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韩寒郭敬明辩论赛的耽美小说

韩寒、郭敬明小说不是文学?金丽红:他们写人话
&&&&宋小龄:讲得挺有意思的。下面进入评议阶段,评议阶段咱们挨个儿发言。&&&&&&&&孟繁华:到作协十楼来开会这么多年,今天这个会是最有学术性的,因为其他会都是对作家作品做讨论,今天是对我们普遍性的一些问题,也是大家共同关心的问题做出讨论,这个是特别必要的。当然批评家和作家和评论家做在一起,批评家的命运一定是悲剧性,既不写也不编也不参与整个文学生产过程,高一句低一句的,今天我就高一句低一句的。在评价当代文学价值认知的时候,我曾经在几次场合和几篇文章里面谈到,评价一个时代的文学成就应该主要看它的高端成就,我们这个时代文学的高端成就就是中短篇小说。但是这个评价肯定是不一样的,包括上半场大家看法已经有了很大的分歧,在全媒体时代,这个全媒体时代不是说它只是文学生产一个载体,同时各种不同新型媒体的出现,是带着他的哲学观念一起进入现实生活,带着哲学观念同时,制定新的学术生产,而且文学生产文学阅读,和文学评价的规范。比如安波舜先生,他就不断制造和艺术相关的形态,让人放弃精英立场这怎么能够呢?也就是说一个出版人,一个媒体主编老总和作家想法完全不一样。最近我看到一篇文章,在中日作家对话会上,他反复谈到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是什么呢,看日本作家小说的方法,就是在儿女们正在吃饭的时候结果出现了灾难,然后又四个人不断向博乐报告这个事情,说我是唯一逃出来的人,我只是一个报信人,这是说什么呢,就是他的写作是如此自信,我是唯一一个来报信,这时候强调就是说严肃写作,或者精英式的写作有多少人看并不重要,就是一个人在看我也要这样写,他就强调一个作家对于自己文化信念这种绝对的自信。如果今天新的媒体出现了,我们要被新的媒体所左右,另外一个东西出现了,我们又被另外一个东西所左右,那么我们作家主体性能够建立起来吗?这个严肃写作存在还有价值必要和意义吗?没有。所以不能够同意安波舜先生让现在作家放弃精英立场,这是错误的。大家知道,新的媒体时代。&&&&&&&&安波舜:我强调精英立场。&&&&&&&&孟繁华:你一直在放弃精英立场。新媒体出现确实带来新的问题,比如说一直在强调的一个问题,领导权怎么建立的,是通过媒体建立起来的,就是媒体在一个国家,一个政党,一个意识的时候,中国民间社会比较脆弱,被民众接受之后,这个文化领导权才能够建立起来,现在强势媒体,特别网络对于年轻人的影响和年轻人对于网络这种载体这种认同关系是其他媒体根本不能够比拟的。但是这种危机只有在中国不断被反复强调,用夸张方式不断恶化他,告诉你们这就是真的,事实上不是这样的,这是假的。休息的时候大家谈,我说在西方从来不谈全球化的问题,欧洲不谈全球化,因为他们非常自信,他们不谈网络文学,因为网络文学写作对他们不构成威胁关系。如果我们是惊弓之鸟,狼就来了,这个是没法推下去的。我看到实际中短篇小说创作情况和这样一些判断恰恰是完全不同的,大体上来说,我觉得无论中短篇小说,包括长篇小说在内,一个新的现象正在生成并且在发展。刚才李洱专家讲得非常精彩,《斯蒂芬又来了》谈的什么呢,是一个事件,现在历史叙述什么呢,是由不断的无数的事件构成的,但是一个作家也好,一个历史学家也好,你选择什么样的事件表达的恰恰是你对历史构成的虚构关系,有那么多历史事件为什么不选择,选择这个,那么斯蒂芬来了之后变成一个事件。通过对事件的这种态度,活动,行为方式,乃至情感方式,建构出这么一个小说,这个小说它不是国家民族叙事,但是背后是不是一个宏大叙事,是宏大叙事,也就是说当一个他者进入现实生活当中我们如何对待他,当西方文化进入传统中国以后我们如何对待他,这和民族文化,和所谓全球化,本土性和抑制性构成的关系,这不是宏大叙事吗,它是个大趋势。比如说像一部小说,这部小说非常好,这个小说发表不到半年以后,像一个预言一样,张悟本这些江湖英雄逐一坍塌了,闹剧逐渐收场,但是半年前在第一期上好像,发了,讲老莫夫妇就是养生,夫唱妇随,万般无奈就去养生,但是老莫内心东西没有人知道,只能面对一个鸽子的时候,把年轻轻狂过的时代反复在头脑里面映现出来。他表达什么,在当下没有方向感的时代一个作家的焦虑,我们现在没有方向感,国家没有方向感,底层没有希望,知识分子没有作为,就是一个三无时代。那么在这个时代里面,人的内心要安放到什么地方?灵魂安放到什么地方,这里面它变成问题了,这不是一个宏大叙事吗,新的文学政治,在中短篇小说里面大量出现,所以怎么写的问题非常重要,就是我们如何讲述我们的小说,但是一个作家关注什么,可能还是更重要的。谢谢大家。&&&&&&&&刘庆邦:派给我的任务是评议,对刚才两位发言还反映不了这么快,还评议不出来。凡是读小说的人都可以对小说发言,我的体会是只要你有勇气说,你说出来的话总是有几分道理。我自己另外说三个意思。&&&&第一就是关于未来。今天我们在讨论未来,其实我们这个未来就是六十年前的未来,我为什么说六十年前呢?就是在六十年前的时候,已经说短篇小说衰微了,短篇小说没有人看了也没有人写了,这个信息1941年在西南联大叫郭文学会一次讲演,他专门谈短篇小说,当时那个短篇小说就是那么一个现状,他首先拿短篇小说和戏剧做比较,他说短篇小说和戏剧做比较,因为戏剧比较娱乐性强,可以对都市生活做一些点对,他既可以是市场反应,也可以是政治反应,所以如果有好的戏剧作品,当时没有电视剧,现在大量电视剧,当时还是戏剧,他说一些好的戏剧很容易走红,一些浅薄的戏剧,有官方价值的定价和市场价值两方面定价,也有可能被抬的高高的。就短篇小说而言,是最吃力不他讨好的事。他讲到有几种人不写短篇小说,他说社会上好多事业都是可以投机取巧,就是你用最小的力量可以得到很大的收益,受到很好的效果,他说就短篇小说是一个老老实实的实体,三种人不写短篇小说,善于正述的人从来不摸短篇小说,因为写短篇小说不能给他一个小官做做,还有一种所谓天才不写短篇小说,这个天才装做不屑于写短篇小说,所以不写短篇小说。他总结这种状况下,短篇小说离三种人越来越远,第一个是离杂赶越来越远,离装模作样的战士越来越远,第三离每天握手问好,每天出席会议的官僚越来越远。他说短篇小说离什么越来越近呢?正好在这种情况下,短篇小说离艺术渐渐近了,这种情况下不是短篇小说的悲哀,恰恰是短篇小说的幸福。我觉得沈从文在六十年前说的话和目前情况是吻合的,完全适用。也许再过六十年以后,当然就是未来了,短篇小说还是这种状况,短篇小说还是有人写的,还是有人读的,一点不用担心。这是第一个意思。&&&&第二个意思,这个议题是关于短篇小说写法的事情,我自己写短篇小说比较多,迄今已经发表二百多篇短篇小说,当了专业作家以来,平均每年写十二三篇,最多一年写过十二篇。比如人民文学每年要出一篇的,上海文学,中国作家,作家等等这些杂志,今年已经差不多发表七八篇小说,因为我写短篇比较多,一些记者还有一些杂志他们跟我探讨这个问题,他们其中提一个问题,你写短篇小说的动力是什么,持续写短篇小说的动力是什么,我想了想,我说我的动力就是一个字,难。不是因为我写了将近四十年短篇小说,现在我写每一个短篇小说还是觉得非常难,取材难,布局难,出语言也难,我在写每一个短篇小说习惯在笔记本上记几句话,不知道记多少次了,写一个好的短篇小说太难了,但是紧接着给自己打气,要是不难要你干什么。世界上所有容易的事情都没有魅力,只有难的事情才充满了魅力,那么我们写每一个短篇就是知难而进,就是向困难挑战,同时向我们自己挑战。当然写中篇长篇也难,但是难跟短篇是不一样的,你比如你写一个长篇是很困难的,你找到一个方向走下去就是了,克服这个困难就是了。你用一个相同的时间可能写十个短篇,这十个短篇就是十个难,要克服十个难度,一个难接着一个难。我甚至想,写一个长篇等于怀一次孕,你一年写十个短篇就等于要怀十此孕,分娩十次,这样一个难。这个难是两个字主要的,一个又一个佳,看着难,其实是一个又佳,当我们写完一个短篇的时候,这是佳的结构出现,这种感觉,美好的感觉,愉悦的感觉,我觉得是不言而喻。&&&&我还要说一个持续写短篇的问题,我们中国作家一开始写过一些短篇,好多人不能够持续来写。像我写二百多篇,好像产量很高了,但是比起一些外国作家,我们差得很远很远。你像亨利,创作生涯只有十年,以前住监狱,十年写了三百篇短篇,平均每年三十篇。这个真是不得了。我们写短篇毕竟数量上不去,有时候不能持续,写几篇就不写了,这是一个问题,这需要我们认真对待的一个问题。你比如汪老,他短篇写得非常好,公认的,但是他数量非常少,后来写着写着不再写了,比如写后来保姆,他家人就不满意,说这小说写的一点灵性都没有,太实了,不要去发。汪老说我不认为这样,我就发。后来汪老改编聊斋故事,人家就说你没得写就别写了,改聊斋故事还不如不写呢,但是他就改了好多聊斋故事。这是一个问题,作家写着写着写不了。我认为主要除了保持对短篇小说热爱,对艺术的追求,始终有一个学习的态度对于长篇小说,这个还是要不断向生活学习,才会激发我们灵感,才会有不断的作品写出来。前年我到一个煤矿去,我回来写了五六篇短篇,我也发了很多,今年农麦回老家住了一段时间。我觉得一个人要持续写作就要有这种态度,抱着平常心,确实把自己放下,到最底层去,我排队买饭,用饭票排队买饭,这个说起来容易,做到是很不容易的,但是我觉得我做到了。这样得到的东西就不一样。我就说这么多,谢谢。&&&&&&&&格非:刚才两位发言人发言都说得非常好,李洱我跟他非常熟,经常在一块儿聊天,所以他的观点我基本上都了解,今天听了不如当时第一次听那么兴奋,非常有意思。我对杨庆祥发言印象很深刻,他前面对于上半场做了一个回应,我现在也可以对他的回应再做一个回应。他提到明代小说史,明代小说变化问题,大家谈到传媒时代所谓的全媒体时代的写作各种问题,刚才庆邦也提到,实际上在明朝出现的时候,比如在福建,当大量课本出现的时候,确实改变公众生活和阅读习惯,这是文学史里大事,但是绝大部分我们现在看到的不是通过课本流传下来的,而是抄本,我们为什么抄一部书呢,一部好书只有特别喜欢才会把它抄下来作为珍藏,可是大量印刷的,成百部的作品,我们今天都不知道,这次我碰到一个专门做明代小说的教授,上海华东师大的一位老师,他说很多当时非常有影响的作品,今天需要花很多精力找他写了什么,怎么写,有没有意义,都不知道,都被遗忘了。所以他提到这个非常有意思,杨庆祥提到这个非常有意思,陈大康也跟我说过,说在明朝,元末以后,有时候两百年不出一部好作品,你说文学小说死了吗?两百年是多么长的时间,我们改革开放才不过三十年,我们遇到这样一个挑战才不过三十年,我们来不及对这样一个挑战进行充分思考,我们就做大的判断,比如图书馆要消失了,所以这的方面确实我们应该来回顾历史。第二个杨先生提到,我稍微说一说,在1910年代的伦敦,当年商业化的过程出现的时候,实际上面临的冲击比我们今天要大得多,可是当时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文人叫庞德,他开始发明一种新的方法,大家知道荒原这样的作品根本不可能问世,在那样的商业化社会里面,你要写文学不太可能。庞德说你晚上来听我的演讲,她说我不能跟你听你的演讲,有个更有名的演讲,现在已经默默无闻。他想了一个很好的办法,把文学重新变成奇迹,变成一种习惯。比如说荒原所有出版商都看不到荒原的情况下,这个荒原已经开始竞购在卖,他开始出这种限量版,一本书只印一千册你想看没门,不给你看,这造成整个现代主义出现的文化经济开始在1910年在伦敦出现,他找到第二个赞助商大学,大学有的是学生在研究一些高深的东西,大家知道现代学的历史,我不多说了,所以我觉得文学会怎么变化很难说。正因为如此,从历史上回顾并不可怕,沈从文年代讲到短篇要衰亡,今天我觉得没有这回事。我觉得从空间画面来讲有一个工作需要我们做,我最近看到清华送我的一套书,叫敬业高耸,我当时看这个题目我觉得很奇怪,是写作家同行对其他同行表示尊重,高耸这个词尤其让我很难忘,可是看了这个书之后我觉得很惭愧,我后来按照他的目录把这些书全部买了,现在在看这些书,我觉得非常重要我们要知道全世界不同国家和地区,他们作家,尤其年轻作家他们在想什么,他们怎么面对跟我们一样,也许比我们更深刻的社会变化。所以我觉得需要去做一个空间上的一个了解,这是华栋做的非常好的工作。&&&&至于说到短篇小说的特点,刚才李老师讲到这是一个注释,杨庆祥讲到有道具性,有面具,或者是一个罩子,或者是毒品,需要变化,他们两个观点我个人非常赞赏,当年就说什么是短篇小说,什么是小说,什么是故事?这个小说当然有两个来源,一个来源是通常说的故事,大家都知道一个故事在过去的文学史里面,它需要流传几百年,上千年这个故事还在流传,然后到明朝,或者到宋朝,被一个作家写出来,凝聚无数作者的努力。过去文学作品是第一重要的,作者根本不重要,因为有无数人参与期间,可是这个历史很悲惨结束了,我们花几百年打造流传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变得非常精美,因为我们知道一个故事它不能够消费,但是今天小说刚才提到了,我们从互联网上看到一个信息,把信息加工成作品,这恰恰是18世纪以后才出现的事情,这样实际上是违背或者在很大程度上背离小说创作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当然我们可以描述信息,跟新闻一样,这个故事要永远多于信息,他有很多东西剩余出来,要不然我们为什么要写新小说呢,我们要用很逻辑清晰语言,把一个事情描述出来不就够了吗?可是我们为什么通过虚构加进去,把节奏放慢,放得非常慢,我们要改变他的方法,这是为什么?这说明我们作品一定会有太多的东西是信息所不能承载的,这恰恰是我要说的根本,短篇小说最重要的东西。可是在这样一个传媒时代,我们知道这样一种好的东西,一个东西正在遭到有阴谋的一个排除。为什么说是阴谋,大家知道在美国读书界都读经典不是中国人发明的,美国大学也不读经典,说贝多芬是一条狗,大家不知道贝多芬是什么人,他由于经济发展,两百多年来资本主义的过程,出现这么一个状况,所有好的,有价值的东西,精美的东西都在消失。在这个情况下,如果我们主动放弃这个东西,当然我们就迎合了这样一个过程。比如我小的时候家里很穷,可是吃的蔬菜没有化肥的,你喝的水空气都是最好的东西,今天我们生活很好,可是我们所有的,我碰到一个老板,这个老板竟然不喝中国水,他所有水都是德国比利时,从国外进口的,那么我就想到你这个社会变化了,绕了一大圈你所得到的不就是水,花那么大的价钱,这些好东西的消失有的时候是,我们当然觉得你不能用一个简单的好还是不好,因为世界在变化,但是我认为这个时代会结束,否则没法解释,资本主义时代到现在出现两百年,我们如果假设这个时间一直持续下去大家都知道后果是什么,所以我觉得文学,刚才我讲到明朝的例子,我觉得文学今天遇到这样一个挫折,他会怎么变?是一个神秘的东西。有人说文学传播渠道我们不知道,文学传播的渠道,就刚才我说的一样,他是生命,不见得你现在说一本书发行五十万,一百万,这个书就流传下去,很难说,他有一个秘密通道,什么样的书被保留下来我们不知道,所以我觉得不能因为今天这样一个压力,当然我们要正视,刚才安波舜讲得有些地方非常好,这个压力确实存在的,但是我们怎么面对这个压力,我觉得是值得我们探讨的,谢谢。&&&&&&&&张清华:今天上午历经这两场会,使我想起童年看的一部似懂非懂的电影叫《冰海沉船》,就是《泰坦尼克号》的古老版,里面印象最深得,就是船快沉了,四个乐师一直在演奏,而且水漫到胸口,漫到下巴的时候,他们仍然举着小提琴在演奏,非常认真的演奏,我觉得今天上午这个会好像是这么一种场景,前边是有人惊呼船要沉了,大家要换船,当然很可能有一条更大的船在等着这些人,但是确实有一些不肯离开的人,在准确令人感动的演奏,我可能是一个不肯离去的观众我觉得。首先一个是感觉到内心的一种疑惑,我想是这样,刚才几位先生谈到,如果说文学有什么危机的话,我倒感觉这个危机不是来自内部不可更改,或者不可变动的这种固执,恰恰是因为我们外力给了他太多的干扰,比如说我们目前这样一种,大家一种合谋式的推动,对于所谓的全媒时代这样一种情境的夸张。如果船要沉的话,如果大家有序的撤离还好,但是如果乱作一团,我觉得那肯定是,不仅是批评家是悲剧,大家都是悲剧。我想绕了一圈,去为了刚才讲的追求一瓶干净的水,这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悲剧,过度的排放。我们现在已经意识到物质生产的过度排放污染,但是没有充分意识到文化生产这种过度排放和污染,我一直感觉我们这个社会确实有很大的问题,就是我们什么都去学美国,什么都去学资本主义,没有好好的坚持一些东西,我觉得这可能是我们一个面临一个更大的问题。前两天有人告诉我说霍金预言人类还有两百年的历史,那这个可能是一个危机预言,但是如果这样下去文学也可能真的历史也不会太长。我觉得现在大家有点过于考虑时事的变化,小说这么多年不断有人预言它的消失。刚才谈到沈从文预言小说要败落,但是恰恰在1941巴赫金预言小说将不断生长,成为文学主要的央视,这都是历史上留在耳畔的一些预言,无论消亡还是生长都是正常的。小说会变,比如刚才李洱谈到,小说它应该有助于了解人类的基本状况,那么人类的基本状况是在不断发生变化,是非常惊人的变化,他举到最近两个靠近我们身边的两个事例,一个飞机失事,一个是人质灾难,这个事件都是非常惊人的现实,小说确实应该非常敏锐意识到这样一种现实,这种现实可能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小说要发现并且要反映这样的现实,那肯定会变。这也使我想起一句话,发现应该发现的一切,是小说的职责。那么小说唯一的道德是知识,他说的原话是知识是小说唯一的道路。就是说知识是小说应该面对的,但是这个知识不是书本上的知识,小说是创造知识,创造我们这个时代最重要,最隐秘的一些知识。我觉得如果说小说要发生重大变化,19世纪以前,正像艾布拉姆斯所说的,小说经历的历史从镜子到泉水,从客观反映现实到带有很大的抒情性。他举了一个例子是灯,灯是一种发现,我觉得可能对于现在的小说家来说,他对于现实的这种发现可能是更重要的,这个我不展开了。我看到眼前的几位重要的作家,我想起格非一篇非常著名的短篇小说,叫做傻瓜的诗篇,是人类眼下一个精神预言,就是一个精神病医生和一个病人他这种身份的转化,这个小说可能,因为格非有很多非常好的小说,我认为这是我最喜欢,而且我认为是传世之作的一个小说。就是它是我们这个时代一个非常深刻的精神预言,如果我要表示对眼下小说有什么期待,或者是某些失望的话,我觉得我们小说家可能现在比较多的关注某些所谓的现实,表象的现实,比较少的去发现精神的现实,并且创造关于我们眼下精神现实的那些最有效的知识,这个可能是我们眼下短篇小说所存在的一个问题。由此我还想到,我几年前见到苏童,当时大家都在谈论,会议主题是谈论苏童的一个长篇小说,新出版的长篇小说,那是06年的事,但是所有谈话人谈来谈去又集中到他短篇小说那去了,苏童非常着急,我们大家都说苏童确实是短篇大师,但是你长篇确实不是那么让人满意,苏童非常生气,说你们这是要害我。我感觉现在这些作家还是要沉住气,适合写长篇就写长篇,我个人感觉南方比较适合写短篇,因为生活方式,感受方式比较适合写短篇,但是不能一概而论,有些南方作家来到北方以后,他这种观察方式可能会发生变化,我眼前这个例子,不一定准确。年轻的时候格非他的主要体裁是中短篇,但是现在不写短篇,包括其他一些著名作家,成名作家,余华从南方来到北方,包括原来一些北方作家,现在好的作家有很多都去写长篇,不写短篇,当然也有非常好的作家,刘庆邦老先生一直专注于写短篇,但是这种作家太少了,短篇小说还是标明一位伟大作家手艺的体裁,大家还是要重视要关注短篇小说的创作,时间关系就简单说这么多,本来想讲一下所谓小说预言性问题,因为现在大家过分把小说理解为新闻,和新闻,和传媒接近,和哲学,和思想疏远这样一种东西,我觉得这也是一个误区,就说到这儿,谢谢大家。&&&&&&&&邱华栋:昨天看到两个消息,一个消息是英语文学作家年收入十大排行榜,第一位作家他年收入是七千万美元。第二位是美国作家法律律师的,收入大概五六千万美元。第三位是写恐怖小说的,也不少,第四位是写爱情小说的,女作家。最后一位是依靠哈利波特继续拿钱的,一千万美元,第十位,这是一个消息。另外一个消息是美国时代周刊时隔十几年,第一次登出来一个,把一个美国小说家作为他的封面人物,叫做最伟大的美国小说家,这人是谁呢,是51岁的乔纳森弗兰奇,他到目前为止出了四篇长篇小说,第三部是九年前出的小说,这个小说咱们出过汉译本,他最近8月份刚刚出版第四部长篇小说叫做《自由》,他51岁的乔纳森先生是面色忧郁,戴个眼镜,美国人不知道他是谁,但是时代周刊说这是最伟大的美国小说家,这个作家他不像其他美国作家,写的鸡零狗碎,一上来写几十年的历史,美国历史,他们美国人觉得这个作家是伟大的小说家。同时还炒作一些新闻,现在美国总统在一个叫做葡萄园的地方渡假,他在图书出版俱乐部看到一本书,他要拿回家,把这个事情炒得特别热闹。这两个新闻我觉得实际上是两个事,一个谈的是谁是最伟大的美国小说家,是51岁的美国人都不知道他是谁的作家。另外一个消息是十大排行榜的收入榜,这两个东西有时候在一起说的时候经常把它混为一谈,文学是文学,金钱是金钱,这两个人美国看得很清楚,对他们来说,谈到伟大美国小说家的时候是一个标准,他们从来不会把收入那么高的人认为最伟大的美国小说家,从来没有这样。所以我觉得联系到今天的主题,肯定是对作家来讲,肯定有自己的使命,自己的信念我想,说这么多,谢谢。&&&&&&&&宋小龄:时间关系不自由提问了,最后请中国作协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人民文学主编李敬泽讲话。&&&&&&&&李敬泽:上半场的时候人很多,说明在谈到变化的时候,谈到船要沉的时候,大家的兴致比较高。下半场谈到怎么写,谈到我们在坚持的时候,大家兴致就比较低。我是觉得我们这个时代确实在急剧的变化,我们也确实要敏捷地反应,对这个时代的变化做出回应。文学,包括文体,实际上也确实是在随着时代的变化不断的调整。我们今天开的是中短篇小说的会,我记得我有一段时间我翻人民文学从49年以后的目录,我就发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就是说基本上到八十年代以前,在我们的文学中中篇小说是很少提起的,是很少有人谈中篇小说,这个体裁基本等于没有,只是很偶然的,比如17年期间,很偶然大概只有两三回标过中篇小说。然后到八十年代我们评,第一次评全国短篇小说奖,1978年,在评短篇小说奖的时候,实际上我们很多算中篇的时候,那些东西都是按短篇评的。直到1978年正式说法中,也还没有中篇小说。后来随着八十年代文学期刊大规模发展,那个时候我们有了那么多的文学期刊,而且特别是八十年代大型文学期刊大规模的发展,中篇小说有了,而且中篇小说变得那么重要,人民文学在这个问题上很保守,我发现我们大概直到九十年代初期,才在目录里正式标了,才承认有中篇小说这么档事。说明什么呢,这样的文体变化第一它肯定随着我们的时代,随着我们的阅读生活的变化,肯定是会有变化的,有调整的。这样一个中篇小说的概念这种变化,你就可以看出是我们五六十年来,我们的文学生活,我们的阅读状况,我们的文化传播情况演化的一个结果。当然我们现在确实面临着一个全媒体的时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如何做出敏捷的应对,我觉得确实是摆在我们今天,我们主要是一些出版社或者杂志社的朋友们,我们确实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很突出的问题。但是同时,我想我们也确实有第二层的问题,我想时代是在急剧的变化,但是我们有的时候,反正我自己常常觉得我们常常是靠大惊小怪过日子,就是说天天吓唬自己,天天说这个也不行了,那个也不行了,那么我倒是觉得我们在敏捷的应对时代变化的同时,我们还要有个骨头,还要有个主心骨,还要有一个说我们的文学也好,小说也好,中篇小说也好,短篇小说也好,他们对于人类的生活,人类的精神生活,他们所曾经表现出来的那些持久的和重要的价值,是不是以后就不要了,就消失了,是不是我们仅仅根据我们眼前的这点风云变幻我们就可以做出那么仓促的决定,或者甚至那么仓促的撤退,我觉得确实我们在这个问题上也要思考。
&&&&所以今天我觉得几位讲得都特别好,上半场讲得也很好,给了我们很多的启发,上半场我们在迎着风,头发飘扬着,衣衫也飘扬着,我们在感觉时代风云的变化和冲击。到下半场我们可能几位老师给我们抛下一个锚,说我们偏让风给吹走了,或者我们变成一个风筝,断了线的,我们还有一个线,这个线我觉得确实第一我个人觉得就是我们伟大的文学传统,我们两三千年来,几千年来,几百年来,我们伟大的文学传统,我们现在所面临的问题其实在不同的形式上,我们前辈都曾经面临过,我也特别同意几位老师熟读史书后的判断,其实在19世纪初,已经有人随着报纸的兴起断言小说要完蛋,但是19世纪伟大作家对此做出非常有利的回应。在这个意义上说,我们确实是要有一个锚,要有一根线,要有一根与伟大传统相联系的信心,同时更重要的,绝不是说我们不回应,我们恰恰是,李洱讲得特别好,这个时代,当然我说,如果说短篇小说是人类生活的注脚的话,现在正文确实在发生变化,注脚确实要做出反应,我们的这些注脚确实要去关切到现在我们人类经验,我们生活经验这些复杂的,有些方面确实是前所未有的变化。我认为这种变化不是使我们惊慌,而是令我们兴奋,因为正是在这种变化中,我们的艺术,我们的文学是面对着新的可能性,是一片新的天地在我们眼前展开。所以我们今天开了一上午的会,我个人觉得,我是充满信心的,我是觉得我们既看到了变,也看到了我们的坚持,我们在坚持中应变,我们就会像安波舜老师预言得那样,我们就会有好的前景,我们的文学就会走出一个新天新地来。所以最后我还是要感谢,特别是感谢今天的几位老师,上半场的老师和下半场的老师们,我觉得他们给我们提供了很多很宝贵的信息,我们平时真的是天天忙于工作,天天忙于接受各种各样的信息,真的是坐下来耐心的从大处,安静下来,从静的时候思考一些问题这样的机会不多,所以我觉得何总,集团领导们确定搞这样一个高端文学论坛,我觉得我首先把它视为我们这样一个集团,首先把它视为我们自己的一个修炼,我们可以说是中国唯一的,也是最重要的文学出版集团,在这样一个集团里,我想我们的眼光,我们对大事,我们对传统,我们对文学的信念和眼光应该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个我觉得取决于我们不懈的学习,而这种论坛确实就是我们学习最好的方式。所以我要诚挚地代表所有在座的大家,向我们这些专家们表示热烈的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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