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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两会】民生五问:交通还堵吗?
  【问题】堵车已成心病
  目前,堵车已经成为困扰首府的一大难题,有人戏称,开车上街不堵车比买彩票中奖的几率还小。“现在有不堵车的路吗?”在呼和浩特市,不少市民时常这样戏谑。
  家住呼和浩特市金桥开发区的刘义鹏,单位在新华广场附近。每天上下班,成了刘义鹏的“闹心之旅”。2010年,新婚的刘义鹏搬到了金桥开发区金河湾小区居住。尽管是自己开车上下班,刘义鹏每天也要提前一个小时出门。刘义鹏每天7点起床,7点15分左右从家出发,走到南二环路附近时,就会遇到堵车高峰期。接下来,他一路走走停停,到了单位已经接近8点半。在不堵车的情况下,刘义鹏从家到单位只需要半个小时,但实际情况是,他每天都要走一个多小时。刘义鹏说:“下班回家的时候,就更别提了。如果是从中山路十字路口走,那么回家至少需要一个半小时。去年圣诞节那天,我在这个路口整整堵了40分钟。”对于首府目前的路况,刘义鹏十分不满。为了节省在路上花费的时间,刘义鹏每天都在算计着该怎么走,走哪条路,哪怕是绕行,只要不堵车他都十分乐意。在刘义鹏看来,呼和浩特堵车如此之严重,存在着多方面的原因。他认为,近年来机动车数量猛增只是原因之一。另外,呼和浩特出现的道路拥堵,大部分是司机自身的“车德”问题。一些司机喜欢加塞,随意变道,这些行为都会造成堵车。
  在事业单位上班的刘薇,同样也吃尽了堵车的苦头。家住郦城小区的刘薇每天乘坐公交车上下班。她说:“堵车真是让人很烦心的一件事,尤其是在冬天,公交车上十分拥挤。一旦堵车了,在公交车上就会是一个十分痛苦的过程。”有时,为了避开堵车高峰,刘薇不得不提前从单位出来。去年,刘薇报名参加了职称外语考试,由于赶上了早晨上班高峰,打不到出租车,刘薇只能乘坐公交车,结果遇到了堵车。坐在公交车上的刘薇心急如焚,恨不得插个翅膀飞到考场。最后,考试迟到了不说,还影响了她的考试发挥。
  刘薇觉得,一些市民不文明的乘车行为,也会给交通带来一定的拥堵。公交车来了,乘客不排队反而使劲儿往车上挤,这种一拥而上、拼命往上挤的结果便是大家都上不去,同时也影响了后面车辆的通行。
  关于堵车问题,2010年,自治区文史馆馆员张国材就在《政协信息快报》中发表了《关于缓解首府交通拥堵状况的建议》,他建议积极发展首府地铁公共交通。他认为,随着首府人口不断增长,地上交通拓展空间狭小,发展地铁势在必行。
  堵车,早已成为首府市民心中难以言说的痛。
  【背景】多项措施缓解交通拥堵
  为了解决交通拥堵问题,2009年呼和浩特开工建设了4处地下通道,以缓解交叉路口的交通堵塞现象,达到行人和机动车尽量分离;2010年首府在核心区改造了5条主干道;2011年改造了13条主干道;2012年,首府在加快改造城市主干道的同时,完善支路微循环,积极拓展外部发展空间,以期构建一个更加完善的路网系统。
  近年来,呼和浩特持续加大市政道路建设力度,在打造立体交通、加快新区道路建设等方面下功夫,并启动快速路和地铁等项目,进一步完善路网结构,改善首府交通环境。同时,呼和浩特市市政工程管理局计划建设桥梁、人行通道工程共24项,其中跨河桥11项,立交桥8项,人行天桥及通道3项,平面立交交通组织1项。2012年,首府轨道交通线网规划经过专家评审,5条轨道交通线路进入报批阶段。
  【解答】应对堵车耗时是一个让市民每天头疼的问题。堵车不仅仅是堵在路上,而是堵在心里。在自治区上,首府交通拥堵问题是代表、委员热议的话题之一。
  王丹代表:解决交通拥堵要实现综合治理
  “城市道路交通拥堵,是个世界性的难题。目前,我区正处于经济快速发展期,堵车现象越来越严重。堵车,不仅浪费了民众大量时间和精力,而且增加了人们的生活成本,污染了环境,影响着人们的生活质量。因此,解决城市堵车问题已经刻不容缓。”王丹代表说。
  王丹认为,交通拥堵是综合问题,必须综合治理,政府要出台方案加以解决。
  王丹建议,要加快城市交通设施建设力度,尽早规划地铁建设,合理设置公交线路站点,在交通枢纽区域建立交桥。同时,政府还要出台政策,鼓励市民坐公交或骑自行车出行,给机关、企事业单位或者市民发放公交卡补贴,减少私家车出行的数量。企事业单位、学校要实行上下班错峰制,避开出行高峰期。此外,要大力发展公交建设,让公交触及到城市的每一个角落,方便群众出行。要加大交通宣传力度,学校要加强学生的交通宣传教育。要完善交通法规,对违规者制定严厉处罚规定。要设立“交通拥堵”信息互动平台,向市民传递交通拥堵信息,让驾驶员避开拥堵线路,确保畅通。要完善停车管理措施,合理规划停车场,积极扩容停车空间,有效解决车辆停放在马路边上造成的拥堵问题。
  霍刚代表:改善道路环境提高驾驶员素质
  “道路越修越宽,越修越多,但却赶不上汽车增加的速度。尤其是在高峰期,全城交通无论东南西北,几乎全面告急,一些司机抛法律、文明和安全于脑后,乱穿乱插,又挤又抢,结果却欲速不达。其实,驾驶员素质也是造成交通拥堵的重要原因之一。”霍刚代表不无感慨地说。
  在霍刚看来,“车德”问题不仅关乎交通环境,还关乎整个城市的形象。他说:“我开了30多年的车,现在越发觉得‘车德’的重要性了。每个司机在开车时必须要带着道德和责任上路,这其中包括社会、家庭和第三方的责任。改善道路环境和提高驾驶员素质必须同步进行,才能解决交通拥堵问题。”
  关于如何提高驾驶员素质,霍刚建议,可以采取严格驾驶证考核,加强驾驶员的思想、技术、品德教育,加大处罚力度等措施。
  康永恒委员:规划建设管理三位一体解决交通拥堵
  “随着经济和社会快速发展,首府市区面积逐渐扩大,在道路不断增多的同时,机动车辆也急剧增长,城市交通已进入一个快速发展的阶段。但是,首府市区交通却开始出现我国很多城市在发展过程中普遍遇到的交通拥堵问题,堵车几乎困扰着每一个人。切实采取综合举措,逐步解决市区交通拥堵问题,既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更是广大民众的迫切需求。”政协委员康永恒说。
  康永恒建议,在城市建设中,要将交通管理设施建设纳入城市建设规划,公安交通管理部门要积极主动地向规划等部门提出合理化建议及具体的标准、要求,形成城市规划、建设、管理三位一体综合协调,切实改变城市道路建管脱节的局面。要科学、合理地加快城市立体交通系统、快速公交系统、市区环线以及高架桥、过街天桥、地下通道等方面的大交通规划与建设。将车流、人流进行分流,以减轻城区中心路段压力。还要加强交警部门人力保障,随着城市面积不断扩大、车辆大幅度增加,建议增加一线交警编制,增加执勤时间。要充分发挥协警作用,逐步提高其工作待遇,并下放一定的管理权力,提升管理水平。要杜绝特权车、人情车,实现公平公正执法。
  康永恒说,要多管齐下整治交通秩序,大力发展公共交通。科学规划公交线路和公交站停靠点,按照客流量合理设计车型,把那些布局不合理,对路段交通产生拥堵的公交站点进行移位;加大财政补贴和支持力度,增加公交线路覆盖范围,缩小发车间隔,提高市民公交出行率;加强出租车管理。在增加出租车投放量的同时,发挥出租车公司的作用,淘汰只收费不管理的公司;加大对“中国式过马路”的整治力度。宣传、告知民众执法起始时间、执法办法等,加大执法力度,不徇情、不枉法。
  王瑞霞委员:解决交通拥堵就是改善民生
  “近年来城市交通拥堵逐渐成为焦点,以呼和浩特市为例,市区交通越来越堵,解决交通拥堵就是改善民生。”政协委员王瑞霞说。
  为缓解呼和浩特市城区交通压力,王瑞霞建议,加快建成呼和浩特铁路东站站前广场和交通设施,以缓解呼和浩特市车站及周边街道的交通压力,同时适应呼和浩特市主城区东移的交通便利。把握城市交通公交优先的原则,要科学规划公交线路,做到市民出行方便快捷,原则上可考虑在城区的东南西北及四个角按“米”字型设置公交总站,并考虑在繁华区域如新华广场附近建设一个中心公交总站,做“米”字的结点,线路设置要避免绕行,如3路车从金隅时代城到西龙王庙,有时需要3个小时。有些车,如4路车线路很不合理,影响通行时间。行人出行可考虑建设空中走廊,比照香港做法,在城市商业集中的繁华地段沿商场二楼建人行廊道,过马路全部接通并使用过街天桥。为提高城市品质,上下天桥要用滚梯。
  从长远考虑,轨道交通应予开工建设,现正在征求意见,应抓紧规划尽快开工。规划部门要考虑商业布局,原则上不在交通堵塞的地段批建大型商厦和容积率高的高层建筑。大型商场可考虑城郊化,如美国把大型商场建在城郊,并建设大型停车场,方便开车购物。(北方新报 杜磊 李国萍 段丽萍 王树天 摄影/记者 马建荃 王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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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秒自动关闭窗口61人从商潮 揭秘证监会官员下海基金公司路径
  证券监管机构前官员陶耿加盟光大保德信基金一事在市场引起轩然大波,金融监管人员到被监管机构任职的合理性也因此受到各方质疑。事实上,证监会体系内的官员转身进入基金业是有传统的,据北京商报记者统计,从1998年至今,证监会官员下海基金公司人数已经达到了61人,其中高管人数超过40人。在这十余年间,证监会官员转战基金公司任职经历了怎样的变迁?  时间:年  首批下海官员怀揣创业梦  证监会官员下海到基金公司从来都不是什么新鲜事,实则是一种传统,要追溯的话,这种传统起源于基金业刚刚成立之际。北京商报记者调查数据显示,证监会官员下海到基金公司的鼻祖为肖风。相关资料显示,肖风1993年进入深圳市证管办工作,历任副处长、处长、副主任,离职后,自日起他开始负责筹建博时基金,博时基金成立之后开始担任总经理,同时还担任博时基金公司副董事长。  和肖风一样,在基金业刚刚成立初期就下海到基金公司的官员大有人在。如现任国泰基金总经理金旭、南方基金副董事长高良玉、刚从泰达宏利离职的原总经理缪钧伟、去年刚刚从国投瑞银离职的原总经理尚健、现任国投瑞银基金总经理的刘纯亮、曾任招商基金总经理的成保良、2002年加入中银基金的陈儒等等。据统计,在年间由证监会下海到基金公司的高管达到了11位。  也就是说在年间,基金业出现了一波证监会官员下海的大潮,不过放在基金业刚刚成立的背景下,这种行为显得合情合理。华泰联合证券基金研究中心总经理王群航表示,“那时基金业刚刚成立,来自监管部门的对基金业未来的发展等有着更明确的思路,对如何符合监管更为熟悉,加上那时国内极度缺乏基金人才,因此需要有这么一批人来带领还如幼儿一般的基金业往前走”。  从这一批官员下海到基金公司所担任的职务可以看出,他们大多在基金公司都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例如,肖风为博时基金贡献了14年,14年间他一直担任着总经理的职务,直到2012年转任副董事长,资料显示,这期间他曾带领博时基金拿下资产管理规模第一的宝座;同样南方基金的高良玉自加入南方基金以来,也一直担任总经理一职,直到今年转任副董事长;还有国泰基金总经理金旭,刚刚下海到基金公司时所担任的职务为华夏基金副总经理。北京商报记者统计数据显示,在这个期间下海到基金公司的11位高管中,担任总经理一职的达到了5人,副总经理一职为1人,执行总裁1人。这里面还诞生了当年老十家基金公司的5名总经理。  不过非常遗憾的是,这些曾经对公募基金有着巨大贡献的大佬现在大多已经离职或面临离职传闻。其中高良玉离职南方基金的消息甚嚣尘上,肖风目前已经转任到万向信托担任董事长,缪钧伟、尚健均已离开老东家,2000年担任招商基金总经理的成保良目前则成立了瑞力投资,曾担任中银基金执行总裁的陈儒去年也离职了。目前仍供职于公募基金的第一批下海官员仅剩金旭、刘纯亮等三人。  为何这些早年下海到基金公司创业的人员会纷纷离开公募基金行业?对此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分析师表示,这些人对基金公司有着巨大的贡献,但是此前的公募基金却没有相关的股权激励,加上不少与大股东之间都存在矛盾,因此很多都选择无奈离开。  时间:年  从证监会空降来一批公司副总  证监会官员下海的第二波大潮则是出现在年间,其中2004年、2005年和2007年三年下海的官员最为密集。北京商报记者统计数据显示,在年间下海到基金公司的官员达到了17名。例如2005年加盟交银施罗德基金任副总经理的莫泰山,2004年加入上投摩根担任督察长的刘建平,2004年加入汇添富基金担任董事长的桂水发,2006年加入信达澳银基金担任投资总监的曾昭雄,2005年12月时任益民基金总经理的刘义鹏等等。对此,以上不愿透露姓名的分析师表示,这一阶段之所以下海的官员会比较密集,主要是在这期间股市也出现过大涨,不少人士都看好基金业的前景,所以会纷纷前往,同时一些在这些年间成立的基金公司同样也需要证监会人士的到来。  或许是因为第一批下海的官员大多担任了总经理职务,亦或许是已经成立的基金公司总经理一职大多已经到位的缘故,相比第一批下海到基金公司的官员,这一批里面下海到基金公司后担任副总经理一职的比较多,例如交银施罗德基金任副总经理的莫泰山、2004年加入鹏华基金的胡继之、2008年进入银华基金的鲁颂宾等等。当然,这其中也不排除有担任总经理一职的,例如2004年加入汇添富基金的林利军、益民基金的刘义鹏等等。对此,王群航则表示,这些人士由于在证监会工作,在基本素质与管理能力上都较为优秀,但由于对基金的专业可能并没有在基金公司摸爬滚打多年的人士了解,因此副总经理的职位开始变多。  同样可惜的是,这批下海的官员离开公募基金的也不在少数。例如,银华基金的蒋辉、招商基金的邓良毅、信达澳银基金的曾昭雄、益民基金的刘义鹏、交银施罗德的莫泰山等等。此时私募基金则成了这批离职人士的最爱去处,北京商报记者了解到邓良毅、曾昭雄、莫泰山离职后分别加入了星鼎特投资、明耀投资管理和重阳投资。一位离开公募基金加入到私募基金的人士透露,之所以加入私募,也是因为股东方对利润等因素要求非常高,自己感到压力很大,加上私募在激励上面要比公募基金好得多,基金操作上会比较灵活,因此才选择去了私募。  说起证监会官员下海早期和中期的大潮中高管的来源,有一个地方不得不提,那就是证监会基金监管部,该部几乎成为了基金业高管人才储备地。北京商报记者统计数据显示,证监会下海的第一波大潮和第二波大潮中有15名证监会下海人员来自基金监管部,其中担任总经理以上级别的达到了10名。例如国泰基金总经理金旭、华泰柏瑞基金总经理韩勇、泰达宏利基金原总经理缪钧伟、国投瑞银基金原总经理尚健等均来自证监会基金部。  一位资深基金业人士评价道,证监会基金监管系统人数不多,每年的人员变动更是屈指可数,但数年下来,他们前赴后继,在基金业规模壮大到几十人,已经形成了一个群体。  时间:年  先当“督察长”慢慢熬  事实上,证监会人员下海到基金公司在年期间最为密集,在年三年多时间里,下海到基金公司的官员就达到了15位。例如金鹰基金总经理殷克胜、招商基金总经理许小松、上投摩根独立董事周道炯、长城基金车君、华安基金薛珍等等。此番的密集下海潮,或许跟新基金法的实施有着很大的关系,6月1日就要实施的新基金法规定证监会官员离职不满三年后不得到基金公司任职,因此不少人士或许想赶在此之前加盟到基金公司,其中加盟光大保德信的陶耿便受到了市场的强烈质疑。  如果说第一批和第二批下海到基金公司的人员大多担任基金公司高管的职务,那么近几年到基金公司来的大多均出现在督察长的位置上面。北京商报记者统计,其中这一批下海潮的15位中,在基金公司担任督察长一职的人数达到了9位,其中去年就多达6位。除此之外,此批下海到基金公司的女士开始增多,长城基金的车君、华安基金的薛珍等均为女士。对此,一位基金公司人员表示,“督察长来自证监会有其合理性。督察长对法律法规和业务都相当熟悉,专业性很强,能对新的法规迅速做出决断,尤其对一些法规"红线"掌握准确,的确有利于基金公司业务的开展”。  即便如此,仍不能排除市场对这一批人的质疑。北京一家大型基金公司员工坦言,“一些从上面下来的督察长实际的业务并不懂多少,感觉像是到基金公司来养老的,基金公司也就是买个人脉,求个保护”。事实上,如此多督察长密集下海,其中还有基金公司高薪诱惑的因素。据了解,目前基金公司督察长的年薪大概在100万-120万元,而且奖金另算。要是担任中等规模以上基金公司的副总经理,薪水则能够到300万元左右。相关媒体报道还显示,“有时候加上行情等因素或许拿到千万也是有可能的”。  如果说第一批下海的官员大多经历了创业的艰辛,而这批下海的官员大多的去向都是规模较大且已经盈利的基金公司。对此,北京市问天律师事务所主任张远忠表示,由于证监会的管理职位有限,晋升比较困难,下海到基金公司为了谋得高薪职位,主要是自己给自己留后路;另一方面,来自证监系统的基金高管们在监管层的人脉资源也为基金公司提供了保护。  北京商报记者统计,此前有督察长升任基金公司总经理的案例,他们大多花了四年的时间。例如2004年刘建平在上投摩根成立初始便加入团队,出任督察长一职,到了2008年,刘建平升任中欧基金总经理。同时一般副总经理升任到总经理一职也大约需要四年时间。例如泰达宏利基金原总经理缪钧伟在2003年3月至2006年8月间任海富通基金副总经理,2007年2月起开始担任泰达宏利总经理。  按此推算,未来四年基金公司也有可能出现总经理是来自目前这些上任不久的一些督察长和副总经理们。  基金业需要职业经理人  今年6月1日实施的新基金法规定,“证监会官员离职后三年内不得到基金公司任职”。这意味着6月1日之后,没有离职达三年的证监会官员均不能到基金公司来任职。  如果说基金公司高管来自监管层是我国的一种特有现象,但不可否认的是,这种现状为基金公司的高管提供了大量的人才,在早期这些人才也为基金公司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而伴随着证监会官员下海速度的减缓,意味着近几年基金业来自证监会官员的人也会大大减少,那么此时的基金公司又该如何面对基金公司的相关管理问题呢?在业内人士看来,此时发展基金公司的职业经理人制度正是时机,此种做法或许可以让基金公司更加的市场化。  事实上,2008年以前市场上总经理大多数来自股东所派或出身于监管部门,其中一些则来自于实际控制人,鲜有真正的职业经理。即使是为数极少首任总经理就来自职业经理人的基金公司,也基本上都是近三四年来才成立的年轻公司。  不过近几年关于职业经理人在基金公司担任高管的情况似乎有增多的苗头,其中一些采用职业经理人制度的公司当中,不少已经颇有成效。在大型基金中,以富国基金最具代表性。2007年,富国基金作为成立最早的老十家基金公司之一,在行业加速发展时期业绩平平,规模增长缓慢,截至2007年底,富国基金仅以641亿元的规模位列第19名,远低于行业平均水平。2008年时任嘉实基金副总经理的窦玉明参加了富国基金的全球招聘,并最终胜出,随后五年,富国基金的业绩和规模双双大幅提升。截至今年一季度,富国基金的资产管理规模达到了835.55亿元,位于行业排名的第17位。  同样在中小型基金公司当中,民生加银基金、大摩华鑫基金、天弘基金、国联安基金、宝盈基金等都是职业经理人制度的受益者,他们在新的总经理入驻后均出现积极变化。  对此,王群航表示,关于基金总经理等职位,事实上可以英雄不问出处,不一定要来自证监会,只要是能对基金公司的发展做贡献,对基民有利,便可以担任总经理一职。  深圳一家大型基金公司高管对北京商报记者表示,基金业的发展对职业经理人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不仅对综合素质、专业背景有特殊要求,还要求具备多年行业经验、多学科的知识以及相应的分析能力。在复合型要求的基础上,还要求职业经理人有较高的国际化水平,能将国际化理念、法则与本土实际相结合。该人士还称,目前基金行业职业经理人队伍素质因频繁流动等因素显得有点参差不齐,但是或许正因此,发展职业经理人制度或许是基金业最合适的时机。  北京商报记者 肖海燕/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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