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转型：周期、战略与模式
　来源：城市规划学刊
转型是大规模制度变迁的过程，而制度变迁是一个复杂的动态系统。热若尔?罗兰(Gerard Roland)认为转型包括政治、市场和企业三个部分。政治约束决定转型的策略，市场影响资源配置。这三个部分同样也是城市发展与制约的基本要素。在转型过程中，这些基本要素在各个国家、各个城市是以不同的速度、不同的顺序、不同的条件和不同的形式出现的，并且呈现出一种非稳定状态或不稳定状态。处于大规模制度变迁过程中的城市，作为这一复杂的动态系统中的一部分，显然身处转型的过程之中。以转型的观点来看待城市发展，分析城市问题，可以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城市转型周期
经济周期理论
一般来说，按时间长度来划分的经济周期可以概括为四种类型：①高涨阶段间隔的时间为40-70年，平均大约50年左右的长周期即长波，也称康特拉季耶夫周期；②高涨阶段间隔为17-20年的中长周期，也称库兹涅茨周期。有的学者发现它和建筑行业的涨缩有一定联系，又把它称为建筑周期；③从繁荣到繁荣或从衰退到衰退的长度7-12年，平均大约为10年的主周期，也称尤格拉周期，亦可称为设备投资周期；④平均为40个月左右即3-4年的短周期，也叫基钦周期，亦称之为库存周期。前两种周期的经济增长率表现为高增长与低增长的交替；而后两种经济周期中，经济增长率表现为正增长和负增长的交替，经济周期也就相应地包括了高涨阶段与衰退阶段。具体来说，波动本质特征是不稳定性或涨落性，是指经济运行中的萧条、复苏、上升、繁荣、危机、衰退等现象。
中国经济自1953年开始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以来，截至1999年，按照“谷―谷”法划分，共经历了9个周期。前8个周期长度都在4-6年之间，平均为4．75年，属于基钦周期。第9个周期有所拉长，历时9年，为朱格拉周期。
长波理论与地区结构
纵观工业化以来人类生产和生活方式的变化，根据技术创新专家C．Freeman的观点，可以将过去300年的人类生产历史，按照推动经济增长的基本产业技术划分为几个主要的阶段(图1)，即工业革命之初的早期机械时代、蒸汽动力和火车、电气和重工业时代、福特主义时代、ICT(信息与通讯技术)时代。这些时代的典型特征是技术的进步不但创造了新的产业领域，而且对于经济的数个或全部领域产生重大影响。
一般来说，长波上升期会出现一种特殊的地区结构，这种地区结构由中心地带、次中心地带、边缘地带、圈外地带组成。18世纪末-1820年代的长波上升期是由蒸汽机技术和轻工业化推动的，当时只有英国一枝独秀。19世纪末-1920年代的电力和重工业化使美、德、英、法成为这一上升期的中心地带。依据这些发展现实，世界体系理论(the world system theory)的创始人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用康德拉季耶夫的“长波理论”分析世界体系的周期性变化，提出了“周期性节律”。他认为，世界体系的长波每40-50年重复一次，这种周期性长波与世界的有效需求有关。当世界需求超过世界供给时，世界经济便进入增长的阶段；当世界供给超过世界需求时，世界经济便进入停滞阶段。经过一段时间的衰退后，发展中的边陲国家需求增加，加上技术的突破，核心国生产复苏，从而又开始寻下一周期的循环。沃勒斯坦也指出了可供边陲国家选择的道路：即在世界体系内由“边陲”上升到“半边陲”乃至“中心”的道路，亦即“追赶型”道路。
长波理论与经济增长地区转移
二战后，在第三次技术革命推动下，随着资本密集型制造业在美国东北部大西洋沿岸和美加五大湖周边巨大城市带比较利益的转化，传统制造业开始向大西洋彼岸遭受战争创伤的西欧三个巨大城市带和美国西部“阳光地带”――太平洋沿岸巨大城市带两个方向转移。而东北部大西洋沿岸和美加五大湖周边巨大城市带地区，开始了产业结构的调整。美国太平洋沿岸的巨大城市带由于空间距离和人口频繁移动的原因，很快接受了第三次技术革命的成果，技术密集型制造业迅速发展。此时，在联系太平洋东西两岸的日本，取得了发展传统制造业的静态比较优势，逐步替代美国太平洋沿岸巨大城市带成为太平洋西岸地区资本密集型产品的生产中心。
1973年的世界石油危机中断了第三次技术革命的进程，除了德国和日本外，几乎所有发达国家都进入经济发展的“滞涨”阶段。此时，日本开始了向亚洲“四小龙”的产业演替转移。到1980年代初，亚洲“四小龙”成为新兴工业化经济体，“雁阵式”产业演替开始转向中国大陆和东南亚国家，日本基本完成产业结构的转型。1990年代初，东南亚国家出现经济的高速增长，接着是中国的改革和开放，大量海外直接投资和技术引进，资本密集型工业产品的生产中心在中国得到了比较优势。此时，“信息高速公路”计划的出台和互联网的出现，导致了第四次技术革命的到来，全球经济开始进入信息社会，美国经济持续增长，西欧经济快速回升。
城市生命周期
长波理论与城市发展阶段
自从1770年代工业革命以来，制造业替代了传统的手工业，城市功能开始发生转变，拉开了现代城市的第一阶段。经过100余年，实现了工业化城市的经济转换。此后的100年现代城市发展进入第二阶段，实现了又一次经济转换，开始了非工业化过程。
任何时期的城市经济转换都与经济周期的衰退和繁荣有关，城市经济转换与经济周期的衰退和繁荣直接相关，而城市经济转换可以看成是城市发展和衰退的周期。近代资本主义工业城市产生后的1800年、1850年、1900年、1950年、2000年前后的五个时期，是城市大发展的年代。这恰好与康德拉捷夫周期相吻合(表1)。
城市生命周期
城市生命周期理论由美国学者路易斯?苏亚泽维拉(Luis Suazervilla)提出。从城市发展的历史看，城市得到最大发展的时期是工业化时期，工业是城市发展的主导因素。工业生产周期理论应用于空间上，就可以用城市经济的周期性来解释城市发展的阶段性。城市发展有工业、贸易、人口、土地与资源等几项主要因素作为城市发生、发展演化的条件。这些条件的作用与转化，将直接影响城市生命周期。
伦敦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以国际金融业和制造业支援服务取代工业，经过20年的发展，已出现了疲态和衰退迹象。不仅如此，英国《经济学家》杂志指出，伦敦经济的三大支柱――商业服务、金融服务和旅游业同时出现衰减。这一轮的周期正好是20年，属库兹涅茨周期。与此同时，深圳从改革开放抓住产业转移迎来的高速发展，经过20年后增长速度明显放缓，经过此轮中长周期后，发展方向一直摇摆未定。 1990年代开始启动的浦东新区、苏州工业园区，在经过10年的高速发展后，完成了一个尤格拉周期，同时面临发展瓶颈，浦东的金融业和苏州的制造业都出现下滑。此轮周期后，伦敦转向创意产业，根据2001年发表的《创意产业专题报告》 (Creative Industry Mapping Document)显示，创意产业的贡献度超过金融服务业，成功实现转型。上海浦东与苏州同时欲转向现代服务业，深圳亦提出为香港做好服务基地。与制造业相比服务业是周期业比较小的产业，对经济周期有抑制作用，可以延长城市的生命周期。
上述实例说明，城市生命周期是城市在发展中的阶段状态，每种阶段形态都存在所对应的要素作用。如果这些对应要素与阶段状态偏离较大，城市将会出现不协调的运行，城市发展缺乏后劲，同时出现大量的城市问题，城市处于受困状态。因此，城市发展需要根据周期规律进行产业与定位调整，使其适应新的发展环境，所以城市是需要进行“调适”的。
1．3城市发展拐点
战略转型点
战略转型点(Strategic Inflection Point)是美国英特尔公司主席安迪?格罗夫在企业管理实践中提出的。它的含义是：“清楚地辨明业界的主要动向，并先于他人占据要津”。格罗夫称战略转型点出现于公司的竞争地位发生转变的过程中，它代表着公司必须对自身的经营路线进行转变以适应新的竞争环境。
在战略转型点前后，企业的经营方式、组织结构和经营理念都要进行改变。当初，IBM公司正是因为忽视了计算机的发展将由大型机转向个人电脑的趋势，没有及时发现战略转型点才导致英特尔公司和微软公司有机会取得今天的主导地位。
过去公司一般都将目光集中在如何进行循序渐进式的改变，和逐渐提高产品服务质量方面，但现在，公司却更多地关注间断式的转变。新的商业游戏规则要求企业从一点直接跳跃到下一点，实现跨越式发展，先到达未来的将成为游戏的胜利者。公司转型点战略同样可应用于城市发展中。适应新的变化也需要城市，具有抢先别人主动创造未来的能力。伦敦成为全球金融中心的过程就是抓住了几个战略转型点。
1950年代初，伦敦虽然已经具有国际金融保险中心的地位，但在整个城市经济中的地位还比较低。到1950年代，伦敦欧洲美元市场为代表的离岸国际金融市场的开辟，是伦敦成为全球金融首都的转折点。东西方之间的“冷战”，使前苏联和东欧国家将持有的美元存入西欧国家的银行，形成了离岸的欧洲美元。英国政府抓住这一难得的历史机遇，及时放松金融管制，导致以美元为主的外币和外国商业银行的业务大量涌入，形成了世界上第一个离岸国际金融市场――欧洲美元市场。1970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给了以伦敦为中心的欧洲美元市场的发展注入了新的生命力，欧洲美元市场发展成为今天的欧洲货币市场，伦敦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利率(LI-BOR)成为全球国际资金融通的基准利率，伦敦城就此成为世界的“金融首都”。1970年代后期，伦敦又抓住了金融自由化、国际化的转型点，金融创新层出不穷，伦敦的金融保险业再次实现了跨越，成为交易量大、功能全、全球化程度高的首位国际金融城市。
上海浦东以全市1／12的土地面积、1／10的户藉人口，创造了全市1／4左右的GDP和工业总产值、1／2强的外贸出口额，总体经济实力相当于10多年前的整个上海市。浦东的开发，用极低的成本，启动了上海庞大的存量资产，而正是这个重要的选择，为上海经济重新起飞提供了第一推动力。首先，利用浦西的影子价值和低拆迁赔偿的差额获得浦东开发的巨大收益；然后利用这部分收益，改造更新浦西，使城市整体价值上升，发展速度加快。10年时间，上海在土地批租上拿到1000亿资金，1平方米土地的收益是全国平均水平的40倍(王战， 2003)。可以说浦东的开发带来的城市结构的调整，是上海10年复兴的战略转型点。
城市发展拐点
在城市发展的早期，城市的分工水平较低，专业化生产的水平也相对较低，这时城市可以通过深化分工和实现专业化生产来实现对规模经济的追求。分工的过程是一个专业化和资本化的过程，城市分工的深化源于技术的发展和对市场的开拓，市场规模的扩大促使城市深化分工水平。分工带来的专业化和资本化的生产能大大提高生产效率，降低生产成本。此时，城市追求专业化生产，追求规模经济的边际成本较低，而由此带来的边际收益较大，边际利润较高。但是，随着城市的发展，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大，进一步的分工和专业化生产的限制性因素，将逐渐显现出来。而与此同时，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城市内部剩余能力的增加和公共投入的增加，城市追求范围经济的边际成本会降低，而边际收益会增加，边际利润提高。这时，城市发展转而追求范围经济，由专业化向多元化转变，其投资收益会更大，城市将在新的领域获得发展空间。以上所分析的城市从规模经济转向范围经济的边际收益转换点可视为城市经济模式转换的拐点。
1975年，美国地理学家诺瑟姆通过对各个国家城市人口占总人口比重的变化研究发现，城市化进程具有阶段性规律，全过程呈一条被拉平的倒“S”型曲线。
城市化在A阶段时，发展变化相当缓慢，到B阶段时，变化进程急剧加快，到C阶段以后变化速度趋于减缓。由此可见30％、70％、80％-90％是城市化速度的拐点。
除了城市化进程有规律可循之外，在每个城市及特殊的发展阶段，存在一些发展的关键因素和时机，可称作城市发展的拐点。
为了开辟美国大西洋沿岸与五大湖地区的经济联系，1825年，连接纽约州首府阿尔巴尼和纽约州西北部港口城市布法罗航道长约657km的伊利运河开通。通过采用马拉驳船运输商品，使两地之间的运费从每吨90美元降至8美元以下，使纽约通过哈德逊河与五大湖地区连接起来，辐射腹地大大增加。纽约开始超越波士顿、费城和巴尔的摩等竞争对手，向美国的最大港口城市迈进。此外，1850年，纽约州成为全美铁路里程最长的地区，当铁路进一步向西延伸后，纽约就成为横跨美国东西铁路干线的枢纽。从此，铁路运输业、海运业和内河运输业成为纽约的主导产业，并导致商业银行向纽约集聚，此时的纽约已经成为美国的货物贸易中心、国际航运中心和金融服务中心。
有学者认为在城市规模增长速度上有一个重要的拐点，超过这一拐点，“外溢――回波”式发展的边际成本就会急剧增加，城市就要考虑新的发展模式。根据他们的观察，这个拐点大约出现在人口年均增长率3％和经济规模增长率10％左右，并维持25年的持续增长的时候，即城市人口规模大约在25年内翻一番，经济总量扩张10倍。超过这个拐点后，城市就应采用“跨越式”的增长模式。结合广州的实例，过去20年广州的人口年均增长率为4．2％，城市建成区面积增长了2．5倍。同期GDP年均增长高达21％，超出模式转换的临界值一倍以上。研究发现，由于广州城市发展模式没有在拐点出现时及时转换，致使一系列城市病产生并有恶化，丧失了城市结构最佳转型的机会。
A?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早在100多年以前就注意到，社会大动荡往往不是发生在经济长期停滞的地方，而是发生在经历了经济增长的地方。根据他的观察，最可能发生动荡的时刻是在经济停止增长，开始出现下滑的那个拐点。后来，有学者把与托克维尔类似的现点称之为“倒J”假设 (图2)。“倒J”假设研究的是经济与社会问题，从城市周期论的观点来看这一假设同样适应于判断城市发展问题。
人们希望能够把握城市转型的黄金时间，不要过早，也不要过迟，最好是刚刚好。也就是现有的城市资源能得到充分有效利用，而新机会又能够把握住。这就是研究转型点和拐点的目的，即要寻找“战略窗口”，实现战略突破。然而，城市转型的黄金时机很难恰倒好处地把握住，转型的复杂性在于决策资源的信息的缺乏和结果存在不确定性。对此，安德鲁?葛洛夫的战略转型经验是：“宁可过早，不要过迟”。
城市转型战略
从工业经济时代到知识经济时代，由于生产组织、产品形式、市场特征、盈利模式以及城市功能、产业、空间结构等都发生了变化，城市战略范式将出现以下转型(表2)。
价值定位战略
从历史来看，任何城市发展到一定阶段都必须重新定位，否则就可能因为不适应新的发展环境或看不到新的竞争者的威胁而衰败。立于不败的城市每遇到一个关键的历史转折点，都会重新思考城市未来的发展趋势和竞争优势，为下一步的发展重新定位。
多元化战略
英国学者伯德认为，单一功能只能形成采矿基地、集镇和渡口之类的小聚落，只有身兼两种以上功能的城市才能形成较高级的聚落。全球化为城市功能优化和提升提供了机会，全球范围内的资源优化配置解决了城市资源匮乏的问题。商品服务与资本自由流动可以节约城市功能建设的成本，有利于提高基础设施和文化制度层次，从而为完善和发展城市功能创造条件。
多元化是与专业化相对应的城市定位战略，从专业化向多元化的转变，意味着城市将要重新调整其资源的利用组合。而且，多元化并不仅仅是一种目标和计划，实施多元化的城市必须选择多元化进入的领域，注意多元化进入的时机与程度，多元化与原来主导产业在城市资源或能力上的关联性。
在城市产业发展空间受限、城市经济增长下降、城市发展后劲不足或出现衰退、需要大幅增加投资等情况下，应选择功能与产业多元化的城市转型。从理论上来说，城市由专业化向多元化的转变是城市发展“边界”的延伸和扩展的过程，多元化是城市发展的一个阶段，而且是高级阶段。
(1)功能多元化
以国际化城市为例，多元化战略下城市将面临如下功能转型：①从地区的管理功能向跨区域中心功能转型：国际城市是主要的金融中心、跨国公司总部所在地、国际性机构的集中地；②由制造业功能向综合服务功能转型：服务业逐渐取代制造业成为城市发展的支柱产业，成为城市的中心功能；③由被动就业功能向主动创业功能转型：工业化时期的城市由于规模化大生产吸引了大量的普通劳动力就业，进入后工业时期以来，大量的高素质人才进入国际性大都市，主动创业成为新潮流；④由经济功能向文化功能转型：国际大都市是传媒与文化交流、信息、娱乐及其它文化产品的生产与传播中心；⑤由生产中心功能向消费中心功能转型：国际城市都是各类消费产品和各种消费方式的中心，城市将由生产中心向消费中心及产品销售市场转变。
(2)产业多元化
以美国芝加哥实施产业结构多元化转型的成功经验为例，可以说明产业多元化对化解城市危机，提高城市竞争力的作用。
芝加哥是美国的一座老工业城市，但从1960年代起，由于世界经济结构大变动，城市衰退，人口流失，经济困难等各种城市问题长期困扰着芝加哥。到1990年代，芝加哥才终于完成了经济结构多元化的调整，成为当代发达国家大城市产业成功转型的一个缩影。
在历史上，芝加哥经济结构的主要基础是商业贸易和制造业，尤其是重工业。商业贸易优势得益于芝加哥优越的地理位置，而制造业则源于其传统的经济结构。但在1960年代后，随着美国工业结构的转型，重工业的重要性越来越下降。与此同时，城市人口减少，市区衰退，社会问题丛生。针对上述问题，政府主要采取了以下措施：①分析城市产业结构和城市税收结构，决定重点发展第三产业，实现以服务业为主的城市经济的多元化。充分发挥芝加哥传统的金融贸易中心的地位，以及它位于美国交通运输网络中心的有利地理位置，发展商业贸易、展览、会议行业，使服务业成为城市经济的主要支柱；②促进金融业和旅游会展业的发展；③在传统制造业中，扶助有优势的、已经建立了产业链的产业如食品加工、印刷业和金属加工业；④大力吸引投资，注意引进新兴高科技工业中的研究、开发、管理部门，以提升城市的素质和知名度；⑤通过城市建设投资和社会治理，吸引中产阶级，特别是青年一代中产阶级迁回城市中心区居住，由此提高城市的活力和吸引力，增加税收。
芝加哥成功地实施产业多元化，实质上是选准了产业转型的“战略窗口”，这一窗口是城市发展的一种机遇，它往往被一般城市所忽视，而又恰恰与城市自身的资源禀赋、技术能力和发展条件吻合。
转移与升级战略
(1)产业转移
战后香港经济不断根据自身条件和国际经济走向进行调整，以获取竞争优势，晋升为国际城市。其间经历了三次重大转型，实现了不利因素向有利因素的转换，每次转型都获得一次新生，成为区域发展的领导者。目前正处于第四次转型期。
第一次是1930年代末，香港从渔农为主的经济转变为以转口贸易为主的经济。
第二次是年代末，香港集中力量发展服装等轻工业，逐步使香港成为亚洲地区制造业中心之一。香港制造工业产值已占本地生产总值的30％，这标志着香港经济结构已由转口贸易为主转变为以轻工业制造业为主。
第三次是1980年代初，制造业大规模北移，从制造业主导型转向服务业主导型经济体系。香港的电子、制衣等主要制造业部门，已将70％-90％左右的劳动密集型生产加工工序和生产线，转移到珠三角地区，服务业占香港本地生产总值超过八成。
进入1990年代中后期，香港经济再次面临转型的压力。迫使香港再次开始新一轮产业结构调整，加强与内地建立更加紧密的经贸联系(CEPA)，目前，这一轮转型正在进行中。
深圳市在1990年代初期成功实现产业战略转变是另一个很好的例子。1990年，深圳市的人均GDP为8724元，约合 1824美元，正准备冲击2000美元大关的时候，深圳市及时调整了发展战略，市党代会作出了“以先进工业为基础，第三产业为支柱”的决定，适时作出了转变产业发展战略方向的抉择，有计划地收缩了在当时发展势头很好的“三来一补”企业，集中财力、人力、物力发展以电子信息、新能源、新材料和生物技术为代表的高新技术产业。1991年深圳市的人均 GDP达到10746元，合2019美元，当时深圳高新技术产值才只有22．9亿元，占工业总值的8．1％。1998年，深圳工业总产值达1848亿元，其中高新技术产品产值655亿元，占工业总产值的35．4％。人均GDP达到33282元，合4020美元(匡耀求，2002)。能够取得这样的成绩，与深圳市在1991年及时实施产业转变战略是分不开的。
(2)功能升级
随着城市发展阶段的变化，城市的功能不是恒定不变的，而是要通过不断升级的转变来适应未来环境的发展需要，从而带动城市整体的转型。
在蛇口发展的历史中，有过两次因势而变的经历，并最终成为蛇口发展成长的关键点。一个是南海石油开发，另一个则是深圳西部港口的定位与发展。不同于最初的三来一补加工业，1980年代末至1990年代初南海石油的到来为蛇口带来更多的国际交流机会和热闹的人群，而就在南海石油仍在招标之时，蛇口就已主动出击，了解他们需要什么，然后调整规划布局、用地安排和公共设施投资，这一时期的主动转型奠定了蛇口早期城市功能的雏型。另一个关键点是深圳市政府关于西部港口的定位与规划。堪称整个城市半壁江山的西部港口以及建设，成为蛇口的发展良机。随着工厂逐步迁出，蛇口将目标转向塑造具有浓郁滨海特色的蛇口高尚新城区。
与此相似，全国各地设立的各类开发区，在完成了历史使命后，也同样面临着由生产制造功能向综合城区功能的转变。对于我国实施城市化发展战略而言，开发区无疑是极佳的城市新增长点。首先，开发区大都具备了一定的产业支撑，具有自我发展的能力。其次，它一般都投入了较为密集的建设资金，拥有较优越的基础设施条件。经过10多年的发展，开发区在投资环境、管理体制、产业聚集、人才等方面，已经形成不可替代的优势。如果适当引入城市功能，改变开发区功能单一、生活设施配套不足的现实，完全有条件发展成为独立或与母城相关联的新城区。开发区向新城区转型将成为我国未来若干年内城市发展的独特现象。
2．2价值战略
1897年人文地理学家拉采尔(F?Ratzel)在《政治地理学》中首创国力分类的理论，他根据面积大小和人口多少将国家分为大、中、小三种类型。哈佛大学小约瑟夫?S?奈教授则认为综合国力由“硬实力(hard power)”和“软实力”(soft power)两种形态构成。硬实力是指支配性实力，包括基本资源、军事力量、经济力量和科技力量；软实力分为国家凝聚力、文化被普遍接受的程度和参与国家机构的程度等。
从价值观的角度来看，英国学者苏珊?斯特兰奇认为，美国领导地位的高明之处是它的“结构霸权”。它包括由美国主导、按照美国意图和西方价值观所建立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和一整套原则、准则、规则、体制和惯例，以及体现这种秩序和结构的国际性机构如联合国、北约、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还有支持和管理这些机构、接受美国价值观的“全球精英集团”。这一整套结构和秩序的存在，使美国在国际体系中具有了运动员和裁判员的双重身份，并因此名利兼收。从不平等的国际秩序中直接获益，美国的霸权具有了制度上的合法性，获得了提供国际秩序这种全球公共产品的美名。
1760年代在欧洲开始的工业革命震撼了世界的基础，开创了人类经济发展史上的新篇章。首开工厂制度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先河的英国，1850年已占世界总产值的39％，世界贸易总额的21％，成为向各国提供生产工具设备和工业消费品的“世界工厂”，长期主导着世界潮流――工业革命和工业化。通过自己的扩张在全世界推广自由贸易和航海自由。
城市建设的技术、规范标准，现代城市规划的生态、人文理念等都是以西方文明为主体的软实力在城市领域的体现。如果谁能创造出被广泛接受的新的城市价值体系，那将会在城市软实力上取得竞争优势。
(1)文化产业
美国由于率先完成了向“知识经济”的重大转型，一直引领着西方发达国家的产业结构加速调整的进程。到1990年代末，这个发展进程达到了一个历史性的转折点，美国发布了“北美行业分类系统”，将信息产业重新定义为“将信息转变为商品”的行业，第一次将信息与文化产业从一般的货物生产和服务行业中区分开来。同时，1990年代末美国的消费类视听技术文化产品出口达600亿美元，取代航空航天工业的位置，成为第一大出口的产品。约瑟夫?奈主张更多利用文化的力量去传播自身价值观，在国际上形成对自己有利的态势。文化产业在提升城市综合竞争力，打造城市品牌方面，具有巨大的作用。费城是历史上的美国首都，还是美国东海岸的铁路枢纽，造船、石油加工、海港和军事工业中心之一。1990年代初前苏联和东欧发生巨变，冷战时代结束，造成美国军费开支的大量减少，从而向费城提出了调整产业结构的严峻挑战，费城的决策者决定把发展文化产业作为振兴城市的重要举措。
费城政府提出“非盈利文化产业”投资政策，它以政府投入为主，不是用于私人盈利，而是用于服务公众的文化基础设施，比如大型剧场、博物馆、艺术中心、培训机构、会展中心等。该市近年来发展和重建厂70个博物馆、120个表演场所、 51个画廊和展览馆、39个艺术中心和其他文化机构，形成了一个比较完善的文化基础设施体系。有了好的基础设施，就吸引了源源不断的商业资本进入，为重振地区经济做出了重要贡献。首先是直接效益显著。费城文化产业在1990年代末的产值为3亿美元，雇用了5500个全职和兼职的员工，带来了每年5．64亿美元的消费额。其次，是文化投资的价值回报呈现多元的和间接的特点，特别是体现在扩大就业、改善投资环境、调整产业结构等方面。大费城地区的每1美元文化投资支持了 2美元的消费支出，而每2．5万美元的消费支出就可以提供一个新的工作岗位。此外，发展文化产业的战略吸引了大批高科技企业和许多知识型服务企业到费城安营扎寨。
文化与经济相互渗透，最近20年来随着文化产业在世界范围的迅速发展，它在一些发达国家已成为国民经济重要的支柱产业，这标志着整体上作为软实力的文化正在部分地向着硬实力转化。例如，美国的文化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20年前还居于第12位，现已上升到第4位。美国的影视业，已成为全美居于前列的创汇产业，与其航天航空业和现代电子业并驾齐驱。近年来，英国文化产业发展的平均速度是整个经济增长率的近两倍，每年可创下近600亿英镑的营业额和80亿英镑的出口额，创造150万个就业岗位，约占全国就业人数5％。在日本，仅是文化娱乐业的收入，就已超过了日本汽车工业的产值。文化产业的迅速崛起，是在科技革命和经济全球化趋势发展的直接推动下文化与经济密切联系、相互结合的一个突出表现。一些国家把加速发展文化产业作为国家战略的一个重心。
(2)创意城市
创意城市是关注和推动创意产业，并已形成创意阶层的城市。“创意产业”(creative business)，指源于个人创造力、技能与天赋的活动，而透过知识产权的生成和取用，这些活动可以发挥创造财富与就业的成效。包括：①为组织或个人提供专业服务，包括金融服务、咨询、公关、广告、法律服务、调查业、会展等等；②满足个人物质生存需求之外的需求，如娱乐、文化，包括电影、流行音乐、表演艺术、娱乐、体育、电脑与网络游戏、报纸、电视、出版等等；③满足社会需要，如民间机构、最近兴起的社会企业(social enterprise)以及一些政府机构；④与文化及科技进步相关，包括文化研究、科学研究、艺术、教育等等。据“创意阶层”(creative class)的提出者理查德?佛罗里达教授估计，那些由从事需要创意的职业的人组成的创意阶层占美国劳动力的30％。
1980年代初，由于经济萧条，匹兹堡市流失许多创意人才，同时又无法吸引外来人口的补充，使得该市缺乏活力。政府于1990年代启动都市重建计划，花费了10多亿美元，兴建两座体育馆和一个会议中心。同时还将市中心好几个街区进行改造，在这些地方盖起购物中心、百货公司、电影城及连锁餐厅。一些开发商看到市场的前景，把城市内废弃的钢铁厂改建成画廊、剧场与咖啡店，一些旧商店成为新式酒吧，其他街头的景色也在向好的方向变化。一个该市最贫穷的地区，现在很多住宅成为艺术家的工作场所，这些地方被称为“酷空间”，住在此地的艺术家可以得到政府的辅助。截止2002年底，该市的创意人群逐渐在增加，大概有35万多人。
英国文化产业的发展一直定位于深厚的历史文化资源的开发与整合。目前，其平均发展速度几乎是本土经济增长的两倍，已超过任何一种传统制造业的产值。可以这样认为，英国经济结构不仅完成了从重工业向第三产业快速转型，同时使其文化产业高速增长。1998年伦敦的旅游收入达到80亿英镑，高出了伦敦的金融业收入。
由创意产业形成的创意城市，也是城市产业面临的转型，城市消费者的需求，重心正由产品转向服务，由服务转向体验。满足城市尚未满足的需求，符合市场导向原则，但所有的城市在产业转型中都将面临“阵痛”。在实现产业高度化导向的结构调整中，出现一些速度下降、收入增长放缓，就业压力增大等现象是难免的。这是打破旧的均衡走向更高层次均衡的前提和代价。
城市转型模式
从历史上的经济过渡来看，过渡的方式大致可划分为两类，即自然演进的过程或叫自然历史过程，和改革演进过程或叫自觉选择过程。也正是从这一点来看，改革演进过程实际上包含了自然演进过程的规律性，而又体现了加速自然演化的路径上的特殊性。西方国家之所以近代发展迅速，是因为“制度的转型和革新是西方近现代史上的重要内容，是西方国家历史发展的常态，也是西方体制生命力得以延续和更新的秘诀”
中国加入WTO在全球化背景下将加速城市的全面转型，因此，要求政府加快转型，从观念、制度、行动三个层面，改善、提高政府的适应力、决断力、执行力。
从观念层面
(1)要从计划型城市向市场型城市转型。即城市政府逐步从市场竞争性的产业中淡出；从大量计划性、审批性的具体行政行为中淡出。转而注重城市整体性战略的发展运筹、规划管制、资源配置、市场监管以及公共服务产品的提供。
(2)要从封闭型城市向开放型城市转型。培养统一开放的城市和跨区域市场体系是城市开放转型的重要环节，取消贸易壁垒，促进生产要素、资源流动；让传统的封闭性、地域性、民族性为主的城市发展模式向外向性、开放性和多元性合作互赢的发展模式转变。
(3)要从生产型城市向人居型城市转型。生产型是城市化的重要内动力与支撑力量，对于工业化发展不足的城市，既要通过加快工业化进程，集聚人力资源，积累和优化城市资产，又需要寻求城市发展的最佳人居环境之路。
(4)要从建设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型。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建设型政府有两个误区：一是政府长期作为经济发展的主体力量，起主导作用；二是不恰当地把本应由政府或政府为主提供的某些公共产品，如农村公共卫生，推向市场，推向社会。1990年代以来，我国政府需求导向出现了逆转，政府公共需求已处于主体地位，并继续保持高速增长势头。政府公共需求的结构性变化说明政府正在回归履行公共职能的轨道。
从制度层面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各级政府把主要精力和工作重点放在现代化经济建设上，顺应了民意国情，顺应了世界发展潮流。从制度变迁的角度来说，这是一次典型的强制性制度变迁。过去20多年中国经历了持续的高速增长，但空前的经济繁荣并未必然或自动导致社会公平、社会公正、社会稳定和可持续发展。因此经济建设现代化后，还要实现制度现代化，从经济建设型政府向制度建设型政府转型。
制度是影响城市发展变化的重要因素，尤其是城市聚集规模和布局的一个重要的长期性决定因素。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城市土地使用制度变革、城镇住房制度改革、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有力地推进了我国城市土地利用空间结构的演变与重组。以城市土地使用制度改革为例，建国后至1978年以前，我国实行“无偿无限期无流转”(简称“三无”制度)的土地使用行政划拨制度，在这一阶段中，城市土地利用粗放，利用功能模湖混杂，工业区分布在城市中心地带，实行大一统的“单位制”用地方式，土地经济效益极为低下。年为土地“有偿有限期有流转”使用制度(简称“三有”制度)试点阶段，国有土地资产逐步得到显化，促进土地利用布局优化及土地使用效率提高的效果显著，对企业使用土地选择的限制效果显著。1990年至今为土地有偿有限期有流转使用制度全面推行阶段。土地使用“三有”制度逐步全面推行，经营性用地试行全面有偿使用，国有土地资产的评估、核算体系初步建立，土地资产得以显化。不同部门及产业发展选址越来越重视对土地区位、土地价值、竞租能力、土地利用效益等多方面的考虑。城市土地利用结构进一步优化，旧城改造、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开发区建设等工程成为这一阶段城市建设的主题。
3．1．3从行为层面
就政府在城市转型过程中的角色来看，存在三种功能(仇保兴，2004)：①市场秩序的监管仲裁者，这是政府应有的功能。②市场机制的培育者，通过政府的引导培育，促进市场发育，降低交易成本。③市场缺陷的弥补者，市场调节本身存在许多缺陷，如市场不能解决环境污染、资源浪费、社会公平和保障、基础设施布局、生态保护等，而这些问题都需要政府通过规划和政策调节来弥补。
从城市规划而言，政府是城市规划政策的制定者，城市规划方案的审批者，城市规划建设的实践者。在此过程中要实现：①由经典的法令型规划向通俗的契约型规划；②由精英的理想模式规划向公众的实践模式；③由高雅艺术型和技术型规划向大众文化型和公共政策型；④由功能评判型规划向价值评判和导向型规划等四个转型。
3．2危机转型
从危机的特性来看，危机是指对一个社会系统的基本价值和行为准则架构产生严重威胁，并且在时间压力和不确定性极高的情况下，必须对其作出关键决策的事件。城市危机是指城市发展方向、空间、动力、体制等出现严重困境，必须彻底寻找新出路、新办法的情况。
城市的衰退
按照钱纳里的“多国模型”衡量，当某国的人均收入达到 1000美元左右时，该国处于工业化的中后期，许多传统产业由成熟期向衰退期转变(钱纳里，1996)。
二战后，西方工业发达国家因产业结构发生重大调整而开始进入后工业时代，由于城市工业大量外迁，使得城市工业产值减少，就业机会减少，人口外流，因而城市经济日趋萧条，财政发生危机，从而导致衰退(Newton,1986)o进入年代，美国传统的重工业基地――西部城市发展迟缓、举步维艰。越来越多的人用“非工业化”一词来描绘美国工业的衰退状况。美国的制造业、传统工业集中的东北部和中西部城市发展陷入困境，被称之为“冰雪带(snowbelt)”、“霜冻地带 (frostbelt)”或“锈蚀带(rustbelt)”，与美国西南地区的“阳光地带”形成天壤之别。
美国中西部工业化城市的衰落史是全球性工业城市衰落史的一个前兆和缩影。
城市的衰退可分为价值性衰退、结构性衰退、功能性衰退和物质性衰退。
资源型城市的转型
资源型城市的形成、发展对当地的资源具有特殊的依赖性，受资源储量的约束和资源可耗竭性的影响，使资源型城市出现了产业结构单一、经济效益低下、环境质量下降、资源枯竭等问题。资源型城市必然要经历建设――繁荣――衰退――转型振兴或消亡的过程。所有的资源型城市都面临着如何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城市转型问题。
从1980年代以来，中国的资源型城市转型问题成为很多学者和政府决策者研究和关注的重要问题。有学者根据现代化发展的要求，提出“资源地城市在现代化发展进程中必须与城市的转型同步进行”的观点：实现城市形态从生产中心向区域经济中心转型、实现城市经济从单一资源经济向多元城市经济转型、实现人口结构从工矿职工向现代市民的转型，是资源型城市现代化发展进程中必须完成的三项历史重任。
经济结构转型是资源性城市研究的重要内容，西方学者对此己进行了长期的研究。
德国鲁尔区煤矿城镇的经济振兴是资源型城镇经济结构转型的成功案例。鲁尔区一直是德国的煤和钢铁生产基地，1950年代，鲁尔区煤矿开采业的规模开始大幅缩减。1957年有140个煤矿基地，到2002只剩下7个。炼钢厂数量也一再减少。 1955年有81个座炼钢炉，到2000年只剩下7座，从业人员由 77万人，减少到9万。鲁尔区陷入了结构性危机之中，出现了主导产业衰退、就业岗位减少、生态环境恶化、基础设施短缺、人口外流等问题。有关专家及时地提出了新的发展战略，调整的指导思想是对煤炭工业采取价格补贴，发展新兴产业；改组传统产业，促进产业结构的多样化；完善基础设施，进行企业组织结构调整；关闭亏损严重的煤矿，实行集约化经营；通过提前退休等办法裁减人员，政府提供资助进行工人转岗培训。
在原来开采煤炭和炼钢的地方，现在被新的大型工业企业如化学、汽车、机械制造、信息通信技术以及环保等替代，零售业、旅游、法律咨询、广告、多媒体等各种新兴服务产业竞相发展起来。数量众多的中小企业为鲁尔区的转型作出了巨大贡献，它们比传统的大企业更具革新和创造性，也让鲁尔区的新工业结构变得多姿多彩。蒂森钢铁公司1979年撤销的一个炼钢厂，在1996年建成了欧洲最大的购物中心。在盖尔森基兴，原来矿山用地如今是鲜花遍地，常年举办花卉展。
高科技的发展是鲁尔区的成功转型的保证，这里目前是世界信息技术中心之一。鲁尔区几乎所有城市都建有技术开发中心，全区有30个技术中心。产业的现代化转型需要大量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才。为了适应这种转型，从1961年开始，鲁尔区的城市如多特蒙德、埃森等陆续建起大学。13年内，这里从一个没有大学的地区成为欧洲境内大学密度最高的地区。
3．3整合转型
在全球经济的影响下，特别是原材料和石油价格的急剧波动对发展中国家的冲击；跨国资金成为经济增长新动力和以信息革命为主要内容的技术创新浪潮等三大趋势的推动，世界经济从1980年代开始通过全球化而迅速整合的现象十分明显，反映出结构的调整和转变。受全球经济的影响，城市及城市区域也出现了明显的整合趋势：①当代世界可以被描述为一个功能性的城市系统，由不同等级和具有不同功能的城市所组成 (Lo and Yeung,1996)；②国家边界无法阻挡资本、人口和思想的跨境流动，毗邻疆土的国家间通过优化各自的要素禀赋，寻求跨区域的合作，形成“成长三角”；③城市数量与规模的迅速崛起，在区域空间上表现为“城市走廊”。在这种背景下，有些城市无法抓住新的发展进程而被边缘化，饱受经济停滞或衰退之苦。而那些整合人全球和区域分工的城市则兴旺起来。
在城市发展出现危机之前，随着发展环境、经济增长、用地功能、发展空间、重大项目等因素变化，会使城市面临需要自身调整和改变的系列问题。这样对城市空间结构、功能布局、产业升级等需进行统一谋划，重新整合和优化配置土地、交通、功能、环境等各项城市要素资源，实施主动的整合转型，达到统筹解决城市问题，提高城市竞争力的目的。
1960年代后东京的三个发展阶段，可以看到产业的变迁与整合过程对城市的巨大影响。1960年代，东京已成为日本经济中的磁石，吸引大量人口和资金；1970年代，东京发展成为金融、电信和跨国公司中心，同时，在保留企业总部管理职能之外，制造业开始向国内分散转移；到了1980年代，东京通过将制造业转移到国外，在国内保留管理与研发职能，发展了新的分工模式，实现了产业转型，在全球经济的整合中壮大，从而迅速晋升为世界城市。
3．3．2结构整合
厦门市实施海岛型城市向海湾型城市的发展战略调整，是典型的结构整合转型。
1980年以前，厦门城市用地主要集中在本岛的老城区和鼓浪屿。1980年后，厦门城市的空间拓展进入了快速扩张阶段。 2003年厦门本岛的城镇人口占全市的72．3％，城市建设用地面积为114km2，其中本岛为69km2，占全市的60．5％。城市化综合水平约为68％，厦门本岛高达92．6％，而岛外仅为24％。可见，岛外的开发建设明显落于岛内，大部分岛外建设未能实现预期的城市发展目标。厦门岛内外在城市发展中的严重失衡已经对本岛的环境资源保护和城市各项职能安排造成了被动局面，严重制约了城市经济发展和功能完善。
基于厦门的城市发展规模超过原有预测水平，城市内部行政区划发生重大调整和城市发展的自身需要等主要原因，厦门市于2003年提出建设海湾型城市。建设海湾型城市的基本出发点是发展和解决不平衡：发展是指跳出厦门本岛，把岛外地区作为城市经济社会综合发展的重要载体：不平衡则是出于目前城市发展重心过于集中在厦门本岛，岛内外发展失衡而需要在发展战略上做出调整。
经历20年来快速发展的厦门，城市空间日趋成熟和饱和，通过跨海通道向海湾地区和内陆腹地拓展成为必然。集美、杏林和海沧等片区除包含自身的发展外，还要接纳本岛城市拓展的外延空间。由于本岛通向大陆的北通道(厦门大桥)和西通道(海沧大桥)业已形成，因此沿西海域的海湾地区应作为首选拓展地区，包括马銮湾区、杏林湾区、东屿湾区和集美北部等区域。同安撤县改区后，同安区所在区位虽相对远离厦门湾，但其仍以同安湾为楔入形成厦门湾区的一部分，表现出积极向中心城区靠扰发展的态势，从而整体形成了海湾型城市格局。
厦门市城市总体规划()将城市空间结构定为：“一心两环、一主四辅八片”。从城市空间整体格局而言，“一心”指环东海域和环西海域的交汇中心即本岛，“一主”指本岛的主城，“四辅”指岛外的四个辅城。由于本岛和岛外地区存在较大不平衡，本岛目前过多的城市的职能，将可转移到岛外地区，充实和提升岛外片区的城市职能。所以，“一主四辅”更能反映现阶段城市空间发展的主要导向。岛外的四个辅城，每辅城都由两个重点发展片区组成。八个片区是由厦门城市自然地理环境客观形成的，但从城市空间整合并强调发展岛外辅城的导向看，应强调“1+4”，即主城加辅城的发展模式是上乘之选。
3．3．3功能整合
西安、咸阳两市相距约30km，隔渭河相望。西安是西北最大的现代化城市，具有较强的高科技开发能力，而咸阳在医药、轻工业发展上具优势。2002年，西安、咸阳两市签订了《西安―咸阳经济一体化协议》。2004年，《西安―咸阳实施一体化战略规划纲要》获得通过，纲要提出两市将按照“规划同筹、交通同网、信息同享、市场同体、产业同市、科教同兴、旅游同线、环境同治”的思路，跨越行政界线统一划分城市功能区，共建八大支柱产业。在13年时间，分三个阶段逐步实现城市一体化、经济一体化、交通一体化和环境一体化。如按此计划实施，将成为相临城市在区域上进行功能整合的范例。
城市转型目标
跨越式发展
跨越式发展的相关理论
跨越是建立在后发优势理论上的一个重要概念。其基本含义是指特殊的经济超常规增长过程。跨越可理解为是一种目标概念，指后进国家的主要经济指标由于超常规的发展速度而接近达到甚至超过发达国家的水平；亦可理解为是一种带有理想模式的战略性概念，涉及发展战略、政策选择、制度安排、结构调整等诸多方面关系的整体发展模式；还可理解为是一种技术发展的概念，后进国家通过引进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并在此基础上努力创新，形成自身的比较技术优势，带动全社会经济超常发展。根据某些因素在后发优势中的突出地位，可以把跨越归纳为以下五种类型：
(1)突出资源优势的资源型跨越；
(2)突出特定发展时期某些重要机遇的引导性的机遇型跨越；
(3)强调引进吸收先进技术，实现创新改进的创新型跨越；
(4)注重经济结构的前后关联性的传导型跨越；
(5)主张“强政府”的干预型跨越。
跨越一般遵循这样一种发展轨迹：先以发达国家为目标参考，实现较高速度的发展，从而处于最初的追随时期；几乎同时进行制度改造，培育效率机制，使后进国的发展在新的基础上得以加速和深化；尔后进入技术上的吸收消化和创新时期，这不仅奠定了发展的基础，而且孕育了巨大的发展潜能。
罗斯托(w．w．Rostow)在其著名的经济发展阶段理论中，深入分析过实现经济“起飞”的条件。他认为：资本积累率达到10％以上，建立起能带动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主导部门，制度和意识形态上的变革，是“起飞”必须具备的三个条件。这里提到的“主导部门”(Leader Sector)是指工业化时期的某些工业门类。这一概念阐明，在工业增长的不同时期和阶段，一些部门的增长速度要远远高于整体，并能给其它部门带来增长动力。现在对于很多进入后工业社会的城市“主导部门”已不是制造业，而是现代服务业。而对于地区与国家的起飞而言城市就是这样的一些“主导部门”。
跨越有两种含义：一是以较短的时间和较少的代价，实现与先进国家相同的目标；二是在发展过程中跳过先进国家曾经出现过，而发展国家不必再重复的一些阶段(黄红星，2003)。世界经济论坛的经济学家马丁?沃尔夫(Maritin wolf)所提出的工业革命以来世界的四次经济大转型：19世纪中叶的大不列颠崛起，1820世纪初的美国和德国的崛起，二战后的日本奇迹和1970年代以来亚洲国家的崛起都是跨越式发展。
跨越式发展的路径选择
从生产力角度看，根据经济运行机制的不同，跨越发展模式可分为两种基本形式：(1)市场诱导型模式。是指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由市场选择最优分工网络，利用分工的网络效应，协调人们各自选择专业化水平和模式的决策，组织大规模的复杂的分工。我国改革开放后建立的各类经济技术开发区就属于此类模式。政府通过土地、税收等优惠政策形成产业集聚，带动城市整体产业水平的跃进。
(2)计划主导型模式。是指计划经济体制国家通过计划手段，在极短时间内跳过一些分工的中间环节，在多个部门建立一批专业化水平很高的企业，迅速提高社会分工水平，建立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促进经济跨越式增长，其实质是一种计划主导型的均衡发展模式。建国后，出于赶超需要，国家采取了计划主导型大推进工业化模式，重化工业超前发展。我国在“一五”时期的156项重点工程，通过模仿发达国家工业组织结构的方法，跳过一些分工的中间水平，迅速提高工业技术水平，加速工业化进程。
从生产关系角度看，跨越式发展模式是指当制度改革的收益大于成本时，人们为了响应制度改革带来的获利机会，取得制度改革的巨大收益，推动制度结构从低收益均衡水平，向高收益均衡水平的变迁。由经济制度结构变迁推动地区经济跨越式发展的范例很多，如改革开发放以来，我国东部地区模仿资本主义产业组织形式而进行的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的试点，以及各地设立的高新技术开发区和经济技术开发区，为我国改革开发积累了有益经验，它既是制度变革的窗口，又是推动地区经济跨越式发展的“增长极”。
城市跨越式发展
库铭的研究表明，东亚国家的发展轨道具有跨越产品周期和地区间梯度效应的特点。这说明，城市在自身发展过程中有跨越技术梯度的可能，关键在于选择跨越路径和跨越时机。
在中国城市建设史上，城市的建设和发展几乎都是跳跃式的，而非逐渐演变的，这是由特定的社会经济结构和制度文化所培育和决定的(孙施文，1995)。
“跨越”式发展模式的核心概念，就是在城市高速成长的初期，在现有城市建成区外，建设与老城平行的功能区，以容纳新生的城市职能，将单一增长核心变为多个增长核心的发展模式。赵燕菁从城市低成本扩张，增加城市空间的有效供给的角度分析：我国把改革开放以来，规模快速扩张的城市按照有没有建设新城分为两类：第一类是建设新城的城市，以上海为代表，包括深圳、青岛、中山、厦门、苏州等，第二类是维持原来单中心结构的城市，包括北京、天津、广州、济南、福州等国内大多数城市。结果发现几乎所有跳出去发展的城市都比没有跳出去的城市发展得好(赵燕菁，2002)。
城市跨越式发展是指以较为集中的投入，赢得城市整体或部分地跳跃尚未经历的发展阶段，换取在长远一段时期内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更快的发展速度和更显著的发展效益，从而使城市在整体上达到以较短的时间和较少的代价完成更高一层的目标，以便实现赶超战略(陶松龄，陈有川，2003)。
城市的跨越式发展是由制度变迁与技术革新、工业化与信息化及劳动进一步分工、产业结构的快速演进、高速城市化 (郊区化)带来的人口在空间集聚及其在空间上的扩展而形成的。但社会经济基础、科技劳动力水平、发展决策机制的差异，使城市的跨越式发展呈现出不同的形式。
浦东新区的实践
浦东新区15年的发展是计划主导型模式下政府制度变迁推动经济和城市跨越式发展的成功典范。统计数据表明，浦东城市化面积从1990年的30km2增加到目前的170km2；GDP从 60亿增加到2004年的1790亿元；累计利用合同外资252亿美元，2004年外贸进出口总额突破800亿美元；财政总收入首次突破400亿元。浦东开发之初中央给的政策分两大类：一是享受经济特区的部分政策，二是高新开发区的全部政策。五年后，中央根据上海“请求浦东在服务贸易领域向外资先行试开放的请示报告”，国务院“61号文件”颁布。核心内容包括：①允许外资银行在浦东试营人民币业务；②允许在浦东建立中外合资外贸公司；③允许在浦东设立中外合资的保险公司；④允许内地其他省份的外贸公司到浦东设立子公司；⑤在外高桥保税区实行某些自由港的政策。这些制度创新奠定了浦东发展金融业和现代服务业的基础。
除了利用中央的政策支持外，浦东还“摸着石头过河”，大胆探索新的开发方式和开发模式。如上海采用政策引导，从 1995年开始将上海市房地产交易中心、上海证券交易所、期货交易所、产权交易所、商品交易所、钻石交易所等7个国家级交易所相继迁往浦东。这些要素市场的东迁，为陆家嘴国家级金融贸易区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扎实的基础。在中央给浦东的优惠政策先后到期之际，浦东又在争取功能开发政策，主要包括五大方面：金融、服务贸易、跨国公司地区总部、区港联动高科技产业。这些政策在设计上淡化财税和资金要求，强化功能要求，突出制度安排创新方面的独特性、前瞻性、可操作性。
浦东15年的发展浓缩了迈克尔?波特提出的竞争力发展四个阶段中的前三个阶段(图4)：
生产要素导向阶段、投资导向阶段、创新导向阶段(正在进行中)，实现了跨越式发展。
对城市转型过程的周期性和结果的不确定性的分析，可以将这一过程分为四个阶段(图5)：调适阶段、分解阶段、整合阶段和跨越阶段，这四个阶段构成城市转型链。调适是指对城市所处的社会经济发展阶段、制度与竞争环境和资源条件进行分析，确定调适框架，让城市与环境互动；分解是针对城市发展过程中的薄弱环节，可能出现的转折点进行研究、分类，通过把握转型点、拐点、机遇期、转型期这些战略窗口来寻找化解问题的突破口，实现“点”到“点”的突破。整合是从城市各类要素资源的全局出发找准当前的优先级，在垂直和水平两个向度进行优化配置，实现“条”与“块”的重组、升级；跨越则是利用后发与赶超优势，缩小发展阶段、发展空间、发展速度、发展质量与发展代价的差距，从局部突破带动整体跨越。
调适、分解、整合、跨越四个阶段形成一个完整的转型链，不断地随内外环境和条件的变化间隙性、周期性的循环，构成城市的动态发展与演进过程。
城市的转型过程为人们提供了一个独特的机会以更多地理解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城市的发展、变化与经济增长、衰退以及大规模体制变迁中的动态机制。在城市转型过程中，城市经济、城市空间结构、城市定位与功能以及城市与城市之间的关系都在以不同的速度、不同的顺序、各式各样的方式以及不同的初始条件演化并逐渐形成。城市转型的结果也向人们提出了一个疑问：为什么有的城市能够在转型过程中得到了发展，赢得了有利的竞争地位；而另一些城市则在转型过程中出现了衰退，面临更加严峻的境况?这正说明转型结果存在着巨大的总和不确定性(aggregate uncertainty)，转型从来就没有“路线图”。但是，从笔者所分析的城市转型实例来看，有明显的路径依赖的影子，成为引发某种特定方向变迁的资源。
通过对城市的转型过程的研究所获得的经验，将启发人们对城市发展变化规律的认识和加速对若干重点因素关注的转移，从而迫使人们不是以静态的方式，而是以动态的方式思考、判断、选择和行动，让城市的管理者更主动地掌握转变的机会并能够提前转变。
（作者：教授级高级规划师，雅克设计机构董事总经理，《规划师》杂志社社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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