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美国夸大了中美贸易规模上不平衡的严重程度
　　自新世纪以来中美经贸取得长足发展，但是近年来在美国一些别有用心的政治家和民粹主义思潮干扰下中美经贸增长出现了下滑势头，尤其是2008年发生国际金融危机以来，美国频繁对华采取贸易投资保护主义政策，中美经贸关系起伏跌宕，波折不断。虽然中国对美货物贸易有大额顺差，但是在对美服务贸易和资本流动方面却有着不同程度的逆差。此外，中国还对美长期提供低息大额融资服务。总体上看中美经济贸易合作各自发挥着比较优势，双边经贸规模基本平衡，但是双边经贸结构和利益分配却存在巨大不平衡。
　　近年来中国对美出口占美国进口市场的比重没有提高。而美国对华出口却增长很快。据美国商务部统计，2008年美国对华商品和服务的出口总额为854.5亿美元，2009年初步统计的结果是847.2亿美元，2009年比2008年出口下降了0.8%；2008年美国自华进口商品和服务的总额为3478.2亿美元，2009年初步统计的结果是3051.0亿美元，自华进口同比下降了12.3%。由此可见，即使在2009年世界陷入金融危机的严重困境下，美国对华出口的降幅很小，而自华进口下降的却非常明显。2008年美国对华商品和服务的贸易逆差为2623.7亿美元，到2009年两国贸易逆差降低到2203.8亿美元。这是美国商务部采用传统的统计方法得出的数据。它严重忽视了两国跨国公司对贸易结构的影响，夸大了两国经贸的不平衡程度。
　　美国以对华直接投资的顺差扩大了对华贸易平衡的实际差额。美国对华贸易统计中没有考虑跨国公司的贸易活动，掩盖了很大部分的真实贸易。在传统统计中，经常账户平衡仅仅反映一国进出口贸易及投资收益收支，没有考虑跨国公司的贸易活动。截至2008年美国在华投资累计达456.95亿美元，投资的资产累计已达数千亿美元，这么大规模的美国资产在华的经营业务很大程度上替代了美国对华出口货物的需要，在美国经常账户中少计这块出口额。众所周知，中国扩大对美出口是因为美国企业逐渐退出了本国制造业，把生产加工业务部分搬到了中国，然后把生产出来的商品运销到中国、美国及世界市场，由此在两国贸易统计账户上显示出中国对美贸易顺差逐年扩大。中国成了美国企业家既赚钱又栽赃的替罪羊。美国企业家利用中国廉劳动力，避开出口关税，在华设生产供应中国市场以及美国市，这是美国资本适应经济全球化利避害行为的客观要求。然而，实际汇率和收入大多数被看做中国对美欧贸易盈余的决定因素，却很少有人关注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入流出。尽管流出的外商直接投资在决定中国贸易流量和平衡中没有起重要作用，而流入的外商直接投资却对中国出口和贸易的盈余做出了显著贡献（Wang and Wan，2008）。显然美国商务部的统计忽视了中美各自在对方国家投资的经营行为带来的双方贸易额的变化。
　　我们认为，中美贸易平衡不仅要考虑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的平衡，而且要考虑双边投资所做的业务，因为跨国公司已经成为国际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表1中，只有年的数据比较完整，许多其他年份统计有缺项。以2002年为例：传统贸易平衡余额为1项-6项=-1013.85亿美元；然而考虑海外子公司收益的贸易平衡余额为1项+2项-6项-7项=-979.82亿美元；考虑海外子公司销售收入的贸易平衡余额为1项+3项-6项-8项=-568.06亿美元；剔除跨国公司内部关联交易的所有权贸易平衡余额为1项+3项-（4项-5项）-6项-8项+（9项-10项）=-575.09亿美元。这表明就2002年贸易投资来说（不考虑资产收入等因素），美国对华经贸实际逆差额只有575亿美元，而不应该是美国商务部统计的1013.8亿美元。同样也可以大体估算出2004年美国对华经贸逆差额大约是902亿美元，而不是美国官方统计的两国经常项目差额1608.5亿美元。
　　由于中国公司在美投资额和经营额都较小，如果忽略中国公司在美的经营因素，那么2007年美国对华经贸逆差额约为1081亿美元。这个数字与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计算的2542.8亿美元相去甚远。2007年美国商务部统计的对华经常账户逆差额2931.0亿美元中有396亿美元是美国政府支付给中国政府的收入额，其中可能包含中国投资美国国债等资产的收入。美国经常项目平衡没有考虑其跨国公司在华业务的替代效果，而经常项目平衡差额中却包含了很大一部分的美国向中国借款的利息支出。如果考虑到这些因素，我们来看中美经贸不平衡可能就不是那么严重了。两个贸易大国一年数千亿美元的贸易量引起数百亿美元的贸易不平衡是正常现象，这种差额不是一国货物对另一国的倾销结果。
　　而且美国经贸统计的口径、范围、原产地、转运贸易及其增加值的方法不合理，夸大了中美经贸差额。中国对美出口业务却有很大一部分是由美国在华企业所做的，就纯粹所有权贸易量来说，统计中应该把美国在华投资企业所做的对美贸易额从中国对美出口额中剔除。美国统计中，原产中国的货物通过其他经济体转口至美国过程中的增值部分被计算为中方顺差；中国对美加工贸易出口中，中国企业通常只负责接单生产，其他环节没有增加值，美方进口报关价格却高于中方出口报关价格，进而美国统计上体现出被夸大的中方顺差。如果剔除统计遗漏和误差，结果可能就显示中美两国经贸关系是基本平衡的。美国采用传统的、不科学的统计方法严重夸大了中美经贸不平衡的程度。美国学者和政治家所谓中国人民币币值低估论、汇率倾销论也就站不住了。
　　中美之间的经贸规模基本上是平衡的。如果说有经贸不平衡，那是因为美国资本到中国投资导致的美国对华出口减少和美国的就业减少，这是美国人民与美国资本之间的劳资矛盾，与中国无关，更与中国汇率和中美经贸无关。中国被卷入美国劳资冲突的战争，利益和名声双重受损，如同日俄战争在中国东北展开造成中国损害的情形一样。在这场美国劳资双方没有面对面的虚假冲突中，美国资本家和普通人民都能得到好处，唯一损失的是中国利益。
　　中美是两个经济发展水平差距很大的国家，经济结构、经济效率、工资水平、技术水平都相差很大，双边经济贸易结构具有明显的互补性。中国需要美国的市场、投资和技术；美国需要中国制造的价廉物美的消费品。而且中国手握超过2.4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美国需要中国给予融资合作来稳固其财政经济。中国出口美国的主要是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或资源密集型产品或服务。美国出口中国的主要是具有较高附加价值的资本或技术密集的产品或服务。中国市场需要美国资本、技术的资源。美国金融服务体系发达，金融资产配置能力强，中国外汇资产流入美国金融市场是经济互补的。例如中国购买美国债券的融资利息率很低，而美国企业家却拿着借来的钱到中国投资取得了更高额的利润回报，两者各得其所，但美方实际利益分配要更多些。中美经贸结构是互补的、不平衡的，互相反映两国配置资源的需要。
　　中美两国经贸分配关系是不平衡的，却是互利的双赢关系。中国是一个经济发展水平仍较低的发展中国家，在与美国开展经济贸易合作中主要发挥成本比较优势。美国对我国经贸具有技术、品牌等无形资产的竞争优势，在贸易利益分配中占据优势地位，获得绝大部分贸易利益。即使在许多低端制造业和服务业全球产业链条中，中国也主要从事生产加工环节，而美国主要分工在产品研发、营销及服务环节。美国资本在全球产业链条中掌握着控制权和分配权。美国资本在利益分配中占有较大比例，中国资本参与利益分配的能力较弱，在利益分配中仅获得较小的比例。中美经贸关系虽然互利，但各方在合作中获得的利益大小不等，利益分配关系严重不平衡。
　　二、人民币汇率由相对经济实力而非市场供求决定
　　近期，美国著名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和政治家舒默等人纷纷登场对中国人民币汇率政策说三道四。据皮特森国际经济研究所估计，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低估了20%到40%。克鲁格曼（2009a）借此指责中国政府操控汇率，采取以邻为壑的货币贬值政策，或重商主义政策。他把中国长期积攒下来的巨额外汇储备看做是低估人民币换来的，认为中国利用低估人民币汇率的不公平手段，压低了中国对美出口商品的价格，抬高了美国对华出口商品的价格，从而中国出口商比其他国家加大了比较优势，其结果是中国对美出口增长迅速，导致巨大的贸易顺差，冲击美方制造业，造成众多工人失业，抢走了美国人的饭碗。他威胁要对中国出口美国产品征收25%的汇率补贴关税，警告中国正在玩危险的游戏。他（2009b）还说，中国人民币由官方锁定在6.8元兑换1美元，不像美元、欧元或日元价值自由浮动，中国制造业以这个汇率相较对手具有巨大的成本优势，导致巨额贸易盈余。这种指责在理论上和实际上显然都是荒谬的。
　　根据马克思货币价值理论，在货币发行量、流通速度和实际需求量一定情况下，一国货币价值应体现一国商品价值量，也就是由一国社会平均的劳动生产力水平决定。决定汇率的基础是相互兑换的货币所具有的或代表的价值量。汇率水平应该体现两国劳动生产率相对提升水平，也就是说汇率应反映的是相对生产率提高的水平。如果一国生产率提升速度赶不上汇率升值速度，就会削弱出口竞争力。当然这种变化是长期的、渐变的，也可能会有其他因素来弥补，譬如技术创新等。长期汇率取决于国际相对生产率的增长速度和科技进步等因素。但短期汇率取决于相对货币价值量、外汇市场供求、国际收支差额、汇率心理预期、汇率政策等因素。一切可能引起货币价值变动、外汇或货币供求的因素都会影响短期汇率变动。
　　在马克思货币价值理论和汇率理论基础上，笔者认为货币价值反映综合经济实力，货币在国际市场上长期竞争力主要取决于包括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制度、金融体系效率、企业效率、政府效率、科技创新力等在内的综合经济竞争力，汇率由两国相对经济实力和经济竞争力强弱决定。人民币汇率水平应该反映的是我国总体劳动生产率水平和科技水平，同时考虑宏观经济发展的需要以及国际经济形势的变化。总之，人民币汇率应该是由国际市场上两种货币竞争力决定的，由两国或多国相对经济效率和经济竞争力决定的。
　　克鲁格曼（2009b）指责，中国甚至在当美元对其他主要货币剧烈下跌时仍保持人民币与美元的固定汇率政策。显然他是西方均衡汇率论、货币或者外汇资产流量供求理论和存量供求理论的典型代表。西方市场供求理论的假设前提是两国劳动生产率相同、不变或中性，从而排除劳动生产率差别对汇率的决定性影响，而仅仅看到市场短期内货币供求数量或者外汇资产供求数量的变化对汇率影响的现象。而且市场供求论隐含的前提则是货币始终自由可兑换，具有同等市场地位，比如国际基础货币。但事实上，并非每个国家的货币都是自由可兑换的，更不是每种货币都具有同等市场地位，都能成为国际基础货币。当前，美元是最强的国际基础货币，流通范围广，国际认同度高。而中国人民币迄今不是国际可兑换货币，更不是国际基础货币。人民币与美元之间兑换比率用市场供求理论来解释显然是不合适的，也解释不通。比如美元国际基础货币地位决定了美国不需要像其他国家那样持有和储备大规模的外汇资产，中国等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通过多年积累都储备有规模不等的外汇资产。如果用均衡汇率论或市场供求论推演，那么美元汇率应该持续贬值，持有不同规模外汇资产的各国货币汇率要持续升值。这与现实中美元兑其他货币长期保持较高汇价不相吻合。所以，理论上我们要坚持汇率生产决定论，反对汇率市场供求决定论。
　　美国以中国持有外汇规模巨大为由要求中国升值人民币汇率，只简单地依据市场供求理论，却没有考虑到中国所持有的外汇是如何得来的，更没有考虑到保持外汇储备对中国经济社会稳定的意义，这种要求是单方面的。相对世界主要基础货币，人民币仍是一个低价值货币，竞争力很弱。中国是一个经济，特别是金融不发达的国家，金融体系、金融制度还不健全，远没有达到欧、美、日那样的水平。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经济体，整个金融体系建立的时间并不长。而中国目前持有如此大规模的美元资产是现行不合理的国际货币金融体系造成的结果。没有大规模美元资产，人民币汇率难以保持稳定，甚至宏观经济运行和国际收支会经常受到国际资本流动的冲击，面临巨大的汇率风险和金融危机风险。所以中国需要有一个用来保持金融稳定的“锚”来维护金融体系。中国保持人民币汇率稳定，保证了金融体系相对稳定，减少了金融风险和动荡及其对整个社会经济产生的负面影响。我们采用资本账户、外汇和人民币汇率的管理与控制体制，是由中国国情决定的。人民币盯住一揽子货币定价的目的是为了保持币值基本稳定，并不是谋求对美元或其他货币的竞争优势。不仅中国这样，世界上还有许多国家货币都采取了盯住主要基础货币的政策，都没有达到市场化导向决定的程度。奥巴马政府要求中国人民币汇率达到基本市场导向决定的体制完全超出了中国现有经济技术能力，也干涉了中国基本经济制度的主权。在危机时期采取重商主义和保护主义贸易政策的国家恰恰是美国政府，他们不仅体现在“购买美国货”政策和滥用对华反倾销反补贴手段上，而且体现在美元大幅度贬值和通胀上。
　　三、人民币汇率不是中美经济贸易不平衡的根源
　　美国在金融危机之后直至目前经济复苏的势头仍然乏力，长期以来积攒下来了巨额财政赤字和经常项目赤字，短期内难以启动国内经济以增加税源和提高出口能力来弥补，美国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战场上每天都要投入不菲的开支，奥巴马政府刺激经济政策没有显示出显著的效果，国内改革推进存在巨大阻力，失业率居高不下，内忧外困之下美国需要寻找外国替罪羊。许多美国经济学家相信一个国家的贸易平衡能由其汇率水平操控，存在汇率能影响贸易平衡的错误观念，试图来对与美有贸易顺差国家施加压力促其自动平衡贸易。美国所谓人民币汇率倾销论更是荒谬而别有用心的。
　　西方学者坚持，人民币汇率的低估能使中国在国际市场上出口便宜，抬高进口成本，从而导致贸易盈余，减少国内失业，增加贸易伙伴失业人数。这只是理论推演，并不是客观事实。汇率对贸易影响的理论存在很大分歧。西方学者拿这种有争议的理论来说现实中的贸易问题不具有说服力。笔者认为，第一，中国出口产品价格便宜不是直接来自人民币汇率的低估，而是主要来自中国生产要素成本偏低；美国出口到中国市场的产品价格高更不是因为人民币汇率的结果，而是美国整体的工资福利高、生产成本高的结果。中国制造业相对贸易伙伴的成本优势更不是来自人民币的低估值，而是主要来自于中国生产要素成本低、劳工辛勤、国内规模经济和良好的基础设施。中国出口产品的竞争力主要是来自劳动力成本的比较优势，汇率对出口竞争力最多只起微小的作用。人工成本是制造业成本中很重要的部分。中国与美国制造业生产成本差距很大，即使人民币恶性升值，都难以拉近两国一些制造业技术趋于同质下出口竞争力的距离。
　　第二，国际市场需求是贸易流向、流量的决定性因素，小幅度汇率变动对贸易的影响力很微弱。中国人民币升值的相对价格效果会使商品对外国消费者变得贵了，出口竞争力可能受削弱；但是升值会使生产成本变高，从而使流入该国的商品增加而国际投资下降，进口价格降低，市场利息率也会增高。但在国际市场需求一定的情况下，决定贸易流动的是进出口商的利润水平。在汇率变动幅度不大情况下，它对贸易商利润的影响不明显就不会影响贸易流动。只要国际市场价格仍能够提供足够的利润空间，人民币升值对出口商利润的影响仅体现在增加值部分，在汇率变动幅度不大情况下汇率对利润的影响不明显。同样，人民币低估情况下出口收汇换成本币会增加，收益会变大；但生产出口产品的进口原材料、设备、技术等相对来说要用更多人民币换成外汇用来支付进口成本，进口成本也会增高。同样出口商受汇率低估影响的部分只有产品附加价值部分。在汇率变动幅度较小情况下出口商利润受汇率低估的影响微弱。中国出口商增加值较低，而每个出口商规模不大，因此，每个出口商由汇率低估带来的竞争力提升非常微弱。
　　美元贬值，人民币理应随之贬值。由于美元将会继续大幅贬值，人民币升值将使汇率变动幅度相对来说比较明显，对出口和引进外资的影响也会比较明显，因为中国生产率增长速度不会超过美国的速度，特别是两国创新能力差别明显。虽然这些年来美元一直贬值，但对美国出口竞争力的提升微乎其微，美国贸易逆差状况也没有因美元贬值而有多大改观。美国所认为的人民币估值低位应该不利于美国对华出口而有利于美国资本投资中国，但实际上近年来美国对华出口增长较快而投资却并无明显增长。这进一步证明人民币汇率并没有被低估，单纯汇率不足以引起贸易不平衡或促进贸易平衡。
　　第三，中国对美贸易盈余不是来自于人民币汇率低估，升值人民币也消除不了中美贸易的不平衡。然而，汇率变化对外汇资产价值和资本流动带来的影响会超过贸易，这对美国这样的资本输出大国是十分不利的。中国对美国贸易的顺差，绝对不是人民币汇率低估产生的，而是中美经济结构互补、美国对华投资扩张和美国对华出口自愿限制的结果。随着美国人工成本等增加，美国资本开始逐步退出一些低端制造业，走向高端制造业和服务业。美国历届政府在对华经贸谈判中无不谋求中国政府开放贸易、投资领域，为美国资本进入中国制造业和服务业打开大门。为了适应全球化竞争压力，美国大量产业资本退出本国制造业把资本从美国转移到中国投资设厂，然后这些美国公司把在华生产产品运销美国及国际市场。这样中美经济结构之间事实上形成了错位和互补的国际产业分工关系。美国除了飞机、汽车、IT和农产品之外，还有高科技产品对华出口既有市场需求，又有竞争优势。由此可见美国大规模在华投资替代美国直接对华出口，减少了对华直接贸易额，而且美国为防止技术外溢竟然以国家安全为由自愿设置对华出口限制，特别是高科技出口限制，自绝于中国市场。只要中美经济存在结构上互补和产业分工，只要美国继续限制高科技产品出口，中美贸易不平衡难以由汇率调整，无论汇率如何改变。所以，中美经贸不平衡是由美国产业资本全球扩张和美国政府政策主导的结果之一。
　　所以不管美元贬值，还是迫使其他国家货币升值都对平抑美国贸易赤字帮助不大。美国国内产业不生产的日用消费品总是要进口，除非不生活。别国货币升值只会略微增加出口到美国市场产品的生产成本，抬高一些市场价格，更意味着美国人为此要多付出代价。其他任何国家出口到美国市场的价格优势均没有中国优惠，中国价格优势不是来自于人民币汇率低估，而是来自于中国厂商具有的规模经济效果能够降低平均生产成本，世界上其他国家，包括印度也做不到中国厂商规模经济效果对美国消费者的实惠，美国人是得了便宜又卖乖。
　　日本近几十年的历史事实表明，对美贸易顺差并没有因日元升值和日元市场化而缩小。日本、德国等国家汇率由市场形成，但是2008年，美国对德国仍然逆差429亿美元，对日本逆差726亿美元。这是美国对日本、德国相互投资基本平衡情形下的真实贸易逆差。这说明市场导向的汇率并不能导致贸易平衡，贸易不平衡也并非是汇率低估或高估产生的。这些对美贸易有大额顺差国家的汇率是否都要升值呢，我看美国是做不到要求每个对美有贸易顺差的国家都升值货币。
　　第四，中国保持如此大规模的美元外汇和维持汇率基本稳定一定程度上是防范国际金融风险，不给本国经济和世界经济增加风险。中国保持人民币汇率基本稳定是保持宏观经济和外经贸稳定发展的需要。汇率过度波动经常影响贸易流动（Bahmani-Oskooee&Hegerty，2009）。短期内汇率变动风险对贸易影响非常明显，而长期内汇率变动一般可以预期并通过其他手段抵消风险。在东亚贸易中，国际生产网络中的中间品贸易占重要部分，与其他类型贸易相比对汇率挥发性十分敏感。汇率挥发性（volatility）对东亚内部贸易的打击比其他区域内贸易更加严重（Hayakawaand Kimura，2009）。假如中国手中没有大规模外汇储备和有效的外汇管理，中国可能在历次金融危机中遭受难以想象的打击，保持人民币汇率稳定绝不是为了谋求贸易顺差，更多出于保持本国、本地区乃至世界贸易稳定的考虑。中国采取这样的外汇和汇率政策是由我国落后的经济、金融地位决定的。
　　人民币的汇率水平还要考虑所有与中国有贸易经济关系国家的汇率情况，不能仅考虑某一个国家的需求。中国、美国与其他东亚国家之间建立起来的三角贸易表明单边人民币重估币值无助于削减中美巨大的贸易赤字，中国退出当前的汇率制度可能要与东亚地区货币一起做出重大调整并加以协调（Liu，2005）。中国通过亚洲生产网络与东南亚构成垂直一体化关系，人民币升值使中国自其他东南亚国家进口下降，从而使中国贸易盈余削减有限。即使区域货币不跟随人民币上涨轨迹，人民币升值对东南亚的影响也要受到关切（Garcia-HerreroandKoivu，2007）。由此人民币汇率水平不仅要考虑中美贸易经济关系，同时要考虑中国与其他贸易伙伴关系，特别是周边贸易伙伴关系。中国对周边国家贸易逆差已经非常严重，人民币升值势必导致中国对周边国家进口减少，地区贸易平衡状况可能被打破，对全球经济也会不利。
　　中国人民币汇率在没有完全由市场形成之前，必须要考虑中国外汇储备形成的特殊历史。中国手中持有的大额外汇储备是长期积攒下来的，其中大部分不是中国对美贸易顺差的产物，而是外国在华投资等货币的转化形式。相对于美国来说，中国是一个仍然很贫穷的国家，有攒钱防范风险的文化传统，与美国本币就是世界基础货币、具有发达金融体系以及具有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因而可以负债消费的文化传统不同。中国把攒下的钱借给富裕的美国，帮助美国度过财政困难，却在富人面前露了富，引发歹心。美国企图造谣生事说中国外汇储备是通过人民币低估的不公平手段得来的，妄想贪欲这笔财产，抹平债务。中国人民经历几十年艰苦奋斗，经济才逐步发展起来，美国想通过不正常的、掠夺式手法强迫中国人为地改变人民币汇率，让美元可以更进一步贬值，长期持续扩大通胀，稀释对华借款本金，减少对华负债的利息支付。人民币币值与美元近2年来一直保持基本一致的状态，人民币币值没有低估，而实际低估的是美元，因为美元一直在持续贬值，导致人民币币值被动地抬高。中国政府没有操纵汇率，而操纵汇率的恰恰是美国政府。美元贬值恰是美国为摆脱财政赤字、减少债务负担、保持低利率、维持适度通胀的经济热度和刺激出口的重要手段。人民币钉住美元阻碍了美元进一步贬值而摆脱困境的道路，成了美国的眼中钉。
　　第五，美国利用人民币汇率施压中国可能另有图谋。中国人民币汇率问题只是美国获取更大霸权利益的噱头，美国推出汇率倾销论有国际政治与经济的双重目的。美国施压人民币升值不仅是一个政治问题，而是美国试图从中国获得更多更大利益的一张好牌。
　　在国际政治上美国通过支持新疆、西藏分裂分子扰乱中国，奥巴马会见达赖，对台售武等一系列行动企图试探中国底线，考验中国的耐性。如果中国因美国一些小动作而被激怒做出非理性选择，将会正中美国下怀，将中国崛起的势头扼杀。如果中国理性行动，不轻举妄动，那么就逼迫中国支持美国的战略野心－－－控制中亚和中东，尤其是制裁和打击伊朗。如果美国此次成功地利用无中生有的汇率指责达到其胁迫中国支持美国制裁伊朗进而控制中东、中亚等外交目标，以后美国会继续运用国内法和政策机制拿人民币汇率问题说事，胁迫中国向美国无偿提供更多的外交资产，除非中国国际收支到了非常恶化的状态才会停止，这正达到了美国抑制中国崛起目的。人民币升值不会缩小中国贸易盈余，不解决中国巨大的外汇储备，反而让美国养成习惯，以为可以通过要求中国人民币升值就能达到升值目标以及其他政治外交目的，否则的话只要中国人手里有外汇美国就会一直要求中国人民币升值。2005年以来中国人民币汇率升值已超过了21%。现在美国面临内忧外困需要胁迫中国支持，就拿起汇率问题施压。美国的欲望是一个填不满的无底洞，中国劳动力低成本优势已经被人民币升值等因素抵消掉许多，也没有那么多的外交资产，面对这件事中国人民币升值的解决办法是不可持续的，也没有实质解决这个问题。
　　在国际经济上美国以暴料希腊危机压制欧盟和欧元，以“丰田车召回门”打压日本产业制约日本鸠山政府对美不恭顺，以人民币低估论削弱中国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势头，以缓解国内政治经济矛盾，并试图逼迫中国做出更多利益让步。美国人很巧妙地用了简单几招就达到损人利己的目的。美国人出手人民币汇率问题醉翁之意不在酒而有更深的寓意，他们既要政治利益，更要经济利益。人民币汇率问题只是一个噱头，美国许多政界、学术界人士也都知道美国对华贸易逆差不是人民币汇率的产物，是美国自身经济结构的必然结果。美国人想以这个噱头钓到更大的实际利益。在经济方面，美国以人民币汇率问题逼迫中国进口更多美国产品，要的是中国市场，一个对美资本、产品、特别是服务开放的更大的市场；迫使中国以更高成本和价格来阻碍对美出口，为美国资本谋取更大生存空间，增加美国就业人数，让美国在华资产大幅度增值，并让美国大量潜伏在华的热钱套现，延缓美国制造业向中国等发展中国家转移的速度，确保美国就业状况不再继续恶化。
　　搞乱人民币汇率从中渔利是美国金融资本和产业资本的长期目标。人为抬高人民币估值，偏离其由中国经济决定的低价值地位，人民币终究将要回归低值。在此过程中将有大量美元热钱涌入境内套取人民币：低价位买进，高价位抛售，人民币将更不值钱，投机客却把大量套利利润掠走。在中国已经有大量迫不及待的热钱在等待人民币升值从中套现而出逃。境外投机者已经通过各种途径进入中国房地产市场、证券市场、金融和非金融市场，并掌握了大规模人民币资产，一旦人民币汇率大幅度升值，就会套汇出逃，甚至扰乱整个宏观经济。在华美国企业家期待着美国成功施压中国政府来升值人民币，美国在华资产就会一夜之间获得巨大升值。美国资本进入中国时人民币币值很低，以美元投资中国时体现为巨大规模的人民币资产，现在人民币升值给美国企业家套取更多美元提供了机会。美国资本家，包括美国人通过股市的投资人，利用经济全球化和中国开放政策既从中国对美出口中捞取美国市场好处，又从美国施压中国人民币升值中捞取好处。
　　第六，美国利用人民币升值可以达到遏制中国崛起的战略目的。中美之间是战略博弈。美国为了他的全球利益，企图遏制中国。遏制中国是美国的长期战略。遏制中国就是保证美国在全球的领导地位不受威胁。美国以人民币汇率低估而不公平竞争和以寻求全球经济再平衡为借口，打压中国的快速崛起对美国霸权构成的潜在威胁。美国政府解决全球经济失衡是幌子，其所推行的超越现行WTO规则的贸易与投资保护主义政策和迫使人民币升值重演“广场协议”的做法，本质上是为了达到遏制中国崛起的战略目的。
　　日元在“广场协议”之后对美元升值导致日本对美出口竞争力下降，因为在生产力增长速度不快情况下，低于日元相对美元升值速度所要求的生产力增长速度时，日本产品在美国市场竞争力不及美国国内企业。日元升值刺激日本扩大对外投资，日本产业外移以提高竞争力，结果导致日本经济增长乏力，近二十年经济一直不够景气。
　　中美经贸关系是以前的美日、美国与亚洲四小龙经贸关系的一种延伸、扩大和继续。美国开始以中美贸易赤字为由，迫使中国人民币汇率进行调整，通过汇率调整促使中国经济的转型。美国现在对中国的这种政策思路，实际上，和20世纪80年代对待日本、欧洲以及亚洲四小龙的政策一脉相承（宋泓，2006）。美国的贸易赤字是一种长期战略。美国不会平衡它，也不会削减它。长远看，这种贸易赤字还有很大的扩展空间。美国纠正贸易不平衡是假，促使人民币升值是真。美国将人民币币值升到一定高度，就会大大削弱中国产品的出口竞争力，结果会使中国产品出口竞争力完全依靠科技进步和管理水平提高，而不是依靠成本优势，这样中国经济就可能如同日本经济在20世纪90年代所经历的停滞，消除对美国经济的竞争压力和威胁。美国以中美贸易不平衡施压中国人民币汇率升值不是破解贸易不平衡的真实目的，而是具有战略野心的阴谋。
　　美国制华用的是对日本的同样手法，试图以同样手段打压中国，那么中国要素成本将会上升，出口竞争力提升只能主要依靠创新，出口和引进外资都会放缓，甚至资本和产业会纷纷外移。在中国科技创新所推动的生产力增长速度低于人民币升值速度所相应要求的速度时，中国升值人民币会导致出口和经济增长同时放缓，产业空心，失业人口增多，社会动荡，那时中国社会经济将陷入很难崛起的混乱之中，美国则可以高枕无忧，没有任何潜在国家能够挑战美国权。
　　四、中美经济贸易失衡本质上是两国经济发展不平衡的产物
　　中美货物贸易失衡并非人民币汇率变动的产物，而是中美经济结构失衡乃至全球经济结构失衡的结果。贸易问题不从生产角度是看不到本质的。例如，马肯（Makin，）认为，中国严格管制资本账户，持续大额的贸易盈余意味着显著的人民币被低估，应该逐步变得更加富有弹性；偏离的货币表现为扭曲了国际储蓄和投资流动，是全球失衡任何解释的中心。他把贸易失衡看做是汇率的结果显然不符合事实。中美货物贸易不平衡是中美经济地位、经济结构、经济发展水平差距在经济全球化作用下的客观反映，是经济全球化客观规律表现的结果。现在世界经济出现失衡，和人民币没有关系。
　　中美贸易不平衡不是中国人民币汇率因素所能够造成的，而是经济全球化下包括美国在华跨国公司在内的在华外商投资企业追求商业利益推动的结果，是现行国际货币体系与国际经济秩序下经济全球化发展中的一种必然结果，是世界经济的生产结构与消费结构失衡的结果，是美国为了维护美元世界基础货币地位谋取霸权利益的结果，也是中美经济结构互补性强引起的不平衡的一种平衡关系。中美贸易和经济失衡只是一部分全球生产与消费结构不平衡的外在表现，它是现有不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和国际货币体系的产物，不是中方刻意追求贸易顺差的结果。美国内部经济结构失衡通过其主导国际经济秩序和货币体系放大为全球经济结构失衡和全球贸易失衡。并由此引起美国次贷危机，并扩散为国际金融危机。
　　中国贸易顺差来源于中国大规模廉价的劳动力所创造的有竞争力出口产品带来的贸易盈余，当然这种贸易盈余要有西方发达国家的消费市场需求。美国人收入水平高导致生产成本趋高，低端制造业以及服务业失去竞争力，产业资本外移东亚等低成本国家设厂生产供应美国市场，结果表现为东亚出口美国进口，这是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客观规律。西方经济结构中退出制造业而产生对华制造业产品需求是引起对华贸易逆差的主要原因。美国等西方资本对华投资推动了全球产业对华转移。美国已经并且可以继续通过扩大对华投资取得更多经济贸易利益。中国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和国际分工调整，承接国际产业转移，已经逐步形成了以周边地区原材料和中间品供应、我国内地为生产加工基地、发达国家供应技术和采购商品的全球制造业分工格局。随着欧美等发达国家的低端制造业向中国内地的转移，过去东亚地区出口美国的原材料、中间品的供应转向中国，并在中国加工组装成最终制成品销往欧美等全球市场。结果在国际贸易流中就表现为过去东亚地区对欧美顺差开始缩小或者放缓增长而转变为对中国贸易顺差增加，中国对周边地区贸易出现大额逆差，中国从过去对欧美的小额顺差慢慢变成对欧美的大额顺差。中美贸易失衡基本上是由于中国作为全球生产网络的最终装配中心发挥关键作用的结构现象（Athuko-rala，andYamashita，2008）。为了利用中国廉价的劳动力资源，美国对华增加直接投资和扩大跨国公司经营业务。美国500家最大企业中有400家在华直接投资，越来越多的美国跨国公司把中国作为发展平台。很大一部分美国企业在华产品既替代进口又返销美国市场，甚至全球行销。因而，一方面替代和减少中国自美国进口，同时另一方面扩大了中国对美出口，结果表现为中美贸易不平衡。实际上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中仅仅分工最后一道工序，附加价值较小，在价值链中分配得到的利益也仅仅是微薄的加工费。美国把中美经贸失衡和全球经济失衡的责任归结为中国及其人民币低估不免认识上太片面，或者别有用心，另有图谋。
　　美国现有经济结构和出口管制政策共同导致了中美贸易不平衡。美国经济近80%以上都是服务业，工农业比重较小。中国每年对美都有数额不等的服务贸易逆差，抵消了一部分对美货物贸易顺差。美国制造业除了军工之外只有飞机、汽车、电子信息技术等若干产业。美国高科技产品和军工产品对华出口限制，导致美国可以对华出口的产品集中在农产品、飞机、汽车等有限的类别上，美国产品出口中国的市场容量和出口值非常有限。而且美国经济继续向服务经济转型几乎是不可逆的，经济结构不可能重新调回到制造业繁荣时代。美国出口竞争力强的商品主要集中于高科技领域，而这个领域美国容易把出口与政治军事挂钩，采取出口限制政策，导致出口成本高、出口审批限制多、容易引起民族情绪等问题。长期以来，美国在军品、军民两用品以及民用高科技领域均对中国采取限制出口政策。美国对华长期采取出口管制政策成为限制对华出口的主要障碍之一，致使中美经贸关系及其利益遭受严重损害，造成中美贸易不平衡日益扩大。
　　中美贸易不平衡是美国资本追逐利润最大化导致全球经济失衡的必然结果之一，不可逆转，因为美国资本不可能停止追逐最大利润，美国政府不会放开国际人口流动限制，这种国际经济结构最符合美国利益，美国资本获得了最大化的利润。美国人从巨大的国内外投资带来的利润中分割利益，进行收入分配与再分配，形成投资的资本积累和消费的收入。所以，就目前来讲，中美贸易不平衡是中美经济结构的产物，是两国经济良性互动的最佳平衡。
　　中美两国在经济全球化中是一种不对称的利益关系。从全球宏观经济上来讲，全球化要素流动的特点使得中美两国之间经济地位日益不对称。由于国家民族利益之别，美国建立起来的国家利益不会让别国人分享，在制度上就不会允许中国大规模的人口流入。这种不完全的、非均衡的经济全球化，导致全球经济结构的失衡。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中国巨大的廉价劳动力及其消费市场吸引了大规模外资进入，形成了中国在世界经济分工中处于吸收外国资本要素、进行大规模加工制造和对外输出产品的“世界工厂”地位，必然出现资本净流入和商品净输出的双顺差，持有日益增多的美元资产。美国处于资本要素供给、世界货币供应和世界消费中心的地位，其必然是资本净流出和商品净输入的双赤字，日益累积外债和海外资产。中美经济的这种结构性失衡和不对称地位是现行国际货币体系与国际经济秩序下经济全球化发展中的一种必然现象和结果。
　　在短期内，为了保证美国及全球经济的稳定增长，全球经济失衡的现状仍将持续。美国政府财政和一部分企业财务与个人储蓄账户仍将长期出现赤字。于是，美国向全世界举债是筹集经济资源的一种有效手段。美国经济发展一定程度上靠举债不是一种偶然现象，而是一种常态。2009财政年度美国政府每支出的1美元中，有46美分属于借贷。美国个人负债达42万亿美元，国债达11万亿美元，债务总额达53万亿美元，约是美国GDP的3.5倍。美国总统奥巴马意识到扩张性财政政策和寅吃卯粮的做法无法长期维系，日他在新墨西哥州市民会议上说：“我们不能一直从中国借钱。借钱是要还利息的，我们现在的做法是拿下一代的未来作抵押。”虽然现阶段美国负债的绝对数很大，但相对其经济总规模来说比例并不高。而且债券还本付息是按照期限到期偿付，每年还本付息总规模只占到国民总收入的一个较低比例。从规模和结构上看，美国的负债还是安全的。当前美国巨额外债及超前透支消费和全球过度储蓄形成了一种互补关系。近几年来，世界经济的繁荣正好建立在这种不平衡上，所以也可称之为在不平衡中的平衡关系。
　　中美经贸失衡乃至全球经济失衡是美元基础货币地位的必然要求。目前全球经济失衡是美国采取霸权主义货币金融政策在全球推行美元霸权战略的需要，它是美元扩张和谋求巨额发行收益的需要。美元作为世界基础货币需要通过对外资本输出、信贷输出和贸易逆差等方式进入世界货币流通体系，并且美国因此从世界贸易、投资、金融交易、国际交际活动的扩展中数以百万亿计地大规模发行，获得巨大的令人难以想象的收益。美国可以通过发行美元方式向全世界强制借债，美国人通过“双赤字”输出美元就能维持其“高收入、低储蓄、高消费”经济。因此，美国人才有高收入、高福利和高消费的底气。所以，中美贸易不平衡是美国货币金融政策和现行不合理的国际货币金融秩序的必然结果，绝非美国所指责的中国操纵人民币汇率和采取不公平贸易政策的结果。
　　美国贸易赤字和全球经济失衡是美国以进口市场控制别国，扩大美元发行的持续要求，不会消失。2009年美国政府财政赤字预计扩大到1.84万亿美元，这一数字大约是2008年的4倍。2010财年美国政府财政赤字将为1.3万亿美元。2010年至2019年，美国政府财政赤字将总计达到7.1万亿美元。美国政府长期存在的巨额财政赤字最终只有动用发钞权来抹平。发钞权是美国经济霸权、政治霸权和军事霸权的最高体现，美国会不惜一切代价维护。美国通过印制美钞弥补美国政府每年巨额的财政亏空，必须通过对外贸易赤字和对外投资途径把美元作为储备货币进入世界流通。美国通过贸易赤字把竞争对手纳入依赖其市场、受其支配的经济控制之中。因此，美国必须维持财政赤字、经常项目赤字、资本项目赤字和透支未来超前消费的储蓄赤字，通过对外扩张性经济达到谋取最大利益、保持高消费和控制世界经济的目的。美国存在严重的透支消费。美国居民负债消费和超前消费是由其长期形成的社会文化和经济结构决定的。美国人收入中很大一部分转变为金融资产或不动产，而很少人把钱作为储蓄存在银行，其余部分用来消费，甚至从银行以低利率贷款消费。虽然美国民众在消费与储蓄之间的比例会时常发生改变，但负债消费、超前消费文化不会改变，尽管这种消费文化可能会发生改变或收敛。在美国国内一部分制造业转移出去之后，不仅削减了美国对外出口规模，而且国内厂商供应满足不了巨大的超前消费、信用消费，使得美国进口刚性增强。结果美国经常项目逆差不仅不会消失，很可能会继续扩大。
　　五、全球经济再平衡可能通过经济结构调整而不可能通过汇率调整实现
　　虽然以传统统计方法得出来中美贸易数量上存在大额不平衡，但是实际上采用科学的统计方法得出来的中美贸易规模基本上平衡。美国关于人民币汇率低估论、汇率倾销论在理论和实证上都站不住，是别有用心的鼓噪。中美货物贸易所表现的不平衡也不是人民币汇率低估的产物，中国持有的大额外汇储备也不是人民币低估的结果。全球经济再平衡不可能通过汇率手段实现。虽然中美贸易失衡经常用来指责中国人民币币值低估，但人民币重新估值对贸易平衡的改善可能不大（Groenewold and He，2006）。无论多边还是双边贸易流量都不要期望由于汇率变化引起较大的效果（Cheung，Chinn and Fujii，2007）。人民币升值也不能解决中美经贸失衡与全球经济再平衡问题。如果美国坚持说中国对美贸易顺差、持有大额外汇储备和人民币低估造成美国经常项目赤字而要求人民币汇率升值，那么美国是否也要求其他对美贸易顺差和持有大额外汇储备的国家一并调整汇率呢，同时中国是否也应该要求对华贸易顺差的周边国家或地区升值汇率呢。显然，这是无理要求。汇率变动应该由所有贸易伙伴相对生产率增长速度和科技进步来决定。我国人民币调整幅度要与相对生产率增长速度基本一致，不宜由外汇市场供求的大幅度波动来调节，更不应该用作平抑贸易差额和外汇储备的工具。
　　全球经济再平衡需要各主要经贸大国调整产业、储蓄、消费等经济结构。各国产业结构和贸易结构调整都需要深入改革。美国谋划全球经济再平衡要从自身寻找突破口，要从自身经济结构、工资福利、财政预算、金融监管等方面做出调整，财政要增收节支，削减财政赤字，收缩财政扩张和借款规模，降低杠杆率，提高利率，增加储蓄，取消出口限制，增加应用技术研发，提高出口竞争力，鼓励发展低附加值服务业，增加就业机会。美国对高收入人群和高收益行业提高税负可以快速增加财税收入。发展服务业和知识产业是美国未来经济优势所在，产业资本应主要转向这两个领域。为了解决经常项目赤字，美国要么加强创新技术投入，以提高美国出口的全球竞争力，努力增加出口，要么降低工资水平，增加储蓄，减少消费和进口。笔者认为美国人难做到后者。美国新政府在金融危机之后曾试图改变美国经济增长方式，加强低碳技术和新能源技术研发，提倡国民增加储蓄，改变透支消费、超前消费行为，以减轻经济增长过分依赖消费的惯性，并提高制造业出口能力，削减经常项目逆差规模。但是这些动作收效甚微。美国产业资本因国内税收重、劳动者工资福利高而被迫继续大规模流入发展中国家，分享发展中国家劳动者创造的剩余劳动，提高国际竞争力，美国对外出口能力进一步削弱，进口规模会继续扩大，美国经济结构失衡会进一步加剧，美国期望经济再平衡的梦想不可实现。
　　全球经济再平衡决不能被一些国家用来作为阻碍贸易发展和实施贸易投资保护主义政策的借口。各国要反对利用全球经济再平衡搞贸易保护主义。全球经济规模上基本平衡，结构上应分工互补。全球经济再平衡绝不要导致全球经济同构。全球经济要实现再平衡，不必强求两国间经贸平衡，而要遵循市场经济规律和全球化规律，只需要各国在全球范围达到经贸基本平衡，这样就能实现各国和全球经贸基本平衡。各国间不要以全球经济再平衡为由限制全球或某个国家对其贸易增长。全球经济贸易调整的步伐应当在经济可承受的范围内逐步展开，过急行动可能适得其反。国际间互相指责无助于问题解决。美国经济调整要与其它国家协调步伐，取得别国认同和理解。美国指责别国出口增长和外汇储备积累是典型的红眼病，指责并要求别国做出让步是典型的霸权行径，其谋求经济再平衡的目标也难以达到。美国要求主要贸易顺差国减少出口是无理要求，又采取贸易保护主义政策，一再贬值美元，还指责别国货币倾销，试图损害全球经济而自肥。
　　中国现有经济结构也存在不均衡、不协调和不可持续的问题。在全球经济再平衡中，中国经济也要根据全球经济变化形势做出有效的宏观调整。在开放经济下，我国要从出口导向政策慢慢转向进出口和内外需基本平衡、对外直接投资与引进外资基本平衡和国际收支在目前基础上保持年度基本平衡的政策。我国要继续扩大出口，尤其要增加高附加值产品出口；增加不会过分冲击国内市场的产品进口，增加购买外国技术及设备，加快产品及生产工艺的更新改造，提高产业与产品升级调整速度，增加战略资源进口和储备，并保持进出口规模基本持平，或略有盈余。中国要继续在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上要求美国逐步取消对华高科技产品出口限制，要求美国放弃冷战思维，强调高科技产品出口限制对于改善贸易平衡和增强经济互补性的重要意义。同时，国内要继续铺垫好社会保障体系，扩大市场开放，进口更多消费品，降低储蓄率，增加国民消费，扩大国内市场。
　　笔者坚决反对那种减少对美国出口将在一定程度上减缓我国外贸顺差过大、流动性过剩、国际收支不平衡等压力，有利于宏观经济的稳定、健康发展（丁学东，2008）的观点。在国内升值人民币汇率和减少出口有利论很流行，这些理论只看一面不及其余，列出了一些人民币升值似是而非的好处。他们把扩大对美出口和增加对美贸易顺差看作不利于我国宏观经济稳定的源头，荒诞至极。人民币钉住美元保持同步，一定程度上可以限制美元贬值。而人民币升值会使外资减少对华投资和产业转移，减少外资推动的出口，生产性进口也将减少，整个国内生产规模（GDP）将增长缓慢。试想如果我国没有几十年积累下来的2万多亿美元外汇储备，面对金融危机袭击和热钱窜流，那么我国宏观经济将会是怎样的脆弱呢?我们不能因为没有有效投资组合用好外汇储备而抛弃出口导向型政策。
表1：年中美主要经贸关系（单位：百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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