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份中美关系论文25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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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关系发展历程回顾
1971年双方以乒乓外交拉开了两国建交的序幕。1979年邓小平访问美国，中美开始实质意义上的双边关系。1986年十一月，美国太平洋舰队访问中国青岛，中美双边关系有政治、经济领域向军事领域延伸。2005年八月，中美首次战略对话在北京举行，双边关系向战略高度发展。2009年美国信任总统奥巴马上任不久，新任国务卿希拉里访问中国，以密切同中国的联系。此举本外界普遍认为是中美关系新发展阶段到来的前奏。
从以上发展历程来看，中美双边关系发展的总趋势是不断向前发展的，所以在可预见的时期内，双方的合作还会更加密切。但同样需要注意的是，随着中国实力的不断增强，会不可避免的被美方认为侵害美国利益或将中国视为潜在的最大威胁。这显然与美国的全球霸权战略有直接关系。所以从这个层面上来看，以后的一个时期里美国对中国的不信任将更加凸显。美国对中国是“既爱又恨”，这似乎听起来很矛盾，可如果你仔细的研究一下美国的对华政策后，就不会再感到惊讶了。事实上，美国对华的大政策没变，可中国却是在不断的变化着，变得日益强大了，而中国的强大无论以何种方式展现出来，都会不可避免的“侵害”美国利益。但另一个方面，美国和中国的依存度，以及中国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力，让美国不敢采取过于激烈的措施。由于这种“萝卜加大棒”的情况的存在，在暂时的时期内萝卜被时局推到最前沿，但也应注意的是大棒也在悄然的逐渐强硬起来。这一切决定了中美关系必须在前进与曲折的二重奏里前行。
下面具体分析一下中美关系发展状况及原因
一、战略角度方面
美国是全球霸主这一现状是美国制定自己战略政策的基点，也就是全球霸权政策。其他的不说，就看看大家熟知的“朝鲜战争”、“越南战争”、“南联盟大使馆事件”还有近期的“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就会知道什么叫嚣张，什么叫霸权！因而中国的崛起，让多年没有对手的”山姆大叔”很不习惯。毕竟欧盟、日本虽然很强，但是美国对他们还是自己感觉可以控制的，至少美国自己认为还是可以琢磨透他们的意图的。可对于美国来说中国却不是这样的，尽管她的实力还远不如欧盟和日本，但她的很多举动确实有些让美国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有一点美国心里很清楚：虽然很多事务上美国和中国有密切的合作，但更多重大事务的决策上北京绝不会按美国的意图走，即使华盛顿向北京施加很大的压力，特别是涉及到国家根本利益时。这一切让习惯了“我是老大，听我的”的美国很不适应，却也有些奈何不得。毕竟美国自己明白，中国这个东方的“庞然大物”不是自己能一口气吃得消的。这也就决定了美国对中国的防范的必然性。
在防范的同时，美国也不得不承认中国日益增长的实力，这让美国不防范中国更多的是与中国合作，当然共同利益是根本。而中国日益增长的国际影响力也是让美国意识到很多事情必须要有中国的参与。所以中美之间关系的发展是不可逆转的。
二、政治方面：
发展中美关系的最大障碍是台海关系，而美国一直把台湾问题视为牵制中国的一张“王牌”。美国在太湾问题的作为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台海之间的局势，这也是三十年来中美关系大起大落的根本原因，同时这一问题也成为中美最易出现摩擦的敏感问题。美制定的安全战略特别是亚太安全部署，更是吧“围剿中国”视为第一要务。中国毫无争议的成为了美国最大的潜在对手。随着“太平洋第一岛链”的形成，美国对中国新一轮海上封锁实际上已经形成，这难免给中美关系的发展蒙上了一层阴影。
但另一方面，中国“和平崛起”战略的提出和成功应用，使美国在亚太地区所作的安全战略布署很大程度上成为徒劳。国民党在台湾“大选”中获胜后种种想缓和两岸关系的举动，又使台湾问题暂时性的缓和下来。中国在西北地区的战略部署更是让美国“完全封杀”战略化为了泡影。因此从这些层面看，中美发生大摩擦的可能性是微乎其微的，至少近期是不可能的。所以说中美关系近期不会有太大的波折。
三、处理国际事务方面：
美国在处理国际事务中毫无疑问仍是绝对的“老大哥”，但如果理解成对国际事务的绝对话语权，却也是不合理的。在朝核问题上，中国成为美朝双方斡旋中不可或缺的角色。中国为国际社会提供了一个协商的平台，虽然朝鲜近日宣布成功进行了核爆实验，但中国与美国的密切合作对六方会谈的巨大促进作用，也是国际公认的。在反恐方面，中美之间也在积极寻求相互间的合作。“天剑行动”毫无争议的昭示了中国在反恐事务中的态度和地位。在伊朗核问题、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方面以及对全球变暖和近期的全球金融危机上，中美双方大都有这密切而有效地合作。
从这一点来看，中国在处理国际事务上似乎和美国是一个步调，但却也有更深层次的原因：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是我国的第一要务，而在现在这个有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中中国无疑也是最大受益者之一。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根本没实力、更没必要去试图改变这种国际秩序。换句话说，中国现在没必要、也没资本和美国公开的一对一叫板。所以呢在处理国际事务上，中美之间的合作是大于竞争的，至少近期内不会有太大的改变。
四、经济方面：
自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中国不仅成功融入世界经济，更是在2006年实现对世界经济贡献额度首次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经济新的火车头。并成功的坐上了“世界工厂”的宝座，与世界经济高度影响力。也正是这些才使西方经济学家称：我们害怕中国失败远胜于害怕中国成功！特别在金融危机中，中国经济的上佳表现更让许多美国经济人士呼吁应给予中国在世界经济中更大话语权。更有人批评美国和西方说：“如果你不改变对中国的态度，你们最终会明白你们开出的药方远比问题本身更严重。”于是乎又出现了让中国人都大跌眼镜的“G2"理论。这些都读不免有恭维之嫌，毕竟中国自己最清楚自己的“家底”，毕竟现在中国正处在时代的岔路口，更需要冷静，最忌飘飘然。但从中也可以看出国际对中国的重视，更重要的是美国对中国的重视。他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美合作对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重要程度。
在贸易逆差方面，对于其真实原因美国高层更是心中肚明。中美两国分属两个不同链条断，一个是上游，一个可以说是绝对的下游。美国如果想改变贸易逆差的现象，只要放松一下对华贸易限制，就不存在所谓贸易逆差问题了。说白了，贸易逆差问题就是为了政治的需要而已，没有任何实质的意义。关于人民币汇率问题，美一直向中施压要求人民币升值，全球经济形式带动了人民币升值，可人民币刚升值美有望指责中国操纵汇率。这一问题也就等于挑明了，就是一个政治游戏，没有现实价值。
作为美国最大的债权国，中国清楚的知道巨额外汇对中国所意味的风险，特别是在全球经济危机的背景下。而这一切的“元凶”就是由“美国次贷危机”引起的金融危机。但无奈的是中国必须和全世界一起为美国买单——不得不继续买入美国国债，特别是中国！因为美国国债是现在相对最好的避风港，因为没有任何一个地方可以容下2万亿美元这个近乎可以成为“巨无霸”的外汇储备。尽管美元贬值的话，外汇会巨额缩水，可也没有更多的选择。如果不买进美国国债，美国经济可能会很快崩盘，这样对外汇以美元为主的中国来说损失会更大。也许有人会说，抛售美国国债或用美元资产到国外并购来减少外汇不就行了。可问题的关键在于你敢卖出美国国债谁能买、谁敢买？再者说你这个最大债权国都急着抛售美国国债，那其他的国家不就更急着抛售出去吗？这只会更快的加速经济的衰退！还有，买入别国资产，可对于如此大块的外汇涌入，别的不说，单就国家经济安全考虑也没有国家敢接啊。所以对中国来说这更多是一个无奈之举，中不想美经济崩盘，以减少损失，美国更不想了。所以美中形成了一个“金融恐怖平衡”，把双方结实的困在了一起。
其他一些方面，中国的快速发展，提高了中国模式是合法性和亲和力，相应的美国对中的体制压力会有很大的减弱。这向西方发起的冲击，不可避免的会削弱美国的“软实力”。势必会引起美国方面更多的“戒心”，这也是影响中美关系的一个不大不小的因素。
总之，中美双边关系的不断想前发展是必然的，争端与摩擦也是不可避免的，但鉴于双方的现实状况和国际的大背景，相当的一段时期内不可能有大的冲突。当然这些都是建立在美国自认为可以控制、可以容忍中国的前提下。当然也是出于这样一种认知：中国以维护国家统一和维护国家利益为第一原则，其次才是发展对外势力意图民族崛起。事实上中国也就是在这个层次没发展着，这也就成了现在中美关系合理的一个状况原因。所以说，中美关系在可预见的时期内总趋势是充满希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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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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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华茶文化与养生1、茶之为药用，历史悠久：中华医药学是一个丰富宝库。茶之为药用，历史悠久。古籍中有不少记载。如《本草》、《药书》、《华佗食论》、《茶谱》等都记载了茶的止渴、提神、消食、利尿、治喘、去痰、明目益思，除痰去疾，消炎解毒、益寿延年等20多项功效。唐代大医药学家陈藏器在《本草拾遗》中称：“诸药为各病之药，茶为万病之药”，几乎神化了茶的药用价值。随着现代茶叶生物化学的深入研究，到目前为止，已分离和鉴定茶叶已知化合物共有500多种，并经过多种实验和临床证明，茶叶的药理作用还有减肥、降压、强心、补血、抗动脉硬化、降血糖、抗癌、抗幅射等等。最近，我国医药界又从绿茶中提取一种水溶性植物色素--茶色素，临床证明有调节血酯、抗凝促纤溶、改善微循环、增加免疫功能，抑制肿瘤生长等作用，是茶药理研究又一重大突破，在国际上处于领先地位。饮茶与人体健康关系密切。有人预言，茶叶将成为21世纪最受欢迎的健康饮料。因此，只要提倡科学饮茶的适量饮茶，可以说，茶对人体健康长寿有百利而无一害。这正是中华茶文化与养生关系密切的物质基础。2、茶文化与养生：综上所述，中华茶文化是我国传统饮茶风习和品茗技艺的结晶，具有东方文化的深厚意蕴。而贯穿中华茶文化的精神主流受到传统哲学思想影响，并与禅之兴起关系密切。历代相袭而不易。而中国的养生学历来把培养德行作为养生的第一要义。如明代著名养生家高濂所著《遵生八笺》，曾把茶道与中国养生学精神之吻合。明代顾元庆《茶谱》曾引《梦余录》记载：“大中三年东京一僧一百三十岁，宣宗问服何药？云：性唯好茶”，善哉！据史书记载，公元九世纪中国茶传入日本。日本建仁寺开祖，入唐前权僧正法印大和尚荣西著有《契茶养生记》一书。称“茶也养生之仙药也”。同样深刻阐明茶与养生的因果。值得一提的是，中华茶文化（中华茶道）与日本茶道有着本质不同，日本茶道源于我国唐代的径山文化，经过几个世纪的发展，到明代中期，经绍鸥、利休等人总结和倡导，逐渐演变成为既具宗教哲理（所谓“和、敬、清、寂），又有着严格繁琐的程序的文化体系，被誉为“宗教的美学”。而中华茶道则因时代不同，茶类不同而形成不同类型的茶道和仪式，但它们有一个共同点是，并不刻意追求繁文缛节，而是着意于品尝和发挥各种茶类的色香韵味，追求一种融洽宽松的气氛，达到“释躁平矜，怡情悦性”的精神境界、其茶道程序和仪式与科学饮茶密切配合，相得益彰，把茶的保健价值、养生价值和欣赏价值三者有机结合了起来，实在是一种精神和物质和谐结合的活动。这正是中华茶道兼有健身与养生功能的道理所在，又是中华茶道能够从古到今，从宫廷到民间，从文人到僧侣，从中原到边疆流传不息，并达到空前繁荣的原因。二,论中国的茶文化
一、茶文化的定义茶叶是劳动生产物，是一种饮料。茶文化是以茶为载体，并通过这个载体来传播各种文化，是茶与文化的有机融合，这包含和体现一定时期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
二、茶文化的内涵茶文化是中华传统优秀文化的组成部分，其内容十分丰富，涉及科技教育、文化艺术、医学保健、历史考古、经济贸易、餐饮旅游和新闻出版等学科与行业，包含茶叶专著、茶叶期刊、茶与诗词、茶与歌舞、茶与小说、茶与美术、茶与婚礼、茶与祭祀、茶与禅教、茶与楹联、茶与谚语、茶事掌故、茶与故事、饮茶习俗、茶艺表演、陶瓷茶具、茶馆茶楼、冲泡技艺、茶食茶疗、茶事博览和茶事旅游等廿一个方面。
三、茶文化体系茶史学：茶的起源，发现和利用，茶文化形成、发展、演变、特点及表现形式；茶文化社会学：茶文化对社会各方面的影响，社会发展与进步对茶文化的作用和社会各阶层与茶文化关系；饮茶民俗学：历史和现代，各个地区和民族，城市和农村饮茶习俗；茶的美学：成品茶外形设计、名茶取名、茶包装设计及宣传广告等；茶文化交流学：国际国内研讨、茶文化展示、茶艺表演、少儿茶艺、茶叶历史文化博览及茶事旅游；茶文化功能学：茶文化资源、特性、历史茶文化和新时期茶文化、茶文化功能、茶文化对现代社会及精神文明建设作用等。
四、茶文化特性历史性：茶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其历史非常悠久。武王伐纣，茶叶已作为贡品。原始公社后期，茶叶成为货物交换的物品。战国，茶叶已有一定规模。先秦《诗经》总集有茶的记载。汉朝，茶叶成为佛教“坐禅” 的专用滋补品。魏晋南北朝，已有饮茶之风。隋朝，全民普遍饮茶。唐代，茶业昌盛，茶叶成为“人家不可一日无”，出现茶馆、茶宴、茶会，提倡客来敬茶。宋朝、流行斗茶，贡茶和赐茶。清朝，曲艺进入茶馆，茶叶对外贸易发展。茶文化是伴随商品经济的出现和城市文化的形成而孕育诞生的。历史上的茶文化注重文化意识形态，以雅为主，着重于表现诗词书画、品茗歌舞。茶文化在形成和发展中，融化了儒家思想，道家和释家的哲学色泽，并演变为各民族的礼俗，成为优秀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和独具特色的一种文化模式。时代性：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发展，给茶文化注入了新的内涵和活力，在这一新时期，茶文化内涵及表现形式正在不断扩大、延伸、创新和发展。新时期茶文化溶进现代科学技术、现代新闻媒体和市场经济精髓，使茶文化价值功能更加显著、对现代化社会的作用进一步增强。茶的价值是茶文化核心的意识进一步确立，国际交往日益频繁。新时期茶文化传播方式形式，呈大型化、现代化、社会化和国际化趋势。其内涵迅速膨胀，影响扩大，为世人瞩目。
民族性。各民族酷爱饮茶，茶与民族文化生活相结合，形成各自民族特色的茶礼、茶艺、饮茶习俗及喜庆婚礼，以民族茶饮方式为基础，经艺术加工和锤炼而形成的各民族茶艺，更富有生活性和文化性，表现出饮茶的多样性和丰富多采的生活情趣。藏族、土家族、佤族、拉祜族、纳西族、哈萨克族、锡伯族、保安族、阿昌族、布朗族、德昂族、基诺族、撒拉族、白族、肯米族和裕固族等茶与喜庆婚礼，也充分展示茶文化的民族性。
地区性：名茶、名山、名水、名人、名胜、孕育出各具特色的地区茶文化。我国地区广阔，茶类花色繁多，饮茶习俗各异，加之各地历史、文化、生活及经济差异，形成各具地方特色的茶文化。在经济、文化中心的大城市，以其独特的自身优势和丰富的内涵，也形成独具特色的都市茶文化。上海自1994年起，已连续举办四届国际茶文化节，显示出都市茶文化的特点与魅力。
国际性：古老的中国传统茶文化同各国的历史、文化、经济及人文相结合，演变成英国茶文化、日本茶文化、韩国茶文化、俄罗斯茶文化及摩洛哥茶文化等。在英国，饮茶成为生活一部分，是英国人表现绅士风格的一种礼仪，也是英国女王生活中必不可少的程序和重大社会活动中必需的仪程。日本茶道源于中国。日本茶道具有浓郁的日本民族风情，并形成独特的茶道体系、流派和礼仪。韩国人认为茶文化是韩国民族文化的根，每年5月24日为全国茶日。中国茶文化是各国茶文化的摇篮。茶人不分国界、种族和信仰，茶文化可以把全世界茶人联合起来，切磋茶艺，学术交流和经贸洽谈。
五、茶文化的社会功能主要表现在发扬传统美德、展示文化艺术、修身养性、陶冶情操、促进民族团结、表现社会进步和发展经济贸易等。
传统美德是经过几千年积淀下来的被历代人们所推崇的美好道德，是民族精神和社会风尚的体现。茶文化具有的传统主要有热爱祖国、无私奉献、坚韧不拔、谦虚礼貌、勤奋节俭和相敬互让等。吴觉农先生和湖南刘先和，为茶叶事业鞠躬尽瘁，既是爱国主义者，又是当代茶人杰出代表。陆羽《茶经》，是古代茶人勤奋读书、刻苦学习、潜心求索、百折不挠精神的结晶。以茶待客、以茶代酒，“清茶一杯也醉人”就是中华民族珍惜劳动成果、勤奋节险的真实反映。
以茶字当头排列茶文化的社会功能有“以茶思源、以茶待客、以茶会友、以茶联谊、以茶廉政、以茶育人、以茶代酒、以茶健身、以茶入诗、以茶入艺、以茶入画、以茶起舞、以茶歌呤、以茶兴文、以茶作礼、以茶兴农、以茶促贸和以茶致富。
茶是中国的骄傲、民族的自尊、自信和自豪。饮茶可以思源。世界著名科技史家李约瑟博士，将中国茶叶作为中国四大发明（火药、造纸、指南针和印刷术）之后，对人类的第五个重大贡献。唐代陆羽《茶经》是世界第一部茶书。中国茶文化对世界影响功能显著。
以茶会友是茶文化最广泛的社会功能之一。今天所处的市场经济，竞争激烈，优胜劣汰，讲利益、讲效益。但人情较为冷漠，人际关系趋于淡漠。通过茶楼、茶艺馆品茗或茶艺，朋友聚在一起，互通信息，交流感情，增进了解，沟通友谊。朋友相聚在旧式茶馆里，随意说笑，回忆人生，重新享受到生命的乐趣。
古代就有“寒夜客来茶当酒”之说，以茶代酒体现传统美德，符合今天中央倡导的厉行节约制止奢侈浪费行为的规定要求。
以茶育人是新时期茶文化孕育出来的新的社会功能。上海少儿茶艺通过自己动手，学习茶科学，弘扬传统优秀文化，接受爱国主义教育。在敬茶中，展现出对老人、长辈的尊敬，对父母的孝敬，对同学的敬意。
六、茶文化对现代社会的作用现代社会依靠高科技和信息，创造更多的社会财富，物质财富将越来越多，生活也将更加富裕。东亚一些国家在推行工业化过程中，在吸收西方的优秀科技和工艺技术的同时，西方颓废的文化价值观、风俗习惯也侵蚀到社会，随之产生道德危机、拜金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等倾向。社会发展的经验表明，现代化不是唯一目标，现代化社会需要与之相适应的精神文明，需要发掘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资源。茶文化所具有的历史性，时代性的文化因素及合理因素，在现代社会中已经和正在发挥其自身的积极作用。
茶文化是高雅文化，社会名流和知名人士乐意参加。茶文化也是大众文化，民众广为参与。茶文化复盖全民，影响到整个社会。茶文化对现代社会的作用主要有五个方面：
一是茶文化以德为中心，重视人的群体价值，倡导无私奉献，反对见利忘义和唯利是图。主张义重于利，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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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战结束后，美国成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或者按美国某些人的思路——美国成为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全球性大国。而中国在“苏东剧变”、苏联解体后成为了继续实行社会主义体制的少数国家中最大且最有实力的国家。不仅如此，通过二十余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在近三十年时间里把国家机器的首要任务一直定位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很快从“十年浩劫”的低谷中跃起并一路快速发展。其经济的迅速恢复和经济实力的持续扩充，已成为世界经济发展中的新亮点。同时，中国的政治和外交、文化等诸元的定位也逐步向国际规则靠拢，渐渐融入国际社会。这样的一个中国，综合国力不断增长，国际地位不糨提升，在世界事务中发挥了越来越多的作用，其影响力日益重要、不可忽视。从冷战后短期内国际社会及政治体系变化中可以看出：中国崛起，中国的水落石出而越发凸显，伴随着俄罗斯在这一时期所扮演的“末日帝国”的角色和美欧之间结构性分歧冲突的长期隐性化，中美之间的关系好似回到两国接触的初始阶段。即一个新兴国家与一个传统大国的对话，不过两者所处地位发生了180度的回转。新兴的美国变成了崛起中的中国，而清帝国这一“全球性大国”或者称之为“全球性帝国”。历史永远不会重演，但历史经常会在不同的时空或相同的空间“重现”，而随着时间的推移，“重现的历史”往往在其中有更多的演绎使其复杂化，增加了其中的诸多不确定因素，造就众多的平等未来。不能否认，中美关系所处环境及两国现状确实比较类似于十八世纪末叶至十九世纪初叶，但这应视为表面现状。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进展，国际体系系统的更加紧密，以及全球政治外交的连带性趋势更加明显，表相掩盖下的内部冲突较之历史已十分凸显。内部矛盾的显现、明显给，使人们可以以更清醒的头脑去影响和左右历史规律，给各国政治家们创造了更加广阔的施展空间。所以，展望中美关系，很可能以新兴国家对传统霸主这一历史规律为主线和准绳，在各政府政要、国家元首结合信息诸元而作出的决策影响下，呈现波浪式前进。当然，由于美国在“帝国论”中所表现的这一唯一的“全球性帝国”中各种非传统现象，也不排除这一“美国帝国时期”的长期存在。如若这一假设成立的话，中美两国关系和两国发展空间的豪华甚至两国未来都将破天荒的走出历史规律的范围，摆脱其束缚，另辟溪径走上美国长期主导世界的第二条道路，中国作为崛起的 “新兴强国”的形势与地位可能在这一体系下被扼杀，这当然是中国不愿意看到和走上的道路。我们也许可以将其理解为倡导多极化世界就中国而言的内在动因吧。综上所述，中美关系大致有两个发展方向。这两个发展方向都是建立在历史规律和两国互动的基础之上的。但当今国际社会全球化形势日益加强，即使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也要在矛盾中维持并利用现行的国际体系与秩序。全球任何角落所发生的事件或任何一个国家所作出的决策都会不同程度的对其他国家和民族（引入民族概念是由于欧洲各国的建国理念之一，即“民族国家”，虽然当今世界以主权国家为主体，但不能排除民族的概念化对国家政治、外交乃至世界的影响与作用）产生影响并直接关系致到它们在本地区的利益。所以，再以传统关系准则或观念，仅建立在两国关系基础之上去分析展望两国关系的发展未免有些狭隘。分析中美关系的走向必须从以下这几个方面：美国全球霸权的维系；美国对现有国际秩序的维护与破坏；俄罗斯；欧洲在中美关系中的作用；中国自身的经济影响力与务实外交；伊拉克战事对全球和中美关系的影响；台湾问题的长期化。
提问者评价
太给力了，你的回答完美地解决了我的问题，非常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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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10-02 & 发布
论权力制衡与行政监督行政监督指以政府为对象的监督，是多元政治主体对政府权力的监控与制约。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采取了以下放权力为导向的行政体制改革，与此同时也出现了普遍的权力失范现象。加强行政监督是规范权力运用、遏制腐败蔓延、实现民主政治的必由之路。本文勾勒了行政监督理论研究的分析框架，并对行政监督的理论基础进行了详尽探讨。文章强调权力配置与权力制衡必须协调一致，行政权限的下放必须与监督机制的建立同步进行。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我国逐步与传统僵化的行政集权体制告别，形成了以下放权力为基本导向的行政体制改革，中央向地方放权，政府向社会和企业放权，以此调动地方与社会的积极性。但与此同时，下放的权力被滥用的情况也相当严重，腐败现象呈急剧蔓延的趋势，正如江泽民指出的到了“惊人的程度 ”。面对日益严重的权力失范现象，我们不可能以新的集权来解决权力下放之后出现的消极问题，况且集权体制本身也可能发生严重的权力失范。解决权力失范问题的根本出路还在于监督，在于建立均衡的权力体制，保持管理权与监督权的相互平衡。因此，以权力下放为主要标志的行政体制改革，必然提出一个相关的重大问题，即如何对下放的权力进行有效的监督。（一）监督是一种普遍的权力现象，存在权力的地方，就会有权力的监督。行政监督作为一种特殊的监督，其特殊性在它的政治性，在于其权力是政治权力。而政治是国家的治理活动，因此，行政监督是与国家治理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行政监督在本质上是政治权力对政治权力的制约，作为一种普遍的政治现象，与政治权力的公共性有着密切的关系，反映了政治权力普遍存在的非公共运用倾向。以国家存在为前提的政治权力是一种公共权力，尽管在不同的政治社会，政治权力的公共性所代表的利益范围有所不同，但首先都代表了统治阶级的共同利益。人类是以过社会性生活为基本特征的，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这一特征作了精辟的阐释，“这是因为人即使不像亚里士多德说的那样，天生是政治动物，无论如何也天生是社会动物。”人类生活的社会性，是由人类的生产劳动决定的。人类劳动的分工合作大大提高了人类的整体能力，没有人类的分工合作，就不会有人类的文明，就不会有人类的进步。人类的文明又把人紧紧地结合在一起，恩格斯曾分析道：“劳动的发展必然促使社会成员更紧密地互相结合起来，因为它使互相帮助和共同协作的场合增多了，并且使每个人都清楚地意识到这种共同协作的好处。”而人类的共同劳动、公共的生活则必然需要公共权力进行组织协调，合理配置社会资源，维护公共秩序。随着社会的发展，人类的生活、劳动之间的关系不断密切，客观上要求强化公共管理，使人类的劳动与生活在更加有序和更加有效的状态下发展。这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大趋势。当然，在特殊时期，公共权力的设置超越了社会的客观要求，可能需要限制，但总的发展趋势是公共领域在不断扩张，公共关系在日益密切，与此相伴随的是公共权力的干预也越来越大。因此，人类生活在政治权力的普遍支配之下，正如罗伯特·达尔所言：“无论一个人是否喜欢，实际上都不能完全置身于某种政治体系之外”，“政治是人类生存的一个无可避免的事实。每个人都在某一时期以某种方式卷入某种政治体系”，“人类究竟是被炸成粉碎，还是将设计出能使自身得以生存的政治安排，现在正取决于政治和政治家们”。今天，不管是政府导向的市场社会还是秩序导向的市场社会，政府都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像美国这样典型的自由市场经济社会，总统人选的更替，政府的政策的变动也都对整个国家乃至全世界都产生重大影响。然而，根据人类的政治经验，公共权力具有普遍的被非公共运用倾向，孟德斯鸠对此有经典的论述，“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公共权力内在的变异倾向与公共权力的特性有关。公共权力是组织集体劳动、协调公共生活的基本手段和工具。“权力是特定主体将他的意志强加于他物，使之产生一种压力继而服从的能力”。公共权力的行使往往导致利益的分配，对此，戴维·伊斯顿精辟地指出：权力具有对稀缺资源进行权威性分配的功能。因此，在公共生活中，对利益的追逐往往转化为对公共权力的追逐，公共权力成为人们追逐利益的重要手段。这种以利益为目的的权力追逐，必然伴随着公共权力的非公共运用，也就是政治腐败。于是，出现了被称为公共悖论的普遍现象，以公共目标设置的公共权力却成了一些公职人员谋取私利的基本手段。这种背离公共利益的腐败现象必然受到公共社会的抵制，因此，人类始终面临这样的选择，“赋予治理国家的人以巨大的权力是必要的，但是也是危险的”。人类社会对腐败现象的遏制是永恒的课题，解决这一难题的基本途径正如孟德斯鸠所言：“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约束权力”。以权力制约权力是人类政治社会恒久的努力，现行各种行政监督制度就是长期历史实践的沉淀所凝聚的制度力量。行政监督并不是民主社会的“专利”，在专制国家往往也有相当严密的至上而下的垂直监督系统。不过，民主社会却必然要有行政监督，而且主要体现为横向的分权与制约，并成为民主政治的基本实现机制。民主政治事实上确立了公民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决定公共事务的权力，不过，具体从事公共事务管理的总是国家机关和居社会少数的国家公职人员。国家机关和公职人员作为人民主权意志的外在表现方式和对象化产物，构成人民主权意志实现的社会性手段和工具。但是，人民主权和意志一旦外化出来，国家机关和公职人员一旦产生，便有可能脱离人民的控制，存在着“同个人相对立而存在的异己性和独立性”。于是，就必然产生一个十分严峻因而历来引起人们关注的问题，即公民如何保持对所委托的少数人和由他们组成的国家机构的控制和监督，防止权力的异化。正是基于这种考虑，一系列与权力机关相分离、相制约的监督机关和监督机制不断出现并逐步趋于完善，这无疑是民主主体确保自身民主权利和“公意”贯彻的一种努力。因此，建立完善的民主监督机制，确立严格的民主监督程序，通过各种形式的分权和制衡，使民主主体自始至终地能够控制自己转让的权力，保证大多数人公意的实现即最大限度地达到社会所提供的现实民主权利，也就构成了政治民主的最基本规定之一。行政监督不仅是民主政治的要求，也是法治社会的必然诉求。政治社会始终处于国家权力无限扩张与法治诉求不断强化的互动之中。国家权力的无限扩张，表现为国家越来越多地干预完全可以由社会或公民自己去履行和完成的事情，或把国家权力深入到纯粹个人生活的私人领域。国家权力无限扩张的直接后果是属于私人的权利和自由不断缩小，财产权和经济自由不断受到侵犯。在这样的背景下，社会和公民要求加强法治的诉求也必然越来越强烈，以维护自己的民主权益和自由人权不受专制政权的践踏。法治的核心问题是国家与社会的权力均衡和国家内部权力制约机制的设置，因此，法治与国家政治体制具有密切的关系。从法治的政治原理来看，法治国家的政治体制应该具备两个基本条件：第一，政治统治模式应该是民主政制。民主政制确立了社会和公民对国家进行行政监督的权力和机制。第二，国家权力结构应该具有分立和相互制衡的关系。分权制衡与法治在一定程度是相互重叠、互为因果的，国家权力的分立和制衡是国家实现权力自我约束的有效制度安排。（二）行政监督作为权力之间的监控与制约关系，以不同形式体现在当代政治体制之中，随着民主政制的不断完善，行政监督作为实现民主政治的基本机制与民主政体结合在一起，在各种民主政治制度中得到表现。民主政治为保障社会不同阶层的利益提供了平和调节的机制，在这方面行政监督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利益的冲突和斗争必然会转换为政治权力的斗争。如果没有哪一方政治力量具有绝对的优势，政治权力就会出现分立和制衡的格局。政治权力分立形成的权力制衡，是不同的阶级或利益集团分享权力，从而保障各自利益的政治安排。在现实政治生活中，许多行政监督制度的构建不是来自政治理论，而是政治斗争和政治妥协的结果。行政监督制度的形成，又为不同阶层利益的合理分享提供了制度保障。行政监督首先反映在政治思想的监督。政府政策体现了政府所坚持的基本政治思想，不同政治思想的分野，反映了不同政府各自利益的主张。在一些西方发达国家，政治自由主义与政治保守主义两种政治思潮的共存，彼此批判和攻击，交替成为主导政府政策的政治思想。这种不同政治思想并存的格局客观上起到互相调节，互相补充的作用。在现代西方发达国家，偏激的、极端化的政治思想之所以难以成为主流政治思想，基本原因之一就出于此。政治自由主义比较具有革新精神，强调改革、发展；而政治保守主义则强调政治的连续性，重视传统的价值，一般具有更大的政治惯性，代表稳定的力量。没有保守主义的制衡，革新容易走过头；没有自由主义革新精神，保守力量将会阻碍社会的发展。可见，政治自由主义与政治保守主义的并存，客观上起到彼此监督的作用，从而在政治思想上防止政府走向极端。现代民主国家的政治体制也充分体现了行政监督的原理。代议制与选举制作为民主政治的基本实现形式，其基本的制度功能就是对政治权力的制衡与监督。代议制政体使国家权力置于社会代表有效的控制与监督之下，它提供了监督涂刂浦醒爰?ǖ幕?疲?⒊械Ａ苏?巫杂傻氖鼗ふ摺６?【僦剖拐??僭辈恢劣诔晌?豢梢埔椎牧α浚???僭币坏┍忱肓嗽级ǖ纳缁峁嬖颍?【僦扑?纬傻募?辶α炕崞仁顾?绿ɑ蛳蛟级ǖ墓嬖蚓头丁?现代西方发达国家普遍建立的三权分立体制对于遏制专制，维护资产阶级民主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三权分立体制的实质是权力的监督，这种体制把国家权力划分为立法、行政、司法三个部分，并按照一定的均衡原则进行权力配置，使各个权力之间互相分立、彼此制约，防止任一权力的专制和滥用。分权体制在西方各国尽管不尽相同，但强调权力之间的监督这一基本思想是共同的，三权分立体制使立法、行政和司法任一权力都难以完全主宰国家机器，从而达到防止专制的目的。西方国家两党制或多党制的政党制度，客观上也发挥了行政监督作用。西方国家的政党制度是一种竞争制度，这种竞争对于平民来说并不意味着充分的公平，但对政党本身来说是一种有力的外在制约。要执政，必须要比其它政党取得更多的选票，要更取信于民，尽管目前西方国家各政党在公民中的信誉度普遍不高，但各党派都希望自己比其它政党获取更多选票的内在要求，促使他们努力防范错误，争取民众的支持。因此，两党或多党的并存，政党之间的竞争，客观上起到监督制约作用。由于当代政治一定上意义上都是政党政治，执政党主导着国家机器的运作，政党之间的行政监督，对于避免执政党对国家政策的误导具有重要意义。西方的政党制度尽管并不适合于中国，但在西方政治生活中确实发挥了重要的监督制衡作用。总而言之，在现代民主政治生活中，行政监督是一种普遍的现象。行政监督的普遍性客观上反映了公共性的凸现，反映了非专制政治已愈来愈受到人们的重视，民主政治得到了普遍地支持。（三）行政监督是政治体制的一个有机构成部分，同时，行政监督制度本身又是一个有机系统。行政监督体制应该是发展的体制，要与政治体制改革保持动态的协合。行政监督职能的规制要与政治体制的整体功能保持协调，离开了政治体制这一宏观的制度环境，就无法评价行政监督制度的合理性。行政监督的合理性，要在行政监督与政治体制的交互作用中去把握。在西方国家，三权分立政治体制是国家体制中最基本的行政监督机制，这一机制是动态的，随着资本主义发展的需要，不断地有所调整，以适应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发展的需要。在资本主义早期，资本主义经济需要一个自由宽松的社会环境，反对政府对经济过多的干预，限制政府专制和防止公共权力滥用是当时的主要问题，因而，对政府的监督力度比较大，政府的权力受到较大的限制，具体表现为立法机关的至上地位，政府对议会必须言听计从。随着垄断资本主义的出现，西方国家客观上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政府迅速而有效地干预社会经济的发展，需要一个能够代表国家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发挥积极作用的政府。在这种情况下，政府的权力得到了迅速地扩大，对政府的限制和监督被削弱，尤其是立法机关对政府的制约一度被弱化。然而，腐败是与权力相伴随的政治现象，政府权力的扩大客观上为腐败现象的蔓延提供了沃土，导致腐败现象的加剧。所以，近几年来加强立法机关对政府的监督又不断受到重视。总之，行政监督体系是一个动态的体制，只有与宏观政治体制保持动态的协调，与社会经济发展相适应，行政监督制度才能发挥更有效的作用。由于政治体制是不断改革发展的，行政监督制度如果不适应政治体制的改革，就会影响政治体制正常运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认识到传统行政体制的最大弊端是权力高度集中，因此采取了以权力下放为基本导向的行政体制改革，以调动地方政府和社会组织的积极性，提高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和行政管理的效率。但是，我们忽视了管理权与监督权均衡的重要性，在下放权力的同时相应的监督权没有得到合理的配置。实践表明，权力下放必须以权力监督为保障，放权后形成的权力扩张如果没有受到有效的监督，公共权力就会走向公共的反面，利用公共权力谋取私利必然严重蔓延。当前，我国腐败现象严重蔓延，不仅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权力下放带来的积极意义，而且已严重危害社会的稳定和国家的全面发展。因此，权力下放必须与权力监督相协调，失去监督的公共权力必定会最终背离公共利益。行政监督的完善不仅体现在制度上，也决定于政治主体的监督意识与监督能力。一个不善于放权的领导不会是有效的领导，而对下放的权力不善于监督的领导同样不会是优秀的领导。同时，一个优秀的领导、一个对人民负责的政治组织应该正确对待来自外部的监督。对于任何人来说，监督往往是令人不快的事，但对于有志于成大业的人来说，监督的存在却可以防止他（她）少犯错误，客观上是非常有益的。一个有雄心大志的人，一个想有所作为的人应该以积极的态度正确对待来自各方面的监督，而不应该拒绝监督。行政监督作为一种压力，对个人或组织都具有推动作用，实践表明，有监督才不敢松懈，有监督才不断进取。（四）行政监督的本质在于权力的较量，行政监督的有效性在根本上取决于力量的支持，因此，能不能有效地遏制行政权力的滥用，不仅取决于监督机制的完善、监督技能的娴熟，更关键的是监督主体的力量。而行政监督主体的监督力量建立在十分复杂的体制基础和社会文化基础之上。因此，行政监督问题并不仅仅局限于监督者与被监督者之间的关系，而与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与社会文化底蕴有着密切的关系。从这一意义上来说，行政监督的健全和完善是一项社会系统工程，要与社会政治的综合发展有机结合起来。同时，行政监督机制的完善对于政治民主化的进程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政治民主化是我国现代化的重要目标之一。民主政治作为国家的制度形式，确立了公民对国家权力的支配。民主政治制度通过对政治权力的合理配置，防止国家权力的专制和滥用，维护公民在政治生活中的主人地位。可以说，民主政治的核心问题之一是建立有效的民主监督机制，使公民有足够的力量监督和制衡国家权力，促使国家机关切实根据公民的意志和愿望进行管理，从而保障社会的政治民主，维护公民的政治自由。因此，行政监督制度的建设对于民主政治的实现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民主制度能否建立，取决于公民的政治力量，在公民的政治力量还很孱弱的情况下，不可能建立健全的民主政治制度，也不可能形成有效的行政监督体制。行政监督的发展历程是专制和民主斗争的历史。民主的每一进步，都会推动行政监督的发展。在缺乏民主监督的地方，必然是专制政治横行的地方，也是腐败现象严重蔓延的地方。因此，行政监督的有效性在根本上取决于两种力量的实力对比，根植于公民的民主权利，健全的民主政治制度是实现有效行政监督的制度保证，民主政治是行政监督的力量之源。希望对你有所帮助,祝你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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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参与是指公民自愿地通过各种合法方式参与社会政治过程，并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影响政治决策的行为。（周光辉《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十大趋势》载《政治学研究》1998年第1期）在现代社会，政治参与不仅是公民的宪法权利，也是政治体制得以有效运作的重要条件。有效的政治参与能使政治体系获得公众的感情支持，促进政治的稳定，而无序的政治参与则可能导致权威的迅速流失，造成政治的不稳定。尤其像我国这样一个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变革的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发展和体制的变革必然导致公民政治参与要求的增加，这为发展中国家的政治民主化提供了良好的契机。然而，如果这些国家在公民的政治参与要求不断扩大的同时，不能相应地提高其本身的政治制度化和法治化水平，就有可能带来政治的不稳定。这就要求发展中国家在实行社会经济变革的同时，通过法治化的途径，疏通参与渠道，健全政治参与制度，以有效地吸收和疏导公众日益扩大的政治参与要求。　　一、政治参与法治化——在发展中保持稳定的客观要求。　　美国政治学家享廷顿认为：发展中国家公民政治参与的要求会随着的利益的分化而增长，如果其政治体系无法给个人或团体的政治参与提供渠道，个人和社会群体的政治行为就有可能冲破社会秩序，给社会带来不稳定。由此，他得出政治稳定取决于政治参与和政治制度化水平的比率：政治参与/政治制度化＝政治不稳定。即政治参与与政治不稳定性成正比；政治制度化与政治不稳定成反比。（参见S.享廷顿：《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华夏出版社1988年版，第56页）在当今法治已成为各国崇尚的体制模式的前提下，所谓政治的制度化，在政治参与领域就是政治参与的法治化。即在政治行为法治化的前提下，开通公民政治参与的法制渠道，公民的政治参与和政府对政治参与的管理都依据法治原则，按照法律规定的方式和程序进行。政治参与的法治化，对于发展中国家在推进民主化进程中保持政治稳定具有重要的意义。　　1.政治参与的法治化是民主权利的法治化。政治参与权是一项重要的民主权利。按照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社会主义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通过各种方式和途径管理国家事务、社会事务和经济文化事业，这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主要内容，参与国家事务的管理，是每一个公民不可剥夺的民主权利。但是，现代民主理论告诉我们，为了社会管理的效率，任何民主都不可能导致人人成为国家事务的直接管理者、决策者，而只能通过推选代理人的方式实行间接民主，即代理人以主权者——人民的名义行使国家主权。这种主权的所有和行使的分离是现代政治发展和社会分工的必然产物，是历史的进步。但是，各国政治实践又表明，这种分离又是权力异化的根源，易使人民“管理国家事务、社会事务和经济文化事业”的权力化为谋取私利的工具，使社会公仆成为社会主人。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又不失现代管理的效率，各国在选择间接民主的同时，又通过立法保障公民的政治参与权，主要是政治选举权（包括罢免权）、政治结社权、政治表达权。通过政治参与立法，一方面使公民政治参与权法律化，权威化，使这一项重要的公民权不因政治代表人物的好恶而受到侵夺；另一方面，使政治参与经常化，制约政治代理人的政治行为，使政府决策始终符合公众的目标选择。　　2.政治参与的法治化可以实现政治参与秩序化。政治参与是一把“双刃剑”，它既可以有利于社会的稳定，促进经济发展；又可能造成社会不稳定。因为任何政治体系对公民政治参与的承受能力都是有限的，特别是经济发展还不可能满足社会所有集团、所有个人的特殊要求的情况下更是如此。为了使政治参与更好地发挥正面效应，促进政治的稳定和经济的发展，就必须将政治参与纳入法治化的轨道，使政治参与在公民和利益集团认同的各种法定程序规则下进行，使政治参与秩序化。政治参与的秩序化对社会稳定而言，有两方面的作用：第一，减缓政治参与对现行体制的冲击。由于政治参与的法治化，使得无论是公民还是各利益集团的利益表达，均须在一定的程序规则下进行，这种政治过程是程序化、规则化的，即从制度上合法地限制了公民政治参与超出现行体制承载能力的无限制发展，又提供了公民及利益集团表达自己利益的合法渠道，从而有利于政治稳定和社会安宁。第二，使政治参与的不同主体间的利益竞争在认同体制的基本程序和规则的前提下进行，从而避免了不规则竞争带来的种种不稳定。遵守竞争程序和规则本身就意味着认同民主政治的根本制度和民主政治的基本价值，它为政治稳定和社会稳定奠定了法制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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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政治的基本状况是：国家主导农村社会的格局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乡镇政权对农村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农村社会秩序处于相对稳态；村级治理体制处于结构性转型之中，村民自治正在改变农村政治的性质和运作路径，农村民主建设有了一定的发展；农民的公共参与意识正在加强，公共参与的主体和形式呈现多样化，农村新的公共领域和公共权力组织正在形成。而如何解决乡镇政权管理效率低下和社会动员能力减弱，村治结构中各种权力边界不清，农村干群关系紧张以及农民非制度参与和非法参与等一系列问题，将决定农村政治的发展方向。 关键词：农村政治 乡镇体制 村治结构 公共参与 长期以来，人们对中国农村、农业和农民问题的关注，多侧重于经济和文化方面的探讨，“很少有人关注和深入研究乡村政治问题，尤其是广大农民的政治参与问题”[1]。事实上，农村政治状况不仅决定着国家的政治稳定和现代化的历史进程，而且制约着“三农问题”的最终解决。因为，“如果我们不从政治的高度加以认识和重视农村问题的政治方向，不能根据社会发展的需要理顺农村各种政治关系，那么最终会影响到农村经济体制的深化改革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2]。甚至可以说，如果离开农村政治视野，任何有关农村经济改革和文化发展的方案都无法真正有效地实施而导致失败。本文将对现阶段中国农村政治状况和发展趋势进行研究。这项研究旨在通过对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中国农村公共权力组织的构成和运作及与农民公共参与之间相互关系进行考察，试图从社会转型的视角来认识市场化进程中农村政治的发展规律。一国家主导农村社会的格局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以代表国家权力为基本特征的乡镇政权掌握着农村社会最主要权力资源，对农村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农村社会秩序处于相对稳态。但存在乡镇干部行为失范、乡镇政权管理效率低下和社会动员能力减弱等问题。从20世纪初开始，中国社会总的发展趋势是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世界各国现代化的历史逻辑表明，对于象中国这样一个后发展的民族国家，现代化是与农村动员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只有将农村社会纳入到国家的体制之中实现全社会的有机整合，才能获得国家现代化的经济和政治资源。事实上，这个历史的逻辑也指导了中国人对现代化的设计。无论是晚清的农村改革，还是国民党时期的农村建设；无论是新中国的集体化运动，还是新时期的村民自治，就其总的历史状况和目标而言，都是民族国家力图将农村社会纳入到国家现代化统一进程之中的努力。也就是说，中国社会没有进行也不可能完成西方社会那样一个由农村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自然转型，而是在走一条“规划的社会变迁”之路。这就要求以政治发展来推动社会发展，“政府要在农村发展中扮演主导角色，而组织是政府推动农村发展的体制性的力量”[3]。其表现形式就是国家权力体制在农村社会得以建立。自民国期间国家行政体制下沉到乡镇一级之后，在农村社会直接代表国家的就是乡镇政府。人民公社时期，实行了高度集权的政社合一体制，国家行政权力冲击甚至取代了传统的社会控制手段，国家及农村干部通过对社会经济生活的统辖而实现了对农村社会政治及其它领域的控制，极大地强化了国家的社会动员能力，也从根本上破坏了传统农村社会秩序的基础。新时期中国农村改革，最直接的目标和最重要的成果是对人民公社体制的否定，“这就是实行生产责任制，特别是联产承包制，实行政社分设”[4]。而政社分设后产生的“乡政村治”体制，成为了当代中国农村社会最基本的社会组织方式。“乡政村治”体制的“乡政”，是指乡级机构的功能运转主要体现在乡政权上，特别是体现在乡政府的职能上，从乡级政治事务、行政事务和经济事务的管理方面，都突出一个“政”字。而“村治”则是指村级组织对村域事务在自治基础上的具体管理。在这一体制中，“乡政”代表着国家权力，具有系统而完整的组织机构，而且掌握了农村社会最主要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资源，控制着和主导着农村的发展。这主要表现在：（1）人民公社体制废除时，国家政权的基本属性通过新的“乡政”体制顺延了下来，特别是经过近二十年的农村基层政权建设，全国各地的乡镇普遍建立了完备的党委、人大、政府及政协等政权组织。这些组织机构分别从党务、立法、行政和统战等系统强化着国家政权，以保证国家权力自中央到地方的统一性。（2）各乡镇政权配备了大量的国家工作人员，特别是随着公务员制度在乡镇的推行，大批有文化、懂法律的优秀知识分子充实到了乡镇干部队伍，乡镇干部的整体素质有了较大的提高，他们在乡镇政权的各个岗位上，确保了国家法律和政策的实施。（3）普遍建立了乡镇财政制度，乡镇政府具有了一定的财政自主权，提升了乡镇政权在经济、文化事业和社区发展等领域上的政治能力。（4）乡镇企业有所发展，增加了乡镇政权对经济的影响力。特别是那些由乡镇政府直接管理的具有资源性质的乡镇企业，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了乡镇政权整合各种社会资源的工具。极大地影响了乡镇政权的施政能力，乡镇政权的社会动员能力呈下降趋势。（1）体制上冲突。乡镇政权体制存在诸如党委一元化领导和一体化运作的现状与党政分开的改革目标及乡镇长负责制之间的冲突；乡镇人民代表大会的法定权力受到一定程度虚置；政府职能部门条块分割，乡镇政府的管理职能受到肢解，政府功能和权力残缺不全等问题。（2）人员臃塞，乡镇财政负债严重。目前我国乡镇政权吃“财政饭”和“事业饭”的人数普遍在100—200人之间，有的甚至超过500人。乡镇政权人员的臃塞，势必增加乡镇财政的负担。据对全国81个农民负担监测县调查，平均债务额1098.6万元，平均净负债708.2万元。乡镇财政濒临破产。[5]（3）乡镇干部整体综合素质较低及激励机制欠缺，工作效能差和制度化程度低，其行为具有明显的短期性和寻租性，贪污腐败现象较为严重。特别是有些地方为了缓解乡财政的负担或乡镇干部自己获利，采取各种名目增加农民负担，并在与民争利时采取许多非法的失范行为，造成干群关系紧张，乡镇政权处于从农村获利和维护农村安定的两难之中。为了解决乡镇体制存在的问题，各级政府一直在进行积极的探索。目前有两种不同的改革方案：（1）强化乡镇体制。主张者认为，应该继续强化国家对农村社会的主导作用，大力加强乡镇体制建设，其中在规范乡镇各政权机构相互之间的关系同时，采取各种办法提高乡镇干部的素质并努力使其行为制度化，特别是要县级政权要简政放权，下放各部门在乡镇的下设机构，以改变目前乡镇体制上条块分割的状况而提高乡镇政府的工作效率[6]。有研究者认为，要强化乡镇体制，还必须将社会体制的下线伸入到村[7]，即将政府组织延伸至行政村，实行“乡治、村政、社有”[8]，也就是将村级组织的行政功能扩大或制度化，在村一级实行行政化体制，在村民小组一级实行村民自治体制。（2）弱化乡镇体制。持这种观点者认为，乡镇政权建设应该遵循转型期以来中国农村政治发展的历史逻辑，即“随着国家对农村经济依赖性的减弱和农村市场经济的发展，以及传统的权力文化向现代权利文化的转变，国家的行政权力将逐渐退出农村的政治领域，农村社会将最终完成从身份到契约的过渡，实现从传统的专制家族社会向现代民主的个体社会的转型”[9]。其政策性主张是撤乡并镇，在确保国家基本行政职能下沉的同时，逐渐实现国家行政权力体制上移，达到乡镇社区自治。事实上，近几年来，在一些市场经济较发达的地区，开始实行乡镇规模调整，有的地方有1/3的乡镇被撤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10]。毫无疑问，现代国家是不可能放弃也不应该放弃对农村社会的管制。因为，如果没有国家强制性的影响，传统农业是不可能走向现代农业的。而且更为重要的是，没有农村的发展，国家的稳定和发展都缺乏基础。问题只是，在市场化进程中，应该建立什么样的管理模式，才能实现农村社会现代化这一目标。在现实的农村政治中，乡镇权力体系往往表现出很强的自我扩张惯性。这是由行政支配主导型和缺少约束制衡的体制特点所决定，其最为根本的原因是利益的驱动。从目前农村社会的基本情况来看，国家对农村社会的管制能力并不完全取决于行政性的“命令—服从”模式如何有效，而应该主要建立一种“法制—遵守”模式。也就是说，国家应该通过一种法制方式，将国家在农村社会的利益和国家对农村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通过强制性的法律预期确定下来。在这种“法制—遵守”模式中，应该将农村社区事务、国家目标进行适当的区分。对于诸如各种税收、计划生育和国土管理等国家目标，则依靠法律手段，进行职能部门的法制管制；对于农村经济的管理，根据市场化的进程，应该从直接管理过渡到利用非行政手段的宏观调节。而对于农村社区性事务，应在国家授权性的法律权威下，实现广泛的自治，在村一级实行村民自治，在乡镇一级实行社区自治。 二转型之中，村民自治正在改变农村政治的性质和运作路径，农村民主建设有了一定的发展。但由于存在各种权力边界不清等深层次的冲突，农村政治制度化建设落后于现实需求，极大地影响了村民自治体制的绩效和发展空间。目前，中国村级治理体制正在实现以村民自治为核心内容的结构性转型。这种转变是与农村经济改革的历史进程相联系的。如果说，1980年开始实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际上是在坚持土地的集体所有制基础上通过对土地经营制度的改革，改变了农民与集体经济组织之间的关系；那么，从1984年开始进行的农村第二步改革，通过改农产品统购统销制度为合同制，取消生猪、蛋品派购，实行市场价格，则在改变国家与农民之间的关系。自此之后，市场成为了配置农村社会资源的主要形式之一。农村社会一定程度的市场化最直接和最重要的社会后果，就是促使社会流动增加，并使中国农村社会的分层结构发生变化，即农民职业分化和经济差距的扩大，从而改变了原来的刚性的城乡二元结构，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新的利益关系。但是，这种因市场化取向而产生的社会分化，又受到了土地集体所有制的制约和影响。正是在这种多样化的制度性冲击和约束下，决定和形成了目前农村社会利益主体的分化及主体之间的复杂关系，特别是各主体获取利益的手段和方式。具体来说，一方面，由于市场化取向的冲击和土地集体所有制的制约，形成了农村社会不同的利益主体和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另一方面，由于社会利益主体的分化，特别是“农民阶级的大分化，瓦解了中国社会非民主、非法制的社会根基”[11]，中国农村社会正在进行以经济上的不平等取代政治上的不平等的过程。然而，“分化本身并不足以导致现代化。发展是分化（既有社会的分工）和整合（在一个新的基础上将分化的结构联系起来）互相作用的过程”[12]，为了达到这一整合，国家需要向农村社会输入新的政治制度规则，这就是村民自治体制的逐渐建立。村民自治是农村基础人民群众自治，即村民通过村民自治组织依法办理与村民利益相关的村内事务。其目的是使广大农村居民在本村范围内实现自我管理、自我教育和自我服务，有效地处理与村民利益密切相关的本村公共事务，将社会主义民主落实到最基层，保证国家对农村基层社会的有效治理[13]。这一体制形成和发展的过程，大体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82年至1988年，全国各地普遍废除了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体制，在乡镇以下建立了村委会。尽管还没有实行村干部的民主选举，但村级组织建设开始规范，村级干部也在精简。第二阶段是1988年以后，随着《村组法》的实施，从建立乡政府和村委员进入到了村民自治阶段。在这个阶段，主要开展了民主选举、村务公开、建章立制等自治活动，并在全国建立了一批示范县。到目前为此，全国（除台湾和港奥外）基本上都实行了村民自治体制，并普遍进行四至五届村委会选举，共有9万多个村民委员、38万名村委会干部由村民直接选举产生。各地还在不同程度开展了“村务公开”和“建章立制”等活动。农村民主建设有了一定的发展。但是，村民自治在实践中普遍存在深层次的体制性冲突：（1）农村基层党组织与村委会在权力关系上的冲突。农村基层党组织作为国家实现对农村社会一体化整合的工具，在村级正式组织中处于领导核心位置。可村委会作为村民自治组织，是以国家法律的授权为依据、以全体村民的民主选举为基础的，在法律上并不具有服从村党组织的义务。两者权力来源和职权不同的客观存在，必然影响到农村政治的统一性。而为了解决这些冲突，有些地方在乡镇党政的支持下，采用控制选举、用党支部会议代替村民会议、以党组织替代村委会行使职权等所谓一元化领导和一体化运作的方式来控制农民自治组织。其结果是改变了村民自治的民主性。（2）国家行政权力与村民的自治权力之间的冲突。从国家立法上来看，村民自治否定了公社体制时国家政权与农村组织特别是乡政府与村委会之间的行政隶属关系，将过去那种领导与被领导关系转变成为国家政权对基层自治组织的指导关系。这种相互关系的变化，最主要表现在，村委会主任、副主任和委员均由村民直接选举产生；农村权力的基础已由上级授权而改变成了村民授权。这种改变必然影响到国家行政权力对村委会的管辖权限及行为习惯等问题，也必然影响到乡镇政权的权威。乡镇政权为了维护自己的施政能力，一方面通过强化对村级党组织的领导，并通过建立村级党组织来控制村民自治组织；另一方面则是实行“村财乡管”等措施来肢解村民自治组织的职权。（3）村委会的自治权与农民的经营自主权之间的冲突。根据《村组法》的规定，村委会不仅管理着村集体的土地和财产，还具有支持和组织全村发展经济的责任和义务，并需承担本村生产的服务和协调工作。因此，人们按照人民公社时期的习惯思维，将村委会视为集体经济组织。有些地方就借发展集体经济为名，将村委会职能扩大，不断强化村委会的经济功能，使之向经济组织方向发展，并以此来剥夺农民的经营自主权。家权力与村庄自治权、社区组织与村民个人权利的边界问题。政治组织理论认为，任何权力边界模糊，也就意味着权利和义务关系的不确定性。这样，就会产生组织的不经济性和个人权利的不可预期性。组织的不经济性，不仅包括其运转成本，而且还包括其机会成本的增加，特别是因不必要的职能产生的代价。在一定意义上来说，这种代价就是由于其职能的无限度扩大而自身成本投入又明显不足或过剩所导致的与目标的实现没有内在必要联系的某种损失。为了克服这种不经济性，就必须有效而合理地确定村级组织的权力边界，明确其职能范围。目前最为现实的选择应该是：（1）真正落实村民自治组织的自治性，建立真正意义上的权力契约关系。村民自治作为国家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实行的一种农村政治安排，是在中国自上而下的权威体制内生成的这种“自治制度”，对广大村民来说，其选择空间是十分有限的。特别是有关村级织织的性质、结构和职权这些方面都不是村民自主选择的结果，而只能是在国家法律权威下形成的制度性安排。也就是说，在国家主义的权威导向下，要求广大村民这些“自治主体”完全按照国家的法律规定，建立符合基层政府意志的“自治组织”，因此，在村委会的设置和权力及村党支部的领导地位等方面，并不存在实际意义的约定和更改。要克服这些问题，就必须大力提倡法制权威下的契约精神，将乡镇党政、村基层党组织和村民自治组织真正作为法律上平等的政治主体，并促使其相关规则的制度化，以此来强化村民自治组织职权的刚性。（2）限制村民自治组织的经济功能，通过建立独立的经济合作组织，为农民走向市场提供组织性服务[14]。村民自治解决的是村庄内部的秩序及村庄与国家体制之间的秩序，并没有解决也不可能解决村民与社会，特别是村民与市场的关系。村庄内部的秩序，表明的是社区组织所必需的结构环境，是社区存在的根据和发展的基础，是政治学意义上的秩序，是有关与控制与正义相关的问题；市场秩序是经济学意义上的秩序，是有关交易赖以实现的市场伦理与信用关系问题。市场经济的发展，在一定意义上肯定了国家之外社会的存在。但是，处于市场经济背景下的农村社区并是一个完整意义上的社会，村民进入社会需要许多中间的渠道。村治体制不能够也不必要为村民提供市场化的组织，根本性出路是通过制度创新来满足农业市场化的组织性需要。从目前中国农村社会政治状况和各种组织资源来看，最为现实和有效的市场化组织，就是以平等主体为基础的、通过契约的方式建立的具有明确的权利和义务关系及合理退出机制的会员合作制组织[15]。三农民的公共参与意识正在加强，公共参与的主体和形式呈现多样化，农村新的公共领域和公共权力组织正在形成。但是，农民非制度性参与、非法参与和宗族性参与的增加，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农村政治权力运作过程和社会秩序的稳定。 公共参与是公众通过自己的政治行为影响和改变政治过程的活动[16]。在传统农村社会，家庭才是法定的基本政治单元，广大农民作为皇权下的“子民”，在村庄事务中，只有通过他们家族或宗族组织进入公共领域，其活动只不过是家庭或宗族组织行为的外化或代表，个人在社区事务中不具有独立的政治身份。民国时期，虽然农民的“国民”身份得到了确认，但在严格的保甲体制中，农民作为“保丁”承担更多的是对国家和社区的义务，而且是一种与社区“连坐”的强制性义务。新中国建立之后，在集体化时代的“集权式农村动员体制”下，农民成为了“社员”，社员对集体经济组织在经济和人身上的依附也就决定了其公共参与权利的有限性，法律规定的“社员”参与集体经济组织决策和管理的一切“权利”是一种虚置的权利。只有在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乡政村治”体制之后，农民成为了“村民”，获得了经济上的自由，并拥有了参与社区管理的民主权利。事实上，在国家大力推行村民自治过程中，特别是在近几年进行的第四届和第五届村民选举时，每届选举全国有六亿、占总数90%的农民参加了村委会的民主选举，表现出空前的政治参与热情。在一些村民自治搞得好的地方，村民已在事实上享有了村务的管理权。而当这些选举权和管理权及其它合法权益受到侵犯时，有部分农民已能够拿起法律武器，与各级党政组织或干部对簿公堂。特别是部分农民通过组织或参加新型的经济合作组织，在农村形成了新的公共领域和公共权力。这些都表明，我国农民的民主观念和权利保护意识不断加强，农民的公共参与已经到了新的发展阶段。还存在许多急需解决的问题：（1）公共参与主体的分化，形成了新的政治上“有权群体”。据调查，目前许多地方虽然进行了形式上的民主选举，并没有建立相应的民主管理体制，村务的管理权在事实上被大约11%的管理者和特权者掌握，大多数村民处于农村政治权力的边缘。（2）农民非制度性参与大量存在，采取集体行动对抗基层党政的事件增多。这其中的主要原因是农村社会的各种利益冲突和农村干部的行为失范。特别是近几年来，农民的增收较为缓慢，而有关农民负担却日益增加，乡镇政权的财政收入以及乡镇干部的工资及福利补贴都直接依赖于农民的税费，而村级组织在代理国家和乡镇收取上交提留任务时常“搭便车”的行为并有些过激手段和方式，这样在不断积累村民的不满对抗情绪，一旦有动员性力量加入，就可能以非理性的、难以控制的方式发泄出来，农村社会就会处于动乱之中[17]。（3）农民非法参与有扩大的危险。近几年来，农民通过贿赂、暴力威胁和恫吓等手段影响乡村干部决策或村委会选举的事件时有发生。特别是有些地方，黑恶势力侵入到村级政权，出现了恶人治村，地痞村霸气焰嚣张，扰乱了正常的生产和生活秩序，农民的财产和生命权益受到极大的侵害和威胁，民主和法制遭到了无情的践踏。（4）村民通过家族组织参与农村公共事务的现象有所增加。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家族势力作为农村社会的一种自在秩序，得到了国家政权的扶持，家族现象构成了中国社会的外观形态。但自中国进行转型期之后，稳定的家族势力遭到了冲击，特别是随着农村社会的集体化和公社化的开展，宗族组织逐渐瓦解，家族势力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制。但随着农村改革的深入，国家对农村政治的高压式的控制有所减弱，家族势力作为一种自成体系的具有完整文化内核的历史悠久的秩序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复兴。宗族组织的复兴并成为农村政治参与的主体，一方面为目前缺乏社区归属感的农民提供了精神上的依托和经济上的保障，对社会秩序的稳定具有一定的意义；另一方面有些宗族组织通过操纵或暴力破坏村民选举来控制农村基层组织，破坏了民主政治的基本原则。 如何解决现阶段农民公共参与存在的问题，目前的政策性取向较为复杂。总的来说，对于非法参与这类直接危害社会秩序稳定和发展的行为，都持否定态度，认为必须进行坚决有力的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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