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中央早期领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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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与中央早期领导人　
陈独秀和他为首的上海的共产党发起组也会主动把马克思主义的书报寄给 他。关于这一点，下节将具体叙述。　　毛泽东与陈独秀交谈并且接受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后，思想行动发生重大 转折，首先在当时正在进行的湖南改造运动中表现出来。　　毛泽东在上海与陈独秀谈湖南改造问题内容是什么？从当时他的书信和 文章来看，是这样的：6 月，即在他与陈独秀交谈的这月 23 日，他以湖南改 造促成会的名义复信湘籍老同盟会员、上海报人曾毅时，提出湖南改造的要 义在于“废督裁兵”、“建设民治”。说中国 20 年内没有实现“民治之总建 设”的希望，在此期间，湖南应实行“自决自治”，“自办教育，自兴产业， 自筑铁路、汽车路，充分发挥湖南人之精神，造一种湖南文明于湖南领域之 内”。信中向继张敬尧倒台后打着“湘事湘人自治”的谭延闿、赵恒惕省政 府，提出两点要求：“第一、能遵守自决主义，不引虎入室??第二、能遵 守民治主义，一以三千万平民之公意为从违。??三千万人都有言论、出版、 集会、结社之自由。”显然这是一个民主的、改良主义的纲领。但是，从上 海回长沙后，毛泽东在这个问题上的思想明显升华，从改良走向革命，从民 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　　当时，他发现湖南舆论界对湖南的自治运动的认识十分混乱，有的被谭、 赵的“湘人治湘”的旗号所迷惑，盲目乐观，并且认为政治只是少数特殊阶 级的事，要学了政治法律的人才有资格谈；草拟“自治法”更是非同小可的 事情。也有人认为中国政治腐败，自治任务艰巨，没有信心，等等。毛泽东 针对这种情况，从 9 月 3 日至 10 月 3 日，连续在《大公报》上发表十篇文章， 评论湖南的自治运动，主要强调三点：第一，自治运动是由人民当家作主。湖南究竟需要怎样的一种自治运动？他认为这种自治运动，必须是由人民——种田的农人、做工的工人、转运贸 易的商人，以及殷勤向学的学生等为主体的；否则，自治是虚伪的、腐败的、 空洞的，不能持久的。第二，以俄国十月革命的方式，“根本解决”中国问题。以前，他对自己的湖南自治计划也不满意，认为湖南是中国的一个省，中国的问题没有从 根本上解决，湖南当然不容易有独立的改变；有觉悟的革命者，应该从事“根 本解决”中国问题的工作，不能作改良派，“枝枝节节的向老虎口里讨碎肉”。 但是，到底如何“根本解决”？他和他的朋友们是偶然的。现在，他从陈独 秀那儿得到启发，从马克思主义和苏维埃俄罗斯得到了方向。他说俄国革命 成功的原因主要由于：一是有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主义武装的强大的布尔 什维克党，二是有真正可靠的广大群众的拥护，占全国百分之八九十人口的 工人、农民都一呼而起。　　第三，革命需要长期艰苦的努力才能成功。毛泽东认为像俄国革命成功 那样的条件，中国还没有具备。中国目前应先做打基础的工作，各地革命力 量应努力推动当地一般的民主运动和工农群众运动，争取到群众多数，壮大 革命力量。这就需要大家坚决地耐心地从近及远，从少至多，从小到大做去， 不因目前人数少而动摇。于是，他把现实的湖南改造运动与将来中国“根本 解决”的远大目标结合了起来，使当前的运动有了坚实的基础和正确的方向。 话虽如此说，在当时反动军阀的统治下，湖南的自治运动毕竟是搞不下 去了。而毛泽东等人既然已经找到了根本解决湖南和中国问题的道路——十 月革命之路，再加上陈独秀委托他在湖南建党，于是他就自然而然地把奋斗　　的重点移到中国共产党的建立与中国革命上来。实干家与总书记受命在湖南建党　　毛泽东与陈独秀上海交谈后最重大的行动是，不再满足新民学会的组 织，开始受陈的委托，筹备湖南的共产党组织。于是，两人同时成了中国共 产党的创始人，为党的诞生作出了特殊的贡献。两人之间关系，在师生的基 础上，又加上一层革命工作中的同志关系和党组织内部的上下级关系。　　正是从毛泽东到上海的 5 月起，陈独秀在列宁派来的共产国际代表维经 斯基等人的指导下，开始发起筹备中国共产党，并且不久便成立了共产党发 起组。他们决定，通过派人、通信等方法，与北京、武汉、广州、济南、长 沙、东京、巴黎等地的社会主义者联系，建立各地的共产党组织。因为正如 毛泽东所说，当时与毛泽东及湖南的情况一样，由于几年来陈独秀主编的《新 青年》的影响和教育，各地都有一批激进的民主主义者并且正在转变为社会 主义者，还成立了相应的团体。“这些团体的大多数，或多或少是在《新青 年》的影响之下组织起来的。”“那个时候有《新青年》杂志，是陈独秀主 编的。被这个杂志和五四运动警醒起来的人，后头有一部分进了共产党。这 些人受陈独秀和他周围一群人的影响很大，可以说是由他们集合起来，这才 成立了党”；毛泽东因此特别强调：“他与周围的一群人，如李大钊同志等， 是起了大作用的。??我们是他们那一代人的学生。五四运动，替中国共产 党准备了干部。”①这段话表明，当时整个中国共产党包括各地党组织是在陈 独秀等人的指导影响下建立的，湖南的党组织也不例外。但是，与各地不同的是，湖南党组织的筹备，是在陈独秀亲自关怀与帮助下进行的。在毛泽东 7 月初离开上海时，陈独秀等人酝酿共产党的筹备已 有近两个月。毛泽东在此期间多次与陈独秀交谈，而且深谈到信仰与改造中 国的政治主张。他离沪时，极有可能陈独秀委托他筹备湖南党组织。由于中 共发起组在 8 月才正式成立，也不能排除是毛泽东回到长沙后，陈独秀函约 进行这项工作。陈独秀在上海组党经过了召集社会主义者座谈，讨论，分化，统一在马克思主义基础上的历程；在工作上，则采取了广泛传播马克思主义，成立了 马克思主义研究会、青年团，组织和训练干部到俄国去学习，开展对基尔特 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思想的批判等一系列措施。在陈独秀的指导与上海共 产党发起组榜样的影响下，这些历程和措施，在毛泽东湖南建党的过程中， 得到重演。由此表明：上海交谈后，毛泽东对陈独秀结下了不解之缘。　　首先，大力传播马克思主义。由于种种原因，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直到五 四运动后才挟着十月革命胜利的雄风传到中国，真正了解它的人还不多，大 多数先进分子还在民主自由主义、民主改良主义、无政府主义、空想社会主 义等等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潮的迷惘之中，因此陈独秀为首的上海共产党发 起组成立后，把传播马克思主义放在首位，在群众中，特别在先进分子中加 强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和教育。为此，《新青年》从第 8 卷第 1 号（1920 年 9月 1 日）起，成为中国共产党发起组的理论机关报，大量刊登介绍马克思主 义和俄国革命经验的文稿；同时组织翻译出版马克思列宁主义原著和通俗读①
《“七大”工作方针》（1945 年 4 月 21 日），《人民日报》1981 年 7 月 17 日。物。毛泽东读了这些书刊，特别是上述三本书就迅速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 与此同时，毛泽东运用新民学会的力量，利用这些书刊，也在湖南进行这种 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工作。　　毛泽东一回到长沙，就筹备文化书社。8 月 1 日，毛泽东在《文化书社 缘起》一文中说：“没有新文化由于没有新思想，没有新思想由于没有新研 究，没有新研究由于没有新材料。湖南人现在脑子饥荒实在过于肚子饥荒。 青年人尤其嗷嗷待哺。文化书社愿用最迅速最简便的方法介绍中外各种新书 报杂志，以充青年及全体湖南人新研究的材料，也许因此而有新思想新文化 的产生。”①名为传播新思想新文化，实为宣传马克思主义，因为在实际营业 时，如书社的一个敬告所说：销售的书报杂志，“曾经严格的选择，尽是较 有价值的新出版物（思想陈旧的都不要）”②。8 月 2 日，文化书社成立，9月 9 日开始营业。但是，在筹备过程中，资金严重困难。毛泽东就向陈独秀 和李大钊等人求助。后者立即响应。在与书社正式约定进行出版物交易的 11 家出版社中，陈独秀为它作“信用介绍，免去押金”的有新青年社、亚东图 书馆、群益书社等好几家。文化书社营业范围有图书、杂志、日报等。据毛 泽东起草的开业后一个月的营业报告统计，在已经销的书刊杂志中，陈独秀 上海共产党发起组的理论机关刊物《新青年》和指导工人运动的《劳动界》（周刊）最受欢迎，销量最多，半年后统计，这两种刊物分别售出二千册和五千册。③这样大的销售量，在当时全国是少有的。这表明他们为马克思主义 的传播作出了特殊的贡献。这个资料还表明，毛泽东回湘后，上海陈独秀为 首的共产党发起组出版的一切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书刊，都可及时提供给毛泽 东与他组织的机构、团体。第二，成立“俄罗斯研究会”。为了掌握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和俄国革命经验，李大钊在北京、陈独秀在上海的建党过程中，都成立了“马克思主义 研究会”、“社会主义研究社”等组织，以团结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毛泽 东也在 8 月 22 日发起组织“俄罗斯研究会”，9 月 15 日，正式成立于文化 书社内。毛泽东任研究会的书记干事。参加研究会的都是新民学会骨干。由 于陈独秀已在上海建立了培训去苏联学习的“外国语学校”，所以毛泽东领 导的这个“俄罗斯研究会”定的三大宗旨之一是，“派人赴俄实地调查”。 结果，研究会成立不久，任粥时、萧劲光等 6 人，便由毛泽东派往上海，进 入外国语学校学习俄语，然后赴苏进东方大学深造。第三，成立青年团。陈独秀在上海成立共产党发起组的同时，也成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把进步青年作为党的助手和后备军来培训（任弼时和萧劲 光等到上海后就加入了青年团）。然后，就向北京、长沙等各地寄发团章， 指导各地建团。但是，由于上海、北京、广州等地开始收团员较松，不少如 无政府主义者这样的反马克思主义者也加入进来，结果造成无穷的纷争，到1921 年不得不重组。毛泽东在陈独秀的直接指导下，对湖南的建团工作一开 始就取十分慎重的方针，强调要“找真同志”。陈独秀对这项工作关心至深， 曾计划要从上海到长沙亲自参加团的成立大会。当时受毛泽东委托在长沙第 一师范进行建团工作的学生张文亮的日记，生动地记载了 1920 年 11、12 月①
长沙《大公报》，1920 年 8 月 24 日。②
《新民学会资料》第 277 页，人民出版社 1980 年版。③
《文化书社社务报告》，第 2 期。毛泽东与陈独秀在这个问题上的亲密关系：　　11 月 17 日，接泽东一信，送来青年团章程十份，宗旨在研究并实行社 会改造。约我星期日去会他，并托我代觅同志。　　11 月 21 日，会见泽东（在通俗馆），云不日将赴醛陵考察教育，并嘱 青年团此时宜注意找真同志，只宜从缓，不可急进。　　12 月 2 日，泽东来时，他说，青年团等仲甫（即陈独秀——引者）来再 开成立会，可分两步进行：一、研究，二、实行。并嘱我多找真同志。　　后来，陈独秀因要到广州任职，并征得李大钊和上海党内同志的意见， 加强广州这个重要城市的马克思主义宣传和建党工作，未能去长沙参加青年 团的成立会。所以日记记载：　　12 月 16 日（正是陈独秀动身去广州的前一天——引者），泽东来此。 青年团将于下周开成立会。1921 年 1 月 13 日，湖南社会主义青年团正式成立。 陈独秀十分支持毛泽东发展青年团的正确方针。这年春天，他在广州特地写信给毛泽东，要求在湖南大大发展社会主义青年团。 第四，与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想决裂。陈独秀在上海发起建党时，曾把当时宣传过社会主义思潮的各派系的人物邀在一起，进行座谈讨论，协商按 照马克思主义思想组织革命党。但是，在讨论中，很快就发生分歧、分化， 最后沉淀出拥护马克思主义的同志，成立了共产党发起组（自然，有些人后 来又不断分化出去）。毛泽东在陈独秀的帮助下，在长沙建党过程中，也主 动进行了这项工作，在清理自身受到的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想影响的同时， 也引导周围同志学习讨论，加速新民学会会员的分化，以纯洁党的队伍。首先是清除“工读主义”影响。 年，在进步青年中流行的带有空想社会主义色彩的“工读主义”，毛泽东也一度深受影响，曾在湖南、 北京、上海试行。1920 年 5 月第二次到上海时，应新民学会会员彭璜的邀请， 与另一会员张文亮，一起参加了该互助团的活动——“试验工读生活”。但 是，一个月后，终于难以维持，以失败而告终。因此，毛泽东在上海与陈独 秀交谈之后，就彻底抛弃了这种中国式的“空想社会主义”。其次是抛弃无政府主义。无政府主义是当时进步青年中影响最大的一种思潮。陈独秀在建党初期曾带领上海发起组成员花很大力气批判它，把无政 府主义者清理出党的队伍。毛泽东自述，第一次到北京时，他一度对无政府 主义很感兴趣。他说：“我读了一些关于无政府主义的小册子，很受影响。 我常常和来看我的一个叫朱谦之（当时一个著名的无政府主义者——引者） 的学生讨论无政府主义和它在中国的前景。在那个时候我赞同许多无政府主 义的主张。”在接受马克思主义时，他也彻底抛弃了无政府主义。1920 年秋， 毛泽东回信给蔡和森明确表示，那种没有权威、没有组织的社会状态是不可 想象的，绝对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都是“理论上说得好听，事实上是做 不到的”；那些倡导无政府主义的人，如果不是“故为曲说”，便是“愚陋 不明事理”。不仅如此，他还积极清除湖南革命队伍中的无政府主义思想影 响，教育争取了两个工运领袖中的无政府主义者，即黄爱、庞人铨。经过毛泽东等人的教育争取，后来二人都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1922年 1 月，在领导长沙第一纱厂罢工斗争中，二人被赵恒惕的军队逮捕，英勇 牺牲。他们牺牲后，毛泽东在长沙船山学社先后两次为他们举行追悼会，并 印发纪念特刊。　　当时在法国的新民学会会员、毛泽东的战友蔡和森也在此时转变为马克 思主义者。于是，毛泽东在完成这个转变后，与蔡合作引导新民学会会员们 分清各种思想界线，团结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为湖南建党作思想和组织上 的准备。由于国际国内形势的激烈动荡和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新民学会内部 也早已发生分化。因此，毛泽东认为要建立马克思主义政党，必须展开思想 斗争。他在当时给会友的一封信中指出：“中国坏空气太深太厚，吾们诚哉 要造成一种有势力的新空气，才可以将他换过来。??要有一种为大家共同 信守的‘主义’，没有主义，是造不成空气的。我想我们学会，不可徒然做 人的聚集，感情的结合，要变为主义的结合才好。主义比如一面旗子，旗子 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①　　在这个工作中，陈独秀等人在 1920 年 11 月 7 日创刊的上海共产党发起 组政治机关报、也是具体指导各地建党的内部刊物《共产党》月刊，给了毛 泽东很大的帮助。该刊内容主要介绍俄国共产党历史，登载列宁的《国家与 革命》等著作，以及报道共产国际和欧美各国共产党的情况等，还有批判无 政府主义以及如何在中国实行马克思学说的通俗文章。创刊号发刊词《短 言》，实际是中共最早的“党纲”，明确宣布“要想把我们的同胞从奴隶境 遇中完全救出，非由生产劳动者全体结合起来，用革命的手段打倒本国外国 一切资本阶级。跟着俄国的共产党一同试验新的生产方法。??我们不可听 议会派的欺骗，我们只有用阶级战争的手段，打倒一切资本阶级，从他们手（中）抢夺来政权；并且用劳动专政底制度，拥护劳动底政权，建设劳动者的国家以至无国家，使资本阶级永远不至发生。”这完全是马克思主义的， 没有丝毫机会主义的色彩。这个刊物创刊后，立即寄往长沙。张文亮 12 月27 日日记写道：“泽东送来《共产党》九本。”　　有了这个思想武器，1921 年 1 月 1 日至 3 日，毛泽东就在文化书社，约 集在长沙的会员召开了新年大会。会议主题是“改造中国与世界”采取何种 方法？从何入手？毛泽东首先介绍旅法会友提出的解决社会问题的五种方 法，供大家讨论：一是社会政策，二是社会民主主义，三是激烈方法的共产 主义（列宁主义），四是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罗素的主义），五是无政府 主义。毛泽东明确表示：“社会政策，是补苴罅漏的政策，不成办法。社会 民主主义，借议会为改造工具，但事实上议会的立法总是保护有产阶级的。 无政府主义否认权力，这种主义，恐怕永世都做不到。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 如罗素所主张极端的自由，放任资本家，亦是永世做不到的。激烈方法的共 产主义，即所谓劳农主义，用阶级专政的方法，是可以预计效果的，故最宜 采用。”①与会者各抒已见，热烈讨论达两个多小时。最后表决，毛泽东、何 叔衡等 12 人赞成第三种，二人赞成第二种，一人赞成第四种，三人未定。
1920 年 10 月，英国人罗素由张东苏陪同，到长沙讲学，反对马克思主 义，宣传实为资本主义的基尔特社会主义，一度使其成为无政府主义之外的 另一种在先进分子中影响很大的思潮，因此陈独秀等人也在《新青年》等刊 物上对其进行了批判。毛泽东也在新民学会集会及通信中，对其进行了更加 深入的批判。①①
《新民学会通信集》第 2 集，1920 年 12 月出版。①
《新民学会会务报告》（第 2 号），《新民学会资料》第 23 页。①
参见《毛泽东给肖旭东蔡林彬并在法诸会友》，《新民学会通信集》第 3 集，1921 年 1 月 31 日出版。　　同样的过程也在旅法的新民学会会友中进行着。蔡和森坚持马克思主义 为指导，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组织共产党的主张。但是，由于会友中无政府 主义势力强大，他的主张得不到多数人的拥护。他把这种情况分别写信给陈 独秀和毛泽东。陈把他的信发表在《新青年》上，并答信表示支持，称其掌 握了“马克思主义的骨髓”，还解释了有些人对马克思主义又是“人为的革 命说”又是“唯物史观”是“自相矛盾”的怀疑，指出“革命是我们创造将 来历史之最努力最有效的方法”，但“我们对于改造社会底主张，不可蔑视 现社会经济的事实”。毛泽东也复信表示：“你这一封信里见地极当，我没 有一个字不赞成”。又说“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并重申无产阶级 专政的重要性，批判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的观点。关于建党步骤，毛泽东 明确告诉他：“党一层陈仲甫先生等已在进行组织。出版物一层上海出的《共 产党》，你处谅可得到，颇不愧‘旗帜鲜明’四字。”还特别说明“宣言即 仲甫所为”。《共产党》在当时是秘密刊物，“宣言”即创刊词“短言”并 未署名。此信表明当时毛泽东与陈独秀关系之深。区委书记与中央局书记　　1921 年 6 月，共产国际派马林等一行人到上海，了解中共筹备情况后， 催促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发起组成员李达写信与陈 独秀商量后，邀请正在筹备党组织的各地各派两名代表赴上海参加一大。毛 泽东即与何叔衡代表湖南，参加了 7 月 23 日至 8 月初的中国共产党成立大 会。陈独秀因在广州忙于教育改革，没有参加大会，但大家仍选举他和张国 焘、李达三人组成中共中央局，陈独秀为中央局书记。9 月，陈辞去广东的 职务，到上海主持党中央的工作。11 月，他起草向各地发出第一个中央“通 告”①，布置明年 7 月以前党在发展组织、青年团、工人运动和出版马克思主 义著作四方面的任务。从此正式拉开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的序幕。毛泽东于 8 月中旬回到长沙，10 月 10 日建立起第一个湖南党支部，任书记。然后，把湖南的工作完全纳入中央领导的轨道，贯彻执行中央“通告” 中布置的任务，毛泽东湖南党组织与陈独秀党中央之间，也就建立起下级与 上级的关系。当时这种关系是相当融洽的：陈独秀十分关心并支持湖南的工 作，毛泽东则从实际出发，创造性地执行中央的政策，高质量地完成一切任 务，并积极争取中央对湖南工作的帮助。例如：10 月下旬，中央指示各地派代表参加明年 1 月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的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毛泽东即派共产党员夏曦、湖 南劳工会代表王光辉等前往参加。　　12 月中旬，马林前往桂林与孙中山会谈途经长沙时，毛泽东与支委易礼 容等热情接待，并请他向工人和青年介绍俄国革命情况。　　12 月 25 日，毛泽东和湖南党支部又根据中央指示精神，通过劳工会和 省学联，发动长沙工人和各界群众近万人，举行集会游行，反对美、英、法、 日等帝国主义在华盛顿召开损害中国主权的太平洋会议。
1922 年 5 月 5 日，湖南党支部根据中央关于纪念马克思诞生 104 周年的 部署，通过长沙马克思学说研究社举办纪念会。到会二千余人，毛泽东在会①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第 10 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82 年版。上作了“共产主义与中国”的演讲。 自然，双方彼此最大的合作和支持是围绕着党的中心工作进行的。 根据中央“通告”，毛泽东把当时湖南党的工作重点放在以下三方面： 一、积极而慎重地发展党员，提前完成建立长沙区执行委员会的任务。上述中央“通告”规定，上海、长沙等五区，明年 7 月以前，必须各发展 30 位同志，成立区委，“以便开大会（即二大——引者）时能够依党纲成立正 式中央执行委员会”。湖南党支部成立后，毛泽东就努力突破新民学会的范 围，在学生运动和工人运动较好的单位，积极发展党员。例如，他们先在由 毛泽东创办的带有“党校”性质的自修大学和第一师范等发展了一批党员， 接着便在长沙第一纱厂、电灯公司、粤汉铁路工人及泥木、印刷等行业工人 中发展党员。终于在 1922 年 5 月底，提前使本区的党员发展到 30 多人（到1923 年初，达到 40 多名党员，占当时全国党员总数的三分之一强），建立 起中国共产党长沙区执行委员会的机构，为党的二大的召开与及时建立中央 委员会作出了重大贡献。毛泽东本来是要参加党的二大的，但因忘记了开会 地点，又找不到任何同志，结果没有能出席。　　在党的二大上，陈独秀当选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长。毛泽东则 任中共湘区区委书记。同时，在上述湖南建党的过程中，陈独秀和党中央也给了毛泽东必要的帮助。如为了帮助解决缺少有理论有经验的党的干部问题，1921 年，旅法的 蔡和森、李立三回到上海时，陈独秀在中央干部也感奇缺的情况下，只留下 蔡，派李赴湘工作。毛泽东对李特别倚重，立即派他到当时最重要的工运中 心安源去工作，李到那里后建立起湖南第一个产业工人党支部，紧接着就发 动起轰轰烈烈的安源煤矿工人大罢工。湘区区委建立时，李立三当选为委员， 同时也是长沙青年团区委三位领导人之一。衡阳省立第三师范是湘南五四运动的中心，校内有蒋先云等先进青年组织的团体“心社”，早就引起毛泽东的注意，1921 年 10 月就在该校发展党 员。第二年 5 月，该校教师屈子健带领一些教员和实习生去江浙一带考察教 育，并聘请一名英语教师。毛泽东即写介绍信让屈在上海拜见陈独秀，请陈 给以帮助，并以中共湘区区委书记的名义，要求陈派在团中央工作的张秋人 来湘工作。陈答应了他的要求。张到湘后，毛泽东即派他到三师，表面上为 英语教员，实际上，按区委的要求，很快建立起湘南地区党的组织，加强了 该地区党对学生运动的领导。1923 年春，终于发动起震动全省的“三师学 潮”。　　在陈独秀和党中央的关心支持和毛泽东等同志的努力下，中共湘区区委 在当时全国五大区委中，思想最纯正，队伍最整齐，工作最出色。
二、认真发展青年团，成为全国青运工作的一面旗帜。由于 1920 年 8 月陈独秀筹备社会主义青年团时，混进了一些思想备异的分子，党的一大后， 中央决定改组青年团。上述陈独秀签署的中央“通告”即向各地通报了这个 决定。1922 年 5 月 5 日，陈独秀指导召开了团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制订 了团的章程和纲领，强调“社会主义青年团为信奉马克思主义的团体”①。同 时鉴于团的群众性，“通告”又要求各地大力发展团员。毛泽东完全拥护中 央的决定，并在湖南积极贯彻。①
《先驱》第 8 号，1922 年 5 月 15 日。　　早在 1922 年 3 月下旬，毛泽东到上海与陈独秀一起参加黄爱、庞人铨的 追悼大会时，陈独秀刚刚与专程来华考察青年工作的少共国际代表达林及筹 备团的“一大”的张太雷、刘仁静等商量落实好团的“一大”议程。4 月中， 毛泽东一回长沙，就派易札容、陈子博去广州参加了这次大会。接着，就趁 热打铁集中一段时间，贯彻落实大会精神和任务。6 月 7 日至 15 日，毛泽东 三次致信团中央，汇报情况：长沙团的改组，两周内可办妥：衡阳团员“现有 50 余人，都是好的”；团“一大”议决的纲领、章程及其他要案，除已在《先驱》（团中央机关报）登载外，宜速印成小册子，“寄长沙千份以便应 用”，等等。中央“通告”要求全国团员在 7 月份达到 2000 人。而小小的衡 阳已有 50 余人，而且“都是好的”；仅仅长沙一区，索要团章就达“千份”。 可见他们当时工作之优秀。终于，17 日，青年团长沙改组大会召开，通过了 毛泽东修改定稿的《长沙 S.Y 执行委员会细则》，推选了由毛泽东（书记）、 李立三、罗君强三人组成的团区委。接着，衡阳、常德、萍乡、醴陵等各县 分团相继成立。　　鉴于此，陈独秀和党中央十分赞赏长沙区委的团的工作，曾决定 1923 年召开的团的“二大”拟在长沙举行。后因长沙发生“六一惨案”，局势恶 化，大会改在该年 8 月南京召开。三、大力开展工人运动，成为第一次工运高潮中的模范。鉴于党的无产阶级性质，党成立后，把革命活动方面的重点放在工人运动上。1921 年 8 月11 日，即党的一大后，立即成立了专门领导全国工运的机构“中国劳动组合 书记部”。这时的中国工人阶级正处在由“自在阶级”向“自为阶级”转化， 斗争也由无组织向有组织转化的阶段。党在工人中的活动也主要是进行马克 思主义教育，组织工会。陈独秀签署的中央“通告”的要求是：大力开展劳 动运动。但是，工人群众只有看到与自身的解放有利时，才会接受马克思主 义，才会组织工会。所以在工人中的宣传教育和组织工作，必须与发动他们 向资本家斗争结合起来，在斗争中，提出反映他们利益的要求，并使他们的 生活状况得到改善。于是，很快就在全国掀起持续高涨达一年多的工人运动。 在国际工运史上实属罕见。在这个过程中，陈独秀坐镇中央，指导全国的运 动，除了及时发出中央文件之外，从 1921 年 11 月至第二年 5 月，在《劳动 界》、《新青年》和《民国日报》等报刊上，他发表了十多篇专门论述工运 的文章，阐明这次工运的目标、政策策略、注意事项等。5 月，他又指导召 开了全国第一次劳动大会，及时总结经验，统一步伐，终于出现了中国历史 上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据不完全统计，1922 年全国罢工一百多次，罢工工 人达 21 万。而且，由于统治阶级初次面临这种局势，一时未找到对策，工人 罢工多数胜利。所以这年被称为“中华劳动运动纪元年”。在中国共产党最初领导的这一章工运史中，毛泽东领导的湖南工人运动是重要的一页。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成立时，毛泽东任湖南分部主任。然后，根据中央部署，首先抓各地各业工人的工会组织。他说开完一大，回到湖南就“猛烈 地推动工会工作”。他亲自指导改组了湖南最大的工会组织“湖南劳工会”， 并被邀担任该工会的会务助理；他亲自指导成立了长沙的泥木工会、铅字活 版工会、理发工会、安源工人俱乐部、粤汉铁路总工会、岳州铁路工会、新 河铁路工会、株萍铁路工会等等。　　由于这时陈独秀签署的中央“通告”指示全党全力组织影响全局的全国 铁道工会，所以毛泽东在粤汉铁路上几个工会和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的建设　　中，化了较多的精力。早在 1921 年 10 月，他就到粤汉铁路工人中了解生活 情况，然后，就派党的干部到长沙新河总站办工人夜校，开展宣传和组织工 作。12 月，毛泽东又到安源煤矿考察，然后，他先后派李立三、蒋先云、刘 少奇等重要干部到安源，办工人补习学校，建立党团组织和工会性质的工人 俱乐部。李立三出任安源俱乐部主任。毛泽东还派郭亮等党的干部，组织了 岳州、新河等铁路工会，并任领导。1922 年 11 月 1 日，他亲自主持召开了 粤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并在会上代表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发表 演说。5 日，毛泽东作为粤汉铁路总工会的代表，主持召开了全省各工团第 二次代表会议，正式成立全省工团联合会，毛泽东当选为总干事。　　如此，1922 年至 1923 年初，随着全国工运的高涨，湖南的工运有了极 大的发展，一共建立了二十多个工会，会员四五万人。当时的中央“通告” 要求“各区直接管理的工会一个以上，其余的工会也须有切实的联络”。这 样，湘区就大大超额完成了中央布置的任务。而且，更重要的是，在这个基 础上，毛泽东湘区区委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湖南工人运动。最著名的有 1922年 9 月举行的安源煤矿工人 1.7 万多人的大罢工，毛泽东为这次罢工提出了 正确的策略和口号；10 月，长沙泥木工人大罢工，毛泽东亲自指挥了 2000 多泥木工人 21 日的请愿大会和 23 日的请愿游行；11 月，长沙笔业工人大罢 工、长沙印刷工人大罢工和水口山铅锌矿工人大罢工；1923 年 2 月 8 日，粤 汉铁路全体工人大罢工，等等。这些罢工，与当时其他地区的情况比较，其特点是，由于得到毛泽东为首的中共湘区区委的正确领导，提出了有理有利的罢工口号和工人要求，使 用了巧妙的有节制的斗争策略，防止右的或“左”的干扰，团结了工人群众 的大多数，粉碎了反动派的一切破坏阴谋，因此都取得了胜利。而且，由于 在胜利的基础上注意巩固成果，一般都派党的得力干部担任各个工会的领 导，又同时在工人中发展党团员，建立党、团支部。在建立工会的同时，一 般都开办工人夜校、工人补习学校等，在普及文化知识同时，利用党中央提 供的《劳动界》、《新青年》等书报，向工人灌输马克思主义，启发工人的 觉悟，使他们认识到自己肩负的历史使命。毛泽东还亲自担任几个工会的秘 书，经常到工人中演讲，有时甚至当罢工工人的代表，与资本家进行面对面 的斗争。所以，在 1923 年“二·七”惨案以后全国反动、各地工运成果丧失 时，湖南的工运红旗却安然不动。安源工人俱乐部曾被誉为“小莫斯科”。 这种情况，使湖南成为当时全国工运的模范。1922 年 1 月，黄爱、庞人拴在第一纱厂的罢工斗争中被反动军阀赵恒惕杀害后，毛泽东除在长沙开展大规模的追悼活动，以示抗议外，同时派李立 三到常德，动员黄爱的父亲同去上海，向社会各界控诉赵恒惕的罪行。陈独 秀和党中央完全支持毛泽东的建议，不仅决定在上海，而且指示天津、北京、 广州等地也开这两位烈士的追悼大会。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和中国社会主义 青年团，也分别为此事件发表宣言。3 月 26 日，上海的追悼大会由中国劳动 组合书记部的名义发起召开，并由原先毛泽东派往上海外国语学校学习，最 早加入青年团，继之在上海与陈独秀一起开辟工人运动的中国劳动组合书记 部干事、《劳动界》编辑李启汉主持，陈独秀亲自参加，在会上发表了慷慨 激昂的演说，指出追悼死者应把斗争矛头指向整个旧社会，再次赞扬了湖南 人“最富于革命的反抗精神”。接着，陈独秀向毛泽东布置了 5 月初在广州 举行全国第一次劳动大会的任务。毛泽东回湘后，立即派易礼容、陈子博、张理全参加“劳大”。陈独秀指导并参加的这次大会特别关照湖南的运动， 通过了“湖南劳工会黄、庞二君被杀及香港罢工沙田海员被杀案”，决定每年 1 月 17 日为黄、庞纪念日。 毛泽东湘区区委上述贯彻中央“通告”取得的杰出成绩，引起党中央的特别注意。在紧接着召开的党的三大上，陈独秀在代表中央做的工作总结报 告中，批评了上海、北京、湖北等地的工作，唯独表扬了湖南。他说：“只 有湖南的同志可以说工作得很好”，“湖南几乎所有拥有三万人以上的工会， 都在我们的控制之下”。中央秘书与委员长　　湖南工作的杰出成绩，引起了党中央的注意，于是，陈独秀拟调毛泽东 到中央工作。当时由于全国工作的开展，干部缺少的矛盾尖锐起来。再加上 马林提出的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政策，引起党内一些领导同志的坚决反 对，有的还退党，陈独秀觉得身边能做团结工作的干部的稀少问题更加严重 起来，补充刻不容缓。所以他一方面在 1922 年 11 月参加莫斯科召开的共产 国际“四大”时，要求在国外的同志尽快回国工作，另一方面，则在国内从 基层上调干部。这时赴法的李维汉正好回国，年底加入共产党。1923 年 1 月， 中央作出决定，派李去湖南担任中共湘区区委书记，接替即将调中央工作的 毛泽东。显然，除了湖南工作出色之外，陈独秀所以对毛泽东情有独钟，还因为二人在当时一系列重大问题上思想一致。 当时在党内引起重大分歧的是国共合作问题。马林在 1921 年底至 1922年初视察中国南方并拜见孙中山后，于 3 月到达上海，提出了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以实行国共合作的建议，没有为中共领导所理解。所以陈独秀在 4 月6 日给共产国际东方部部长维经斯基的信中说反对这个建议的第六条理由 是：“广东、北京、上海、长沙、武昌各区同志对于加入国民党一事，均已 开会议决绝对不赞成，在事实上亦无加入之可能。”①陈独秀反对加入国民党 的理由，主要是认为国民党与共产党的“革命宗旨及所据之基础不同”，另 外又认为国民党不纯，有很多毛病，如注重上层，勾结土匪，军事投机，成 分复杂等。接着，在 7 月份马林亲自参加的共产国际执委会议上，把中共加入国民党作为共产国际的决议，硬要中共接受再次来华的马林指导贯彻。8 月 22 日， 在杭州西湖举行的中共中央特别会议上，陈独秀等中央多数委员表示服从。 然后，陈独秀就在行动上积极加以贯彻，写文章，作报告，热情宣传国共合 作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并亲自参加国民党的改组行列，做了大量工作。西湖 会议没有形成文字决议，会后，陈独秀派张国煮到长沙传达会议精神。毛泽 东和区委接受中央关于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政策，并在行动上表示拥护。1923 年 4 月 10 日，毛泽东在《新时代》创刊号上发表《外力、军阀与革命》 文章，提出国内有三派势力：革命的民主派，非革命的民主派，反动派。革 命的民主派主体是国民党，新兴的共产派是和国民党合作的。非革命的民主 派包括研究系、新兴的知识阶级派和新兴的商人派。文章主张“最急进的共①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第 15 页。产派和缓进的研究系知识派商人派都为了推倒共同敌人和国民党合作”。 当时党的主要工作是准备中共三大和与国民党建立合作，并帮助国民党改组。6 月上旬，陈独秀和毛泽东等人，离沪到广州，参加三大预备会议。 会议由陈主持，讨论了起草各项决议案和新的中央人选问题。6 月 12—20 日， 三大在广州召开。会上，对国共要不要合作并没有什么异议。但围绕国共合 作的具体组织形式却发生了争论。张国焘认为，工人阶级只能在自己政党的 旗帜下进行革命，不同意全体共产党员特别是产业工人加入国民党，去搞党 内合作，否则会取消共产党的独立性，也不同意在劳动群众中发展国民党组 织。毛泽东在发言中根据湖南工人运动的经验，说明搞联合战线的必要性， 认为大批工农加入国民党，正可以改造它的阶级成分，和资产阶级建立联合 阵线，是共同完成民族民主革命的需要。经过讨论，多数人不同意张国焘的 观点，会议通过了党内合作的主张，决定全体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 党，但仍保持共产党组织的独立性。会议还通过了党纲、党章和工、农、青、 妇等各项决议案，并成立了新的中央委员会，其中又选出陈独秀、毛泽东、 罗章龙、蔡和森、谭平山五人组成中央局。陈独秀任中央局委员长，毛泽东 为中央局秘书，共同主持中央的日常工作。当时的秘书毛泽东，具有相当大 的权力，大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组织法》规定，“秘书负 本党内外文书及通信及开会记录之责任，并管理本党文件。本党一切函件须 由委员长及秘书签字。”但是，对于委员长来说，毛泽东毕竟是秘书，是陈独秀的助手。尤其在当时，由于存在小党领导大国的矛盾，中央领导干部经常分散在各地，有四 名中委常驻京、粤、鄂、湘，蔡和森因对国共合作政策持保留态度，只埋头 写作，不多过问政策方面的事；瞿秋白除在广州帮助国民党改组耽搁一个长 时期，又忙于上海大学的工作；毛泽东也由于做国民党的工作，奔走于沪湘 之间，多半时间不在中央，因此中枢往往是陈独秀一人驻守，许多事不经过 会议便由他直接决策。为此，在 1924 年 5 月的中共中央三届三次会议上，他 也曾表示：三大后中央决策多取决于他个人，难免偏差，要求会议予以检讨。 这种情况，决定了毛泽东这个秘书，主要是协助陈独秀的工作，而在重大问 题上，他的思想是与陈独秀一致或基本一致的，陈独秀对他也是信任的。因此，三大结束后，两人共同签发了《中央通告》第十三号（关于开展“五一”、“五四”、“五五”、“五七”纪念和宣传活动）、第十四号（关 于一致戮力申讨卖国殃民的直系军阀吴佩孚）、第十五号（关于反对国民党 右派反共排共的措施）、第十七号（关于揭露江浙军阀战争的反动性质）、 第二十一号（关于加强党内组织工作）等一系列文件。不仅如此，毛泽东还 经常代表中央独立签发文件，指导地方工作，可见陈独秀对他的信任。例如， 这年 8 月，他曾代表中央指导中共上海地委的工作；9 月受中共中央和国民 党本部总务部的委托，到长沙筹建湖南国民党省党部，同时又代表中央指导 团中央的工作。尤其在 1924 年 5 月兼任中央组织部长以后，他与陈独秀的关 系更是密切，这年八九月份，又多次代表中央签发关于筹备中共四大的文件。 从两人在三大上的发言，和他们写的文章及签发的文件看，陈独秀和毛 泽东在执行国际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方面，总的来说是一致的，正如两人在7 月 2 日共同署名致信共产国际报告所述：“目前党内存在的一些困难已经 在这次会议上获得解决。”但在有些问题上，两人与共产国际的认识有差距。 自从接受国际关于加入国民党、实行国共合作的方针后，陈独秀的思想又走向另一极端。当时国际（实际是斯大林为首的苏共中央）的总方针是： 国共紧密合作，实行北伐，迅速推翻对苏不友好的北洋政权，从而在它的远 东边界上出现一个强大的亲苏的邻邦，使它摆脱被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孤 立与包围的困境。因此，他们不仅向国民党提供大量资金和军火，派来大批 顾问，还要求中共中央机关定在广州，以便与国民党建立更加密切的联系。 陈独秀由于把当前的国民革命视为资产阶级的革命，把下一个社会主义革命 才视为“我们自己的革命”，所以，总以客卿、助手的身份，对国民革命持 消极态度，在三大上提出了“一切工作归国民党”，“没有阶级斗争，只有 民族斗争”的观点，甚至说“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独立性此时是鬼话”，中 国共产党诞生早了，“等待和国民党分家后，再组织共产党不迟”。　　在革命的重大问题上，三大后，毛泽东与陈独秀密切配合主持党中央工 作，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积极贯彻共产国际指示，帮助国民党改组并大力 发展国民党组织；坚决维护国共合作，打击右派的破坏活动；纠正国民党传 统的革命方式。　　关于纠正国民党传统的革命方式。毛泽东同意陈独秀反对孙中山历来只 依靠南方军阀军事北伐的方针，主张应依靠民众、搞民众运动的方针。三大 后的第五天（6 月 25 日），他们两人与李大钊、蔡和森，谭平山一起，以国 民党党员身份，致函孙中山，表示：“我们不能沿袭封建军阀用武力夺取政 权攻占地盘的同样的方针。这会给人们造成我们与军阀是一脉相承的印象。 用旧方法旧军队去建立新中国不仅不合逻辑，而且在实践中也绝对行不 通。??我们只能用新手段，采取新方针，建立新的力量。对于国民，我们 应联合商民、学生、农民、工人并引导他们到党的旗帜下。??我们要求先 生离开广州前往舆论的中心地上海，到那里去召开国民会议。”因此，在 7月 2 日，毛泽东与陈独秀联名致函共产国际，抵制对方要求把中央机关定在广州的指示，仍迁回上海，信中说：“这不仅因为上海是工业最发展的中心 区，而且也便于对全国工作进行指导和传达。”共产国际是希望中共中央在 广州与国民党密切合作，尽快发动北伐。但是，在革命方式上，陈独秀所以有上述思想，主要是从马克思主义欧洲革命方式亦即十月革命方式——以城市为中心，平时发动组织群众，最后 发动全国武装总暴动，一举夺取政权——出发的，因此他后来竭力反对国民 政府发动北伐战争，一度掀起轩然大波。毛泽东则受了历史上农民战争的影 响，又看到北伐战争摧垮地方上的旧政权，认为对发动工农运动有利，而是 支持北伐战争的。　　关于大力发展国民党。原先国民党在湖南基本上是个空白。在 9 月中旬 中共中央迁到上海后，毛泽东即遵照中共中央的决定并受国民党本部总务部 副部长林伯渠的委托，回到长沙，在湖南筹建国民党。他以当初筹建湖南共 产党那样的满腔热情工作，到 10 月初，就建立起国民党长沙支部，进而在长 沙、宁乡、安源建立国民党分部和湖南总支部。后来，湖南成为国民党组织 最发达的省份之一。国民党一大后，毛泽东受陈独秀和党中央的委派，参加 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的工作，出任国民党上海执行部文书科代理主任（主任是 邵元冲）和组织部秘书（部长是胡汉民）。但上海执行部的重大问题，则由 国民党总理孙中山与中共中央委员长陈独秀协商决定。毛泽东在陈独秀和孙 中山的指导下，为国民党重点地区上海的组织建设，做了许多卓有成效的工 作。1925 年 10 月初，经中共中央批准和国民党中央党部常务会议通过，毛　　泽东又任国民党中央代理宣传部长（部长汪精卫因是国民政府主席事繁，不 胜兼理）。所有这些，为加强国民党中央、上海和广东国民党组织，他又付 出了巨大精力。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国共合作和国民党的发展史上，毛泽 东都占有重要的一页。　　关于坚决与破坏国共合作的国民党右派斗争。自从 1922 年孙中山确立容 共方针起，国民党内以谢持、邹鲁、邓泽如等人为首的老右派，一直持反对 态度，进行种种破坏活动。1925 年 3 月，孙中山逝世后，他们公开进行分裂 活动，11 月在北京西山举行会议，另立国民党“中央”，进行反苏反共活动。 而以中派面目出现的戴季陶等也暗中帮助，发表小册子，宣称两党“共信不 立”，要共产党放弃阶级斗争理论，或者退出国民党。陈独秀执行国际指示 领导全党对右派的活动进行了坚决斗争，并多次发表文章，批判上述右派言 论。毛泽东与陈独秀保持完全一致。在国民党一大上，他配合李大钊等人粉 碎了右派提出的共产党员不能“跨党”的提案。1924 年 7 月 21 日，就与国 民党右派的斗争策略问题，他与陈独秀联署发出《中央通告第十五号》，指 出：“我们在国民党的工作，甚重要而又极困难，各地同志应有不断的注意 与努力。”接着，在列数右派错误后，指示“为国民党革命的使命计，对于 非革命的右倾政策，都不可隐忍不加以纠正”：“（一）应由我们所指导的 各团体或国民党党部，对于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表示不满于右派的意见”； “（二）我们同志应在国民党各级党部开会时提出左右派政见不同之讨论”； “（三）今年凡非表示左倾的分子，我们不应介绍他入国民党”；“（四） 须努力获得或维持‘指挥工人农民学生市民各团体的实权’在我们手里，以 巩固我们在国民党左翼之力量，尽力排除右派势力侵入这些团体”；“（五） 各地急宜组织‘国民对外协会’，一方面是建筑反帝国主义的联合战线之中 坚，一方面是形成国民党左翼或未来的新国民党之结合。??此会为社会运 动一种独立团体不可与国民党团体混合，尤不可受国民党支配；??协会内 万不能容留右倾观念的分子在内”。①这个“通告”表明，国共合作初期，毛泽东与陈独秀执行的是“团结左派，打击右派，保持共产党的独立性与党对民众运动的领导权”的方针，这 是完全正确的。在以后中国民主革命的长期过程中，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关系，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关系，是决定革命成败的一个关键问题。陈独秀后来由于各种 主客观的因素，违背了这个方针，导致了他自己犯错误和大革命的失败。毛 泽东则一直坚持并不断完善这个方针，加速了革命的进程。
遵照这个方针，1925 年 10 月，毛泽东在广州任国民党代理宣传部长时， 配合陈独秀对戴季陶反共小册子的批判，促使国民党中央开会作出决定，指 出戴书只是“个人意思，并未经中央鉴定”，并通告各级组织，“凡关于党 之主义与政策之根本原则之言论，非先经党部决议，不能发表”。会议还通 过毛泽东提议，调戴来广州工作。正在成为蒋介石智囊的戴季陶以及叶楚枪、 孙科等人，与西山会议派者右派思想上一致，策略上有分歧。因为他们在反 帝反北洋军阀以争夺权利上，还需要苏联和共产党的支援，只想控制中共， 还不想公开反苏反共。而陈独秀当时执行共产国际指示，企图以妥协拉拢这 个中派式的新右派。用斯大林的话说，利用他们的反帝积极性。为此，他在①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第 223 页。国际驻上海代表维经斯基的赞助下，与蔡和森、张国焘一起，在当时上海苏 联领事馆内，与孙科、叶楚伦等人谈判，表示中共没有包办国民党事务的企 图，并“保驾”对方回粤工作。所以，主张拉住“中派”这一点上，毛泽东 与陈独秀是一致的，但出发点可能有区别，毛泽东是为了领导他们，陈独秀 是为了向他们让步。从这里，毛泽东开始与陈独秀有分歧了。分歧的产生、发展与分道扬镳　　以国民党与共产党合作为基础的人民革命统一战线的形成，大大推动了 中国革命运动的发展。在以陈独秀为总书记的中共中央领导下，工人运动、 农民运动迅速恢复和发展起来，并促进国民党在广州创办了六届农民运动讲 习所，以彭湃、毛泽东为所长培养了大批农运干部；在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 直接帮助下，国民党在广州开办了黄埔军校，建立了革命武装，建立了统一 的广东革命根据地，进行了轰轰烈烈的北伐战争。国民革命军在我党领导的 工农群众的支持下，北伐势如破竹，迅速占领长江中下游地区，解放大半个 中国，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封建军阀的反动统治。然而，也就是在革命 运动蓬勃发展的过程中，毛泽东与总书记陈独秀的分歧产生、发展以致分道 扬镳了。对中国社会的两种分析　　由于中共中央秘书和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的繁重工作，1924 年底，毛泽东 终因劳累过度而病倒，经陈独秀同意，回湘疗养。但是，他是一个革命责任 心很强而又闲不住的人，回到家乡韶山后，他一面帮助加强当地的共产党和 国民党发展组织，一面配合陈独秀党中央领导的“五卅”运动，发动领导了 湖南的反帝爱国运动，同时他还化了很多精力，进行农村调查，在 1925 年 8 月青黄不接又遭大旱时，发动韶山农民开展“平祟阻禁”谷米斗争。从此外 起，毛泽东开始了领导大规模农民运动的实践。为了安全，陈独秀在成为中共领导人之后，一直在城市里过着隐居的生活，同时他也没有亲自到革命实践中去锻炼，却又肩负领导中国革命的重任。 因此，他的思想往往脱离革命的实际，带有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的色彩。当 时指导中国革命的路线来自遥远的莫斯科，本来就有许多脱离中国实际的因 素，再经过陈独秀的理解和推行，问题就更多了。而毛泽东则不一样，他从 湖南建党开始，一直在领导革命斗争的第一线，如湖南早期的工人运动、韶 山农民运动，在上海、广州工作时期与国民党中、上层干部的合作与斗争等， 深切了解革命的实际情况，了解工人、农民和资产阶级的经济地位、生活状 况和在革命中的作用。于是，随着阅历和经验的增长，毛泽东逐渐成熟起来， 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开始与陈独秀发生分歧。首先，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陈独秀在 1923 年 12 月 1 日，毛泽东在两年后的同一个日子即 1925 年 12 月 1 日，两人分别写了一篇主题相同的 文章，前者题为《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后者为《中国社会各阶级 的分析》。其中主要是对资产阶级、工人和农民三个阶级的分析，两人的文 章有明显的差别。　　关于资产阶级，陈独秀在建党时以为中国可以直接进行十月革命式的社 会主义革命，后来经过共产国际的纠正，在党的“二大”上，接受了中国革 命分两步走的纲领，认识到当前只能进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但是，他由此 又走向“二次革命论”，认为民主革命是资产阶级的革命，应由资产阶级领 导，结果将是资产阶级握得政权，工农群众只是获得一些民主权利。同时， 他又认为，既然“我们的革命”——社会主义革命要在民主革命以后才能进 行，那就让我们来帮助资产阶级快点把民主革命搞成，以便早日进到下一个　　革命。于是，他在当前的国民革命中，始终把共产党和无产阶级放在“在野 党”、客卿、助手，甚至“苦力”的位置上。为此，当资产阶级排挤共产党 时，他就多次提出退出国民党，国民革命“让他们去搞”，我们去准备“自 己的革命”。这个主张遭到国际否定后，他就推行“退而不出，办而不包” 的“苦力”政策。从这个思想出发，陈独秀在这篇文章中只看到中国资产阶 级革命的一面。然而，与西方资产阶级相比，由于中国资产阶级“力量幼稚”， 再加上中国社会“阶级分化本尚未鲜明，阶级的冲突亦尚未剧烈，各阶级的 势力也都尚未强大”，所以资产阶级“不能单独革命，他到了真要革命的时 候，必然极力拉拢别的阶级，出来号召国民革命，以求达到他自身发展之目 的”。他的结论是：“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各社会阶级固然一体幼稚，然而资 产阶级的力量究竟比农民集中，比工人雄厚，因此国民运动若轻视了资产阶 级，是一个很大的错误观念”；“在普通形势之下，国民革命的胜利，自然 是资产阶级的胜利”，“自然是资产阶级握得政权”。　　毛泽东则从自己三年来与国民党打交道的经验中，深刻地看到了中国资 产阶级的“两面性”，他在 1924 年参加国民党上海执行部期间，曾与右派的 破坏活动进行了面对面的斗争，并为此辞去了组织部秘书的职务，他认为： 这个阶级“对于中国革命具有矛盾的态度：他们在受外资打击、军阀压迫感 觉痛苦时，需要革命，赞成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革命运动；但是当着革命在 国内有本国无产阶级的勇猛参加，在国外有国际无产阶级的积极援助，对于 其欲达到大资产阶级地位的阶级的发展感觉到威胁时，他们又怀疑革命。?? 有一个自称为戴季陶‘真实信徒’的在北京《晨报》上发表议论说：‘举起 你的左手打倒帝国主义，举起你的右手打倒共产党。’这两句话，画出了这 个阶级的矛盾惶遽状态。”因此，他断言：“中国的中产阶级，以其本阶级 为主体的‘独立’革命思想，仅仅是一个幻梦”；“这个阶级的企图——实 现民族资产阶级统治的国家，是完全行不通的。”随着革命的深入，他们必 然很快分化，“或者向左跑入革命派，或者向右跑入反革命派，没有他们‘独 立’的余地”。即使其“颇有革命性的左翼”，因“其夙持之‘和平’观念 极不易破，而且，对于‘赤化’时时怀着恐惧，故其对于革命极易妥协，不 能持久。故中国的中产阶级，无论其右翼，即其左翼，也包含许多危险成分， 断不能望其勇敢地跑上革命的路，跟着其余的阶级忠实地做革命事业。”由此看到，两人对资产阶级革命性质的估计和革命结局，完全是对立的。因此，毛泽东一贯主张对资产阶级国民党的反共反革命倾向，进行坚决的斗 争，而陈独秀在国际的指导下往往比较自觉地执行妥协让步的政策。　　关于工人阶级，陈独秀则较多地看到其幼稚的一面，说：“中国最大多 数的工人，还没有自己阶级的政治争斗之需要与可能，而且连一般的政治争 斗之需要甚至于连自己阶级经济的争斗之需要都不曾感觉的工人（如手工业 工人），也并不是少数。”因此，他虽然承认它是“社会上有力的阶级”、 革命中“重要的分子”和“急进的先锋”，但又凭想当然认为：“概括说起 来，是因为殖民地半殖民地产业还未发达，连资产阶级都很幼稚，工人阶级 在客观上更是幼稚了。详细说起来，产业幼稚的中国，工人阶级不但在数量 上是很幼稚，而且在质量上也很幼稚”；“在物质上他的力量自然远不及资 产阶级雄厚”。因此，“工人阶级在国民革命中固然是重要分子，然亦只是 重要分子而不是独立的革命势力”。自然不是革命的领导者了。毛泽东认为，中国工人阶级虽因经济落后，数量不多，但由于大多数在外资产业之下，经济地位低下，“又受着帝国主义军阀买办阶级极残酷的待 遇”，而且主要集中在铁路、矿山、海运、纺织、造船五种产业。因此他们 有两大优点：第一，集中，“无论那种人都不如他们的‘有组织的集中’”； 第二，“特别能战斗”，“做了民族革命运动的主力”。从他在这前后发表 的文章看，“主力”与“领导力量”是同一个意思。　　关于农民，陈独秀只是笼统地认为：“农民占中国全人口之大多数，自 然是国民革命之伟大的势力，中国之国民革命若不得农民之加入，终不能成 功一个大的民众革命。但是农民居处散漫势力不易集中，文化低生活欲望简 单易于趋向保守，中国土地广大易于迁徙避难苟安。这三种环境是造成农民 难以加入革命运动的原因。”由于这样的认识，后来他对农民运动的态度一 直是矛盾的。一方面，当随着北伐战争的发展，南方数省的农民运动起来时， 陈独秀也感到鼓舞，在 1926 年 10 月 17 日曾致函各级党部，谈到怎样大力发 展党组织，使党早日走出小团体，成为“群众的政党”时指出：“最大部分 的中国领土是农民世界，尤其是广东、广西、湖南、湖北??这些省份，都 已经有了农民运动，我们的党在这些省份应该喊出一个口号：‘党到农民中 去！’”后来的中央局报告称：仲甫同志的“这个提议当然不是空想”。① 但是，当国民党起来攻击农民运动时，他为了执行国际维护国共合作的路线， 又来限制农民运动，从而与毛泽东那样全力支持农民运动的党内同志发生冲突。　　毛泽东则以他对农民特有的了解与感情，在党的三大讨论时，就特别强 调农民问题的重要意义，指出湖南工人数量很少，国民党员和共产党员更少， 可是满山遍野都是农民。因而他得出结论，任何革命，农民问题都是最重要 的。他还指出中国历代的造反和革命，每次都是以农民暴动为主力。中国国 民党在广东有基础，无非是有些农民组成的军队，如果中共也注重农民运动， 把农民发动起来，也不难形成像广东这样的局面。当时许多问题在会前已经 再三提到过，只有农民问题是一个新提出来的问题。张国焘评论说：“这种 看法，是毛泽东这个农家子对于中共的极大的贡献。”在这篇文章中，他根 据自己的调查，对农民的各个阶层进行了详细的分类分析：他把占农村人口 绝大多数的半自耕农（下中农）、半益农和贫农归为一类——“半无产阶级”， 说“所谓农民问题，一大半就是他们的问题”。他们由于受地主高利贷者的 剥削，都“需要一个变更现状的革命”，尤其是贫农，“乃农民中之极艰苦 者，极易接受革命的宣传”。对待农民运动的不同态度
中共三大虽然也通过了一个由毛泽东和谭平山起草的《农民问题决议 案》，却没有花力气去具体组织实施。担任中央局秘书的毛泽东，一时也无 暇去做。1924 年 12 月，毛泽东离上海回湖南养病。第二年春夏，在老家湘 潭韶山冲发动农民运动，开展“平粜阻禁”和“减轻租额”等斗争，并调查 了农村社会各阶级的情况。毛泽东的活动，引起土豪劣绅的忌恨，湖南省省 长赵恒惕电令湘潭县团防局急速逮捕毛泽东。在群众的保护下，毛泽东到了 广州，随后担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开展对国民党右派的斗争。经①
《中共中央政治报告选辑》，第 133、134 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81 年版。过调查和斗争，毛泽东于 12 月 1 日在《革命》第四期上发表《中国社会各阶 级的分析》一文。文章一开头就指出：“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 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毛泽东写了这篇文章以后，即进入 1926 年。 随着国共两党斗争的激化，特别是北伐战争的开展，和南方工农运动的蓬勃 掀起，毛泽东与陈独秀的分歧也就逐渐尖锐起来。　　1926 年 1 月，在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掌握的国民党二大上，毛泽东与广 东区委准备削弱右派的力量，在国民党中央委员的选举中，排挤右派。但陈 独秀与国际代表执行莫斯科关于联合新右派反帝的路线①，否定了毛泽东等人 的计划。结果，在选举出的国民党中委中，共产党员只有 7 名，左派 14 名， 右派和中派却有 15 名。在中央监委中，共产党员只有一名，右派占了绝对优 势，使国民党中委和监委联席会议时，造成左派孤立，右派势大，中派壮胆 的局面。　　1926 年 3 月 20 日，蒋介石制造“中山舰事件”，排挤打击参加国民党 军政部门的共产党员。毛泽东与当时在广州的陈延年、周恩来为首的中共广 东区委，主张联合当时尚未附蒋的其他国民党军事力量进行反击，被在华访 问的苏联共产党代表团否定，满足了蒋的要求。陈独秀在上海得知消息后， 起先束手无策，尔后一面根据党内群众广泛的要求，准备反蒋，一面请示莫 斯科，再次要求共产党退出国民党。共产国际指示在京准备回国述职的鲍罗 廷返回广州，执行向蒋妥协的方针，并批评陈独秀退出国民党的提议。陈独 秀退而积极执行妥协政策，写了给蒋的信和文章，表示拥蒋，引起毛泽东及 广东区委的不满。但毛泽东等也不得不表示服从国际和中央的方针。由于毛泽东在研究和从事农民运动上的杰出贡献，1926 年 2 月 5 日，他成为新成立的国民党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委员。11 月上旬，他又成为中共中 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在他的指导下，当时湖南的农民运动已经发展到打 倒土豪劣绅，建立农民武装和农民政权，突破减租减息，要求重新分配土地 的阶段。因此，国共两党在农民问题上的矛盾也尖锐起来。在 12 月中旬汉口 召开的中共中央特别会议上，毛泽东支持湖南区委提出的进行土地革命、解 决农民土地问题的主张。但掌握会议的陈独秀、鲍罗廷和维经斯基对形势的 估计落后于实际，不赞成马上解决土地问题，认为“土地还未成问题，目前 的农民问题是减租减息”，并提出不应以赞成不赞成解决土地问题作为是否 革命的标准。会议最后根据陈独秀的政治报告，通过决议，强调为了改善国 共关系，中共对于农民运动的指导，只能“向政府（尤在军事领袖）要求帮 助农民斗争”；规定党在农民问题的策略是：限制农民运动发展，反对“耕 地农有”。①之所以要这样做，其目的是想换取蒋介石由右向“左”、扶持汪 精卫取得国民党领导地位以制约蒋介石的军事势力。实际上，以牺牲工农根 本利益去迁就蒋介石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反动要求。这次会议标志着陈 独秀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的形成。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同陈独秀第一次进行 了面对面的交锋。　　毛泽东深深懂得，要求国民党“军事领袖帮助农民斗争”，只能是与虎 谋皮。所以这次会议后，他没有被共产国际和党中央的错误路线所束缚。12月 17 日，他从汉口到长沙，仍按他的思想领导了湖南省第一次农工大会。大①
参见《关于中国共产党对待国民党的策略的报告》，1926 年。①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2），第 389、401 页。会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宣言和决议案，提出农民运动的根本目标是“根本铲 除土豪劣绅的封建政权”。并指出：“农民在乡村中打击土豪劣绅，虽所取 手段出于法律之外，其实这是革命争斗中所必取的手段。这时候，不是东风 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怎能不严厉一点？若是骇怕‘纠纷’，采取 怀疑或反对的态度，这不算是革命党”①。但在具体政策上，毛泽东又不得不 执行中共中央 12 月会议的决议。他在大会讲话中指出：“我们现在还不是打 倒地主的时候，我们要让他一步，在国民革命中是打倒帝国主义、土豪劣绅， 减少租额，减少利息，增加雇农工资。”②　　为了回答国民党对农民运动的责备和刁难，同时也是为了说服党中央纠 正右倾错误，1927 年 2 月 16 日，毛泽东在湖南考察农民运动一个多月之后， 写报告给陈独秀，主张中央“在农民运动中采取新路线”，指出“从前我们 对农运政策上处置上几个颇大的错误点”。紧接着，他花了两天时间，写出《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主题部分，即第一章和第二章的前两节，以明 确而尖锐的观点，歌颂农运“好得很”，不是“糟得很”；贫农是“革命先 锋”，不是“痞子”，并论述了农民运动在完成这次伟大革命中的重要地位， 指出“矫枉必须过正”，推翻封建阶级几千年积累的权力，农民的行动“过 分一点也是对的”。18 日，此报告即送给党中央机关报《向导》，紧接着又 送了报告的其余部分，即 14 件大事。3 月 12 日，《向导》即刊出报告的主 题部分，而 14 件大事没有继续刊登出来。4 月份，中央主管宣传的瞿秋白为 毛泽东的全部报告出了单行本，并为此书写序，表示很赞赏。据瞿秋白夫人 杨之华回忆：瞿秋白要彭述之将《考察报告》全部登完，彭不予同意，才在 瞿的主持下出了单行本。五六月份，共产国际俄、英两种文字机关报《共产 国际》先后转载了《向导》刊印的这个报告。应该说，共产国际是十分重视 这个报告的。接着，中共中央就任命毛泽东为中央农委书记，给了他领导全国特别是南方数省农民运动的权力和机会，使他很快成为全党著名的农民运动领袖。 但是，陈独秀由于他的特殊地位，必须执行国际的维持国共合作的路线， 却处在一种极端矛盾的状态：一方面，广大农民群众和像毛泽东这样的农运 干部要求彻底的土地革命；另一方面，是大多数地主家庭出身或与土豪劣绅 有联系的国民党领导人和北伐军官因被冲击而反对土地革命。共产国际的指 示也是，既要求支持土地革命，又要求不使国共合作破裂。陈独秀受到两面夹击，惶惶不可终日。
毛泽东于 4 月 2 日被国民党中常委第五次扩大会议确定为土地问题委员 会成员。在出席土地委员会第一、二次会议后，19 日又出席第一次扩大会议。 这次会议听取湖南、广东和北方等代表关于农民运动状况和农民对土地要求 的报告。毛泽东提出解决土地问题应有一个纲领，内容包括：（一）解决土 地问题的意义；（二）土地没收的标准和分配的方法，这是解决土地问题的 中心问题；（三）农民以什么政权机关来没收和分配土地；（四）禁止买卖 土地和土地国有问题；（五）征收地税问题。在翌日举行的第二次扩大会议 上，毛泽东发言说，没收土地为解决土地问题的中心问题。解放农民不仅包 括现在耕种受痛苦的农民，也包括士兵在内。会议采纳毛泽东所提的意见，①
《湖南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宣言》（1926 年 12 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2）第 408—409 页。②
《湖南工农代表大会日刊》，1926 年 12 月 21 日。决定由邓演达、毛泽东、岳尔克（苏联顾问）和湖南、湖北两省农协代表各 一人组成五人专门委员起草解决土地问题的方案。　　22 日，毛泽东出席第三次扩大会议，国民党中央党部、国民政府的主要 负责人汪精卫、谭延闿等也出席。邓演达代表五人专门委员会作关于《解决 土地问题决议草案》的报告。他说：解决土地问题“原则上是平均地权，耕 者有其田，以至土地国有”；为适应农民迫切要求使联合战线不受危害，在 步骤上分为两步，第一步实行“政治的没收”，第二步实行“经济的没收”。 毛泽东对草案作补充说明：土地问题必须解决，解决土地问题于全国革命有 利益的。现在所决定的政治没收，是没收土豪劣绅军阀等等的土地，此为第 一步；进一步再没收一切不耕种而出租于他人的土地，此为经济没收。经济 没收在湖南已不成问题，农民已经自己分配。专就湖南的状况来说，用政治 没收的形式是不够的，但就一般而论，只能用政治没收。所以，国民政府应 明定一般的法规，同时又须颁行单行的法规，如湖南。毛泽东还说，自耕农、 中农的土地不没收，富农是要没收的。参加会议的汪精卫表示反对“决议草 案”，认为这个草案是以政治没收为名，行经济没收之实，因为一切大、中、 小地主都可加以反革命头衔而没收其土地。24 日的第四次扩大会议，继续讨 论土地没收和分配问题，毛泽东发言只得同意全部（包括湖南）用政治没收 的办法解决土地问题；同时指出，须再加以限制，说明界限，没收土豪劣绅 军阀反革命派的土地是无人反对的。然而，在 26 日举行的第五次扩大会议上，应邀出席的陈独秀和鲍罗廷只表示原则上赞成这个政治没收的办法，却提出还不能马上实行。他们强调， 解决土地问题需先有农民政权；需先由国民政府农政部规定具体办法，由各 省依据当地情况实施。这就等于连政治没收也取消了。因为国民党掌握的国 民政府是不准备解决土地问题的。汪精卫则在第六次土地会议上表示，解决 土地问题，必须在全国统一之后。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五大在武昌召开，大会批评了陈独秀的右倾错误。毛泽东向大会提出了一个农民运动决议案，建议广泛地重新分配土地。但是， 未被采纳，甚至未予讨论。毛泽东后来归罪于陈独秀支配下的党中央。其实， 陈独秀在五大上虽然与鲍罗廷共同主张“先扩大，后深入”的方针，即先北 伐打到北京，再进行土地革命。但当时因国际准备撤换陈独秀，掌握五大领 导权的不是陈独秀，而是国际代表罗易等人。因此大会通过的决议，否定了 陈独秀的主张，确认了政治没收的方针，但又强调实行这个方针必须通过国 民党。结果，因国民党反对而落空。　　就这样，在土地问题没有得到任何解决的情况下，中共五大因找不到合 适的人选代替陈独秀，仍然选举他为总书记，毛泽东选为中央候补委员。两 人虽然在对资产阶级国民党右派的斗争策略和农民问题上有分歧，但因都得 服从国际的路线而没有决裂。　　大革命面临失败危机，7 月 4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举行会议，讨论如 何保存农村革命力量，毛泽东列席会议。陈独秀在会上提出：农民协会会员 和自卫武装可以利用国民军招兵机会加入，但要保存与农会的联系以维持其 阶级性、革命性。毛泽东发言则说：关于省农协有两种策略：（一）改成安 抚军合法存在，此条实难办到；（二）此外尚有两条路，（1）上山，（2） 投入军队中去。“上山可造成军事势力的基础”。“不保存武力则将来一到 事变我们即无办法”。　　　　紧接着，共产国际虽然采取新方法，也无法挽回大革命的失败。此后， 毛泽东与陈独秀也终于分道扬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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