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利群：游戏的猜想
　 &每个人都有童年的游戏。游戏不仅仅使童年拥有快乐的时光，也成为成年后不可或缺的回忆。院子里那些游戏的嬉闹场面，无猜无忌的日子，曾经让我们不想读书不愿长大。今天的小孩子不再玩旧日的游戏，也不喜欢和同伴在一起，宁可一个人面对虚拟空间的电脑游戏痴迷。在《童年的消逝》一书中，尼尔?波兹曼讲了一个有趣的事，他引用J.H普拉姆的考证，描画了一个在中世纪的欧洲，大人跟小孩一起玩的场面：&小孩和大人一起生活，没有单独的童年游戏，儿童和成年人做同样的游戏，玩一样的玩具，一起听童话故事。&这种事情在我们这个长幼尊卑秩序森严的国度里非常少见。我有一个朋友回忆说，儿时偶然看到邻居的爸爸和他的孩子一块玩，那个场景一直让他羡慕不已。
　　乐趣之外，瑞士儿童心理学家让?皮亚杰的《儿童的道德判断》给了我另外一个思考游戏的维度，他从心理学的角度解释了游戏与制度的关系。他以打弹子游戏为例，指出&儿童的游戏构成了一种最好的社会制度&。因为游戏里有非常复杂的规则系统，一套自成规矩的法则和裁判程序。由此可以了解儿童的道德，而一切道德的实质就在于个人学会去遵守这些规则。小时候的一些游戏里，男孩子玩的&弹球儿&属于规则严格的那种，无论哪种玩法，规则都明确、公平，赢得最后的胜利靠你高超的技术，不能耍赖或者犯规。那样的话你只好出局。原来游戏也是成人世界的戏仿，让小孩子从小懂得守规则。然而也正是这个复杂的规则系统和裁判程序，诡秘地呈现了某种人们习以为常的社会制度，它仿佛是阴影编制的大网，甚至笼罩了人类的整个童年。于是连儿童都有了所谓的&道德&！当童蒙未启之时，我们沉湎于个别游戏中的输赢和快意。而当年幼的时代远去，游戏的景观模糊地连缀成片时，这些&戏仿&无意中泄露了一个时代的秘密与&天机&，也让我对童言无忌的游戏有了别样的猜想。
　　查证件
　　文学理论家夏志清之兄夏济安早年翻译过一本《莫斯科的寒夜》（BlundenGodfrey，白伦敦著，也译布隆敦），其中记录了苏联大清洗时期，儿童们所玩的特殊的游戏。丽莎和沙夏两个孩子，在街上和其他孩子一起做游戏，玩法叫作&查身份证&。丽莎和沙夏事先找个地方藏起来，等别的孩子走过的时候，突然冲出来，大叫&护照&&证件&，拦住他们查看通行证一类的证件。显然这是现实生活的模仿。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的儿童团也有查路条的，他们手拿红缨枪，盘查过往的人。当他们把不认识的&自己人&也当作特务抓起来的时候，那种场面倒有些戏谑。有一个歌曲记载了&查路条&的过程。歌词是这样的：&同志我问你，你到哪里去，通行证你可带着呢。拿过来看看，拿过来看看你才能过去，因为情况关系马虎不得。&可见当时边区查路的事很普遍。与苏联的情况不同的是，这毕竟是生活而非游戏。
　　查证件虽说是儿戏，然而隐在游戏后面的大清洗时代的恐怖确实是闻所未闻。1苏联作家索尔仁尼琴在《古拉格群岛》中，开篇就展示了毛骨悚然的&搜查学&&逮捕学&。因为是欲加之罪，无论你有没有证件也会逮捕你。在剧场里，车厢里，工厂门口，家里，或者大庭广众之下，有假熟人上来跟你套近乎，在你用通行证确认了身份之后再把你抓走。哪怕你发烧，或是在医院的手术台上也照抓不误。索尔仁尼琴感慨地写道，有的时候逮捕就像是游戏，抓你的人有抄表工、出租汽车司机、火车上的乘务员、储蓄所职员、电影院里的管理员，甚至还有故意在街上与你相撞的骑自行车的人。虚虚实实，形形色色。直到抓了你之后，他们才会出示藏得很严密的深红色证件（见《古拉格群岛》第8&10页）。显然，这种查证、搜查、抓人的场面或多或少让孩子们看见或者知道，也许他们的父母就这样被抓走，也许他们的父母是被派来抓人的。不消说，孩子们的游戏一定是从残酷的现实生活中模仿的，只是他们没有契卡和克格勃那么多翻新的花样儿罢了。社会学的考量在这里取代了心理学的分析，皮亚杰从关于&儿童的游戏构成了一种最好的社会制度&的结论，在铁幕之下被修正，集权统治下的&查证件&游戏恰恰让人们看到时代的残酷与狰狞。很长一段时间，苏联当局用各种手段企图抹杀那段罪恶的历史，制造假象，销毁证据，限制出版，唯恐泄露历史的真相。人们三缄其口，远害避祸，没有想到却让游戏泄露了天机。
　　大官说，小官打
　　这是我小时候经常玩的一个游戏，男女不限。玩法很简单。四个人抓阄，每个小纸团儿里面分别写着&大官说&&小官打&&张三跑&&李四追&。抓到&大官说&或者&小官打&就会暗自高兴，因为他们是惩罚人的。大官规定惩罚的方式，可以随便说打哪里，打轻重，他在这个游戏里是至高无上的。小官只负责执行，却不受责罚。抓到&张三跑&&李四追&就倒霉了。张三是犯人，必须迅速逃跑，李四作为衙役要追上他&缉拿归案&，交由&大官说，小官打&。
　　这个游戏只用了四个人就把中国古代的人群高度划分了：大官是说了算的人，小官是照章办事的，李四是听喝儿的，而张三则是犯了事儿的平头百姓。要紧之处在于一个&官&字。先来看一出戏曲，从中可以看出官阶大小的玄机。京剧《盗御马》中有这样一段戏：马匹被盗后，差役先发现，报告了小官，逐级上报一直传到梁九公的耳朵里。梁九公大怒，骂了彭大人一顿拂袖而去；彭大人回头大骂差官，差官恭送大人之后，一转身，一排差役就都跪下来。自然又是一顿臭骂。差役是这个循环中地位最低的人，往下再也找不到可以出气的人，两手一摊，叹息而去。黄裳先生《旧戏新谈》里说，由此形象地看出中国官场的那一套，如此简单，如此深刻。依照历史学家吴思的&淘汰良民定律&，在人人热衷官场的时代，良民只有三种出路：或者挤入官吏队伍，或者死于沟壑，或者沦为盗贼。可见想办法当官是百姓出路的首选，大官当不成也要当个小官。&大官说，小官打&的游戏恰恰是社会中权力高低和权力有无的戏仿，大官&小官&张三&李四的排列，一级压一级，&官大一级压死人&，&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等级观念非常清楚。孩子们玩的时候都盼着自己抓的阄是&大官说&或是&小官打&，就是因为有权力处罚张三李四。平日里也会说到谁的爸爸官大之类的话，可以见出官本位思想在民间影响有多大。
　　那么当官究竟有什么好处呢？无论古代还是现代，官员职位相对稳定，进入官场等于拿到一个铁饭碗，天底下最牢靠的职业。古代官员一般都有很高的收入，工资里包括正俸、职钱、服装等实实在在的钱物。免费开销里，烟酒茶糖，粮米薪炭一应俱全。如果担任实职，还能免费使用官衙，入住豪华府邸，幕僚随从以及免费劳力随意差使。各级官府都开有官办的医馆或者配有医生，官员可以免费获得医疗和药物。官员退休时还能从朝廷得到一笔退休费等等。其他如通畅的升迁机制和解决子孙就业问题都属于官员的特权。你升迁的时候，&朝里有人好做官&，你犯了事，&官官相护有牵连&。就算贪污受贿被发现，官位也未必就保不住。要坐牢，也大有刑期长短、实坐多久的商量可打。一句话，做官不仅代表一种人上人的荣耀，更有着人上人的实际利益。
　　于是乎读书做官成了世人竞相追逐的人生终极目标。王毅先生在《为什么&官&胜过神明》一文中指出，官本位体制到了明朝已经成了整个社会形态的&母本&。他举了一个周作人讲过的小例子：中国人习以为常的事，放到西方文化中就显得怪诞可笑。比如我们习惯用官衔称呼他人以示尊崇，所以杜甫所受&工部员外郎&虽是有名无实的虚职，但后人为表示敬仰，必定要称杜甫为&杜工部&。（这个习俗一直延续到现在，为了讨好领导，人们只称李处、王局而不喊名字。）反观西方，文学艺术和思想建树的成就本身才是莫大的荣誉，他们从来没有过&歌德丞相&、&培根工部&之类滑稽名号。到了清朝，一个县官管辖的范围包括法律、经济、教化、治安、科举教育、社会福利、社会伦理等&靡所不综&；这都说明官权势能努力要达到无所不包和无远不届的程度。
　　审犯人
　　男孩子玩的游戏，也叫砸牌。游戏规则是：准备五块砖头，按十字形状排好立着，划一根线，人站在线大约5米远的地方，用一块扁圆的石头抛向那些砖头。要求既要准确又有力量。砸中最后的那块是皇帝，中间和两边的是用刑的人（打屁股和拉耳朵是常见的&刑罚&），前面的是犯人。经过一番角逐，决出谁是皇帝、行刑的人和犯人。打屁股的人边打边喊：&青辣椒，红辣椒，皇帝问你招不招。&招认自然是&犯人&的最佳选择，不然打痛了皮肉吃苦。这一点小孩子自然也是知道的。然后轮到做皇帝的人发指令，继续还是停止刑罚全在他一句话。游戏中的&皇帝&代表至高无上的权利，他可以发号施令让&行刑的人&去实施刑罚。犯人只有招认一条路。而现实社会中，只要法律不健全，不招也会屈打成招。
　　在我们周围，&审犯人&显然不仅仅是游戏，而是残酷的生活中现实。刑罚是法律的极端手段，属于不得已而为之，问题在于受审的是否是犯人，由谁来决定或者甄别？这个制度化程序化的问题不解决，冤假错案、屈打成招的事情就会屡屡发生。建国以来历次运动中的非法审讯的案例不少，这里只说一个身边的事情。1951年底到1952年10月，&三反&、&五反&运动在全国展开，我父亲所在的北京市供销合作社自然也在清理之中。那时他刚刚从私营企业转来，在业务部门做个职卑位低的小职员，应该说是离运动的中心远而又远。但即使是这样麻烦还是躲不了。据母亲后来回忆说，一天晚上，一位同事带信儿回来说，父亲让单位&扣下了&，今天晚上不能回来。母亲一下子懵了，自从参加工作以来，还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接连几天的晚上父亲都没有回来，单位没给任何说法。什么事情被扣，怎么发落，结果如何，一概不知。终于有人来家里质询母亲。无非是问父亲每个月给老家捎多少钱。母亲一五一十说了。来人说不对啊，交代里说每个月有好几万斤小米啊（那个时候的工资是按小米计算的）。母亲脱口而出，这不是胡说八道嘛，你们可以查啊。数日后，父亲经过&甄别&回到家，母亲上前询问，他无奈地说，好几个人围着你审问，白天审了晚上接着审，每天不间断，你不胡说不让你睡觉啊。为了过关，父亲的很多同事都信口雌黄。合作社主任王纯的秘书也编造谎话，为此扇挨了主任好几个耳光：没有影子的事怎么可以信口开河！后来才知道，这是&三反&&五反&运动的第二阶段&打老虎&。可是究竟有多少刘青山、张子善那样的贪官，王康年那样的奸商？打掉多少老虎？父亲那样一个基层的小科员都无端遭到非法扣押审讯，其他层面的非法审讯、非程序化手段的花样翻新可想而知。运动过后，针对斗争的过激，杀伤面过大，处置过程的不当，上面只一句&过火&，&扩大化&之类的结论，就轻描淡写草草了之。
　　父亲遭遇的&挑灯夜战&审讯当然不是什么新鲜事。苏联刑事犯罪侦察机关就有五十多种刑讯逼供的卓越创意，其中剥夺睡眠与夜审是常用手段。一连一个多月不许睡觉，白天劳动，晚上生物钟最脆弱的时候展开车轮审讯。更恶劣的包括同时饿饭，并在嫌疑人半死不活的时候给他喝酒，不少人就在这种半昏迷状态中签下了株连甚广的供述书。延安整风的&抢救&风暴中明显借鉴了苏联人的经验。据李锐回忆，1943年4月至1944年6月，他被关押在边区保安处受审。曾经&五天五夜不准睡觉，不准合一下眼皮&，有人遭受长达十五天十五夜的疲劳审讯，&受审时，通常是长时间立正站着和坐矮板凳，有时加带手铐，时间长短不定&。甚至还不给饱饭吃。（参见李锐：《直言：李锐60年的忧与思》，45、46页）
　　这个游戏还有个颠覆性的意义，就是&犯人&受罚后还可以对&行刑的人&反过来&加罚&，这个时候，&犯人&和&行刑的人&等于互换了角色。&皇帝&喊出停止用刑之后，&犯人&可以反过来追那三个&用刑的人&，捉到谁谁就得背他。可见两种人之间没有根本的区别，他们的角色随时可以发生变化，当然其决定权在说了算的那个人手里。
　　举一个苏联的例子。1937年春天，俄罗斯作曲家肖斯塔科维奇被传到人们内务委员会总部报到，调查员赞切夫斯基劈头就问老肖和被捕的图哈切夫斯基元帅的关系，是否知道有关暗杀斯大林的阴谋？老肖予以否认。调查员最后说，今天是星期六，你可以走了。但下周一是最后期限，到时候你一定会记起每一件事情的。作为反对斯大林阴谋的证人，你必须回忆起你们谈话的所有细节。这些威胁的口气等于是最后通牒，假如老肖下个周一仍然缄默，那么等待他的不是被捕就是枪决。到了下个星期一早上，老肖照样去了总部，他是做好了准备的。只是意外得到通知：调查员赞切夫斯基在周末作为间谍被捕了，老肖这才躲过一劫。三天之前，赞切夫斯基还是调查员，而只过了一个周末他就成了间谍。无非是当局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把戏：今天用着你了就是酷吏，明天不用你了就是阶下囚。
　　分田地
　　两个人玩的小游戏。直观的名称叫&剁刀&。两个人随意在土地上划一个方框，然后用削铅笔的小竖刀往地上戳。小刀落地，&地块&被一分为二。接着玩的另一个孩子挑其中一块继续分，一刀刀剁下来，可以分的地越来越小。一直小到无处下刀时，轮到的那个人就算输了。
　　&打土豪、分田地&的事情过于久远，只说1947年开始的土改运动。我在电影《槐树庄》里看到过分田地的&现场&，贫下中农组成的&贫协&用丈量土地的米尺（木头做的，上山下乡期间我在农村用过）在原本属于地主的土地上丈量，然后根据不同情况分给贫雇农。分到手后，就在新的地界上插上牌子，上面写着新人的名字。广大贫下中农自然是欢呼的。不得不说到1950年6月政协会议讨论的《土地改革法》。许多民主人士主张&只要政府颁布法令，分配土地，不要发动群众斗争&，以便实现和平土改。毛泽东坚决反对把土地&恩赐&给农民，主张组织农民与地主阶级进行面对面的斗争，夺回土地。这一斗争不要紧，血腥味儿就来了。当年土改工作队的干部普遍存在怂恿农民打人的情况，亲自上阵者也不乏其人。更严重的是，土改的过激行为造成大量的人死亡。2几十年过后回过头来看，毛泽东的阶级斗争方式显然不如民主人士的&和平方式&更合理、更实际，更符合农民的利益，从而也避免了革命过火所造成的血腥事件。从土改的斗争性分田地到强迫性地走向初级社、高级社、人民公社，历经30年的教训终于导致开放改初期的第二次分田到户。
　　现在看，农村中土豪恶霸毕竟是少数，文学作品中的阶级斗争的不可调和、绝对化，无疑给人们以认知的错觉。现实生活中大部分中小地主和贫雇农之间，自有一套潜在的维系生存的链环。以我外祖父家为例，他是地道的贫农。外祖父外祖母加上六个女儿一共只有4亩地，比起土改前人均拥有土地接近0.9亩的情况还差很多，自然是分得了土地。按道理土改前他们应该和地主阶层势不两立，其实不然。据母亲生前回忆说，她年幼的时候，春天里粮食不够吃到地主田里去拔青苗，被地主发现后无非是撵出去了事。她还说了一个很典型的抠门地主的例子。她所在的河北省任丘县青塔镇北曹口村有个地主外号&皮笊篱&，意思是说饺子面条捞上来连汤水都不漏，可见人有多抠门儿。但这个地主对自己也很抠门，平日省吃俭用，农忙时分还亲自去地里干活儿。而且对长短工很好，活计累的话还给他们加餐。他懂得，这样他们才能好好劳动，他们之间才能建立一种相对稳固的合作关系。可见不同阶层的非阶级斗争模式也是可以共存的。
　　游戏似乎复制了一副特殊年代的历史贴画和政治拼图，耐人寻味的在于游戏之间有意无意的联系。&查证件&询问的是&你是谁&，是身份的甄别与确认。一生当中，你的身份都在不断地被确认，包括你的职业、组织关系，历次政治运动立场的不同所带来的变化，稍有不测就可以戴上的&帽子&。随着身份的变换，证件也越来越多，那些&老运动员&，档案袋从年轻的一张纸变成了岁月的&一本书&。当历史方位变化后，你找不到前行的方向；当人际关系变化后，你需要重新定位自己。一旦身陷囹圄整个世界被彻底翻转，你不再是亲人的亲人，不再是同事的同事，不再能以自己的语言讲话。所有能证明你身份的证件全部失效，你不再是原来的你。&大官说，小官打&的游戏说明了&你在社会中的位置&。这便有了官民之别，等级之分，地位高下之分。为了这个高下之分，你要付出终生的代价。从来的社会价值体系的导向让你向&大官&的道路不断攀登，读书做官，科举功名，光宗耀祖。退而不行求其次，哪怕做了小官也可以发号施令。最不济也要谋一个&李四&那样的差役，奉旨拿人也比沦为贼民&张三&强百倍。作为某一个阶层的人，你的身份、地位决定了你的权力的大小和财产的多少。&分田地&宣告了你既可以从无到有，也可以从大户变为赤贫。殊不知你的&所有&并不见得真正有法律的保障。从土改到互助组，从初级社、高级社乃至人民公社，从来都说农民是&自愿&的，但不自愿又会怎样的下场？3农民的土地是怎样让渡的，农民的权利是怎样失去的，他们真的拥有过什么吗？30年过后，挥间弹指，当初把地主的田地、房子等财产抢来分给农民，穷苦大众欢天喜地，认为争得了永久的土地，这命根子可以世世代代传下去。没想到土地证还没有捂热就被&自愿&了，有一种被欺骗的感觉但永远也不敢说出口。&分田地&终将演变为一场历史游戏，那自上而下的&剁刀&所带有的主观性、随意性和颠覆性，让现实显得更为荒诞无稽。
　　游戏的猜想或许缺少必要的社会学的分析，然而有一点可以确定，它们终归是那个年代的产物，就像其他文化艺术的现象，不可能不打上特殊的烙印。就像断了线的风筝，看似在空中随意飘荡，那些扯动它们的线也许难以分辨，但它们飘在那里就足够了。其中的象征意义与戏谑元素足以让我们把玩再三。今天的孩子可以不再去玩那些游戏，但我们这些玩过游戏的人有责任告诉后人，幼年游戏后面有被捉弄的苍莽人生，游戏中嬉戏的笑闹声潜藏着并不轻松的沉吟和思索。
| 来源日期：2012-05 | 责任编辑：胡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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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我要“隆重”的推出我所记忆的班里参加的第二次文艺演出。那次演出的地点就在学校的操场上，我们高年级每个班都拿出了自己精心准备的节目。一班、三班演得是什么，我没有印象，但我们班和四班的节目应该还是比较出彩的。
那次四班准备的是一个舞蹈，他们班的同学不知有什么高人的指点和“赞助”，跳的是在越南及我们国家云南等地流行的“竹竿舞”，服装也是从外面借来的越南人喜欢穿的无领衫，在这个方面，无人能比。
我们班演出的是一个“歌舞剧”，剧情是反映抗战时期儿童团员查路条，抓汉奸。参加演出的同学，在女生方面应该有隋黎明，姜丽；男生谁参加了？照例，一个我也没记住（知道我也不说！哈哈！）。
由于演的是儿童团员和汉奸、特务，所以，在服装上似乎也没有特别的准备，“演戏”的同学好象都是穿着自己平时穿的衣裳上的场。
在正式演出之前，参加演出的同学，利用晚上的时间，在班里进行了精心的排练，起码我及几个没有参加演出的同学在学校的楼道里，隔着门逢就看过好几次，这也是我们的演出能够获得成功的根本。
至今我还记得那次演出中的几首插曲，现在就露出来给各位同学们瞧瞧，记得的同学也帮我看看，歌词哪个地方错了？
插曲（词）一：同志我问你，
&&&&&&&&&&&&&
你到哪里去，
&&&&&&&&&&&&&&通行证你可千万别忘记。
&&&&&&&&&&&&&&拿过来看看，
&&&&&&&&&&&
&&拿过来看看，
&&&&&&&&&&
&&&你才能过去，
&&&&&&&&&&&&
&因为军情紧急，
马虎不得。
插曲（词）二：&我们是八路军，
&&&&&&&&&&&
&&&八二四五团，
&&&&&&&&&&&&
&&从后方上前线，
&&&&&&&&&&&&&
&去杀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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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网友发言只代表其个人观点，不代表新浪网的观点或立场。回忆录之&学生时代
回忆录之学生时代
1963年9月，我背上母亲做的书包，到东街小学上学，这是一所在新乡市比较老的学校，解放前是第二完全小学，因为地处大小东街、东关街所以称为东街小学。我从小营养不良，生来个子不高，虽晚上一年，也不显得大，再加上出门少，圈在家里的时候多，显得呆头呆脑，无人问津。那时，上课前，排队检查仪表，我就叫母亲专门做条加长的裤子，好用它来掩盖我还穿着带袢女鞋的一双小脏脚。
我的班主任老师是个女的，名叫路金英，是个十八九的姑娘，师范毕业，住在学校。她的屋子总是干干净净，到处看不到一点灰尘，白纸糊的墙，桌上铺的白朔料布，床单是白的，枕巾是白的，连被子都反着叠，只有她辫子上的头绳是红的。
我感觉她很喜欢我，经常给我擦鼻涕，还给我画书看，我上课没带笔，她就找来笔让我用，天冷的时候，我会经常带着她绣着花的手套。有时她好吵我，排练支援越南，打倒美帝的节目，她非要我参加，可我嘴太笨，对口词老忘词，“乌云遮不住太阳，欺骗盖不住真理，美帝国主义在越南干的坏事，一笔一笔又一笔。。。”就这么几句到时就忘。“唱歌老跑调，说快板，竹板老掉地上，她急了，用报纸打了我的头，我就不理她了，因为她虽美丽漂亮，但发火得时候也挺吓人的。
从二年级起，在路老师的威逼下，我每天必须在她屋里看两个小时的书，也就是阅读小说。一年里，我读完了《苦菜花》《朝阳花》《迎春花》，不会的字她就教，不懂得意思她就讲。从此我对文学有了兴趣。私下里，我又借来《暴风骤雨》《铁道游击队》《林海雪原》《敌后武工队》《平原枪声》《红旗谱》《创业史》打那起，我的话也多了，字也写的好多了，嘴也没有那么笨了。我觉得路老师是那么的可亲可敬，几次在她屋里读书学习时，喊老师竟喊成了妈妈。
我与路老师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她只要一天不上课，我就会跑到她屋去看看咋回事，后来我偶尔发现，有一个男人，不是学校的老师，经常偷偷到路老师的房间，还进去就把门关上，会不会是坏人啊，我急忙找来班上同学，像电影里侦查兵一样，摸到路老师的房门，窗户隐蔽，观察，用手指粘着唾液把窗户纸弄一个小洞，往里一看，那个男的正抱着陆老师的头，我大喊一声“住手”，一脚把门跺开，只见那男人迅速离开路老师，一副惊慌失措，而路老师却捂着嘴笑的前仰后合，满脸通红，一时喘不过气来。。。。（直到很长时间我才弄懂是怎么回事。）
由于路老师的喜欢和培育，我慢慢成了班里的学生骨干（当时没有选班长），还被挑到学校的笛子班，腰鼓队。又是班里第一批仅五名加入少先队中的一个，当时很自豪呵。当时在全校的汇演中我上台演唱的节目是《小毛驴》“小毛驴，耳朵长，送肥送到南山梁，钉了四个铁蹄子，走起路来哒哒哒哒响，一会赶上了大红马，浑身热汗往下淌，你为公社立了功，奖你一个大铃铛。”还有一首《查路条》“同志我问你，你到哪里去，通行证儿你可带着哩，拿过来看看，拿过来看看你才能过去，因为情况关系，马虎不啲！”
四年级的时候，路老师很长时间没见到她了，有老师说他有病了，我摸到她家看她，她很瘦，但肚子很大，在学校抱路老师头的那个男人扶着她，从此，路老师再也没有回来给我们上课，换了一个老太婆，我哭了。。。
从1967年，文革开始了波及小学校。刚发的新课本都收了回去，说是里边有“毒草”其实就是有一篇《一条军毯》是写刘少奇的，另一篇是《朱德的扁担》。整天上课就是毛主席语录，老三篇，音乐课就是聂老师一把笛子全校用，教的是毛主席语录歌曲，革命不是请客吃饭，那时五六年级已经开始斗老师，打砸抢了，路老师为了不让我们学坏，她不让我们参加任何造反队伍，她给我们做了红袖章，上边写少先队员护院队。和临近的人民公园联系好，去公园维护树苗，花草。有时候路老师还领着我们到火车站利用进出候车厅的机会让过路人背诵毛主席语录，不会背的不让进出，那时候的人都很真诚，让背就背，当时背“为人民服务”“要斗私批修”是最多的。
随着运动的深入开展，上课开始不正常。路老师生了孩子，就调到别的班教课了，那个老婆儿韩国珍老师被批斗、学生闹罢课、叫附近农村老贫农到校做“忆苦思甜”，尝“呲牙菜”、吃烂菜霉饭，我是一口都咽不进去，背着人悄悄倒入桶里，免让肠胃受苦。到了二年级，又有新花样，学校叫我们轮流在操场一角积农家肥，这对我们这些在城市长大的孩子来说，简直不可思议，我就在我家院里挖了个坑，去邻居家弄来煤渣，扫来树叶，再去厕所舀来屎尿浇在上边，害得一院子的邻居都对我妈提意见。三年级开学了，上课稍正常一点，可又是花样百出，叫学生写家史、到讲台上讲家史，我到家让我妈给我讲，她是旧社会过来的人，我写好的，并声泪俱下的朗读，其实不就是吃不饱和穿不暖吗？在旧社会，家家都一样的啊，可是，人就是感情动物，觉得老一辈人吃穿不好很心疼，一付苦大深仇的样子，呵呵。到了四年级末五年级学期，文革像1960年的大水一样继续深入，学校改为上午上课，下午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再后来从北京传来消息，“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就改成全天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了。学校大门从此就不进了。
那时候几乎家家父母都是双职工，各个单位都是下班以后业余时间搞革命，等到父母下班回来都已经很晚了。父亲参加的是二七派（造反派）母亲参加的是联合会（保皇派）到单位辩论，来家还辩论。所以，整个一白天没有大人管束，屋外就是我的世界，这在停课闹革命期间是最明显的。在文革初期我还小比较老实，还不会自己做饭，父母把我锁在家里，我在家里只有听小喇叭广播。很本分地呆在家里，我如饥似渴地埋头看书，印象最深刻的小人书是《鲁宾孙漂流记》，还有一本苏联的反特内容的书。小说印象最深刻的是《志愿军一日》，还有《星火燎原》之类的。但是，两年以后就不是我了，已经学会了做饭，搅甜汤、打糊涂和做几种简单的菜，诸如炒土豆丝、炒豆腐、炒白菜、炖雪里蕻之类的，完全可以生活自理走向独立，这本事在当今小学生里，怕是全国也找不出一位，在当时可是十分地普遍，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嘛。再也不甘寂寞，义无反顾地投身于窗外的群体中，除了常规的游戏和玩耍，还有带有那个时代和时刻特征的活动，那就是打群架，挑衅的术语叫“起茬子”。有大兵团作战，有遭遇战，有小股偷袭，有土匪劫道，形形色色地作战方式无奇不有。我们住的东大街同学成立了个“前进战斗队”与住小东街的小孩他们成立个“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不知怎么就结下了愁，放学后经常展开石头战，武器是弹弓子，没有武器就用手扔，双方参战有时高达几十人，直到大人快要下班时，才各回各家去做饭，战斗自然终止。土匪劫道就是在大院门口，聚集几人或十几人不等，遇到在门前路过的陌生小孩，便走上前去起茬子，完全是欺软怕硬。遭遇战也经常发生，放学回来经常同结下愁子的，小东街的小孩走个顶头碰。这时候就看双方的人数了，往往人少的一方被打散，旗鼓相当时常有短时的短兵相接，然后自动脱离接触。我曾经被一帮人打得鼻口窜血，对方见到血便一哄而散，自己回到家里把脸洗巴洗巴，转眼就又出去玩了。这时可没有人庇护你，自己的问题自己解决，小学就已经开始了。可能是生育高峰的原因，那时候的小孩真叫多，放学以后满院子满大街都是小孩。小股偷袭最卑鄙，基本上就是打完就跑，完全不考虑战果和后果。典型战例，一日晚上，我们几个，来到院墙边上，看到墙外不远处的路灯下，有几个在打架中熟悉的对头，蹲在一起正在玩着什么。形势很有利呀，居高临下，有备而来，手里都攥着石头，趾高气昂地向对方喊话，无非就是指责对方某某天，干了某某对不起我们的事。那几位故作镇静，一边矢口否认，一边貌似镇静地继续玩。我们几个在黑暗处嘀咕几句，在没有任何警告的情况下，一起把手里的石头砸了过去，然后也顾不得观察效果扭头就跑，不知有没有倒霉蛋被砸中。很遗憾，我不会游泳，一次在鞋厂大水坑洗澡差一点淹死，回家也不敢吭。去北关卫河的大众桥下玩水，被水冲走了朔料凉鞋，父亲问：“咋不穿你的新朔料凉鞋？”我说“新的咯脚。”
虽然在白天坏事做绝，但是在父母面前都是乖孩子，父母永远也不会想到，他们不在家时的宝贝们都干了什么。我的孩提伙伴有刘长发、程志远、王秀峰、王新民、炎伟，闫茂堂、李明、石和平、姜淑萍、尚玉琴、陈传惠、刘淑芳。。。。。。
日，在新中国的教育史上，是一个值得记住的日子。这天，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联合发出《关于大、中、小学校复课闹革命的通知》。此前一年有余，因为“文化大革命”的爆发，所有学校的招生和课程运行均陷于停顿状态，处在所谓“停课闹革命”时期。这个通知发布后，自11月起，大部分中小学生陆续回到课堂，新生也开始入学。但恢复高考制度的通知，则是在差两天整整十年之后的日，由国务院发布的。以至1978年到1979年间入学的高校学生（、1979三级），年龄跨度在十多岁，从十八九岁到三十出头。历史的误会让他们成了同学，坐在一间教室里读书，这是空前绝后的一景。
复课以后，
两个年龄段的孩子同时进入小学（1959年出生的孩子大多在1973年五年级结束时提前毕业，升入中学）。两个年龄段的学生同时升入中学，他们后来被泛称为69届和70届（初中毕业）。1952年以前各年龄段的学生，是在“文革”前上中学的，被称为老初一到老高三，统称老三届。老初一以上，加上69届，这几批学生复课后没上几天课（69届学生只在中学呆了一年多），其实也没什么人有心思上课。他们当中的大部分人，后来响应毛泽东“上山下乡”的号召，被陆续发到陕西、山西、云南、内蒙古、黑龙江等地的生产建设兵团和农村落户，少数人参军，只有极少数人因各种原因或借口“幸存”了下来。70届毕业生是最幸运的，除了走后门和前门自愿参军的，被一刀切，留在了工厂里。
1971年起恢复高中，71、72两届初中毕业生中的少数优秀分子（分别为1/10、1/5）成了“时代骄子”，被选拔升入高中，多数人直接就业；但上了高中的，毕业后也大拨发到郊区农村插队。73届以后，高中升学比例不断增高，直至百分之百。高中毕业后全部到郊区插队，几年后返城就业，特殊情况（如独生子女等）例外。这种局面一直延续到“文革”结束两到三年以后。
复课后，实行的学制是小学六年（1974年以后改为五年，当年该上六年级的同学“戴帽”在原来的小学读初一课程，次年转入各个中学与前一级同学同步），初中三年（1971年以后逐步恢复高中），高中两年。若以中学毕业而不是岁数为限来划分“孩子”的概念，老三届以及69、70、71、72届的同学们，都程度不同地提前结束了孩子”的时代。
&“文革”前，中小学有等级之分，中学还有男、女、混合之分。“复课闹革命”以后，各类等级自动取消，也不再有入学和升学考试一说。1953年到1963年出生的孩子，无论毕业于哪一所中学，都谈不上是一段值得炫耀或妄自菲薄的经历。因为当时的中学生一律以居住点为单位，按片就近分配入学。1970年9月我没有参加任何考试就被分到六中上了初中和高中（一个学校）。
六七十年代，城里老牌学校的历史，至少也是二三十年代的产物。阔气一点的学校，有相对正规、配置齐全的教学楼和操场，像市一中，新乡师范学院。
复课以后，首都北京的香厂路小学为全国干了一件改写历史的大事。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批转了香厂路小学关于建立“红小兵”的材料，此后，红小兵正式取代少先队，成为全国少年儿童惟一合法的基层组织（此前，小学生也挂红卫兵袖标）。它的标志最初是一种红底金边金字的菱形臂章，用别针别在左衣袖种牛痘—即以前和以后的大中小队干部所佩带的几道杠臂章—的位置。这种臂章原是棉质的，不禁脏，要到综合修理部压一个塑料膜，后改成塑料制品。“九一三”事件以后，一个让孩子雀跃的事情是红领巾的恢复（当时做了绸子和布两种面料的红领巾，由同学视经济条件自己选），但红小兵的名称一直延续到“文革”结束。复课以后入小学，又是头一拨加入红小兵的孩子，有点“黄埔一期”的意思，“三十八年过去，弹指一挥间”，恐怕都忘不掉当年历史性的一刻。我复课以后表现积极，很有第一批加入组织的，在操场上举行加入红小兵的仪式，把新发的臂章往袖子上别，我的泪珠在眼眶里直打转，那时能不能加入红小兵，或者第几批加入，对于一个孩子来说，是天大的事情。
红小兵取代了少先队，但并没有取代班组织，只是“文革”前“班主席”一职的称谓，改叫班长，班委会委员、小组长、课代表等，依然如故。此外，低年级（一二年级）每个班里，有一两个高年级（五六年级）品学兼优的同学来做辅导员，协助班主任。我也收起红领巾，戴上了红小兵的臂章。到了六中，我也被批准参加了红卫兵。
尽管红小兵被当时的“中央文革”视为“富于革命性、战斗性，有利于推动少年儿童的思想革命化”的组织，但广大红小兵毕竟是学生，而且是小学生，不可能有太大的“革命”作为。作为“文革”期间入学的“当局者”之一，我的记忆中，好像除了随大流参加一些象征性的“革命活动”，如开批斗会，游行，吃忆苦饭，早请示晚汇报等等，还是“以学为主”。当然，那时不会有计算机课，也没有外语课，也不存在一环扣一环的升学竞争因素。但小学的课程设置规范，即使是在“文革”最轰轰烈烈的那几年，也基本没有被破坏。自然，课文里的时代烙印，是抹不掉的。这里照录一本1970年秋季小学五年级下学期语文课本的目录（主课文十七篇）：
一林副主席《在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节选）
二赞革命油画《毛主席去安源》
三全球响彻《东方红》万岁万岁毛泽东
四傣族百岁老人心向红太阳
五毛主席教导
六绝不许潘家峪惨案重演
—一位老民兵的控诉
七红灯记（唱词选段）
八吃吃喝喝绝不是小事
九毛主席诗一首
七律到韶山
十身居“长工屋”放眼全世界
十一 “打破洋框框”的一曲凯歌
十二雪山雄鹰
十三天山脚下的牧马姑娘
十四毛主席教导
十五平型关大捷
十六痛打美国“空中王牌”
十七伟大祖国的尊严不可辱
——记战斗英雄孙玉国
这本教材还附有四节单元练习、四篇阅读课文及“附一应用文：祝贺信”、“附二标点符号用法”、“附三农村常用字”。
算术课本的字里行间，时现用黑体字标出的“毛主席教导我们”。应用题也多被时代化了。也是1970年五年级的算术课本里，有几道练习题，可作一叶知秋的见证：
1.“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中阿两国远隔千山万水，我们的心是连在一起的。”北京离地拉那7805公里，在一幅世界地图上量得它们之间的距离是22.3厘米。求这幅地图的比例尺。
2.毛泽东思想是革命的法宝。两位阿根廷青年克服种种困难，终于来到日夜想念的北京。在比例尺1:的地图上量得从阿根廷的首都到北京的距离是36.7厘米，它们之间的实际距离是多少公里？
3.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以老红军为榜样，从井步行到遵义，又从遵义到延安。在比例尺是1:的地图上量得从井到遵义是8厘米，遵义到延安是11.5厘米，分别求出它们的实际距离。②
低年级的课，有语文、算术、体育、大字、图画等几门。三年级以后，陆续开政治、常识、珠算、美术、音乐、自习等课。期中和期末考试都是百分制，闭卷，成绩要由家长签字。语文课是从汉语拼音学起，然后是生字、组词、造句、作文。一年级第一课的课文是：“毛主席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九一三”事件以后，高年级课文中开始出现一些要求学生背诵的古代经典寓言，如“揠苗助长”、“刻舟求剑”、“对弈”、“自相矛盾”等。我们班有一次上作文课，题目是“我的理想”，这是几乎所有孩子都碰到过的一个被写滥了的作文命题，今天也不例外。许多同学那时正受小说《欧阳海之歌》的影响，理想是当一名解放军战士，至少没出工农兵的圈子，只有一个叫葛民的同学例外，他的理想是当科学家。他后来是否当上了科学家，不得而知，这篇作文，当时是老师眼里的范文，被当众表彰。算术课更与从前没什么两样，不过是在应用题的叙述里，多了一些“贫下中农”这样的时代语言而已。黄帅“反潮流”以前，也就是“修正主义回潮”时期（），有的学校三天两头测验，甚至经常出那种附带一两道稍难的选做题的算术卷子，如果全部答对，成绩便是100+优。上中学后，有个外地小学毕业的同学和我们大说他小学时目睹的几个学习尖子的当堂表演:老师在黑板上出了一道课所不及的题，很快有人用五步解出，接着有人用四步、三步，又有人用两步解出，似乎是一个赛一个的智商高。他当时是指名道姓（这几个解题的孩子也分到我们学校），用一种加油添醋的说书的口气来叙述这件事的。可见，学生之间，多少还留有一些成绩竞赛的遗风。当然，若论学习氛围，不能与“文革”前比，更不能与今天比，但和西方国家以玩为主的小学教育比，学生所学的东西，要正规得多，也扎实得多。
学校的条件参差不齐，但教室的布置大体一样：黑板上方，中央贴着毛主席像，左边是“好好学习”，右边是“天天向上”，大多是手书体的条幅。教室侧面墙上一般要贴几张文字简单的印刷品，如毛主席语录：“要斗私，批修。”“不要吃老本，要立新功。”“我赞成这样的口号，叫做‘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如“林副主席”语录：“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的是毛泽东思想”、“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等等。后来随着形势的变化，语录被摘下，但黑板上方的毛主席像及八个字依旧挂着。那时，有的小学时间上拉不开栓，一二年级实行二部制，即两个班合用一个教室，分上午班和下午班，各上四节课，一两个星期一倒。三年级以上全日制，每班有自己的教室，上午四节课，下午两节。70年代以后，谁坐哪一把椅子，并不固定，到校早的同学，往往占有把大号椅子换到手的便利。换椅子，也是当年教室里的一景。
当年，六中是个没有暖气的学校，在全国并不在少数，可以说那时，我也没有听说过暖气。坐在有暖气的教室里的孩子，是无从享受的。然而一利则一弊，生炉子即是一大难题。教室里的那种炉子，不能封火，每天一生。有的学校是校工给生，也有的学校，自三年级起，由学生轮流值日。1969年的冬天，虽说学校就在家门口，轮到我生火的日子，试想一个十几岁的孩子，五点多就得从被窝里爬起来，摸着黑到校，用报纸或劈柴引火。由于人小，又无经验，一折腾就是一两个小时，有时临近上课时间，火依旧灭着，满屋子的烟，其他同学也进不了屋，在外面冻着。后来和我已积累下不知多少生火的经验和教训，连班主任郭老师家的炉子就是我给垒的。
书包是学生的工具箱。那时候，都是一色儿的黄绿色的帆布书包，款式大同小异（好像也有极少数孩子背不起书包，用家里的人造革简易手提袋），学校的要求是左肩右挎。书包里的文具，变化不多。铅笔盒大致有铁的、塑料的和木头的三种。“文革”初期，图案大多是光芒四射的正在升起的太阳，或者是一段毛主席语录。“文革”后期，有了带拉锁的海棉铅笔盒和磁铁铅笔盒，这两种铅笔盒并不实用，有点像今天的新款手机，最大的作用，是给使用者提供了炫耀的机会。
铅笔的颜色是五彩缤纷的，最高级的是带橡皮头的六棱绿色有华表商标的中华牌铅笔，一毛钱一根。自动铅笔先要把笔芯置于一个合适的位置，再用螺丝结构的塑料笔杆加以固定。铅笔刀有竖刀、横折刀、转笔刀三种，有的孩子用家长的剃须刀片削铅笔，锋利无比，但弄不好就连手指头一起削了。垫板和尺子，也分铁的和塑料的两种。橡皮是各种形状的都有。也是“文革”后期，出现了各式各样并不实用的香橡皮。除了书本，上列的文具就是一个小学生书包里的常规家当。大家都差不多，只有大小、新旧与多少之分。
女生的铅笔盒都布置得有规有矩，里面还垫着从《人民画报》或作业本上裁下来的纸。她们削铅笔也有一套，在下刀的地方先刻一圈标记，这样削下来的铅笔很匀称，看着用着都舒服。她们“咔嚓”铅笔头时也知道轻重，不像男生，经常是一刀下去，铅就断了，前功尽弃。女生使橡皮也强似男生，她们知道先把橡皮在腿上蹭两下再往纸上擦，男生的作业本常让橡皮擦得一塌糊涂不成样子，被老师找茬。另一些副课所需的文具，如蜡笔、彩色铅笔、墨盒、水彩盒、算盘等，则不必每天装在书包里。当年，得到一盒颜色齐全的能支在桌子上的蜡笔或彩色铅笔，对一个低年级孩子来说，有如获至宝的感觉。
那时我的学校东街小学改为东风小学，更大的风潮还不在于改校名。尽管停课日子里的抄家、串联、接受毛主席检阅等“革命”活动以及因此而带来的喧闹劲已经过去，但这场运动的冲击波并未实际减弱。一迈进中学的门槛，这些孩子就看到了惊心动魄的一景—斗校长。
几乎所有的中学校长都被戴上“走资派”的帽子，成了“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替身，没听说有谁成为死角，幸免于揪斗。那时“走资派”遍地都是，开学的第一天，依惯例应该是一个典礼活动，由校长讲话，而他碰上的却是一场批斗会。操场上人声鼎沸，被斗的正是校长胡汉民满头银发的大个子老头。胡系20年代的党员，早期中共新乡领导人。那时被斗者的胸前，要挂一个木头牌子，上书“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某某某”，再在名字上打上叉，按流行的规矩，名字中间的一个字还要倒置，但胡汉民不愧为老一辈革命家，坚强地挺过了这一劫，“文革”结束后安享应得的晚景，前些年才去世。
“文革”一起，“年老的校长被迫改‘一问众答’而为‘众问一答’。银白的头发在八月的骄阳下缕缕行行，汗水在地下湿成一片，回答时抖着嘴唇说：你们都是我的孩子……”
很多孩子以“革命的名义”，对校长们横加凌辱。看到的情景是，女教师被打得头破血流，瘫倒在地，一个“口技”超人的“小将”，隔着数米向其脸上“飞”唾沫，有十环九环的准度；有的校长被勒令站在椅子上挨斗，突然间有人从后面一把撤掉椅子；有的校长被勒令在雨地里环操场爬行；有的校长被勒令和死尸握手。至于坐所谓“喷气式”，更属于家常便饭，不新鲜了。有时外校的高年级学生也到处打砸抢，那天住校的王喜立老师就被不明身份的打伤了，白天学校组织我们用棍跳着带血的裤子去大街游行抗议。
1966年5月在北京开始兴起的红卫兵运动波及全国，对中国政治、文化、社会产生巨大的冲击。在红卫兵运动高潮时，从大学、中学甚至到小学，不同年龄层次的学生，都不同程度表现出疯狂的领袖崇拜热情和野蛮的人性。对干部、老师、知识分子、名人进行抄家、揪斗、殴打，采用各种惨不忍睹的手段。如用图钉往老师脸上钉等。因此，不少“文革”研究者认为，红卫兵运动乃至“文革”，是人的兽性大暴露。，“文革”前几年在中国各类学校开展的政治教育中，批判所谓的资产阶级教育思想和人性论，强调阶级和阶级斗争，强调学生的战斗性和反抗精神，对少年儿童的性格和思维方式的形成，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结果，红卫兵运动兴起初期，野蛮行为大行其道，兽性被当成革命造反行为，被看作是“做革命接班人”的最好表现。如果从当年的历史背景来看，从后来形成的红卫兵群体的特征来看，从个人崇拜愈演愈烈的事实来看，也许在毛泽东本人，开展学雷锋活动关心的不只是道德范畴。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是在学雷锋之后形成的。大跃进、人民公社，三年困难时期，毛泽东在党内受到了很大的压力，其他人对毛泽东是批评的。毛泽东借助林彪在部队的影响开展学雷锋活动，这个背景今天我们是不能忽略的，这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一代学业生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为“文革”的爆发打下了基础。
对于雷锋有两种解释，一种是做一颗螺丝钉、做好事的道德形象，他的负面是不动脑筋，是纯粹工具论的具体体现；另外一种解释是林彪的题词：“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做毛主席的战士”，把雷锋变成对阶级敌人仇恨，对毛主席无比忠诚的形象。这种忠诚只是对毛的，甚至都不是对党的。我们“文革”开始之初，苏联的《真理报》发表文章，说红卫兵是沙皇的红侍卫一样，是最高元首的私人部队。正是在这样一种教育氛围中，十几岁的学生们开始形成红卫兵的情感模式。同情心不再被肯定，善良不再被肯定，相反，无情被当作革命的坚定性，野蛮被看作革命者应有的勇敢。当这样一种情感和道德观形成之后，他们顺理成章地走到了造反的前列，成了最为狂热、无情、野蛮的一代青年，成了“文革”爆发初期的叱咤风云的一代，成了这场革命的工具。
复课以后的“闹革命”，远没有到此为止，从建制到课目设置，从形式到内容，都被一改到底，彻底显示出“革命化”的冲击力度。
校长被打倒，学校行政机构由革命委员会替代，自不待言；中学是红卫兵组织的发源地，早在一年多前就成立了。日，清华附中首次出现署名“红卫兵”的大字报，百余人的名字签在“红卫兵”三字后面，这些孩子是北京、也是全国最早的红卫兵。毛泽东曾于日给清华附中的红卫兵写了一封信，捎带点名并支持了北大附中的红卫兵领袖彭小蒙。红卫兵的标志，最初是一面印着三个手书体字的战旗，后改成毛泽东手书字体的袖章，别在左胳膊的衣袖上，也有往右胳膊上别的。袖章大多是红底金字。70年代中期，我们上中学时，红卫兵袖章对孩子的诱惑力已呈渐衰的态势，不少孩子入了红卫兵，却不爱戴袖章，寒暑假更是如此。有的学校设值日生，责任之一是就袖章佩戴情况作考勤。复课后，以前的学校、年级、班、组，也一度照军事建制各“提”了一格，改称营、连、排、班。、以前的三好学生，改叫五好战士。课目的设置，语文、数学、外语等依旧，物理改为工业基础知识，化学改为农业基础知识，合称为工农业基础知识，生物改为生理卫生。开门办学，更是一种根本而深刻的教育机制上的变革。
复课后印发的初一课本，显然是急就而成的，本教材是过渡性试用教材，供初中一年级（原小学五、六年级，1968年春季升入中学的新生）复课闹革命使用。因为编写时间紧迫，有关语文知识、课文注解、作业练习等内容，未能编入，有待教师根据本校情况灵活处理。
复课闹革命当中，语文课应当如何改革，各校革命师生可以大胆创造。使用本教材时，可以全部采用，也可以部分选用，或者自编新教材。这本新编语文教材有二十三篇课文，目录如下：
一、毛主席诗词四首
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
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
七律和郭沫若同志
二、《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林彪）
三、河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和庆祝大会给毛主席的致敬电
四、心里有个永远不落的红太阳
五、祝毛主席万万岁
六、世界人民热爱毛主席
苏联人民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
给毛主席绣旗
我爱新中国，我爱毛泽东！”
尽管这样，学习仍不正常，批斗会，多于上课，劳动。军训多于上课。日，中共中央在转发国务院11月24日《关于粮食问题的报告》时，传达了毛泽东“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指示。60年代中期开始，由于对国际形势的估计过于严重，毛泽东强调要突出备战问题，要准备粮食和布匹，要挖防空洞，要修工事。根据这些精神，1969年8月，中共中央正式决定成立全国性的人民防空领导小组，各省、市、自治区也纷纷成立各级人防领导小组，在全国广泛地开展了群众性的挖防空洞和防空壕的活动。于是，人防工程规模在已有的基础上迅速扩大，人防工程的规格不断提高。从1972年开始，国家决定每年用6亿元来搞人防工程建设，其中，4亿元由国家财政经费中支出，另外2亿元分别由地方自筹和集体企业自筹。12月，毛泽东曾指示说，我国必须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不应当有大国霸权主义思想，而在国内建设中则要切实做好战备工作，要进一步挖深挖好防空掩体，加强粮食储蓄。这一指示的提出，更进一步把我国原有的战备热潮推向了高潮，使中国经济的战略重点全面转到了备战方面。几乎各单位和部队都挖了各种的“防空洞”。那时上初中，我们是四连二排，军队编制，每天晚上全班在市南干道，胜利路上帮助工厂挖地道，干到夜12点，人家撵都撵不走。学校请来新乡高炮团的战士每天训练两个小时，走正步，实弹射击。一边把大操场挖成地壕沟，做成干打垒，建了个大砖窑。那时学校的老教师每天早上低头站在学校门口两边，迎接学生，铃声响过后然后在学校院挖地道，烧垒地道的砖。每个班都有任务数量，我们没经验，拓的坯光粘模子，我趁天黑放学，就找到白天被斗的老教师高凯。学校说他是“5、16”分子，他原是教物理的，一定有办法。谁知叫他一说屁松。“你不会撒点煤渣”。
&1972年初一学期，遇到了一位心地善良但管理很凶的班主任马光顺，上一届的学长们给她起了个”。其实他很心善，是他总鼓劲我们要多读书，多学知识，并苦口婆心的开导我们说学好知识的重要性；说他凶，那时偶尔有调皮的男生上课捣蛋，他两个眼珠子一瞪，手一挥：拍！讲台都哆嗦。有一次我上课稍稍地看了一本当时禁读的“三国演义”小人书，他没收后，一句话不说可那一脸的严气，哎，倒霉！下课后我主动的到他的办公室，承认了自已的不对，表示今后一定改正的决心，老师看在我认识态度好和考虑在班里的学生职位上，只是流露出一点“恨铁不成钢”的表情，算是对我“网开了一面”（其实老师很喜欢我哟）。&
初二是最有收获的学年，“复课闹革命”了，各科都正儿八经的上课。当时“学雷锋”是高潮，要求每人每天必做一件好事，作文的内容也要围绕这内容来写，所以出现了：帮人家扫地、挑水、推车、扶年过半百的老太太过马路等描写情节。语文科是我的强课，老师在解释语言语法等例题时，我一听就懂，有时老师出一些比较有特点的题目叫学生上讲台扳书，我是当仁不让第一个。记得老师曾在课前说过：有的学生头脑是“三角形”，怎么解释都弄不明白；我的头脑是“圆形”，反映快，一说就懂。呵呵，可不是吗？我的作业本都是当“样板”放在学习栏供同学们学习和欣赏，整齐准确基本都满分，好多同学很佩服我，有时还叫我解释给她们听，连作业本给她们抄都出现过，真不愧是这科的科代表；上英语课是最没意思的，因为是初学，读起来难免费劲，为了方便朗读，有的同学脑子开了窍，在英文句子下面用汉语注读音，简直是“南腔北调”，气得老师脸上青一块、紫一块，下命令全部把“汉语注音”擦了。我还有一个特点，就是粉笔字写得好，教室后墙和校园里我们班的黑板都是有我来设计编排，既活跃了班里的气氛，也增加了我们班的荣誉。到了期末老师在家庭报告书鉴定中写道“该学生学习好..关心集体....活泼机灵......,
革命样板戏很盛行。我学唱《智取威虎山》少剑波的朔风吹学的好，又被挑到校的宣传队《红灯记》《白毛女》中的唱段和京胡、板胡，笛子，的学习，为参加全校《沙家浜》的排练及演出占用了不少课时，当时我是演赵镇长，虽然只有一句台词“我带领乡亲们转移出去”，但也是很风光的。
1972年恢复共青团，新乡市在二中召开恢复共青团成立大会，大会上说“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先进青年的群众组织，团章对青年入团的基本条件作了这样的规定：“年龄在
14 周岁以上， 28
周岁以下的中国青年，承认团的章程、愿意参加团的一切组织并在其中积极工作，执行团的决议和按期交纳团费的，可以申请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根据目前我国大多数地区关于入学年龄的规定，初中一年级的同学多为
周岁，还生活在少先队组织之中。初中一年级的同学尽管还戴着红领巾，但他们在即将离开少先队组织的时候，许多人迫切希望早日加入共青团。为了使中学的共青团和少先队在组织上和工作上更好衔接起来，也为了进一步激励中学的少先队员在政治上追求进步，使他们更进一步接受共产主义教育，中学少先队组织可以推荐优秀少先队员作团的发展对象”的规定。根据这一规定，团中央进一步明确提出，对于经少先队组织培养推荐和团组织考察已达到入团标准的优秀少先队员，可以在他们年满
13 周岁时，发展他们入团，按照团章和《发展团员工作细则 ( 试行 ) 》的规定，办理入团手续。少先队员入团后在年满 13 周岁未满
14 周岁以前仍保留队籍。这些规定，为中学少先队员尽早加入团组织创造了条件。
回来后，我父母督促我写申请，我父亲1952年入党，母亲1970年入党。一定要我赶快交申请。
日我在学校恢复共青团后第一批经赵龙、员世芬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共青团，热血沸腾地唱了国际歌，十分庄严地在团旗下宣了誓。放学路上一路回味着刚才的激动场面，兴致勃勃地到了家。把这个自己认为是最好的消息说给了父母和我的小学同学们。
那还是一九六六年五月七日毛泽东审阅军委总后勤部《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副业生产的报告》后给林彪写了一封信。
　　信中讲到“人民解放军应该是一个大学校。这个大学校，要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生产自己需要的若干产品和与国家等价交换的产品。这个大学校，又能从事群众工作，参加工厂、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完了，随时都有群众工作可做，使军民永远打成一片。又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斗争。这样，军学、军农、军工、军民这几项都可以兼起来。当然，要调配适当，要有主有从，农、工、民三项，一个部队只能讲一项或两项，不能同时都兼起来。这样，几百万军队所起的作用就是很大的了。
　　工人以工为主，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也要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在有条件的地方，也要从事农副业生产，例如大庆油田那样。
　　公社农民以农为主（包括林、牧、副、渔），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在有条件的时候，也要由集体办些小工厂，也要批判资产阶级。
　　在信中又特别提到，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在那几年里（1966年---1974年）在当时学校的一切几乎都是依次为工作方针的，按此部署的。
　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政治课共产党宣言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抗美援朝到文化大革命。语文课毛主席著作，鲁迅杂文，英语课汉译英的毛主席诗词、语录。物理课再生来复似单管收音机化学课酒精的制造农业课到附近农村下地参加试制9、20，玉米授粉，小麦颗粒重。到附近农村住上几天或几周，收麦子，打打场。专门请新乡高炮团的解放军同志来辅导走正步，队列，实弹射击。到市衡器厂学拆装磅秤，到朔料开关厂学习装拉线开关和闸刀。全校挖地道，全校拓土坯，全校烧砖，我班全班在夜间12点借来十多架木板车到南货场拉列车头刚卸下的煤渣。每周把老教师找一个在教室开个斗争会，每月在校操场开一次全校老教师的批斗会。说他们是资产阶级的反动权威，5、16反革命分子。全校的墙上全是大字报批判文章，教室里四周墙上钉子上系绳全部挂的是每个同学写的批判文章。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啥时想候上课就上课，考试全部开卷。在那个“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狂热年代里，高考制度也没能幸免。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通知，声称以往的招生考试办法“基本上没有跳出资产阶级的框框”，必须“彻底改革”。《人民日报》又发表社论，开始以更激烈的言辞来抨击高考制度，宣布要将它“扔进垃圾堆里去”。高考终于成了被打倒的对象，全国高校停止招生。从1966年－1972年的6年间，除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少数高等学校试点招收少量工农兵学员外，高等学校的招生工作几近停滞。
1971年，全国教育会议通过了会议《纪要》，明令废除高考，高校招生要严格坚持“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即“十六字”招生办法）。《纪要》还提出“两个估计”，认为建国后17年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基本上没有得到贯彻执行；大多数教师的“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纪要》经毛泽东圈阅同意并以中央文件下发全国后，“十六字”招生办法和“两个估计”由此成为金科玉律。
自1972年开始，大多数学校恢复招生，但文化考试仍未得到恢复。而1972年大多数高校所恢复的招生，却取消了文化考试，以家庭出身、政治表现、路线觉悟、实践经验等作为选拔学生的标准，对文化程度的规定则只要相当于初中毕业以上即可。1973年的招生工作有所改进，提出要“重视文化考查”。然而，这一本事遵循了考试自身规律的正确做法，却因张铁生“白卷事件”而备遭指责。
张铁生，辽宁省兴城县的一名生产队长，在一夜之间成为全国闻名的人物。在1973年的大学考试中几乎交了白卷：语文38分，理化8分。眼见录取无望，张铁生在理化考卷的背面写了一封信，表示对考试的不满，同时又希望各级领导在入学考试中对他加以照顾。7月19日，《辽宁日报》发表评论：张铁生“似乎交了‘白卷’，然而对这个大学招生的路线问题，却交了一份颇有见地、发人深省的答卷”。
于是“白卷事件”引发了一场围绕高校招生“文化考查”的大讨论。其结果是，文化考查被冠以“旧高考制度的复辟”、“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的反扑”等罪名，交“白卷”的张铁生被树为“反潮流的英雄”。文化考查这条科学、客观、公正的新生选拔标准，就这样莫名其妙地成了政治斗争的牺牲品。
“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的“十六字”招生办法中，“自愿报名”只是幌子，“地富反坏右”等“黑五类”子女是无报名资格的，即使是有报名资格的“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也是“基层不敢送，领导不敢批，学校不敢收”；而后三个环节无一例外都成了“走后门”的代名词，弄虚作假、指名选送、授意录取、私留私送名额等各种丑态纷纷粉墨登场。尽管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杜绝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中“走后门”现象的通知》，仍难以阻挡这股由非客观选拔标准引发的“走后门”强流。而“走后门”的结果是，导致高等学校新生文化程度极其低下，并进而导致高等教育质量的严重滑坡。而且，“唯成分论”也严重挫伤了广大出身“不好”青年的学习积极性。
文革初被打倒的邓小平恢复工作，出任国务院副总理，开始着手对各方面的整顿，邓与中国科学院的领导进行了一次谈话，表达了对当时招生办法的忧虑，他说：“大学究竟起什么作用？培养什么人？有些大学只有中等技术学校水平,何必办成大学？科学院要把科技大学办好,选数理化好的高中毕业生入学，不照顾干部弟。”“一点外语知识、数理化知识也没有，还攀什么高峰？中峰也不行，低峰都有问题。我们有个危机，可能发生在教育部门，把整个现代化水平拖住了。”就是在这次谈话之后，一句金言在社会上流行开来：“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
邓小平的意见遭到了“四人帮”的猛烈反对。他们指责高校招生是“读书做官”的“阶梯”，“扩大三大差别”、“滋生资本主义的土壤”，进而要求高校招生“砍梯子”，实行“三来三去”，即：大学新生从农村来，毕业后回农村去，当农民、拿工分；从工厂来，回工厂去，当工人；从哪里来，还回哪里去。高校招生走进了死胡同。他们甚至提出，“卫星上天，红旗(就要)落地”，“宁要没有文化的劳动者”，“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也不要资本主义的苗”。正因为“
大学新生从农村来，毕业后回农村去，当农民、拿工分；从工厂来，回工厂去，当工人；从哪里来，还回哪里去。”学生感到上学没有出路，大量同学纷纷退学，我们是1973年没有经过任何考试，初二班级全部升入高中的，取消了初中时的部队编制，分高一一班，高一二班，高一三班和高一四班我分在高一三班。事实上报到时勉强凑够三个班。由于文革时期，一切打破成规，“师道尊严”惨遭批判，“读书无用论”甚嚣尘上，“白卷英雄”称雄一时，废除高考择优录取制而采取贫下中农推荐的方式，许多知识分子被当作“臭老九”而惨遭迫害。
“读书无用论”真正出自谁人之口，我也不再想追根问底。只记得在文革时期“读书无用论”是一种时尚的潮流，在这种潮流的鼓噪下，许多的学生停下学业去搞窜连；许多的文化名人遭受到不公正的批斗；“读书无用论”造就了当时的交白卷上大学的英雄人物，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工农兵推荐上大学。所以，学生不想上，家长不让上。
当时虽有政治语文、代数、农业基础知识、工业基础知识、英语、老教师靠边站，但教课的是钟表厂的工人师傅，叫工人阶级领导一切。功课没学好，但学会了，打枪射击，挖地道，挖盖学校楼地基，脱坯，烧砖窑，写大字报，斗争老师。所以，到1974年我们三个高中班，还未到毕业就剩两个班了。
我的小学好友刘长发，没有上高中，早早去了农村，（河南温县林召公社林场）混的还不错，我脑子一热，心想，高中毕业也是下乡，晚走不如早走，当时很单纯，想得是自己是共青团员，下乡是相应党的号召，回家拿着户口本，就到东街办事处报了名，要求下乡到河南温县林召公社林场，不出一个小时，我就成了农村户口。父母很支持，同学很支持，学校老师很支持，在当时，我成了新闻人物。
学生时代我庆幸遇到了路金英老师，她影响了我一生。改变了我的性格和兴趣。对知识的寻求和渴望。
在初中马光顺老师的字，我学了不少，许多个晚上，他让我帮他抄写文章，大字报，到现在我也回忆不起来内容，他书写的毛泽东诗词，《清平乐。六盘山》就是我现已书法形成自体的鼻祖。
从小学初中、高中，刘长发、程志远、石和平，李社会，让我学会了团结，鼓气，敢和困难对着干。
从小学，初中，高中刘淑芳，十二年，青梅竹马，两小无猜，情窦初开，至今你我无忘，深情涟涟。
回忆录之 懵懂年华
&&&&三十多三十多提老头
&&&&&&和君相识于1963年或者说是更早的新乡市鞋厂的托儿所，只是不记得了。就是1963年上学相识也不确切，因为年龄太小，记忆清楚的时候是在五年级的时候，上下学结伴而行。
我和君双方的父母都是老相识，原籍都在河南开封的一个乡，两个村之隔一路，又都在新乡市鞋厂上班，平时父母们都以兄弟姐妹相称。君小我一岁，便以哥妹相处。
&&&&&小学毕业是1969年，还属文革时期，不再考试，升初中也是自由选择或按片划分，我到君家问及才知君分到了十五中，我分到了六中，说不清是什么原因我很伤感。不过，在已经开学上课时，君已坐在了我的前排，她又转学到了六中而且还是我们班，我心花怒放。
我父母上班是双职工家庭，我一人。君父母上班，君俩妹一弟，负担较重。就连上学君也穿着很旧的衣服，虽然我是男生，心里却很想将自己的衣服送给她穿。她有一件单衣是她经常穿的，说白不白，说绿不绿。
&&&“君？明天星期天，我想帮你把这件衣服染一染！”在70年代，穿的衣服少了色，可以买点颜料自己染得。
那天，我在家，我是在平原路百货大楼旁边一个化工门市部买的再我就是经常看我妈染布才敢下手的
&&&&&中不是也很胖胖笑看，笑容
&&&&&上了初中，我已经有了属于自己的一间10平米的小屋，一桌一床一凳一台灯。屋里没有什么装饰，最宝贵的就是我自己做的两块玻璃夹着一张照片，照片就是灿烂笑容的君。要好的同学张德忠、程志远就时常晚上在一起玩的晚了就不走睡在了这里。练书法，学水墨画，写新闻报道，还跑到段村五七干校张德忠的姐姐那里学针灸，哪怕，还借去买毛主席著作为名请假和老师们
和君，她没有来上课。我到她家里，她妈说她一上课就头疼，于是我就到她的房间，却看到她和妹妹在嬉笑打闹，我就找到班主任郭启明老师问其原因，郭老师说君请假不是头疼，是女孩子的原因，男孩子等长大了就懂了。
&&&她她还致或散开或扎小辫都能她
&&&&她也经常来我的小屋玩，与她时候只要和她在一起就心里蹦蹦跳看笑
&&&&&有一次在我的小屋，我们在谈天说地说东道西时她说肚子疼，我就给她针灸，因为夏收秋收大忙我们学校去农村劳动，我就利用针灸为同学们扎过很多次。对肚子疼针灸足三里穴是很有效的。当她撩起裤腿，，触摸，针于紧张君&&&&&我虽然难但还是了冲动到了晚上十点，君没有丝毫走的意思。
&我说：“君，天很晚了！”
“晚就晚呗！”君答。
我说：“你不走，我咋睡？”
“那我就睡在你这里！”君答。
我幻想着和她睡在一起，我们头挨着头，闻着她的发香，看着她的笑........但我没有那么做，还是把她送回了家里。
&&&&&我的母亲心脏不好，老家王兰洲私人诊所看的很好，假期里我和君一起去开封看望我妈。一路上，车厢里没人，我们想坐哪个座位就坐哪个座位，说说笑笑，好不高兴快乐。老家的人见了就问我，“这是谁呀？”我就骄傲的告诉他们“这是我的同学呀！”
&&&&&春节快到了，她对我说她们家买了两个猪头，要我去她家吃肉，我很高兴的去了，其实，我是很愿意和她在一起。她给我端了一大碗肉，“吃吧!多吃点！”她还偷偷把她老爸的酒也拿来，只是我吃了几块肉，没有喝酒。
&&&&晚上回到家里，我就是睡不着，经过深思熟虑之后我决定向她我。
干树枝上的最后一个叶子电线杆下我在城里十字她家门口
.......君？君
&&&&&&&&我立即我家
第二天见到君，前我君
君我知道不知道，你是我的哥哥
我君回答我君不自己住毕竟是事实，君
上课铃声响过，君的座位空空。
第二节课过后，君的座位空空。
最后一堂课后，君的座位空空。
&&&&&&&她的妈妈告诉我君不上学了，上山下乡到了河南省修武县高村农场了。
如今，她走了，不辞而别的走了，第二天，我没有再去上课，趴在桌子上，看着她的照片，给她写信，寄去我的思念之情。
..............
一个学期过去了，没有回音。
&&&&我拭去眼泪，决定放弃学业，开始申请上山下乡。并在一个炎热的夏日，坐火车西行，到修武县高村农场找她去。
&&&&从新乡坐火车或者汽车到焦作，就有去待王车站的车，再徒步五里就能走到修武县高村农场。我斜挎着大步流星，一路上我假设着见到君的种种美好景象，路旁的大树，庄稼，野草也都格外亲切。
&&&&农场很大，院大，房屋宽敞，而且还遇见了几个街坊的不同班同学，但没有见到君！不是君不在，而是君不愿意见我。而且每顿饭都是我自己去伙房打饭吃饭。一肚子的话无人述说，饭再好也是吃不进。我只有返回新乡了。
还是那条来时的路，树叶，庄稼、野草在毒辣的阳光照的搭拉着脑袋，手里轮着，往待王走去。
“叮铃铃”一阵自行车铃声，是农场的女炊事员晓素。“啊，你这是有啥事？是不是君让你来的？”“不是”伙房收拾好了，也没事，我来送送你！”晓素回答的很轻松。
&&&&&晓素劝我说：“”
&&&&&坐在自行车后座上，很快就到了待王，晓素留给我五斤粮票，两块钱，说：“君在农场已经有了男朋友了，你好之为之！”
&&&&&一路上，我百思不得其解“”
&&&&&我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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