扫一扫，上赶集群组
扫码使用“赶集群组”
交友&&寻爱&&找工作
聊天&&聚会&&不寂寞
北京赶集 &
既是黄城根小学市重点学区又是准拆迁区。唯一住房快快抢购
扫一扫,马上发送至微信
满五唯一不限购南北通透学区房
联系方式：
您所使用的浏览器不支持免费电话，请使用2345加速浏览器，即刻开始享受免费通话！
打完电话，看完房，有话要说？
房屋产权：经济适用房
建筑面积：15.10㎡
套内面积：14.10㎡
房屋类型：平房/四合院
建筑结构：低层板楼
房屋性质：满五唯一
装修程度：中等装修
土地使用年限：70年
房源描述：
黄小简介：“黄小”有着悠久的历史，的过去。在百年的发展史中，不断吸纳着时代的精神，在长期的实践中积累着丰厚的文化底蕴，有着百年风雨磨砺的优良传统。
学区优势：皇城根小学可以直升重点中学北京四中，文化底蕴深厚，教学水平先进。只要进入黄小就等于领了重点大学的通行证。更不用说它地处准拆迁区投资价值非常大。
本人一直从事平房四合院投资理财工作在二环内东城区史家小学 &府学小学 &雍和宫小学 &黑芝麻小学 西城区自忠小学 &黄城根小学 奋斗小学 &实验一小 实验二小都有学区房出售。鑫百盛金牌经纪人徐广超欢迎来电咨询电话
联系我时，请说是在赶集网上看到的，谢谢！
官园胡同小区
地址：官园桥往东500米左右
本月均价：元/㎡
环比上月： ↑0%
本楼盘价格走势
本商圈价格走势
本区县价格走势
本市价格走势
北京 - 西城 - 官园桥往东500米左右
官园 - 东廊下胡同 1室 - 18㎡ - 中等装修190万
免责声明： 本站所有刊登内容，均是为了更好地服务本站用户。本站不保证所有信息、文本、图形、视频、链接及其它项目的绝对准确性和完整性，故仅供用户参照使用。
星级经纪人
北京鑫百盛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微信扫一扫同小区房源一个跑不了!
不合适？换个条件再扫码
西城 - 官园 - 官园胡同小区黄城根小学 庆生105岁
　　中国的语言有意思，把老家叫故乡，把客居地叫他乡，于是乎，常有思乡之人“错把他乡当故乡”。人们又把曾经就读过的学校称做母校，有时候开玩笑地叫做“妈校”。“妈校”也好，母校也罢，前面这个冠词很重要，至少说明对它的情感和它在我们每个人心目中的地位和母亲一样重要。当我们长大成人，当我们鬓发如霜，当我们回忆过往生活的时候，有关母校的回忆，就像是用长焦镜头把过往的一切调到了眼前，母校的曾经是那么的清晰，是那么的美好……让我们举起记忆的相机，拿起手中的笔，倾诉关于《母校的记忆》。
　　4月1日，北京市西城区黄城根小学迎来了一百零五周年华诞。
　　随着悠远的钟声，校庆的仪式拉开了序幕：百年历程的回顾使在场的每一个人沉浸在浓浓的校园文化氛围之中；一面校旗在老、中、青三代教师手中传递，寓意着黄城根小学“严谨治学、务本求实、奉献为先、崇尚一流”的精神在一代代黄小人心中传承；嘹亮的校歌在礼堂里唱响，预示着百年的黄小在新的时代充满了勃勃生机，焕发出新的活力；学校在校庆前走访了曾在黄小工作过的几位老校长。校长们一句句祝福的话语使得这个特别的日子更加意味深长。最后，全场学生唱起了励志歌曲：想飞上天，和太阳肩并肩，世界等着我去改变。抛开烦恼，勇敢地大步向前……昂扬的歌声把校庆活动推向了高潮。那歌声在礼堂上空回荡，它奏响了黄小和谐美好的乐章。
　　校庆仪式后，黄城根小学举办了题为“皇城京韵”第三届学校艺术节活动。
(本文来源：
没有相关论坛帖
更多相关搜索：
无跟贴，不新闻！ 匿名
网易通行证：密码：
评论11033条
评论9277条
评论8291条
评论6386条
评论6204条
网易公司版权所有即将消失的四根柏小学
&即将消失的四根柏小学
四根柏胡同，北起前帽胡同，南到宝产胡同，东起大帽胡同，西到赵登禹路。清朝始称“四根柏胡同”，名称来源不详，沿用至今。
四根柏胡同的走向不规则。其南起于宝产胡同中间偏西处，向北延伸后折向西，然后分别向南、北两个方向折去，形成一个丁字路口。向北的小巷北达前帽胡同，中间同东侧的大帽胡同交汇，形成丁字路口；向南的小巷中途折向西，通向赵登禹路。四根柏胡同南口以西，宝产胡同以北，赵登禹路以东，有魁公府，为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
魁公府是清代镇国公魁璋的府邸。魁璋为清初裕亲王福全的九世孙，清光绪二十二年(1899年)袭镇国公。裕亲王府原在台基厂二条。八国联军占领北京后辟为使馆界，裕亲王府被拆除建了奥地利使馆，末代镇国公魁璋迁到了宝产胡同。
宝产胡同是一条历史悠久的胡同，明清时期称为宝禅寺胡同，因胡同东部的北侧是元代宝禅寺，清代改为广善寺。
在西城区宝产胡同西段路北，有一座大的府邸，差不多占了胡同的三分之一，此府规模很大，东到四根柏胡同，西至赵登禹路，坐北朝南，现在的宝产胡同23号至29号(单号)都是原府的范围，这就是魁公府，东墙在四根柏胡同。由中路和东西跨院组成，影壁、垂花门、敞厅、爬山廊、石雕拱门都异常精美，目前保存也较完好，是目前北京存量甚少的四合院建筑精品。院落景观由中路和东西跨院组成，影壁、垂花门、敞厅、爬山廊、石雕拱门都异常精美，目前保存也较完好，是目前北京存量甚少的四合院建筑精品。
现在此府东路、中路建筑大部分，解放后是邮电部宿舍，现在属于中国网通公司。西路23号院落为西城区福绥境派出所占用。25号是中国电影局幼儿园。
2012年被判处死缓的前中国移动党委书记、副总经理张春江，引发中国通讯行业地震。“三等老虎”张春江被处罚，也只是电信领域反腐风暴的开端。作为改革以来的长期受益行业，相关行业所积累的贪污腐败事件多如牛毛。
张春江被双规后就把他所知道的内幕全部如实交代，并积极配合提供信息，希望以积极行动争取减刑处理。
张春江在狱中交代，网通公司早年修建的一个豪华四合院——宝产胡同23号。此事曾被人举报到中央，网通高层因此受到了相关部门的严肃批评。
看到当时正为推广C&C08电信机整天围着政府领导转的华为集团“神人”任正非，张春江遂决定将四合院转卖给华为，代价是帮助华为打通相关高层关系，包括“大老虎”周某某。实际上张春江个人从华为得到远比期待的多，不仅有现钱，还有股权。
华为早年发展历史显示，任正非最早是囚在深圳出租房倒腾香港走私进来的电信机给急于发展中国省地县邮电系统发财的。现在是通过大规模推广其研发的C&C08数字交换机用以取代进口的同类产品。产品要广泛推广，必须得到邮电部部长和主管副部长的支持。一般情况下各省电信公司会优先采购大唐等直属公司的产品，C&C08要卖出去，就要更强的支持。对于华为任正非来说，不得不满足张春江的胃口，四处筹资付出这个巨大的代价。
为求稳妥，张春江安排了弟弟张旭被找来做这个二手房买卖的中介人。这个四合院网通公司以6000万人名币的价格出售，而任正非则花了8000万元购买。其中的差额2000万就落入了张旭的手里，等于间接给到了张春江。某种意义上说，“魁公府”的交易为张春江戴上了一双“白手套”，隐蔽地笑纳2000万元贿款。
接手“魁公府”的任正非当年确是勒紧裤腰带咬牙拿出来8000万吃进这个四合院。对于华为来说，这么多年，这个四合院一直用处不大。这所四合院现在是华为名下的“魁公府四人会所”，成了专门宴请高级宾客的地方，“四人”指一张八仙桌东南西北坐的四位“官人”。
据张春江交代，他从华为海外数百亿资产中，获得了多次巧妙的“馈赠”。具体价值多少他自己也无法说清楚。彻查他在海外的6个受贿帐户，正是中纪委专案组碰到的一个难题。
张春江还交代，当时负责公关中央的是现任华为董事长孙亚芳。而被华为搞定的，他只是其中一个。孙亚芳和任正非多次包机请相关决策人到海外旅游，许多人一夜之间就被搞定。据华为中研院原副总裁刘平所著的《华为往事》中透露：公司的发展过程中，为了发展的需要，曾赠送给各地电信管理部门及部分政府官员、重要客户一些股份。
倚靠强力的公关手段，华为的产品被迅速推广，有了做大的成本。而原邮电部直属的大唐，如果不是国家支持，早已关门大吉。
这就是民营企业华为集团大力投资海外得到政府官员支持的内幕。
现如今“魁公府”成为官商勾结大肆行贿的“黑据点”，能把死去多年的镇国公魁璋在地下再气死一回。不过“世袭罔降”的末代镇国公魁璋也是个吃喝玩乐的主儿，不糟蹋玩祖宗的家产不罢休。
四根柏胡同西口是四根柏小学，是“九·一八”事变后被张学良遗弃的东三省难民逃亡北平后自办的一所简易小学校。天涯无处无芳草，可怜天下流浪人。
西城区四根柏小学的前身是“九·一八”事变后，由东北流亡学生王治安（男）于1932年在四根柏胡同创办了东北小学。抗日战争胜利后，改名为四根柏小学,校长庞景山（男），后为马熙琛（男），有教职工十几人。
解放初期，校舍经过翻修，教室增值12个，20多个教学班，校舍不够用，只能分为二步制上课，有教职工40多名，校长王楠柱（女）,后为赵秀雯（女）。
1968年与北沟沿二小合并，校名仍为四根柏小学。
1988年，西城区教育局拨款一百多万元，为学校新建了教学楼，教学楼建筑面积4123平方米，包括18个教室，5个专用教室，19间办公室，教学楼五楼是面积100平方米的小礼堂。学校还新增加了教工浴室。
2003年因为金融街开发公司在平安大街拆迁盖大楼，位于后广平胡同9号的西城区后广平小学师生并入四根柏小学。
2014年因为赵登禹路也要拆迁盖大楼，四根柏小学将整体拆迁，搬入在后广平小学原址建设的新小学，不过校名已改为“牛哄哄”的黄城根小学，四根柏小学校名将成为历史。
由北京市城乡建筑公司施工建设的后广平小学，预计2013年7月竣工交用，楼高4层，建筑面积10958平方米，其中地上7630平方米，地下3328平方米，校门口已经修建好“西皇城根小学”的校牌。
届时，黄城根小学将一校三址，名校开始大“膨胀”。
&东三省难民流亡北平记
“九·一八”之后，除了张学良的几十万东北军撤回关内外，有十几万东三省难民逃亡北平，其中不少是在校读书的大中学校学生。1931年北平人口133万，又新来了约四分之一人口的“南漂族”，1936年北平人口156万。
这时的北平已经不再首都了，中央机关搬走，四业萧条。不少逃到北平的大学生租间房，以教授逃到北平东北难民家孩子，就像四根柏胡同东北小学的创始人王治安先生一样。
1931年9月18日夜10时20分，日本关东军南满铁路守备队柳条湖分遣队按预定计划炸毁南满铁路沈阳北郊柳条湖一段铁轨，并诬为中国军队所为，随后，关东军炮击北大营，并大举进攻沈阳，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发生了……
不抵抗主义出笼
面对日本的武装进攻，东北地方当局毫无思想准备。9月18日当晚，驻守北大营的第七旅高级军官，自旅长王以哲以下，大都在外未归，仅有参谋长赵镇藩在营中。日军的进攻刚一开始，赵镇藩就立即用电话向第七旅旅长王以哲报告和请示，随后又直接向东北军参谋长荣臻报告，荣命令部队不要抵抗，并和辽宁省主席臧式毅一起将情况急报时在北平就医的张学良。
正在北平前门外中和戏院（又一说是在西单路口东面的哈尔飞剧院，解放后是首都电影院）陪赵四小姐看戏的张学良闻讯，立刻赶回养病的协和医院，接通荣臻电话后指示：“尊重国联和平宗旨，避免冲突。”得到张指示的荣臻随即发布了一道极为荒谬的不抵抗命令，第七旅官兵必须“不准抵抗，不准动，把枪放到库房里，挺着死，大家成仁，为国牺牲”。对于正被日军炮火猛烈攻击的第七旅官兵而言，荣臻的命令完全是不可理喻。经过赵镇藩反复请示，荣臻才算发了善心，同意让第七旅在必要时可以向东移动。次日凌晨3时第七旅向东突围而出，有些军官坚持服从荣臻的命令不肯离开，最后被士兵强行架走，电张学良，报称：“日兵自昨晚10时开始向我北大营驻军实行攻击。我军抱不抵抗主义总算没有以挺着死的方式为国捐躯。”张对此表示认可，在19日同《大公报》记者谈话时表示：“吾早已令我部士兵，对日兵挑衅不得抵抗，故北大营我军早令收缴枪械，存于库房，昨晚日军以三百人攻入我军营地，开枪相击，我军本无武装，自无抵抗。”不抵抗主义就此粉墨登场。
不抵抗主义谁之过？
面对日寇的入侵，东北地方当局实行了不抵抗主义。这种做法立即受到国人的指责和痛骂，张学良也因此被骂为“不抵抗将军”。但多年以来，一直流传着是蒋介石在“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下令不抵抗，张是代人受过的说法。其中最有名的材料是曾任张学良机要秘书的郭维城提供的，他在日发表广播演说时称：“‘九·一八’事变当时，张学良将军在北平，一夜之间，十几次电南京蒋介石请示，而蒋介石却若无其事地十几次复电不准抵抗，把枪架起来，把仓库锁起来，一律点交日军。这些电文一直到现在还保存着，蒋介石是无法抵赖。”（《东北日报》日）。于是，在许多历史著作中，蒋决策不抵抗，张忠实执行便成了定论。但直到今天，历史研究者们都始终无法找到任何一份蒋在“九·一八”事变当时命令张不抵抗的电报或手谕，这不能不让人产生疑问，而考察蒋在“九·一八”事变前后的行踪，就可以发现所谓蒋在“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下令不抵抗的说法站不住脚。
1931年9月18日，时任国民政府主席的蒋介石匆匆登上永绥号军舰，离开南京沿江西航。蒋此行的目的是前往南昌督剿江西境内的红军。当19日凌晨南京中央党部接到张学良报告“九·一八”事变情况的电报时，正在舰上休息的蒋还对此一无所知。19日上午在蒋缺席的情况下召开了中常委临时会议，决定以中执委名义通知各省市和海外党部，日军侵入东北，全党须团结一致，并急电蒋介石回京主持一切。（李新主编：《中华民国大事记》第三册，236页）永绥号军舰于当天到达湖口，在此蒋接到上海方面的急电才得知“九·一八”事变的消息。他随即改变原定计划，决定抵南昌后坐飞机回南京。19日晚8时左右蒋在南昌给张发出了事变后的第一封电报，全文如下：“限即刻到。北平张副司令勋鉴：良密。中刻抵南昌，接沪电知日兵昨夜进攻沈阳。据消息，日以我军有拆毁铁路之计划，其藉口如此，请向外宣传时，对此应力避之。近情盼时刻电告。中正叩。皓戎”（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续编》，第278页）。可见蒋直到19日白天才由上海方面得知关于“九·一八”事变的初步消息，蒋急于了解详情，所以要张“近情盼时刻电告”。其中并无下令不抵抗之语，而所谓蒋十几次复电不准抵抗的说法，在当时通讯条件不佳的情况下，从事变发生至沈阳沦陷不过几个小时的时间里，两地间能往返几十封电报，则无异是天方夜谭。
张学良也在生前提供了关于不抵抗决策的珍贵史料。经历50多年漫长的幽禁生涯后，张学良在1990年6月和8月两次接受了日本NHK电视台记者的公开采访。在访谈中他谈及“九·一八”事变时坦承：“（对于日本军队的进攻）我当时没想到日本军队会那么做，我想绝对不会的，我认为日本是利用军事行动向我们挑衅，所以我下了不抵抗命令……我对‘九·一八’事变判断错误了。”（【日】臼井胜美：《日本昭和史的最后证人——张学良》，第72页）当日本记者问他是不是接受了蒋的命令才决定不抵抗时，张回答：“我不能把‘九一八’事变中不抵抗的责任推卸给国民政府。是我自己不想扩大事件，采取了不抵抗的政策。”（同上，第73页）张的回忆得到现有史料的印证。“九·一八”事变后他在与蒋的往返电报中多次提到他和东北军对日军的进攻“绝对抱不抵抗主义”，但从未提及这种做法是遵奉蒋的命令。
不抵抗政策的来龙去脉
张学良集国仇家恨于一身，对日本军国主义十分仇视。在接掌东北大权后，他不顾日本方面的百般阻挠，毅然宣布东北易帜，维护了国家的统一。同时在东北的建设中，张把重点放在铁路、港口建设上，积极改善军队装备，以加强东北之经济国防力量，提升抗御日本侵略的实力。尽管张对日本的扩张野心洞若观火，但东北军力的不足是他最大的心病。1929年爆发中东路事件，东北军惨败于苏联远东红军，张也被迫作城下之盟，签署“伯力议定书”，放弃对中东路主权的收回计划。深感失败屈辱的张认定东北实力不足，难以与在东北的苏、日势力正面对抗，正如他在晚年回忆中所说“我知道中国没有力量跟日本打”（同上，第62页），因此在对日交涉中张一直保持低调。1930年下半年，张学良卷入关内新军阀的混战，9月18日，他发布“巧电”，入关助蒋取得中原大战的胜利。胜利后张荣任陆海空军副总司令，东北军也拿下河北和察哈尔等省地盘，北方事务蒋委托张相机处理。张一时之间颇为踌躇满志，但前后十余万东北军入关，令边防力量大为减弱。日本关东军开始蠢蠢欲动。
1931年初，日本满铁公司与东北当局谈判交涉铁路问题，时任国民政府铁道部长的孙科对日方的举动甚为担心，提醒张学良要慎重交涉，“最好向中央推诿，以留后路”。张却不以为然。2月底，他把谈判任务交给新任命的东北交通委员会副委员会长高纪毅，自己赴北平办公，而高亦在3月赴津，谈判以不欢而散告终。同月，国民政府情报机关发现日本在辽宁抚顺、山东烟台越界采煤，日产三万吨，却照三千吨报税。而主管华北、东北军政事务的张学良对此却一无所知。随后，又发生关东军“事先不通知即进行军事演习”事件，日本还陆续向南满输送大批兵员与军火，东北形势趋于紧张。
7月，发生“万宝山事件”，在吉林省长春县万宝山镇（今属吉林省德惠县）当地中国农民与朝鲜侨民就农田引水问题发生争执，日本武装警察卷入纠纷，竟使用机枪扫射中国百姓。日方还利用此一事件在朝鲜各地煽动排华情绪，制造了多起排华惨案。围绕万宝山事件，中日展开交涉。张学良认为：“如与日本开战，我方必败，败则日方将对我要求割地赔款，东北将万劫不复。宜亟力避冲突。”（7月6日致东北政务委员会电），主张“隐忍自重”。蒋介石和国民政府也同意张的处置意见，蒋在7月12日致电张学良，称“此非对日作战之时”。
万案未了，又发生了“中村事件”。1931年5月间，日本关东军中村震太郎大尉及其同伴井杉潜入兴安岭索伦屯垦区一带进行间谍活动，不久被东北军下属之兴安屯垦军第三团发现并予以逮捕，搜获大量其从事间谍活动的罪证。团长关玉衡召开紧急会议讨论如何处理此事，出席会议的军官对日本的侵略行径深恶痛绝，一致主张将中村等人处死。6月26日零时30分左右，中村等四人被秘密处决。其尸体和所携物品，除留下重要文件资料上报外，一律焚烧灭迹，投入洮儿河内。在审讯中村时，中村佩戴的手表被屯垦三团司务长李德保拿走。后来，他去洮南府嫖妓时，将其押于大兴当铺内，最后为日方所获，导致消息走露。处理完毕后，关玉衡将所获物证送往北平并报告了处死中村等人的情况，张学良认为问题不大，嘱关“灭迹保密”。7月中旬，关东军特务机关寻获中村之手表，得知中村等人被秘密处死的详情，决定借此煽动反华情绪，为侵略制造口实。8月17日，日方公布中村事件情况报告，借机在国内煽动对华作战狂热。日本国内对华强硬空气高涨，形势十分险恶，被张聘为东北外交委员会委员的老资格外交家顾维钧感觉情况不妙，“关东军在日本军部的指示或教唆之下可能采取激烈的行动，或许用武力夺取沈阳，进行恫吓”（《顾维钧回忆录》第1册，412页），为此他先写信给张学良，后又专门赴平劝张关注日本关东军之动向，防止突发事件。但张对顾的告诫并不重视，也未对东北的兵力部署作相应调整，直至“九·一八”事变爆发，关外东北军仍大多集中在从山海关到辽河的北宁路沿线及中东路沿线等地，而在东北首府的沈阳只驻有17000人，与朝鲜接壤的国境线上更只有6000人，使得东北军在应付突发事变时处于相当不利的地位。
既然决定要避免与日本开战，面对日方咄咄逼人的挑衅，张认为退避和不抵抗是上策。9月5日他对应召抵北平的荣臻指示中村事件处理办法时，命令“沉着应付，勿使扩大，敌果挑畔，退避为上”。9月6日张学良又自北京致电辽宁省主席臧式毅、荣臻：“对于日人无论其如何寻事，我方务须万方容忍，不可与之反抗，致酿事端。”于是当“九·一八”事变发生时，张首先判断是日方的又一次挑衅行为，因而作出了不抵抗的决策，令大好河山不战而沦入敌手。
蒋介石默认不抵抗主义
对于“九·一八”事变和日军的举动，蒋介石看得很清楚，“是倭寇果乘粤逆叛变，内部分裂时，而来侵我东省矣”（《蒋介石日记》1931年9月19日），但如何抵御，他身感“夫我内乱不止……而况天灾频仍，匪祸纠缠，国家元气，衰弊已极，虽欲强起御侮，其如力不足何”（同上），既然力不足御侮，自然要小心应付，谨慎处理事变。9月21日蒋返回南京后，主持在京中央委员会议，商讨对日策略，蒋主张“此时唯有诉诸公理，以日本侵占东省事实，先行提出国联与签订非战条约诸国……一面则团结国内共赴国难，忍让至于相当程度，乃出于自卫最后之行动。”（《蒋主席召集会议决定对日方略纪事》，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续编》，第281页）会议决定军事上取不抵抗，外交上则绝不能屈服，向国际联盟申诉，以求得公平的决断。同日，中国驻国联代表施肇基正式照会国联秘书长德鲁蒙，要求国联制止日本侵略。蒋介石在第二天的国民党南京市党部党员大会上发表演说，要求全国民众“暂取逆来顺受态度，以待国际公理之判决”。23日南京国民政府发表《告全国民众书》，亦称“已严格命令全国军队，对日军避免冲突，对于国民亦一致告诫，务必维持严肃镇静之态度”。很显然，南京国民政府在外交上与日本交锋的同时，在军事上默认了张在“九·一八”事变后采取的不抵抗主义。
南京国民政府采取如此举措，实乃受制于内外交困之局，国际上西方诸强陷于经济危机困境难以自拔，国联态度暧昧，苏联只要日本不侵犯其中东路权益，乐得作壁上观。国内宁粤对立难解，虽然“九·一八”事变后蒋对粤方取和解政策，但对方不依不饶，事变发生后粤方几次发表通电，虽言抗日救国，但一再声明“今日之计，舍蒋下野，对内对外一切救亡大计，皆将无从进行”。总之，在粤方眼中，只有打倒蒋介石，才能抗日救国。如此情况，要达成举国一致共同抗日，谈何容易。
虽然在军事上不抵抗，在外交上蒋仍坚持一步不让，他在9月22日电告张学良：“若日方胁迫以签字承认21条为退兵条件，应设法严拒，此案在京已归为国际交涉。”23日，蒋又在与万福麟的谈话中要其转告张，“以外交形势，尚有公理，东省版图，必须完整，切勿单独交涉而妄签丧土辱国之约，且倭人骄横，速了非易，不如委诸国联仲裁，尚有根本收回之望。否则，亦不惜与倭寇一战，虽败犹荣也。”在中方的积极争取下，国联在9、10、12月三次通过解决中日满洲问题决议案，要求日本撤兵。虽然获得国联的“公平裁决”，但是日本方面寻找种种借口拒不撤军。并继续扩大侵略范围，至11月下旬，已进占东北大部分地区。依靠国联裁决的外交努力陷入僵局，而国内的宁粤之争又难见缓和（粤方坚持蒋下台为和解条件），内外交困的蒋亦只有去职一途。
张学良之二度不抵抗
1931年12月15日，蒋介石在粤方压力下通电下野，张学良也在同一天电蒋要求辞去陆海空副司令职，南京国民政府改委其为北平绥靖公署主任。此时，日军正向锦州推进。意图夺取整个东北。面对锦州危局，担任特种外交委员会（该机构是“九·一八”事变后设立的，主要处理对日外交）秘书长的顾维钧曾在11月下旬提出锦州中立化方案，建议“我军可自锦州撤至山海关，但日军须向英、法、美各国声明，担保不向锦州至山海关一段区域进兵并不干涉该区域内中国行政机关及警察，此项担保须经各该国认为满意”。随后由中国驻国联代表施肇基向国联提出“划锦州为中立区”提案，建议中立区由英、法、意中立国军队驻守，日军不得侵入。该提案由于英、法等都表示无法提供军队，日方又坚持锦州须在日军管辖区内，国联理事会于12月7日议决放弃。
中立化方案告终后，顾维钧认为锦州不可放弃，须“运用自国实力以图保存”，不排除以武力保卫之。他的主张得到特种外交委员会和蒋的赞同。而坐镇北平的张学良依然钟情于不抵抗主义。自“锦州中立化”方案提出后，他便对此大感兴趣，11月底，张学良与日本公使馆参事矢野真就“锦州中立化”问题进行直接交涉，同时开始安排东北军撤出锦州。对此国民政府甚为忧虑，顾维钧于12月2日致电张，告知“锦州问题，如无中立国团体切实保证，不划缓冲地带，如日军进攻，应积极抵抗”。（“九一八”事变后顾维钧等致张学良密电）3日，顾又电张相劝：“兄拟将锦州驻军自动撤退，请暂从缓。”（同上）5日，顾又与宋子文联名致电张学良：“现在日人如进兵锦州，兄为国家计，为兄个人计，自当力排困难，期能防御。”（同上）国联放弃锦州中立区计划后，12月8日，宋子文、顾维钧两次联名急电张学良，要张“所提抽调驻锦军队一部分入关一节，请万勿实行……吾若抽调一部后退，仍不能阻其进攻，不如坚守原防。”（同上）同一天，蒋介石也致电张：“锦州军队此时切勿撤退。”次日蒋又电告张：“航空第一队已令期限3日内到平，归副司令指挥。”以坚张守锦州之心。虽然南京国民政府一再致电反对撤退锦州驻军，但张学良却无意抵抗，据日方资料显示，张已在12月7日向日本方面作出主动撤退的答复（关宽治、岛田俊彦：《满洲事变》，第345页）。
蒋下野后，张学良更无坚守锦州之心。此时他深知日本的侵略野心是欲壑难填，但认为如无全国发动，东北军孤军作战必然失败，因而继续坚持不抵抗主义。21日，他电令王树常第二军司令部：“当最近日本进攻锦州之时，我军驻关外部队理应防范，但若现政府方针未定时，自然不用锦州部队进行防守，因而撤至关内，该部队驻地为迁安、永平、滦河、昌黎。”根据张的命令，驻锦州的步兵十二旅、二十旅，骑兵第三旅相继撤入关内，留锦兵力仅剩熊飞率领的3个公安骑兵总队。而日军已开始步步进逼。25日，国民政府鉴于锦州危急，电令张学良，要他“积极筹划自己，以固强圉。对于（日军）进攻锦州，应尽力之所及积极抵抗。”29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定“如遇侵犯，则抵御之”。但张认为仅靠东北军守锦无济于事，他复电抱怨：“是为我以东北一隅之兵，敌中邻全国之力，强弱之势，相去悬绝，无论如何振奋，亦必无侥幸之理！”29日，关东军攻陷盘山，迫近锦州。“我国正规军均不作抵抗，抵抗日军者多为民团及义勇军”，荣臻于同日从北平谒张返锦，以“兵力过疲，损失过重，枪弹缺乏，后援不及”为由下令各军撤退。30日，国民政府再电令张学良坚守锦州，谓“日军攻锦紧急，无论如何，必积极抵抗”。张置若罔闻，1932年1月2日，东北军队各部已从锦州撤退完毕，再演不抵抗一幕。3日，日军轻取锦州，关内外宣告隔绝。张的不抵抗行为，再一次遭到海内外舆论的强烈谴责。
“九·一八”事变一个多月后，天津《庸报》刊发《张学良的“九·一八”之夜》一文披露说：“民国二十年九月十八日夜，日本关东军发动大规模进攻，一路烧杀抢掠，无恶不作，东北三省之同胞陷入水深火热之中，而东北军之最高统帅张学良将军彼时却正与红粉佳人胡蝶共舞于北平六国饭店……”
11月20日，马君武根据此文在上海《时事新报》发表两首诗《哀沈阳》：“不爱江山爱美人，翩翩胡蝶正当行。温柔乡是英雄冢，哪管东师人沈阳。”“告急军书夜半来，开场弦管又相催。沈阳已陷休回顾，更抱佳人舞几回。”
诗一见报后被传诵四方，立即引起国人哗然。马君武的诗讽刺张学良不爱江山爱美人，把沈阳给断送了。
赵四，指赵四小姐，其父赵庆华（字燧山）在北洋政府时代历任津浦、沪宁、广九等铁路局局长，曾任东三省外交顾问，并官至交通次长，赵四小姐16岁私奔投靠张学良，18岁（1930年）赵庆华宣布断绝父女关系。朱五，乃当年北洋政府总理内务总长朱启铃的五女儿朱湄筠，是朱光沐的妻子。胡蝶，是当时著名影星，后被大特务戴笠保养起来。这三位女性都是当年著名美女。死前张学良也承认，他一生最喜欢女人。说不爱江山爱美人，也不全对，死前张学良一直不回大陆，说无言面对东北父老乡亲。
蒋介石为什么一直不原谅张学良，因为张学良“误国”。派十几万东北军到陕北包围处在穷乡僻壤的几万红军，没想到张学良竟然……
《流亡——抗战时期东北流亡学生口述》这本书页中插入了很多不常见的老照片，陈旧的奉天工业学校中国学生的集体照，伪满教科书上的《诏书》，锦州第一国民高等学校校长照片，张学良题写书名的《国难痛史》……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时，张学良率领东北军主力驻扎在平津一带。从“九·一八”事变发生的第二天起，沈阳的东北军政旧部、知识分子和工人农民等就纷纷逃往关内。此后，东北人民不甘忍受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压迫，陆续有人逃往关内。据不完全统计，流亡关内的各阶层东北人不下50万之众，他们背井离乡，有家难归，满怀国仇家恨，重乡土讲义气，形成一股重要的政治力量和社会阶层。在流亡到关内的东北人中，青少年学生在1934年有三四万人，“七·七事变”前达到十来万人。他们是最年青、最富有生气的抗日救亡力量。
东北流亡学生主要由三部分人组成：“九·一八”事变发生后随同父母、家人、亲戚逃往关内的子弟；“九·一八”事变后逃往关内的东北大学、冯庸大学、交通大学学生；伪满洲国建立到日本投降之前离家出走的东北地区的大、中学学生。绝大多数流亡学生在关内无依无靠，处境十分艰难。
东北青年学生流亡关内的时间，以“九·一八”事变发生后的1931、1932年最为集中。东北大学、冯庸大学学生虽然自行前往，但基本上是在有组织的情况下结伙而行的。此后流亡到关内的东北学生呈零星的状态。1941年12月8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太平洋战争之后，日本在伪满洲国的殖民统治者加紧了对东北青年学生的残酷镇压，陆续发生了“一二·三0事件”等大规模的镇压活动，一些东北进步青年纷纷逃往关内，寻找出路，投奔抗日斗争。
流亡到关内的东北青年学生，起初比较集中在东北大学和东北中学、中山中学等学校里。张学良下野之前，名义上仍然是东北大学校长，因此尽力给予支持，冯庸大学、交通大学的学生亦并入其中。东北中学、中山中学是在关内的东北上层人士极力征得南京国民政府的支持，专为收容东北子弟而设的。东北人还在北京创办了私利的知行中学、北方中学等，收容东北流亡子弟。随着华北形势吃紧、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的日益加深，东北大学、东北中学、中山中学历经艰难曲折，千辛万苦，继续流浪，辗转途经大半个中国，最后相对稳定在抗战大后方的四川。其它东北人办的私立小学、中学，则因时局和经费困难，无法生存下去，不得不合并或解散。车向忱不忍心东北军子弟流浪西安街头，借用废旧的厂房因陋就简举办了竞存小学，以后增办了中学部和职业教育。
东北流亡青年学生是东北流亡人士的一部分，是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下，中国人民国破家亡深受苦难的缩影。他们的命运因日寇的入侵和迫害而突遭改变，其中的许多人也因此而一生曲折坎坷。当时，他们的生存状况和思想精神面貌概括起来主要是：生存，求学，参加抗日救亡斗争，苦闷徘徊。当时国内的客观形势十分错综复杂。一方面，民族矛盾、国家存亡是主要矛盾。但是东北流亡学生多数并不处于抗日斗争的前线。在日本帝国主义灭亡中国的残酷侵略战争之中，他们也感受到生活物资极度缺乏，学习条件极为艰苦。另一方面，即使在国民党、共产党建立起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后，依然是充满了思想路线和权利的纷争，东北流亡学生往往成为国内不同政治势力争夺和影响的重点。还有一个因素，也对东北流亡学生造成一定影响。那就是东北流亡人士之间以及东北人与关内人之间，也时有矛盾和误会。所以，在民族矛盾、阶级矛盾、生存矛盾和思想斗争、派别斗争等一系列错综复杂、明争暗斗之中，面对民族危亡和社会腐败，作为满腔热情、思想尚不成熟的青年学生，他们所承受的生存压力、生活苦难和认识困惑、思想矛盾是十分深重的。李季若根据本人1941年5月至1944年底的日记、信件，于1988年写成的《东北大学四川三台时期学运知之录》述及当时的情况时说：“他们读书是为了升学，有的人是为了吃饭”“他们对一切都感到失望，对自己的人生也觉得不过如此而已。所以常常看到他们乖谬的主张和暴躁的性格”。“如果你对他们提及东北问题和我们的责任，他会笑你，如果你过于认真，他会怀疑你，当你征服了他这两个观点之后，他才热烈而真挚地说了实话。”“他们受的教训太多了，看到的黑暗也太多了，应该想的他们都想过了，应该做的也已试探，但都使他们失望。你太热烈会出毛病的，尤其是为了一个事理的争执，会让你吃极大的苦头。现在我们要学得聪明些，守住自己的饭碗，一方面防备不要做了别人的枪。回家吗？我们不敢想，这远大的问题究竟不是我们的现实，它不能解决饿和遮雨蔽寒”。“他们的实话充满了憎恨、不满、悲哀、失望”。“确如他们所说，他们是真挚的，但一种力量使他们不得不如此”。“东北学生对复土还乡之念虽甚殷切，但为眼前问题已使其不敢想了。时间渐长，则意志消磨，大有不能一振之势……因之，对青年是感到失望的。”
历史大背景固然悲怆，《流亡——抗战时期东北流亡学生口述》细节的叙述更让人唏嘘。
“九·一八”后，民国当局说要流亡北平的东北大学搞军训，以便将来打回东北老家，但是既无军装，又无枪支，没有组织训练，实则一盘散沙。当局美其名曰“复学于北平”，然则既缺教室，又少教授。事实上，大批学生都无所事事。学生喝大锅粥无法果腹，进饭馆吃完饭后，以早已不在北平流通的“奉票”结账，饭馆老板哭笑不得。不到三天，所有饭店不谋而合，不再接待饥饿的东北学生了。复学无望，军训不成，加之天气渐冷，衣衫单薄，许多学生只有返回东北。
逃离伪满的青年学生们在宝鸡向教育专员求助，专员却拒绝承认大汉奸也是大学总长张景惠出具的伪满“建国大学”身份证，愤怒的学生反问教育专员，“敌占区里哪所大学时咱们国府管辖的，哪个大学是由国府教育部任命的？”问得教育专员哑口无言。
&北平收容东北流亡学生的三所学校
东北大学是以“欲使东北富强，不受外人侵略，必须兴办大学教育，培养各方面人才”的宗旨，冲破日本的阻力，于1923年4月在沈阳成立的。由辽宁省代省长王永江任校长。1928年8月，东北保安委员会委员长张学良继任校长。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日军一夜之间占领沈阳。日本南满公学堂堂长来校，伪致慰问，劝照常上课，称经费由日本供给。全校师生悲愤已极，严词拒绝，被迫走上流亡之路。1931年9月26日东北大学大部分师生迁往北平，教授们组织“教授代表会”，推动学校复校事宜，学生也成立了“东大临时学生会”，协助教授们工作。10月18日，学校借北平南兵马司旧税务监督公署为校舍，勉强复课。因条件所限，安排在北京大学等校上课的部分学生没有回来读书，仍然保留学籍，部分系科停办，同时增办边疆政治系、家政系等实用学科。
1933年2月，教育学院院长姬振铎辞职，方永蒸继任。3月，张学良校长出国。宁恩承秘书长、代校长辞职，北平政务委员会委任王卓然为东北大学秘书长，代行校务。刘百昭院长辞职，聘曹国卿为文法学院院长，兼代理交通学院院长。6月，流亡北平的冯庸大学、东北交通大学并入东北大学，其所占原陆军大学校址（明代西直门内崇元观，今西城教育学院），由国民党的军委会拨为东北大学总校校舍，彰仪门（今广安门）校舍为第一分校，南兵马司（在今菜市口）校舍为第二分校。7月，学校第五届学生231人毕业。9月，国民党政府中央财政部根据宋子文关于拨给东北大学补充经费的提议，并行政会议通过的议案，开始按月拨款2.5万元，学校恢复招收新生145人，并初设补习班，招生180人。外国文学系改为边疆政治学系。哲学系、物理学系、建筑学系和公民史地专修科停办。10月，重组东北大学委员会，经国民党政府教育部指令备案的东北大学委员会成员是：委员长宋子文，副委员长张学良，执行委员王克敏、王树翰、刘哲，常务委员于学忠、王卓然、王树常、李石曾、何应钦、周作民、胡适、张伯苓、黄郛、汤尔和、宁恩承、万福麟、刘尚清、蒋梦麟，委员于右任、孔祥熙、吴稚晖、吴铁城、沈鸿烈、陈公博、陈立夫、张群、张静江、章士钊、蔡元培、罗文干、肖纯锦、朱霁青、朱家骅等。
冯庸大学系由冯庸（年）以其家产于1926年创办于沈阳西郊。该校为“造成新中国的青年”，“以精神的锻炼和体格的养成为宗旨”。
东北沦陷后，冯庸遭日寇逮捕，逼降不成，掠至日本。冯庸大学被迫关闭，教工和学生均转入关内。在长城抗战、淞沪上海抗战中，冯大均组成学生义勇军前往。
东北交通大学校址在锦县（今锦州），初称唐山交通大学锦县分校。为东北培养交通方面人才而设。张学良兼任校长后名为东北交通大学。流亡关内后并入东北大学。
1934年4月，国民党政府训练总监部派潘佑强到北平，检阅专科以上各校军训情况，东北大学成绩获第一名。7月，农学院农艺系、园林系、垦牧系，工学院纺织系，理学院生物系停办。文学院添设史地学系及女子家政专修科。9月，学校租东总布胡同10号旧俄文专修馆址，为补习班学舍。文法两院分设，以方永蒸兼任文学院院长，曹国卿为法学院院长，杨毓桢院长兼代交通学院院长。10月，大学委员会委员长宋子文专聘张伯苓、王维宙、刘哲为执行委员，又公推刘哲为执行委员代表，计划学校事宜。11月，国民党政府第174次政治会议通过补助东北大学设备费每年2万元，以10年为限。
1935年日本帝国主义制造了旨在侵吞我国华北的一系列事件，而南京国民党政府却一再退让，并准备于12月9日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以适应日本关于“华北政权特殊化”的要求。12月9日，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北平市学生救国联合会组织发动了一二九学生抗日爱国运动，在其他学校师生受军警围困，未能及时到达的情况下，东大师生冲破手持大刀的军警包围，孤军出动，从西直门崇元观到西四北大街，再到东郊民巷，他们冒着严寒，一直坚持到夜晚，成为斗争中的主力和先锋。尽管有人被捕，有人受伤，但学生们仍然顽强斗争，紧接着又举行了“一二·一六”示威游行。东北大学体育专修科音乐教师阎绍璩（阎述诗）也亲身经历了这次斗争，他为光未然的诗作《五月的鲜花》谱曲，将他在一二九运动中的真实感受，化作悠远的旋律：“五月的鲜花开遍了原野，鲜花掩埋了志士的鲜血，为了挽救这垂危的民族，他们曾顽强的抗争不惜……”这首从东大校园唱出的歌一问世，就在抗日民众中引起强烈共鸣，迅速传唱。
华北局势危在旦夕，“华北之大，已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各大学于是纷纷准备外迁。1936年初，张学良校长在西安西门外选定陕西省立农林职业专科学校旧址为校舍，东大工学院及补习班率先迁往西安，成立西安分校。2月24日，西安分校正式上课。
1936年，“一二·九运动”一周年那天，西安一万多青年学生，举行了以“停止内战，团结抗日”为中心内容的请愿游行。东北大学西安分校的学生，走在游行队伍的最前面，高呼：“枪口对外，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停止内战，打回老家去！”等口号，在向陕西省主席邵力子请愿未达到目的的情况下，冲出军警戒严的中山门，高唱救亡歌曲，向临潼进发，向正在那里的蒋介石请愿。蒋介石下令堵截学生，武装镇压，格杀勿论。张学良校长深恐学生遭到伤害，驱车追上学生请愿队伍。劝阻学生返回校园。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促成了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成为由国内战争走向抗日民族战争的转折点。西安事变以后，张学良失去自由。1937年1月，南京国民党政府委臧启芳为代校长，根据国民党政府南迁东北大学的指令，在开封河南大学内设东北大学办事处，东北大学迁到开封。同年5月，东北大学改为国立，臧启芳来西安接收西安分校。6月，开封学生迁来西安，集中办学。
1938年春，日军轰炸西安，东大不得不再度迁校，由陕入川。1938年3月中旬，流亡西安的国立东北大学南迁入蜀，以三台县城东街唐代杜甫客居的“梓州草堂”和清末潼川府属八县联立中学为校舍。迁川东大辖文、法两院五系，教职员86人，学生283人。臧启芳于1939年7月继任校长，几经扩建，1942年有文、理、法、商4学院11系，学生713人、教授38人、副教授9人、讲师8人、助教21人、客座教师8人，职员84人。有著名学者蒙文通、高亨、陆侃如、冯沅君、赵纪彬、萧一山、董每戡、姜亮夫、金毓黻、丁山、叶丁易、陆茂德、杨向奎、杨荣国、姚雪垠等。东大首创东北史地经济研究所、东北问题研究社，成立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三台分会（后扩为川北分会）。1942年，国民党政府教育部令改东北史地经济研究室为文科研究所，研究生毕业给予硕士学位。这一时期东大编印学术刊物《东北集刊》、《志林》收录了师生数百万字的论文，研究课题从“大学精神”到“儒家政治思想的发展”；从“三台物价”到“东北人口发展的特点”，内容广泛。学校学术研究风气浓厚，学生活动蓬勃开展。学校通道两旁一直延伸到大门口的壁报都是学生的创作，以宣传抗日，抨击腐朽政治，揭露社会黑暗为主要内容。“学声”、“黑土地”等社团聚集了一批热血青年，成为进步学生成长的摇篮。学生剧团不仅在校内演出，还走出校门，举行义演，所得款物，捐赠前线，支援抗战。
在三台这座川北小城，东大度过了8年时光，在物力、财力窘迫的岁月里，师生们直面困苦，笑对艰难，追求学术发展，传播进步文化，那段日子因此而熠熠生辉，三台小城，因而平添万千气象。
1945年8月14日，东大师生与全国人民一道迎来了抗战胜利的曙光。在抗日战争中，有60位东大人奋勇向前，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被授予烈士称号。
1946年东大师生从三台陆续返回沈阳，1947年2月在北陵原校址复学。1948年6月，国民党在东北战场败局已定的情况下，命令东北大学再迁北平，在北平，东北大学学生发动了著名的“七五”反饥饿、反内战运动。1993年，东北大学在沈阳恢复原校名。
1931年“九一八”事变，东北三省相继沦陷。东北各界爱国志士于9月27日在北平旧刑部街（今民族文化宫）奉天会馆成立了“民众抗日救国会”，北京社会局在西单皮库胡同24号（最早是清末创办的中国近代第一所劳改监狱——京师习艺所，后为私立自励中学占用。东北中学南迁后，该址于北平沦陷时期成立过私立觉生女子中学，抗战胜利后，觉生女子中学被国民政府接收，改为私立文华女子中学。解放后，由于文华女中学生人数少，北京市人民政府遂于1949年下半年将其停办。1952年，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的前身师大女附中迁入文华女子中学所在地，即今天实验中学的校址——西城区二龙路甲14号。）设立了难民收容所，收容逃亡进关的东北同胞。救国会当即商请张学良决定在难民收容所成立东北学院，安置一批流亡学生求学，并接受抗日骨干力量的培训。张学良兼任董事长和校长。学校分为大学部和中学部。后因大学部迁走，恢复东北大学，乃于1932年将东北学院改为建立东北中学，学生按学历分编为初、高中共10个班，共约400多人，全部免费入学。并聘请流亡入关的中学教师任课。东北中学属于私立学校性质。学校设董事会，张学良任董事长兼校长，王卓然为副董事长。高崇民、阎宝航、杜重远、李孟兴、卢广绩、王化—、孙恩元为董事。学校内设教务处、训育处、总务处，由于学生全部住宿还设有舍务处。从1932年建校到1942年停办的10年中，先后担任校长的有张学良(兼)、王化一、孙恩元、马廷英、王汉倬、杨予秀。
学校不但设有文化课，还有军事课，军事与文化并重。张学良给学校配备了九七步枪600多支，重机枪6挺，轻机枪11挺，手枪若干支，子弹10余万发。每人在军训操练时可领得步枪一支。学校设有武警、校警，门卫森严。刚开始时，男女学生一律穿着灰色军装，戴大沿军帽，扎皮带，打绑腿。后来改为浅黄色军装和军帽。男生一律剃光头。无论起床、就寝、吃饭和上下课，都以军号为令，军事管理十分严格。那时睡的是钢丝床，还挂有蚊帐，可臭虫蚊子还会常来肆虐，有时使人不得安睡。同学们对内务搞得特别整洁，被子叠得方方正正，有棱有角。一日三餐，早餐是咸菜或黄豆、玉米大楂子粥，午、晚两餐多为米饭、干粮、一碗菜。每周都先公布食谱，有时也会改善生活。师生感情比较融洽，每逢“九一八”同吃高粱米饭，共饮黄连水，卧薪尝胆，誓报国仇。
1932年春夏之交，国民党争夺学校领导权，遭到有些同学反对。一天早晨突然有同学告诉大家不要去上课，于是，全部同学集聚在宿舍里，不敢外出。校门、旁门都有人把守，不准出入，连炊事人员也不能外出采购。过了一天一夜，一切恢复正常，闹事的同学另起炉灶，在报国寺办起了知行中学。后来知行中学作为中山中学的南校。
学校经常对同学进行爱国主义教育。1933年，同学们曾节食一顿饭，用伙食费铸造一口警钟。钟上刻着万里长城，长城外刻着东北三省地图，图上刻着“夫差！尔忘越王杀尔父乎！”和“卧薪尝胆”的警句。这口警钟挂在校内操场上。开始，当每月18日到来，全体师生集合举行国耻纪念会，升旗、默哀，唱校歌，然后敲钟，按“九一八”日寇入侵的月日，先敲9响，再一响，后8响，并且还按日寇占领东北的月份来敲钟，如1933年日寇已占领东三省26个月，则还要再敲26下，用以警告同学们家乡失陷的日子。后来这种纪念会改为一年一次。
每次纪念会都请东北知名人士如高崇民、阎宝航、卢广绩、马占山、苗可秀等来校，讲东北抗日义勇军英勇杀敌的事迹和东北父老兄弟与敌人斗争的情况，使同学们觉悟不断提高。在此期间，学校当局也常组织大家上街游行，一路喊着口号：“抗日救国”“收复失地”“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并且高唱抗日歌曲。
1935年华北吃紧，国民党当局与日寇签订了《何梅协定》，规定凡有抗日色彩的团体、学校一律撤出北平。当时正值张学良从意大利考察回国，被南京国民党政府任命为鄂豫皖“剿匪”副司令员。他为了照顾继续流亡的东北子弟学习，决定于1935年将东北中学从北平迁往河南鸡公山。
1936年下学期学校成立学生自治会。自治会的成员多为民先队员。抗日救亡活动大都通过自治会进行，非常活跃。同学们举办各类读书会和时事讨论会，成立流动图书馆，在校内外出墙报、黑板报及油印小报，开文艺晚会，组织海燕诗歌社，成立歌咏队。《五月的鲜花》的作者阎述诗常常教大家唱革命歌曲和世界进步名曲。同学们尽情歌唱，把抗日歌曲送到山下，送上街头，还远到信阳和孝感等地作募捐宣传，支援绥远前线；并且沿京汉铁路各个车站，宣传抗日救亡，揭露日寇的血腥罪行。“九·一八”周年纪念日，同学们下山到京汉铁路新店车站散发传单标语，隔窗向乘客宣传。
“二·一九”学潮的胜利，使学校规章制度逐步健全，运行机构正常，秩序井然，教师教学质量日益提高，同学勤奋学习蔚然成风，“打回老家去”抗日救亡活动蓬勃开展，进步思想广为传播。
1936年发生西安事变，由于张学良是董事长兼校长，河南绥靖主任刘峙电令鸡公山驻军：“搜捕东北中学，将该校学生押解出山海关”。后经孙一民校长据理力争，上告至武汉行辕主任，才免于出关。但政府当局竟派出两个团的士兵，将东北中学团团包围，不管寒风刺骨，竟把只穿衬衣的同学们从被窝里赶到操场集合，将所有的枪支弹药全部收缴。并且搜查宿舍，不少师生上了黑名单，一些进步师生迅即逃离鸡公山，奔赴北平、上海各地。
在白色恐怖下，学校的抗日救亡活动已不能公开进行。当局视东北中学如赤祸之地，山上除原有驻军外，刘峙并增派清剿总队一个营将东中巡逻包围，搜查警戒，并开除了11名进步同学，民先骨干已被迫离去，抗日救亡运动转入低潮。学校开课亦成问题。
“七·七抗战”爆发后，学校于1937年迁往湖南邵阳桃花坪。在桃花坪上课期间，教育部派来军事教官文诚和训育主任白伯坚，对进步学生进行暗查和迫害，加上学校伙食很差，同学更是怀恨在心。有一天，当傅茵波老师去高九班上课时，课室空空没有一个人来上课。
教官、训育主任等闻讯，到处追查，声言要处罚这班同学。同学们即以此为导火线，闹起了学潮。全体同学罢课，高呼口号：“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反对贪污，改善生活！”。1937年7月，湖北省教育厅厅长周天放对东北中学进行整顿，派赵雨时担任校长。全校师生闻风而动，立即停课，日夜站岗放哨，将赵等拒之门外。赵即采取分化手段，在山上南岗觅房，挂上“东北中学临时办事处”的牌子。同学们更为愤怒，几次将牌子摘下，并高呼“
赵雨时滚下山去”。
同年12月底，驻军又重重包围学校，强行护送赵雨时入校，占据了校长办公室。第二天适逢山中大雪，同学们三五成群，乘雪夜抄小路，从驻军岗哨的缝隙中冲了出去。一百多人奔赴武汉，多次派代表向汉口教育厅请愿。学潮持续数月之久。1938年4月，教育厅被迫撤换了赵雨时，另派地质学家马廷英为东北中学校长。从此学校由国民党教育部接管，改为国立东北中学。
是年秋，又因长沙大火，日寇入侵湖南，东北中学在桃花坪只呆了四个月，于1938年冬，奉命往四川静宁寺搬迁。从桃花坪到静宁寺，行程长达10个月。
4月份，学校命令徒步到芷江。师生凭着两条腿走曲径，爬高山，风餐露宿，走走停停。有趣的是，桃花坪的校舍是国民党丁廉将军借出的，当时只收一元法币，作为象征性的房租。当东中迁离桃花坪时，留下很多家具和图书等无法带走。丁家即以东中所赠，在原址办起了另一所东北中学（初中），直至邵阳沦陷才停办。直到该校毕业生后来在重庆谈及，才知东北中学曾有过双包胎。
芷江是湘西较大的一个城市，是湘黔的交通要道，建有飞机场，常有敌机来轰炸。学校只得尽快离开芷江，到达贵阳。贵阳不能久留。学校包了二十多辆汽车，经过息烽、遵义、娄山关、桐梓，到綦江、重庆、自贡市，然后才到四川威远县静宁寺。从湖南桃花坪出发至川东自流井的静宁寺，越湘西，穿贵州，走川东，行程数千里，耗时半年余。在这段旅程中，东北中学师生历尽艰辛和磨难。
东北中学过着严格的军事生活。女同学都剪着短短的男式头发，穿绿色的军装，戴军帽，穿草鞋，俨然和男同学一样。每逢“九一八”，举行纪念“九一八”国耻日活动，表现了东北中学同学抗日救亡的决心和爱国主义精神。同学们都要吃高粱米饭，喝黄连水。流亡到西南方时没有高粱，就只喝黄连水，唱“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高粱叶子青又青……”。每到年三十，按照东北人的习惯包饺子。分班包饺子，十分热闹。在等饺子吃的时候，大家就情不自禁地唱起“爹娘啊！爹娘啊！……”和“打回老家去”等抗战歌曲。
1939年学校迁至川北三台自流井，校址是当地一座破龙王庙改建的国本中学旧址，与静宁寺相比，条件相差很远。东北中学成立了三青团支部，解聘进步教师，开除进步学生。进步师生发起罢课，把三青团头子驱逐出校。1942年冬，国民党当局调来一个营的保安队包围学校。学生们赤手空拳，掀砖揭瓦与之拼争，一直坚持3天，终因过度疲劳，又值天寒衣食不济，保安队趁夜爬墙强行进入学校，旋即宣布解散东北中学，将师生并入川北三台县的国立第十八中学。
东北中学在敌寇侵扰下，巅沛流离，苦苦支撑，最后被解散，但她培养出大批人材分散在海峡两岸，世界各地。
东北中山中学
东北中山中学是在国难当头，家乡沦陷的特定历史背景下，由国民党人士齐世英及周天放、高惜冰、臧启芳等为首的东北协会多方呼吁奔走，由行政院一次拨给约5万元，于1934年3月26日在北平为东北流亡学生建立的，是以孙中山先生的名字命名的全国第一所国立中学，地址在天安门广场的西南角。由曾任吉林大学校长的李锡恩担任校长。原吉林大学教授傅仲霖任教务主任，中央军校上校教官王先清任训育主任。北新桥原警官学校旧址（今北京市二十一中学）为东校，为高中部和职业科，交道口顺天府衙旧址为西校，是初中部。创校之初只收东北四省流亡青年，共约600人，寓抗日于教育，全部免费入学，而且供给食宿，每月尚有伙食节余可作零用。每月春秋两季各发给制服一套。1932年成立位于彰仪门里报国寺的知行中学于1934年秋季成为中山中学的南校。知行中学校长为梅公任，训导主任曹德宣。学生积极参加“一二·九运动”等救国活动，在北平学生军训中成绩优秀。
1936年11月，北平危急，学校于11月12日撤离北平，南下到南京附近的江宁县板桥镇继续办学。
1937年11月11日，上海失陷，危及南京，学校又于11月19日撤离板桥镇，抵武汉再南下，于次年1月5日到达湖南湘乡县(今双峰县)永丰镇的璜璧堂。1938年10月，广州、武汉相继沦陷，湖南告急，学校于11月12日撤离璜璧堂，入广西，经桂林，徒步跋涉八百里，抵达宜山怀远镇，在此复课三个月。此后，学校化整为零，教师、学生分散至贵阳集中，再从贵阳至重庆、至泸州
、至自贡，在经历了非凡的磨难之后，于1939年5月22日到达静宁寺。
静宁寺位于四川省威远县向义镇静宁村，建筑面积22 100平方米，是川南最大的庙宇之一，曾在川东、川南乃至湖南、湖北、广东等地享有盛名。来自白山黑水的流亡学生，无限眷恋长白山和黑龙江。学校的校旗、校徽、校歌表现的均是不忘白山黑水这一主题。无家可归、流离失所的师生们以校为家，国难家仇形成了学校极强的凝聚力。刚入静宁寺，学校就为在重庆“五&三”大轰炸中罹难的两位老师和三个同学举行了追悼会。在追悼会上，全体师生悲唱挽歌：“你们安息吧在荒原上，星寒兮月冷兮凄凉！抗战的旗帜正在高涨，报仇的担子让我们承担！”
家乡沦陷，家园破碎，师生以歌咏、演剧、壁报等形式积极开展各种民主进步活动，传播抗日救亡的爱国主义思想。
在国难深重、民族危亡的时刻，中山中学师生借歌抒发复土还乡的情怀和激发抗日救亡的斗志。在课余、在节日、在假期，歌声此起彼伏。《松花江上》、《保卫黄河》、《大刀进行曲》、《游击队队歌》、《毕业歌》等歌曲激荡在校园上空。每年的“九一八”，全校师生都要整齐列队，面向东北，满怀悲愤地唱《松花江上》，充满了对失去的壮丽江山的怀念和对颠沛流离生活的控诉。《校歌》由语文教员郝泠若作词、马白水老师谱曲：“白山高，黑水长。江山兮，信美，仇痛兮，难忘！有子弟兮，锁尾流离，以三民主义为归向，以任其难兮，以为其邦。校以作家，桃李荫长，爽荫与太液（指北京的北海），秦淮（指南京的秦淮河）相望。学以知耻兮，乃知方。为楚有士，虽三户兮，秦以亡。我来自北方兮，回北方！”表达了以校为家、抗日必胜的信心。郝泠若老师所作的《九月秋》：“我有恨，在九月秋。我有泪，向腹中流。我有仇，报仇！报仇！报仇！三千万同胞等我们救，千万方的失地等我们收。父母、兄弟、庐舍、田畴，不堪回首。说什么功名富贵，说什么好景难留，一切都非我所有，一切都非我所有。起来！起来！把敌人打退；起来！起来！把强盗赶走！”与《离家》《上前线》异曲同工，
激励同学们担负起“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重任。
演剧是中山学校的传统。每逢元旦、春节、校庆日，学校就会上演一些剧目。如《雷雨》、《以身作则》、《宦海春秋》、《升官图》、《小人物狂想曲》、《血祭九&一八》、《米》、《毒酒》等。剧目也有大有小，有传统的，也有自编的，展示东北抗日军民反汉奸场面的《毒酒》，就是高中生自编的。
中山学校还非常盛行壁报。早在西迁途中，鄂广居老师就在《中山周报》上作东北十二月风物画，每月一幅，描绘家乡景物，以唤起学生对沦陷故土的思念。到静宁寺时，已有《圣火》、《路》、《维他命》、《静宁风》、《希望》、《激流》、《青年文艺》等十余种壁报，主要张贴在寺内考仙院的黄庭、清音两阁的墙壁上。《路》以鲁迅“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就成了路”来启示人们探索国家和个人的路该怎么走；《维他命》则以维护他人之生命，不惜做出个人牺牲为宗旨。《青年文艺》壁报上刊登过仿陈毅《梅岭三章》写成的诗：“国破家忘奈我何，少小离家苦难多。投奔中山为救国，誓除倭寇斩阎罗。”高年级学生常常用自制的收音机，把收到的最新前线战况消息记录下来，登在自己办的壁报上。“八一五”日本无条件投降的喜讯，便是由学生最先获悉后，当即用大字书写张贴在壁报栏里的。
歌咏、演剧、壁报也锻炼了同学们的才干。百花齐放的壁报孕育了郭小川（诗人）、孙辑六（报告文学《欧阳海》作者之一）、丁耶（中国满族作家最高奖获得者）、杨犁（中国现代文学馆第一任馆长）、杨星火（军旅诗人）、关尔佳（《智取威虎山》等剧导演）、萧向阳（编导）等一批文艺界优秀人物。
中山中学的悲惨流亡是日本侵华给中国人民带来深重灾难的一个缩影。学校轰轰烈烈的抗日宣传活动，在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抗战胜利后，学校于1946年10月迁回沈阳在日本南满株式会社举办的南满中学堂旧址复校。1948年随着国民党败退搬迁并停办于北平。后来沈阳校址改为沈阳市三十九中学，1996年恢复东北中山中学校名。
已投稿到：
以上网友发言只代表其个人观点，不代表新浪网的观点或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