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伟民新书揭内幕：何振梁不光彩？
奥运申办城市投票和竞选国际奥委会主席两项议程同时在莫斯科进行，投票前后发生了怎样的故事？“国家体育总局动用中国奥委会专项资金建职工住宅”，引发审计风波，真相如何？
2001年，北京在莫斯科申奥成功，左至右：袁伟民，刘淇，何振梁激动地招手庆祝
何振梁：不光彩？
或许，袁伟民和何振梁这两位同乡之间的“PK”，会成为中国体坛的又一场风云……
撰稿·张 伟(记者)
在《袁伟民与体坛风云》的新书中，第四章“北京申奥：深层的故事”所披露的“事件内幕”，无疑是最具爆炸性的内幕，而这其中又涉及到中国体育界另一个如雷贯耳的名字，虽然袁伟民在书中没有点名，但只要有点体育常识的人都知道指的是谁，而且书中在后面的章节中还间接点出了这位国际奥委会委员的名字，文中这样写道：“在这位资深委员的传记《五环之路》中，是这样记载他第一次当选国际奥委会执委的：‘1984年在洛杉矶中国第一次全面参加夏季奥运会，取得了辉煌成绩。中国在世界体坛的崛起，为何振梁在国际奥运会的活动提供了极大的条件。……’”显然，《袁伟民与体坛风云》一书中多次提到的“这位资深委员”正是何振梁。
在南古都大酒店，袁伟民说：“历史可能被表达，也可能被遮蔽，而本书所要做的，是让历史尽可能地接近事实”。看得出，经过5年的深思熟虑，袁伟民要高调还原历史的真相，确实，那些只是体育高层极少数人知道的真相，袁伟民不说，中国大多数老百姓就会不明就里。
何振梁被很多人称为“体育外交家、新中国体育先行者、新中国体育历史的见证者”。在百度搜索引擎中搜索关于何老的资料，我们会发现这样的评价：何振梁先生两次参加北京申办奥运会，两次担任申奥投票中方陈述人，是北京申奥由失败到成功的标志性人物。他在国际奥委会的地位、威望和影响，他的经验和出色的语言能力，他在暮年所付出的巨大身心劳动，为北京申办2008年夏季奥运会成功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何振梁曾被外国体育刊物评为全世界最有影响的十大体育领导人之一，是“中国的申奥之父”。然而，这其中的某些评价，难道会要被“颠覆”了吗？
第一件事是关于申奥的内幕，书中披露——
根据申奥小组“合纵连横”的原则，罗格支持北京，北京支持罗格，即外界所说的“京罗组合”。
其实，早在两年前，原国家体育总局党组书记李志坚在《中国体育报》上撰文解释什么是“合纵连横”策略时，就隐约表达了对这位资深委员的不满。当时，文章这样写道：申奥小组集体讨论认为：2001年7月在莫斯科举行的第112次国际奥委会全会将投票决定两件大事。第一件是投票决定5个申办城市中由哪个城市承办，第二件是投票决定由谁接替年龄到线的萨马兰奇担任新的国际奥委会主席。一般而言，两件大的事，在一次全会上不大可能给同一个洲。我们北京最关心最要努力的是保证北京拿到承办权，至于新的主席人选最大的可能是出自欧洲，呼声最高的是罗格。罗格的人品、威望、资历、能力是上乘的，如果他能担任主席，对于国际奥委会的团结稳定，保证国际奥林匹克运动健康持续发展，都是至关重要的。
参加这一“合纵连横”策略决策的绝大多数都是对国际奥林匹克运动健康发展高度负责的，都是视国家利益至高无上的。领导同志不用说了，参与申奥的总局的外事专家们也都是坚定地做出了这样的抉择。党中央从申奥一启动，就明确由体育总局、北京市联合申办。时任北京市市长、北京申奥代表团团长刘淇，时任国家体育总局局长、中国奥委会主席袁伟民为北京申奥的“合纵连横”，不辞辛劳，完成了高难动作，为预期的莫斯科全会上的投票成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有些媒体，出于好心，喜欢定向奉送“体育外交家”、“奥林匹克外交家”的美誉。在我看来，是不是体育外交家，是不是奥林匹克外交家，最要紧的不是看坐了多少万公里的飞机，不是能以英语、法语与多少个国际奥委会委员聊天，最要紧的是在关键时刻坚定地维护国家利益，以高超的外交艺术，处理棘手的问题，达到最好的效果。从这个最根本的要求严格衡量，刘淇、袁伟民是北京申奥这一伟大历史事件中的体育外交家，只是不知他们肯不肯戴这个花环？至于说到体育外交家，我虽然自地方党委调任国家体育总局才5年多，亲身感受，由于历史的原因、党中央的重视、工作的需要这里的体育外交家或者说杰出的体育外事工作者是很有一批的，决不是孤芳自赏的一个、两个，如魏纪中、楼大鹏、于再清、屠铭德、吕圣荣、顾耀铭、宋鲁增等等。中国体育外交上的许多重大事件，他们都默默无闻地做出了关乎成功的至关重要的贡献。可惜，由于宣传走偏，人们都是只知其二，不知其一。
分析北京申奥成功，有一个大的概念必须牢固树立。申奥成功最重要的是中国的实力，中国改革开放后世人瞩目的发展，中国国际威望的提高，党中央、国务院领导有力，全国人民同心协力。在这个根本性前提下，有一个优秀的申办团队作了卓越的努力。请特别注意，是团队，而不是个别人作出的杰出努力。
如果说，李志坚当年撰文表达得还是比较隐晦的话，那么如今袁伟民在其新书中则写得相当直接：“当时我(袁伟民)非常生气，我心想人家说话算数，支持北京申奥成功了，现在我们却过河拆桥，不支持人家，不是不讲信誉吗？更何况，金云龙能和罗格比吗？金云龙是韩国籍的国际奥委会委员，后来因为贿选问题被国际奥委会点名，并遭到韩国检察机关的起诉。据说他在竞选国际奥委会主席时曾经许诺：只要给投他的票将给报酬……可是，结果令人失望，这位资深委员依然我行我素。何振梁支持金云龙，后来“据多方反馈信息，也证实他这么做了”。袁伟民在书中披露：“我立即将此信息告诉了时任北京申奥领导小组副组长、北京市委书记贾庆林，贾庆林、刘淇和奥申委其他领导都感到吃惊，认为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当天下午就立即召开奥申委领导小组扩大会议，请这位资深委员讲明情况。他承认有这个事实，但并没有说清楚为什么要这么做。”
在《袁伟民与体坛风云》一书中第七章“普遍法则：新老交替势不可挡”这一章节中，袁伟民还披露了当年这位资深委员说的和做的不一致，不积极支持于再清接替他成为新执委一事。整个事件简直是“不可想象”。书中披露：一年后，在2003年举行的国际奥委会全会上，又将选举出新的执行委员，是继续支持这位资深委员去竞选执委，还是把新委员于再清扶上马去竞选执委，袁伟民和李志坚在进行了认真的思考和广泛听取意见后，决定让于再清参与竞选。对于推举于的原因，袁伟民在书中解释说：“要完成2008年的任务，就迫切需要一位在体育总局、中国奥委会、北京奥组委中都有现职的、在位的领导干部，能够进入国际奥委会执委，争取话语权直接对话。”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李志坚找到了这位资深委员(何振梁)，希望他能支持于再清参与竞选，当时这位资深委员就表示：“如果推荐其他人，我反对，不同意，但是推荐于再清我没有意见，我全力支持他竞选执委。”他还答应写一封英文和法文的推荐信，由他出面向国际奥委会委员们推荐于再清。谈话一结束，李志坚就立刻赶到北京市委，也代表袁伟民，向时任北京奥组委主席、市委书记刘淇报告了这一情况。但是，令袁伟民和李志坚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不久之后，从国内和国外两个方面传来的消息却说明：这位资深委员并没有像他承诺的那样做。首先，在推荐信的问题上，他表现得不情愿，他没有写法文推荐信，而只是在外联司拟就的英文推荐信上盖上他的章。为此党组书记李志坚两次找何谈话，第二次谈话何竟然大发雷霆，矢口否认阻挠于再清当选之事。其实是他自己“另有想法”，不久之后就明白了——有委员反映，他在境外谈到执委竞选问题时说：他之所以不竞选，原因是中国的体育部门嫉妒他。于是，德国媒体指责中国：“让一个政府告诉我们谁应该进执委会，这是不能允许的！”这些奇特的声音不仅严重地干扰了于再清的竞选，更不能容忍的是，给中国造成了不良影响，认为中国在干扰国际奥林匹克事务，中国体育部门在弄虚作假，严重损害了中国和中国奥委会的形象。结果，2003年国际奥委会全会上于再清以并不悬殊的票数竞选执委失利，这不能不和“某种声音”有关。又一年过去了，2004年9月，在雅典举行的国际奥委会全会上，于再清再次参加竞选，终于成功，四后后又顺利晋升国际奥委会副主席。
在采访完袁局之后，记者多次试图与何振梁老人联系，想听听他的说法，巧合的是，在袁伟民新书问世之际，中国奥委会官方网站公布了何振梁退休的消息：今年80岁的他按照国际奥委会的相关规定，即将退休。在哥本哈根投票2016奥运会主办地期间，来自中国的媒体记者曾经集体采访了何振梁，他表示：2008奥运会能在北京举办，“我这辈子就没有遗憾了”，退休在即，实现夙愿的何振梁没有不舍，他说：“毫不谦虚地说，(对中国而言)我在国际奥委会的位置是空前的，但我绝对不相信是绝后的。” “一直都太忙，没什么时间写书，退休后我就开始写回忆录，主要是想总结我们的挫折和成功，希望给人以借鉴，让后来人做得更好。”
10月12日晚9时，本文截稿的前一天，记者终于联系到了何振梁。当记者希望何振梁就袁伟民书中提及的关于他的事件表达个人看法时，刚开始何振梁在电话那头哈哈大笑起来，他提高了嗓门反问一句：“你信吗？”据记者所知，这是何振梁在一天内第N次这么回答纷纷打电话给他的记者了。接下来，当记者说：“何老，这不是我们信不信的事情，书中写得非常具体，这样的事情太让人震动了！”据书所说：“这位国际奥委会资深的中国委员没有投罗格的票，而投了金云龙，似乎已不是秘密，韩国的媒体做了公开报道，韩国内部对金云龙在各大洲得票的情况一清二楚，认为金云龙在亚洲得了7－8票，其中有中国的1票。”此时，电话那头的何振梁显然触动很大，他有些按捺不住激动的情绪：“投票是在很秘密的情况下进行的，袁伟民怎么知道我投了谁的票，没有投谁的票？他有什么证据啊？他相信韩国人的话吗？”停了停何振梁又说：“袁伟民说这些话是要负法律责任的！”本来何振梁还要准备说下去，可能在家人的提醒下，他欲言又止，转言道：“好了，现在我不说了，我要休息了，我需要安静，不过等到我应该出来说话的时候，我会出来说的！以后再说吧！”
何梁振究竟会对这件事给予什么样的回答，我们不得而知，但是《袁伟民与体坛风云》这本书中所传递的信息让人觉得，何振梁在申奥投票过程，以及帮助于再清竞选执委的过程中，似乎扮演了“并不光彩”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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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t & 正文
北京申奥成功回忆：合纵连横是强项 求同存异
　　李志坚
　　如果把北京成功申办奥运会比喻为一条神鱼畅游江河湖海洋。那么，我愿以13年新闻工作者、16年新闻官共计29年经历就的水平不高凑合能用的“新闻眼”，从这条神鱼身上拮取6片鳞甲，回报关心支持过我的读者。鳞，对于神鱼的功能有三：护身、减阻、加速。我将请教专家，以现代生物技术把鳞复原。须知，这条神鱼所凝聚的精、气、神，在即将获取全胜的筹奥中是需要的。
　　合纵连横是强项
　　至迟公元前200多年，在春秋战国时代，作为含有战略性质的策略――合纵连横就已经游刃于一国或几国的广阔舞台了。到了上个世纪的40年代，伟大领袖毛主席把合纵连横运用到了出神入化炉火纯青的地步，蒋介石反动派真真地被孤立到宝塔尖上。合纵连横的另一视角的概括叫统一战线，是中国人民夺取政权的三大法宝之一。就这个意义上说，合纵连横是祖先留给我们的强项。尽管，申办奥运的激烈角逐与战国争雄、解放战争有多多不同，但合纵连横同样贯穿其中，且不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伙计。这一点，可谓只能心领难以言传，只能神通难以语达。
　　合纵连横策略的提出是在小组分析蒙特卡洛四轮投票结果时醒悟的。一定要强调的是，第一次申办，尽管承办权之花未落北京，但成就是巨大的。第一次申办就位居第二，仅以两票之差与承办城市擦肩而过，足以使我们在国际上的朋友、准朋友、非朋友及顽固派震惊。蒙特卡洛投票的情况是：第一轮，北京32票、悉尼30票；第二轮，北京37票、悉尼30票；第三轮，北京40票、悉尼37票；第四轮，北京43票、悉尼45票。北京在前三轮都领先悉尼，恰恰是决定命运的第四轮输给了悉尼。明摆着，第三轮被淘汰的曼彻斯特与悉尼同属英联邦国家，第三轮投给曼彻斯特的11票，分流给悉尼8票，分流给北京的只有3票。明眼人推测，事前可能就有约定，就有合纵连横。
　　第一次申办在哪个环节吃了亏，第二次申办就要在哪个环节上下功夫。申奥小组集体讨论认为：2001年7月在莫斯科举行的第112次国际奥委会全会将投票决定两件大事。第一件是投票决定5个申办城市中由哪个城市承办，第二件是投票决定由谁接替年龄到线的萨马兰奇担任新的国际奥委会主席。一般而言，两件大的事，在一次全会上不大可能给同一个洲。我们北京最关心最要努力的是保证北京拿到承办权，至于新的主席人选最大的可能是出自欧洲，呼声最高的是罗格。罗格的人品、威望、资历、能力是上乘的，如果他能担任主席，对于国际奥委会的团结稳定，走正道，抑制邪的歪的，保证国际奥林匹克运动健康持续发展，都是至关重要的。他能担任主席，我们乐观其成。其它洲若有合适人选，我们也乐观其成。我们，或者就说我自己，最不希望金云龙当选主席。其一是人品、经历，因经济丑闻被本国司法机关投入牢狱就是证明；其二，尽管选主席是在选承办城市之后，如果全会一开，金的呼声就很高，那对亚洲城市北京竞争承办权显然不利。如果有人因此事说我是民族利己主义者，我将感到莫大荣耀。
　　参加这一合纵连横策略决策的绝大多数都是为国际奥林匹克运动健康发展高度负责的，都是视国家利益至高无上的，都是有高智商的。领导同志不用说了，参与申奥的总局的外事专家们也都是坚定地做出了这样的抉择。党中央从申奥一启动，就明确由体育总局、北京市联合申办。时任北京市市长、北京申奥代表团团长刘淇，时任国家体育总局局长、中国奥委会主席袁伟民为北京申奥的合纵连横，不辞辛劳，完成了高难动作，为预期的莫斯科全会上的投票成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我向他们二位致崇高的敬意。有些媒体，出于好心，喜欢定向奉送“体育外交家”、“奥林匹克外交家”的美誉。在我看来，是不是体育外交家，是不是奥林匹克外交家，最要紧的不是看坐了多少万公里的飞机，不是能以英语、法语与多少个国际奥委会委员聊天，最要紧的是在关键时刻坚定地维护国家利益，以高超的外交艺术，处理棘手的问题，达到最好的效果。从这个最根本的要求严格衡量，刘淇、袁伟民是北京申奥这一伟大历史事件中的体育外交家，只是不知他们肯不肯戴这项花环？至于说到体育外交家，我虽然自地方党委调任国家体育总局才5年多，亲身感受，由于历史的原因、党中央的重视、工作的需要这里的体育外交家或者说杰出的体育外事工作者是很有一批的，决不是孤芳自赏的一个、两个，如魏纪中、楼大鹏、于再清、屠铭德、吕圣荣、顾耀铭、宋鲁增等等。中国体育外交上的许多重大事件，他们都默默无闻地做出了关乎成功的至关重要的贡献。可惜，由于宣传走偏，人们都是只知其二，不知其一。
　　正如世界上的许多事情一样，与内部不同力量的角力往往超过了与外部力量的角力。在申奥合纵连横思想实施的关键时刻，在莫斯科全会即将投票的时候，我们内部人士中“不投罗格，投金云龙”的声音又在大庭广众中有意地发散开来。人们理解，那是喊给金云龙听的。北京的申奥团队是优秀的团队，精英荟萃的团队，国家利益可以指挥一切、号召一切的团队。莫斯科全会投票，北京赢了。值得品味的是北京市高票胜出，罗格也是高票胜出。是巧合吗？！
　　既不犯错 也不犯傻
　　分析北京申奥成功，有一个大的概念必须牢固树立。申奥成功最重要的是中国的实力，中国改革开放后世人瞩目的发展，中国国际威望的提高，党中央、国务院领导有力，全国人民同心协力。在这个根本性前提下，有一个优秀的申办团队作了卓越的努力。请特别注意，是团队，而不是个别人作出杰出努力。
　　申办第29届奥运会，国际奥委会改了办法，最主要的是严格限制国际奥委会委员访问申办城市，自然也包括北京。这个一刀切的规定，对于北京是很不利的。因为从现代化的历史进程来说，北京是个后起的城市，又不是航空枢纽，且位居远东一隅，同其它几个城市比，国际奥委会委员平日来的很少。为了弥补这个不公平，申办团队心中明白，既不能犯错――违反国际奥委会的明文规定，又不能犯傻――坐以待毙。国际奥委会除少数几个委员外，都不是专职的，都有其他的职业，比如电气工程师、银行职员、运动员、律师，等等。有关协会民间团体请电气工程师、银行职员等等来北京总是可以的吧？由他做一次学术讲座也是允许的吧？只要来了北京，增添了对北京现状的了解，态度就会变化。这当然也要经过国际奥委会批准，受理也十分严格。申办阶段，我们突出强调“以票为本”、“实施滴灌”。说到实施“滴灌”，有同志就会低俗地想到送钱送物送好处。其实不是这样的。把每个国际奥委会委员的出生年月日了解清楚，生日时远隔重洋寄去一份小纪念品，其情胜过多少钱物，这就是“滴灌”。2001年，我率一个中国体育代表团访问非洲某国，主要内容是与受访国洽谈两国体育合作。该国有一名国际奥委会委员，运动员出身。我来到该国，不去看望她不合情理。从该国奥委会的荣誉室里，我细心的注意到这位国际奥委会委员作短跑运动员参加奥运大赛时曾获得一枚金牌。当时，她佩戴在胸前胸后的号码是272号。会见她以前，我用一张稍大的白纸，写了三个显目的字：272。会见时，我拿出了272，她开始一愣，后来，我用手势比划这是她当年夺金的荣誉号。她高兴地拥抱了我。我不敢说，在莫斯科全会上，她肯定投了北京一票，我只敢说，她对北京、对中国的了解又进了一步。当然，在会见之前，她就特别强调会见是经过国际奥委会批准的。
　　南城乎 北城乎
　　地球上有个北南问题，中国有个东西问题。北京城也有个北南问题。历史地说，市区北边在解放前就比南边发展的好些，而自1990年举办第11届亚运会以后，北南差距进一步加剧。为举办亚运会，在北部修建基础设施、体育场馆、亚运村等等，显著地加快了北城的发展。市场经济，就是马太效应，富者愈富，不依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记得上世纪90年代初期，北京有四家花正烤肉连锁店，在昆仑饭店附近的一家，自助餐定价每位48元，体育馆南路、白塔寺、丰台区另外三家花正烤肉连锁店，用料、服务基本一样，自助餐每位客人38元，便宜10元。这三家连锁店酝酿了几次，想把每位价格也调高到48元。但最终没调高，因为南部居民与北部居民的收入水平、消费水平有明显差距。当时，南部市民戏称，北京市长是北城市长。
　　申办奥运的大好机遇来了。市领导想借此机会，把2008年奥运会的主会场，等等，规划到南城。一次性的投资肯定会多一些，但长远看，对南城的发展，对北京全市的平衡协调发展，会大有裨益。一个小范围的讨论会上，有不同意见。一位市领导发言说，我们现在尽最大努力争取的是国际奥委会批准北京作为申办城市。放在北部，基础设施雄厚，交通发达，场馆建设条件成熟。国际奥委会评估团看了北部，增添了对北京的好感，容易拿到承办权。放在南部，情况就大不一样了。语惊四座。与会同志都主张主会场等等都放在北部。后来，评估团维尔布鲁根一行考察北部地区时，我和一些同志陪同他们坐在一辆车上，他们谈笑风生，看来是基本满意的。
　　非不为也，实难为也。解决类似南北差距问题，看来都需要较长的历史过程。
　　如实明晰评价就是客观公正
　　为了迎接评估团的到来，北京奥申委集中了精兵强将、各路专家精心编写了北京申办29届奥运会的陈述报告。时任国际奥委会执委的维尔布鲁根是深受萨马兰奇主席赏识的。他原来担任2004年雅典奥运会组织协调委员会主席，后调任评估大阪、北京、伊斯坦布尔、巴黎、多伦多五个申办城市的评估团团长。北京申办成功后，他又出任北京奥运会组织协调委员会主席。各申办城市的陈述报告，内容包罗万象，字数太多，页数冗厚，国际奥委会委员很难仔细阅读。这样，评估团的报告，因为是客观评述，因为句数简明，因为优劣并述，在国际奥委会全会上，对左右国际奥委会委员投票意愿的引导就不言自明了。我自然特别关心评估团对北京的评价。有三点值得说一说，其一，受西方反华媒体的长期恶意宣传，北京的人权问题被热炒，评估团认为在五个申办城市都有人权问题，评估报告就把人权问题老练地作为五个城市共同的问题来讲；其二，体育场馆等硬件设施北京、巴黎、多伦多都是合格的，不言而喻地删去了其它两个城市；其三，北京如能承办一届奥运会，对世界体育对中国将留下一份宝贵的遗产。不仅我自己心中窃喜，而且我的同事们认为这个评价很有水平，不显山不露水，分三个层次，把要说的话说了，把本来有可能对北京说的负面评价分散开了。
　　后来在北京以外的一个城市，我见到了维尔布鲁根先生，且有单独谈话的环境。我诚恳地说：“维尔布鲁根先生，衷心感谢你主持的评估团对北京的评价和支持。”维尔布鲁根不愧久经此类场合。他说，“不能说是支持，我们是客观公正的”。是啊，评价是如实的，表述是明晰的，也可以说表述是智慧的，那就是客观公正。
　　不理睬 最高明
　　国际上的反华势力，在北京申奥时，使出浑身解数，逼迫北京失败。北京争得承办权以后，又千方百计不愿意看到北京成功。
　　7月份，国际奥委会委员在莫斯科召开全会，决定承办城市。几个月前，号称台独、藏独、疆独、法轮功的分子就千方百计通过各种途径赶赴莫斯科，妄图利用各种手段，包括游行、示威、静坐等等，破坏北京申办。可以断言，其中的一个多数是拿着津贴赶到莫斯科捣乱的。北京申奥代表团的团长是刘淇同志，他安排我分工代表团的政治及安全工作。
　　在中央有关部门、中国驻俄大使馆、莫斯科市政府的大力支持下，政治与安全工作完成的不错。这其中特别要提到时任北京市公安局常务副局长吕实珉同志。他政治坚定，工作艰苦，注意方法，功劳很大。7月13日是投票日，这一天，要决定五个城市的命运，藏独等与法轮功合流，偏偏要在这一天在国际奥委会举行投票的莫斯科国际贸易中心楼下的马路人行道上，身着统一服装，抗议北京申办奥运。委员们开会是在二楼多功能厅，正式投票前有茶歇。委员们集中在二楼阳台旁喝咖啡、吃点心，相互聊天，然后立即进入投票。如果捣乱者的计划实现，就在茶歇时，委员们往下一望，就是那些揣着美元静坐示威的人。事前，我们得到情报，就及时向俄罗斯警察部、莫斯科市政府有关部门，反映情况，提出要求。当地公安部门依照该国该市法律，严肃文明执法，采取了预防措施，使捣乱分子没有得逞。
　　大约有十多位或二十多位某些国家的记者，不知道中了什么邪，计划7月10日从新闻记者集中住宿的饭店，集体游行示威到国际贸易中心，目的正是干扰国际奥委会依程序公正公平地票决承办城市，矛头直指北京。莫斯科有关部门获知情报后，10日早晨在乌克兰饭店就依法采取了果断措施。第二天，某西方报纸刊登了大幅警察执法的照片，并说这是受了北京申奥代表团的压力。
　　一位对我们十分友好的美国朋友，建议代表团发表一个声明，郑重宣布此事与北京代表团毫无关系。我和代表团的几个同志商量，感谢美国朋友的建议，但是北京团的申明就不必发了，如果发了，可能有此地无银三百两之嫌。此事就这样波澜不惊地过去了。
　　政治斗争，舆论博弈，许多时候不理睬可能是最高明的。
　　求同存异
　　新中国成立几十年以来，国际反华势力从来没有放弃以人权问题为借口，攻击中国，丑化中国，瓦解中国。北京申办奥运会自始至终也摆脱不了人权问题的干扰。
　　实事求是地说，围绕着人权问题的斗争，大致可以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别有用心者，肆意夸大中国的人权问题，而且根本不谈生存权发展权这些最基本的人权问题，用他们臆造的不符合发展中国家基本国情的所谓人权问题，造谣诬蔑，根本反对北京申办奥运会。另一种情况，不少委员受长期敌意宣传，弄不清围绕人权问题激烈斗争的实质，出于对中国的友好，情真意切地希望中国能在人权问题上表一个他们希望的态度，使他们能理直气壮地投北京的赞成票。而且他（她）们回到国内也好交待。
　　中国申奥代表团是13日下午陈述，也是在下午表决。中午休息时，一个历来对我十分友好的欧洲委员，急匆匆地找到时任国际奥委会委员、国际羽毛球联合会主席吕圣荣。吕圣荣善于做友好工作，人缘极佳。那位欧洲委员诚恳地对吕圣荣说：“你们代表团下午的陈述一定要对人权问题有个表态。我的这个建议代表了25个委员的建议。他们和我一样，都是对中国十分友好的，都真诚希望北京拿到承办权”。
　　吕圣荣立即将意见报告代表团领导。代表团下午陈述时讲了这样一句话，大意是：北京如能拿到承办权，将有助于人权问题的进一步改善。会场的反映堪佳。奥运会的举办将促进中国人权问题的改善，毫无疑问是正确的。绿色奥运、科技奥运、人文奥运三大理念的点滴实现都有助于人权的改善，更不要说这样大规模地推行三大理念了。
　　人权问题改善，是我们与委员们的“同”；对人权内容理解的重点不同是我们同委员的“异”。这种场合，还是求同存异的好，取最大公约数――人权，不必剑拔弩张。
　　申办奥运是新世纪新千年第一个有重大深远影响的历史事件，是集政治、经济、文化、外事于一体的品位奇高的富矿。发掘它，揣摩它，有点意思。
　　作者先后在北京市委、国家体育总局工作，现已退职，两次参加北京申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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