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全球化发展趋势对中国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及应对措施
经济全球化发展趋势对中国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及应对措施
09-05-11 &匿名提问 发布
经济全球化也对中国提出了严峻挑战。这种挑战包括三个方面： 首先，全球范围资源与市场竞争的挑战。全球化使国际生产要素的竞争更加激烈。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走上了开放型发展道路，努力吸引外资与先进技术，中国如果不进一步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就不可能在吸引国际资本等生产要素方面继续保持优势地位。世界大部分国家和地区都已成为WTP的成员，各国相互开放市场，按照WTO规则相互提供最惠国待遇，如果中国不能获得平等的待遇，就必然会在这种市场竞争中处于相对不利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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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经济明显减速、国内面临诸多挑战的背景下，全球经济、中国经济能否继续保持平稳较快发展，是当前国际社会普遍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为此，2008年12月上旬召开的“亚太总裁与省市长国际合作大会”将号召世界各国加强国际合作应对全球金融风暴，实现全球经济平稳较快发展。首先，世界各国需要通过国际合作提高金融市场的透明化、规范化和制度化，促进各国金融市场的发展和稳定，促进各金融市场间的协调，形成与国际标准接轨的硬设施和软环境，从根本上断绝全球金融风暴可能出现的源头。其次，世界各国需要通过国际合作形成共同的规范，防范一国出现的金融问题或危机扩散到其他的国家。对于各个国家和地区的银行监管机构而言，在不断加强国内监管的同时，应当根据金融全球化、自由化新情况，通过国际合作制定共同的监管标准、共同的监管框架和共同的风险处置方法。最后，世界各国需要通过国际合作将金融风暴造成的负面影响降低到最低点。在金融危机出现的当下，世界各国应通过国际金融合作，形成新的经济消费倾向和投资，提高各国经济恢复的预期。也就是说，通过合作走出金融危机影响下的经济低迷。具体来说，世界各国可以采取的国际合作措施包括：一、发展中国家应不断加强对国内金融市场、资本市场发展和开放的制度性建设，稳步进行金融的深化和广化。二、世界各国应联合起来不断加强对国际游资的金融监管，防范国际热钱波动的金融风险。三、通过国际合作，发展中国家要积极借鉴发达国家“建设资本市场基础性制度”的经验，努力保持资本市场稳定、健康发展。四、对于发达国家而言，应积极通过强化自身的监管防范衍生金融工具运用带来的风险，并与发展中国家一起防范国际金融风暴下的金融危机。总之，面对全球金融风暴，世界各国应积极加强国际合作避免全球金融危机。国际合作不仅符合当今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的时代潮流，而且也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优势互补、共同发展的客观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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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经济明显减速、国内面临诸多挑战的背景下，全球经济、中国经济能否继续保持平稳较快发展，是当前国际社会普遍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为此，2008年12月上旬召开的“亚太总裁与省市长国际合作大会”将号召世界各国加强国际合作应对全球金融风暴，实现全球经济平稳较快发展。首先，世界各国需要通过国际合作提高金融市场的透明化、规范化和制度化，促进各国金融市场的发展和稳定，促进各金融市场间的协调，形成与国际标准接轨的硬设施和软环境，从根本上断绝全球金融风暴可能出现的源头。其次，世界各国需要通过国际合作形成共同的规范，防范一国出现的金融问题或危机扩散到其他的国家。对于各个国家和地区的银行监管机构而言，在不断加强国内监管的同时，应当根据金融全球化、自由化新情况，通过国际合作制定共同的监管标准、共同的监管框架和共同的风险处置方法。最后，世界各国需要通过国际合作将金融风暴造成的负面影响降低到最低点。在金融危机出现的当下，世界各国应通过国际金融合作，形成新的经济消费倾向和投资，提高各国经济恢复的预期。也就是说，通过合作走出金融危机影响下的经济低迷。具体来说，世界各国可以采取的国际合作措施包括：一、发展中国家应不断加强对国内金融市场、资本市场发展和开放的制度性建设，稳步进行金融的深化和广化。二、世界各国应联合起来不断加强对国际游资的金融监管，防范国际热钱波动的金融风险。三、通过国际合作，发展中国家要积极借鉴发达国家“建设资本市场基础性制度”的经验，努力保持资本市场稳定、健康发展。四、对于发达国家而言，应积极通过强化自身的监管防范衍生金融工具运用带来的风险，并与发展中国家一起防范国际金融风暴下的金融危机。总之，面对全球金融风暴，世界各国应积极加强国际合作避免全球金融危机。国际合作不仅符合当今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的时代潮流，而且也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优势互补、共同发展的客观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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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conomist，《经济学家》，总部英国伦敦。不用多说了，正是她将大家凝聚在了一起。望07年的《经济学家》办得更出色！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远东经济评论》，总部中国香港。亚洲最为权威的商业、金融、政治、社会、文化新闻兼时评刊物之一，在国际上享誉盛名。   The New Republic，《新共和》，总部美国华盛顿。美国老牌的新保守主义刊物，文章均由资深政论家和一流学者主笔，其观点可以被视作美国政坛和社会保守主义趋势的风向标   The Weekly Standard，《旗帜周刊》，总部美国华盛顿。与《新共和》与《国民评论》一起构建了美国保守主义的大本营。其文章和观点具有政策导向的地位，为华盛顿的政府机构和研究团体所重视。   National Review，《国民评论》，总部美国。美国保守主义三大刊物之一。虽然地位似乎不及前两者，不过还是颇具影响力的。   Foreign Policy，《外交政策》，总部美国，卡内基国际研究基金会所创办的国际关系专业刊物，邀请专家学者撰写，具有一定学术专业性，不过没有太多的理论，属于典型的jargon-free学术刊物。对国际关系和时事政治有兴趣的同志可以选择阅读。   New Internationalist，《新国际主义者》，总部英国。三十年来，该刊包含了广泛的全球观点和很大的信息量，有助于全球问题的研究。该刊一大亮点在于其浓厚的人文关怀，从人权到环境，几乎涵盖了所有发展问题，议题的更新相当及时，文章出于资深记者和研究者之手，质量能够保证。许多研究学术导向明显，对帮助读者深入了解问题的来龙去脉和走向非常有利，是一份很不错的刊物，我大力推崇。    我知道的就这些 想看中文版的就直接 在百度里搜索它的中英文名就可以了，一下就找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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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0日下午，《21世纪的中国与世界》国际论坛的第一次会议上，与会各国前政要分别就中国与世界、中国与欧洲、中美、中俄关系，世界多极化与区域化等问题进行了研讨，发言分析了在冷战后出现的多极化发展趋势中，中国的地位与作用及其对多极化的影响。  在过去的20多年里，中国的改革开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特别是连续保持了高速经济增长，这为欧洲商界提供了机会。在21世纪，欧洲与中国的关系，对保持今后国际秩序稳定的重要性比25年前中欧建交时要大得多。在谈到中欧关系时，欧盟前主席、卢森堡前首相桑特指出，支持一个强大和开放的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积极作用。今后欧洲将继续支持中国进一步融入国际社会之中，支持中国融入世界经济体系。  如何看待中国的发展与崛起，中国的发展，是有益于世界和平、稳定与繁荣的重要力量，还是会成为威胁？前联合国秘书长加利在发言中指出，中国的崛起正冲击着西方世界，使西方世界渐渐失去了它在历史上的中心地位，也动摇了西方和企图控制国际关系的超级大国的特权地位；但中国一再表示永远不称霸。澳大利亚前总理霍克认为，苏联解体后，美国对亚政策的理论失去了基础，美国在寻找新的对亚政策过程中，患上了“敌手缺乏综合征”，就把中国作为了美外交政策需要的新假想敌，这是冷战思维仍在作祟。美国不应把中国“妖魔化”，而应理解中国正在进行的改革、理解中国不愿接受美国的教条。国家间建设性的合作关系是最重要的。  日本前首相海部俊树在发言中指出：世界经济中亚太地域所占的市场份额急速增大。中国的改革开放路线强化了对外经济关系，更以沿海地区为中心投身到了亚洲经济发展的大潮中。中国加入WTO意义十分重大，中国和国际接轨后均衡的经济发展，不仅对中国、对亚洲，而且对世界经济都十分重要。日本应该支持中国加入WTO。  在多极化发展进程中，大国间、大国与区域组织间发展相互信任的关系是十分重要的。德国前总理科尔表示，今天我们面临的是一个多极世界。美国作为世界大国继续存在，但同时还有其他一些的重要力量中心：欧洲、俄罗斯、中国和印度等。今天，欧盟有15个成员国。如果欧盟扩大的进程在今后几年或者几十年继续下去，那么欧盟将包括20—25个甚至更多的成员国。欧盟不想成为超级大国，它将成为美国、俄罗斯和中国值得信赖的伙伴，一个经济上、政治上强大、稳定和自由的欧洲符合上述国家的利益。 ,,,,,,,9月10日下午，《21世纪的中国与世界》国际论坛的第一次会议上，与会各国前政要分别就中国与世界、中国与欧洲、中美、中俄关系，世界多极化与区域化等问题进行了研讨，发言分析了在冷战后出现的多极化发展趋势中，中国的地位与作用及其对多极化的影响。,  在过去的20多年里，中国的改革开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特别是连续保持了高速经济增长，这为欧洲商界提供了机会。在21世纪，欧洲与中国的关系，对保持今后国际秩序稳定的重要性比25年前中欧建交时要大得多。在谈到中欧关系时，欧盟前主席、卢森堡前首相桑特指出，支持一个强大和开放的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积极作用。今后欧洲将继续支持中国进一步融入国际社会之中，支持中国融入世界经济体系。,  如何看待中国的发展与崛起，中国的发展，是有益于世界和平、稳定与繁荣的重要力量，还是会成为威胁？前联合国秘书长加利在发言中指出，中国的崛起正冲击着西方世界，使西方世界渐渐失去了它在历史上的中心地位，也动摇了西方和企图控制国际关系的超级大国的特权地位；但中国一再表示永远不称霸。澳大利亚前总理霍克认为，苏联解体后，美国对亚政策的理论失去了基础，美国在寻找新的对亚政策过程中，患上了“敌手缺乏综合征”，就把中国作为了美外交政策需要的新假想敌，这是冷战思维仍在作祟。美国不应把中国“妖魔化”，而应理解中国正在进行的改革、理解中国不愿接受美国的教条。国家间建设性的合作关系是最重要的。,  日本前首相海部俊树在发言中指出：世界经济中亚太地域所占的市场份额急速增大。中国的改革开放路线强化了对外经济关系，更以沿海地区为中心投身到了亚洲经济发展的大潮中。中国加入WTO意义十分重大，中国和国际接轨后均衡的经济发展，不仅对中国、对亚洲，而且对世界经济都十分重要。日本应该支持中国加入WTO。,  在多极化发展进程中，大国间、大国与区域组织间发展相互信任的关系是十分重要的。德国前总理科尔表示，今天我们面临的是一个多极世界。美国作为世界大国继续存在，但同时还有其他一些的重要力量中心：欧洲、俄罗斯、中国和印度等。今天，欧盟有15个成员国。如果欧盟扩大的进程在今后几年或者几十年继续下去，那么欧盟将包括20—25个甚至更多的成员国。欧盟不想成为超级大国，它将成为美国、俄罗斯和中国值得信赖的伙伴，一个经济上、政治上强大、稳定和自由的欧洲符合上述国家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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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各项改革的全面展开和不断深人，我们对行政体制改革目标的认识也在不断深化。20世纪80年代初，针对行政管理权力过于集中、机构臃肿、干部队伍严重老化、领导职务终身制以及工作效率低下和官僚主义严重等弊端，提出了下放权力、精简机构和干部队伍“四化”方针。1988年，在政府机构改革中提出了转变职能、精干机构、精简人员、提高效率、克服官僚主义、逐步理顺政府同事业单位和人民团体关系等目标。1993年的行政体制改革最大特点，是把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作为改革目标，改革重点是转变政府职能，中心内容是政企分开。1998年，面对跨世纪的机遇和挑战，中国开始了新一轮的行政体制改革。这次改革的目标是:建立办事高效、运转协调、行为规范的行政体制管理体系，完善国家公务员制度，建立高素质的专业化国家行政管理干部队伍，逐步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有中国特色的行政管理体制。显然，我国在以往行政体制改革的目标定位中，非常重视与市场经济体制的适应性，在改革实践中，比较注意处理政府与市场、政府与企业的关系。这一点，毫无疑问是正确的。但在 2002年之前，几次改革目标都没有提及行政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的关系，在改革实践中，对一些与政治体制改革密切相关的重大问题，没有给予应有的关注，更缺乏科学的制度设计和有效的改革措施，从而导致行政体制改革缺乏深层的突破。这种情况，已经不能适应新世纪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形势。进入新世纪，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要求坚持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在这一新形势下，继续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必须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按照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要求，坚持政企、政事、政社分开，精简、统一、效能和依法行政的原则，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整合行政资源，优化政府结构，降低行政成本，提高行政效率，形成结构合理、职责明晰、运转协调、行为规范、公正透明、廉洁高效的公共行政体制。这是新世纪行政体制改革的总目标。建立与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与民主政治建设相配套的公共行政体制，不是哪个人的主观臆想，而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和民主政治建设的客观要求，也是中国社会结构转型的必然选择。这里所谓的公共行政体制，即执行公共意志，行使公共权力，制定公共政策，管理公共事务，生产公共物品，提供公共服务，维护公共秩序，满足公共需求的行政组织体系和管理制度。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形势下，建立和完善公共行政体制必然要求政府模式具有以下特性:1.公共型政府。恩格斯指出:“政治统治到处都是以执行某种社会职能为基础，而且政治统治只有在它执行了它的这种社会职能时才能持续下去。”[l]但在阶级对立的社会，政府主要是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实施阶级统治的工具，政府的社会职能归根到底是为统治阶级的政治统治服务的。在我国，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政府同样具有浓厚的阶级色彩，它是无产阶级统治和专政的工具，是阶级镇压的机器。当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已经结束，中国政府将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上来以后，其阶级统治和阶级专政的色彩逐渐淡化，政府的公共性日益突显。进人新世纪，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形势下，政府的主要职能是管理社会公共事务，生产公共物品，提供公共服务。这样，政府就不再是哪个阶级的利益代表，而是社会公共利益的代表，是公共意志的执行机构。因此，在公共行政体制下，政府的首要特性是其公共性。2.公正型政府。公共行政体制下的政府既然是社会公共利益的代表者和公共意志的执行者，就必须主持正义、公道，公平、公正地对待每一个经济主体和社会主体，绝不能厚此薄彼，更不能制定和实行区别对待的政策。这是创造公平竞争环境的需要，是市场经济发展和民主政治建设的必然要求，也是世贸组织规则的核心内容。在现代社会，公平、公正原则不仅仅适用于经济领域，也适用于社会其他领域。各级政府只有认真遵行这一原则，建立公正型政府，才能满足整个社会对政府的期待，才能真正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3. 民主型政府。由专制走向民主，由阶级民主走向社会公共民主，是迄今为止人类政治发展的基本历程。既然现代政府是社会公共意志的执行机构，是公共型政府，自然也必须是民主型政府。所谓民主型政府，即政府不仅要代表社会公共利益，执行社会公共意志，而且必须由选民选举产生，对选民负责，受选民监督。因为，在代议制民主体制下，选举是公民表达意愿的最直接、最重要的渠道，是公共意志形成的最重要的途径，也是民主政治最重要的表现形式。这里的选举，既包括对人大代表的选举，也包括对行政首长的选举。早在1987年，邓小平就明确指出:“大陆在下个世纪，经过半个世纪以后可以实行普选。”[2]衡量一个国家政府的民主化程度，一看选举是否真实，二看选举是否普遍，三看政府是否真正按照多数选民的意愿办事。民主，既是人类的政治理想，也是现实的制度安排和程序设计，是政府运行的基本原则和基本机制。要确保政府正确执行社会公共意志，维护公共利益，就必须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保证人民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只有不断完善民主体制和民主机制，才能使各级政府准确了解民情、充分反映民意、广泛集中民智、切实珍惜民力，实现社会公共利益的最大化。4.法治型政府。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民主政治也是法治政府。与此相适应，公共行政体制下的政府必须是法治型政府。所谓法治型政府，即政府要严格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严格依法行政—政府权力依法所授，政府行为于法有据，并受法律的约束和监督，政府管理要有法可依.有法的法制保障。5.有限型政府。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垄断了几乎所有的资源，无所不包，无所不揽，形成了政府权力干预一切、管理一切的局面。因此，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政府是典型的全能型政府。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的调节作用，政府必须从那些不该管、管不好、管不了的事务中退出来，集中主要精力，管好公民、企事业和社会管不了、不该管而又必须管的事情，即社会公共事务。因此，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政府不再是全能政府，而是有限政府。政府的主要职能，是维护公民(自然人和法人)的合法权益，加强经济调节和市场监管，完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满足社会的公共需求。6.分权型政府。在计划经济基础上，我国形成和确立了中央高度集权的管理体制。在这一体制下，企事业和社会的权力高度集中于政府，地方的权力高度集中于中央;政府的权力高度集中于党委，党委的权力又高度集中于个人或少数人之手，使企事业单位、社会、基层和地方都缺乏应有的管理自主权。权力高度集中，不仅导致管理效率低下，官僚主义、特权现象和腐败现象严重，而且还导致行政成本高昂，造成一系列重大决策的失误。历史经验和惨痛的教训告诫我们:“权力过分集中，越来越不能适应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对这个问题长期没有足够的认识，成为发生‘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要原因，使我们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现在再也不能不解决了。”[3]与市场经济发展相适应，公共行政体制是合理分权的管理体制。在这一体制下，政府不再是高度集权型政府，而是合理分权型政府。过去，我们多次过分强调集中统一，很少强调必要的分权和自主权，很少反对个人过分集权，甚至把分权视为洪水猛兽，千方百计地加以批判和低毁。殊不知，在和平年代和现代化稳步发展时期，分权化是一种世界性的趋势。世界银行((l 997年世界发展报告》指出:“从省、州级政府在政府总收支中所占的比例来看，国家越是富有、越大，就越趋向于权力下放。……就发展中国家而言，大多数国家在50年代和60年代殖民主义结束以后都经历了建设国家的发展阶段，70年代以来趋于权力下放。”141权力下放能够使公共服务更密切地符合地方的需要和愿望，能够提高公共服务的供应效率和管辖区之间的竞争，使用户具有选择，也能为自下而上地建设具有较高反应能力和更加负责的政府创造条件。在我国，建立分权型政府，既是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也是民主政治建设的需要。市场经济是一个天然的分散化的决策系统。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没有自主权，就不可能有效地应对千变万化的市场，市场经济发展也就无从谈起。民主政治也要求实行合理分权，没有分权就没有民主政治。这里的分权，既包括横向合理分权，也包括纵向合理分权。只有建立和完善合理分权的政府体制，才能够充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也才能克服权力高度集中所必然产生的种种弊端。7.透明型政府。在高度集权体制下，各级政府主要运用行政手段，而且往往通过内部会议、内部文件管理经济和社会，具有明显的暗箱操作特点。这种做法不符合世贸组织的透明度原则。在现代社会，建立透明型政府，实行政务公开，既是市场经济发展和世贸组织规则的要求，也是维护社会正义，实现社会公正的需要。公开是最好的防腐剂，阳光是最好的消毒剂。为了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必须实行阳光行政。只有这样，才能满足社会公众的知情权，便于公众对政府的监督，有效防止政府滥用权力、以权谋私、行贿受贿、贪赃枉法等腐败现象。8.服务型政府。在计划经济时代，由于权力高度集中，社会对政府的监督和制约极其微弱，从而形成了政府本位和官本位，政府对经济和社会主要以管制为主，是典型的管制型政府。在市场经济迅速发展和民主政治稳步推进的形势下，公民、企事业和社会团体成为社会相关领域的主体，政府的主要职能是为经济主体、社会主体服务和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因此，公共行政体制下的政府必然是服务型政府。各级政府只有树立民本意识和顾客导向，心甘情愿、认真周到、方便快捷、优质高效为经济社会提供公共服务，才能够满足社会的公共需求，创造经济社会发展所必需的良好环境。在以往的政府管理中，各级政府的服务对象主要是国有企业、集体企业和吃“皇粮”的人，民营企业和不吃“皇粮”的人则等而下之。而在公共行政体制下，各级政府必须遵循世贸组织的基本规则，公正、公平地对待所有的服务对象，其服务范围既包括国有企业、集体企业，也包括民营企业、外资企业;既包括市民，也包括居住在广大农村的村民，甚至还包括居住在辖区的外国公民。9.效能型政府。在计划经济基础上所形成的行政管理体制，机构庞大，人员臃肿，职责不清，扯皮严重，政府成本不断攀升，工作效能日趋低下。显然，这样的政府是不能适应激烈竞争的市场经济的发展，也不可能及时准确地反映和维护社会的公共利益。而与市场经济发展相适应的公共行政体制下的政府必须是效能型政府，它要求政府机构精简，人员精干;结构合理，职责明晰;公正透明，依法行政;运转协调，行为规范;求真务实，廉洁自律;诚实守信，改革创新;降低行政成本，提高工作效率。10.责任制政府。在以往的行政管理中，各级政府缺少明确的责任机制。而在公共行政体制下，各级政府必须权责明确，建立责任制政府。这是民主施政和依法行政的需要，是使政府正确扮演自己角色、有效履行自己职责、防止滥用权力、提高政府效能、实现社会公共利益最大化的重要的保障机制。所谓责任制政府，即各级政府都要有明确的任期目标，实行任期目标责任制。如果政府的任期目标脱离实际，不符合多数选民的意愿，同级人大的多数代表在人代会上投上了不信任票，那么，该届政府的行政首长必须辞职。与此同时，各级政府在施政过程中，必须对自己作为或不作为的行为负责，即:当政府积极实施了一种行为，侵犯了公民、企事业或社会团体的合法权益，政府要对自己的行为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当政府不作为，即应由政府做的事，政府没有做或没有做好，政府也必须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道义责任。二、建立与完善公共行政体制巫待解决的主要问题1.转变政府的角色职能。近代以来，关于政府角色和职能问题，有两种比较极端的认识。一种是把政府看成是“守夜人”，认为政府管的越少越好。另一种是把政府看成是万能的，政府无所不包，无所不揽。实践证明，这两种认识都存在着片面性。半个世纪以来，人们关于政府作用的讨论尽管仍然存在着不同的认识，但有一点是明确的，即“政府主导的发展已经失败了，但是没有政府的发展也将是失败的。没有一个有效的政府，发展是不可能实现的”。[5]在计划经济时代，我国各级政府都管了许多不该管、管不了、管不好的事情。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要求各级政府从竞争性市场和私人物品的供给中退出来，将政府职能转变到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上来。为此，必须依法明确各级政府的具体职能，克服政府职能转变的各种制约因素，有效防止权力越位、职能错位、缺位和不到位现象。转变政府职能是建立和完善公共行政体制的核心问题，这一问题不解决，公共行政体制的建立和完善就是一句空话。2.继续改革中央高度集权的管理体制，建立和完善中央与地方合理分权体制。受历史传统、苏联模式和计划经济的影响，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在我国形成和确立了中央高度集权的管理体制。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从经济、政治和行政管理等方面，对中央高度集权的管理体制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取得了积极的成效。但这一改革任务尚未完成，有许多问题仍巫待解决。如:改革中央高度集权的管理体制，当前应解决哪些主要问题?如何建立和完善中央与地方的合理分权体制?如何按照中央统一领导、充分发挥地方主动性、积极性的原则，明确中央和地方对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方面的管理责权?如何理顺垂直部门与地方政府的关系?如何科学合理地划分地方各级政府之间的职责权限?等等。只有从体制上真正解决了这些问题，公共行政体制才能进人规范化的运行轨道。3.调整和优化政府结构。建立和完善公共行政体制，要求构建科学合理的政府组织体系，包括调整政府的层级结构，优化政府的组织结构。这是今后行政体制改革的重点之一。政府机构改革应服从于政府结构的调整和优化。在我国，政府层级结构和组织结构不合理，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其中，既包括计划经济时代中央高度集权体制的影响，也带有浓郁的历史传统的痕迹。这项改革，涉及许多重大的现实问题，如:行政区划体制改革，市管县体制改革，减少行政层级后重新界定政府之间的责权关系，创新城镇行政管理模式，精简机构，优化政府的组织结构，实现政府机构和编制的法定化等等。调整和优化政府的层级结构，是精简机构、优化政府组织结构的基础和前提。这一问题解决了，才能真正构建起与公共行政体制相适应的科学合理的政府组织体系，为公共行政体制的规范化运行奠定坚实的组织基础，提供有力的组织保障。4.改进行政领导体制，健全民主科学的决策机制。行政领导体制是公共行政体制运转的核心部分。公共行政体制有效运行，有赖于行政首长的正确领导、科学决策、及时协调和有效监督。根据宪法，我国各级人民政府实行行政首长负责制。实行这一领导体制，目的在于明确责任，提高效率。但在实践中这一领导体制还不够完善，如:在地方，行政首长名义上是同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实际上则是同级党委与上级领导机关确定的，带有明显的自上而下的任命色彩，这就导致地方行政首长更多地是对上负责，而不是对下负责，其结果，容易造成长官意志和脱离实际，使地方的某些公共利益难以得到及时、准确和有效的反映。加上政绩考核的偏差，驱使一些地方的行政首长更加关心自己的政绩和前程，于是，不切实际的“政绩工程”、“首长工程”、“形象工程”、“献礼工程”随之而起，不仅造成严重的损失和浪费，而且严重损害了政府形象，败坏了党和政府与人员群众的关系。此外，由于地方行政首长位高权重，缺乏明确的责任机制和有效的监督制约机制，使一些地方的行政首长出现了严重的家长制和腐败现象。凡此种种，尽皆表明，要建立和完善公共行政体制，必须改革和完善行政领导体制，建立健全民主科学的决策机制，使政府决策真正建立在民主、科学的基础上。5.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完善公务员制度。邓小平指出:“正确的政治路线要靠正确的组织路线来保证。中国的事情能不能办好，社会主义和改革开放能不能坚持，经济能不能快一点发展起来，国家能不能长治久安，从一定意义上说，关键在人。”而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为此，必须根据市场经济发展和民主政治建设的客观要求，继续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切实解决干部分类管理问题，积极探索和试行地方行政首长，特别是市县乡行政首长的直选制;制定选任制领导干部的法定任期制和任期目标责任制，完善干部选拔任用中的民主推荐、民主测评、差额考察、任前公示等制度;改革和完善领导干部职务和职级相结合的制度，合理设置职级结构，增强职级对领导干部的激励作用;改革收人分配制度，切实解决分配不公、激励不足和约束乏力等问题;完善领导干部交流和回避制度，积极探索改革和完善干部双重管理体制，使各级政府不仅能够留住人才，而且能够充分发挥政府公务员的作用。6.改革财政体制，建立和完善公共财政体制。公共财政是公共行政体制有效运行的物质保障。建立和完善公共行政体制，使各级政府有效履行公共行政职能，就必须改革财政体制，建立和完善公共财政体制。过去，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的财政是比较典型的生产建设型财政，即生产建设性支出在政府财政支出中占有较大的比重。目前，传统行政体制和财政体制仍具有很大的惯性作用。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政府职能的转变，必须调整各级财政的支出结构，改革预算体制，使财政支出主要用于满足公共需求，即为了保证各类通过市场机制的资源配置活动难以有效解决的社会公共需要的财力。7.改革和完善行政监督体制，加强对行政权力的监督和制约。早在256年前，法国著名思想家孟德斯鸿在《论法的精神》一书中就指出:“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闭为了防止滥用权力，必须加强对权力的监督和制约。在我国，由于长期对人性的不切实际的认识和民主法制建设滞后，使我国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严重忽视了对权力的监督和制约。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民主法制建设的推进，监督和制约权力的机制逐步建立起来。但这一机制仍然不完善，监督不到位，制约缺乏力度，是一种比较普遍的现象，在一些地方，甚至存在着执纪执法偏宽偏软，瞒案不报，压案不查等严重问题，致使一些地方的公共权力严重失监失控，产生了严重的腐败现象。现实再一次告诫我们，必须改革和完善行政监督体制，加强对行政权力的监督和制约。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公共权力沿着正确的轨道运行，有效地克服和防止权力的滥用和腐败。参考文献:[1]思格斯.反杜林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2][3][6]邓小平文选(第3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380.[4][5]世界银行1997年世界发展报告:变革世界中的政府[R].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25.[7](法)孟德斯鸿.论法的精神[M」.北京:商务印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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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入世”后的利与弊 （一）中国“入世”将形成“三赢”的结局 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实际上可以看做是中国、美国和世界贸易组织“三赢”的结果。众所周知，尽管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但其经济总量在全球排第七位，并已经成为世界第十大贸易国，21世纪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将更为显著，没有中国加入的世界贸易组织将是不完整的，其作用必将受到很大影响，中国“入世”是WTO实现其普遍性的需要。对美国来说，中国加入WTO实现了中美双边贸易发展的格局和利益关联的一般需要，并可逐步解决对华贸易巨额赤字问题。 对于中国来说，经过13年的艰苦谈判，终于实现了以发展中国家的身份加适应症WTO的目的，中美双边协议的内容充分体现了这一根本原则。中国以发展中国家的身份加入，意义十分重大，它意味着中国可以依法享受发展中国家的优惠安排、幼稚工业的保护、出口补贴、关税制度的弹性规定。例如，汽车行业六年后中国仍能保有25％的进口税税率，农业领域中大部分市场还只允许国家专营（小麦、玉米、大米、棉花、食糖、化肥等），以确保国家有足够的宏观调控手段，避免损害农民的利益；银行业也是按照过渡期逐步实行开放，而且，有些领域仍然没有开放市场，或者说还须经过中国政府审批。上述缓冲的机会只有发展中国家才有权利享受。在中美协议中没有出现类似禁止中国引用WTO例外条款的内容，说明中国可以引用专门适用于发展中国家的例外条款，客观上承认了中国所具有的发展中国家的地位，意味着中国可以引用幼稚工业保护这样的例外条款，在国内市场受到外来的强烈冲击而招致损害时，可以采取临时措施加以补偿。 总之，中国以发展中国家的身份“入世”，它确保了“入世”后所承担的义务与中国现阶段发展水平相适应，从而大大减少了“入世”后造成对中国产业的负面影响。 （二）中国“入世”标志着改革开放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20多年的实践证明，愈是改革开放较早的行业，发展就愈快。同时，我们也应看到，经过2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已处于十分关键的时刻：国企改革问题、市场疲软问题、失业问题、社会保障问题等等，中国经济遇到的所有困难全部都涉及到社会政治经济稳定的大局，处理不好这些关键问题，不进则退；加入WTO，从改革开放的逻辑上讲，可以借助外资和外在的推动力，促进改革进一步发展，突破改革进程中的瓶颈问题。所以，从这个意义上看，中国成功“入世”，标志着中国的改革开放已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三）中国“入世”将有助于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进程 中国以一个有巨大潜力和庞大的经济体系的发展中国家身份加入WTO可以在规则上发挥影响力，参与规则的制定，而不仅仅是被动地执行，从而可以提高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提高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在讨价还价中的分量，促其尽快融入世界经济的主流，参加经济的全球化进程和与世界经济的互接互补；与此同时，有助于打破国内地方保护主义和部门垄断，借鉴各成员国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经验，加速完善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及其法治建设。 （四）中国“入世”将会促进资源合理配置和提高综合国力 据研究测算，中国到完成各项加入WTO的承诺之后的2005年，其GDP和社会福利收入将分别提高1955亿元和1595亿元人民币（1995年价格），占当年GDP的1．5％和1．2％。其如此巨大的收益主要源于根据比较优势重新配置资源所导致的效率提高。此外，中国“入世”之后为某些行业带来了巨大的机遇。例如纺织品进口的发达国家，已于1995年开始实施逐步取消纺织品进口配额的协议，但对中国一直在增加纺织品配额限制，并要求中国继续签订配额的协议，减少了中国纺织品出口。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根据其规定，在2005年之前须分阶段取消纺织品配额，美国及其他发达国家限制中国纺织品出口的歧视性配额将被取消。纺织品、服装和鞋帽是中国传统的出口商品，约占中国对外出口总量的20％。 除纺织服装业外，加入WTO，对中国部分化工产品及部分钢铁产品也是有利的。对已具规模和技术成熟的彩电、洗衣机、电风扇、自行车、玩具、制笔业、文教用品、食品罐头行业和部分机电产品也是有利的。 （五）中国“入世”将有利于引进外资和拉动内需 从长期看，中国“入世”后将会大大改变投资环境，法律的透明和国民待遇的实现将会吸引大量外国资本。据预测，到2005年将能得到1000亿美元以上的外国投资（而整个20世纪90年代的10年中吸收的外资也没有超过2500亿）。 “入世”后经济效益的产生，来自于中国参与国际分工后，分享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效率收益；但上述效率收益并不是在各产业部门间平均分配的，其结果必然是进行较大的经济结构的调整。汽车、仪器仪表、棉花、小麦等受到保护的部门和资本密集型等部门，其产出水平将会受到较大影响，而纺织、服装等劳动密集型部门将会受益，一句话，加入WTO也将给中国带来巨大的压力和严峻的挑战。 （六）“入世”后将会带来一些体制上的震动和冲突 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与WTO的基本原则之间存在一个根本共同点即市场经济。但是，现行的经济体制与WTO的基本原则之间也存在许多重大差距。例如，除了经济方面的以外，还有理念、文化、政治、传统等方面的诸多差异性，它们必然会带来体制上的巨大震动和冲突。一面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一面是遵循世贸组织的“通则”参与国际分工，一系列崭新的重大理论和实践课题会摆在我们的案头，需要运用世界市场经济的一般通则，结合中国的实际重新构建和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体制，但局面更复杂了，形势更严峻了：与其高喊WTO是“狼来了”，不如将其视为一把“双刃剑”。问题在于如何将之运用自如，使其能够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服务。近期遇到的课题例如有某些失去保护的行业或大中型国有企业会受到较大冲击，其性质、时间、范围、程度，与“入世”之前相比，均不能同日而语；合资或独资企业的行业覆盖范围、规模、经济影响力和控制力与今天相比，都将会发生巨大的变化。简而言之，体制上的差异性调整和适应需要很长的时间。 （七）宏观调控难度增大，受世界经济波动影响的可能性增加 加入WTO之后，中国产品对国际市场的依存度增加，固定资本投资对国际资本市场的依赖也会增加。尤其是，按承诺的期限，若干年以后，银行、证券、外汇等市场全面开放之后，国际商品市场、国际资本市场的波动对中国的影响必将十分明显，国际金融风波对中国的影响也将会甚于以往。诚然，开放金融服务市场并不等于实现人民币在资本项目下的自由兑换，但尽管如此、对中国银行体系也会带来巨大冲击。金融安全一旦出现问题，就必然会对国家安全产生重大影响。 （八）劳动力部门转移将会产生重大调整，就业压力将会增大 中国农业部门所占的就业比重很高，占就业人口总量的60％以上；由于农业生产集约程度较差，在粮食等大宗产品生产上缺乏优势，价格与国际市场存在差距，“入世”之后，农产品市场受冲击较大，大量农业劳动力需要转移到工业和服务业，据研究，从1999年到2010年间大约近100万农业劳动力需转移到其他部门。劳动力在部门之间的转移或称产业结构的调整必将带来相应的调整成本。此外，“入世”之后，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的大幅下降必将对竞争力不足的产业产生冲击，信息、金融、化工、制药、汽车、机械等某些资金技术含量较高的行业和产品将会被迫逐渐退出市场，从而造成新的就业压力。1999年国有企业下岗职工人数为700万人左右，每月生活费为人民币170元、加上代缴的社会保险费可领取253元左右。下岗职工人数的激增，在社会保障体系很不完善的条件下，必然为国家财政带来新的压力。 （九）将会加大收入分配不公 “入世”后对农业部门的冲击很可能会导致农村居民的收入减少，虽然一部分农业劳动力可以转移到其他部门，但到2005年，农村居民的实际收入将会比基准情景下降2.1％左右，而城镇居民的人均实际收入则会增加4．6％。城乡之间收入差异的扩大，将会为社会稳定带来潜在的负面影响。 （十）对知识产权保护力度的强化将会让出一定的市场份额 知识产权涉及每一个行业，但它本身又不专属哪一个行业。中国“入世”后，必须要全面履行自己在知识产权领域中应承担的权利和义务，加强对知识产权的保护，特别是对假冒、盗版行为进行有效、有力的打击和制裁，其结果将使那些缺乏创新能力、缺乏品牌、依靠仿制生存的企业被淘汰出局，最终不得不让出一定的市场份额。但从长期看，我们的企业要生存、要发展、要想在更大程度上参与国际竞争，就必须更多地依靠和运用知识产权来激励和保护自己，提高掌握和运用知识产权保护的能力和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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