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子论文]框架理论视野下的“城管与小贩”冲突类议题研究
――以中青报系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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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鉴于当前与城管和小贩有关的新闻常常涉及暴力、冲突，本研究选取框架理论作为理论背景，以中青报系为例，采取个案研究的方式，选择“夏俊峰案”与“临武城管打死瓜农案”两个事件，通过对报道时间、数量、体裁、主题及信息来源的分析，发现“报网同行”的趋势愈发明显，评论成为“城管与小贩冲突”议题使用最多的体裁，作为弱势群体的小贩被媒体关注更多，媒体没有全面呈现民间舆论。
关键词：冲突类议题；框架理论；中青报系
一、研究缘起
当前与城管和小贩有关的新闻很多涉及冲突、暴力，城管多是施暴者，而小贩多是受害者，于是社会舆论基本上一边倒的站在小贩这边，声讨城管暴力执法，缺乏作为管理者应有的正义和规范。就笔者观察来看，现实中的确存在一小部分蛮横骄纵、热衷暴力而从不体恤黎民百姓的城管，笔者担心的是这一小部分人会被无限放大，进而将城管整体污名化，导致官方和民间的关系更加紧张而难以调和。
就此，本文的研究缘起主要在于以下思考与疑问：比起网民对城管一边倒的立场，媒体是怎样报道城管与小贩冲突事件的？媒体报道这样的冲突事件时是否有偏向一方的嫌疑？当冲突发展到极限，即一方死亡时，媒体在报道小贩死亡和城管死亡有什么异同？通过本研究，笔者希望检验大众传媒在冲突事件的报道中是基于客观公正的立场，还是呈现出某种有倾向性的新闻框架和舆论导向。而本文的研究价值也在于此，希望启示广大媒体：对冲突事件的报道应基于客观公正的立场，全面呈现新闻事实、深入分析冲突原因、积极寻求解决之道，最终有利于缓解不同群体之间的冲突，为社会润滑；而不是热衷于博眼球、同情弱者、畏惧强者等，最终使报道失去客观公正之味，甚至增添双方误会，加剧社会冲突。
二、研究的理论背景
本文选取框架理论作为研究的理论背景。“框架”的概念最早由是人类学家贝特森（Bateson）提出，后来由戈夫曼（Goffman）将其引入社会学领域，成为一个重要的理论概念。戈夫曼在《框架分析》（Framing Analysis:An Essay on the Organization of Experience.）一书中认为框架是人们用来认识和解释社会生活经验的一种认知结构，它“能够使他的使用者定位、感知、确定和命名那些看似无穷多的具体事实。” 吉特林(Gitlin)将戈夫曼的概念向前了一步，将框架定义为“关于存在着什么、发生了什么和有什么意义这些问题上进行选择、强调和表现时所使用的准则。” 甘姆森(Gamson)在《媒体框架：媒介话语与大众关于核能的意见：一种建构的方法》更是直接将框架视为“新闻内容的中心思想”。恩特曼(Entman)提出新闻框架经过选择与排除后产生新闻，能使新闻工作者快速地把信息进行常规处理、包装后有效地传递给受众 。
在新闻传播领域，目前跟框架有关的研究主要有两种，一是对框架的概念进行探讨与梳理，二是把框架的概念作为一种理论视角或研究方法来研究媒体报道的新闻框架。借框架理论进行新闻框架研究主要集中在新闻生产、媒介内容、效果研究 三方面。新闻生产的角度主要是研究新闻框架是如何被构建起来的，以及影响媒体进行新闻框架构建的因素有哪些，黄旦认为从框架理论分析新闻生产就是一种社会性生产 ；媒介内容研究考察的是新闻框架是如何呈现的，以及不同媒体新闻框架的对比分析；效果研究，即受众框架的研究，是研究受众对新闻框架的解读，以及受众框架与新闻框架有多大的契合度。本文主要是就当今争议颇多的“城管与小贩冲突”议题，基于框架理论对媒介内容进行研究，即媒体报道城管与小贩这一冲突议题时呈现了一种怎样的新闻框架。
三、研究方法
（一）个案的文本分析
本文主要抓取文本研究，通过对新闻文本的分析来寻找媒体对“城管与小贩冲突”议题报道的奥秘。本文将以中青报系为例，采取个案研究的方式，选择“夏俊峰案”与“临武城管打死瓜农案”（后简称“瓜农案”）两个事件进行研究。
（二）样本选取
文本选择的具体过程如下：进入中青在线站内新闻检索，搜索位置项选择栏目为“全部”（包含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青年商旅报、青年时讯、青年参考报），于“在正文进行搜索”空白处输入“夏俊峰”，日期范围为不限（截止到今天是日），搜索结果排列方式为“按日期排列”。鉴于标题搜索会遗漏很多报道，所以选在正文中搜索，以获取尽量多的样本。设置完毕，搜索结果共计51项，除去4篇网页已删除的、23篇正文出现过“夏俊峰”三个字但与本案无关的、2篇重复出现的、3篇头版预告的，最后得到有效样本19篇（中青报7篇，中青在线10篇，青年商旅报2篇）。同样条件下，输入“城管”“瓜农”两个关键词，呈现结果58篇，刨除32篇与该事件不相关的、6篇重复的报道，最终得到有效样本17篇（中国青年报3篇，中青在线13篇，青年商旅报1篇）。
（三）类目建构
本文将主要研究变量设计为报道时间及数量、报道体裁、信息来源、报道主题。瑟曼特克等学者曾归纳出5个通用性的新闻框架类型：冲突、人情味、经济影响、道德和责任。本文将借鉴这个框架，再根据本文需要，从事实、争议、原因、问责、影响5个框架来分析“城管与小贩冲突”议题的主题框架。
1、报道时间及数量
“夏俊峰案”从发生到现在已四年有余，时间跨度大，因此以半年为一个时间点，共设10个。“瓜农案”发生在今年7月17日，中青报系对其最后一次报道是8月8日，持续时间不到一个月，故以5天为一个时间点，共设5个。
2、报道体裁
新闻体裁一般指新闻媒体所传播的新闻作品的各类载体形式，是新闻内容与表现形式相统一的报道样式的通称。 新闻有多种体裁，本文采用消息、深度报道、评论三种分类的方法。
3、信息来源
信息来源指的是新闻报道中提供信息的一方，尤其是冲突类议题，信源是一家媒体报道倾向的重要体现。本文将“夏俊峰案”有关报道的信源归为四类：夏家（包括其辩护律师）、城管（包括受害城管家属）、法院、其他（学者、网民、小贩等）；临武城管打死瓜农一案信源有家属、当地政府、医院、其他（学者、网民、小贩等）。
4、报道主题
报道主题是彰显新闻框架的重要元素，而一篇报道可能存在多个主题，为了尽可能全面、准确地把握中青报系报道“城管与小贩冲突”议题的主题框架，笔者在分析了全部文本后，将其主题框架总结为事实、争议、原因、问责、影响五个类目，然后给一篇文章划归1到3个类目，最后查看各主题框架的出现情况。在本文操作中，事实指的是事情的真实情况，包括事物、事件、事态，即案件中客观存在的一切物体与现象、事情的发生过程及最新消息等；争议包含对受害者死因的争议、对施害者行为定性的争议；原因包括受害者死亡的原因、当事双方争执的原因、城管与小贩冲突的原因；问责主要是指如何追究加害者的责任；影响主要包括案件对当事人家属的影响、对其他城管与小贩的影响、对相关制度建设的影响。
四、研究发现
通过对“夏俊峰案”和“瓜农案”两起城管和小贩冲突事件的多方面分析，并结合附录部分的新闻样本统计表，本文将从报道时间及数量、媒介分布、报道体裁、信息来源、报道主题几方面展开研究。
（一）报道时间及数量
“夏俊峰案”发生于日，一审判决死刑日，终审判决维持一审判决日，最高法院核准后执行死刑日。从图1可以看出，中青报系对“夏俊峰案”并没有全程跟踪，案件发生之时以及一审判决并没有引起中青报系的关注，相关报道数量为0，报道的两个高峰在月和月。其中，第一次高峰的报道多集中在日之后，即终审判决之后；第二次报道高峰发生在2013年9月、10月，即夏俊峰被执行死刑后。
“瓜农案”发生于日，两天后即7月19日瓜农家属获当地政府89.7万赔偿，涉事城管于7月20日被刑事拘留，7月31日尸检结果公布。由图2可以看出，中青报系对“瓜农案”的报道比较完整、充分，基本上做到了全程关注，7月17日到7月21日，即事件发生初期是报道的高峰，随后报道数量逐渐递减，尸检结果公布后略有上升。
（二）报道体裁
在搜集到的19篇“夏俊峰案”新闻样本里，三种报道体裁在数量上差异较大，消息最少，只有4篇，占总量的21%；深度报道6篇，占总量的32%；而评论多达9篇，占总量的47%。根据图1，6篇深度报道全部出现在第一个报道高峰；评论则集中出现在第二个报道高峰（9篇评论中7篇出现在此），而且此阶段只有8篇报道，评论占了87.5%；消息则在两个高峰期零星出现，所占比例极小。
比起“夏俊峰案”，“瓜农案”的三种报道体裁在数量基本持平，评论略多。17篇报道中，消息5篇，占样本总量的29%；深度报道5篇，占29%；评论7篇，占41%。（由于小数点后采取四舍五入，使得三者相加只得到99%）根据图2，该事件中三种报道体裁各自出现的间隔期也相当，没有集中出现在哪个阶段。
（三）信息来源
夏俊峰致城管死亡一案相关报道中，对立的双方，即夏家和城管，在信源出现的频率上差距较大，作为受害的一方城管作为信源只出现过2次，而夏家作为信息来源出现多达7次，占信源总数的39%，是城管的3.5倍。此外，法院作为信源出现过2次，占总数的11%，其他（包含学者、网民、小贩等）作为信源占总数的39%。从时间轴上来看，夏家作为信源虽然最多，但只集中出现在第一个报道高峰期，即夏俊峰终审判决后一段时间，在第二个高峰期（夏俊峰被执行死刑）一次都没出现。
临武城管打死瓜农一案中，对立的双方瓜农家属与当地政府分别出现4次和5次，占到总数的21%和26%，相差不是很大。承担过世瓜农尸检工作的医院作为信源出现3次，占16%，其他（学者、网民、小贩等）出现7次，占总数的37%。此案中受害方瓜农家属作为信源出现的时间位于7月19日到7月22日之间，即事件的开始阶段，后续报道再没有出现。
尽管两个案件中小贩作为信源都仅仅出现在报道初期，但是不同的是瓜农案中是瓜农家属在与政府就赔偿事宜达成一致后主动不愿再接受记者采访，瓜农女儿也发微博表示“政府已经妥善安抚好了家人”“我们已经不希望受到外界太多的打扰”等；夏俊峰案中，夏俊峰家属由于一直不服判决而渴望发出声音，但是中青报系在一系列的报道中并没有将其作为信息来源。
（四）报道主题
在“夏俊峰案”的19篇样本中，共分析出34个主题框架，争议框架与影响框架出现频次最多，都是9次，分别占总量的26%；然后是原因框架18%（6次）、事实框架15%（5次）、问责框架15%（5次）。“瓜农案”有样本17篇，主题框架合计32次，其中问责框架出现多达11次，占34%，是出现最多的主体框架；其次为事实框架，9次，29%；后面依次为原因框架19%（6次）、影响框架12%（4次）、争议框架6%（2次）。
中青报系对“夏俊峰案”和“瓜农案”的报道在提主题框架上基本与实现吻合。争议框架与影响框架在“夏俊峰案”报道主题中占了51%的比例，夏俊峰到底是故意杀人还是正当防卫一直是该案的争议焦点，案件的发生给几个家庭造成巨大影响，对整个城管制度都也带来一定冲击与反思。“瓜农案”最为人关注的则是瓜农的真正死亡原因和对政府以及涉事城管的问责，原因框架与问责框架所占比例高达53%。
从时间流变看，争议框架在“夏俊峰案”前期出现较多，多达7次，到后期仅出现2次，由此可见中青报系后期的报道基本上跟官方保持一致，虽有2次争议框架（“高墙”与“鸡蛋”之争、民意与法治的博弈）呈现，但都是以评论的形式对争议作出判断，没有停留在争议。与此相对的是问责框架前期出现1次，后期出现4次，也是中青报系最终对该案定调的表现。“瓜农案”在时间上变化明显的是问责框架，事件初期（07.17-07.26）出现8次，然后骤减，后期总共才出现3次，事实上并非中青报系不再关注，而是现实中对相关责任人的问责一直没有下文。
五、结语与讨论
（一）“深度+观点”成为媒体应对冲突议题的杀手锏
在城管与小贩冲突类议题中，评论是媒体报道使用最多的体裁，其次为深度报道，最少的是消息。当城管队员明显执法不当、地方政府又应对不善时，媒体的批评之声有力、到位、毫不犹豫；但是，当案件由最高法过问之后，即使民间还有争议，作为主流的传统媒体也基本与上保持一致，以多篇评论的形式对该案表现出附和的态度。如今，时效性优势渐渐被网络媒体、社会化媒体取得，做深度、有观点成为很多传统媒体的共识，这是竞争所需，也是优势与责任所在。
（二）责任界定是否清晰影响着媒体报道框架的选择
从报道主题来看，媒体对冲突议题的报道并非遵循固定的框架，而是根据冲突中责任界定清晰程度来定。当冲突双方责任十分明确时（“瓜农案”），媒体更多的是遵循事实框架与问责框架，即一边呈现客观事实，一边对责任方（城管队员）进行舆论谴责；而当冲突双方责任界定模糊时，媒体更多是选择争议框架、影响框架，一方面展现双方及社会对加害者应该如何负责的争议，一方面报道冲突事件给当事人家属、其他小贩和城管以及对相关制度建设的影响。
（三）冲突的弱势一方被媒体关注多、同情多
通过分析“城管与小贩冲突”相关报道的信息来源，无论谁是受害者，作为社会弱势群体的小贩总是更多次的出现地。人的生命是宝贵而平等的，同样作为重要的信息来源，按理说不应因身份高低而受到不一样的关注，但是同是受害者家属，媒体给予更多关注的是作为社会弱势群体的小贩，而城管队员家属则一次也没有出现在媒体的报道中，当事方城管局也仅仅出现过两次，远低于夏家。媒体过于关注冲突的弱势一方，必将导致公众更多听到这一方的声音，而忽视了另一方。如此选择，必然有失新闻报道的平衡性，也不利于全面客观地呈现新闻事实，甚至有可能造成偏激的舆论导向，同情弱者容易走进“民粹”的陷阱。
（三）冲突的强势一方被媒体关注少、批评多
当强势的一方城管队员成为受害者，其家属一次也没有出现在媒体的报道中，当事方城管局也仅仅出现过两次，远低于小贩的家属。当然，作为政府单位、政府工作人员的家属，在接受采访上可能会受到一些约束，不像普通公众那般“自由”。但是，城管一方的强势并非始终不变的，城管队员在冲突中丢掉性命对于其家庭来说无异于一根顶梁柱的坍塌，对这个家庭打击是难以承受的，此时城管队员及其家庭丝毫没有强势的色彩。值得注意的是，在“夏俊峰案”中，即使是法院将责任界定清楚之后，媒体对作为责任一方小贩的问责强度也明显低于“瓜农案”中对城管的问责，由此可可见媒体对政府工作人员有着更高的要求，知法犯法会招致更严厉的问责。原本是“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在媒体的批评声中，“王子犯法比庶民罪更重”。
（四）媒体报道冲突议题的框架受限于官方“意见”
每有城管与小贩冲突事件发生，博客、微博、微信等自媒体在传播上常常表现出快捷、间歇性、碎片、主观等特点，而作为大众媒体代表的报纸则呈现出相对滞后、持续性、理性客观的特点。从分析事实、争议、原因、问责、影响五大主题框架来看，中青报系在报道上相对客观理性，但是当最高法最终判定夏俊峰有罪后，作为团中央下属的中青报系也只是跟着“唱戏”，与官方意见保持一致。因此，媒体对冲突议题的报道是局限在某个框架之内的，而制定这个框架边界的除了媒体自己，还有官方“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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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系天津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
(责编：张惠丹（实习生）、燕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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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民 网 版 权 所 有 ，未 经 书 面 授 权 禁 止 使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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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cn. all rights reserved　　作者简介：涂舒（1986-），女，南京人，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社会发展与战略规划、创新经济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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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发国家创新模式选择:一个综述性理论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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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涂舒（1986-），女，南京人，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社会发展与战略规划、创新经济学。 中国论文网 /2/view-4594505.htm　　基金项目：中央高校基本业务费项目，项目编号：12XN084。 　　摘要：本文梳理了理论界对后发国家创新模式及路径选择的有关文献，构建了一个理论框架来解答后发国家原始性创新的可能性与可行性，认为在跳出“后发优势”的理论和现实束缚基础上，后发国可以从先发国崛起的过程中寻找本国原始性创新能力提升的内生性要素。 　　关键词：后发国家；跳出“后发优势”；原始性创新能力；内生性要素 　　中图分类号：F11文献标识码：A 　　一、后发国家为什么要创新 　　世界经济体系呈现出以掌握核心科技和资源的先发国家（First-mover）为中心，依附于先发国家的经济与科技水平的后发国家（Late-comer）为边缘的结构状态。“依附型经济”的发展模式使后发国家被锁定在“俘获型”国际分工的低端，在实现经济、社会转型过程中同时陷入“赶超陷阱”（张建忠，刘志彪，2011）、“日本陷阱”和 “拉美陷阱”（国宏经济观察者，2012）。 　　应当看到的是世界经济发展同时呈现出动态性的兴衰更替，在现代经济发展史上先后有四次先发国家被后发国家赶超的成功典范。从世界体系结构变迁的视角来看，创造性的学习过程是其演化的根本原因（何杰，2008）。历史实践证明，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只有在政治、经济、社会及文化等领域进行创造性学习并有重大科学创新的国家和地区，才能成为世界的领导中心。在包括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等结构元素的创新体系中，不断的创造性学习基础上的理性选择过程即是结构系统中各元素功能实现并不断创新变化的过程。这里的学习机制是指文化思想的变革、社会发展的合作、政治博弈的选择和经济发展的扩展，归根结底，是突破性技术进步与适应性制度变迁的共同演化，并在此基础上形成内涵于国家创新能力的国家创新体系。 　　知识经济时代全球化的竞争将由学习机制造就的创新能力推进到原始性创新这一创新前端，与此同时，国家创新体系也呈现出全球化的趋势和效应（贾根良，2003）。先发国家利用原始性创新实现科学技术的重大突破、高新产业的崛起、经济结构的转化与社会发展的机会，另外，在垂直化国际分工中，核心技术溢出变得越来越困难，“干中学”对母国人力资本和知识技术存量的要求越来越高，这意味着后发国家在“依附型经济”发展模式的路径下，无论在技术水平还是经济发展上都会被先发国家拉开更大的差距；此外，基于技术溢出效应的“追赶型”后发国家在刚开始可能会拥有比发达国家更高的经济增长率，但是当后发国家接近技术前沿时，他们也不得不面对一个经济放缓的事实（Tsutomu Harada，2012）。 　　二、后发国家如何创新：模式选择与路径实现 　　（一）理论逻辑起点：从“后发优势”理论谈起 　　关注各个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是亚当·斯密的兴趣。20世纪前半期，先是新古典经济学，接着是凯恩斯经济学主宰了整个主流进程，给对经济发展的分析留下了狭小的空间。格申克龙的研究是个例外，他的主要贡献是运用“后发优势”理论分析后发国家在“南北”框架下的发展和追赶路径（Gerschenkron，1962）。“后发优势”理论主要说明了欠发达国家在对发达国家的经济追赶过程中具有某种来自于落后的优势，后进国家或地区所具有的内在的、客观的有利条件，能够使得发展中国家或地区比发达国家或地区实现更快的发展速度，表现为一种势能优势。这一理论表明后发国家工业化存在相对于先发国家而言的更高的时间效率的可能性，同时被用于解释许多国家经济增速中的收敛于发散（Abramovitz，1986； Howitt，2000 and Howitt and Mayer-Foulkes，2002）。他的研究也带动了一批基于“后发优势”和技术溢出的视角分析经济成功追赶的后发国家的经验案例（Hobday，1995； Kim and Nelson，2000）。研究结果表明，过去经济追赶成功的后发国家存在着三个共同特征：第一，所有技术能力积累的成功广泛依赖于人口的跨国流动（cross-border flows of people），这些流动反映出一种融合，即当时的落后国家的人们出国学习然后回国，发达国家的人们在发展中国家作为当地或外国企业的顾问、教授或技术人员。这样一来，在18世纪末和19世纪，当英国的技术人员移民到美国或欧洲大陆时，他们在关于本国生产技术的知识扩散上发挥了重要作用（Landes，1969；Pollard，1981）。19世纪末20世纪初日本产业的发展大部分归功于外国技术顾问和日本在国外的公民的引进（Odagiri and Goto，1996）。最近，韩国和我国台湾电子产业的发展主要依靠知识转移的类似机制的帮助，同样的事实也发生在如中国和印度的其他产业中。然而，我们也注意到早期人口的跨国流动是个人寻找国外经济和就业机会的结果，最近各种组织为这样的流动创造了条件，工商企业成为一个逐渐发挥重要作用的渠道。在过去四分之一个世纪，人口的跨国流动中的一个重要部分是处于追赶战略中的后发国家在工程和应用科学等相关领域的出国留学。最近对相关政策争论的焦点是从人才流失的成本到人才循环过程的机会提高。在21世纪追赶战略实施中，大学发挥了更加重要的媒介作用。19世纪和20世纪成功超越经验的第二个共同特征是政府大力支持工业发展，包括各种形式的保护，直接和间接的补贴。主要的争议是一些发达国家先发企业在本国产业中受到的保护，这个争议首先由Hamilton（1791）提出，主要关于美国，几十年后由List（1841）讨论关于德国发展的需要；格申克龙研究的核心就是提出一个关于发展中经济的追赶视角（1951）；日本、韩国、中国台湾的成功追赶经验是政府对产业发展的积极支持的关键例子。20世纪成功实现追赶目标的所有国家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支持政策使得本国低效率或无效率产业获得增长。发达国家的政府和工商企业对这些政策的敌意持续增长，尤其是在政府支持创造出国际市场上危险的竞争者的时候。第三个特征是实行知识产权制度的国家没有严格限制他们国家的企业实际上复制先进技术并用于发达国家的能力。即使拥有了专利特许（转让）权协议，通过收取一定费用或其他条件的模仿或技术转移的权利仍然大部分被允许，而不是发达国家的公司进行知识产权的积极保护。
　　在“后发优势”理论基础上，模仿引进创新被大部分学者认为是对于后发国家技术进步来说最优优势的路径（Mansfield，1981；Barro，1997），通过对发达国家（跨国公司）技术扩散过程中的模仿与引进可以实现经济增长的收敛。日本学者南亮进提出“最后一跃”问题探讨日本后发优势的产生与消亡，是对“后发优势”理论的检验和发展。在中国创新模式的选择问题上，大部分研究获得基本一致结论（刘洪涛，1999；杨名，2006；林毅夫，2003），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似乎也进一步证明了这些结论。但也有研究认为引进技术不利于后发国家的经济发展，原因是工人的劳动技能在先发国家和后发国家之间存在着差异，而这种差异的存在决定了两类国家不能使用相同的技术（Acemoglu and Zilibotti， 1999）。该观点的一个隐含假设是，后发国家总是引进先发国家最先进的技术，这被认为是与现实存在较大的差距以及对“后发优势”理论的误解。 　　基于“后发优势”理论，传统的创新模型将世界分为工业化创新国家（北方）和模仿型发展中国家（南方），但并没有解释在世界经济体中这些国家的角色为何被这样假定。Park（2008）批判了南北模型中缺乏对于南方R&D的分析，Currie et al.（1999）在模型中论述了南方有创新能力，但并不是模仿的目的。有研究发现当南方的知识产权保护超过一个严格的水平值，南方的创新型R&D就会发生。 　　但理论界也并非一边倒向“后发优势”理论。其中，“后发劣势”可谓对“后发优势”最直接的挑战。“后发劣势”理论认为，后发国家在追赶先发国家的进程中，重视引进技术和加快工业化进程，但同时也忽视了消化学习吸收再创新技术与培养工业化发展的制度土壤，因而造成了后发国家缺乏相应的制度土壤支撑，国家的发展因而缺乏可持续能力。林毅夫反驳了杨小凯的“后发劣势”理论，认为宪政改革并不是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并列举了印度、日本与新加坡的例子。后发国家并非要实现英美式的宪政体制改革才能避免后发劣势的发展，后发优势和能否赶超的关键在于要素禀赋结构的提升及比较优势发展战略的主导（林毅夫，2003）。对于林毅夫的观点，本文存在一个疑问：在成本收益原则分析的基础上，引进模仿式创新与原始性创新的收益如何衡量？ 　　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后发优势”假说与经验显示矛盾，国际收入差距在逐渐扩大，因而该理论仅适合用于特定国家的特殊时期。阿伯拉莫维茨针对这一质疑，提出了“追赶假说”，认为解释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区分潜在和现实，“追赶假说”是建立在潜在的基础之上的。同时强调，“后发优势”理论是基于潜在的后发优势，只有在一定的限制条件下才成立（M Abramowitz，1989）。一些学者还引入“吸收能力”用于解释后发国家追赶失败的原因（潘士远，2006；肖利平，2010；戴魁早，2008）。 　　在后发优势被过多研究的同时，先发优势成为一个相对较新的视角。先发优势确实在技术变革的过程中发挥着显著作用。试想，如果后发优势单独存在，所有的企业和国家最终将会收敛到一个相同的技术水平上，其结果是，一个持续的比较优势不会出现。然而事实上，技术差距（technological gaps）确实存在于许多国家、行业和企业中，并且沿着确定的技术轨迹（technological trajectories）向前发展。这种先发优势是通过“干中（复杂）学”并用于具有隐秘性和专用性（technological tacitness and appropriability）技术的结果。隐秘性和专用性的假定意味着跟随者不能通过学习吸收领先企业和部门的技术溢出而获利，那么由于这些障碍的存在，只有领先的企业和部门能获得增加的收益。 　　对后发国家的创新来源的研究认为，其主要有三种途径：国内R&D投入，国外和国内机构的转移以及从其他企业的溢出。国内R&D指的是发展创新产品和创新过程的内生努力。已有文献对发展中国家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后两种类别。从美国到日本、韩国等国家的经验表明，进口——模仿——吸收——消化——再原始创新是对于后发国家来说的一种有效路径。但是，对于传统经济体（中国）的创新分析所做的努力，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国内创新活动（indigenous innovative activities），而将更多的注意力放在从发达国家的技术转移上（Ho，1997；Walsh，1999）；同样获得重视的还有从外国投资获得的溢出效应，这种溢出效应是指国内企业基于外国企业的存在获得的外部性（Blomstrom and Wolff，1994；Hu and Jefferson，2002；Liu and Wang，2003；Liu，2002；Tian，2007）。对于中国的研究，理论界有不同的观点：一些学者认为外国投资具有积极的溢出效应（Buckley et al.，2002；Liu and Wang，2003；Tian，2007），另一些则揭示了负面的溢出影响（Hu and Jefferson，2002）。Crespon and Fontoura（2007）发现对于FDI的溢出效应不能得出单一的结论，FDI影响的属性基于一系列因素：外国公司和本国公司之间的技术差距以及本国公司的吸收能力，外国投资的特点如国家的来源，以及贸易政策和东道国的知识产权保护。 　　相比技术转移和FDI的溢出效应，国内的R&D被认为对于后发国家来说不显著重要，这些国家的企业主要任务是学习发达国家的企业并转移先进技术。然而，国内R&D在这个阶段对于企业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它有利于培养内生吸收能力和长期的创新能力（Bell and Pavitt，1997；Cohen and Levinthal，1989）。没有这些国内的能力，后发国家的企业不能控制和筛选（monitor and screen）市场中的技术，不知道如何以及引进什么技术。 　　（二）对后发国家原始性创新的关注
　　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使得国家竞争力的关键因素转变为核心知识和技术的创新，国际分工方式的产品内分工趋势也促使技术学习、交流、溢出的模式发生改变，促使国内外研究后发国家创新模式的视角开始扩展到原始性创新上。根据经验研究的结果，在世界范围内，现代技术革命的成果约有90%源于原始性创新，美国的技术创新有78%为首创或技术突破型，它是美国经济持续繁荣的主要动力。另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在基础研究的原始性创新中，一些具有很强学术性、探索性、创新性的小项目，会对科学的发展产生不可估量的作用。20世纪中后期，美国基础研究中的重大科学成就，75%来自于不为人们关注的小项目，诺贝尔科学奖的得主也有很多来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先发国家的创新系统使那些有独立思考、独创精神的小人物和青年人才进入资源配置的范围内。 　　原始性创新为先发国家带来的持续增长动力及全球化与国际分工模式的不断变化，为后发国家经济发展与创新模式提供了理论启发。后发国家解决技术进步的源泉不再局限于引进模仿，而是演化为五类路径：自力更生型、“模仿——创新”型、简单跟进型、被动引进型和合资引进型。这五种类型可以单独存在，但常常是以协同演进的模式发挥作用。 　　有研究在自主研发和技术引进两种模式的基础上拓展了中间产品内生增长模型，进而讨论了后发国家技术进步模式的决定机制，其研究结果表明，在均衡增长路径上，自主研发比重的提高对后发国家的技术进步具有正向推动的作用，同时知识产权保护的加强能够激励本国自主研发及强化国外已有专利对技术后发国家自主创新的阻碍；均衡时，知识产权保护与自主研发比重、技术增长率和经济增长率呈现倒U关系。除此之外，经验研究表明，自主研发投入（in-house R&D）对于后发国家的创新具有显著的贡献。Liu and Wang（2003）的研究发现自主研发投入对中国工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具有积极和显著的影响。自主研发投入能够帮助国内企业获取FDI的溢出效应。但是，很多目前的研究表明反过来也成立。在对中国企业创新的分析中，Abraham et al.（2006）发现自主研发投入显示出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消极影响，研究还发现自主吸收能力是由企业有形资产来衡量的。 　　国内对于中国创新模式的研究主要基于中国的存量分析，大量研究集中于创新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代表有新古典增长理论和内生增长理论。新古典增长理论认为经济过程受到资本边际报酬递减规律的制约，最终实现稳态、给定人口增长率和资本保持不变，新增投资将主导着人均资本，进而决定着经济总体的增长速度。在稳态处，尽管人均变量的增长率为零，但如果考虑无意识的干中学效应及知识的非竞争特性对经济产生的正外部性，在能够弥补资本边际报酬递减的情况下，即使没有任何的技术进步，人均产出也可以实现长期增长，且更高的投资水平会导致更高的长期增长率。该理论为中国过去30年高速增长的经济现实提供了部分依据。内生经济增长理论认为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最终因素，技术进步主要来源于企业或国家的研发活动。近年来，也有一些国内学者的研究认为，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经济增长并非是无效率的，全要素生产率体现在设备引进上，且这种经济增长是可持续的。国内主流的对于创新模式选择的研究认为，基于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经济发展阶段，以及由于远离世界技术前沿的技术存量及技术绑定，我国必须依次经历模仿阶段、由模仿向创新过渡的阶段和创新阶段。本文认为，这种“后发绑定”的发展、改革和创新思路会令思路与模式处于被动选择的困境中，探索被压抑的竞争优势，释放已存在的创新力，是中国目前亟待解决的问题和创新能力成长的实现机制。此外，R&D等创新基础条件被证实对于中国创新能力和创新效率的增长不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包括国家角度和区域层面，从而部分否定了内生增长理论把创新能力抽象为R&D活动的努力结论。国家虽然支持科学家的自由选题和探索，尊重科学家独特的敏感和创造精神，鼓励他们进行“好奇心驱动的研究”，但目前普遍存在的现象是，研究以容易获得国家基金支持为导向，出现很多低水平重复的研究。 　　（三）先发优势战略：基于原始性创新能力成长的跨越式选择 　　后发国家进行原始性创新的可行性集中体现为以先发优势战略为核心的蛙跳模型（Leapfrogging model）。蛙跳模型的逻辑起点是先发国家与后发国家动态变化假说：即先发与后发不是静止不变的，而是动态性变化的，后发国通过把握创新突破性新技术的机会，有可能赶上甚至超越原先的先发国家。在此假说基础上，为摆脱后发经济与技术锁定的国际分工位置，与先发国家争夺经济发展与科技创新领导权，后发国家可选择先发优势战略来实现蛙跳，即集中优势资源在局部产业及地区上，以此实现跳跃式发展。其中，国际竞争的蛙跳模型是基于先发优势战略提出的后发国家的创新发展路径，在该路径下，后发国家可以直接选择和采用某些处于技术生命周期成熟前阶段的新技术，以高新技术为起点，在某些领域某些产业实施技术赶超，从而超过原来的先发国家。与蛙跳模型相类似的概念是蛙跳效应。蛙跳效应是指在初始时刻的技术后进者，在未来某个时期，从整体上成为技术领先者。英国18世纪超过了荷兰，美国和德国在19实际末期超过了英国，日本的后来居上都是蛙跳事实。蛙跳效应的出现是基于一个已经建立的生产与技术范式上，出现了一个新的技术发展方向或轨迹，技术的突然变化和不连续发展，引起许多新的市场进入者，给原来技术领先者的企业或国家造成严重威胁，如应用集成电路（ASICs）的出现，导致欧洲几大电子企业的生产，形成新的国际电子产业与竞争格局。发展中国家无论选择技术学习模式还是嵌入式都是技术后进国家的技术追赶战略。这样的战略下，发展中国家很难超越发达国家的技术水平，仅仅是缩短技术差距。只有通过实行独立的研究与开发模式，才能在某些新的领域出现蛙跳效应。 　　Krugman、Brezis and Tsiddon（1993）认为存在两种技术进步类型：常规型技术变革和非常规型技术进步。前者是在一个既定技术框架内实现的，主体是技术领先国，方式是干中学；后者是一种全新的突破性的技术，技术领先国的企业受制于高工资成本及在原有技术框架内已建立的高生产率，不倾向于采用陌生的新技术，因而被技术追随国采用全新技术而赶超。但是什么样的后发国能够后来居上，研究并没有给出解释。汪立鑫（2008）在讨论技术扩散的“蛙跳趋势”时，放弃完全竞争市场假说，将制度背景作为参数引入模型，分析制度背景的差异对技术进步及经济增长过程的影响。得到的结论是：有制度参数和国家规模参数（总人口）所决定的综合参数对于一个国家技术进步及经济增长的意义，如果后发国的综合参数值能由比先发国低的值跃升为比先发国高的值，则后发国从此就走上赶超之路，最终实现“蛙跳”。
　　在蛙跳模型和蛙跳效应的基础上，后发国家可以实现“蛙跳型经济”增长（Leapfrogging-oriented Economic Growth）。其内在机理是一种“资本积累-效率增进-技术创新”的升级路径，后发国利用后发优势，通过资本积累、效率增进和技术创新，实现非均衡、超常规发展，在较短的时间内接近、甚至赶超先发国的一种增长方式和增长过程。该研究的理论框架主要是建立在前沿生产函数理论上的，认为后发国家的实际生产函数与前沿生产函数之间有较大距离（技术效率缺口），效率缺口的弥合就是蛙跳的重要表现。 　　本文认为，实现原始性创新经济发展模式及推动相关的制度改革能够促进后发国家不仅在技术，同时在经济发展的持续性、后劲力上都能够实现蛙跳式跨越。但是这种蛙跳式跨越更重要的是要体现在技术进步上，即前沿生产函数的移动，因而需要依靠原始性创新能力的成长来实现。 　　三、跳出“后发优势”：从大国崛起的原因和过程中寻找制度线索 　　无论是先发国家的创新战略选择还是后发国家的“蛙跳型”创新赶超，其实施和演化过程都伴随着破坏性制度变迁。制度命题是一个经验命题，其强调的不仅是制度在国家经济增长中的重要性，还揭示了一层重要含义：即制度是内生的。对于后发国家的启示是，如何建立有利于本国经济发展的适合本国国情的制度。然而，制度的强惰性使得其通过三种机制得以持续：一是制度是建立在博弈均衡基础之上的一套信念系统，在制度的背后实际存在一种政治权利相互制衡的机制，且通常是稳定的；二是建立新制度需要相当大的成本；三是承诺难题，即持续的经济发展有赖于一个有效率的产权制度，然而有效率的产权制度又建立在政府善治的基础上。善治政府的本质是一个契约的、受到约束的宪政政府，政府不能随意掠夺社会的权利。利益集团广泛地存在着各种制度结构中，但利益集团并不等于分利集团。奥尔森认为，一个利益集团的性质取决于其代表的社会群体的范围，范围越大，就越能成为引领社会制度走向良性改革的推动力量。 　　本文认为，同样的制度环境并不必然造成同样的经济增长状态，同时，一国的制度内生于其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与历史的特定条件。但是，探讨大国崛起的原因和过程，或许对发展中国家获得竞争优势及创新模式的选择有借鉴作用。 　　在大国崛起的主导角色中，器物（经济）层面的作用固然大，但制度层面的影响亦不可小视：除了有较大的经济规模优势，而且其经济制度具有创新优势和示范效应。构成大国的基本经济要素包括国内市场体制完善、工业部门体系齐全、总体经济规模较大、对世界经济有较大的影响力。成功崛起的大国的第一大法宝是建立和培育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体制，更重要的是保证个人自由选择的权利。以英国为例，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颁布和推行（主张自由贸易、废除维护土地贵族特殊利益的谷物法、摒弃航海条例和开放航运市场、取消123种货物的进口税及降低133种货物的进口税等），为自由市场经济制度的确立奠定了重要基础，后者又称为工业革命爆发的先声。产业革命虽然表现为以蒸汽动力使用为核心的工业技术创造和机器的广泛使用，但产业革命的实质既不是煤炭、钢铁、纺织工业的变革，也不是蒸汽机的发展，“而是竞争取代了先前主宰着财富的生产和分配的中世纪规则”。与此相比，美国的自由市场经济制度则建立在直接将宪政分权的制度框架付诸实施，并通过联邦宪法使之规范化和规定化。宪政民主和法治是自由市场经济的制度基础，经济民主和依法而治是自由市场经济的主要特征。美国没有被封建关系过多的束缚，因而较为彻底地发展了自由主义经济：美国人具有更强的经济理性，崇尚通过个人合理合法的经济行为追求财富的最大化，市场制度能够有效保障个人的经济权利，为个人自由创业和交易提供坚实的制度基础，颁布一系列法律（赫伯恩法、谢尔曼法）限制、打击大企业对市场的垄断，跨国公司的利润创造和持续创新也为自由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有利条件。市场经济要求政府管制的自由化与个人选择的自主性，更要求有足够坚实的制度架构来支持整个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行，其中产权制度是市场经济体制的基础性制度。作为个人权利的制度规范，产权制度可以在保护个人合法权益的同时，明晰市场和政府的行为界限，释放市场经济的能量和活力。有效的产权制度可以吸引更多更优质的资本、技术和人才等稀缺性的生产要素，激励人们更多地从事生产和贸易领域的创业活动。英国的《大宪章》限制国王的征税权，《权利法案》明确规定公民的私有财产不受王权侵犯。与此相反，一些封建色彩浓厚的国家如西班牙、法国等，工商业发展相对滞后，逐渐令国家陷入衰退困境。 　　自由市场经济体制不代表不需要政府对经济的引导。离开政府的作用，国家经济增长几乎不可能实现。17世纪荷兰的崛起，与政府对经济发展的支持密切相关。政府积极参与商业活动，并通过制定和实施一系列优惠措施推动商业的发展乃至经济的进步。从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都全力为商业利益提供有效的公共服务。英国政府通过行政指导和物质激励等方式鼓励企业采取先进技术，加快工业体系的建立进程。美国政府的意志则体现在反垄断政策、扩大贸易法等规范自由竞争市场行为的政策制度上。 　　除了自由市场经济体制和政府的强有力引导外，制度的创新能力和建设能力也是大国崛起的重要动因和必要前提。荷兰的经济制度的持续创新为其崛起提供了强有利的支持：17世纪就已发明并推广一系列有助于商品经济发展的组织或制度创新，在银行信用、期票结算、资本流转等方面实现了具有开创意义的变革。除此之外，由银行、证券交易所、信用及有限责任公司组成的统一的金融和商业体系，带来了爆炸式的财富增长。研究证明，荷兰的崛起正是由于率先建立了近代性质的商品市场和包括土地、资本、劳动力在内的生产要素市场，形成了近代最高水平的全要素生产率，从而成为欧洲最早的领先国。英国的制度创新能力体现在建立一种适宜财产权演进的环境：有效的土地所有制、自由劳动力、保护私有财产、专利法和对知识产权的鼓励。同样的，美国也拥有强大的制度创新能力，能够根据经济环境的变化适时调整并创新相关制度。美国共发生了3次经济发展模式的大转变：第一次是用集体的大规模生产方式取代个体的小生产方式（“福特生产方式”是其代表，生产组织形式是合股公司），第二次是在个体、集体外，在生产和经营领域增加了“国家”角色，使国家成为驱动经济发展的“发动机”；第三次是高科技引领企业，改变传统的人力、资源投入的发展方向。
　　事实上，新的技术经济范式与旧的社会制度框架之间的失配状态为原始性创新的释放和培育提供了有力的条件。受制度变迁模式的启发，本文认为在权力主导下的创新模式选择可被称为“强制性创新选择”（enforcing innovational choice）；在利益驱动下的创新模式可被称为“诱致性创新选择”（inducing innovational choice）；但是在现实中，创新行为的发生和创新模式的选择并非都是受最大化或最直接获利机会所驱使，也可能是社会原始性创新的意识形态、文化观念、生产力条件以及创新者个人的天赋、灵感、爱好、直觉驱动的“自主性创新选择”。强制性创新选择是一种自上而下决策主导、自下而上被动选择的创新过程，国家成为创新主体，但创新决策因权力层认知结构、实施能力等因素的影响，可能产生阻碍与负面作用；有时，创新选择可能只符合某些利益集团的利益，而与社会利益相悖；另外，可能产生的“寻租”行为也会使创新选择结果违背政府的初衷。相反，自主性创新选择是真正的创新主体自由选择并不断更新创新行为的过程，虽然会经历较多的试验、试错与变迁的过程，花费较长期的实践，但创新主体对创新路径的主动选择是最符合经济社会效益的，且能在长远时期和国家层面形成有效的创新正式制度与非正式约束，未来能够带来巨大经济和社会效应。 　　四、中国的创新逻辑与制度变迁的共演 　　发达国家制度建设和创新能力的重要意义给予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和转型发展以启示意义。但是，中国的国家竞争力提升和国际地位崛起所面临的外围环境与先发国家当时面临的情形不同，在如今世界体系中居中心地位的是资本主义与帝国主义势力，后发国家想要复制先发国家崛起的道路，无论是制度还是科技，都是十分困难的。“依附的发展”状态导致了后发国家的经济发展模式是先发国家经济发展和世界扩张战略的被动反应。这种依附性表现在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对市场、资源的垄断，发达国家金融机构对世界资本市场的控制以及发达国家对世界先进技术的垄断性占有等。此种状态下，后发国家在创新能力成长与向先发国家演化的过程中将面临更多的制约和挑战。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创新逻辑是比较优势及后发优势基础上的“市场换技术”，希望通过让出部分国内市场以换取跨国公司的比较先进技术，通过“干中学”，在技术溢出效应和技术扩散效应的作用下逐步提高知识技术水平和创新能力。在此种创新逻辑下，配套的渐进式制度改革无法有效激发以人力资本（尤其是超常型创新性人力资本）为核心的原始性创新，并且在法治、产权等领域存在着严重滞后的情形，“市场换技术”换回的是“世界工厂”，“制造大国”，“山寨大国”，一方面形成了我国在世界分工中的中低端锁定，另一方面间接造成了中国原始创新能力弱的局面。中国的创新能力在总体上面临着“战略重要性与实践滞后”的尴尬情形。事实上，中国的创新逻辑应立足于超越“后发优势”的先发战略，是多重制度逻辑基础上的以产权价值链为核心的原始性创新能力培养与路径实现。技术要靠市场创造和释放出来，那么必须改变的是长期以来形成的政府主导型引进模仿和“家长式”“强制性创新”。 　　中国原始性创新能力成长的内生性要素是超常型创新性人力资本及所拥有的超常型默示知识、明晰和足够激励的产权制度环境、自由广泛的社会公共空间、信任型社会资本与文化体系、“合洽型”制度框架与“鸟巢型”社会组织结构。内生性要素的生长需要意识形态的变迁，即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制度的价值性从纯粹为“物”的价值，转向体现以人为中心的制度的伦理建设。从封建大一统的土地私有制度转向计划经济制度，再由计划经济制度转型市场经济制度，是一个将制度的工具性价值不断发扬，再将其逐渐消解，并逐步提升制度的伦理和人性价值的过程。在计划经济制度时期，计划经济制度自觉僭越了其作为人的创造物的性质，而成为一种支配人的制度式信仰。市场经济制度下，创新模式选择和原始性创新能力培养的逻辑和基础是发挥国家创新体系中每个人的创造性。 　　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但同时也是拥有悠久创新文化和历史文明的大国，必须通过不断加强自身的科学基础，开发面向未来应用和高技术高创新能力的人才，开发以及产学研密切合作的创新网络，来适应国民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需要，才能把握世界经济、政治体系结构调整的契机、进而提升国际分工中地位和国家竞争力。 　　参考文献： 　　[1]潘士远，林毅夫.发展战略、知识吸收能力与经济收敛[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6（2）. 　　[2]童有好.大国经济初探[J].桂海论丛，2001（2）. 　　[3]温俊萍.经济史视野中的大国崛起——基于荷兰、英国和美国的经验[J].史林，2008（4）：167-173. 　　[4]魏守化，吴贵省，吕新雷.区域创新能力的影响因素——兼评我国创新能力的地域差距[J].中国软科学，2010（9）：76-84. 　　[5]吴敬琏.从大国崛起看各国富强之道[J].同舟共进，2007（4）. 　　[6]肖利平.后发优势、吸收能力与追赶型增长的区域差异[J].中国软科学，2010（1）. 　　[7]徐冠华.重视基础研究 推动原始性创新[J].中国科技奖励，），3-6. 　　[8]杨名，姜照华.中国创新模式的战略选择[J].科技管理研究，2006（11）. 　　[9]约瑟夫·E·斯蒂格利茨.政府失灵与市场失灵[J].社会科学战线，1998（2）. 　　[10]张建忠，刘志彪.知识产权保护与“赶超陷阱”——基于GVC治理者控制的视角[J].中国工业经济，2011（6）：58-68. 　　[11]Abramowitz， M.Catching up， forging ahead， and falling behind[J].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385-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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