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十一月十三号晚上，斯德哥尔摩大雨滂沱。马丁·贝克和科尔贝里正下着国际象棋。他们在科尔贝里的公寓里，离南边郊区的斯卡玛布林地铁站不远。最近几天没发生什么大事，因此他们两人都休假。 　　马丁·贝克棋下得很糟，但还是照下不误。科尔贝里有个刚满两个月的女儿，这天晚上他被迫带孩子；而马丁·贝克则是不到最后关头绝不愿回家。天气糟透了。倾盆大雨哗啦哗啦地冲刷过屋顶，打在窗户上，街头几乎杳无人迹。少数几个人显然是有要事在身，才不得不在这种晚上出门。 　　位于滨海大道的美国大使馆外面，以及通往此地的几条街道上，沿路有四百一十二名警察正和人数大约两倍的示威者对抗。警方配备有催泪瓦斯弹、手枪、警鞭、警棍、警车、摩托车、短波无线电、电池驱动的扩音器、镇暴犬和歇斯底里的马匹。示威者则带着一封信和被大雨渐渐湿透的纸板标语牌。要将这些示威者视为同一批人马有点困难，因为群众里男女老少都有：身穿牛仔裤粗呢外套的十三岁女孩，认真严肃的政治系学生，鼓噪煽动群众的人士，以闹事为职业的家伙，此外竟还有一位八十五高龄、戴着贝雷帽、撑着蓝色丝制雨伞的奶奶级艺术家。这些人之所以冒着大雨并不计任何后果聚集在此，是因为某种强而有力的共同动机。相对而言，警方则完全称不上是精英部队。这些警察是从市内各分局征召来的，但每个有医生朋友或者善于规避的警员，都设法躲过了这项讨人厌的任务。剩下来的人有的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并且喜欢自己正在做的事；有的被人认为是自以为是的家伙；有的则太年轻没经验，无法摆脱这种差事，更何况他们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或为什么要这么做。马匹人立起来，咬着嘴里的衔铁，警察摸着枪套，挥舞警棍一次又一次往前冲。一个娇小的女孩子带着令人难忘的标语，上面写着：尽你的责！继续干，生更多警察！三个一百九十磅重的巡逻警员扑向她，把标语扯个粉碎，把女孩儿拉进巡逻车里，扭她的手臂，粗野地摸她胸部。女孩儿今天才满十三岁，还没发育出什么可摸的昵。 　　总共有五十几个人遭到逮捕。许多人受伤流血。其中有些是名人，他们还没超然到不去写信给报社，或是不在广播和电视上抱怨的程度。分局的值班警员一看见这些人就打了阵哆嗦，歉意满面，堆笑哈腰地请他们回去。其他人在无可避免的审讯中可就没有这番待遇了。一个骑警被空瓶子打到头，那个瓶子绝对是人群中某个家伙扔的。 　　这次任务是由一位在军校受过训的高级警官指挥。这人素有治安专家的美誉，现在他正满意地望着自己精心制造出来的一场乱局。 　　在斯卡玛布林的公寓里，科尔贝里收起棋子，扔进木盒里，“啪”一声把盖子盖上。他的妻子上完进修课回来了，立刻就回房睡觉。 　　“你永远也学不会的。”科尔贝里哀怨地说。 　　“人家说下棋要有特殊天赋，”马丁·贝克沮丧地回道，“要具备叫做‘国际象棋判断力’的东西。” 　　科尔贝里换了话题。 　　“我敢打赌今晚在滨海大道上一定够瞧的了。”他说。 　　“可想而知。到底是什么事？” 　　“他们要递交一封信给大使，”科尔贝里说，“不过是一封信嘛，寄去不就算了？” 　　“寄去就没有这场热闹了。” 　　“是没有，但话说回来，这种事真是蠢得丢脸。” 　　“的确。”马丁·贝克同意。 　　他戴上帽子，穿了外套准备走人。科尔贝里很快站起来。 　　“我跟你一起出去。”他说。 　　“出去干吗？” 　　“哦，散散步。” 　　“这种天气散什么步？” 　　“我喜欢下雨。”科尔贝里说，并穿上深蓝色的毛葛雨衣。 　　“我一个人感冒还不够吗？”马丁·贝克说。 　　马丁·贝克和科尔贝里是警察。他们隶属于凶杀组，目前没有什么案子要办，因此可以理直气壮地认为自己很闲。 　　市中心街上没有警察的影子。倘若中央车站外面有个老太太正等着巡逻警员过来敬礼，然后笑着扶她过马路，那么她的愿望可要落空了。此刻就算有人用砖头砸破商店橱窗玻璃，也用不着担心尖厉的巡逻车警笛会突然打断他的好事。 　　警方正忙着昵。 　　一个星期前警察局长公开表示，目前许多警方的例行职责都不得不暂停，因为他们必须保护美国大使，不让讨厌约翰逊总统和越战的人所投递的信件和其他玩意儿威胁到他。 　　伦纳特·科尔贝里侦查员也不喜欢约翰逊总统和越战，但他倒真喜欢下雨时在城里散步。 　　晚上十一点的时候雨仍旧下着，示威行动差不多已经解散了。 　　就在此刻，斯德哥尔摩发生了八宗命案和一宗谋杀未遂的案件。 　　　　　　　　　　　　　　　　第二章 　　下雨了，他想着，泄气地望向窗外。十一月那黑暗和冰冷的倾盆大雨。这正是冬天来临的前兆。不久就会开始下雪了。 　　目前城里没有任何东西特别吸引人，尤其是这条街上光秃秃的树和巨大陈旧的公寓楼房。一条荒凉的街道，从一开始就规划错误，完全弄拧了。这条街并不真的通往任何地方，也从来没有通往过某地，它就只是在这儿，成了某个堂皇都市计划的阴郁纪念品。这儿没有亮着灯的商店橱窗，人行道上也没有行人，只有没了叶子的大树和街灯，后者冰冷的白光映照在地上的积水和打湿的汽车顶上。 　　之前他在雨中蹒跚行走了许久，头发和长裤都浸透了，现在他感觉到脚踝上的湿意，冰冷的水还沿着脖子一路滴到肩胛骨上。 　　他解开雨衣最上面的两颗纽扣，把手伸进上衣里面，摸着手枪的枪柄。那玩意儿摸起来也是又冷又湿。 　　摸到枪，这个穿着深蓝毛葛雨衣的男人不由自主地打了个寒颤，他试图想点儿别的。比方说五个月前他去安德瑞兹度假时的旅馆阳台；比方说那沉重凝滞的热气，码头上灿烂的阳光，渔船和港湾对面那山峦上方的无垠蓝天。 　　然后他想到，每年这个时候那儿八成也在下雨，而且屋子里没有中央暖气，只有壁炉。 　　车子已经不在同一条街上了，而且他很快又得出去淋雨。 　　他听见后面有人下了阶梯，知道是那个在十二站之前，市中心的克拉拉堡路奥伦斯百货公司外面上车的人。 　　下雨，他想，我不喜欢雨，事实上我痛恨雨；我想知道什么时候才会升官，我到底在这里干什么，为什么我不待在家里的床上跟…… 　　这是他最后一个念头。 　　这是一辆红色的双层公车，外面车顶是乳白色，里面天花板是灰色。这种公车是利兰亚特兰型，英国制造，但驾驶座配合了瑞典靠右行驶的车道，两个月前才引进的。这天晚上它往返于斯德哥尔摩的四十七号公车路线，从动物园岛的贝尔曼斯洛到卡尔贝里路，然后再原路折返。现在车正朝西北前进，接近北站街的终点站，那里离斯德哥尔摩和索尔纳的分界线只有几码之遥。 　　索尔纳是斯德哥尔摩的郊区，也是个独立的市政单位，然而两者之间的分隔只是地图上的虚线而已。 　　这辆红色公车体积很大，超过三十六英尺长，将近十五英尺高，重十五吨有余。它在两排没有叶子的路树之间，沿着荒凉的卡尔贝里路轰隆隆地行驶，车头大灯亮着，雾气迷蒙的窗户让车子从外面看起来温暖舒适。接着它向右转到北丘路上，引擎声也随着下坡而变小。雨打在车顶和窗户上，车子沉重执拗地往下行驶，轮胎激起哗啦啦的小瀑布。 　　坡道终止之处道路也戛然而止。公车接下来得转个三十度的弯到北站街，然后再开三百码抵达终点站。 　　这个时候，唯一看见这辆公车的人正在北丘路上方一百五十多码的高处，紧贴公寓墙壁站着。这人是个夜贼，正打算敲破一扇窗。他之所以注意到这辆公车，是因为希望它快点开过去，所以贴墙站着等待。 　　他看见公车在转角处放慢速度，打着方向灯开始往左转，然后就消失在视线之外。雨下得更大了。这人出手打破玻璃。 　　他没看见的是，公车并没有转过弯去。 　　这辆红色的双层公车在转弯的过程中似乎停了一下。接着就直直穿越马路，开到人行道上，一头冲进北站街和荒芜的堆栈场中间的铁丝网。 　　然后车停了。 　　引擎熄了火，但车头大灯仍旧亮着，车里的灯也是。 　　满是雾气的窗户在寒冷的黑暗中仍显明亮温馨。 　　大雨继续打在金属车顶上。 　　此刻是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十三号，晚上十一点三分。 　　地点是在斯德哥尔摩。 　　　　　　　　　　　　　　　　第三章 　　克里斯蒂安松和卡凡特是索尔纳的无线电巡逻警员。 　　在他们十分平凡的警员生涯中，逮捕过好几千个醉汉、几十个窃贼，还曾经抓到一个恶名昭彰的性变态，当时他正打算攻击并谋杀一个六岁女孩儿。因此他们俩算是救了那女孩儿一命。这事儿距今还不满五个月，虽然纯属侥幸，但他们可打算要拿这丰功伟业一直炫耀下去。 　　这天晚上他们没抓任何人，只一人抓了一瓶啤酒。这似乎是违反规定的，因此最好假装没发生。 　　快十一点半的时候，他们收到无线电呼叫，开车前往胡瓦斯塔郊区的教堂街，有人发现公寓门前台阶上倒着一个好像死掉的人。他们花了三分钟就开到现场。 　　临街的公寓大门前，的确有个穿着破旧黑长裤、烂鞋和邋遢黑白外套的家伙俯卧在地。门内亮着灯的走道里站着一个穿拖鞋和睡衣的老女人。 　　显然投诉的人就是她。她隔着玻璃门对他们指手画脚，然后把门打开几英寸，从缝隙中伸出手，指向那个一动也不动的人形。 　　“啊哈，这是怎么回事？”克里斯蒂安松说。 　　卡凡特弯腰闻了一下。 　　“醉昏了，”他极端嫌恶地说，“帮我一下，克勒。” 　　“等一下。”克里斯蒂安松说。 　　“呃？” 　　“你认识这个人吗，太太？”克里斯蒂安松还算礼貌地问。 　　“应该认识。” 　　“他住在哪里？” 　　女人指向走道里面三码之处的一扇门。 　　“那里。他要开大门锁的时候睡着了。” 　　“哦，没错，他手上还拿着钥匙。”克里斯蒂安松说着抓抓头皮。“他自己一个人住吗？” 　　“谁会跟这种死老头住在一起？”这位女士说。 　　“你要干吗？”卡凡特怀疑地问道。 　　克里斯蒂安松没有回答。他弯身从此人手中取过钥匙，然后以长年练就的手法一把将醉汉扯起来，用膝盖顶开大门，把人拖进公寓里。女人杵在一旁，卡凡特则站在外面的台阶上。两人都带着不赞同的神情望着这一幕，但并未干预。 　　克里斯蒂安松开了门，打开房间里的灯，扯下醉汉潮湿的外套。醉汉蹒跚前行一步，倒在床上，喃喃道： 　　“谢了，小姐。” 　　然后他翻个身睡着了。克里斯蒂安松把钥匙放在床边的餐椅上，熄灯关门，出去回到警车上。 　　“晚安，太太。”他说。 　　女人紧抿着唇瞪着他，一甩头进去了。 　　克里斯蒂安松这么做并非出于同胞爱，而是因为他懒。 　　卡凡特比谁都清楚这一点。他们俩都还在马尔默当普通的街头巡逻警员时，他就多次看见克里斯蒂安松在街上带着醉汉往前走，甚至不惜过桥，只为了要把他们送到另一个分局的管区去。 　　卡凡特坐在驾驶座上。他发动车子，酸溜溜地说： 　　“席芙老是说我懒，她应该看看你。” 　　席芙是卡凡特的老婆，同时也是他最喜爱而且常常是唯一的话题。 　　“我干吗要白白被人吐得一身？”克里斯蒂安松一派聪明人的口吻。 　　克里斯蒂安松和卡凡特身材和外表很像。他们俩都六英尺一英寸高，金发，宽肩蓝眼，但性情大不相同，意见也常常相左。这就是他们俩无法达成一致的问题之一。 　　卡凡特正直不阿，他从不对看见的事情妥协，不过话又说回来，他可是个尽量眼不见为净的专家。 　　他在沉闷的静默中沿着一条蜿蜒的道路慢慢开车，这条路从胡瓦斯塔经过警察学校，然后通过一处社区花园地，途经铁路博物馆、国家细菌实验室、启明学校，然后曲折穿越广阔的大学区里面的各学院，最后经过铁路行政局到托姆特博达街。 　　这是一条经过深思熟虑的高明路线，所经之处几乎可以保证不会有人。他们一路上没有碰到别的车子，总共只看见两个活物，首先是一只猫，接着是另一只猫。 　　他们开到托姆特博达街尽头时，卡凡特把车停下，让引擎空转，散热器离斯德哥尔摩市区界线只有一码，然后考虑要如何安排剩下来的工作时间。 　　我就看你是否脸皮厚到敢掉头从原路开回去，克里斯蒂安松心想。他大声说道： 　　“借我十克朗好吗？” 　　卡凡特点点头，从胸前口袋掏出皮夹，看也不看就把钞票递给伙伴。与此同时他很快做了决定。如果越过市区界线，沿着东北方向的北站街开五百码，那就只要在斯德哥尔摩巡逻两分钟就可以了。然后直接转向尤金尼亚街，经过医院，穿越绿地公园，沿着城北墓园开，最后回到警察局，届时他们已经下班了，而沿路碰到任何人的机会小之又小。 　　车子开进斯德哥尔摩，左转到北站街上。 　　克里斯蒂安松将十克朗钞票塞进口袋，打了个呵欠。然后他看着外面的大雨，说道： 　　“那边。朝这里有个王八蛋跑过来了。” 　　克里斯蒂安松和卡凡特都来自南方的斯科讷省，他们使用词汇的顺序令人不敢恭维。 　　“还带了一只狗。”克里斯蒂安松说。“他在跟我们挥手。” 　　“那一桌不归我管。”卡凡特说。 　　那是一只小得令人觉得可笑的狗，它根本就是被那个人拖着掠过地上的积水。遛狗的人冲到路中央，挡在车子前面。 　　“妈的！”卡凡特咒道，猛踩刹车。 　　他摇下车窗吼叫： 　　“你这样跑到路中间是什么意思？” 　　“那边……那边有一辆公车……”那人指着对街，上气不接下气地说。 　　“那又怎样？”卡凡特粗鲁地说，“你怎么能这样拖着这只狗？这是虐待动物。” 　　“发生……发生了意外。” 　　“好吧，我们去处理。”卡凡特不耐烦地说，“走开。” 　　他继续往前开。 　　“以后不要再这样拦车了！”他回过头叫道。 　　克里斯蒂安松直直地瞪着前方的雨。 　　“没错，”他认命地说，“公车开到人行道上了。一辆双层公车。” 　　“灯还都亮着，”卡凡特说，“前门也开着。克勒，出去看一下。” 　　他停在公车后方，车身与公车呈直角。克里斯蒂安松开了车门，不自觉地拉直肩上的皮带，自言自语道： 　　“啊哈，这是怎么回事？” 　　他和卡凡特一样穿着长靴和有金色纽扣的皮夹克，腰上佩着警棍和手枪。 　　卡凡特坐在车里，望着克里斯蒂安松悠闲地走向公车敞开的前门。 　　卡凡特看见他抓住扶手栏杆，懒洋洋地跨上台阶探头到公车里面。接着他惊呼一声，很快蹲下来，右手伸向枪套。 　　卡凡特反应迅速。他只花了一秒钟就启动警车顶上的红灯、探照灯和一闪一闪的橘色灯。 　　卡凡特打开车门冲进大雨中时，克里斯蒂安松仍旧蹲在公车旁边。即便如此，卡凡特还是抽出他七点六五毫米口径的沃尔特手枪，打开了保险栓，甚至还瞥了一下表。 　　表上的时间是十一点十三分。 　　　　　　　　　　　　　　　　第四章 　　第一个抵达北站街的资深警员是贡瓦尔·拉尔森。 　　他本来坐在国王岛街警察局内自己的桌前，翻阅枯燥冗长的报告，无精打采到了极点，而且第无数次想知道为什么大家不干脆回家算了。 　　在“大家”这个类别里包含了局长、副局长、几位督察和警探，由于那场结局皆大欢喜的暴动，这些人还在楼梯和走廊上来回奔走。等这些人觉得可以下班回家了，他也会尽快照办。 　　电话响了。他咕哝一声拿起话筒。 　　“喂，我是拉尔森。” 　　“这里是无线电管制中心。一个索尔纳的无线电巡逻警员在北站街发现一辆公车，里面全是尸体。” 　　贡瓦尔·拉尔森瞥向墙上的电子钟，十一点十八分。他说： 　　“索尔纳的无线电巡逻员怎么会在斯德哥尔摩发现全是尸体的公车？” 　　贡瓦尔·拉尔森是斯德哥尔摩凶杀组的侦查员。他性情刚愎，并不是最受欢迎的警员。 　　但他从不浪费时间，因此第一个抵达现场的是他。 　　他拉起手刹，翻起外套的领子，走进雨中。他看见一辆红色的双层公车开到人行道上，车头冲破了一道高高的铁丝网。 　　他还看见一辆黑色的普利茅斯。，挡泥板是白色的，车门上以白色的粗体字写着“警察”。车子的紧急灯亮着，在探照灯的锥形光束中站着两个拿手枪的警员。两人脸色都苍白异常。其中一人的皮夹克前面沾了呕吐物，正困窘地用湿透的手帕擦拭胸口。 　　“出了什么事？”贡瓦尔·拉尔森问。 　　“里面……里面有好多尸体。”其中一个警员说。 　　“对，”另一人说，“没错，好多。还有一堆弹壳。” 　　“有一个人还没死。” 　　“还有个警察。” 　　“警察？”贡瓦尔·拉尔森问。 　　“对，一个刑事调查部门的人。” 　　“我们认识他。他在瓦斯贝加办案。凶杀组的。” 　　“但我们不知道他的名字。他穿着一件蓝色雨衣。他死了。” 　　两个无线电巡逻警员一起开口，声音小小的，而且神色不安。 　　他们身材并不矮小，但是一站在贡瓦尔·拉尔森旁边，就显得没那么壮硕了。 　　贡瓦尔·拉尔森有六英尺五英寸高，将近两百二十磅重。他的肩膀跟职业重量级拳击手一样宽，有一双多毛的大手。他后梳的金发已经湿得滴水了。 　　众多警笛的尖响划破了淅沥的雨声。警笛似乎来自四面八方。贡瓦尔。拉尔森竖起耳朵，说： 　　“这里是索尔纳吗？” 　　“刚好在市区界线上。”卡凡特贼贼地说。 　　贡瓦尔·拉尔森蓝色的眼睛毫无表情地从克里斯森望向卡凡特。然后他大步走向公车。 　　“里面……里面一团糟。”克里斯森说。 　　贡瓦尔·拉尔森没有碰公车。他把头伸进打开的车门向里张望。 　　“没错，”他沉稳地说，“的确一团糟。” 　　　　　　　　　　　　　　　　第五章 　　马丁·贝克的公寓在巴卡莫森。他在自家门口停下，脱下雨衣，在楼梯间甩掉雨水，才把雨衣挂起来，关上门。 　　门廊很暗，但他没开灯。他看见女儿的房门底下透出一道光线，听见收音机还是唱机在里面响着。他敲门进去。 　　他的女儿叫英格丽，今年十六岁。最近她成熟了些，马丁·贝克和她处得比以前好多了。英格丽是个平静务实而且聪明的孩子，马丁喜欢跟她聊天。她在念综合中学的最高年级，学业难不倒她，但她可不是以前他们说的那种书呆子。 　　英格丽靠在床上看书。床边的唱机在放唱片。不是流行音乐，而是古典音乐，他猜是贝多芬。 　　“嗨，”他说，“还不想睡？” 　　他停了下来。自己说的话如此空洞让他简直无法动弹。有一瞬间，他想到过去十年来在这间屋子里说过的所有零碎琐事。 　　英格丽放下书，关掉唱机。 　　“嗨，爸。你说什么？” 　　他摇摇头。 　　“老天，你的腿好湿，”女孩儿说，“外面雨下得那么大吗？” 　　“倾盆大雨。你妈和洛夫睡了吗？” 　　“我想是吧。吃完晚饭妈就把洛夫裹得紧紧的，叫他上床睡觉。妈说他感冒了。” 　　马丁·贝克坐在床上。 　　“他没感冒吗？” 　　“我觉得他看起来没事。但他乖乖上床了，或许以为这样明天就不用上学了。” 　　“你好像很用功。在念什么？” 　　“法文，明天要小考。要问我吗？” 　　“恐怕没什么用。法文不是我的拿手科目。早点睡吧。” 　　他站起来，女孩儿听话地往下缩进被子里。他替她盖好被子，走出去关门前听见她低语： 　　“祝我明天好运。” 　　“晚安。” 　　他在黑暗中走到厨房，在窗边站了一会儿。雨现在似乎比较小了，但这也可能是因为厨房窗户不在风口的缘故。马丁·贝克想知道美国大使馆前的示威情况如何，明天报纸是会以粗暴挑衅还是笨拙无能来描述警方的行为。总之都会是批评的口吻。 　　他自有记忆以来一直都拥护警方，所以马丁·贝克只肯对自己承认，这些批评虽然有点一面倒，但大多情有可原。他想到英格丽几星期前某天晚上说的话。她有许多同学都积极参与政治活动，参加聚会和示威，其中大部分人都很讨厌警察。她说小时候她可以很骄傲地在学校炫耀说爸爸是警察，但现在宁可不提了。她并不是觉得丢脸，而是因为她常会被拖去讨论，以期为全体警察辩护。这当然很可笑，但事情就是这样。 　　马丁·贝克走到客厅，在妻子卧房门口驻足，听见她微微的鼾声。他小心地拖出沙发床，打开壁灯，拉上窗帘。他不久前买了沙发，搬出共用的卧房，借口是这样他晚回家时就不会打搅妻子。她反对过，说有时他必须彻夜工作然后在白天补觉，她可不希望他躺在这里睡乱了客厅。他保证在这种情况下他会去睡乱卧房，反正白天大部分时间她都不在那里。现在他睡客厅已经一个月了，而且很喜欢这样。 　　他的妻子叫英雅。 　　多年来两人相处每况愈下，不必跟她同床共枕真是松了一口气。这种感觉有时让马丁良心不安，但在结婚十七年之后，他似乎无力改变任何事，而且他早就放弃追究这到底是谁的过错。 　　马丁·贝克忍住一阵咳嗽，脱下湿长裤挂在电暧炉附近的椅背上。他坐在沙发上脱袜子，想到科尔贝里之所以半夜在雨中散步，可能是因为他的婚姻也陷入了一成不变的厌倦感之中。 　　这么快吗？科尔贝里结婚才十八个月而已。 　　第一只袜子还没脱下，他就否定了这个念头。伦纳特和葛恩在一起很幸福，这点毫无疑问。更何况这关他什么事？ 　　他光着身子站起来走到客厅另一端的书架前，看了好久才选了一本。这是英国老外交家尤金。米林顿一德雷克爵士的书，内容是讲施佩伯爵号战舰和拉普拉塔之役。他在约一年前买了这本二手书，一直没时间看。他爬到床上，带着罪恶感轻咳着翻开书，然后发现没香烟了。沙发床的好处之一就是现在他可以在床上抽烟，不必担心会有什么麻烦。 　　他又起身，从雨衣口袋里掏出一包潮湿压扁的烟，把烟一根根摊在床边桌上晾干，选了一根看起来最容易点燃的。他叼着烟，一条腿才刚放到床上，电话便响了。 　　电话在客厅外的走廊上。六个月前他已申请一部分机装在客厅，但他知道电话公司的办事效率，即使再等六个月后分机才装好，就算他走运了。 　　他很快走过去，在第二声铃还没响完前就拿起话筒。 　　“我是贝克。” 　　“贝克督察吗？” 　　他不认识这个声音。 　　“我是。” 　　“这是无线电管制中心。一辆四十七路公车在终点站附近的北站街出了意外，有好几个乘客死亡。请你立刻去现场。” 　　马丁·贝克的第一个念头就是人家在开他的玩笑，或是某个对头要找麻烦，试图骗他再出去淋雨。 　　“谁通报的？”他问。 　　“第五分局的哈松。已经通知哈马尔督察长了。” 　　“多少人死亡？” 　　“他们还不确定。至少六个。” 　　“逮捕了什么人吗？” 　　“据我所知没有。” 　　马丁·贝克心想，我顺道去接科尔贝里，希望叫得到出租车。他说： 　　“好，我立刻去。” 　　“哦，督察……” 　　“什么事？” 　　“死者里面……似乎有一个你们的人。” 　　马丁·贝克紧抓住话筒。 　　“谁？” 　　“我不知道，他们没有提名字。” 　　马丁·贝克摔下话筒，把头靠在墙上。伦纳特！一定是他。 　　他见了什么鬼下雨还要出门？他在四十七路公车上干吗？不，不会是科尔贝里，一定是弄错了。 　　他拿起话筒拨了科尔贝里的号码。另一端铃响了一声，两声，三声，四声，五声。 　　“科尔贝里家。” 　　是葛恩睡意沉沉的声音。马丁·贝克试图平静自然地说： 　　“嗨，伦纳特在吗？” 　　他似乎听见葛恩坐起来时床的吱嘎声，似乎过了非常久她才回答。 　　“不在，至少不在床上。我以为他跟你在一起，我以为你们俩都在这里。” 　　“我回家时他跟我一起出门，去散步。你确定他不在家吗？” 　　“可能在厨房。等一下，我去看看。” 　　又过了似乎一辈子她才回来。 　　“马丁，他不在家。” 　　现在她的语气听起来很担心。 　　“他到哪儿去了？”她说，“天气这么坏。” 　　“我想他只是出去透透气。我也刚回家，所以他出去没多久。别担心。” 　　“要不要他回来后打电话给你？” 　　她似乎安心了。 　　“不用了，没什么要紧事。好好睡，晚安。” 　　他放下话筒，突然觉得浑身发冷，牙齿打颤。他又拿起电话，心想得打给某人弄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然后他决定最好的方法就是尽快赶去现场。他拨了最近的出租车招呼站专线，立刻叫了一辆车。 　　马丁·贝克干警察这一行已经二十三年了，在这期间有几位同僚殉职，每次发生这种事他都非常难过，内心深处他知道警察这一行越来越危险，下一次可能就轮到自己。但科尔贝里对他而言不只是个同事而已，多年来他们在工作上仰赖日深。 　　他们彼此互补，而且学会了不必浪费言辞，就能了解对方的想法和感觉。科尔贝里十八个月前结婚，搬到斯卡玛布林时，他们住的地方变近了，不上班的时候也会相约碰面。 　　科尔贝里不久之前在罕见的沮丧时刻说过： 　　“如果你不在，天知道我会不会继续干下去。” 　　马丁·贝克心中想着这句话，穿上湿雨衣冲下楼梯，出租车正在等他。 　　　　　　　　　　　　　　　　第六章 　　虽然夜已深，而且下着大雨，但还是有一堆人聚集在卡尔贝里路的封锁线外。马丁·贝克下出租车时他们好奇地瞪着他。 　　披着黑色挡雨斗篷的年轻巡警粗暴地要拦马丁，但另一个警察抓住巡警的手臂，敬了个礼。 　　有个穿浅色短雨衣、身材矮小的人挡在马丁·贝克前面说： 　　“请接受我致哀，督察。我刚刚听说有一个你的手下——” 　　马丁·贝克的眼神让那人噤若寒蝉。 　　他知道这个家伙是何许人，而且非常讨厌他。这人是个自由投稿的新闻从业人员，自称为犯罪报道记者。他的专长是报道谋杀案，内容则充满了令人作呕的煽动性文字和错误的细节描述。事实上只有最烂的周报才会刊登这种东西。 　　这人悄悄溜开。马丁·贝克跨过绳子，他看见前方不远处索尔广场方向围起了另一处范围较小的警戒区。围起来的地方停满了黑白相间的警车，晃动着穿着闪闪发亮的雨衣且无法辨识的人影。红色双层公车附近的地面松软泥泞。 　　公车内部的灯亮着，大灯也开着，但光柱在大雨中照不远。 　　国家鉴识实验室的救护车停在后方，车头朝向卡尔贝里路方向。 　　法医的车也在现场。损毁的铁丝网后面有人忙着架起泛光灯。 　　这一切都显示发生的事情非比寻常。 　　马丁·贝克抬头望向对街阴暗的公寓建筑。几个人影在亮着灯的窗户里晃动。他看见水淋淋的窗玻璃后面映着模糊的白点似的人脸。一个光着腿、穿着靴子的女人在睡衣外面披上雨衣，从意外现场斜对面的公寓走出来。她走到街心时警察拦下她，抓着她的手臂领她走回公寓大门口。巡警大步往前，女人在旁边半跑半走，湿掉的白睡袍下摆缠在腿上。 　　马丁·贝克看不见公车门，但能瞧见里面有人走动，应该是鉴识实验室的人在工作吧。他也没看见任何凶杀组的同事，但想他们应该是在公车的另一边。 　　他不由自主地放慢了脚步，想到不久之后即将面对的情景，双手在外套口袋中紧握成拳。他刻意避开法医的灰色车辆。 　　光线从双层公车中间敞开的门泻出，哈马尔站在光晕之中。 　　多年以来哈马尔都是他的长官，现在则是督察长。他在跟公车上的人说话。哈马尔转过身面对马丁·贝克。 　　“你来了。我还以为他们忘记打电话给你。” 　　马丁·贝克没有回答，走到车门口探头进去。 　　他觉得胃部一阵痉挛。情况比他想象中还要糟。 　　冰冷明亮的光线让每个细节都像蚀刻画般清楚浮现。整辆公车上满是血淋淋的扭曲尸体。 　　他想转身走开不看，但脸上毫不动声色。相反，他强迫自己在心中有条不紊地记下所有细节。实验室的人员正井然有序地默默工作。其中一人望着马丁。贝克，缓慢地摇摇头。 　　马丁·贝克将尸体一具具看过。他认不出任何人。至少在目前这种情况下认不出。 　　“那边那个，”他突然说，“他是……” 　　他转向哈马尔，突然说不下去了。 　　科尔贝里从哈马尔身后的黑暗中出现，没戴帽子，头发贴在前额上。 　　马丁·贝克瞪着他。 　　“嗨，”科尔贝里说，“我还在想你怎么了呢，正要告诉他们再打一次电话给你。” 　　他在马丁·贝克面前停下，仔细地望着他。 　　然后科尔贝里很快厌恶地瞥了公车内部一眼，接着说： 　　“你需要一杯咖啡。我替你弄一杯。” 　　马丁·贝克摇头。 　　“你需要。”科尔贝里说。 　　他嘎吱嘎吱地走开了。马丁·贝克瞪着他的背影，然后走到前门探头去看。脚步沉重的哈马尔跟在后面。 　　公车司机瘫在方向盘上。他的头被子弹打穿了。马丁·贝克看着那曾经是人脸的部位，对于自己竟然不觉反胃感到微微惊讶。他转向哈马尔，后者面无表情地望向雨中。 　　“他到底在这里干什么？”哈马尔毫无表情地说，“为什么在公车上？” 　　在这瞬间，马丁·贝克知道先前电话中提到的人是谁了。 　　通往公车上层阶梯后方的那扇窗户近旁，坐着奥克·斯滕斯特伦，凶杀组的警员，马丁·贝克的年轻同事。 　　“坐”或许不是正确的字眼。斯滕斯特伦成“大”字形瘫在座位上，深蓝色的毛葛雨衣上全是血，右肩靠在隔壁一位俯身向前的年轻女子背上。 　　他死了，跟那年轻女子和车上其他六个人一样。 　　他右手握着枪。 　　　　　　　　　　　　　　　　第七章 　　雨下了一整夜。虽然根据历书，这个时节太阳应该在七点四十分就升起，但今早一直到快九点时阳光才穿透云层，洒下微弱朦胧的光亮。 　　这辆红色的双层公车仍跟十小时前一样，停在北站街的人行道上。 　　但唯一相同的只有这一点。现在广大的警戒区里大约有五十个人，聚集在外围的好奇群众则越来越多。许多人从午夜开始就站在那里了，他们只看见警察和医护人员，以及鸣着警笛的各式车辆。一晚上警笛声不断，车子在湿漉漉的街道上开来开去，显然没有目的地，也不知道是为了什么。 　　没人确切知道任何事，但有一个词语口耳相传，很快就传遍了看热闹的人群、周围的住家和这座城市，最后渐渐成型，举国皆知。到现在这些词已经传到国外去了。 　　集体谋杀。 　　斯德哥尔摩的集体谋杀。 　　斯德哥尔摩公车上的集体谋杀。 　　每个人都认为自己至少知道这一点。 　　而国王岛街上的警察局知道的也不比这多。连谁负责调查此案都不确定。到处一片混乱。电话响个不停，人们来来去去，地板署脏了，而弄脏地板的人脾气恶劣，全身湿黏，又是汗又是雨。 　　“谁在处理死者名单？”马丁·贝克问道。 　　“大概是勒恩吧。”科尔贝里头也不回地说。 　　他正忙着把一张地图贴在墙上。这张图超过三码长，二分之一码宽，难搞得很。 　　“谁来帮我一下好吗？”他说。 　　“没问题。”梅兰德平静地说，放下烟斗站起来。 　　弗雷德里克·梅兰德是个外表严肃、条理分明的高瘦男子。 　　他四十八岁，是凶杀组的侦查员。科尔贝里和他一起搭档多年，都忘记有多少年了。而梅兰德却没忘。他以过目不忘闻名。 　　两部电话同时响起。 　　“喂，我是贝克督察……谁？他不在。要我请他回电吗？ 　　哦，这样啊。“ 　　他挂了电话，伸手接另一部。一个年近半百、头发几乎全白的男人谨慎地打开门，迟疑地在门槛上停下。 　　“埃克，你要干什么？”马丁·贝克问道，边拿起话筒。 　　“那辆公车……”白发男子开口说。 　　“我什么时候回家？完全不知道。”马丁·贝克对着电话说。 　　“妈的。”科尔贝里叫起来，胶带黏在他肥肥的手指上。 　　“别急。”梅兰德说。 　　马丁·贝克转向站在门口的人。 　　“公车怎么啦？” 　　埃克关上门，看着手中的笔记。 　　“公车是在英国的利兰工厂制造的，”他说，“这种型号叫亚特兰。但我们这里叫做H 三五型。车上有七十五个座位。奇怪的是——” 　　门猛然打开。贡瓦尔·拉尔森满脸难以置信的表情，瞪着乱七八糟的办公室。他的浅色短雨衣、长裤和金发都湿透了，鞋子上全是泥巴。 　　“这里真他妈的一团糟。”他咕哝道。 　　“公车有什么奇怪的？”梅兰德问。 　　“这种车通常不跑四十七号的路线。” 　　“是吗？” 　　“我是说通常不跑。四十七路一般都是德国巴欣公司的公车在跑，也是双层的。这辆是例外。” 　　“这线索真棒极了。”贡瓦尔·拉尔森说，“这个疯子只杀英国公车上面的人。你是这个意思吗？” 　　埃克泄气地望着他。贡瓦尔·拉尔森甩甩头说： 　　“对了，大厅里的那群猴子在干吗？那些是什么人啊？” 　　“新闻记者。”埃克说，“得有人出去应付他们。” 　　“我不去。”科尔贝里立刻说。 　　“哈马尔、局长、司法部长或是什么大官不应该发个公告吗？”贡瓦尔。拉尔森说。 　　“很可能还没开始写呢，”马丁·贝克说，“埃克说得对，得有人去应付他们。” 　　“我不去。”科尔贝里又说了一遍。 　　然后他转过身，突然灵机一动似的，几乎是以胜利的姿态开口： 　　“贡瓦尔”他说，“第一个到现场的是你。你去举行记者会。” 　　贡瓦尔·拉尔森瞪着满屋子的人，用多毛的右手拂开额前一绺湿发。马丁。贝克一声不吭，甚至没望向门口。 　　“好吧，”贡瓦尔·拉尔森说，“随便把他们赶到一个房间去，我去跟他们说。但我得先知道一件事。” 　　“什么？”马丁·贝克问。 　　“有人通知斯滕斯特伦的老娘吗？” 　　一片死寂，仿佛这个问题让房间里的所有人都变成了哑巴，包括贡瓦尔·拉尔森本人在内。站在门口的人扫视着大家。 　　最后梅兰德转过头说： 　　“通知过了。” 　　“很好。”贡瓦尔·拉尔森说，“砰”一声带上门。 　　“很好。”马丁·贝克对自己说，手指在桌上嗒嗒地敲着。 　　“这样好吗？”科尔贝里问。 　　“什么？” 　　“让贡瓦尔……你不觉得媒体对我们的批评已经够多了吗？” 　　马丁·贝克望着他，没有说话。科尔贝里耸耸肩。 　　“好吧，”他说，“反正无所谓。” 　　梅兰德回到座位上，拿起烟斗点燃…… 　　“没错，”他说，“一点儿也不重要。” 　　他和科尔贝里已经把图贴起来了。这是一张公车下层的放大草图，上面画着一些人形，编号从一到九。 　　“勒恩跟乘客名单在哪里？”马丁·贝克喃喃道。 　　“关于公车还有另外一点——”埃克顽固地继续说。 　　电话响了。 　　　　　　　　　　　　　　　　第八章 　　用来和媒体面对面的办公室，丝毫不适合做这种用途。里面除了一张桌子、四张椅子、几个柜子之外什么也没有。贡瓦尔·拉尔森走进房间的时候，里面已经弥漫着香烟烟雾和湿外套的潮味。 　　他在门口停下，望着聚集的新闻记者和摄影师，毫无抑扬顿挫地说： 　　“你们想知道什么？” 　　接下来就是记者会进行的过程： 　　问：公车是什么时候被发现的？ 　　答：昨天晚上大约十一点十分的时候。 　　问：谁发现的？ 　　答：街上的行人，他拦下巡逻警车。 　　问：公车上有多少人？ 　　答：八个。 　　问：他们全死了吗？ 　　答：对。 　　问：这些人是怎么死的？ 　　答：目前还无法下定论。 　　问：他们的死是外部暴力造成的吗？ 　　答：或许吧。 　　问：你说“或许”是什么意思？ 　　答：就是我说的意思。 　　问：有枪击的迹象吗？ 　　答：有。 　　问：这些人都是遭枪击身亡的吗？ 　　答：或许吧。 　　问：那么这是集体谋杀案喽？ 　　答：是的。 　　问：你们找到凶器了吗？ 　　答：没有。 　　问：警方拘捕了任何人吗？ 　　答：没有。 　　问：有任何线索或迹象显示出这是某个特定人士干的吗？ 　　答：没有。 　　问：谋杀案是一个人犯下的吗？ 　　答：不知道。 　　问：有任何迹象显示杀害这八名死者的不止是一个人吗？ 　　答：没有。 　　问：一个人怎么可能在公车上杀掉全部的人，而没有任何人有时间阻止他？ 　　答：不知道。 　　问：子弹是来自公车上，还是车外？ 　　答：不是车外。 　　问：你怎么知道？ 　　答：受损的窗玻璃是从内部打破的。 　　问：凶手使用什么武器？ 　　答：不知道。 　　问：一定是机枪或冲锋枪吧？ 　　答：无可奉告。 　　问：凶手行凶的时候，公车是在行驶还是停着的？ 　　答：不知道。 　　问：公车被发现的位置，不是正显示凶手是在车子行进时开枪，所以车才会开到人行道上吗？ 　　答：是的。 　　问：警犬闻到什么了吗？ 　　答：当时在下雨。 　　问：这是一辆双层公车，对不对？ 　　答：对。 　　问：尸体是在哪里？上层还是下层？ 　　答：下层。 　　问：八个死者都在下层吗？ 　　答：对。 　　问：知道死者的身份了吗？ 　　答：不知道。 　　问：知道其中任何一人的身份了吗？ 　　答：知道一个。 　　问：谁？司机吗？ 　　答：不是，是警察。 　　问：警察？告诉我们他的名字好吗？ 　　答：警员奥克。斯滕斯特伦。 　　问：斯滕斯特伦？凶杀组的？ 　　答：对。 　　几个记者试图挤向门口，但贡瓦尔·拉尔森再度举起手。 　　“请不要进进出出，谢谢，”他说，“还有其他问题吗？” 　　问：斯滕斯特伦警察是公车上的乘客吗？ 　　答：他并不是司机。 　　问：你们认为他只是偶然搭上这班公车的吗？ 　　答：不知道。 　　问：这个问题是问你个人的：死者中有刑事部门的人，这你是否觉得完全是偶然？ 　　答：我不是来这里发表个人意见的。 　　问：发生这件事之前，斯滕斯特伦警员是否在进行任何特殊的调查？ 　　答：不知谱 　　问：他昨夜值勤吗？ 　　答：没有。 　　问：他休假？ 　　答：对。 　　问：那他一定是偶然搭上公车的。你能提供其他死者的名字吗？ 　　答：不能。 　　问：这是瑞典发生的第一宗集体谋杀案。最近几年国外发生了好几件类似的事件。你认为这种疯狂的行为可能是受到国外，比方说美国的影响吗？‘ 　　答：不知道。 　　问：警方是否认为凶手是个藉望引起注意的疯子？ 　　答：这是一种理论。 　　问：是的，但这没有回答我的问题。警方是否根据这种理论办案？ 　　答：所有线索和可能性我们都会加以调查。 　　问：有多少死者是女性？ 　　答：两位。 　　问：那么其他六位是男性？ 　　答：是的。 　　问：包括公车司机和斯滕斯特伦警员在内？ 　　答：对。 　　问：等一下。我们获得的消息说，在警方架设封锁线之前，公车上有一个生还者被救护车送往医院了。 　　答：哦？ 　　问：是真的吗？ 　　答：下一个问题。 　　问：你显然是最先抵达现场的警察之一？ 　　答：对。 　　问：你何时到达的？ 　　答：十一点二十五分。 　　问：当时公车里面看起来怎样？ 　　答：你觉得呢？ 　　问：你觉得那是你生平见过最可怕的景象吗？ 　　贡瓦尔·拉尔森神情茫然地望着发问者。那人是个年轻男子，戴着圆框的金丝边眼镜，留着不太整齐的红胡子。最后拉尔森说： 　　“我不觉得。” 　　这个回答引起了一些困惑。一位女记者皱起眉头，难以置信地说： 　　“这是什么意思？” 　　“就是我说的意思。” 　　在加入警方以前，贡瓦尔·拉尔森是海军水兵。一九四三年八月，他参与了清理野狼号潜水艇的工作，野狼号撞上水雷，沉在海底三个月之后才打捞上来。殉职的三十三名水手中有几位跟他一起受过训。大战之后，他也参与协助从雷涅斯拉特军营引渡波罗的海诸国的通敌者。他见过从德国集中营里遣返回国的人，大部分都是妇女，而且存活下来的不多。 　　然而，他看不出为何要跟这群年轻记者解释，于是简洁地说： 　　“还有其他问题吗？” 　　“警方接触过任何目睹这次事件的证人吗？” 　　“没有。” 　　“换句话说，斯德哥尔摩市内发生了集体谋杀案，八个人遇害。警方要说的就只有这些？” 　　“对。” 　　记者会就此结束。 　　　　　　　　　　　　　　　　第九章 　　勒恩带着乘客名单进来了好一会儿，房里的人才注意到他。 　　马丁·贝克、科尔贝里、梅兰德和贡瓦尔·拉尔森围着一张摆满现场照片的桌子，勒恩突然出现在他们身边说： 　　“准备好了，名单。” 　　他出身于北方的阿耶普洛，虽然已经在斯德哥尔摩住了二十多年，但仍在使用瑞典北部的方言。 　　他把名单放在桌角，拉过一张椅子坐下。 　　“别这样吓人。”科尔贝里说。 　　房间里一直鸦雀无声，勒恩的声音吓了他一跳。 　　“好，咱们来瞧瞧。”贡瓦尔·拉尔森不耐烦地说道，伸手去拿名单。 　　他研读了一会儿，然后递回给勒恩。 　　“我没见过写得这么臭的字。你自己看得懂吗？你没打几份副本？” 　　“打了。”勒恩回答，“待会儿就给你们。” 　　“好吧。”科尔贝里说，“念出来。” 　　勒恩戴上眼镜，清清喉咙。他看着手中的名单。 　　“八个死者中有四个人住在终点站附近，”他开口说，“生还者也住在那里。” 　　“照顺序一个个来。”马丁·贝克说。 　　“好，第一个是司机。他颈背上中了两枪，后脑一枪，应该是立刻死亡。” 　　马丁·贝克用不着看勒恩从桌上找出来的那张相片，他清楚记得驾驶座上那个人的模样。 　　“司机叫古斯塔夫·本特森，四十八岁，已婚，有两个孩子，住在伊涅朵路五号。他的家人已经接获通知。这是他当天最后一趟车，本来等乘客在终点站下车后，他就会把车开到林达根街的翁斯堡停车场。车费袋里的钱都没动过，他的皮夹里有一百二十克朗。” 　　他从眼镜上缘望向其他人。 　　“目前关于他的资料只有这些。” 　　“继续。”梅兰德说。 　　“我照草图上的顺序说好了。第二个是奥克·斯滕斯特伦。 　　背部五枪，右肩从侧面中了一枪，可能是反弹的子弹。他二十九岁，住在——” 　　贡瓦尔·拉尔森打断他。 　　“跳过这段。我们知道他住哪儿。” 　　“我不知道。”勒恩说。 　　“继续。”梅兰德说。 　　勒恩清清喉咙。 　　“他住在柴豪夫路，未婚妻——” 　　“他们没订婚。不久前我才问过他。” 　　马丁·贝克不悦地瞥了贡瓦尔·拉尔森一眼，点头对勒恩示意继续。 　　“奥萨·托雷尔，二十四岁，在旅行社上班。” 　　他很快瞥了贡瓦尔·拉尔森一眼，说道： 　　“他们同居。我不知道有没有人通知她。” 　　梅兰德取出口中的烟斗说： 　　“通知了。” 　　桌边的五个人都看着斯滕斯特伦尸体残破的照片。他们已经看过了，宁愿不要再看一遍。 　　“他右手握着警枪，枪上了膛，但并没有发射。他口袋里的皮夹有三十七克朗、身份证、一张奥萨。托雷尔的照片、一封他母亲写来的信和几张收据。同时还有驾照、笔记本、笔和一串钥匙。等实验室的人检验完毕，这些都会还给我们。我可以继续吗？” 　　“请。”科尔贝里说。 　　“斯滕斯特伦旁边座位上的女孩子叫布里特·丹尼尔松，二十八岁，未婚，在主日医院上班。她是有执照的护士。” 　　“我想知道他们是不是一起的。”贡瓦尔·拉尔森说，“或许他在外面找乐子也说不定。” 　　勒恩不赞同地看着他。 　　“我们最好查清楚。”科尔贝里说。 　　“她和另外一个主日医院的护士一起住在卡尔贝里街八十七号。她的室友莫妮卡。格兰霍恩说，布里特。丹尼尔松是从医院搭公车直接回家的。她太阳穴中弹，一枪毙命。公车上中一颗子弹的只有她。她的皮包里有三十八件不同的东西。我要一一说明吗？” 　　“老天，不用了。”贡瓦尔·拉尔森说。 　　“草图上的第四个人是生还者阿尔方斯。什未林。他仰天躺在后方两排椅子中央的走道上。你们知道他的伤势。腹部中枪，一颗子弹卡在心脏附近。他四十三岁，自己一人住在北站街一一七号，在市政府的公路局上班。对了，他的情况如何？” 　　“还在昏迷中。”马丁·贝克说，“医生认为他有希望清醒过来。但就算他醒了，医生也不确定他能不能说话，甚至是不是记得任何事。” 　　“肚子里有子弹会妨碍你说话吗？”贡瓦尔·拉尔森说。 　　“是惊吓。”马丁·贝克说。 　　他把椅子往后推，直起身子，然后点燃一根烟，站在草图前面。 　　“角落这个人呢？”他说，“第八号？” 　　他指向公车最后面右手边的座位。勒恩查看名单。 　　“他中了八颗子弹。胸部和腹部。这是个阿拉伯人，叫穆罕默德·布西，阿尔及利亚公民，三十六岁，在瑞典没有亲戚。他住在北站街的寄宿公寓，显然是下班之后回家。他在代沙路的锯齿烧烤餐厅工作。目前没有他进一步的资料。” 　　“阿拉伯，”贡瓦尔·拉尔森说，“那个地方不是一天到晚有一堆枪击案吗？” 　　“你的政治常识太糟了，”科尔贝里说，“你应该申请调到警安会去。” 　　“正确的名称应该是‘国家警察委员会安全部门’。”贡瓦尔·拉尔森说。 　　勒恩站起来，从照片堆中找出一两张，排在桌面上。 　　“我们没办法辨认出这位无名氏，”他说，“第六号。他坐在中央车门后方靠外面的座位，中了六颗子弹。他口袋里有火柴盒擦燃的那一面、一包比尔香烟、一张公车票和一千八百二十三克朗现金。就这样。” 　　“那是很多钱。”梅兰德沉思道。 　　他们倾身靠向桌面，研究这不知名人士的照片。他瘫在座位上，双臂伸开，左脚在走道上，外套前胸全是血。他没有脸。 　　“操，太惨了。”贡瓦尔·拉尔森说，“他的亲娘也认不出他来。” 　　马丁·贝克回去研究墙上的草图。他伸出左手说： 　　“我不排除有两个的可能性。” 　　其他人望着他。 　　“两个什么？”贡瓦尔·拉尔森问。 　　“两个枪手。看看这些乘客，他们都没有离开座位，除了生还者；而他可能是中枪之后往前趴到地上的。” 　　“两个疯子？”贡瓦尔·拉尔森怀疑地说，“在同一时间？” 　　科尔贝里走过去站在马丁·贝克旁边。 　　“你是说，要是凶手只有一人的话，应该会有人及时反应？ 　　嗯，或许吧。但凶手只是开枪扫射而已。一切发生得很快，而且当时乘客可能都在打盹——“ 　　“要继续念乘客名单吗？等我们查出武器是一把还是两把，就可以知道答案了。” 　　“当然，”马丁·贝克说，“埃纳尔，继续吧。” 　　“第七号是个叫做约翰·谢尔斯特伦的工头。他坐在无名氏的旁边，五十二岁，已婚，住在卡尔贝里街八十九号。据他的妻子说，他是从席贝莉街的工厂加班回来。没有任何异常之处。” 　　“只差在回家路上吃了一肚子枪子儿。”贡瓦尔·拉尔森说。 　　“中央车门前方的靠窗座位上是约斯塔·阿萨尔松，第八号，四十二岁。脑袋被轰掉了一半。他住在戴涅街四十号的住家兼办公室，和弟弟一起做进出口贸易。他老婆不知道他为什么在这班公车上。根据她的说法，他应该在纳法路参加俱乐部的聚会。” 　　“啊哈，”贡瓦尔·拉尔森说，“出去偷腥了。” 　　“是，的确有这种迹象。他的手提箱里有一瓶威士忌，黑牌的强尼沃克。” 　　“啊哈。”科尔贝里说，他是个老饕。 　　“除此之外他还带了不少保险套，”勒恩说，“手提箱的夹袋里有七个。还有一本支票簿和八百多克朗现金。” 　　“为什么是七个？”贡瓦尔·拉尔森问。 　　门打开了，埃克探头进来。 　　“哈马尔说要你们在十五分钟之后到他办公室去。也就是谠十点四十五分。做简报。” 　　他走开了。 　　“好，我们继续。”马丁·贝克说。 　　“说到哪里了？” 　　“有七个保险套的男人。”贡瓦尔·拉尔森说。 　　“关于这个人，还有其他可说的吗？”马丁·贝克问。 　　勒恩瞥向自己鬼画符似的名单。 　　“我想没了。” 　　“那就下一个。”马丁·贝克坐在贡瓦尔·拉尔森的桌上说。 　　“第九号坐在阿萨尔松前面第二个座位。希尔杜·约翰松女士，六十八岁，住在北站街一百一十号。肩膀中弹，脖子被打穿。她有个出嫁的女儿住在费斯曼纳街，她替女儿看完孩子从那里回家。” 　　勒恩把名单折起来塞进外套口袋。 　　“就这些人。”他说。 　　贡瓦尔·拉尔森叹了口气，把照片整齐地分成九叠。 　　梅兰德放下烟斗，咕哝一声出去上厕所。 　　科尔贝里往后靠，翘起椅子的前脚。 　　“我们从这一切里头到底知道了些什么？一个寻常的晚上，在一辆平常的公车上，有九个很普通的人毫无理由地被冲锋枪干掉了。除了那个身份不明的人之外，我看不出哪一个人不对劲儿。” 　　“有一个。”马丁·贝克说，“斯滕斯特伦。他在公车上干什么？” 　　没有人回答。 　　一个小时之后，哈马尔问马丁·贝克同样的问题。 　　哈马尔召集了一个特殊调查小组，从现在开始，这个小组将全力侦办这起公车谋杀案。小组成员包括十七位经验丰富的刑事人员，由哈马尔领头。马丁。贝克和科尔贝里同时也负责这项调查。 　　所有已知的事实都仔细研究过了，也分析了形势，任务便分派出去。简报结束，除了马丁·贝克和科尔贝里以外的人都出去了以后，哈马尔说： 　　“斯滕斯特伦在公车上干什么？” 　　“不知道。”马丁·贝克回答。 　　“似乎也没人知道他最近在忙什么。你们知道吗？” 　　科尔贝里双手一摊，耸耸肩。 　　“完全不知道。我是说除了例行公事之外。照理来说应该没在忙什么。” 　　“最近我们很清闲，”马丁·贝克说，“他休了不少假。之前他加了很多班，所以当然该让他休假。” 　　哈马尔双眉紧皱沉思着，手指在桌边嗒嗒地敲，然后他说。 　　“谁通知他的未婚妻？” 　　“梅兰德。”科尔贝里说。 　　“我想该有人尽快去和她谈谈，”哈马尔说，“她一定知道斯滕斯特伦在干什么。”他停顿了一下，然后加上一句：“除非他……” 　　他沉默下来。 　　“除非什么？”马丁·贝克问。 　　“你的意思是，除非他和公车上那个护士在一起？”科尔贝里道。 　　哈马尔一言不发。 　　“或是正要去找别的女人。”科尔贝里说。 　　哈马尔点点头。 　　“去查清楚。”他说。 　　　　　　　　　　　　　　　　第十章 　　国王岛街警察局外头站着两个巴不得自己能在别处的人。 　　他们穿戴着警帽和金色纽扣的皮夹克，肩上的皮带横过胸前，腰间佩着手枪和警棍。这两人是克里斯蒂安松和卡凡特。 　　一位穿着齐整的年长女士迎向他们，问道： 　　“对不起，叶奈街要怎么走？” 　　“这位太太，我不知道。”卡凡特说，“问警察吧，那边有一个。” 　　女人张口结舌地望着他。 　　“我们对这里不熟。”克里斯蒂安松很快解释。 　　他们走上台阶时，那位女士还盯着他们看。 　　“你想他们找我们要干吗？”克里斯蒂安松焦急地问。 　　“当然是要听我们的证词啦。”卡凡特回道，“是我们发现的，不是吗？” 　　“没错，”克里斯蒂安松说，“但是——” 　　“不要但是了，克勒。进电梯去。” 　　他们在三楼碰见科尔贝里。心不在焉的他阴郁地跟他们点点头，然后打开一扇门说： 　　“贡瓦尔·索尔纳来的那两个家伙到了。” 　　“叫他们等着。”办公室里的声音说。 　　“等吧。”科尔贝里说，然后走掉了。 　　他们等了二十分钟后，卡凡特振作起来说： 　　“这他妈的到底是要干吗？我们应该在休假，我答应席芙，她去看医生的时候我负责带孩子。” 　　“你说过了。”克里斯蒂安松沮丧地说。 　　“她说她的那里有点儿怪怪的——” 　　“对，这你也说过了。”克里斯蒂安松喃喃道。 　　“这下她可能又要大发雷霆了。”卡凡特说，“我搞不懂现在的女人。而且她看起来糟透了。夏思婷的屁股也变大了吗？‘’ 　　克里斯蒂安松没回答。 　　夏思婷是他老婆，他不喜欢讨论她。 　　卡凡特似乎不在乎。 　　五分钟之后，贡瓦尔·拉尔森打开门，简短地说： 　　“进来。” 　　他们进去坐下。贡瓦尔·拉尔森挑剔地打量他们。 　　“请坐。” 　　“我们已经坐下了。”克里斯蒂安松实事求是地说。 　　卡凡特用不耐烦的手势制止他。他开始察觉到有麻烦了。 　　贡瓦尔·拉尔森沉默地站了一会儿。然后他走到桌后，沉重地叹了一口气说： 　　“你们俩当警察多久了？” 　　“八年。”卡凡特说。 　　贡瓦尔·拉尔森从桌上拿起一张纸研究了半天。 　　“你识字吗？”他问。 　　“当然。”克里斯蒂安松在卡凡特来不及制止前说道。 　　“那就给我看看这个。” 　　贡瓦尔·拉尔森把纸推过桌面。 　　“你知道上面写着什么吗？还是要我解释？” 　　克里斯蒂安松摇摇头。 　　“我很乐意解释。”贡瓦尔·拉尔森说，“这是犯罪现场的初步调查报告。上面显示有两个穿着十二号鞋子的家伙，在整辆该死的公车上层和下层，留下总共大约一百个脚印。你觉得这两个人是谁？” 　　没有回答。 　　“我可以进一步解释，不久前我跟实验室的专家谈过，他说现场看起来像是有一群河马在那里晃荡了几小时。这位专家认为一群为数只有两名的人类，竟然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几乎消灭了所有的证据，这真是不可思议。” 　　卡凡特开始生气了，他冷冷地瞪着桌后的人。 　　“既然河马或其他动物通常不会携带武器到处走，”贡瓦尔·拉尔森的声音甜得像是掺了蜜。“可见，是有人在公车里用七点六五毫米口径的沃尔特手枪开了一枪——确切来说，是朝前车门的台阶上方射击。你们觉得是谁开的枪？” 　　“是我们，”克里斯蒂安松说，“其实是我。” 　　“哦，真的吗？你开枪要打什么？” 　　克里斯蒂安松悲惨地抓抓脖子。 　　“没有。”他说。 　　“那是警告性射击。”卡凡特说。 　　“警告谁？” 　　“我们想凶手可能还在公车上，躲在上层。”克里斯蒂安松说。 　　“结果有吗？” 　　“没有。”卡凡特说。 　　“你怎么知道？在开枪之后你们干了什么事？” 　　“我们上去查看。”克里斯蒂安松说。 　　“上面没人。”卡凡特说。 　　贡瓦尔·拉尔森瞪着他们足足半分钟。然后他“砰”一声猛拍桌子，怒吼起来。 　　“所以你们俩都上去了！他妈的你们怎么这么蠢？” 　　“我们是从不同的方向上去的，”卡凡特为己方辩护。“我从后面的阶梯上去，克里斯蒂安松走前面。” 　　“这样在上层的人才不会逃掉。”克里斯蒂安松说，试图让情况好转。 　　“老天爷，上面根本没人！你们只是摧毁了整辆公车上的每一个脚印！更不要说外面！你们干吗要在尸体之间踩来踩去？ 　　让现场更恶心吗？“ 　　“看是不是有人还活着。”克里斯蒂安松说。 　　他脸色发白，吞了一下口水。 　　“别又吐了，克勒。”卡凡特责怪他。 　　门打开了，马丁·贝克走进来。克里斯蒂安松立刻起立，过一会儿卡凡特也站起来。 　　马丁·贝克对他们点点头，疑惑地望着贡瓦尔·拉尔森。 　　“是你在大吼大叫吗？吼这两个小子没有帮助吧。” 　　“有帮助，”贡瓦尔·拉尔森反唇相讥，“这会有建设性。” 　　“建设性？” 　　“正是。这两个白痴……”他停顿下来，修正自己的措辞。 　　“这两位同僚是我们唯一的证人。听好了，你们两个。你们到达现场是什么时候？” 　　“十一点十三分，”卡凡特说，“我看了表。” 　　“而我则坐在现在这个地方。”贡瓦尔·拉尔森说，“我在十一点十八分接到电话。如果我宽松地说你们搞无线电搞了半分钟，而无线电管制中心花了十五秒联络我，那还剩下四分多钟。 　　这段时间你们在干什么？“ 　　“这个嘛……”卡凡特说。 　　“你们像中了毒的老鼠一样四处乱窜，踩在别人的血和脑浆上，移动尸体，天知道还做了什么。整整四分钟。” 　　“我实在看不出这有什么建设性——” 　　马丁·贝克开口，但贡瓦尔·拉尔森打断他。 　　“等一下。先不提这些智障花了四分钟摧毁证据，他们的确在十一点十三分抵达现场。而且他们不是自愿前去的，是有个人发现了公车，然后告诉他们的。对不对？” 　　“对。”卡凡特说。 　　“那个遛狗的家伙。”克里斯蒂安松说。 　　“正是。这个人来报警，但他们甚至没问人家的名字。如果不是这人今天自动出现的话，我们可能永远也找不到他。你们看见这个遛狗的人是什么时候？” 　　“这个嘛……”卡凡特说。 　　“大概在我们找到公车前的两分钟。”克里斯蒂安松说，低头望着靴子。 　　“正是，因为根据这人的证词，你们俩浪费了至少一分钟坐在车子里，无礼地对他吼叫，吼些狗呀什么的。我说错了吗？” 　　“没有。”克里斯蒂安松喃喃道。 　　“因此你们接到消息的时候，大约是十一点十分或十一分。 　　这人拦下你们的时候，你们距离公车有多远？“ 　　“大约三百码。”卡凡特说。 　　“没错，没错，”贡瓦尔·拉尔森说，“由于这位先生已经七十岁了，还拖着一只生病的腊肠狗——” 　　“生病？”卡凡特惊讶地说。 　　“正是，”贡瓦尔·拉尔森回道，“那只该死的狗椎间盘移位，后腿几乎不能动。” 　　“我终于开始明白你的意思了。”马丁·贝克说。 　　“嗯。今天我让这位先生循原路走了一遍，也带着他的狗。 　　叫他走了三趟。狗就不行了“ 　　“这是虐待动物。”卡凡特义愤地说。 　　马丁·贝克惊讶且充满兴味地望了他一眼。 　　“在任何情况下，这对搭档都无法在三分钟之内走完这段路，无论怎么赶都不行。也就是说，这位先生最迟一定是在十一点七分看见公车的。因此我们几乎可以确定屠杀发生在那之前的三到四分钟。” 　　“‘你怎么知道？”克里斯蒂安松和卡凡特异口同声。 　　“关你们屁事。”贡瓦尔·拉尔森反驳。 　　“因为斯滕斯特伦警员的表，”马丁·贝克说，“一颗子弹打穿他胸口，停在右手腕上，打断了他的欧米茄计时码表的表芯，专家说在这一刻表就停了。表上的指针显示是十一点三分三十七秒。” 　　贡瓦尔·拉尔森怒视着他。 　　“我们了解斯滕斯特伦警员，他非常讲究时间。”马丁- 贝克哀伤地说，“钟表商叫这种人为‘分秒必争’型，也就是说他的表永远都显示分秒不差的时间。继续吧，贡瓦尔。” 　　“遛狗的先生从卡尔贝里路的方向沿着北丘路走。事实上在路口的时候公车曾开过他身边。他在北丘路上走了五分钟，这段路公车大概只花了四十五秒。他在路上没碰到任何人。当他走到转角的时候，看见公车停在街道对面。” 　　“那又怎样？”卡凡特说。 　　“闭嘴。”贡瓦尔- 拉尔森说。 　　卡凡特猛然动了一下，张开了嘴，但瞥了马丁·贝克一眼后把嘴闭上。 　　“他没有看见车窗玻璃破了，而这两位神奇小子慢慢爬到现场的时候也没注意到。但这位先生看见前门是打开的。他以为发生了意外，所以立刻去求援。他判断，与其爬上北丘路的坡道回去，不如走到下一站快。的确没错，所以他就沿着北站街朝西南方向走。” 　　“为什么？”马丁·贝克问。 　　“因为他以为终点站会有另外一辆公车。而事实上并没有。 　　不幸的是，他碰上了警察的巡逻车。“ 　　贡瓦尔·拉尔森瓷蓝的眼睛充满了杀气，瞥向克里斯蒂安松和卡凡特。 　　“一辆从他们的管区索尔纳爬出来的巡逻车，就像你翻动石头后，底下爬出来的东西一样。你们两个花了多少时间停在市区界线上，坐在车里让引擎空转？” 　　“三分钟。”卡凡特说。 　　“好像是四五分钟吧。”克里斯蒂安松说。 　　卡凡特凶恶地瞪他一眼。 　　“你们看见有其他人从那个方向过来吗？” 　　“没有，”克里斯蒂安松说，“只有那个遛狗的人。” 　　“这就证明了凶手并没有沿着北站街从西南方向逃走，也不是往北走北丘路。如果我们假设他没有翻越铁丝网进入堆栈场，那就只剩下唯一的可能性——北站街的相反方向。” 　　“你……我们怎么知道他没进公车停车场？”克里斯蒂安松问。 　　“因为你们两个唯一没踩乱的地方就是那里。你们也忘记要翻越铁丝网到另外一边去乱搞。” 　　“好了，贡瓦尔，你已经说得很清楚了，”马丁·贝克说，“很好。通常警方总要花不少时间才开始行动。” 　　这句话让克里斯蒂安松和卡凡特鼓起勇气，交换了安心和会心的眼神。但贡瓦尔。拉尔森吼道： 　　“如果你们俩有点儿脑子，就该上车去追凶手，把他逮捕起来。” 　　“或者一起被他宰掉。”克里斯蒂安松悲观地回嘴。 　　“我逮那王八蛋的时候，绝对会拿你们俩当挡箭牌。”贡瓦尔·拉尔森野蛮地说。 　　卡凡特偷瞄墙上的钟一眼，说道： 　　“我们可以走了吗？我老婆——” 　　“可以，”贡瓦尔·拉尔森说，“你们可以下地狱去！” 　　他避开马丁·贝克谴责的眼神。 　　“他们为什么不用点脑筋？” 　　“有些人需要比较长的时间来培养思考的方式，”马丁·贝克和蔼地说，“不是只有警探需要。” 　　　　　　　　　　　　　　　第十一章 　　“现在我们得好好想想。”贡瓦尔·拉尔森迅速地说，“砰”地甩上门。“三点整要去跟哈马尔做简报，也就是十分钟后。” 　　马丁·贝克正坐着听电话，愠怒地看了他一眼。科尔贝里从正在阅读的文件上抬起头来，面色阴沉地喃喃道： 　　“好像我们不知道似的。你试着空肚子用脑筋，看看有多容易。” 　　挨饿工作会让科尔贝里情绪恶劣。到现在为止他已经至少三顿饭没吃了，因此心情特别糟糕。更有甚者，他觉得可以从贡瓦尔·拉尔森满足的表情中看出这家伙刚刚才出去吃了东西，而这个念头并没让他好过一点。 　　“你上哪儿去了？”他怀疑地问。 　　贡瓦尔·拉尔森没有回答。科尔贝里看着他走过去坐在桌后。 　　马丁·贝克放下电话。 　　“你在抱怨什么？”他说。 　　然后他站起来，拿起资料走向科尔贝里。 　　“这是实验室送来的，”他说，“他们清点出六十八个弹壳。” 　　“什么口径？”科尔贝里问。 　　“跟我们想的一样，九毫米。没有证据显示其中六十七个不是来自同一把武器。” 　　“那第六十八个呢？” 　　“七点六五沃尔特型。” 　　“那个克里斯蒂安松朝天花板开的一枪。”科尔贝里道。 　　“是的。” 　　“这就表示凶手可能只有一人。”贡瓦尔·拉尔森说。 　　“对。”马丁·贝克说。 　　他走到草图前面，在最宽的中间车门处画了一个叉。 　　“没错，”科尔贝里说，“他一定是站在那里。” 　　“这就解释了……” 　　“什么？”贡瓦尔·拉尔森问。 　　马丁·贝克没有回答。 　　“你刚才要说什么？”科尔贝里问，“‘这就解释了……’？” 　　“为什么斯滕斯特伦没有时间开枪。”马丁·贝克说。 　　其他人惊讶地望着他。 　　“嗯哼。”贡瓦尔·拉尔森说。 　　“对，对，你们两个都没错……”马丁·贝克迟疑地说，用右手拇指和食指按摩鼻根。 　　哈马尔打开门走进来，埃克和一个检察官办公室来的人跟在后面。 　　“重建犯案现场，”他突兀地说，“所有电话都不接。你们准备好了吗？” 　　马丁·贝克心情低落地望着他。斯滕斯特伦进房间的习惯跟他一模一样，总是出奇不意，而且从不敲门，几乎从不。这令人非常恼怒。 　　“你拿着什么？”贡瓦尔·拉尔森问，“晚报？” 　　“是的，”哈马尔回答，“非常振奋人心。” 　　他扬着手中的报纸，充满敌意地瞪了他们一眼。标题是黑色的大字，但报道却没有什么内容。 　　“我引述报上的话，”哈马尔说，“‘这是本世纪最大的谋杀案’，斯德哥尔摩凶杀组的刑事调查人员贡瓦尔·拉尔森说道。 　　他还说：“我这辈子没有看过这么凄惨的景象！！‘后面加了两个惊叹号。” 　　贡瓦尔·拉尔森重重地跌回椅子里，皱起眉头。 　　“你可有伴呢，”哈马尔说，“司法部长也超越了自己以前的表现。‘这股蔑视法律的风气和犯罪心态必须加以阻止。警方已经投入所有的人力物力资源，将尽快逮捕犯人。”他举目四顾。 　　说道：“原来这些就是我们的资源。” 　　马丁·贝克擤鼻涕。 　　“‘本国最优秀的犯罪专家已经有超过百人直接参与调查’” 　　哈马尔继续念，‘这是本国犯罪史上最大的侦查团队。’ 　　科尔贝里叹了口气，抓抓头皮。 　　“政客。”哈马尔喃喃自语。 　　他把报纸扔到桌上。 　　“米兰德在哪里？” 　　“跟心理学家咨商。”科尔贝里说。 　　“隆恩呢？” 　　“在医院。” 　　“医院方面有任何消息吗？” 　　马丁·贝克摇头。 　　“他们还在动手术。”他说。 　　“好吧，”哈马尔说，“重建现场。” 　　科尔贝里翻阅手上的文件。 　　“公车在十点钟左右离开贝尔曼斯洛。”他说。 　　“左右？” 　　“是的。全部的公车时刻表都被滨海大道上的示威搞乱了。 　　车子因为交通阻塞或者警方封锁而动弹不得，由于脱班情形严重，司机都得到指示，不要管发车时间，到了终点站就直接开回去。“ 　　“用无线电通知的吗？” 　　“对。这项指示已经在九点钟过后，通过斯德哥尔摩交通局的频道通知四十七路公车的司机了。” 　　“继续。” 　　“我们假设也有其他乘客搭了这辆公车的部分路段。但目前我们还没找到这样的证人。” 　　“他们会出现的。”哈马尔说，他指着报纸，加上一句：“看见这份报道以后。” 　　“斯滕斯特伦的表停在十一点三分三十七秒，”科尔贝里毫无表情地继续，“有理由假设枪击是在那时发生的。” 　　“第一枪还是最后一枪？”哈马尔问。 　　“第一枪。”马丁·贝克说。 　　他转向墙上的草图，将右手食指放在刚刚画的又上面。 　　“我们假设凶手站在这里，”他说，“在下车门的前面。” 　　“你们基于什么这样假设？” 　　“弹道分析。子弹的弹壳和尸体位置之间的关系。” 　　“好。继续。” 　　“我们也假设凶手扫射了三次。第一轮从左到右，所有坐在公车前面的人都被击中——也就是草图上的一、二、三、八和九号。一号是司机，二号是斯滕斯特伦。” 　　“然后呢？” 　　“然后他转身，可能是朝右转，对公车后面的四个人又扫了一轮，也是从左到右，打死了五、六和七号，四号什未林则受了重伤。什未林仰天躺在走道的后端。我们认为这表示他原来坐在左边纵向的座位上，他有时间站起来，因此应该是最后被打中的。” 　　“第三轮呢？” 　　“朝前方扫射，”马丁·贝克说，“这次从右到左。” 　　“武器一定是冲锋枪？” 　　“是的，”科尔贝里说，“非常有可能。如果那是典犁的军用枪——” 　　“等一下，”哈马尔打断他说，“这花了多久时间？往前射击，往右扫射，向后射击，枪口再朝前，把弹匣里的子弹打光？” 　　“我们还不知道他用的是哪一种武器——”科尔贝里开口说，但是贡瓦尔。 　　拉尔森打断了他。 　　“大约十秒。” 　　“他怎么离开公车的？”哈马尔问。 　　马丁·贝克朝埃克点点头说： 　　“该你了。” 　　埃克用手拢拢银发，清清喉咙。 　　“后方的车门是打开的，凶手很有可能是从那里下车。为了打开后车门，他得先往前走到司机旁边，伸手越过司机拉动开关。” 　　他拿出眼镜用手帕擦亮，再走到墙边。 　　“我放大了两张说明书上的图，”他说，“一张是仪表板，另一张是前门的操纵杆。第一张图上显示，车门线路的开关是十五号，而门的操纵杆是十八号。 　　操纵杆位于方向盘左边、侧窗前方下面不明显的地方。而从第二张图上可以看出来，操纵杆本身可以移到五个不同的位置。“ 　　“谁搞得清楚这种玩意儿？”贡瓦尔·拉尔森说。 　　“第一个位置，也就是水平位置，两个车门都关闭。”埃克不为所动地继续说，“第二个位置，也就是往上一格，后方上车门会打开。第三个位置，也就是往上两格，两个车门都会打开。 　　操纵杆往下还有两种位置，第四和第五个位置。第四位置前方上车门会打开，第五位置两个车门都会打开。“ 　　“做总结。”哈马尔说。 　　“总而言之，”埃克说，“凶手一定是从下车门直接沿着走道走到驾驶座。 　　他弯身越过趴在方向盘上的司机，把操纵杆移到第二个位置，也就是说，警方巡逻车到达时还开着的那个门。“ 　　马丁·贝克立刻跟上这条线索。 　　“事实上有迹象显示，最后一轮子弹是在枪手沿着走道前进时发射的，亦即往左扫射。其中似乎有一颗子弹击中斯滕斯特伦。” 　　“完全是壕沟战策略。”贡瓦尔·拉尔森说。 　　“刚才贡瓦尔发表了非常中肯的意见，”哈马尔讽刺道，“表示他根本什么也不懂。这一切都显示凶手很了解公车，知道仪表板如何运作。” 　　“至少知道操纵杆怎么用。”埃克坚持道。 　　房中一片沉寂。哈马尔皱起眉头。最后他说： 　　“你们是说，有个人突然站在公车中央，开枪打死每个人，然后扬长而去？ 　　没人有时间反应？司机没从镜子里看见任何动静？ 　　“不是，”科尔贝里说，“并不尽然。” 　　“那你们是什么意思？” 　　“有人从公车上层走后面的楼梯下来，手上拿了冲锋枪。” 　　马丁·贝克说。 　　“某个独自坐在上层的人，”科尔贝里说，“某个在等待最佳时机的人。” 　　“司机要怎么知道上层有没有人？”哈马尔问。 　　他们全都期待地望着埃克，后者再度清清喉咙。 　　“阶梯上有感应器，会把信号送到仪表板上的计数器。每次有乘客走上前面的阶梯，计数器就会加一，这样司机就可以随时知道上层有多少人。” 　　“公车被发现时，计数器显示的是零？” 　　“对。” 　　哈马尔沉默了几秒钟。然后他说： 　　“不对，这根本说不通。” 　　“什么说不通？”马丁·贝克问。 　　“这个现场重建。” 　　“为什么？”科尔贝里道。 　　“似乎计划得太周详了。干下集体谋杀案的疯子不可能这么仔细地事先想好步骤。” 　　“哦，这我可不确定，”贡瓦尔·拉尔森说，“去年夏天美国的那个疯子从一栋钟楼上打死了三十几个人，他可是仔细地计划过，连吃的东西都带了呢。” 　　“没错，”哈马尔说，“但他有一点没算计到。” 　　“什么？” 　　回答的人是马丁·贝克…… 　　“要如何逃走。” 　　　　　　　　　　　　　　　第十二章 　　七个小时之后，时间是晚上十点，马丁·贝克和科尔贝里仍在国王岛路的警察局。 　　外面天色已黑，雨也停了。 　　没发生任何值得一提的事；官方说法就是：“调查的状况并未改变。” 　　那位在御林军医院濒死的生还者仍旧濒临死亡。 　　一整个下午有二十位好心的证人出现。后来发现其中十九位其实搭的是别班公车。 　　剩下的唯一一位证人是个十八岁的女孩，她在新桥广场上车，坐了三站，然后在赛耶市场换搭地铁。她说有几个乘客跟她一起下车。这情形是很有可能的。她尽力认出了司机，但仅此而已。 　　科尔贝里焦躁不安地走来走去，不停瞥向门口，仿佛预期会有人打开门冲进来。 　　马丁·贝克站在墙上张贴的几张图前面。他双手交握在背后，慢慢地前后摇晃身体，这是他多年前当巡逻警员时养成的坏习惯，一直都改不掉。 　　他们把西装外套挂在椅背上，卷起了袖子。科尔贝里的领带扔在桌上，虽然房里并不怎么暖和，但他脸上和腋下却都在出汗。马丁·贝克猛咳了好长一阵子，然后若有所思地摸着下巴，继续研究草图。 　　科尔贝里停下脚步，挑剔地望着他，说道： 　　“你的声音听起来糟透了。” 　　“你越来越像我老婆。” 　　就在此时，哈马尔打开门走进来。 　　“拉尔森和梅兰德呢？” 　　“回家了。” 　　“勒恩呢？” 　　“在医院。” 　　“对，没错。有消息吗？” 　　科尔贝里摇头。 　　“你们明天就兵强马壮了。” 　　“兵强马壮？” 　　“支援的人手，从别处调来的。”哈马尔稍微停顿了一下，然后暧昧地加上一句：“他们认为这是必要的。” 　　马丁·贝克小心翼翼地擤鼻涕。 　　“是谁？”科尔贝里问，“还是该说，是些什么人？” 　　“一个叫蒙松的家伙明天会从马尔默上来。你们认识他吗？” 　　“我见过他。”马丁·贝克毫不带劲地回答。 　　“我也见过他。”科尔贝里说。 　　“他们还设法把贡纳尔·阿尔贝里从穆塔拉调来。” 　　“他还好。”科尔贝里焦躁地说。 　　“我只知道这么多，”哈马尔说，“还有人会从松兹瓦尔过来，但不知道是谁。” 　　“哦。”马丁·贝克说。 　　“当然啦，除非你们在明天之前就把案子破了。”哈马尔阴郁地说。 　　“当然当然。”科尔贝里附和。 　　“各种事实似乎指向——” 　　哈马尔停下来，仔细地望着马丁·贝克。 　　“你怎么了？” 　　“感冒。” 　　哈马尔仍旧瞪着马丁瞧。科尔贝里试图转移他的注意力，说道： 　　“我们只知道昨晚有人在公车上开枪扫射了九个人。这人遵照国际集体谋杀案的一般惯例，没有留下任何线索，也没被逮捕。当然了，他可能已经自杀了，但就算这样我们也不知道。目前有两个确切的线索——子弹和弹壳，我们可以依此找出武器。 　　还有就是医院里的生还者，他可能清醒过来，告诉我们是谁开的枪；他坐在公车后面，一定看见了凶手。“ 　　“嗯哼。”哈马尔咕哝一声。 　　“线索的确不多，”科尔贝里说，“特别是如果这位舒利老兄死掉，或者失去记忆的话——他的伤势毕竟很严重。我们不知道凶手的动机，也没有任何有用的证人。” 　　“还可能会出现其他证人，”哈马尔说，“动机也不成问题。 　　干下集体谋杀的凶手都是心理变态，他们行动的理由通常都有病理学成因。” 　　“哦，”科尔贝里说，“梅兰德在调查科学方面的相关证据。 　　我想他很快就可以准备一份备忘录。“ 　　“我们最大的机会——”哈马尔望着时钟。 　　“就是彻底调查。”科尔贝里替他说完。 　　“正是，十次里面有九次都是这样找到凶手的。没事别在这里耗太久，最好休息休息，明天再说。晚安。” 　　他离开了，房中一片沉寂。几秒钟后科尔贝里叹了口气： 　　“你哪根筋不对？” 　　马丁·贝克没有回答。 　　“斯滕斯特伦？”科尔贝里自顾自地点头，充满哲学意味地说：“想想看，这么多年来，我对这小子可真够凶的。然后他就自个儿去被人干掉了。” 　　“这个蒙松，”马丁·贝克说，“你还记得他吗？” 　　科尔贝里颔首。 　　“老是叼着牙签的家伙。我不觉得应该把每个有空的人都叫来。他们应该让我们自己处理，这样比较好一你、我和梅兰德。” 　　“好吧，至少阿尔贝里还可以。” 　　“当然，”科尔贝里回道，“但过去十年以来，他在穆塔拉办过几件谋杀案？” 　　“一件。” 　　“这就对了。此外，我也讨厌哈马尔那种高高在上地对我们说些陈腔滥调的坏习惯。‘心理变态’、‘病理学的成因’、‘兵强马壮’，啧。” 　　又一阵沉默。然后马丁·贝克望着科尔贝里说： 　　“所以呢？” 　　“所以什么？” 　　“斯滕斯特伦在公车上干什么？” 　　“就是这点，”科尔贝里说，“他到底在那里干吗？或许是因为那个女孩儿吧，那个护士。” 　　“如果是跟女人约会，他会带枪吗？” 　　“或许吧，这样看起来有男子气概。” 　　“他不是那种人，”马丁·贝克说，“你跟我一样清楚。” 　　“好吧，无论如何他都常常带着枪，比你经常多了，比起我来更经常。” 　　“是的，在他值勤的时候。” 　　“我只在他值勤的时候见过他。”科尔贝里冷冷地说。 　　“我也是。但他是公车上第一批死者也是事实。虽然如此，他却有时间解开外套的两颗纽扣和拿出手枪。” 　　“这也就是说，他外套上的纽扣本来就没扣，”科尔贝里沉思道。“还有一件事。” 　　“什么？” 　　“哈马尔在今天重建现场时说的。” 　　“对了，”马丁·贝克喃喃道，“他是这么说的：”这根本说不通。干下集团谋杀案的疯子不可能这么仔细地事先想好步骤。“ 　　“你觉得他说中了吗？” 　　“原则上没错。” 　　“也就是说……” 　　“开枪的人并不是精神有毛病的集体谋杀犯；或者是说，他不是为了惊世骇俗而犯案的。” 　　科尔贝里用叠好的手帕擦拭额上的汗水，然后沉思着打量手帕。 　　“拉尔森先生说——” 　　“贡瓦尔吗？” 　　“就是他，没别人。在回家喷香他的胳肢窝之前，他还以绝顶的智慧说他完全不懂。比方说，为什么这个疯子没自杀，或是没留下来让我们逮住他。” 　　“我想太低估贡瓦尔了。”马丁·贝克说。 　　“是吗？”科尔贝里恼怒地耸耸肩。“哎呀，这一切简直是荒唐透顶。凶手当然是个集体杀人犯，而且一定疯了。他现在甚至可能正坐在家里看电视，享受自己制造出来的成果。要不然他也可能自杀身亡了。斯滕斯特伦有武器一事根本无关紧要，因为我们不知道他的习惯。他可能是跟那护士在一起，要不然他也可能正要去找乐子或找朋友什么的。他甚至可能跟女朋友吵了架，或是被妈妈骂了，坐在公车上生闷气，因为电影院已经关门了，而他没地方可去。” 　　“至少这点我们可以查出来。”马丁·贝克说。 　　“是的，等明天。但现在我们还有一件事可做，抢在其他人之前做。” 　　“搜他在瓦斯贝加的办公桌。”马丁·贝克说。 　　“你的推理能力令人佩服。”科尔贝里表示。 　　他把领带塞进裤袋里，开始穿上衣。 　　空气冰冷且弥漫着雾气，夜霜像尸衣似的覆盖在树木、街道出口屋顶上。科尔贝里看不清楚挡风玻璃外面的情况，车子在弯道上打滑时他喃喃咒骂着。到南边警察局的路上他们只交谈了一次。 　　“集体杀人犯通常都有遗传性的犯罪倾向吗？”科尔贝里想知道。 　　马丁·贝克回答： 　　“通常如此，但是不能一概而论。” 　　瓦斯贝加的警察局杳无人迹，一片死寂。他们走过前厅，上了楼，在三楼玻璃门旁边的圆形装置上输入密码，进入斯滕斯特伦的办公室。 　　科尔贝里迟疑了一下，然后在桌前坐下，试着拉抽屉。没有上锁。 　　办公室井然有序，没有私人的氛围。斯滕斯特伦的桌上甚至连一张未婚妻的相片也没有。 　　然而文具盒里却有两张他自己的照片。马丁·贝克知道为什么。几年以来斯滕斯特伦第一次走运，能在圣诞和新年期间休假。他已经定了机位要去加纳利群岛……拍照是因为需要新护照。 　　走运。 　　马丁·贝克思忖并望着照片。照片是不久前才拍的，比晚报头版上的那张好多了。 　　斯滕斯特伦看起来比实际年龄二十九岁还要年轻。他的表情开朗坦诚，深棕色的头发往后梳。照片上头发看起来跟平常一样不听话。 　　起先一些同事，包括科尔贝里在内，都觉得他天真平凡；科尔贝里冷嘲热讽和常常颐指气使的态度一向让人如坐针毡。 　　但那已经是过去式了。马丁·贝克记得当他们都还在克里斯丁堡的旧警局时，他曾和科尔贝里讨论过这件事。那时候他说： 　　“你为何老是为难这小子？” 　　科尔贝里回道： 　　“因为我要戳破他伪装的自信，给他机会重新建立信心，帮助他成为一个好警察，教他进房间要先敲门。” 　　或许科尔贝里说得没错。无论如何，过了一年又一年，斯滕斯特伦的确有所长进。虽然他始终没学会进房间前先要敲门，不过却成为了一个好警察，能干、努力，有一定程度的辨识能力。从外表看来他似乎是警方的装饰品：令人愉快的长相、态度讨喜、身强体壮，还是个好运动员。他几乎可以用来充做招募新人的广告，光这点就比其他人高明多了——比方说科尔贝里，他傲慢自大，浑身软肉，而且容易发胖；或是苦行僧似的梅兰德，他的外表绝对不会推翻“最无趣的人通常是最好的警察” 　　这个假设；或是各方面都是一样平凡的红鼻子勒恩；或是贡瓦尔。拉尔森，他巨人般的身材和锐利的眼神可以把任何人吓得魂不附体，而且他还以此自满呢。 　　或者是他自己，成天鼻子不通的马丁·贝克。他昨天晚上才照过镜子，看见一个面容消瘦、高大邪恶的身影，有着宽宽的前额，多肉的下巴和哀伤的灰蓝眼睛。 　　除此之外，斯滕斯特伦还有某些对他们非常有用的特殊才能。 　　马丁·贝克一面想着这些事情，一面打量着科尔贝里一一拿出抽屉放在桌上的物品。 　　他开始冷酷地评估这个叫做奥克。斯滕斯特伦的男人。不久之前，哈马尔在国王岛街的办公室里对他口出陈腔滥调，当时几乎要击垮他的情绪已不复存在了；那一刻已经成为过去，而且永不复返。 　　自从斯滕斯特伦把帽子挂在帽架上、把制服卖给以前警校的老同学之后，就一直在马丁·贝克手下工作。首先是在克里斯丁堡，然后是国家凶杀小组，这个部门隶属于市警署，主要任务有点像是救难队，意在减轻外省地区警察的沉重负担。 　　稍后在一九六四年末到一九六五年初。所有警力都国有化。 　　于是他们搬到瓦斯贝加这里。 　　这些年间科尔贝里接受过不少任务，梅兰德则自己要求调任，但是斯滕斯特伦一直都没变动。马丁·贝克认识他五年多了，他们一起参与过无数的调查案。在这段时间里，斯滕斯特伦学到了马丁对实际警务工作所知的一切，而这份收获不可谓不多。他同时也成熟了，克服了大部分的迟疑和羞赧性格，搬出老家，继而和想共度一生的女友同居。在他们同居前不久，斯滕斯特伦的父亲去世了，母亲则搬回费斯玛兰。 　　因此，马丁·贝克对他的了解应该不止泛泛之交而已。 　　奇怪的是，马丁知道的并不多。照理来说，这个人的所有重要资料他都知道，也对斯滕斯特伦身为警察的长处和短处有一点概念，然而除此之外几乎就没有了。 　　一个好人，肯上进，不屈不挠，聪明，愿意学习。然而在另一方面颇害羞，仍有点孩子气，缺乏机智，整体说来不太有幽默感。但是谁真有幽默感呢？ 　　或许他有某种情结。 　　因为科尔贝里的缘故；科尔贝里非常擅于复杂的诡辩，引经据典的功力无人能及。因为贡瓦尔。拉尔森的缘故；贡瓦尔曾在十五秒内踢开一个上了锁的门，把疯狂的抢劫犯打昏，而斯滕斯特伦站则在两码外不知所措。因为梅兰德的缘故；梅兰德喜怒不形于色，对任何人事物有过目不忘的本事。 　　有这种同事存在，谁不会产生某种心理症结？ 　　他为何知道的如此之少？因为观察力不够？还是因为斯滕斯特伦是个乏善可陈的人？ 　　马丁·贝克用指尖按摩头皮，研究科尔贝里摊在桌上的东西。 　　斯滕斯特伦有某种迂腐的特性。比方说他的表一定要准确到分秒不差，这种特色也反映在整洁的桌面和抽屉上。 　　文件、文件、更多的文件；报告的副本、笔记、开庭记录、模板印刷的说明书和重印的法律条文，一切都整理得井然有序。 　　最私人的东西是一盒火柴和一包没打开的口香糖。由于斯滕斯特伦既不抽烟，也没嚼口香糖的习惯，这些东西可能是他打算提供给审讯对象，或是让来聊天的人使用的。 　　科尔贝里深深叹了一口气说： 　　“如果坐在公车上的是我，现在就是你和斯滕斯特伦在翻我的抽屉了。那样的话，你碰到的麻烦可就多了。你们可能会发现有辱我形象的东西。” 　　马丁·贝克可以想象科尔贝里的抽屉是啥模样，但忍着没说话。 　　“这不会有辱任何人的形象。”科尔贝里说。 　　马丁·贝克仍旧没有回答。他们沉默而快速地翻阅所有文件。没有任何一份资料是看不出所以然，或者是不该在这里出现的文件。一切的记录和报告都和斯滕斯特伦侦办过的案子有关，所有的资讯他们全都知道。 　　终于剩下最后一件东西。一个四开大小的棕色纸袋，封了口而且很厚。 　　“你想这是什么？”科尔贝里说。 　　“打开来看呀。” 　　科尔贝里翻转纸袋。 　　“他似乎非常谨慎，封得很严密，看，这么多层胶带。” 　　他耸耸肩，从文具盒里拿出裁纸刀坚定地把纸袋割开。 　　“嗯嗯，”科尔贝里说，“我不知道斯滕斯特伦喜欢拍照。” 　　他瞥了一眼纸袋里的照片，然后把它们摊在面前。 　　“我绝对想不到他有这种兴趣。” 　　“那是他的未婚妻。”马丁·贝克毫无抑扬顿挫地说。 　　“即便如此，我还是做梦也想不到他竟然有这么惊人的嗜好。” 　　马丁·贝克带着不愉快的感觉尽责地望着照片，每次他被迫侵犯别人的隐私时，总是有这种感受。在当了二十三年警察之后，他仍旧没有学会控制这种不由自主的天生反应。 　　科尔贝里并没有这种顾忌；更有甚者，他是个色鬼。 　　“老天，她可真不错。”他夸张地赞叹。 　　他继续研究照片。 　　“她还会倒立，”他说，“没想到她看起来会像这副模样。” 　　“你以前见过她呀。” 　　“那时候她穿着衣服，这可完全不同。” 　　科尔贝里说得对，但马丁·贝克宁愿不要再讨论下去。 　　他唯一的评语是： 　　“明天你会再见到她的。” 　　“是的，”科尔贝里回答，“我并不期待如此。” 　　他把照片收好放回纸袋里，然后说： 　　“我们最好打道回府。我送你。” 　　他们关灯离开办公室。在车上，马丁·贝克说： 　　“对了，昨晚你怎么会去北站街？我打电话去你家的时候，葛恩还不知道你在哪里；等我抵达现场的时候，你早已经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