养老、医疗保障制度不健全，所以老百姓需要存钱，这也不是短期内可以解决的问题。
　　第三，投资大幅度增长产生的金融风险。在拉动经济复苏过程当中，政府增加投资发挥了重要作用，但问题是，如果在政府投资这些项目当中，出现了一些经济效益比较差，社会效益也比较差的项目，依然会影响这些项目，尤其是在地方政府投资兴办的项目当中，这样项目既没有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项目，我们也认为很难避免。由此为下一阶段不良资产比重提高有所影响。
　　第四，宽松的货币政策与通货膨胀压力。
　　第五，美元贬值与大宗商品价格上涨。美元贬值我认为不是一路下行，因为对美国政府来说，并不是贬值幅度大他的利益就高。因为一旦美元贬值，像中国这样拥有大量外汇的国家，会减少持有美元，那么他们的经济力量就会减弱，所以美国一定会在贬值升值当中反复的这样。
　　第六，人民币升值压力问题。由于美元贬值，人民币主要兑美元，那么人民币对日元、欧元就相应升值，所以贸易摩擦不断，我相信我们未来一定会面临越来越多的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一旦人民币升值过大，会对中国庞大的出口导向型产业产生影响，如果小幅度的方式，必将带来更多资本进入中国，炒作人民币汇率，会对中国金融市场稳定带来影响，所以我们处在两难的境地。
　　第七，贸易保护主义与贸易摩擦。我们反思国际金融危机产生的原因，我们得出这几个结论，美国人认为金融危机产生影响之大，是因为没有制造业作为支撑，是很难成为一个经济体的，所以他们反思，美国应该成为制造业的强国，所以金融保护主义，贸易保护主义一定会盛行，利益全球化的趋势将在全球蔓延，这将不利于中国2010年外贸出口和中国经济的增长。
　　第三，通胀压力值得重视。实际上我们讨论2010年中国面临通胀压力的时候，大概是这么三种看法。
　　第一种，2010年中国不存在通胀压力，物价走势尽管会由负变正，通缩时代会结束，但是物价一定会在相对比较定的水平，比如2%或者3%以下。为什么呢？由于我们目前存在大量产能过剩，表明我们工业制造业供给大于需求，压制了价格上涨。另外，粮食丰收，供给能力增强，所以我们看不到价格上涨的表现，通胀不会发生。
　　第二种观点认为，2010年，即便出现一定的物价上涨，也不值得重视，在过去30年中，中国物价最高丈夫发生在1994年，当年CPI的涨幅21.4%，经过这么多年发展，老百姓收入水平大幅度提高，通胀的承受能力明显增强，涨一点也没有关系，这是第二种。
　　第三种看法认为，通胀应当引起重视，我支持第三种看法。尽管我们现在很难确定2010年物价涨幅会达到什么样的程度，但是我们认为这个问题应当引起重视，在宏观经济政策上应该早做准备。
　　为什么说2010年物价涨幅存在不确定性呢？我们认为主要是这么三个问题很难给出明确的答案。
　　第一个，货币向物价的传导速度。我们过去只是知道在供不应求环境之下，会带来物价上涨。所以很多人说M1增长超过M2，一定会带来通胀，通胀是一种货币现象。但是我们今天从面临的国际国内环境已经明显不同了，在存在着供大于求的压力情况下，货币供应量的快速增长，新增贷款规模接近十万亿的水平，对物价究竟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在传导和方式，传导和速度上跟过去相比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我们有待于观察。
　　第二，美元贬值及大宗商品价格上升的程度。美国在2010年究竟会出现多大幅度的贬值？对国际市场大宗商品价格会产生多大的作用？我们认为很难给出一个明确的看法，因为国际市场大宗商品的价格，除了取决于基本的供求关系，他们认为大宗商品价格上升是取决于新兴市场国家对石油这些原料的需求增加，实际上大宗商品价格是国际投机资本炒作的重点，所以我们很难对这种价格，汇率，贬值幅度作出预测。
　　第三，资金转移及热钱流动的速度和规模。今年以来，尤其是中国经济在全球普遍低迷的情况下率先复苏，带来大量国际资本的流入。明年无论是美国、欧盟、日本，经济相继衰退，发达国家的投资机会进入到新兴市场，进入中国，炒作中国房地产，炒作中国的股票，我们认为这取决于世界经济在2010年复苏的程度。
　　总体上来讲，我们认为物价形式应当给予高度关注，但是物价涨幅经济会达到什么样的程度？现在存在不确定性。总体上讲，我们认为，2010年的宏观政策应该采取经济增长和物价水平“双稳”方针，是稳定经济增长，防治经济增长速度再次下滑。我们认为当前国内外环境看，2010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出现上涨可能是存在的，出现很高的增长速度之后，2010年上半年经济增长存在再次波动的可能。所以宏观经济政策，如果从稳定经济增长角度看，我们应该把很多宏观经济，包括政府投资项目安排放在二季度，防治经济增长出现再度下滑。
　　另一方面，我们也没有必要追求简单的更高的增长速度。我们有没有可能把2010年的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提高到10%甚至更高的水平呢？我认为我们有条件也完全有可能。但是更高的增长速度不利于发展的转变，也不利于节能减排目标的实现。所以我们认为有8%左右的经济增长就可以了，这是稳定经济增长。
　　另外一个，稳定物价，CPI的涨幅保持在3%左右，我们认为是比较合适的范围。同时防范物价和资产价格的过快上涨。当2010年把精力放在改革上面，比如垄断行业改革，政府职能转变等等，应该把更多精力放在关键领域和追求环节的改革上，应该放在经济结构的调整。只有我们在结构上取得重大突破，我们在有可能为未来中长期经济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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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上海战略”研究的不同定位与相互呼应
　　?编者按?
　　最近组织各方面力量，集中精力开展“十三五”发展规划思路、上海城市总体规划以及上海城市未来发展战略等三个层面的战略和发展规划研究。究竟为何同时启动三个版本的城市发展战略与规划研究？这“三个战略”研究各自有何不同侧重点？三个战略规划的研究内容和边界如何？研究方法如何？最终成果会如何？它们对未来上海城市发展和城市治理体系、政府职能转型等产生哪些深远影响和意义？这些问题在启动“三个战略”时都需要想清楚。为此，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权衡研究员撰文对此进行剖析。这期，我们刊登出来，希望引起对上海未来发展的思考与讨论。
　　上海的创新驱动转型发展，已经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目前，社会各界力量正在按照市委市政府统一部署，积极开展上海发展战略和规划研究，认真推进“三个上海”战略研究，分别是“十三五规划思路研究（）”，“上海城市总体规划修编（）”以及“上海城市发展（），即面向未来30年的上海发展战略研究”（以下简称“三个上海战略”研究）。
　　笔者以为，分别从不同时间维度，根据不同目标和任务，全方位深入研究上海发展战略，对于指导上海未来真正走向创新驱动发展和产业升级转型，实现新的历史方位下上海发展的新目标，具有非常重要的战略意义和现实意义。
　　从高起点探究上海城市
　　未来发展前景和蓝图
　　“三个上海战略”，从时间上来看，其中的两个规划一个是“十三五”发展规划，主要是根据国家规定每五年发展要求，需要制定的中期发展规划，本轮规划则是在“十二五”发展规划即将结束之际，启动年即“十三五”时期上海经济社会发展规划思路研究；另一个则是同样根据国家规定，每20年制定新的城市总体规划，本轮规划是《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到2020年结束，因此需要提前谋划未来20年即年上海城市发展总体规划。第三个则是面向未来30年上海发展战略研究，需要着眼于未来30年世界经济政治大格局、全球城市发展大趋势以及中国经济社会和上海城市未来30年发展演变新特点，从长期发展和战略高度研究思考上海城市发展的战略目标和战略定位问题。
　　从总体上来看，同时开展“三个上海战略”研究，既是实现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目标，推动全面改革和科学发展之举，也是上海城市经济社会实现创新驱动转型发展的现实需要。
　　首先，战略规划研究是事关未来发展的重大议题，战略意义现实意义重大。作为一个在军事上有“全面性、指导性、引领性”的特定含义的重要概念，“战略”一词被广泛运用到经济社会发展领域，主要是指充分反映经济社会发展规律和要求，并能够指导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性的计划、方略和行动方案，包括战略目标、战略重点、战略布局、战略步骤和战略思路等等，一个好的发展战略，对于经济社会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战略性、前瞻性、宏观性和引领性。
　　任何一个国家和城市发展，都要制定科学的战略规划和思路，通过战略规划、战略谋划来引领经济社会发展的目标，这既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内在规律和要求，也是战略学和规划学的具体实践和运用。
　　从各国经验来看，一般都是提早动手，通过深入研究影响一国或者一个城市发展的各种因素、趋势、规律，从而对于未来发展中带有全局性、重大性、长期性的各种变量和问题进行战略谋划。
　　其次，从上海城市发展实践来看，提早开展战略规划研究是上海城市成功发展的一条重要经验，事实证明也是明智之举，对于推动城市现代化发展意义重大。例如1984年启动的“上海经济发展战略研究”，上海和全国理论工作者、政府实际工作部门联合开展战略规划研究，先后形成了向国务院调研组提交的《关于上海经济发展战略的汇报提纲》，后得到国务院批复和实施；再比如1994年前后开展的“迈向21世纪的上海―年上海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研究”等等。在上海历史发展中，曾经发挥了决定作用的许多重要战略决策和发展规划，如“上海浦东开发开放战略”以及“上海建设国际经济中心城市”、“四个中心建设战略”、“世博会与上海新一轮发展”等，都是这些前瞻性研究过程中提出的重要观点，其中的大部分都被转化为国家和上海城市发展的决策和战略规划的重要内容，对上海今天的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前瞻性地开展战略和规划研究，是上海发展的一条成功经验，也是上海城市演变过程中的一个好传统。
　　第三，从上海目前发展所处的阶段性特点和时空方位来看，“十二五”时期已经到末尾，“十三五”时期即将开启；到2020年全面建成四个中心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以后，迫切需要重新制定下一个20年的城市总体规划；而且，上海自身已经进入创新驱动发展和产业升级转型的关键阶段，再加上国际环境正发生深刻变革，国际投资贸易规则和全球产业链、价值链面临重构；上海必须站在国家战略高度，从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出发，重新思考和谋划城市发展的未来，十分有必要尽早提出具有前瞻性、战略性和长期性的发展战略和规划蓝图。
　　第四，启动“三个上海战略”研究，也是积极发挥国内外各类智库作用，推动决策科学化民主化的需要，更是提升城市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体现。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进一步提升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上海在全面落实三中全会精神过程中，如何提高国际化大都市的综合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一个十分迫切和现实的任务。动员社会各界力量，发挥国内外智库作用和智慧，通过全面深入和开放式的组织战略规划研究，同一时间开展2020年、2040年和2050年三个发展阶段的上海战略和规划，有助于提高城市发展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也是提升上海国际化大都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举措。
　　明确研究定位
　　明晰研究边界
　　“三个上海战略”研究，各自研究功能定位不同，具体分工不同，需要解决的问题和研究导向也不同。因此，对三个层面和三个维度的战略规划研究，要有明确的定位和相对清晰的研究边界，这样才既可以发挥各自不同的战略导向和规划引领作用，又能够很好地相互衔接，形成一个统一的战略规划整体。
　　1.2020年的上海战略，重点是研究年五年发展需要关注和解决的若干重大问题，需要按照做中短期发展规划的方法、思路和框架进行研究，其实质是解决未来五年上海发展的重点任务、发展目标和重大举措问题。
　　所谓中短期发展规划，其中的关键就是遵循未来五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按照“问题导向，需求导向，项目导向”，着力解决和回答未来一段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和改革开放所面临的国内外环境与条件、发展主题和主线、发展目标和任务、发展战略和举措、重点项目与实施、发展保障和措施等问题。
　　就本次上海“十三五”发展规划研究来说，笔者认为有这么几个问题值得关注：
　　第一，本次发展规划要紧紧围绕2020年上海建成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以及国际经济四个中心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总体目标，需要重点关注未来五年如何加快建成四个中心战略目标，以及发现目前我们在这四个方面面临的主要短板、主要瓶颈、突出问题是什么。
　　第二，围绕四个中心建设目标，研究如何通过全面深化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以及生态等各方面的体制机制改革，从而为加快四个中心建设提供必要的体制机制和保障条件。
　　第三，围绕深化建设任务，研究如何加快构建适应新的国际投资、贸易规则的开放型经济新体系，研究新形势下开放倒逼改革和转型发展的内在动力问题，尤其是要深化研究自贸区的制度创新如何更好更快地产生溢出效应，对周边地区发展产生积极辐射带动作用以及对于全国改革开放产生可复制可推广的借鉴作用，等等。
　　第四，深入研究未来五年上海国际化大都市圈以及长三角城市群的协调发展和创新效应，探索未来时期上海与长三角地区一体化发展的突破口、动力机制和体制机制保障，研究如何发挥上海在丝绸之路经济带以及长江经济支撑带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更好发挥国际化大都市的辐射带动作用。
　　第五，围绕四个中心建设目标，深入研究未来五年上海如何加快产业结构升级转型，如何促进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的双轮驱动和融合发展，率先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
　　第六，围绕建设全球科技创新中心，深入研究上海如何加快自主创新和科技创新，如何通过发展四（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引领技术创新、产品创新、市场创新和管理创新，提升上海在全球价值链的地位和价值。
　　第七，围绕国际化大都市目标，深入研究上海在土地、人口、资源、环境等约束条件下，如何加强社会管理，提升国际化大都市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如何通过文化管理创新提升城市软实力、吸引力和国际化大都市魅力。
　　第八，围绕上海城市经济社会创新驱动转型发展的新阶段、新任务和新要求，深入研究如何提升上海城市综合服务功能和水平；特别是如何在未来五年解决发展中存在的特大型城市环境问题、交通问题、安全问题；力争实现城市安全可持续发展新目标，等等。
　　以上仅仅是列举了未来五年上海发展中需要重点关注和解决的一些关键性问题，当然远远不止于此，不一一列举。笔者以为，作为五年发展规划，除了在研究内容上要关注上述这些关键性问题以外，从研究方法来说，需要注意把握这样几个问题：
　　一是五年规划要强调3-5年的短期突破和创新问题，即能否提出具有创新性、突破性的观点、思路或者政策方案，即不要求面面俱到，而是聚焦发展重点，强调创新和发展特色，这是五年发展规划的亮点和活力所在；二是作为管五年的发展规划，既要强调宏观性、指导性，又要有相对具体和可操作的思路建议，不仅仅是大的战略判断，也要有比较集中的明确的战略任务、重点项目和思路举措；三是“十三五”规划要与“十二五”规划保持一定的衔接性，作为中短期的发展规划，不是另起炉灶，割裂实践逻辑，而要充分反映发展的延续性，因此，2020上海战略即“十三五”发展规划，在研究思路和方法上，更多的是从现在出发，从问题导向和需求导向，研判未来五年的发展趋势、探究发展规律，确立未来五年发展重点、发展思路、发展举措。相对而言，研究目标较为明确，任务思路相对具体。
　　2.2040上海战略研究，重点则是研究未来20年上海城市发展总体规划、空间布局以及城市可持续发展问题，属于中长期战略规划研究，需要运用空间经济学等，根据中长期规划编制思路、框架和方法来研究，其实质是解决上海城市生产力发展的空间结构和布局问题。
　　与五年战略规划比较，城市总体规划一般较长（我国规定是20年），属于中长期的总体发展规划。总体发展规划重点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国民经济社会发展和各项建设的空间布局问题，即通过一系列严格的行动计划和预设方案，使得一个国家或者城市发展预定的总体目标得以实现，因此是一个有行政界限、具体建议方案、具有效力等，反映中长期发展要求和目标导向的发展战略规划。总体规划的核心问题是要解决一国或者一个城市生产力的空间布局问题。
　　从上海城市发展总体规划的历史实践来看，改革开放以来先后有过两次大的城市总体规划编制，应该说对于上海城市发展产生了极其重要的战略性指导作用、引领作用，为上海创新驱动转型发展也产生了十分深刻的影响。
　　其中，一次是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上海市政府着手制订《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纲要》，并在1981年形成《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方案》，该方案以“把上海建设成为(,)西岸最大的经济贸易中心之一”为总体目标，详细规划了包括人口规模、城市布局、工业结构、交通设施、基础设施和住宅建设、环境建设、投资环境等多个方面。上海经济、社会以及城市建设在整个1980年代的长足发展，主要就是得益于这一规划的指导和引领。
　　另外一次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上海根据城市战略地位、发展规模、空间布局、产业结构等实际情况发生的巨大变化，从1991年起，在原《上海城市总体规划方案》的基础上，重点围绕新一轮城市发展方向、市区功能扩展、交通通信、工业布局、环境保护等，对城市总体规划进行修订，并最终形成国务院批复的《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新一轮城市总体规划。根据这个规划和发展目标，提出到“2020年，把上海初步建成国际经济、金融、贸易中心之一，基本确立上海国际经济中心城市的地位，基本建成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发挥上海国际国内两个扇面辐射转换的纽带作用，进一步促进长江三角洲和长江经济带的共同发展。”在过去的20多年中，上海遵循这一规划，围绕建设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中心和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的目标，按照“5年打基础、5年建框架、10年基本建成”三步走行动计划，上海城市空间总体格局逐步形成，功能布局、城镇体系和基础设施框架基本建立，为上海四个中心建设和国际化大都市发展奠定了重要物质基础。
　　时间总是过得那么快，转眼第二次总体规划的20年快要过去了，下一个20年即年的上海，比任何时期都更加需要能够引领城市创新驱动发展经济转型升级的新的城市总体规划。
　　在笔者看来，本轮城市总体规划研究可能需要重点思考如下几个问题：
　　第一，研究未来20年影响上海城市发展的重大变量和条件是什么？经济全球化、市场化、信息化发展的趋势和格局会怎样，特别是经济全球化进一步深度发展，国际投资贸易规则新格局对于上海作为国际化大都市带来什么新的机遇和挑战，未来20年中国经济转型升级新格局对上海城市经济发展带来什么新的影响和新的要求？这其实是编制总体规划的背景和环境因素分析。
　　第二，未来20年上海城市空间形态、城市资源配置功能、人口发展规模究竟会如何？尤其是随着上海郊区发展和新城建设的推进，单中心的城市化空间体系如何演变？能否形成若干个多中心多层级的城市空间结构体系？这是新一轮总体规划编制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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