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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与卢汉起义(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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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和政治委员邓小平在一起&&&&&&&&&& &&&&刘伯承、邓小平等研究解放西南问题&&&&&&&&&& &&&&１９４９年１０月，第二野战军日夜兼程，沿湘黔公路向西南进发&&&&&&&&&& &&&&卢汉与二野四兵团司令员陈赓握手&&&&&&&&&& &&&&邓小平（右一）与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合影。&&&&在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一百周年的日子里，让我们把目光定格于５５年前云南一个惊心动魄、改天换地的时刻―――１９４９年１２月９日，国民党云南省政府主席、云南绥靖公署主任卢汉在昆明率领所属九十三军、七十四军和省、市政府起义，宣布脱离国民党阵营，接受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的领导。接着，驻在昆明的一些国民党中央系统的军政机关也跟随起义，省内各地，除中国人民解放军滇桂黔边纵队已经解放的地区以外，其余国民党专、县两级政权和地方部队，也大部响应起义，云南部分地区实现和平解放。&&&&卢汉率部起义，得到了中国共产党的高度评价。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于１２月１１日致电卢汉：“云南宣告脱离国民党反动政府，服从中央人民政府，加速西南解放战争之进展，必为全国人民所欢迎。”５５年后的今天，回顾那段惊心动魄的历史，我们深切地认识到，卢汉在昆明的起义，使蒋介石集团控制云南的计划完全破产，有利于人民解放军执行中共中央、毛主席制定的大迂回、大包围、大歼灭的作战方针，加速了西南和云南解放的进程。起义还使昆明避免了大的破坏，减轻了云南受战争破坏的程度。时任第二野战军政委的邓小平，在争取卢汉起义和指挥处置卢汉起义后的重大局势中，做出了重要贡献。&&&&把握形势，争取卢汉率部起义&&&&１９４９年，中国人民解放战争进入夺取全面胜利的历史时期。中国人民解放军以雷霆万钧之势，迅速渡过长江，解放了国民党的统治中心南京，并向江南和西北全面进军。中国共产党根据中共中央七届二中全会精神，对以卢汉为代表的云南地方实力派多渠道、多形式进行工作，争取以“绥远方式”解决云南问题。在中共中央的政策感召和影响下，卢汉的政治态度从“拥蒋反共”逐步向“反蒋联共”转变，并积极与中共中央和云南地方党组织联系，准备起义。但是，蒋介石决心以云南为最后的反共基地，加紧对云南的控制，威逼卢汉继续往反共反人民的道路上走下去。９月，蒋介石派遣大批特务到昆明，逮捕革命群众、爱国民主人士４００多人，同时派肖毅肃到昆明，部署蒋、卢联合“围剿”滇桂黔边纵队建立的游击根据地。黎明前的云南局势出现了一次大反复。&&&&１９４９年１１月２１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政委邓小平发出《对川黔滇康国民党军政人员公告》（又称“四项公告”），指出蒋介石“企图收拾残余力量，溃集川、黔、康、滇、桂之计划，已为实际所不允许”，“国民党的所谓最后战略基地又被拦腰打断”，忠告“国民党军队应即停止抵抗，停止破坏，听候改编”，希望西南国民党军政人员“不要再作无谓的抵抗，徒然增加自己的罪孽。如若立即觉悟，投向光明，为时还不算晚，还有向人民悔过的机会，若再延误，将永远不能为人民所谅解，其应得后果，必身受之。继续反动与立即回头、黑暗与光明、死与生，两条路摆在你们面前，不容徘徊，望早抉择！”&&&&中央发布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和“四项公告”，对处于穷途末路的国民党残余势力，有雷霆万钧般的震慑，又是他们走向光明的指针。根据中共云南省工委和中共昆明市委的指示，昆明市委对敌工作领导小组利用各种渠道，向包括卢汉在内的在昆明的国民党军政警宪特中上层人员秘密投送这两份文件，同时展开政治攻势，通过各种统战关系向他们做工作，规劝他们看清形势，靠拢人民。&&&&经过中国共产党长期的、多渠道、多层次的争取工作，在中国人民解放军野战部队胜利进军西南、逼近云南的形势下，卢汉将军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于１２月９日毅然率部起义。云南的革命形势出现了有利于人民的急速变化。&&&&对此，卢汉在１９５０年２月２２日举行的昆明欢迎解放军大会上的讲话中说：“去年１１月，刘、邓两将军向西南进军，并发表四项号召，迅速的摧毁了蒋匪在川、黔两省的主力匪军，把蒋匪在西南的防御体系拦腰截断，使蒋匪想以川、黔两省残匪逃入云南的企图，遭受了致命的打击，这样就使云南的和平解放获得了有利的前提条件。”这段话，是对邓小平同志在卢汉起义中所起作用的正确评述。&&&&控制复杂局势，指挥滇南战役&&&&卢汉起义的当天，中央军委就致电刘伯承、邓小平，对卢汉向叶剑英提出的要求指示说：“请根据你们具体情况，提出意见，卢之行动，应如何更有力地配合你们，盼速复，以便处理。”可见，中央对卢汉起义后党应采取的政策策略，已经交给刘伯承、邓小平抉择了。１２月１１日，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复电卢汉，指出卢汉率部起义“加速西南解放战争之进展，必为全国人民所欢迎。现我第二野战军刘伯承司令员邓小平政治委员已进驻重庆，为便于具体解决云南问题，即盼迅与重庆直接联络，接受刘邓两将军指挥。”同时指示卢汉准备迎接解放军进驻、执行约法八章和“四项公告”、肃反镇反、与云南人民武装建立联系等。卢汉复电表示完全接受，切实执行。同日，中央电示刘伯承、邓小平和华南分局，卢汉问题此后即由刘伯承、邓小平按照中央的方针直接处理。此后，卢汉即在刘伯承、邓小平直接领导指挥下进行各项工作。&&&&１２月１１日，刘伯承、邓小平发电报给中央军委和陈赓等，提出“卢汉已发动起义，在此情况下，我军以提早入滇为有利”的意见，并提出了相应的措施。１２月１２日，卢汉发电向刘伯承、邓小平请示两个问题，一是卢汉组织的云南人民临时军政委员会问题；二是以云南人民解放军名义改编起义部队的问题。刘伯承、邓小平经请示中央后，复电卢汉，同意“在此过渡时期组织临时军政委员会”，“所有起义之军、师长及各级官长，一律仍就原职，巩固部队，进行革命政治工作，准备按人民解放军方式实行整编。”妥善处理了起义后到接管期间云南的军政问题。&&&&云南的形势虽然出现了有利于革命的变化，但是也面临着极其严峻的考验。卢汉起义时扣押了国民党第八军军长李弥和第廿六军军长余程万，曾希望通过他们争取这两个军起义。刘伯承、邓小平也指示尽可能争取他们投向人民。但是，这两个军和几个宪兵团以及陆军总部一部分直属部队拒不起义，按照蒋介石的命令，向昆明进攻。１２月１３日推进到昆明市外围。１６日，昆明保卫战全面展开。&&&&这时，解放军主力还远离云南，边纵分散在全省各地阻击敌人，围攻昆明的敌军数倍于驻守昆明的起义部队，昆明的形势异常险恶。面对气势汹汹的敌人，起义部队在昆明市人民群众的支援下，英勇抗敌。昆明地下党组织还组织了３０００多人的“昆明义勇自卫总队”，全面负责城区的治安保卫工作。边纵部队也在外围阻击敌人，西进部队奉命从滇西驰援昆明。&&&&更为重要的是，这时，刘伯承、邓小平直接领导和指挥了昆明保卫战以及围歼溃退到云南的国民党军的战役。１２月１６日，也就是昆明保卫战全面展开的当天，刘伯承、邓小平致电卢汉说：“我们已分头派部队向云南急进。如第八军、廿六军继续坚持反动立场，敢于进攻昆明，即请予以迎头痛击。并坚守要点，以待我军赶到，协同歼灭之。”&&&&１８日，敌人全面向昆明进攻，战斗进入白热化阶段。这期间，卢汉频频向刘伯承、邓小平报告战情，刘伯承、邓小平也非常具体地指挥了整个保卫战。紧急的形势使卢汉不得不担忧，他在给刘伯承、邓小平的电报中不无忧虑地说：“尚希解放大军兼程入滇，早日肃清残匪”。当天，刘伯承、邓小平接到卢汉报告后致电卢汉说：“我大军一部正通过晴隆向沾益疾进；另一部正向宣威进发中。尚需继续予犯匪以坚决之痛击。并就近联络附近各解放军坚持作战，以便协同入滇大军夹歼该匪。”野战军驰援昆明的消息传出后，给起义部队和昆明人民以极大的鼓舞和振奋，更加顽强地投入了战斗。二野五兵团十七军四十九师进抵曲靖地区，边纵部队在昆明外围阻击、侧击敌人。围攻昆明的敌人久攻不下，又惧怕被野战军和边纵围歼，于１２月２１日、２２日向滇南逃窜，昆明保卫战胜利结束。&&&&昆明保卫战的胜利，巩固了起义成果，避免了昆明市遭受敌人的破坏。昆明保卫战结束以后，刘伯承、邓小平发出了《忠告李弥、余程万两部将士书》，指出“西南数省已迅速解放。所有起义官兵，都受到人民解放军的欢迎，都在安安稳稳地欢度新年。茫茫大地，只有你们孤零零的两个军还没有找到归宿。”“摆在你们面前的光明大道只有一条，就是立即起义，脱离国民党反动残余，站到人民方面来。”但是，两个军坚持反动立场，由国民党陆军副总司令兼第八兵团司令汤尧指挥，盘踞在滇南开远、蒙自、建水一带，企图利用交通便利的条件，负隅顽抗。如若不成，则从蒙自机场逃往台湾，或从国境线向国外逃窜。&&&&为坚决彻底地歼灭国民党反动派，刘伯承、邓小平指挥了围歼国民党反动残余部队的滇南战役。围攻昆明之敌向南逃窜时，刘伯承、邓小平即电示进至曲靖地区的二野五兵团十七军四十九师“不应尾追，以麻痹和拖住国民党军。”１２月２２日，又电示陈赓和中共滇桂黔边区委员会“迅速组织滇西、滇南武装”，“彻底破坏滇缅及滇越公路”，“并分别向敌积极开始袭扰，以破坏妨碍敌之撤退企图”。接着又向中央军委建议：“因陈赓兵团尚不能出发，能否请四野驻广西部队先出发一部分切断敌逃越通路？”２５日，中央军委电示四野“抽两个师，担任此任务”。当日，四野即报告中央军委“决定一五一和一一四两师统由刘邓指挥。”１月１７日，刘伯承、邓小平又电示卢汉“拟请贵部即以不少于三个团的兵力协同我朱家璧部经峨山向墨江攻击前进，配合陈部合歼敌匪，如能以汽车输送部队，则收效更大。”当日，卢汉复电说他已与朱家璧商定并派了四个团交朱家璧指挥，于月初分别向滇南前进。&&&&这样一来，刘伯承、邓小平按照中央军委和毛主席的战略思想，部署了气势磅礴的对汤尧兵团的大迂回、大包围、大歼灭的战略行动。&&&&根据这一部署，在陈赓司令员的直接指挥下，滇南战役历时５５天，歼敌３１０００余人，活捉了国民党第八军军长曹天戈和国民党陆军副总司令兼第八兵团司令汤尧，彻底粉碎了蒋介石企图在云南负隅顽抗的阴谋，云南全境获得了解放。&&&&创造性地运用党的统一战线思想，妥善解决了卢汉起义集团的问题&&&&卢汉起义后，如何结合云南的实际，处理好与卢汉起义集团的关系，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早在１９５０年１月１８日，邓小平为书记的中共中央西南局就致电宋任穷转云南省委并报中共中央，指出处理云南的各种问题，“必须与卢汉商量，经过双方协议，才能决定”，“我们不可能满足卢的要求，但亦必须给卢以恰当的照顾，照云南情况说，可能比西康办法要宽一些”，“云南问题不是一个或两个步骤就能解决问题的，故在处理各项问题时，不可操之过急，而应分清先后缓急，分别主要或次要有步骤有方法地加以解决，对卢系人物的教育和改造，尤须在各方面不惜功夫做到仁至义尽”。西南局的电报中还就起义部队的整编，省级和专县政权的移交及人事安排原则等问题提出了具体意见。１９日，中央复电西南局，完全同意西南局对“云南问题的处理方针”，并指出“我们在云南解决一切问题均应和卢汉商量办理，凡是卢汉不愿急办的事，均不要急于办”。这就为解决云南各种复杂的问题确定了基本原则，也体现了邓小平富有战略眼光的统一战线工作思想。&&&&１９７４年５月１３日，卢汉在北京逝世，享年７９岁。即便当时处于“文化大革命”的特殊环境，中共中央还是给卢汉以极高的评价：“２０多年来，卢汉先生拥护伟大领袖毛主席，拥护中国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祖国。”当年领导指挥西南边疆解放和建设的邓小平同志，参加了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的卢汉先生的追悼会，向这位为西南解放作出贡献的爱国者作最后的告别。&&&&５５年过去了，我们在回顾云南解放那惊心动魄的一幕时，不由得想起邓小平于１９５０年４月１１日所作的《关于西南工作情况报告》中对这一段历史的论述：“西南作战从战役发起到结束，为时不过５７天，前进约有３０００华里，提前两月完成战役任务，消灭蒋胡残匪约９０万人，其中包括投降俘虏４０余万，起义４０余万。西南战役之能获得如此胜利，是由于毛主席领导的正确，全国胜利形势的影响以及人民解放军的无坚不摧的力量，同时卢汉、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诸将军于１２月９日宣布起义，亦起了良好的配合作用。云南解放后，曾发生原已被迫宣布起义的李弥、余程万两军的叛变行为。我云南人民武装及二野一部曾协同卢汉将军进行保卫昆明的战斗，旋以四野二野各一部由广西赶赴滇南，因为云南有广大的解放区，有久经锻炼的人民军队，有有组织有觉悟的解放区人民，在他们的有力地协同和支援之下才能迅速地扑灭了李余两匪的叛乱。胡匪宗南于成都失败后，逃往西昌，企图收集残部巩固西南最后据点，并图组织和指挥所谓西南游击战争。我军一部已于３月下旬南北两路同时渡过金沙江及大渡河，２７日解放西昌，残敌正肃清中。至此，西南全境，除西藏外，已获全部解放。”&&&&&&&&&&&&&&&&&&&&&&&&&&&&&&&&&&&&&&&&&&王元辅（云南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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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 一 _T02云南志_春城晚报_云南网
第T02版：云南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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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见证卢汉起义
&&&&卢汉起义让当时的昆明市民免受大规模战火的伤害（摄于1949年）&殷晓俊&供图
&&&&[档案]&彭福鼎，今年76岁。&&&&实习生&史漾滨&摄
&&&&云南解放的那一段日子，对于经历和见证当时情景的每一个市民来说，都是一段激动人心无法忘怀的日子：这一天，卢汉将军率部起义。接下来，发生了昆明保卫战；随后的日，解放大军进入昆明城，万人空巷前往迎接……这是一个改天换地的日子，是一个旧时代的结束，更是一个新时代的开启。&&&&□&本报记者&&左学佳&&&&彻夜难眠迎解放&&&&［记忆]&&&&“听到昆明要解放了的那一夜，我和3位小伙伴一宿都没有睡着觉。那是我们盼望了多少个日日夜夜才迎来的日子呀，想不到一夜之间，就要解放了。我们一夜未眠，心里一直想着‘昆明解放了，昆明解放了’。”彭福鼎老人忆起昆明解放时的情景如在昨日，幸福得彻夜难眠。&&&&彭福鼎老人说：“昆明解放的那一年，我刚好16岁，还在读初三。由于我姐姐是地下共产党员，因此在她的影响下，我加入了民主青年同盟，参与到追求自由与民主、反对独裁的行列中。那时，我是民主青年同盟的一个小组长，我们常常组织一些进步爱国的活动对抗反动统治。当然，我们的活动都是地下的，不能公开，只是秘密进行。因此，在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就盼望着昆明能够早日解放。但哪一天能解放、以什么样的方式解放，我们不清楚。我们只能盼望着，盼望着昆明解放日的到来。”&&&&“日下午，我突然接到组织上秘密通知：昆明明天就要解放了。那一夜，我们小组4个成员彻夜未眠，大伙心里都很激动，很幸福。想着解放会是个什么模样，我们想到满城的五星红旗，想到雄赳赳气昂昂的人民解放军，想到欢乐无比的满城军民……这是我们盼了很久很久的解放日子呀，没想到就这样到来了。”&&&&“第二天天一亮，为了印证昆明是否真正解放了，我们从家里跑到街上，才一上街，就看到许多警察在街上执勤，并告知我们昆明戒严了。获此消息，我们相信昆明真的解放了。接着，我们就从广播里听到卢汉起义的文稿，宣布昆明解放的消息。那一刻，我们的心里无比激动与兴奋，相互拥抱与庆祝，共同庆祝昆明解放。”&&&&“上午10时许，我们4个小伙伴由于心里十分兴奋，就跑到街上去找国旗，在一幢矿业大楼里，我们终于看到了一面鲜艳的五星红旗，我们感到是那么的亲切，那么的热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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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时报&&
“云南王”卢汉贴身副官杨治华杂忆 云南起义，卢汉谋划了两年
发布时间：
　　杨治华在卢公馆的照片 都市时报实习记者 王绍涵 翻拍
　　解放前，杨治华在巫家坝机场
　　杨治华向记者讲述那个时期的历史
都市时报实习记者 王绍涵 摄
　　口述：杨治华　　整理撰稿：都市时报记者&宋凯欣　　距离卢汉将军起义已经63年了，回忆起当年的情景，杨治华老人仍历历在目。起义当晚发生的一切，犹如电影画面般，铭刻在了老人的脑中。老人说，他之所以讲述这些，除了希望后人了解那一段历史外，更重要的是想让人们认识一个真实的卢汉，“现在社会上很多人说他是投机分子，我要告诉他们，卢汉不是这样的人”。尽管已经88岁高龄，但只要一听到有关卢汉的“歪论”，老人就会像卫士一般站出来，坚决捍卫长官的荣誉。　　●人物简介　　杨治华&1924年出生于云南昭通，与“云南王”卢汉是老乡。16岁参军，在卢汉为司令的第一集团军特务营中当兵，之后经特务营营长龙泽汇推荐，成为卢汉的贴身副官，负责卢汉的日常生活和保卫工作。一直到1950年卢汉赴北京定居为止，追随卢汉10年时间。云南解放后，杨治华调入云南省政府办公厅工作。目前离休在家。　　起义前的准备　　联系中共同时串联四川西康　　其实早在1948年的时候，卢汉看到国民党政府贪污腐败、人心涣散，便不愿再与蒋介石走下去了，并逐渐萌生了起义的想法。决心下定后，卢汉立即委派邱秉常（原卢汉下属师长）到宣威县任县长，开始与中共滇东北地委联系，并建立了宣威县临时政府，即两面政权。邱秉常与宣威地区地下党负责人耿介取得联系后，他前后两次到昆明卢汉公馆汇报起义事宜。　　在这之前的1947年9月，蒋介石曾准许卢汉到东北慰劳滇军六十军、九十三军，并派专机“美龄号”由北平送行政院院长张群、卢汉到东北沈阳。在吉林市六十军驻地，卢汉在给六十军下属军、师、团长讲话时交代，要他们“审时度势，保存实力，万不得已，自谋生路”。　　1949年，卢汉曾派九十三军军长龙泽汇到路南县、寻甸县与边纵副司令员朱家璧多次见面，并联系商谈起义事宜。之后，他还送了两卡车枪弹到路南县交给边纵。送物资的时候，卢汉吩咐我去查看。为了保密，他派了两名日本司机开车。这两名日本司机的名字我还记得，一个叫记昌纪，一个叫孙嘎林（这两个司机是日本投降时卢汉由河内带到昆明在省政府工作的）。　　这年2月份，卢汉又派与共产党有关系的宋一痕转道香港去到北京，向中共中央毛主席、朱总司令说明他的想法，表示会在适当时机举行起义。他的这一想法受到毛主席等中央领导的欢迎。回昆后，宋一痕向卢汉传达了毛主席、朱总司令和周总理的指示，他们要求起义必须等到解放军到达云南边界时才能行动。　　为了扩大起义范围，卢汉还派第六编练司令部少将参谋长卓立去四川，与四川省主席刘文辉、西康省主席邓锡侯联系，希望他们到时一同起义。在为起义所做的准备工作中，龙泽汇起了很大的作用，很多协调工作都是他直接参与的，还有当时的民政厅厅长安恩溥，也为起义做出了很大贡献。　　因中央银行案枪毙21人　　“不愿做，但老蒋不会放过我”　　这中间还发生过一件事情。1949年2月的一天下午，省政府秘书长朱景宣到卢汉办公室汇报，说中央银行发生抢劫，起因是金圆券发现有假，导致很多老百姓拥挤进银行兑换金圆券，形成抢劫。随后，警察抓了100多人关在近日楼上。　　晚上7点多，卢汉下班到了南屏街西口。审判现场设在明星理发室里，理发室门口放有一张桌子、几把椅子。但卢汉没有坐，一直站着听昆明市长曾恕怀汇报情况。现场官员有龙泽汇、安恩溥、朱景宣、马英、谢崇文、林南园等。当时，案件审问了一会儿就开始枪毙人，审问内容主要是年龄、住址、职业和家庭成员等。　　我记得有一个十八九岁的男青年，是被审问人员中年龄最小的一个，长相眼睛斜、头偏向后仰。他说，他在化工厂做活，路过案件发生地时，看见很多人挤进银行，就跟进去看看。他说他不是来抢银行的。听完青年的申辩后，卢汉说：“工人要好好干活。”然后左手一挥，说了一句“放走”。整个审问一直持续到晚上9点多钟，总共枪毙了21人，所杀人员大部分是社会闲散人员。　　审问期间，卢夫人打电话到这里，说家中有客人等，于是卢汉便坐车回到了青莲街公馆。到家后，卢夫人责怪他怎么不思考好就做出这么一件大事来，卢回答说：“这么大的一件事，我也不愿做，但是老蒋会放过我吗？”&　　赴重庆前先约好联系暗号　　如被扣押就用大名发电报　　解放战争后期，蒋介石妄图把西南，特别是把云南作为最后的反共基地。为了拉拢卢汉，他便召卢汉到重庆去商谈。因云南准备起义的风声很大，卢汉担心去重庆被扣押。于是，临行前他紧急召见了军政主要负责人，提前安排起义相关事宜，并约好到时电报联系暗号，如果他在重庆被扣押，就用他的名字“卢汉”发电报，没有的话，就用“永衡”（卢汉的字）。卢汉是怀着生死难测的心情飞赴重庆的，随行人员有秘书长朱景宣、省党部主任裴存藩。　　到重庆后，蒋介石派张群等高级官员到机场迎接卢汉，并安排他与蒋介石同住在一处。重庆晚报也以大标题登载了云南省主席卢汉抵渝见蒋的消息。在重庆的时候，国民党代总统李宗仁、时任行政院长阎锡山及白崇禧等一度电告蒋介石，说卢汉不可靠，建议将其扣押。但张群则在蒋面前说卢可靠，说他连家眷都送到香港去了，这样，蒋介石才放弃了扣押卢汉的想法。　　蒋卢会谈时，蒋介石要求卢汉解散云南省参议会、关闭地方报馆、封闭大中学校、逮捕共产党员及进步人士、围剿边纵。对此，卢汉表示服从命令，但同时向蒋提出自己兵力不足、财政困难。为了拉拢卢汉，蒋介石同意将云南10个保安团扩编为两个军（九十三军，军长龙泽汇；七十四军，军长余建勋），并拨100万大洋给他作为军费。　　卢汉返昆后，当晚就叫我去通知共产党员杨青田和进步人士杨明、杨维骏等人，要他们暂时离开昆明。当日，军统特务头子毛人凤、徐远举也来到了昆明，他们是来监视卢汉行动的。9月9日，卢汉宣布抓捕共产党员、进步人士，当天共抓了四五百人。对于抓到的人，毛人凤上报卢汉，要求他批准执行这些人的死刑（共有27人，头一名就是杨青田，其他我记不清楚了）。卢汉非常着急，于是便让绥靖公署军法处长杨振兴找法律依据拖延，说：“一个也不能杀，判刑随他。”　　蒋介石秘密到昆明督战　　卢汉说“他的算盘打错了”　　在“九九整肃案”中，卢汉是留有余地的。在大逮捕后，卢汉曾面嘱昆明市长兼警察局长曾恕怀说：“对所有人员要优待照顾。”当军统特务头子沈醉等人一再要求执行时，卢以“杀人过多”、“罪证不足”为由，拖而不决。　　1949年11月初，国民党代总统李宗仁来到昆明，卢汉组织多个群众团体上书请愿，要求从宽处理“九九整肃案”。同时，他授意国民党元老李根源，恳请李宗仁以代总统的权力批示此案“交卢主席处理”。李宗仁走后，卢就将所抓捕人员全部释放了。　　这一年，蒋介石来过一次昆明。早几天的时候，蒋经国就已先期抵达，并住在卢公馆里面，与他一起来的还有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副秘书长。我与卢汉住在五华山光复楼四楼。一天早上，蒋经国打电话给我，说请卢主席接电话，卢汉接电话之后吩咐我叫司机待命。没一会儿，蒋经国就到了五华山，并跟卢汉坐车一起到巫家坝机场。到机场的时候，蒋介石的飞机已飞临机场上空，欢迎的人有中央驻滇军、特、宪等领导人，云南地方领导人只有卢汉一人，整个行动非常保密。　　下飞机后，蒋介石乘车来到了青莲街10号卢公馆，并召集中央驻滇军、特、宪和云南高级军政人员开会，布置要把云南变为最后的反共基地。开完会后，蒋介石当天下午就乘飞机去了台湾。对于蒋介石的如意算盘，卢汉后来说：“蒋的算盘打错了。我是云南一千三百万老百姓的民脂民膏哺养起来的，我不会使云南老百姓遭殃。”而后的11月份，张群曾两次到昆明与卢汉商谈，并要卢汉担任西南军政公署长官，对此，卢说：“感谢总裁的信任，但我难以胜任。”　　起义时卫兵枪支走火　　吓坏被扣押的7名国民党大员　　日，蒋介石再次召卢汉到重庆，卢推辞有病未去。当时，他已经在为起义做最后准备，但为了不得罪蒋，他还是派了九十三军军长龙泽汇代替他去。8日，龙泽汇返昆，一同来的还有张群。龙泽汇回来后，卢汉就跟他商定，决定当天起义。决定作出后，卢汉随即面嘱绥靖公署警卫营长龙云青负责卢公馆的保卫工作，省政府警卫营长徐振芳负责五华山的保卫工作，并保持联系。　　随后，卢汉利用张群的名义下达了一项通知，通知第八军军长李弥、二十六军军长余程万、空军副司令员沈延世、宪兵副司令员李楚藩、参谋长童鹤林、保防处长沈醉，还有未通知的二十六军师长石朴天等7人到青莲街卢公馆开会。等他们到达卢公馆后，他们的副官、司机随身带的武器被收缴，而他们则被集中到一间房子看管起来。晚上8点钟，李弥问我卢主席怎么还未来见他们。我将这一情况报告给了卢主席，卢推说家中有客人。此时，卢汉实际上就在楼上打电话，部署和听取起义的情况汇报。　　晚上8点过几分，卢汉说：“可以行动了。”然后，警卫营长龙云青就带领士兵到客厅宣布：“请你们起立，卢主席宣布起义了。”这时，一个士兵由于心情紧张，枪不小心走火了，这一枪把在座的人吓得目瞪口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