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平邑县历史》（第一卷）第二章中共平邑县委党史研究室　中共平邑县委党史研究室
&& 第二章 恢复发展党组织& 开展抗日武装斗争
& 第一节& 社会各界积极投入抗日活动
&& 一、全面抗战爆发后的形势
1937年7月7日夜，驻丰台的日本侵略军，突然向北平西南卢沟桥附近的中国驻军第二十九军发动进攻。第二十九军奋起抵抗。中华民族全面抗战从此开始。
卢沟桥事变后，日本政府迅速向华北增兵，扩大侵略战争。7月底，日军攻占北平和天津。接着，又以30万兵力分三路沿平绥、平汉和津浦三条铁路向华北地区大举进攻。其中沿津浦铁路南进的日军，于10月初侵入山东，占领德州、恩县、平原等地。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兼第三集团军总司令韩复榘率部分兵力在鲁北地区稍事抵抗，旋即命令部队及地方官员撤往黄河以南，并炸毁洛口铁路大桥，与日军隔河相持。12月23日，日军兵分两路渡过黄河，再度大举侵犯山东。韩复榘率10万大军不战而逃，致使日军长驱直入，如入无人之境。12月27日占领济南，31日侵占泰安。1938年1月4日至11日，先后占领兖州、曲阜、邹县、济宁。另一路日军由济阳以东的曲堤至榆林镇一线过河，于25日占领周村，30日占领博山，继而占领蒙阴、新泰等地。同时，日军第五师团集结于周村，随即沿胶济铁路东犯，于9日占领潍县，19日占领青岛。至此，战火由鲁北蔓延到鲁中和鲁南等地，山东大部分地区沦陷。1月9日，日本侵略军第十师团一个中队在中队长畑烟带领下，由泗水向东侵占平邑镇，在平邑镇盘踞10余天，于1月28日傍晚离开返回。1月下旬，千余日军从蒙阴经白马关侵入白马庄，占领10余日后，向西去泗水城。2月15日，日本侵略军再次进犯平邑镇，随即离开。4月21日临沂沦陷。12月5日上午，日本侵略军侵占平邑，并安设了据点。1939年1月16日，日军侵占费县。至此，蒙山前完全沦陷。
日本的侵华战争，使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的严峻局面。中国共产党在卢沟桥事变后的第二天，即向全国发出通电，指出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中国的出路，号召全国人民、军队和政府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抵抗日军的侵略。1937年8月，中共中央在陕北洛川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通过《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和《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提出了一条全面抗战的路线，决定在敌后放手发动群众，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配合正面战场，开辟敌后战场，建立抗日根据地。面对日军大举进犯，国民党军纷纷溃逃之际，9月下旬，中共北方局在太原召开会议，确定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等项工作，号召“共产党员脱下长衫，到游击队去”。中共山东省委书记黎玉从北方局开会回济南后，立即召开紧急会议。根据党在敌后开展游击战争的方针和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及北方局的指示，中共山东省委决定进一步恢复、发展山东各地党组织，大力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广泛组织各种抗日救亡团体，建立抗日武装，并制定了发动抗日武装起义的纲领。该纲领提出：建立党直接领导的武装，发动抗日武装起义是当前最紧迫的政治任务；各级党组织和每个共产党员都应迅速行动起来，积极参加组织抗日武装；发动抗日武装起义时机应选择在韩复榘部溃逃、日军尚未到达或立足未稳之时；起义部队可采用“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或“山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的名义，号召广大青年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参加；收容溃散的国民党官兵参加起义；用“有人出人、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有知识出知识”的口号，筹集抗日经费和枪支弹药；部队成立后，要积极打击敌人，提高部队威信；在部队中，必须建立党组织，保证党的领导；实行政治动员，募集给养，没收汉奸财产充实抗日经费；严格部队纪律，实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做到秋毫无犯；部队必须帮助群众建立抗日民主政权。
1938年1月，继冀鲁边、鲁西北、胶东、黑铁山、牛头镇、潍北、昌北抗日武装起义后，中共山东省委又直接领导了在山东全境影响最大的徂徕山抗日武装起义，并建立了八路军山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第四支队。
1月26日，第四支队在寺岭伏击日军，毙伤日军10余人，首战告捷。随后又在泰（安）新（泰）公路的四槐树公路桥设伏，用地雷炸毁日军汽车并歼日军40余人，破坏了新（泰）汶（大汶口）公路上的一座桥梁，造成日军交通一度中断。在此影响下，鲁东南、泰西、鲁南、湖西先后爆发了抗日武装起义。齐鲁大地抗日烽火四起。
蒙山之阳的中共组织和上级组织失去联系后，至七七事变前一直未能接上关系。他们不等不靠，积极行动起来，投入抗日救亡运动。此时，在外地读书和做工的仲村籍党员先后回到家乡，党支部书记鲍天仇主持召开全体党员大会，讨论了当时的形势和任务。会议决定，一方面继续派人到外地和上级组织接关系，以便尽快得到上级党的指示和领导；一方面仍坚持独立活动。会议还确定了当时四项紧迫的任务：一是开展抗日救国的宣传教育活动；二是积极培养入党对象，发展新党员，壮大党员队伍；三是开展对当地士绅名流的统战工作，争取他们参加抗日或者同情抗日；四是对民间所藏枪支弹药进行摸底登记，准备适时动员组建抗日武装。同时，中共费县组织也召开会议，尚明、李伯瑾、陈子未参加。会议决定：发动党员掌握枪支，准备组建抗日游击队；要求党员不要随流亡学生南下，坚持原地斗争；加强对党员的联系和教育工作。这两次党员会议后，党员在本村或邻村,以邻里关系、亲朋关系，有的还利用封建帮会的关系，联络各界人士揭露日军暴行，宣传抗日主张，启发抗战热忱。鼓动社会名流和有枪支的人家带枪参加抗日武装。党员郝友三接受了仲村党支部交给的调查民间枪支的任务，到柳家村、齐家村、卓家村、鲁埠、孙家庄等村庄，并对与刘桂堂匪部有作战经验的人员也进行了调查摸底，为支部组建武装提供了重要信息和线索。1937年8月，国民党仲村区政府在联庄会的基础上建立了100多人的常备军，脱产执勤。由唐绍典、唐绍鼎、张振出面组织并具体负责。常备军的主要任务：一是扒路破坏交通，防止日军进犯。不仅在仲村周围，而且远到新泰、泗水等邻近县域扒路。二是打击日军维持会派来的特务。1935年日军以吞并华北冀晋鲁察绥5省为直接目的，于11月策动汉奸成立了22县的冀东防共自治政府等组织，制造了华北事变。该傀儡政权常派特务各处活动。常备军为预防特务破坏，严密布防，进行巡逻，盘查可疑行人。仲村党支部负责人不仅是成立这支武装的推动者，而且还要求党员参加该武装的活动。这支队伍，曾频繁活动于蒙山前沿的齐家庄、柳家庄、苏城、仲村及以南地区。
在费县师范讲习所，中共组织在省委特派员安波的领导下，组织青年学生开展了大唱《义勇军进行曲》、《国际歌》、《马赛曲》等救亡歌曲，举办抗日音乐创作比赛会、演讲会等活动。在校内外表演节目，宣传时事，鼓舞师生和人民群众的爱国热情，进而吸收进步学生参加中共外围组织——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还发动学校内进步教师和前几级在城镇乡村教书的同学，成立了教师救国联合会。这样就把党内与党外、校内与校外、县城和乡村的活动结合起来。
这一时期，日军的飞机经常到滋（阳）临（沂）公路两侧重要城镇进行轰炸，人心惶惶不安，但国民党费县政府仍依“读书救国”的滥调限制学生的抗日活动，学校也有意加重学生的学业负担。而学生最关心的是战争，因此引发了罢课、罢考事件。同学们期求参加抗战，向往延安，决定集体去泰安参加山东人民抗敌后援会。学校得知后，即向县政府报告。县长陆鼎吉亲自出马，指挥警备队将学生强行截回学校。正当斗争激烈的时候，与上级党组织失去联系的临郯县委原负责人马叙卿，和共产党员朱志诚策动的费县城起义爆发。安波和中共费县工委不了解起义的真相，为避免损失，暂时将学生比较激进的行动，转为较缓和的校内防空和救护演习上，由安波找省委作汇报。安波走后10余天没有音信，县工委决定王宗一、张秀千、孙济云一起再去找省委，指定崔晓东（崔友仁）、赵光（赵广德）分别在县城内外负责联系。由于战争形势恶化，日军已占领济南，并沿津浦路南侵，安波、王宗一、张秀千、孙济云等人难以返回，省委派他们去了延安，县工委系统的党组织也与省委中断了联系。此时，国民党县政府以师生安全为借口，急忙放假，强令学生返乡。一批党员学生一面盼望着省委的指示，一面在家乡投入了抗日救亡的宣传鼓动工作。
1938年1月9日，日军第一次侵占平邑镇，绝大多数民众闻讯逃往西南一带山村。日军在镇内烧杀奸淫，无恶不作。费县五区（驻地平邑）区长、五区联庄会会长米栻民率领联庄会武装撤出平邑镇，活动在白龙泉、午门一带，经常在胡同村以北向平邑方向开枪射击，骚扰驻平邑的日军。
1月28日，米栻民据侦察人员杨再忠的报告，平邑镇的日军准备乘三辆汽车，向西撤退。他当机立断，率200余名武装人员和费县警备队100余人在八埠庄公路桥附近，开挖战壕。这道战壕既能埋伏下军队，又有通道可向张庄、午门一带遁退。当日傍晚，日军开始离城西返，当进入伏击圈时，米栻民即刻命令开枪射击。日军仓皇进行抵抗，在八埠庄土地庙附近安上六零炮，不停地向抗日武装阵地发射炮弹，战斗十分激烈。费县警备队士兵于单明、周玉信牺牲。联庄会武装因地形熟，无伤亡。日军弄不清抗日武装有多少兵力，惊疑不定，扔下4具尸体，仓皇遁逃。这是沂蒙人民抗击日本侵略者的第一枪。
战后不久，社会各界在平邑镇原“山西会馆”召开了庆功大会，并举行了庆功宴。到会600余人，除费县县政府和附近各县的代表外，还有社会各界的士绅名流到会祝贺，送了很多贺联、贺幛。
有的贺联写道：
抱树人热忱，陶冶青年启后觉，养成爱国万千分子
持抗敌决心& 踏破雪地做先锋，杀退暴日多少匪兵
抱牺牲决心，抵抗侵略，领导群众走向民族统一战线
以守土意志，扫荡倭寇，唤起民众争取国家独立自由
有的贺幛写道：
允文允武&& 费泗干城& 勇扫敌氛
面对日军的进犯，中共平邑组织负责人鲍天仇、李伯瑾、朱琳分别作了唐绍典、续志先、陈明五（陈昭伦、陈刚）、米栻民的统战工作，利用他们当时在旧政府中任职的社会地位和声望，通过他们推动旧区乡武装进行抗日。日军尚未占领平邑时，平邑以东、以西的群众就提心吊胆，一有风吹草动，纷纷向山里逃奔。五区联庄会派人每日沿公路侦察情况，特别是驻泗水县城的日军动向。在这种情况下，米栻民邀请了四区（柏林、武安一带）区长续志先、六区（驻地仲村）联庄会常备军负责人唐绍典、五区历东乡副乡长陈明五、五区唐村乡乡长邵士英等人开会，共议家乡防务，商定按地段防守，站岗放哨，检查过往行人，防止特务刺探情况；各部之间及时联系，互通情报。确定米栻民、陈明五负责平邑以西防务；续志先负责平邑以东至铜石的防务；唐绍典负责仲村以北至白马关的防务。
农历10月初，陈明五部派出的侦察员报告，驻泗水城的日军陆续增加，并到各村抓民夫，修复泗水至平邑方向的公路。以这些情况判断，日军不久即有向东进犯的可能。于是，米栻民出面召集四、五、六区的联庄会负责人续志先、唐绍鼎、陈明五和王丝如等人开会。会议分析了形势，估计日军企图打通平邑一段的公路与驻临沂的日军会师。决定在日军东进时，坚决予以阻击，以挫锐气。并研究制订了作战方案：议定毛家庄桥为第一防线，由米栻民部和历东乡陈明五部设伏，由郭继恩、陈明五、王丝如指挥；莲花山为第二防线，由四区续志先指挥；六区唐绍鼎带队在驿头设伏，从侧面打击日军；立即破坏桥梁和公路，以阻止日军的车辆前进，动员老百姓向山里转移，尽量将粮食和牲畜带走。
会后，他们首先发动群众破坏了舜帝庙和毛家庄两处大桥。将历山至平邑公路的毛家庄桥两头公路上埋设了地雷。12月3日，陈明五部派往泗水城的侦察兵得到可靠消息，日军于一两天内开始东犯。米栻民便通知各方按原商定方案进入阵地，做好伏击准备。郭继恩率领部分武装人员埋伏在毛家庄桥南边；陈明五和王丝如带队埋伏在毛家庄桥东南八埠庄西的李家林；五区的一部分武装由米栻民率领埋伏在大殿汪北岭；唐绍鼎带队埋伏在公路北马家林，并约定等正面打响以后，两侧一齐动手，三面夹击；四区续志先率部在莲花山设伏，视战况予以机动。
12月4日，两架日军飞机沿公路往返侦察。下午3点，日军由西向东开来，前面是七、八辆满载全副武装日军的军车，跟着几辆坦克，后面是骑兵和炮车。当日军军车开到毛家庄桥时，被事先挖好的深沟所阻，被迫停下。几名日军刚跳下车，随着一声清脆的枪声，抗日武装开始集中火力向日军射击。此时地雷爆炸，黑烟冲天。日军从西而来，从未遇到抵抗，在这突如其来的攻击下，有的滚到壕沟里，有的趴在汽车上，因三面是沟，日军的坦克失去了作用。随即，日军用机枪火炮向抗日武装猛烈还击。两架飞机也顺着沟向设伏的阵地扫射，向林中掷下两枚炸弹。战斗一直持续了2个小时。在日军第3次冲锋时，队长郭继恩腹部受重伤，多人受轻伤。在此情况下，米栻民下令向南贺庄撤退。撤退中，郭继恩因伤势过重而牺牲。日军仍向撤退队伍的方向发射炮弹。随后，日军绕过大桥，向平邑行进。刚过八埠庄，又被埋伏在莲花山的续志先部迎头截击，激烈的枪声响了约1个小时。天色将黑，由于伏击队占据有利地形，加之日军搞不清虚实，只得沿原路退回泗水大卞桥。次日上午，各队队员和十几个村庄的群众，在午门召开追悼大会。大会上，米栻民讲述了郭继恩奋勇杀敌的经过，鼓励大家不怕牺牲，前仆后继，踏着爱国先烈的鲜血，与日军斗争到底。这次伏击战，极大地鼓舞了蒙阳大地人民的抗日热情，对邻边县也产生了较大影响。
当日军弄清楚抵抗他们的只是少数民间武装后，于12月5日又重整队伍侵占了平邑镇，安设了据点，最初驻1个中队，后来部分日军被派往仲村、铜石、地方等分设的据点。此后，这些据点的日军，不断地派兵到各乡村进行“清剿”、“扫荡”。
12月8日傍晚，平邑据点一队日军由西向东沿滋（阳）临（沂）公路行进，并向沿途村庄开枪射击。当日军行进到西围沟村向北门楼开枪时，激起了该村当时值班的民防团员的愤怒，毅然向日军投去炸药包，炸死日军1名，其余日军弃尸东窜。
12月13日，100余日军从北面和东面攻击西围沟村，实施报复。日军炮击村庄，村内火光冲天。日军从炸毁的围墙缺口冲进村内，见人就杀，先后将公丕顺、彭廷桂、王本力、刘风启等27名手无寸铁的村民枪杀、刺死或锁在屋里活活烧死，其中上有70多岁的老人，下至15岁的少年。另有彭志安、公丕林等11人受重伤，有的落下终生残疾。有的人虽然跑了，但房屋财产全部被烧光抢光，不少人家家破人亡。整个村庄狼烟四起，血肉横飞，废墟一片。
日军的“清剿”、“扫荡”，造成学生停课、工人停工、农民无法耕种、商人难做生意，沿途村庄不少百姓举家逃往南山里避难，蒙山前整个社会秩序一片混乱。日军的暴行，激起当地人民的抗日激情，许多爱国志士毅然走上了不屈不挠的抗战道路。
二、费县城抗日武装起义
全面抗战爆发前后，和上级党组织失去联系的中共临郯县委原负责人马叙卿，多次到费县找上冶乡乡长、共产党员朱志诚商讨筹建抗日武装的事项。朱志诚根据马叙卿关于建立武装、开展敌后游击战争的指示，利用其在社会上的影响，积极活动于上冶、朱田、梁邱等地，运用原农民协会的关系及在理教（在家理）等帮会组织，很快在费县荣和庄组织起200余人、100余支枪的农民抗日武装。
1937年9月，马叙卿与活动在泗水一带的原曲阜师范学生、中共党员管戈、周蓝田等人取得联系，请求他们帮助费县武装起义。
10月底，马、朱二人联合石沟、瑶草、黄汪头、上冶、薛庄、利沟等乡村长到县政府找县长陆鼎吉请愿，要求他出面成立抗日救国军并出任总指挥，并对各乡联合成立的武装给予支持。这些要求遭到陆鼎吉的拒绝。马、朱遂决定，用武装请愿的方式强占县政府，待解决经费和装备后，将队伍拉至蒙山打游击。
为统一领导，马叙卿、朱志诚先后在荣和庄和朱家庄等地，召开了各地武装负责人会议，决定成立“中国人民抗日救国义勇军第七师”，推荐朱志诚为师长，马叙卿为政委，同时拟定了起义的宣传纲领、文件和传单。会后，马叙卿再次与泗水县的管戈取得联系，说明了抗日武装起义的计划，并请管戈出任抗日武装政治部主任。管表示同意参加武装起义的组织领导工作，并报告中共鲁中工委负责人孙汉卿。孙汉卿听取汇报后指出：队伍可以抓紧组织，但不宜马上行动，待日军侵犯到来之前，国民党政府望风而逃的时候再举行起义。与此同时，中共党员李祖恩也向中共费县工委及省委特派员安波汇报了抗日武装起义的准备情况。安波感到事情突然，立即派人向中共山东省委作汇报。
中共山东省委和鲁中工委的指示尚未传达到费县，马叙卿、朱志诚等为急于建立、扩大抗日武装，于11月10日提前发动了抗日武装起义。各路起义人员分批随赶大集的人群一起进入了县城。朱志诚所带主攻队伍集结在县政府西边的新华客店，李祖恩等在家乡仲村一带组织了18名青年到城西门李家店，朱开方的队伍隐蔽在南门内的李家店。约11时许，朱志诚带60余人强占县政府，将国民党费县县长陆鼎吉挟持，要求他支持组建抗日义勇军，交出县政府所收的数万元契税和黄河捐款作为抗日经费。陆不答复，故意拖延时间等待外援。起义人员立即将监狱和仓库打开，县政府内外一片混乱。此时，赶来救援的警备队与起义队伍展开了巷战。陆鼎吉趁混乱之际逃到县警备队部，电令公安局长刘子元率部急速进城，并向国民党临沂专员张里元求援。下午4时，张里元派兵协助费县警备大队将进入县政府的起义人员团团包围。起义人员虽然武装低劣却仍顽强抵抗，终因力量过于悬殊，在造成一定伤亡后，由腿负重伤的朱志诚率50余人从城墙西北角突围，翻越钟罗山，经过垛庄撤向蒙山。朱志诚在姚家庄投奔朋友躲藏时被捕惨遭杀害，各部队失散，起义人员四处藏匿。
国民党部队各处搜查，100余名起义人员被捕，45人遭杀戮。共产党员李祖恩、李堂彬、郝鼎瑞等5人遇害前，在国民党费县政府东边的小酒铺里喝了两碗酒，昂首奔赴刑场，沿街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卖国贼！”、“誓为救国而死！”、“中国共产党万岁！”等口号。凡目睹此状的群众无不为之高尚的民族气节和革命英雄气概所感动。
费县城起义失败了，究其原因，主要有三：一是缺乏中国共产党上级组织的正确领导。二是起义时机选择不当。在日军尚未侵占费县城，国民党县政府机关人员尚未溃逃的时候，应促使国民党政府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指引下，联合抗战。三是起义的整个部署比较草率，其军事指挥上出现了许多漏洞。费县人民抗日武装起义虽然失败了，却极大地激发了蒙阳大地广大青年和仁人志士的革命义愤和抗日热情，对此后的抗日斗争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
第二节 党组织的恢复和发展
七七事变后，1932年发展建立起来的仲村党支部和费县党支部尚未能与上级党组织接上关系。由于费县城起义失败，安波去省委汇报工作未回，费县师范讲习所党组织也和上级党组织失去联系。这些地方党组织各自独立活动，千方百计进行抗日的发动工作，想方设法尽早掌握民间的枪支弹药，组建抗日武装，并继续积极主动地寻找上级党组织，以便尽快接上关系。
1937年7月中旬，仲村支部召开会议研究决定：唐军在家坚持工作，鲍天仇和刘结挺到兖州找郝友三（郝此时在兖州四乡师读书）共同到陕北去找党中央接关系。鲍、刘各自秘密离开家乡，在泗水县卞桥会合后，步行到兖州找到郝友三。因路费无着，他们考取了国民党设在兖州的炮兵学校兵部，准备攒足路费，然后再逃出投奔延安。鲍天仇先行离开炮兵学校，到西安后，因去延安的路被封锁，无奈返回仲村。刘结挺和郝友三直到1938年4月底才离开炮兵学校兵部，辗转多日到了西安市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由办事处介绍，到中共中央青委以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名义举办的安吴堡青训班学习。由于环境的艰苦和限制，难于和仲村支部联系，他们被当地党组织批准重新入党。因此，仲村支部未能和上级党组织接上关系。
1938年1月上旬，北平大学法学院学生张若林（今平邑县资邱村人） 随南下学生团自北平经海路返回山东，在济南千佛山下参加了省委组织的活动分子会议。会后，省委宣传部长孙陶林在泰安召见张若林，派他回原籍活动，指示他回原籍收拢因苍山暴动和费城起义而失散的中共地方组织，将分散的党员收拢起来，待省委来到后重新建立组织。另外，要向党员宣传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克服费城起义时所形成的斗争矛头主要对准国民党政府的观念，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抗日。同时要先组织一支小型的武装在当地站住脚，以较好的局面接应省委到这一带开辟工作。
中旬，张若林由泰安经曲阜、邹县、平邑到达资邱。先后与李伯瑾、张云鳌、李平等接上关系，与他们一起在资邱村成立了一支十几人的自卫武装，并着手进行省委交待的其他各项工作。几天后，孙陶林从泰安来到资邱村，找到张若林检查工作开展情况，告诉张若林提前做好省委来到后的安置准备工作，并察看当地的地形。尔后，张若林、李伯瑾、李平、王力生、王敬明等各自分头活动，积极开展工作，迎接省委的到来。
一、中共山东省委进驻蒙山
1938年1月1日，中共山东省委（以下简称省委）在徂徕山组织起义后，于2月转移至新泰县刘杜，并在此召开了省委会议。会上，省委分析了山东抗日形势，研究确定了山东党政军的发展方针、政策及对敌斗争策略。会议认为：目前日军正以占领城市和交通要道为主，还来不及全面占领和巩固其后方。而在国民党政府纷纷溃逃之际，除鲁中区外，其他各主要地区先后发动了武装起义，抗日武装处于蜂拥而起的局面。党的组织也在恢复和发展中。为有力地开展抗日游击战争，不失时机地宣传、组织群众抗日，积极恢复、健全、发展党的地方组织，扩大共产党、八路军的政治影响和武装力量，以及发动全民抗战的需要，必须创建沂蒙山抗日根据地。因此，省委决定把八路军山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第四支队分成两部分行动，以一、三、四中队为一大队，由洪涛、林浩率领去莱芜一带活动，并向淄博一带矿区及胶济路以北长山地区发展；以二、五中队为二大队，由黎玉、赵杰、景晓村、程照轩、赵笃生等带领（赵杰兼任二大队队长，程照轩兼任二大队政委），向蒙山一带及沂水地区活动，察看山区地形，发展部队，开展地方工作，创建蒙山抗日根据地。这次会议还确定由省委书记黎玉去延安向党中央汇报工作，请求中央向山东调派干部及调配电台，以适应创建根据地的需要。
会后，省委及四支队分两路出发。南路二大队从刘杜启程，经新泰、蒙阴，于3月3日进入蒙山前平邑以北的万寿宫、柘沟村。起初，当地老百姓对这支300余人队伍的突然到来，十分惶恐，当即有20多人外出躲避，未及躲避的在家里也坐卧不安。省委及四支队干部战士住在老百姓家，首先帮助群众扫院子，打水，垫猪圈，干农活；待人和气，喊大娘，叫大爷，非常亲热。接着省委派出工作小组，挨家挨户访贫问苦，安抚民众。饱受兵害之苦的百姓，从未见过视百姓为亲人的军队。过了两天，准备外出躲避的群众不躲了，已外出躲避的陆续回了村。随后，省委派出四支队部分人员组成文艺宣传队，在孙陶林带领下，分赴武安、杨谢及柘沟一带演出了《放下你的鞭子》、《卢沟桥》、《打鬼子去》等10多个抗日救亡剧目。每次演出之前，宣传队负责人孙陶林都发表抗日演说，深入浅出地宣传共产党的抗战方针，号召各阶层积极行动起来，团结一心，共同抗日。宣传队每到一地，激昂的演讲，精彩的演出，深深地打动了群众的心。人们备受鼓舞，奔走相告：“八路军来了”、“共产党来了”！与此同时，省委及四支队领导还作了万寿宫寺院院主郭道长的统战工作，使他由开始对四支队到来的冷漠、兜圈子，到后来自愿献出3支枪、拿出1000余斤粮食、四五十双鞋来支援部队。郭道长一再表示，拥护八路军的抗战路线。
在张若林等人的联系下，1932年加入中共组织的李伯瑾、张传义、高锡贵和1936年加入中共组织的王敬明、王力生、廉林、赵光、杨诚等人，先后奔赴柘沟找到省委接关系。省委书记黎玉、秘书长景晓村、宣传部长孙陶林听取了他们的汇报。省委经过审查了解，恢复了他们的党籍。3月中旬，省委在柘沟召开党员活动分子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张若林、李伯瑾、王敬明、赵光、高锡贵、崔晓东等人。景晓村主持会议并宣布了省委三项决议：一、成立中共费县工作委员会，暂时不设分区委，由县工委直接领导基层支部和小组；二、张若林任工委书记，李伯瑾任组织委员，王敬明任宣传委员，王力生任军事委员；三、县工委直属省委领导。然后，省委书记黎玉作重要讲话，他说，目前日军只能控制交通线，尚未顾及全面占领和巩固其后方，这对共产党领导开展抗日游击战争是极为有利的时机。所以，当前我们的任务：一是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广泛发动民众抗日救国，建立各区乡的抗日武装，用游击战争对付日军，建立以蒙山为依托的西起白马关东至紫荆关的根据地；二是发展新党员，要敞开大门，反对关门主义；三是了解全县各阶层人士的政治动向和活动情况，大力开展统一战线工作，积极争取一切力量，进行抗日斗争。会后，县工委就地召开了工委第一次会议，并就贯彻省委有关指示进行了研究。同时决定由李伯瑾、王力生分别负责对1932年和1936年两个时期的党员进行审查；在审查的基础上，恢复党员关系，整顿党的组织；大力发展党员，做好创建由白马关到紫荆关蒙山前抗日根据地的准备工作；并确定派杨诚、杨文蔚担任省委与南部地区党组织联络的政治交通员，在城南头和地方街设立交通站，以保证省委办事处与鲁南组织的联系。
此间，李伯瑾和其他党员，还发动当地青年学生到驻柘沟的四支队二大队参观学习访问，受到黎玉等领导人的接见和部队的热烈欢迎，观看了抗日宣传队的演出。这些青年学生受到了一次生动的抗日救亡教育，对共产党和八路军有了初步的认识。&&&&&&&&&&&&&&&&
时任省委统战科长的赵笃生，是续靖宇及其3个弟弟和1个侄子在济南育英中学的老师。续靖宇邀请赵笃生到东围沟家中做客。赵笃生请示省委同意后，第二天同黎玉、孙陶林、靳怀刚、杨纯等人一起到续家走访，受到续靖宇的父亲续思文（民主人士）、兄长续志先（时任国民党四区区长）的热情接待和宴请。随后，由续志先陪同赵笃生到费县城国民党县政府联系交涉部队给养问题，得到圆满解决。黎玉、赵笃生在续家住了两天，同续家父子详谈了当时的抗战形势和党的抗日政策等。应续家之邀，四支队宣传队到东围沟村演出抗日文艺节目，孙陶林、杨纯等人亲自参加演出，受到群众的热烈欢迎，鼓舞了村民的抗战热情。
省委在蒙山期间，派刘海岩到泗水县柘沟村，与曹宇光、张林夫联系后，将柘沟一带10多人的抗日武装，于3月3日带到蒙山前万寿宫，编入二大队五中队第三排，曹宇光任第三排政治员。另有原国民党泰安六区区长程子源（到蒙山后更名程鹏）带区中队100余人、枪70余支到万寿宫参加了二大队。区中队被改编为二大队第八中队，程鹏任二大队副大队长兼第八中队队长。
在蒙山期间，黎玉作好了去延安的准备，在离开蒙山之前，主持召开二大队排以上军政干部会议。他说，四支队拉起的时间不长，尚须提高对日军作战的能力，因此，在蒙山工作告一段落后，应与北路会合。今后的活动地区以徂徕山、莲花山区为主，向沂蒙山区发展。并指出：省委要积极协助地方恢复建立党组织，作好发展党员和扩大地方武装工作。强调加强军队干部与地方干部、老干部与新干部之间的团结。3月27日，省委书记黎玉从柘沟村起程赴延安汇报工作，省委机关及四支队不久也离开柘沟。县工委派共产党员高锡贵（今平邑县石崮庄人）以卖草药为掩护，护送黎玉前往延安。到延安后，黎玉带高锡贵去见毛泽东主席。毛泽东详细询问了蒙山一带的地理环境、政治经济等社会状况后指出，你们地方党组织要发动组织民众，创建蒙山敌后抗日根据地，并风趣地说“大水才能养大鱼”。5月，中共中央派郭洪涛等30余名干部由高锡贵为向导从延安来山东。高锡贵从延安归来后，向县工委汇报了毛泽东接见时的指示。县工委广大共产党员受到极大的鼓舞和鞭策，决心为创建抗日根据地勤奋工作。
5月，根据形势需要，山东省委扩大为苏鲁豫皖边区省委，郭洪涛任书记。5月21日，省委制定了《发展和坚持山东游击战争的战略计划》，确立在山东各地创建抗日根据地。为培养大批干部，满足创建抗日根据地的需要，边区省委决定创建山东抗日军政干部学校。此时，中共仲村支部负责人鲍天仇、唐军听说边区省委在新泰、蒙阴一带活动，欣喜万分，当即带领近20名党员到蒙阴找到边区省委接关系。省委书记郭洪涛及程照轩、孙陶林、史秀云等听取汇报后，因对发展他们的上级组织不了解，批准仲村党支部的党员重新登记，同时批准鲍、唐等20名党员参加省委干校学习。至此，蒙山前1932年和1936年两个时期，分别由中共临沂第三乡村师范组织和中共费县师范讲习所组织建立发展的当地党组织，均与省委接上了关系，结束了各自独立活动的局面，开始有领导、有步骤地创建抗日根据地的活动。直接受省委领导的中共费县工委，派出了60名党员（包括仲村支部的20名党员）参加了山东抗日军政干部学校的政治、民运班学习。这些参加学习的党员，结业后回县参加了各级党政的领导工作，成为创建根据地的中坚力量，为蒙山、天宝山抗日根据地的创建发挥了重要作用。
5月下旬，鲁南人民抗日义勇队第一总队，遭到国民党游击第七纵队申从周（申宪武）部的围攻，处境严峻。省委决定派四支队开进鲁南，支援鲁南人民抗日反顽斗争。省委机关大部与四支队二、三团为南路，由郭洪涛和四支队副司令兼第二团团长赵杰、四支队参谋长王彬率领，南下支援鲁南人民抗日义勇队第一总队，并沿途宣传党的抗日主张，扩大共产党八路军的政治影响；以省委机关另一部及四支队第一团为北路，由四支队政委林浩率领，开进沂蒙山区开辟根据地，选择好省委的落脚点，并确定了南北两路部队的行动时间及有关注意事项。
两路部队于6月15日分别出发。南下部队途经新泰、蒙阴等地，于6月下旬跨过蒙山白马关，到达蒙山前仲村镇。该镇居民近千户，政权为封建土顽、国民党乡长管友恩所把持，紧闭寨门，不准省委进驻。省委和四支队在村外宿营。
此间，省委决定由四支队副司令赵杰率第二团袭击泗水城，省委及第三团仍在仲村一带进行抗日活动。6月23日，第二团在赵杰指挥下袭击了泗水县城（城内驻有日军1000余人），城内日军十分恐慌。省委组织部长程照轩在仲村找到当地开明人士唐绍典、张乐贤、张宗九，请他们协助做管友恩的工作。唐绍典等向管氏兄弟说明：八路军进村是为了宣传抗日，绝不会有害于他们。同时，中共党员鲍天仇、李伯瑾等也通过关系做管的工作。最后，管友恩才同意省委进驻仲村。
7月1日，省委在仲村协助县工委召开了工委扩大会议，李伯瑾、高锡贵、时克、崔晓东、鲍天仇、刘次恭等参加，省委负责人郭洪涛、景晓村、史秀云等出席。省委检查了县工委的工作，听取了李伯瑾等人的履历介绍。在第二天的会议上，省委青年部长景晓村代表省委宣布：根据费县党组织恢复和整顿工作业已基本结束的情况及抗日斗争的需要，决定撤销县工委，成立中共费县委员会和部分分区委。李伯瑾任县委书记，时克任组织部长，崔晓东任民运部长；商向前任中共一分区区委书记；高锡贵、朱琳分任中共五分区区委书记和副书记；鲍天仇任中共六分区区委书记。二、三、四分区区委书记，待省委干训班学员结业后选拔任命。会上，省委指示：一要大力发展新党员，近期全县要发展新党员100名；二要积极组织力量，为成立抗日武装打下基础。
7月7日，省委在仲村召开了抗日周年纪念大会。到会的有省委及四支队干部、战士和当地群众2000余人。省委书记郭洪涛等负责人在临时筑起的大会讲台上，手持用铁皮卷成的喊话筒，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抗日演讲。郭洪涛说，日寇侵占我中华，所到之处，学校停办，工厂、商店闭门，农村混乱。我们的同胞，流离失所，书不能读，工不能做，地不能种，遭受着侵略者的屠杀、奸淫、抢掠和蹂躏。在今天日军企图灭亡中国的紧急关头，站在国家和民族的立场上需要抗日，站在保全个人生命财产的立场上也需要抗日。不抗日就无法生存，就要做亡国奴。一切不愿受奴役的同胞，一切有骨气的中国人，都要在抗日的大原则下，建立起巩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有人的出人，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有枪的出枪，把日本帝国主义驱逐出中华，保卫国家，保卫家乡，保卫父母兄弟姐妹的生命财产安全。会后，四支队宣传队演出了抗日剧目。
省委驻扎仲村时，根据地方党组织提供的名单，还召开了士绅名流座谈会。被邀参加座谈会的有北仲村的刘一元、峡玕的张乐贤、仲村的唐绍典、管友恩、昌乐庄的唐鸿霖等。会上省委向他们宣传了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和《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提出了“抗日高于一切，一切服从抗日”和“有人的出人，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有枪的出枪”的口号，并向参加会议的士绅名流开明人士提出统一抗日的希望和要求。
7月8日，省委率四支队、干校学员离开仲村，南下滕县。在滕县先后攻下冯卯、高庄、万庄、西集镇等围寨，给申宪武部以严厉打击后，回师北上。途中在八里沟打败顽固派的伏击后，省委决定，随军的省委干校第一期学员结业，学员分配到各地开展抗日工作。
8月下旬，省委及四支队到达蒙山前平邑东部的地方街。这里的反动势力也曾威胁老百姓，要他们关门闭户，不准给八路军提供住房和给养。由于中共党员刘次恭、赵光等人在该村的宣传作用，老百姓把八路军视为穷人的队伍，于是家家户户腾房子，搭地铺，把省委及四支队和干校学员1000余人迎到家里，安排得非常妥当。省委在这里驻了10多天，召开了多次军民联欢大会。四支队宣传队为老百姓表演了精彩节目，呈现出一派军民欢乐的动人场面。
省委对刘次恭的工作很满意，建议刘次恭参加县委工作。县委研究后报省委批准，刘次恭任县委民运部长。省委书记郭洪涛等人还到费县城作了国民党临沂地区专员张里元的统战工作。张里元表示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拥护支持抗日。9月初，省委离开地方街到达沂水岸堤。
省委在蒙山一带的系列活动，纪律严明，仁爱百姓，宣传抗日，恢复、整顿、统一了全县中共组织，建立了县、区中共领导机构，为蒙山抗日根据地的创建起了开拓性的作用。
二、发展壮大地方党组织
在省委的直接领导下，中共费县工委和费县县委先后根据省委进驻蒙山的指示，开展了各项工作。
1938年3月中旬，费县工委召开第一次会议。会议就发动民众抗日，恢复整顿党的组织，筹建抗日武装等进行了研究。并就审查恢复党员关系作了具体规定：一是与上级党失去联系后继续为党工作的，要恢复；二是对发挥作用不大，但没有对党不满，看其愿不愿意干，视具体情况决定；三是有叛变行为者不恢复，并在党内宣布开除其党籍。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查研究，除10余人未恢复组织关系外，其他党员均恢复了党的组织关系。
在县工委恢复整顿党组织的基础上，全力开展发展新党员的工作。县委成立后：以地方街为发展中心，到周边各地开展工作。地方街中共党员赵光、王依群、王力生在西固、东固、大平安庄、埠西桥等村吸收抗日积极分子加入党组织，并在这些村庄建立了党支部。4月，根据刘次恭、王力生、王真、赵光、王依群等在地方街周围各村的工作情况，县工委委员王力生在地方街南左家林，召集赵光等各基层组织负责人开会，成立了中共地方中心支部委员会。赵光任中心党支部书记，时克、王依群任委员。中心党支部下辖地方、东固、大平安庄、瑶草和费县城等党支部，刘次恭、马文忠、孙明富、张起胜、王真分别担任这些村庄的党支部书记。在中心党支部的领导下，地方街周围地区党组织发展最为迅速，工作开展最为活跃，成为县工委活动的中心。
7月，县委和一、五、六分区委建立后，为加强党的基层建设，县委成员分工各负责一个区的工作：李伯瑾负责四区；刘次恭、时克负责地方街一带，崔晓东负责五区；郭华负责二区；商向前负责城区新安乡一带。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区乡统战工作取得很大进展，这些区乡武装基本走向统战的道路。发展新党员的工作，也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商向前在新安乡发展陈涛、王建华、王同德等人入党；崔晓东在五区南阳乡做了社会名流赵仲三和马健的工作，并发展了马健等9人入党；李伯瑾、郭华分别在四区和临费边地区发展党员。
中共仲村支部以交“朋友”的方式，开展党员发展对象的培养工作。在和省委接上关系后，不久即发展了20多名新党员。成为发展党员最多的党支部。
1938年9月，中共费县县委书记李伯瑾因身体等原因向省委提出改任组织部长或统战部长的请求。11月，省委批准了李伯瑾的请求，调整了的县委领导班子：县委书记刘次恭，统战部长李伯瑾，组织部长鲍天仇，军事部长商向前，宣传部长李鲁生，青年部长赵光。
1939年3月，张杨任中共五分区委书记，五分区委先后在西西皋、黄家庄建立党支部，在同太庄、丰山口、北申庄、石崮庄建立了党小组，在黑峪、西峪村均有发展的党员。
同年秋，县委在五区丰山前召开党员干部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县委领导刘次恭、李伯谨、时克及工作人员葛策、张杰，邹、滕、泗工作团的乔团长以下8人，中共五分区委成员，抗日游击三大队的连、排、班干部等。县委书记刘次恭主持会议，并作《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创建费县抗日根据地》的报告。报告分析了创建根据地的有利和不利条件，提出了三条意见：一是全力发展抗日武装力量；二是搞好政权建设；三是宣布五区抗日游击第三大队隶属八路军第一一五师东进支队。会上发表了抗日游击第三大队的《告费县同胞书》。《告费县同胞书》揭露了日军侵略费县以来的暴行，号召全县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高举抗日救国大旗，团结一心，组织起抗日武装，与日军血战到底。把日军赶出费县，赶出山东，赶出中国。会后，各区根据会议精神，大力开展了抗日根据地的创建工作。五区成为党的发展和武装建设最活跃的地区之一。
至此，蒙阳大地，西有仲村镇、东有地方街、南有五区西西皋一带，成为党的发展、武装建设、群众发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等各项工作成绩显著、进展迅速、并能带动周围地区发展的三个中心。
县委和一、五、六区分区委自1938年7月建立后，随即又建立了二、四区分区委。至1939年底，县委主要活动在西蒙山前的仲村、柘沟、地方一带。党组织的不断发展壮大，进一步唤起了民众的抗日激情，拉队伍，搞统战，为蒙山抗日根据地的创建奠定了组织基础。
第三节& 开展统一战线工作& 组建抗日武装
抗日战争爆发后，在全国人民要求团结抗日的强大压力下，蒋介石接受共产党合作抗战的建议，于9月23日宣告正式成立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此前的7月15日，中共中央发出的《中共关于组织抗日统一战线扩大救亡运动给各地党部的指示》中，要求各地党组织立即派出适当人员，同当地党、政、军、警、学与其他各界接洽，组织抗日统一战线，扩大抗日救亡运动；共产党员应实际上成为各地救亡运动与救亡组织之发起人、宣传者和组织者。中共中央的明确指示和全国统一战线的建立，为中共费县组织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指明了方向，为抗日救亡运动创造了条件。
七七事变后，中共仲村支部和费县党支部尽管没有和上级党组织接上关系，但对成立抗日武装却形成共识。仲村党员根据党支部决议，鲍天仇等在仲村一带开始做组建抗日武装的准备工作。费县党支部的李伯瑾等党员也根据支部“掌握好枪支弹药，准备建立武装组织”的意见，积极开展活动。有的党员还参加了中央道，利用封建帮会组织开展抗日宣传教育活动。后来能基本掌握西崮、东崮、宋合、西武安等地的道会门组织。
1938年6月，中共山东省委统战科长赵笃生来费县检查工作，李伯瑾向赵笃生汇报县工委的工作情况，在谈到成立武装问题时，赵笃生就如何成立武装作了全面具体的分析：费县的特点是山多地势险要，在长期与土匪的斗争中，民间枪枝等武器较多，群众强悍并有作战经验。这是成立武装和坚持游击战争的有利条件；不利条件是，团总和地主武装多，像孙鹤龄等大地主能调动数千枝枪。他们掌握政权，能允许人民群众组建抗日武装组织吗？这是一个十分现实的问题；再就是抗日武装的经费，即使组织一支武装，没有合法的名义，给养无法解决，还会遭到“山大王”的威胁。赵笃生在分析了这些问题后明确指出：在现有的条件下，只有利用统一战线成立武装，首先有选择的在国民党区乡长中做统战工作，推动他们成立武装，我们参加到里面，慢慢地渗透、引导，进而掌握这支武装，使其逐步变成人民的武装。赵笃生的分析准确、透彻，使工委成员茅塞顿开。工委研究后，进行了分工。商向前在城区新安乡做国民党乡长陈子齐的统战工作，通过对陈的工作争取新安乡的武装；崔晓东在南阳乡做名流人士赵仲三和马健的工作；李伯瑾在四区做区长续志先的统战工作，争取四区武装力量；刘次恭做地方李鹤轩（李元松）的统战工作；五区的朱琳、高锡贵做米栻民的统战工作，争取五区联庄会武装。下半年，在统战工作全面展开并取得一定成效的基础上，县委研究决定，遵照6月份省委赵笃生科长的指示，用旧区名义成立武装。队长由区、乡长担任。共产党员参加到这些武装里面，有的担任指导员或小队长，有的当普通战士。共产党员的参加与介入，不仅使这些武装在人员构成上保持了一定的先进性，而且在共产党员的影响下，其他人员也逐步提高了团结抗日的自觉性。从而，中共组织基本上掌握了这些武装，使其走向抗日的道路。
一、共产党员参加民众抗日动员委员会
1938年8月下旬，省委率四支队在滕县反击申从周部后返回到平邑东部的地方街，省委书记郭洪涛和程照轩、赵笃生、史秀云等30余人在地方人员的接洽下来到费县，对国民党专员张里元等人进行了统战工作。在此之前，中共苏鲁豫皖边区特委书记郭子化，以国民党第五战区民众抗日总动员委员会的名义和共产党员的身份，驱车到临沂做过张里元的统战工作，通过几天的交谈，取得较好的效果。张里元表示愿意接受统战政策，并在临沂所辖各县成立民众抗日总动员委员会。根据这种情况，郭洪涛又通过国民党石友三的六十九军政治部主任张友渔（中共地下党员）的关系，调出该军的中共地下党员张可威、李青扬以石部抗日督导团的名义，到费县检查工作。张可威、李青扬的话对国民党费县政府来说就是命令。为了利用动委会当时这一合法的组织，在动委会内增加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张、李改造了以国民党县长刘子元为首的费县抗日民众动员委员会，成立了以张可威任主任、李青扬任副主任的新的费县抗日民众动员委员会。
张可威、李青扬是以国民党军队代表的身份到费县的，他们担任动委会的正副主任，并宣布县区动委会与相应的县区政府权力相等。所以县区动委会的人员组成、任命和各项工作的开展，国民党县区乡长不敢反对。动委会的工作主要是进行抗日宣传和为组建抗日武装进行的军事训练，于国民党区乡政府并无损害。动委会既然是国民党组建的组织，其需要的粮食和钱款，国民党区乡长只得筹办。
费县县区动委会的任务是：动员民众抗日，组织民众抗日团体，进而组建民众抗日武装。动委会实际上成为动员各界民众抗日的领导机构，特别是在共产党不能掌控的地区作用尤为明显。因张可威、李青扬是国民党军队的代表，动委会有了合法性和权威性，各地的土豪劣绅只有服从而不敢造次。
张可威、李青扬负责县动委会的工作，并依据中共费县县委的提名，任命了中共党员刘次恭、尚明、陈子未、张若林、朱琳、鲍天仇分别为一、二、三、四、五、六区动委会指导员；孙冠璧、诸葛子范和唐绍典为四、五、六区动委会主任。他们具体负责动委会的实际工作。共产党员和抗日积极分子全部参加了各区的动委会。县委利用动委会这一合法名义，使抗日活动的开展有了合法地位和便利条件，推动了抗日工作的蓬勃发展。动委会实际上成为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半政权性质的抗日群众团体。
二、组建抗日武装
早在1936年10月，费县师范讲习所就建立了中共的外围组织——费县学生救国联合会。1937年7月，费县师范讲习所内建立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费县分队。民先费县分队设干事会，由赵光、李瑞祥、盛清澜、胡震、赵志锐等人组成。民先费县分队建立后，进行了抗日宣传，演出话剧《蟋蟀》等抗日剧目。同月，教师抗日救国联合会建立，由朱琳、郭华、商向前等人负责。1938年1月，青年抗日先锋队成立（简称青抗先），取代了民先组织，1940年后为青年抗日救国会（简称青救会）代替。这支抗日青年组织一直活跃在蒙阳大地。
1938年夏，地方街和大瑶草乡相继成立了青年救国团。地方街青救团由刘次恭、赵光负责；大瑶草湾青救团由李济远任团长，李曰明、杜锋（张其圣）分别任组织和宣传委员。他们团结家乡的爱国青年，动员他们参加抗日救国的活动，学唱《义勇军进行曲》、《牺牲已到最后关头》、《松花江上》等抗日歌曲。在青救团的影响下，这一带许多村庄形成了传唱抗日歌曲的风气。11月，刘次恭以青救团领导人的身份到瑶草湾青救团，带去了毛泽东《论战争和战略问题》的油印本，并和瑶草湾青救团团员共同学习和讨论，使瑶草湾青救团的团员受到很大启发和教育，抗日热情高涨。瑶草湾青救团由最初的7人很快发展到50多人，并以大瑶草为中心，通过亲戚关系发展到大井头、博平、宋家庄、北小山等周围村庄。
与此同时，在东武安、宋合、元郭、东围沟也先后发起建立了抗敌后援会，后来发展到五区的张里庄、公利庄一带。除青年救国团外，地方街完全小学成立了小学教师联合会。各村还陆续建立了抗日自卫团。自卫团由青年组成，属于各村民兵组织。在1939年，这一组织几乎遍布各村，后来大都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走向抗日的道路。
6月，中共党员朱琳、高锡贵、赵寿亭等研究决定在西西皋一带成立抗日武装，他们开始组织了由16个人组成的一支小队伍。这支小队伍到各村宣传，依靠熟人关系住宿吃饭。为了扩大抗日武装，他们利用社会关系做士绅明流马健、赵仲三的统战工作。由于马健、赵仲三的协助，这支抗日武装很快发展到60余人，临时编成一个连，赵寿亭任连长，第一排长付光殿，第二排长高强，第三排长梁艳海，特务排长赵克伦。马健、赵仲三也参加了这个连队的领导，但没有明确具体职务。
费县县委建立后，县委机构中设立的民运、工、农、青、妇等群团组织，与从前的各群团组织相对应。部分区村也组织了抗日救国会、抗日自卫团等团体。各抗日群团组织，在共产党的领导和影响下，积极宣传中共的团结抗日主张，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展，在全县迅速掀起了群众性的抗日救亡热潮，为各抗日武装的组建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和思想基础。
9月下旬，张若林以动委会的名义，在第四区负责建立小卞桥和武安两处抗日训练班。小卞桥抗日训练班由张若林和续绍先具体负责，东武安抗日训练班由李伯瑾、孙笑生、续奉先、续耀先、林化石负责。两处训练班一面对受训人员进行军事训练和抗日宣传教育，一面把训练班中表现突出的抗日积极分子吸收入党。此次训练班为以后抗日武装的组建打下了基础，受训的200余人，后来大多参加了四区游击大队。
一区动委会成员杨诚（中共党员）在家乡地方区西固村利用动委会的名义成立费县青年救国团，杨诚任团长，陈容昌任副团长，有团员40多人。
西固青救团是在1936年土地合作社的基础上改建的。青救团公开宣传抗日救国保家。为了扩大影响，青救团员们携带土枪土炮、大刀、长矛到小平安庄、朱尹、下坡等邻近村庄游行，口号是：“各党各派联合起来一致抗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反对不抵抗主义”等。另外，还护送过往的共产党员过滋临路，传送情报，割电话线，拔电线杆等一系列活动。1938年12月13日，日军途经西固村时，马德春等打着自制的日本旗到村头迎接，当即被青救团处决。
10月，刘次恭以一区动委会的名义，在团结争取国民党地方区刘茂祯、李宏远、李鹤轩的基础上，以国民党地方区长李宏远的民团为基础，吸收地方街瑶草湾、东固、西固、大平安庄、埠西桥等村党员和青救团参加，组成了一支近100人的武装，建立了费县第一游击大队。大队内中共党员占有较大数量，武器装备较齐全，有一定的战斗力。参加该武装的共产党员及抗日积极分子有刘次恭、李鹤轩、时克、赵光、李鲁生、王依群、刘茂贞、刘庆善、李锦、李光、米玉庆、郑秀珠、郑秀峰等人。12月初，经山东省委批准，这支武装改编为八路军费县第一游击大队，李鹤轩任大队长，刘次恭任政委，刘茂贞任副大队长，赵光任政治教导员，孙秉恕（后叛投土匪刘桂堂）任供给处长，胡萍任参谋长。山东纵队成立后，该大队被命名为八路军山东纵队费县第一游击大队，李鹤轩任大队长，增补山东纵队委派来的干部张镇国任副大队长，胡萍任大队参谋，郑秀峰任秘书。下辖两个中队：杨元为任一中队长、武英奎任政治指导员；巩振海任二中队长，王林秋任政治指导员。不久，崔晓东任政治部主任，鲍天仇任政治部副主任。第一游击大队由大批共产党员参加，是境内组建最早、规模最大、组织最为健全的一支抗日武装。1940年7月，该大队整编为津浦支队第三团第一营，11月升级编入八路军第一一五师第六八六团第一营。
与此同时，县委根据省委的指示，通过做国民党四区区长续志先的统战工作，在贯庄的东山书院，组织180余青壮年携带120余支枪，宣誓成立了费县四区抗日游击大队。续志先任大队长，中共党员和抗日积极分子李伯瑾、王瑞、续耀先、续中一、任一人（任子孚）、孙笑生、续和玉、续奉先、续宗先、林化石、薛宗文、刘玉伦、刘玉明、刘玉廷等人参加。该大队于1939年7月改编为津浦路东支队第三团特务营。1940年春，该大队又被整编为费县第五游击大队，续志先任大队长，李伯瑾任政委。
四区东部的卞桥、兴国一带也成立了武装，组织了一支20人枪的小部队。由于国民党县长刘子元在东庄，张里元部住在上冶以北，为防意外，县委决定该部队划归一区抗日游击大队管辖。1938年9月，上冶乡国民党乡长马鸿祥在刘次恭的帮助下，以上冶乡动委会的名义，组建了人民抗敌自卫团，1939年5月，改编为八路军费县第八游击大队，马鸿祥任大队长，同时，卞桥、资邱的抗日武装划归第八游击大队。1939年6月，八路军第一一五师到蒙山后，将第八游击大队整编为第一一五师东进支队费县游击司令部特务大队，并派第一一五师干部赖兆兴、杜秀峰分别任政委和副大队长，马鸿祥任大队长。1940年2月，该大队升级到第一一五师第七团特务大队。
11月，崔晓东、朱琳、诸葛子范、高锡贵、赵寿亭、马健及阎家佑兄弟二人在汪沟东山开会，决定成立了五区抗日游击大队，不久被编为费县第三游击大队。1939年4月，经省委批准，将该武装改编为八路军费县第三游击大队，马健任大队长，王杰任副大队长，高锡贵任参谋长，朱琳任政治处主任。第一一五师到蒙山后，被整编为八路军第一一五师东进支队费县游击司令部第三大队。7月又整编为津浦路东支队第三团第二营。费南建县后，被整编为费南县独立营，营长由马健担任，王六生任教导员。随即，独立营升级为八路军第一一五师主力部队。
1939年1月，费县抗日第六游击大队成立于历东乡。酝酿成立这支武装是在1938年春。当时历东乡副乡长陈明五和王丝如、张秀轩、纪明甫、康信之等共同商议，准备成立抗日武装。他们分头宣传动员，很快就组织起了一支50人左右的武装。陈明五总负责，王丝如负责军事，纪照甫负责宣传，张秀轩、康信之负责对外联络。队伍拉起后，曾集中在乡公所训练。1939年5月，第一一五师师部驻马家峪、马尾庄一带，李伯瑾约陈明五前往马尾庄。第一一五师参谋处长王秉璋和政治部副主任黄励听取了李伯谨、陈明五的汇报后，决定将该大队改编为八路军第一一五师东进支队费县游击第一大队，仍任命陈明五为大队长，王丝如为副大队长，并派第一一五师干部胡国钧任政委。6月又被整编为八路军第一一五师费县游击司令部第一大队。7月整编为八路军津浦路东支队第三团第三营。1940年初，整编为八路军山纵费县抗日第六游击大队。9月天宝山战斗后，该大队升级为第一一五师第七团第二营。
1月28日，县委在蒙山万寿宫举行部分区乡抗日武装负责人会议。县委书记刘次恭，统战部长李伯瑾和共产党员续润池等出席了会议。会议是以四、六两区抗日团体的名义召开的，主要商议对日伪斗争问题。四区区长续志先，六区的唐绍典、管友恩（后叛变），五区历东乡副乡长陈明五等四五十人参加会议。会议由续志先主持。他简要谈了会议的目的和意义，然后各游击队负责人汇报了各自的活动情况。接着刘次恭分析了目前的形势，讲解了怎样开展游击战争、灵活机动地打击日伪军等办法。随后，李伯瑾着重分析了蒙山地区抗日的有利条件：蒙山东西长达100余公里，南北约50余公里。群山相连，路径崎岖，水源丰厚，森林密布，又有许多村庄，物资条件较为优越。可灵活机动地与敌周旋，日军的坦克、大炮在山里就失去了它的威力。李伯瑾建议：今后抗日力量，不要过于分散，最好联合起来成立几个大队，这对集中打击日伪更为有利。各队负责人先后发言，提出个人的意见。
下午分组座谈讨论，经过协商，自愿结合组合为三个大队：续志先、孙宝珠（孙鲁泉）部和陈明五部合编为一个大队，在柏林、卞桥一带活动；马健部和刘次恭部合编为一个大队，在流峪、唐村一带活动；唐绍鼎部和管友恩部合编为一个大队，在仲村、保太一带活动。这样形成对驻平邑日军三面包围之势，限制了敌占区的外扩。散会后，各队负责人立即返回驻地，贯彻会议精神。这次会议是抗战初期由中共组织宣传发动、促成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对于动员各阶层抗战和对抗战力量的集中统一，起到了重要作用。
为贯彻好这次会议精神，县委决定续志先部和陈明五部两个大队首先进行整合，成立蒙山抗日游击大队，续志先任大队长，陈明五任副大队长，大队部驻柘沟仓房。3月2日，县委在柘沟仓房召开会议，在李伯瑾主持下，协商、讨论了编制问题：大队下设三个中队，一中队长由续志先兼任，驻柘沟保卫大队部；二中队系地主武装，由地主头目孙宝赢担任队长，驻郭家庄、陈家庄；三中队长由陈明五兼任，驻朝天宫、万寿宫。大队设政治处，由李伯瑾、续润池负责，还设有供给处、通讯班和侦察班。政治处负责宣传教育，宣传共产党的抗日政策和八路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提供一些宣传材料，如新编的一些抗日歌曲和八路军的一些抗日故事等。李伯瑾结合战士的思想，常以讲故事的方式进行思想教育。县委通过统战工作，基本控制了这部分武装力量。1939年5月，刘桂堂返回蒙山，孙宝赢部闻此消息，纷纷回家，二中队基本溃散。这支武装人员成份复杂、动机不一的问题暴露出来。在这种情况下，续志先仍率一中队到北蒙山一带活动，陈明五带三中队又回到岳家庙、杨家庄一带活动。李伯瑾继续和续志先、陈明五联络，使这两部后来接受了八路军的改编。
4月，费县抗日第四游击大队在峡玕成立。这支武装于1937年10月就开始酝酿，仲村党支部书记鲍天仇等人，通过作开明人士唐绍典的统战工作，促成了这支队伍的成立。仲村一带的共产党员、抗日积极分子鲍天仇、唐军、唐绍典、唐绍鼎、张振、王保胜、刘砥石、刘国华、张振华、葛策、唐嘉庚（唐伟）、刘兴涛（刘丕寿）、刘刚、殷俊、刘庆春、王光善、刘均元、吴鸿杰、王建一、张家太、程修柱、刘丕洪、刘丕运等人首先参加了这支队伍。刚开始有七八十人枪，后来发展到180余人，130多支枪。大队长唐绍鼎，政委鲍天仇，副大队长王保胜。夏季，因鲍天仇到省委干校学习，政委先后由魏伯武（山东分局所派干事）、刘国华担任。大队下辖三个中队，一中队长张家太，政治指导员张振；二中队长王庭芳，政治指导员鲍汇东（后叛变）；三中队长王保胜（兼），政治指导员先后为张振、刘国华。6月，第一一五师来蒙山后，将四大队改编为第一一五师东进支队费县游击司令部第四大队，唐绍鼎任大队长，鲍天仇任政委。7月，四大队整编为八路军津浦路东支队第三团第三营。11月，整编为八路军山东纵队费县第四游击大队。年底，又升级到第一一五师七团一营四连。这是蒙山前地方武装升级主力部队最早的一个大队。
5月27日，八路军第一一五师东进支队进驻马家峪、马尾庄、峡玕、太平集子一带。此时，蒙山前中共组建的武装与统战性质的武装番号不统一，并与联庄会、道会门及地主武装同时存在。为创建蒙山前抗日根据地的需要，东进支队与中共费县县委研究决定，把沿蒙山一带的主要地方武装收编起来，成立了八路军第一一五师东进支队费县游击司令部，统一领导、指挥这一带的地方武装。东进支队委派彭雄为司令员。该司令部下设6个游击大队：陈明五部编为第一大队，陈明五任第一大队长；管友恩部为第二大队，管友恩任第二大队长；马健部为第三大队，马健任第三大队长；唐绍鼎部为第四大队，唐绍鼎任第四大队长；吴开文部为第五大队，吴开文任第五大队长（后该大队溃散）；马鸿祥部为特务大队，马鸿祥任特务大队长。
7月，根据尼山特委的指示，县委决定将一、三游击大队及四区大队和续志先部组建为八路军津浦路东支队第三团，续志先任团长，尼山特委组织部长冯起任政治委员，李伯瑾任参谋长，张若林任政治部主任，王瑞任供给处主任。津浦路东支队三团下辖四个营：一营营长张镇国，政治教导员朱洪；二营营长马健，政治教导员朱琳；三营营长唐绍鼎，政治教导员鲍天仇；特务营营长续志先（兼），政治教导员任一人。
此时，八路军一一五师东进支队费县游击司令部所辖的第三大队、第四大队分别划归尼山特委组建的津浦支队第二营、第三营。费县游击司令部所辖的另四个大队同时存在。
11月7日，刘桂堂一手制造了柘沟事件，给津浦路东支队第三团造成重大损失，三团的番号也随即取销。1940年春，蒙阳大地有8个大队被山东纵队改编，在原县内番号前冠以“山东纵队”4个字，即八路军山东纵队费县第一抗日游击大队（今平邑县地方一带），大队长李鹤轩；八路军山东纵队费县第二抗日游击大队（今费县），大队长徐广仁；八路军山东纵队费县第三抗日游击大队（今平邑县流峪一带），大队长马健；八路军山东纵队费县第四游击大队（今平邑县仲村一带），大队长唐绍鼎；八路军山东纵队费县第五抗日游击大队（今平邑县柏林一带），大队长续志先；八路军山东纵队费县第六抗日游击大队（今平邑县白马庄一带），大队长陈明五；八路军山东纵队费县第七抗日游击大队（今费县），大队长邵子厚（后叛变）；八路军山东纵队费县第八抗日游击大队（今费县上冶），大队长马鸿祥。至此，一一五师、尼山特委和费县县委组建和整编地方武装的任务取得实效。除此之外，一一五师、尼山特委和费县县委对米栻民部的平邑联庄会（又称抗协自卫军或回民大队，后参加费南县大队），岐古庄姜宗帮的护山大队，昌乐庄唐鸿霖（后叛变）大队，张里庄王西桂（后叛变）大队，油篓村李灿盈部等民间武装组织给予帮助和指导，境内主力部队、地方武装和民间武装互相配合、共同抗日的局面形成。
三、地方战斗与情报网的建立
1938年12月10日，适逢地方街大集，刚刚建立起来的八路军费县人民抗日游击第一大队，由副大队长兼地方区区长刘茂祯带领6名战士，准备在集上筹集粮款，以保证部队的供给。中共费县一分区区委的时克、王依群、赵光等12人也准备在集市上向群众开展宣传动员，争取群众在人力物力等各个方面的支持，以利扩充队伍。此时，驻费县城日军由东而来，横冲直撞，直奔地方街。
赵光、王依群、时克带领着12名游击队员急忙埋伏在张家林前“大坟子”东侧月牙形的壕沟里。当日军行进至距埋伏地点约200米时，12名游击队员排枪齐发，日军应声倒下十几个。日军随即占领西北方向的杨家林，在接连发射了几阵猛烈的炮弹之后，一小股日军试探着向前行进。游击队员在壕沟里，再次对日军排枪齐发,日军又缩回去，这样对峙了大约一个小时。
杨家林东南角的坟头上，日军机枪直接威胁着埋伏的游击队员。共产党员米玉庆抑制不住满腔怒火，腾地从壕沟里冲上去，端着枪，躬着身子，盯着日军飞步冲去，刚冲出四五十米远，在日军密集的枪声中，米玉庆壮烈牺牲。双方激烈交火一阵后，日军停止了射击。经过几番交火，双方火力悬殊已十分明显，再坚持下去，对游击队十分不利。于是埋伏的游击队员立即从壕沟分散撤退，经张家林、回族林，沿着朱家岭的青石窝到徐家林南，越过新公路，撤到康太庄北岭上的山神庙集合。日军向撤退的游击队发起凶猛的炮火轰击和机枪扫射，把整个东岭、坟地、青石窝扫了几遍，但没有继续追赶，带着他们的死伤人员到了地方街。
日军惨遭伤亡，又没搞清真相，抓着住在区公所附近的彭维森，让他当向导捉八路。彭维森以“自幼胆小怕打仗”为由拒绝服从。日军问他“八路的有多少人？”他为掩护游击队员撤退，故意夸大说：“山里八路多，具体人数我不清楚。”日军对他拳打脚踢刺刀戳，逼他说实话，他忍着全身的伤痛，始终没有改口。日军遂绕道岔河、王家庄家前、十五里亭这条旧官道，摸黑返回费县城。
地方战斗在《大众日报》试刊号上登载，称“这是费县党领导的第一支抗日武装抗击日寇的第一次战斗。”游击队实施了游击战术，以小股力量伏击了大于自己数倍的日军。游击队虽然牺牲1人，负伤5人，但日军的伤亡更多。这次战斗，游击队员和广大人民大为振奋，树立了抗战胜利的信心；同时，也给亡国论者以有力的回击，在人民群众中产生了极大的震动。四乡的群众纷纷到游击大队慰问，促进了蒙山前其他抗日武装的组建和群团组织的建立，加快了蒙山前抗日根据地的创建步伐。
地方战斗后，县委将战斗情况及时向中共山东分局写出报告，分局指示：“要建立情报网，敌据点里要安插情报员，只有及时得到敌人行动的情报，才能掌握战斗的主动权”。根据分局的指示，县委利用各种社会关系建立情报网，安插情报员，开展情报工作。有的情报员是通过做伪军亲属的工作，在伪军内部发展的；有的是在据点附近的群众中，有选择地发展；还有的是把游击队的同志打入伪军队伍，利用伪军身份进行情报的收集。随着情报员的不断增加，根据地城乡均设立了情报站。中共山东分局关于建立情报网的指示得到落实，使蒙山一带的抗日武装有了“千里眼”、“顺风耳”。
情报网建立后，情报员一般都能及时将日伪活动计划通知抗日武装，使抗日武装活动有了主动权。
日军占领平邑后，网络了一些当地的民族败类、地痞流氓、投机分子建立了专为日军统治服务的维持会；在个别地方逐步建起了区、乡、村伪政权；在个别区还建立了新民学会、警察所、保安大队、青年会等伪组织。他们一方面宣传日本所谓的“东亚共荣”政策，蛊惑人心，麻痹人民，索财、索物、索人；一方面极力破坏、打击抗日力量，残酷镇压人民群众的反抗活动。各种伪组织几乎天天出动，抓民夫、抢财产、修砦墙、挖壕沟、建炮楼，弄得鸡犬不宁，老百姓惊慌不安。1939年春节刚过，日军为了稳定局势，在进行武力征服的同时，利用新民学会，开展政治宣传攻势，鼓吹“反皇军的力量已被剿除殆尽”的“新成绩”，要老百姓在“皇军的保护下安居乐业”、“当顺民”。为了标榜天下“太平”，日军让已经当了汉奸的平邑戏班头目带戏班到各村演出。3月下旬，蒙山抗日大队侦察员毛凤廷报告，日伪在流庄设集立会，为了粉饰“太平”，汉奸让戏班唱戏3天，汉奸头目和维持会人员等到场看戏。根据上述情报，蒙山大队召开了分队长以上的干部会议，决定攻打流庄会，狠刹汉奸队和维持会的气焰。23日，流庄骡马大会的第二天，经化装后的30名战士混入集市，突然向坐在戏台前几排的汉奸队和维持会人员、伪保公所人员扔了一颗手榴弹，一声巨响，炸死1人，顿时，戏场内硝烟弥漫，枪声夹杂着鞭炮声、捉汉奸的喊叫声。吓得伪人员、伪家属心惊胆颤，四散奔逃；戏台两旁写着“世间事无非是戏、劝世人何必认真”的柱子被群众推倒，流庄村内村外一片混乱。
恼怒的日军，遂调集兵力向蒙山根据地进攻。蒙山大队依靠蒙山有利地形与日伪进行周旋，先后在杨谢、柘沟、万寿宫、白云岩等地伏击日军，打退了日伪的围剿和进犯。
3月，山东分局派山东纵队第五支队六十一团，帮助费县地方武装开展工作。上旬，六十一团和地方武装得到日军要在东利沟过河的情报，费县第一游击大队配合山东纵队第五支队六十一团在河东岸设伏，创伤日军后撤出战斗。26日，得知驻费县城的日军到铜石镇抓民夫修路的情报后，于27日设伏，毙日军20多人、获战马2匹、其他物质一宗。
4月7日，当得知费城日军向西沿途侦察的情报后，山东纵队一个连埋伏在泉上村（今为大泉村，属平邑县地方镇）附近。日军乘数辆汽车，手握钢枪，戒备森严，由东向西侦察。主力连一枪未发，放他们西去。日军过去了约一个小时，又乘汽车返回。在返回途中，毫无戒备，枪全丢在车的一边。当日军进入埋伏圈后，主力连排枪齐射，打死打伤日军50余人，击毁汽车一辆。而后，主力连迅速撤出阵地，转移至安全地带。待日军停车组织还击时，主力连已无踪影。
冬季，津浦支队三团驻柘沟村时，平邑据点的情报员通过情报网送来了日军要袭击津浦路东支队三团的情报。县委研究后立即集合三团200余人，在日军必经的武安西岭设伏。当日军进入伏击圈时，三团突然射击，打死日军4人，伤3人。日军仓皇撤退，埋伏的三团战士穷追猛打。日军撤出一定距离后，立即组织兵力向追击部队还击。交火中三团牺牲1人，伤5人。战斗后向中共山东分局写了报告，分局来信指出：仗是胜了，可是要想一想，我们的武器是“土压五”、“单打一”，日军是机枪大炮。既已打了巧仗，日军已逃跑，就应该趁机迅速撤离，不应追击。此战三团虽然伤亡不大，但是不应有的。并送来了开展游击战的小册子，供部队学习。
武安西岭战斗不久，日军200余人，由贾庄去柏林。津浦路东支队三团得到情报后，只派出4名战士，埋伏在南孝义村西的一个林子里。由于子弹缺乏，限每人打5枪后立即撤退。结果打伤日军1人，4名战士安全撤退。战后，请主力部队有经验的干部到打埋伏的地方去察看地形。察看地形的主力部队干部全面了解情况后说：日军经过，不应迎头打，应等日军大队过去后打其尾部，再利用有利的地形，杀伤日军的效果肯定比现在要好得多。
&情报网的建立，使抗日武装有了耳目，基本做到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同时，地方武装结合战斗实例学习游击战争的理论，及时自觉地向主力部队请教，提高了战斗力。在以后的频繁战事中，这些地方游击大队都能根据有关情报，运用游击战争的战术，独立、机动灵活地和日伪军展开游击战，既消灭了日伪军，又锻炼了队伍，壮大了自己，为配合主力部队开辟创建抗日根据地，做出了积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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