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青年报记者崔丽谈独家采访马加爵http://www.cyol.net
中国青年报记者 崔丽（摄影 张洪涛）
嘉宾简介：
崔丽，文学、法学双学士。《中国青年报》国内时事部副主任。主要从事法治领域报道，曾任《中国青年报》法制首席记者。连续多年参加全国两会报道，2007年参加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报道。2008年3月，入选《财经》奖学金，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学习。其作品多次荣获全国法制好新闻、全国人大制度好新闻报道奖。
代表作品：《我结婚需要领导同意吗》；《法律缝隙中的爱》；《一次真正见了实效的监督》。由孙志刚案件引发，采写的《三位法学博士上书全国人大常委会 请求对收容遣送办法进行违宪审查》系列报道，促动收容遣送制度取消，出台对流浪人员救助管理办法；云南大学生命科学系学生马加爵用铁锤砍死四名同窗，在他行刑前48小时，与马加爵面对面，采写独家报道《没有理想是我人生最大的失败》，引起巨大社会反响。
　　主持人：现场的各位网友大家上午好！欢迎大家关注中国青年报微评60年经典报道系列嘉宾访谈活动。今天是系列嘉宾访谈第七期，我们非常荣幸的邀请到这篇独家报道的作者崔丽老师。崔丽老师现担任中国青年报国内时事部副主任，主要从事法治方面的报道。访谈正式开始之前，先请崔老师和各位网友打个招呼。
　　崔丽：各位中青在线的网友们，大家好！今天很高兴有这么一次跟大家互动交流的机会。
　　主持人：《马加爵：没有理想是我人生最大的失败》这篇独家报道是刊发在日的中国青年报上。当时是马加爵执行死刑一天后，崔丽老师6月15日对马加爵进行独家采访，离马加爵执行死刑还有不到48小时的时间。这篇报道发出之后，应该说引起了非常巨大的社会反响，引起了社会上非常广泛的讨论，可以说这篇报道之所以引起这样巨大的反响，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它是一次独家的采访，国内没有其他媒体对马加爵进行过独家采访。先请崔丽老师给我们回忆一下当时是怎样争取到这样一个独家采访的机会的？
　　崔丽：今天是日，距离这篇报道的发表时间正好有七年的时间了。七年的时间，我们再回顾这篇报道，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马加爵事件引发的社会关注度一直也没有完全的消失。对我来讲总觉得是黑色的记忆。无论对社会来讲，还是作为采访者来讲，真的是抹不掉的，也是走不出来的黑色记忆。近几年一系列类似事件一再发生，像前一段时间引起整个社会重大关注的药家鑫的事件，北大一个毕业生杀了一个11岁的孩子，还有一些零零星星的事件。这些事件不断的跳入人们的脑海当中，对人们产生着很大的撞击。这篇报道引起关注，不仅仅因为是一篇独家的我们专访的面对面报道，而是带给社会的反省和思考，更大的关注点在这里。
　　对我们做新闻的来讲，总觉得报道一件事，相当于翻过了一页。新闻是易碎品。马加爵这件事一直以来像一个强烈符号一样，一旦这样的事情发生，大家都会不自觉的想到马加爵这个案件。马加爵这件事过了几年，我在一些学校跟同学交流时问同学们还知道马加爵吗？每次我做这样调查的时候，大家都齐刷刷的举起手，马加爵这件事或多或少都给大家留下了记忆。这件事对大家触动非常深。
　　主持人：当时您是怎样争取这个独家采访机会的呢？
　　崔丽：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作为媒体来讲引起了极大的关注，各个媒体连篇累牍的不计其数的报道。这个案情充满了很多戏剧化，包括杀人的极端残忍的手段，用铁锤杀了四个大学同窗，而且是同宿舍的，包括他的身份，而且是生命科学系的大学生，而且到大四了，要开辟新的人生道路时候，包括他作案当中的一系列情节的推演。因为他当时杀人之后准备好了身份证、买了火车票，跑到海南，过了一段很悲惨的逃亡生涯，全国又对他技术通缉，发布了全国通缉令，案件的一系列过程都非常引人关注，所以媒体给予了极大的关注。
　　随着案情的推演，媒体一直在做报道。中青报不纯粹是为了吸引眼球，我们总是想这个案件发生的原因、作案动机、他的心理，包括案件带给人们的反思。我们总想从这个角度切入，做法制报道，对案件每一步程序的推进。我们也有我们的把握，在他没有被抓到、没有批捕、没有最后判决时候，中青报始终保持我们自己的立场、我们的距离感。有时候媒体过度介入对案件的审判带来一定的影响。我们进入的时候一审宣判了，已经宣判死刑了。从法律程序上来讲，马加爵并没有提出上诉，直接进入死刑复核程序，这时候如果报社跟他有机会面对面独家采访，对整个案情或者整个事件的反思是非常好的时间点。
　　还有一个促使我们这么做的考虑，因为当时所有的媒体大量的报道马加爵这个案子时候，无一是接触到他本人。你这个媒体里有这个情况，其他媒体里也都有，同质化的东西非常多，已经找不出更多独家的东西了，他们最多接触到的可能是马加爵的父母、姐姐或者老师、同学。从这点来讲，我们觉得独家报道值得一试，要说采访到的机会，这次采访对我们来讲其实也是非常大的挑战和非常严峻的考验。对我来讲，我的第一个反应也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他是重刑犯，案件受到了这么广泛的关注，媒体又这么关注，认为过度炒作了。他们希望这个案子按照程序走完就好了，媒体不要有更多的关注。
　　长期以来我在司法领域积累了各种资源、关系，然后开始进行一步一步的按照规程进行操作。我们写了采访提纲，写的非常恳切。从中国青年报的角度，作为一张全国性的青年性的媒体，马加爵又是一个要毕业的大学生，从我们的角度反思这个案件应该有很好的空间。因为长期积累的很信任的关系，包括对中青报的认可，也是经过了层层的审核、审批。最高法院高层领导亲自的批示，这个案件最终能够得以独家采访到，对我长期以来作为法制记者经验的积累、资源的积累也是一种认可，是很好的机会，所以获得了独家采访机会。
　　主持人：据您了解，在当时这样情形下，有没有其他的媒体也做出类似的尝试？试图对马加爵进行采访。
　　崔丽：有，其实是很多的。任何媒体面对这样的一种题材报道的时候都会有一种本能的新闻的冲动。对于这样的一种题材，谁都希望得到采访的机会，此前在搜集大量材料时候，我看到过人民法院报对他有过一个简短的采访，说的基本是之前媒体已经公开的一些信息。在我去之前，央视已对马加爵面对面的采访。据说当时是一个以咄咄逼人的采访方式著称的记者。马加爵比较对抗，基本哼哼哈哈那种，没有采访出更多东西，最后这个节目没有播出。
　　完全面对面跟他有一定时间量的采访又发出一整版报道的只有中青报一家。我们跟他谈完的时候，看守所干警还说你真行，马加爵真跟你说不少话。
　　主持人：很多家媒体都想对马加爵进行采访的情况下，有关机关为什么把这个机会唯独给中青报？
　　崔丽：我一直把我的采访提纲留着，当时采访提纲写的比恳切，讲了为什么我们报纸要关注马加爵、关注这个事件。本身我们也不是抱着炒作的态度，我们抱着很严肃的探讨的思考的话题来关注，我们的采访点还是很严肃的，为什么很拒绝也很抗拒？就觉得很多媒体对这件事停留在案件本身的血腥度、杀戮的残忍性上还是比较多的，不希望从这方面更多的渲染。再一个，作为记者的长期的积累，这篇文章之所以能够出来，考验的不光是记者的业务素质，是对记者综合素质的一次考验。记者不光是写好一篇文章，大家也都知道，做记者的，获得一篇文章，采访过程，能够获得采访，争取采访，这种过程可以占有很大的比例，并不是仅仅把稿子写出来就能够完成的一件事。长期跑司法，在这个领域当中积累了很好的资源，而且人们对记者包括报社业务素质、对大事情把握的能力有信任度，觉得不是小报小刊，在这方面给予很大的认可，所以我们才能得到这个机会。
　　主持人：您谈到跟您长期在法制领域的积累有很大的关系，具体到这次采访，你在正式采访之前做了哪些相应的准备工作？
　　崔丽：你能够获得到这个机会，等于你向这个目标接近了很大一步，但是你能不能实现这个目标？你的能力、综合业务素质占很大成分，你能不能达成目标也是非常重要的。有时候机会给你了，但你未必完成的了，完成的好。这也是十分令人遗憾的，也可能做不出来。对我来说，因为我们之前很早就提上去了，一直在等待，在这个过程中我的心一直悬着，精神一刻没有放松。之前就开始做充分的准备，也开始阅读很多媒体的报道，一步步的一直在思考。如果能够见到他，那时候还没有100%采访的机会，但是那时候已经投入到准备工作当中，我时刻的在想我应该问他什么问题，这是最重要的。
　　有一本书提到提问是记者的天职，是对记者素质是很大的考验。这时候最重要的是准备好采访提纲，准备好你的提问，一旦有面对面采访的机会，记者提问很大程度上已经决定了你的采访能进行到什么程度，能完成到什么程度，最后提供给读者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文本。我那时候真的是疯狂的看各种资料，详细的准备无数的问题。
　　我还记得当时那种极端焦虑的心态，每天都陷入这么一种状态中。不光是我自己准备问题，这时候记者个人的想法，提问有时候肯定是偏颇的，是有局限性的，就差广而告之了。那时候基本上见到谁都会问如果你能采访马加爵你有什么问题要问他。当时跟特别报道部的编辑交流的挺多的。当通知我能够采访的时候，那时候一小块石头落地了，你有机会了，但是更大的焦虑、更大的不安又出来了，你到底怎么能够完成这个采访。当时给我来的消息是让我6月15号中午赶到，到昆明至少3个小时的飞机。
　　主持人：什么时候接到通知的？
　　崔丽：应该是前一天，时间非常紧。今天晚上告诉你第二天中午就要到，我查了一下最早的航班7点多，应该11点到。只能在有效的时间内思考，我的一句话还是说当时脑袋轰了一下。我跟马加爵一样，我剩下的时间不多了。我记得特别清楚，当天晚上一块跟毛浩吃了个饭，大家在饭桌上还在凑这些话题。第二天早上我订了最早的航班，当天晚上还准备到挺晚，当天晚上上了闹表，5点就得起来，等于前一天晚上又准备材料，只睡三、四个小时，我上了飞机心理还是不踏实，还是悬着，所以我在飞机上又开始看了一遍提纲，稍微迷了一会儿，困顿劲过了以后又开始看提纲，我在飞机上又写了7页纸的采访提纲，准备的工作也是很不容易的。
　　主持人：刚才谈到您向很多同事咨询了他们的建议，在您印象中，有没有特别能打开您思路的意见、建议？
　　崔丽：从我们的提纲上来讲，在很多问题上大家有一致的想法。面对这种采访，其实是比较特殊的采访，而且采访对象也是极端特殊的，因为他毕竟是一个杀人犯，而且是非常恶性的杀人犯。在这方面，其实我们平时接触到的并不是很多，在这时候记者有一种什么样的心态，以什么态度面对这样采访对象时候，作者的心理调试是第一位的，是最重要的。我咨询了一下青年热线的陆小娅老师，她是做心理咨询的，她给我提供很大帮助。
　　她告诉我你面对这样采访时候你的定位是什么呢？如果跟他面对面采访，我不是法官，我也不是检察官，我也不是提审他的公安人员，我的角色是什么呢？其实我就是一个记者，我是一个倾听者，我是一个采访者，是一个记录者。这样的定位把我心里上很多不安、焦虑消除掉了。我找到了一个我怎么样面对这样采访对象的很好的心理定位。事实证明，我面对马加爵时候非常从容、非常镇定，跟他交流的过程当中，也很好的打开了跟他的话题。
　　主持人：您在正式采访之前，您去之前脑海里所预想到的最大的挑战或者困难是什么？
　　崔丽：经常说一个人要有一种英雄行为。当你救人的时候，你心里想什么？回答的人如果很诚实会说其实我什么都没想。对我来讲，做这个题目时这些问题我在心里都不会有预想。只能说我去做，准备提纲、联络、买票……对我来说更多的是怎么做，而不是想他对我怎么样。作为记者，我该准备的东西我准备充足了就应该是我应该做的，我究竟面临什么？我可能真的不知道这个人是什么状态，我觉得没法预想，我也无法预想，只是做到万无一失的地步，把所有问题想好了，提问设计好了。我自己如果做到心里有数的时候我就踏实了，我的信心就有了。
　　主持人：您在进行等待的过程中，包括阅读大量媒体相关报道，您拿判决材料时候对马加爵有一个大体上的印象或者想象，当您真正和他面对面的时候，觉得他实际反映出来的面貌和之前媒体所报道的有没有区别或者反差？
　　崔丽：这种感觉、认识和情感都是随着采访的推进，随着我跟他经常面对面坐在一起的时候逐步呈现出来的。我最初对马加爵的印象也是从媒体报道中来的，是很凶残、很残忍的一个倾向。我在网上看到他的照片，我印象一直特别深，展现拳击形象，脑袋上戴着一块布，做出很逗的架式，满脸横肉，一脸凶残相。我认为带着一种标签在做报道，他是一个杀人犯了，好象赋予他杀人犯的符号，又凶残，又很残暴，媒体放大的因素是什么呢？
　　他家里极度贫困，因为贫困导致心理的扭曲，然后产生了报复社会的状态。他应该是比较暴躁、比较狂躁的状态。我基本上带着这么一种印象跟他面对面的，这种印象在我见到他的第一面可以说崩塌了。大家也可以看到，报纸上登了一个照片，是我拍的，特别特别瘦弱，我觉得他属于很羞涩、很腼腆的。见了我的面，基本的礼貌都很自然的表露出来，像你好，如果不是在那么一个看守所状态下，你就会觉得你就是面对一个很普通的学生而已。
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马家爵现场照片 （崔丽 摄）
　　主持人：包括从事后文章上来看，其实马加爵在采访中表现出的是一种腼腆，甚至不善言辞，这可能会给采访带来一定的困难，你当时怎么克服这种困难的？
　　崔丽：我真的一直非常感谢看守所给我们提供的采访条件。我进到看守所的时候，感觉很森严，层层的关卡，非常严密。我们去的时候很快的把那个地方考察了一下，看了一下会在什么场面跟他见面。你要会见一个被告人、嫌疑人时候，他坐里面，有栅栏，通过电话交流，当时我一看到那个场面，我想如果这样，他要在里面、我在外面这样采访太不好了，首先有探监的感觉。
　　主持人：人为上感觉距离感，可能就不太愿意跟你交流。
　　崔丽：对。大家一看到那个场面就会有人为的距离感、障碍感。看到这个时候我心理障碍挺强的。结果我们被带到跟这个房间很类似的房间，也挂着窗帘。马加爵坐在特制的木椅子里，他被带进来的时候戴着镣铐，没有给他戴手铐，坐在椅子里，有一个挡板，然后锁上，房间气氛比较轻松，也比较开阔，干警在两边比较远的地方，交流的氛围还是有的。后来听干警说这叫看守所里的高间，还是比较开明的，也比较人性化。
　　马加爵进来后，干警分别给我们倒了两杯水。我先把水让给了他，马加爵也比较放松，所以才开始有了我们之后的对话和交流。他知道我是青年报的，也知道我们的报纸，简单的交流了一下。随着采访的深入，还是很能够感觉到跟他交流是比较困难的。他不善言谈，我觉得表达也比较有障碍，话不成串的话，你问到他他就哼哈，或者偶尔有几句表达，跟他交流比较费劲，感觉不是很顺畅。我当时一度觉得这个采访是不是会砸了呀，谈的怎么那么不顺，当时有这种感觉。
　　主持人：从事后文章呈现出的内容来看，采访到了很多有价值的内容，当时您采取什么样的方法能够让他比较流畅的把自己的想法表达出来？
　　崔丽：我当时也等于说顺势而为，并不是说都是按照我的预想在走。不顺畅的感觉持续到始终，我从什么时候开始兴奋呢？我认为这个采访算成功了，我回去整理录音的时候。你跟他谈话的时候他的思维比较碎片化，他的表达也比较碎片化。把他的思路形成文字时候，他对生命和生活反思的东西出来的时候我比较激动，把碎片化的东西形成思想脉络时候我才觉得这篇文章立住了，这个感觉并没有在碎片化采访中形成。
　　主持人：马加爵自身在采访过程中也有逐渐整理自己思路的过程。
　　崔丽：我觉得是这样的。采访过程当中，因为谈到这个话题了，把他的思路打开了，把他的思想流激活起来了，所以他才能够说出包括没有理想是我人生最大失败、有信任的人才会是快乐的这样一些内容，这也是他反思的思想流打开了。
　　主持人：在见报的文章当中，其实有一个细节让很多读者印象很深刻，就是您在他说话过程中穿插加入很多他的表情跟语气，让读者能够感受到他自己的情绪的一种表现的情况，包括他情绪变化的过程都可以从文章中能够感受到，这是您在采访之前就事先做好这样的准备吗？
　　崔丽：事先的准备是绝对没有的。对记者来讲，最后怎么成文、怎么剪裁、怎么形成，完全都是根据你的采访过程当中你的获得来决定的。我采访之后，对他采访的印象非常非常强烈。从这个角度来讲，记者怎么采访这样的人物，怎么呈现，我觉得都非常重要。记者采访并不只是拿一支笔带个耳朵或者带个录音笔就够了。好的老师培训记者时候都告诉你采访一件事时候要全身心投入，不光要用眼睛，要用耳朵、要用手，要用笔写，要全身心的感受你的采访对象。
　　我采访他的时候并不是他说什么我记下什么，而是一直在观察他。他虽然不跟我对视，其实我一直看着他，可以说全神贯注的观察着马加爵。他每一个细微的表现，他困惑的眼神，甚至他的一些举止动作。比如你问到比较敏感话题时候他腿的抖动，甚至脚镣发出的声音，对我来讲印象非常深刻。
　　我认为对他的采访是立体式的，不纯粹是文字记录，当时我也没有跟编辑商量，纯粹是我自己人为的把我当时感受到的马加爵怎么表现的完整的呈现出来。当时说有电视媒体采访过，电视媒体跟文字媒体完全不一样，文字仅仅通过语言表述的情况下，其实状态和神态不能传达给读者。现在看来也是一种创造了，我当时把我的东西原原本本的呈现出来了，现在这种报道已经很多了，加上语气、神态的报道还是不多的，这个东西有的时候不是容易复制的。根据采访对象具体的事件分，并不是说什么样的东西会成为一种体例，现在重新看的时候，算了达到了目的。
　　主持人：当时马加爵这个事件发生之后，社会各界非常关注马加爵真正的杀人动机究竟是什么？通过跟他面对面的探讨，您对他的杀人动机是怎么判断的？
　　崔丽：这也是采访当中最大的一个谜团。这件事发生时，从开始到审判结束，甚至他已经被执行死刑，所有媒体为什么这么关注之后，大家解不开这么一个谜团。这么普通的一个学生，平时生活在大家身边一样，怎么样一下就那么血腥、那么残忍？而且真的拿着锤头伸向他的大学同窗，他的老乡。就因为一次打牌当中的口角能够让他痛下杀手？这个话题也是采访过程中比较关注的点，有的地方问的比较细。当时他杀第一个人的时候是什么感觉？他觉得有失重的感觉，我觉得这种描述挺准确的。把那些人蒙上塑料袋，他也内心充满了恐惧。
　　还问了他除了口角，给他带来的是什么？他觉得是一种恨，是他没法抹除掉的恨。恨后面究竟是什么样的恨包含在里面？有一个心理教授说他分析出了这种案件的性质。他认为有杀人灭口的性质，为什么连杀四个人？因为这四个人都知道他这件事，都知道马加爵不好，所以一个都不留。这个不好的事是什么？这也是没有很深入剖析进去的。有一个我们都避讳的点，就是马加爵作为一个成年学生他的性取向、他的性困惑，或者性挫折也好，其实在这里面有很大的隐匿点在里面。我在文章里有涉及，之前跟他谈的时候，包括跟公安人员谈的时候也说马加爵在家里嫖娼被采取过措施。
　　他非常内向，是封闭的人，大学四年没跟他们班女同学说过一句话，这就挺不正常的，但是他内心肯定还是有渴望的，不可能没有，但是就压抑着自己，通过什么方式发泄呢？别看他家里穷，我一直带着这个疑问去的，所有媒体都给他这个标签，是因为贫困心里不平衡才杀人，他自己一直认为他是挺好的一个人，有点自负。他是家里唯一的男孩子，而且是他们村里唯一考上大学的。他接触的同学很多家庭环境跟他是差不多的，这种心态是不存在的。他还有一台二手电脑，除了上课，就在寝室里上网，上军事网站、黄色网站，他通过这个渠道发泄。说到这个案子时候，大家说他不好。比如大家说他经常上黄色网站。对于农村孩子来讲还是比较封闭的，因为这事起恨，可以说怀恨在心，排解不开。这可能也是个谜团吧。
　　主持人：某种程度上，是不是您采访的稍稍有点遗憾的问题？这个问题没有特别展开的跟他沟通？
　　崔丽：肯定的，像这样的采访，因为我毕竟不是作为专业人士，后来犯罪心理学的专业人士也跟我交流，如果你做很好的犯罪心理文本分析的话，在时间上，怎么也得跟他谈三四个小时。我那次的采访给我原定的是一个小时，后来自己拖到了一个小时二十分钟，时间非常有限，对于这个问题的挖掘。现在回头看，的确这样，很多问题应该顺着他的话继续往下进行深入的挖掘的。
　　主持人：您也谈到到采访的后期，就是马加爵谈到他的人生态度时候，您才有兴奋的感觉，包括他说没有理想是我人生最大的失败，而且这句话后来也被提出来作为全文的标题，您对他这样的一种话是怎么看的？
　　崔丽：其实你理解的特别的对。这篇报道之所以到现在还有意义和价值，在采访当中的确挖掘到了他内心的反省和反思。我感觉他属于智商很高，但是情商相对很低的人。经过逃亡的过程时候，当时有一个情节，不知道大家注意没有，他已经濒临自我崩溃的状态了，又不能解脱，甚至当时想随便拿一把刀再去杀人，作为对自己一种解脱，用极端的办法。他在看守所经历这么一段时间之后，相对处于比较平静的状态。谈到他大学生活时候，真正的反思，他描述自己在大学生活的状态，我觉得带有很普遍性的。
　　他认为很多大学生生活是失败的，很多庸庸碌碌，浑浑噩噩的，可以说是目前大学生一种普遍状态。可能大家没什么事了，下课之后就没什么事了，要么上上网，最多打打球，大家联系联系，而且他说的真是特别实在。如果你说有什么追求的话，很多人为了找好工作，是为了写好论文，或者怎么样的，那是一种追求的话，除了这个之外真的没什么追求了，因为他每天都想着自己那点小事，那点小心情，那点小考虑，就会陷入斤斤计较当中，他就走不出来了。我印象特别深，当时我在一个学校讲课时候有一个女生过来跟我交往，她说老师，听你讲到马加爵的事情，我们身边每一个人怎么都像马加爵，每个人都有成为马加爵的可能，我觉得这种感觉非常非常恐怖，马加爵自己认识到的时候，他认为有信念的人是快乐的，当你不是总局限在自己小天地、自己小心情、自己偏狭状态的时候你会更开阔一些，做人的目标也更长远一些。
　　主持人：你做了这样一种采访，引出了马加爵对自己人生的一些思考，包括对大学生心理的思考，可以说这个脱离了具体案情的层面，引起了社会各界对更深层次问题的思考。包括您也写了一篇记者手记，结为提到今天马加爵执行死刑，希望能够引起社会的思考，避免悲剧的再次重演。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近几年来恶性杀人事件其实还在我们身边发生，甚至有些案件恶劣程度比其马加爵案件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比如药家鑫。您作为跟马加爵面对面采访的记者，您对药家鑫这样的案件怎么看待的？
　　崔丽：像近期发生的药家鑫案件，虽然被执行死刑，我觉得他带来的思考与反思也是没有结束的。我前段时间看过关于青年的心理调查，整个社会转型期、矛盾的爆发期、突显期，带来了每个人心理变化和冲击，尤其是对当代青年带来的冲击是非常大的，尤其是网络的发达，现代技术反而带来人的心理上一种梳离、一种疏远和人们的封闭。包括大家经常说贫富不均、收入不公、公平正义缺失等等，在青年心理都是有反应的，大家都会说教育出了问题、社会出了问题，方方面面好象都有问题。
　　我进行了一个思想状况调查，大家心理都不平衡，都觉得对自己不公。我们报社经常在这方面有交流。我们的总编辑经常说每个人年轻时候都是有不一样的地方，都是有很艰难的时期，都需要奋斗达成的一些目标。现在这种社会氛围，青年当中，普遍的困惑，普遍的不平衡，尤其蜗居、蚁族，还有最近的裸婚，都是讲青年的状态。我们的社会包括媒体也多了一些怨气的弥漫，缺少了达成目标的过程。成年人当然得想有车、有房，我们经历的过程在哪里？奋斗的过程在哪里？作为媒体，应该多给年轻人提供光明的报道，作为媒体来讲，我们有这方面的责任和义务，我们不要成为抱怨的社会，大家要抱着一种希望和信心。
　　如果我们快要结束今天的访谈的话，有一个小短文挺希望跟青年朋友们分享的。有一个禅师，他有一个特别爱抱怨的弟子，有一天禅师把一包盐放在水中让他弟子喝，问他弟子什么味道？他弟子皱眉头说又苦又咸，禅师又把更多盐撒进湖水里，让他弟子再去品尝，弟子说很清凉、很甜美。禅师的意思是什么呢？他说生命中的痛苦是盐，它的咸淡取决于盛它的容器。对青年来讲，你愿意做一杯水？还是一片湖水？有时候经常取决于你个人，我觉得这个话是对的，外因是通过内因起作用的，青年人的胸襟有多开阔，目光有多么远大，你给自己的信念和希望有多大，我觉得这可能很大程度上能够决定你人生的前途和命运选择。
　　主持人：访谈时间也差不多快到了，访谈过程中也有网友通过微博提问，我们抽其中一个问题请崔丽老师解答一下。这个网友身份比较特殊，现在在云南一家媒体做记者。他说马加爵杀人案件中四位死者中的一位是他的校友，从马加爵开始一系列恶性杀人事件，比如马加爵的事情，包括福建南坪杀幼儿园儿童的事，包括药家鑫的事，他说这些事发生之后媒体做了大量报道。报道的初衷是希望引起社会的反思，避免这种悲剧再次发生，但是会不会相应的带来一些负面效应，把这些血淋淋事件展现出来以后会造成负面影响，甚至鼓励有这种冲动、有这种倾向的人真正迈出这一步，媒体在进行这类事件报道时候，怎样尽量规避有可能带来的负面效应？
　　崔丽：我觉得他的思考非常有价值，尤其是对我们媒体从业人员来讲，我觉得也是大家共同应该更深层次思考的一个话题。刚才他说的这一系列问题跟我刚才表达的思想我觉得有一定的关联度的，整个社会大的氛围在转型期，改革深化当中，不可避免的会带来各种各样的问题，尤其是个人利益的诉求表达更大多元化，更多的渠道化，包括更大程度上的聚焦，让很多社会情绪、社会氛围都会通过各种方式传达出来。作为媒体来讲，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怎么担当？怎么引导？给大家什么样的方向？这是非常非常值得媒体思考的。
　　崔丽：从最开始我就说马加爵这种报道，作为中国青年报，我们有社会责任，我们是有社会良知的媒体，我们知道呈现出来的是什么样的东西，这就是挺值得参考的文本。包括药家鑫这个案子，说实在的，我们之前也想采访，在他执行死刑前，但是我的动力不是特别大。我觉得药家鑫这个案子经过媒体、微博、律师的介入当中，已经把这个案件炒的沸沸扬扬，偏离了很多，附加了很多不恰当的社会情绪、社会氛围，我觉得已经偏离案件本身了。媒体怎么样化解社会情绪，抚平社会伤痕，而不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添加更多的气愤或者在伤痕上撒一把盐，我觉得可能是完全不同的效果。包括南坪杀人事件，我认为媒体起到了发酵的作用，媒体做法制报道要有更多的法律精神、法律理念，然后还要考虑到义务的担当，报道一个案件不只是为了吸引眼球。
　　主持人：时间差不多了，我们这一期的嘉宾访谈活动到此结束，最后再次感谢崔丽老师作客嘉宾访谈活动！也请各位网友下星期继续关注嘉宾访谈的第八期，谢谢大家！
　　崔丽：谢谢各位网友！再见。
　　附：马加爵忏悔书：最想对亲人们说声对不起
【责任编辑：陈思蓉】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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