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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省安达市高级中学学年高一物理下学期期中试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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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躲不开的世界杯流（图）
来源：&&作者：消费及消费品工业网&&发布日期：&&访问量：93
桌上摆着热气腾腾的小龙虾和冰镇啤酒，电视里播放着德国队对法国队的1/4决赛，解说声被周围食客的侃球声盖得严严实实。在北京簋街的一家饭馆里，与结伴看球的人不同，小邵四周的椅子都是空的。这已经不是他第一次一个人在陌生的城市看球，本届世界杯期间，他一直在外出差，从武汉到沈阳，从沈阳到北京，每到一个城市，他都会融入当地球迷的狂欢。
（中国人躲不开的世界杯流）
坐在小邵邻桌的，是一对在北京工作的情侣&&乔先生是个铁杆儿球迷，但女友小吴却对足球一无所知。尽管如此，每到比赛日，她都会陪乔先生看零点进行的比赛。乔先生调侃女友为伪球迷，她平时根本不看足球，但几场世界杯比赛看下来，就因为喜欢梅西而成了阿根廷队的&球迷&。
和北京这家饭馆一样，在中国的很多城市，各类大排档、快餐店和烧烤摊上都聚集了无数看世界杯球赛的人，其中有像小邵和乔先生一样的球迷，也有很多人像小吴一样，抱着&随便看一下&的态度来凑世界杯的热闹。小邵说：&最近每天朋友圈都被刷屏，不仅平时看球的人发世界杯足球赛的进展，平时不看球的人点评几句的也不在少数。&
世界杯期间，熬夜看球的人骤增，甚至有很多人出现了身体问题，一些城市的医院增设了&世界杯综合征门诊&。湖南省第二人民医院的医生左静表示，开设门诊后，每天大约有十几个人前来就诊，其中30岁～40岁的男性居多，也有老人和女性前来就诊，睡眠障碍、消化道疾病和神经衰弱等问题居多。
无论平时看不看球，处于什么年龄段，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正在被卷入世界杯大潮。
世界杯不止是足球，更是大众娱乐文化潮流
浙江姑娘李叶馨今年大学毕业，她即将离开校园的这段日子，也正是世界杯的赛期。小李平时不爱看足球，但她同样关注这届世界杯，&因为是毕业季，想多和同学在一起，所以，晚上会和朋友一起看球。&除了和室友一起在宿舍看了两场小组赛，碰上和朋友聚餐到零点后，也会顺便看看球，&朋友聊起足球时，我一般不太插话，最多问一句今晚谁对谁或昨晚谁赢了。但世界杯不只是足球比赛，它也是大家一起娱乐、一起聚会的机会。&她说。
&看世界杯，归根结底就是图个乐。&叶先生和马先生是初中同学，尽管平时有联系，但见面的机会并不多。德法大战恰逢周末，两位老友相约看球。&当个热闹，找个理由给自己找个乐儿。不然，一帮人平白无故地疯一疯，感觉也没有由头。&叶先生说。
北京体育大学体育传媒系教授毕雪梅认为，体育是大众娱乐文化和流行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现代社会的特征之一就是大众文化。随着中国现代化更加充分，大众娱乐的位置也更加突出，表现之一就是全民共同消费某一个大众娱乐产品。&毕雪梅说，&奥运会和世界杯这种大型赛事的参与队伍和人数，都有全球化的性质，奥运会是各国各地区的代表参加，世界杯虽然是单一项目，但它本身也具备让全世界人民参与进来的可能性，已经具有令全人类狂欢的性质&。
对于叶先生而言，世界杯的乐趣不仅在于观战，还在于竞猜。叶先生平时关注足球，世界杯每场比赛前，他都会对交战双方的实力进行判断，并预测战果，偶尔也会买几注彩票。叶先生说：&因为没有特别看重的队伍，买了彩票就知道该支持谁了，比赛看起来也会更有兴致。&
国家体育彩票管理中心的数据显示，截至6月26日，世界杯期间，足球彩票各类游戏销售的总额已达74.53亿元，且该阶段数据已经是上届世界杯足彩销售总额的3.55倍。
左静医生还表示，今年买足彩的人特别多，因此，因买足彩产生心理问题和家庭纠纷前来就诊的人，也比往届多了很多，&以前在门诊做心理咨询时，也没发现有这种状况&。
毕雪梅指出，足彩是对体育比赛魅力的一种发掘，足球比赛的结果具有非确定性，把对结果的猜测和商业结合在一起，是体育作为娱乐产品的重要特征之一，也是世界杯的魅力所在。
&其实无所谓&真球迷&还是&伪球迷&，世界杯就是一种娱乐产品，让大家都能参与进来。体育具有不可替代性，除了体育外，很少有这样全球化、全人类的娱乐方式。&毕雪梅说。
新媒体促成&圈子文化&，让世界杯无处不在
&必须要发状态纪念一下，我终于看上世界杯的直播了！梅西加油！&辽宁的王小溪在微信朋友圈发状态说。这是她第一次看世界杯，她&就看过这一次，纯粹为了感受一下气氛&。
央视广告经营管理中心发布的数据显示，仅7月3日凌晨阿根廷队对瑞士队的比赛中，CCTV-1、CCTV-5的并机收视率达3.66%，并机收视份额达50.10%。本届世界杯赛，有很多观众和王小溪一样，不仅收看比赛直播，还在自媒体发布自己的观赛动态。
王小溪表示，周围的朋友都在社交网络上发表观看世界杯的状态，平时聊天也常聊起足球，&如果不看世界杯，不来凑个热闹，就会被整个世界&抛弃&&。
在微信朋友圈、微博、人人网等社交网络讨论比赛，已成为人们融入世界杯的重要方式。据统计，世界杯揭幕战当天，新浪微博上关于世界杯的讨论量已经过亿。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院长喻国明指出，社交网络促成了人们对世界杯的参与和表达，&过去，受众只是通过传统媒体来获得信息，过去的传播是共性的，不具有多样性、粘合度和参与感。&喻国明说，&现在，人们的参与更为直接，更有&盛事&的感觉。每个人都是传播的主体，更有圈子文化中的分众性和个体化，他们独特的解读和感受，比过去传统媒体平面式的解读更为丰满和立体，和每一个族群的社会生活联系也会更加紧密。&
就像流感容易在狭小的空间传播一样，这种&圈子文化&也让一些对世界杯完全没兴趣的人，成为被&世界杯情结&感染的一分子。
在安徽工作的刘女士，本以为自己可以与世界杯隔绝，但由于她在智能手机里安装了某新闻客户端，每天都会收到推送的世界杯消息。此外，每天醒来，朋友们对世界杯的感慨和评论就会塞满她的社交网络客户端，刘女士不得不&被看球&，即便从公交车上的陌生人口中、地铁广告甚至商场的电视里，像碎片一样飘散在空气里的世界杯信息，也得让她每天沾染一些世界杯的&气味&。
无论是主动的球迷、追赶潮流的世界杯爱好者、还是刘女士这样的&被球迷&，都会因各类媒体的存在，而与世界杯产生千丝万缕的关系。
在毕雪梅看来，大众媒体和现在的自媒体把同一个产品推送到每一个人身边，特别是自媒体，能让大众发言更加便利，&如果说此前大众娱乐产品仅仅是电视直播，人们以收看的方式消费产品，那么新媒体的出现，则成为人们进行&二次娱乐&的手段和方式，所以参与的人数就会更多、更广。&
在媒体的大肆渲染下，世界杯引起如此广泛的关注并不稀奇，正是因为能调动更多人的兴趣，世界杯才显得如此与众不同。也许只有全球各国球队的参与还远远不够，只有全民狂欢，才能让&世界&二字名副其实。
记忆里的世界杯情结令中国球迷更纯粹
&世界杯作为大众娱乐产品，其本身的魅力、全人类可以参与其中的属性、在比较短的时间内进行、加上媒体的参与，使之成为短时间内全球狂欢的节日。其实这就是流行文化。&毕雪梅表示，中国越发展，就越要参与到流行文化中去，&这是不可避免的&。
然而，对于中国人而言，参与世界杯狂欢背后的情感因素尤为复杂，在绿茵场的喧嚣下，真正让中国人对世界杯着迷的是，以世界杯为岁月坐标，那些蕴藏着亲情、友情和爱情的人生回忆，和对中国足球执迷不悔的期待。
2001年，小秦16岁。在西安的姥姥家，她和表妹一起看世界杯预选赛，见证了中国队第一次冲出亚洲，两个女孩儿一人举着一面国旗，跑到楼下，边跑边喊：&中国队出线了！&
然而，在一年后的韩日世界杯，中国队3战全负止步小组赛。即便如此，在球迷王先生看来，中国队能进世界杯，已经让人很兴奋了，&在同土耳其队的比赛里，杨晨有一个球打在门柱上，到现在都很让人激动&。可之后的12年，中国队再也没有出现在世界杯赛场。
对在&中国足球冲出亚洲&的口号中成长起来的一代人而言，眼睁睁看着中国足球离世界杯越来越远的同时，自己的生活与情感却与世界杯越来越近。&那些年看球，全家甚至整个院儿只有一台黑白电视，男人都围着看球，女人也只能跟着看，慢慢地多少也看进去了。&球迷郑晨讲述的是自己父辈看球的经历，有了这样的传统，才有了巴西世界杯他们&一家8口人一起看球&的场景。
北京球迷王觉的妈妈同样也因&抢不到遥控器&而成为球迷，父母看球的习惯延续下来，让18岁的王觉也对足球产生了兴趣，&本届世界杯比赛都很晚，我们全家晚上8点熄灯睡觉，夜里12点再一起起床看球，一开始特困，但慢慢都适应了。&可对王觉而言，世界杯固然精彩，但最喜欢的队伍仍是中国队，&虽然大家都说国足不好，但我们对中国足球还是充满期待。中国队肯定还会打进世界杯的&。
国人对中国足球这种&既爱又恨&的感情，让越来越多中国人加入世界杯狂欢的同时，更加映衬出中国在足球世界的孤单。也许正如喻国明所说，&世界杯没有中国队参加，也许让中国球迷不会受到民族主义的干扰。对于世界杯，中国球迷投入的情感或许更为纯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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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达市首届万和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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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日期：日
安达市首届万和杯国语版/黑龙江省安达市万和/我在黑龙江省安达市今晚想看世界杯决赛,去哪里看热闹呢!求
世界杯主题曲中有一句&安达S&是什么意思?是前边一句吧 Das alles ist Deutschland Das alles sind wir Das gibt es nirgendwo anders Nur hier, nur hier 我在黑龙江省安达市今晚想看世界杯决赛,去哪里看热闹呢!求洗浴中心。。。。。 。。。安达市哪有卖蜡烛,仿真花瓣,挡风杯的? 急用!蛋糕店或者礼品店啊
我们是14号参赛者，舞厅舞探戈。
林州市首届万和园杯广场舞决赛节目
维也纳华尔兹，我们是14号参赛者。[转载]王嘉良回忆录（下）
王嘉良回忆录(十九)
对我来说，1979年可谓终身难忘，因为那年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影响而中断了14年的《北方棋艺》正式复刊了。其实创办《北方棋艺》的申请报告，1965年我就递交给主管部门了，可是谁曾料到批件下来没多久，杂志的第一期还未出刊，就赶上了那场史无前例的浩劫，那时我已被当成“反动学术权威”给关进牛棚，就更别说这本“为反动学术服务”的杂志了。没想到这一等就是14个春秋，许多黑发人都变成了白发人，直到1979年4月，《北方棋艺》第一期才得以与广大棋迷见面。
这次复刊还算顺利，因为当时全国体育事业都陆续开始恢复，象棋作为龙江体育的一大优势项目备受体委领导的重视，看到时机成熟，我立即向上级申请恢复《北方棋艺》，之所以打着复刊的名义，是因为这样在程序上能简单一点。上级看到我的申请，十分赞成，尤其是省委书记李剑白和宣传部部长李元直都给予大力支持，复刊申请一路绿灯批了下来，同时还批给我们一万元经费。
恢复之初，杂志主要以象棋和围棋为主，同时也有一些国际象棋的内容，象棋是我挂帅，围棋主编挂的是聂卫平的名。因为小聂当时已经得了几次全国冠军，但由于他那时在北京，所以围棋的稿子都由昊广熹来负责，实际上整个编辑部就我和李德林两个人，被安排在体工队的一座简陋的小楼里。那时李德林是农垦机械站的一位农业工程师，白天他要上班，晚上来这儿帮我写稿。
为了使第一期杂志来个开门红，我特意将我当时的布局整理出来，我们两个就挤在那间小屋子里，有时忙起来就是一宿，困了我们就爬在桌子上眯一会儿，醒了再干，十分辛苦。我一看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就从社会上招聘了一名临时工，专门给我们抄稿，这个临时工的名字我现在已经想不起来了，就记得大家都叫他“老杨”。为了这件事，我还和领导顶了起来。因为老杨年轻时曾在日本工厂做翻译，文革时又被打成右派，所以领导不愿意让我们用他，但我看老杨是哈工大的老毕业生，颇懂些外语，加之他办事十分认真，稿子也抄写得十分整齐干净，就对上面说:“老杨我用定了，有什么事我扛着!”这样老杨才留了下来。
一切都办妥后，我以为可以好好休息一下子了，可是就在杂志要送去出版印刷的节骨眼上，发现上级拨给我们的一万元资金被体工队挪用了。没办法，我又连忙跑到印刷厂，借助一些关系，说服印刷厂的负责人答应我们可以先印刷年末付款。令人欣慰的是，这期杂志卖的非常好,光是邮局订数就超过三万，各地新华书店的销量也有三万多，再加上我们自己也发行了一些，总共发行了有七万多册吧。这个数字，就是现在对一本刚刚发行的杂志来说，也是十分可观的，更别说在那个为温饱发愁的年代了。我们很快就还上了印刷费，最后还略有盈余。
这期杂志没忙完多久，第四届全运会就开始了，因为前几届全运会中都没有象棋比赛，所以这次象棋项目能进人全运会十分不易，体委领导对此也很重视，还特意重新组建了象棋队，并给我们定了指标。因为1978年我们黑龙江队得了团体亚军，所以体委领导要求我们这次必须保住前三名，同时也要求我个人打人决赛。可是当时我们棋队只有孙志伟和赵国荣，加上我才三个人，而团体赛要求四个人，最后没办法我们又从外地调来一名棋手，具体是谁我记不清了。
由于这次比赛对进京人数有限制，所以先按地区进行预赛。预赛中，黑龙江队成功进人六强，取得进京参加决赛的资格。而个人赛是分四个小组，每组取前二名，我以不败的战绩列小组第一，取得决赛资格。令人遗憾的是，这次预赛有一些名手未能进人决赛，像我的老对手杨官璘，还有李义庭都在预赛中就被淘汰了。其他进人八强的七位选手是:胡荣华、柳大华、傅光明、王秉国、蔡福如、蒋志梁和程福臣。
决赛是在几个月之后进行的，这期间我们又出版了几期《北方棋艺》。团体赛是先于个人赛进行的，结果我们发挥的不算太好，只取得了第六名，上海队获得第一。团体赛没能完成体委下达的指标，使我耿耿于怀，觉得是由于自己忙于《北方棋艺》的工作，忽略了对队员的训练而造成的。就在这种自责的心理作用下，我发挥得不理想，在最后一轮输给程福臣，只获得第七名，而胡荣华则第十次夺冠，完成了“十连霸”的伟业。
王嘉良回忆录（二十）
日转星移，转眼就到了80年代，此时正是改革开放的开始阶段，各行各业都积极参与其中。象棋坛也酝酿着一场巨变。
1976年以后，在文革期间被迫解散的中国象棋协会又重新成立，后来将其下属的技术委员会重新分成了两个部门。其中一个仍叫技术委员会，杨官璘任主任，我和胡荣华是副主任，孟立国等一大批著名棋手是委员。技术委员会的主要任务就是制订比赛制度。另外一个新划分出来的是裁判委员会，由刘国斌、陈松顺负责，主要制订比舞中的裁判工作细则和棋规。这两个委员会的成立，表明中国象棋竞赛休制进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向着更加科学、更加合理的方向发展。
技术委员会在成立伊始。就而临一个艰巨的任务，即应大多数棋手的要求，将个人赛改成分组升级制。之所以选择这种规则。是因为进入80年代以后，象棋运动逐渐复苏，参赛人数日益增加，如果仍然按照以往的方式竞赛、不但比赛周期长，棋手们的体力也承受不了，而且老赛制缺乏竟争机制，不利于年轻棋手成长。
经过技术委员会研究与讨论，建议将当年的团体赛与个人赛同时进行。要求每支代表队只能派出三名棋手，经过抽签分成三个小组，然后按小组名次计分(第一名积l分，第二名积2分，依此类推)。总分少者为冠军。而每组的1-4名参加个人决赛中的甲组比赛，5-8名则分在乙组，9-12名在丙组，甲乙两组的后三名降组，乙丙两组的前三名升组，赛制五年不变。可是后来由于种种原因，这个赛制只执行了三年便被取消了。
王嘉良回忆录（二十一）
1980年个人赛结束不久，亚洲象棋联合会在澳门成立，知名人士霍英东当选会长，陈远高任副会长，同时举行了第一届亚洲杯象棋锦标赛。
中国队派出由杨官磷任领队，我任教练兼队员，胡荣华、柳大华和谢思明为队员的阵容。这次比赛共有十余个国家和地区参赛，但由于他们水平与我们相差很大，我们轻松赢得了男子团体冠军，香港获得亚军。谢思明在与新加坡张心欢的比赛中，胜负各一，最后大分相同，以小分之优，荣膺“亚洲女皇”。
“世上本没有路，只是走的人多了，才有了路。”
仔细品味鲁迅先生的这句名言，真是意味深长。世间万物无一不是在探索中发展，在变革中成熟。80年代的棋坛也正处在发展与改革的动荡之中。
1980年团体赛赛制由原来的每队四人改为三人，并按个人小组排名计算名次。这一新举措立即招来广大棋手的反对，许多棋手反映，这种竞赛制度打不出团体气氛，不少教练员也认为这样比赛无法进行战术安排。听到这些反对意见，技术委员会立即将其反映给国家体委。
其实当初团体赛的改革主要是为了给个人赛分组，如今个人赛甲乙丙组已经产生，所以上级部门也认为这种“小组排名计分制”不利于在团体赛中运用。那么究竟是按老一套还是另起炉灶呢?虽然现在看来那种“四台制”也有许多不足，但当时考虑到这种赛制更为大家所熟悉，而且也没有其他什么可行方案，于是团体赛仍然执行1980年以前的赛制。就这样，“小组排名计分制”仅执行了短短一届就退出了历史舞台，它留给我惟一的印象就是那一年我们黑龙江队得了第二名。
就黑龙江队而言，改回老赛制没有任何好处。因为当时黑龙江队只有我、赵国荣和孙志伟。如果是三个人出战的话，我们正好，而且由于实力均衡，所以没有太大的弱点。可是一改回四人制，我们就不得不现从别的地方调人。记得当时是从铁路系统调来孟昭忠，而他始终是让我最不放心的，毕竟他不是专业棋手。就这样，经过短暂的集训，我们便踏上了南去的火车。
这次团体赛是在广东省肇庆市举行的。现在肇庆已经发展得颇具规模，而当时那只不过是一个稍大一点儿的渔村而已。那里是广东队的主场，他们将肩负着卫冕的使命，而我们则将目标定为前六名。
本届团体赛冠亚军的争夺是在沪粤两队之间展开的，其激烈程度超过了任何一届。为了锻炼队伍，老杨(官磷)没有作为主力上场，而是将“帅印”交给吕钦，自己做起了替补。在第六轮，沪粤两队遭遇。为了能拿下这场恶仗，老杨替下四台小将蔡玉光，迎战上海林宏敏。这盘棋，林宏敏本来是有赢棋机会的，可是由于临场经验不足，才被老杨谋得和棋。而前三台也战成平手，这样两队打和。此后又一波三折，两队同积19分而并列第一，但由于上海队小分略低，只能屈居亚军。这是全国象棋团体赛历史上第一次通过比较小分确定冠亚军的，而广东队也成为第一支成功卫冕的冠军队。河北、江苏、安徽和福建分别获得三至六名，我们黑龙江队则发挥得莫名其妙，连前六名都没进去。
从肇庆回来后，经过三四个月的休整，于9月间再次南下，参加在“鹿城”温州举行的全国象棋个人锦标赛。在这次个人赛上，我与柳大华之间虽然发生了一些不愉快，但总的来说还是不错的。
事情是这样的，当比赛进行到第二轮时，我与柳大华相遇。我执红先行，局势一直比较乐观，正思考如何人局成杀时(如图)。柳大华突然冲我说:“老王，你要超时了!”那时比赛的计时钟没现在这么先进，一方超时就自动停钟而是要裁判监督。所以我一听要超时，下意识地就拿起相走了两步，结果我走了两步废棋，而柳大华却走了两步卒。等我凑了两步棋以后才发现，我根本就没超时，所以很不高兴，就找来裁判员评理，因为按规定除裁判员外，任何人都无权宣布棋手超时，柳大华这样做无疑是不合理的。
其实私下里我和柳大华的交情不错，但我觉得不能把私人的感情掺杂到比赛中，所以就要求裁判按规定判柳大华负。但是由于柳大华是上届冠军，所以裁判长刘国斌袒护他，劝我发扬风格，不要斤斤计较，结果只给他记了一次警告。后来最后一轮柳大华战胜李来群卫冕成功，我只获得第四名。徐天利和杨官磷分别获第三名和第五名，吕钦、胡远茂都落人乙组。
同样乙组竞争得也十分激烈。上一年降组的“十连霸”胡荣华成绩不算理想，未能重新回到甲组，而赵国荣则发挥出色，获得晋级资格，这令我十分高兴。因为在个人赛当中有这样一个现象，就是遇到本队队员都力保分高者，其实这不过是为保证夺取冠军的战术而已，就像去年奥运会中国女子竞走那样。而这回，几个老对手几乎都要孤军作战了，像湖北少了胡远茂，广东少了吕钦，而上海也只剩下徐天利。可能是命运多并，正当我憧憬明年可以大展拳脚的时候，上级的一纸文件打碎了我的梦想。
王嘉良回忆录（二十二）
人的一生不可能总是一帆风顺，
挫折困苦在所难免.
即使蒙受了不白之怨,
亦不应心灰意冷，低迷消沉下去。
当岁月的沧桑写满面容，
回首往昔，
那只不过是生命中的一段插曲。
1981年个人赛，广东吕钦、湖北胡远茂的降组以及赵国荣的升组都为我打好1982年个人赛带来希望，要知道未获全国冠军总是我的一块心病。
个人赛回来后，我就和赵国荣积极投入到训练之中。然而年底，上级的一纸文件却如同一盆冷水将我那刚刚燃起的希望之火给扑灭了，原来由于胡荣华1980年乐山降级后。一连两年都未能打回甲组。或许是为了照顾这位昔日“十连霸”的面子。还是另有其他原因，总之运动司下文取的了个人赛甲乙级制。
此文一出，立即遭到象棋技木委员会大部分成员的坚决反对，大家一致认为，原来实行甲乙组制时明确规定赛制五年不变，可是现在只执行了三年，制度定下来了，怎么能说变就变呢？
虽然技术委员会的态度坚决，但是上级领导根本就没有理会这些，依然一意孤行地执行了取消个人赛甲乙组制的决定，这使我十分气氛，情绪也很低落，加之又考虑自己年纪较大，体力和精力有些力不从心，于是就产生了退役的想法。
我退役的想法一提出来，立即引起省里体委领协的重视。因为当时黑龙江省象棋的整体水平较低，领导的意思是让我再多赛几年，等年轻棋手成长起来再说。考虑到这些情况，同时也觉得这样离开赛场着实有些不甘心，我也就回心转意了。按理说这场风波应该就此结束，可是一场不白之冤又随之降临了。这使我不得不重新考虑起退役之事。
事情是这样的，参加1980年第一届亚洲杯时，我们与菲律宾华侨陈罗平先生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最后回国的时候，陈先生对我们说，有机会将邀请我们四个人（杨官磷、胡荣华、柳大华和我）访问菲律宾。1982年春，陈罗平先生果然如约向国家体委发出邀请函，邀请我们出访。可是当我接到赴京报到的通知时才知道二这次出访的领队不是杨官磷，而是换成国家体委供处的代理处长顾而平，胡荣华由于这几年成绩不好也被换成了徐天利。虽然我仍然希望还是我们几个人一起去，但是上级决定了，谁也没办法改变。
但是就在我到北京的同时，体委收到一封揭发我的匿名信，信中说我亚洲杯回来后，私带3台彩电，并且在国外出版棋书……，接到这封信后，体委对我进行了调查，发现亚洲杯回国时我的确带回3台电视机。于是就不分青红皂白地取取消我出国的资格，而换成李来群。
但是事实上这3台彩电中一台是我用在澳门出的一本和李德林合著的棋书的稿费买的，符合当时出国人员可以带一件免税电器的规定，一台是香港象棋总会送给我的，但我已经有了一台，于是就想把这台电视机送给我们体工队，为此特意请示了港澳工委书记李冲，经他同意并签字为这台电视机办理了免税手续。至于第三台电视机是找为李德林代买的，入境时已依法办理了关税，根本就不违规。而且由于我在亚洲杯杯上的出色表现，并将我个人购买的大的电视机献给体工队，省里为此还将我评为当年的标兵。那台电视现在还放在体工队里，不过己经是古董了!
省里领导听说因为这件事要取消我出国资格，考虑到我是省政协委员，此事将造成一定影响，所以要求体委政治部必须拿出可信的证据才行，否则下能接受。后来体委调查清楚后，才同意继续由我担任访非队伍的教练，经非方同意，李来群也有幸随我们一同出国，后来我才知道那封匿名信来自广州。
出国前夕，体委运动司李司长又找我去谈话，告诚我以后不要在国外随便出书，这更叫人哭笑不得。因为对于在国外出书，国家规定只要不是涉及国家机密或者有抵毁社会主义和中国共产党言论方而的书讯是可以出版的。像象棋谱这类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书籍还鼓励出版呢！更令人气愤的是，到达非律宾后。领队居然让柳大华监视我，弄得柳大华也十分为难。
菲律宾是个岛国，四面环海，淡水缺乏。多亏多雨的气候才使这里有允足的淡水。遭受到这一系列的打击后，我的心情也像那里的天气，整天阴沉沉，我们对非律宾的三座城市进行了访问，所到之处广受当地棋迷的欢迎，而且还赠送给伐们许多纪念品。由于有了上次的教训，这些东四说什么我也不敢收了，推不掉的就全交给领队处理。
回国不久，团体赛就开始了，由于我已有退役的想法。所以这届团体赛就退居二线，打第三台。前两台交给赵国荣和孙志伟。本届团体赛冠亚军的争夺是在广东队与河北队之间进行的，最后广东队技高一筹获得冠军，成为象棋团体赛上第一支“三连冠”的队伍。黑龙江队发挥平常，获得第四名。
个人赛找没有参加。那年李来群获得冠军。而胡荣华走出乙组的阴影获得亚军。真不知道，如果不取消个人赛甲乙组赛制结果会是怎样？
王嘉良回忆录（二十三）
1982年以后，我就不再参加个人赛，而只参加团体赛和一些邀请赛了，这倒不是因为我对棋坛心灰意冷，而是觉得自己的年龄一天比一天大了，所以想把精力更多地放在棋队的训练与建设上。
当时，黑龙江男队的整体实力已经比较稳定，一直稳居全国前六名。可是在女子方面，却一直是北京和上海的天下，而黑龙江连女队都没有，于是我决心要把黑龙托女队搞起来，而且也要成为全国的强队。
我的想法一经提出，_立即得到上级领导的支持。此时正值全省少年赛开战，我就立即赶赴赛场，想从中挑几棵有潜力的苗子。
熟悉我的朋友可能都知道，我挑学生的标准很怪，其中有一条那就是:看上去不能太机灵，但要有内秀，而且记性要好!为什么呢?因为我认为象棋是一项静的艺术，那些看土去很机灵的孩子往往没有长性，耐不住这份辛苦。所以我挑徒弟宁愿挑一些看上去有些“木”的，这样的孩子往往韧劲十足，有不达目的不罢休的精神，像赵国荣当初给我的第一感觉就是这样，事后也证明我的眼光没错。
在少年赛上，有两个小孩比较令我满意，一个是张晓霞，另一个是张梅。我分别与她俩下了一盘让双马棋，感觉这两个孩子的棋感不错，就决定让她们进队先试训一年。
应该说张晓霞与张梅进队自己也是下了很大决心的，因为如果她们成绩不行的话，还会被送回去，那样她们不仅浪费了一年时光，还要耽误学业，这对两个十来岁的孩子来说是十分残酷的。幸好她们自己很用功，我也是尽可能的教，现在她们已成为棋坛知名的大师了。想起这些，仿佛就发生在昨天。
张晓霞和张梅进队没有多久，团体赛就打响了。但是由于她们还欠火候，所以我没让她们参加这届比赛，后来上海队获得了女子组冠军。
这届比赛是在哈尔滨举行的，作为东道主，我的压力比较大，而且我既是参赛队员，又是大赛组织者，棋手们有什么问题都来问我，我又不好意思拒绝，便尽力为其解决，一天从早忙到晚，十分疲劳。这届比赛还是由我来打第三台，赵国荣和孙志伟打前二台，这种编排方式本来对我们十分有利，可是结果我发挥一般，赵国荣和孙志伟的表现也不甚理想，最终我们只获得了第三名，而河北队表现不俗，取代了“三连冠”广东队，获得冠军。
团体赛结束后，国家体委将不少年轻棋手留在哈尔滨，一方面是对年轻棋手集中培训，另一方面是为来年的亚洲杯选拔运动员。这次留下来的棋手年龄都在20岁左右，像吕钦、赵国荣、李来群和于幼华都在其中，事实证明这些年轻人日后果然都成了棋坛的中坚力量。
这次培训是由我和胡荣华担任主讲，柳大华辅助，后来胡荣华有事先回上海了，所以讲课基本都是我和柳大华负责的。每天上午，我和柳大华分别讲解开中残各方面知识，下午队员们进行队内循环赛，这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效果十分不错，经过近半个月的训练，他们对象棋的认识程度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在讲解过程中，我很注重培养他们的创新能力。记得有一天早晨，轮到我给大家讲解残局，我就摆了一个定式(如图)，以前这个定式大家都公认是车兵例和马士象全的样板。我把残局摆出来后，让他们先自行拆解。儿分钟后，他们告诉我因为红兵无法换取黑方双士，所以自然是例和。其实这盘残局红方可胜，这其中有几个要点，感兴趣的读者可以试试，看看能否找到入局的关键。其实这些招式并不高深，但是我们要学会去打破常规思维。在这次集训中，吕钦表现出色，成为本次训练中的亮点。
集训结束后，哈尔滨市体委立即组织了一场“哈尔滨杯”象棋赛，参赛棋手大部分是那次集训的年轻棋手，但是也有一些成名已久的棋手.其中就有己故西北名手钱洪发。这次比赛，赵国荣获得冠军，钱洪发获得第五。
不久以后，1983年个人赛在春城昆明拉开战幕，虽然我已经不参加比赛了，但是仍然十分关注。这届个人赛，胡荣华时隔乐山兵败后，再次获得冠军，赵国荣也第二次打进前六名，渐渐成为龙江棋坛的主力。
王嘉良回忆录（二十四）
奥斯持消夫斯基在《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书中，这样写道：“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当他回首往事时，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不因碌碌无为而羞愧。”回忆我的一生，我也深感为能给龙江棋坛做点贡献而感到欣慰，其中尤以创办《棋艺》和成立棋院最为难忘。
早在1983年以前，为了给广大棋类运动员和省内的爱好者，提供一个环境优雅的比赛和训练场所，我就向上级领导反映过，希望成立黑龙江棋院。
报告递上去后，得到当时一直非常支持棋类运动的省委书记李剑白同志的认可，并在1983年从财政厅为棋院拨来30万元专款，同时任命我为棋院建设的主要负责人。
钱到位了，可是在棋院选址上却出现了分歧。当时李剑白同志:亲自和我乘车沿江寻找合适地点，看中了松花江畔的老头湾一带。那里夏日凉风习习。苍翠掩映。冬日白雪皑皑。银装素襄，如诗似画，是棋手训练比赛的理想之地。但因那里是绿化地，所以被规划局的领导们否定了。
后来市决定，将松花江北岸一块面积约为十晌的地皮拨给我们，那电环境也很优美。但是由于地处江北，交通不便，建筑材料的运输费用也十分昂贵，所以同样被否定了。不过现在看来，当时的确目光短浅了些，现在那里已经成为哈尔滨的黄金宝地，著名旅游景点。
由于一直没有合适的地点，成立棋院的事就被搁了下来，直到1985年。财政厅下来文件，棋院再不动工，拨款将被收回。我乘车又环游市区仍然没有满意的地方。后来体委领导决定将其建在省体委附近，这样黑龙江棋院的院址最后定在省体委训练中心的和平路上。
资金有了。地址也选定了那么棋院应该盖成什么样子呢？这下又把我给难住了。因为市委规定邻街建筑应不低于六层，除了建成“小品楼”，装饰街道。我和其他同志仔细研究，权衡了各种设计方案。最后选中哈尔滨建筑设计院一位棋爱好者，胡老先生的设计方案，这时已经是1985年8月了。如果要年前竣工，工期将相当紧张，而要来年再建的话，将又得拖上大半年。于是，我将工程交给哈尔滨市建五公司，该公司素以短小精悍，施工速度快，质量过硬著称，市里许多优质工程都出自他们之手，所以我对年底完工非常有信心。
等到工程真正动了,我才发现.原来30万元居然这么少啊!为此，我不得不四处找人，以国拨价买来钢筋和其它钢材，即使这样，资金仍不充裕，最后我们仍欠了17万元。不过还好，第二年就还上了。
为了指挥方便.我也搬进工地，和大家吃住在一起。虽然当时已经入秋，但“秋老虎”依然热得怕人。工人们加班加点赶进度十分辛苦，而且还要承受蚊虫的叮咬。看到这些，我十分过意不去，就自掏腰包给大家买香烟、水果等东西。就这样，在大家齐心努力下，仅用三个多月的时间，就将棋院建成。
现在回忆起那段创业的岁月仍然历历在目、随着市场经济的冲击，棋院也尝试了种种改革，当然这些都是后话。
其实在1985年.支持棋类运动的几位领导均已调到别的工作岗位上，所以棋院的顺利成还多少还是因为1984年黑龙江棋队的出色表现。
那年团体赛在合肥举行，黑龙江队由我、赵国荣、孙志伟和孙铁瑞组成。本来我仍想打第三台，让赵国荣在一台练练。可是国家体委有了新规定，各队台次必须按等级分排列。我的等级分是黑龙江最高的。没办法只好又坐在了一台。这次比赛我们打的不错，积分一直领先，最后一轮我们遇上辽宁队，只要打和即可获得冠军。一下子离冠军这么近。队员们有些兴奋!
在第二天的比赛中，赵国荣和孙志伟均很快弈和，我的对手赵庆阁也向我提出和棋，不过这时我看到四台孙铁瑞的情况，不禁吓了一跳.他那里形成马炮对人家马炮双兵的残局，这是局必输的棋呀！要想夺冠我们最次也要打和，于是我就没有同意和棋。其实就棋本身而言，我虽然占优，可不太够赢，而且我还一直惦记孙铁瑞那面的情况。结果这么一分心，优势棋反而变成了劣势，再看孙铁瑞那面，居然走成了和棋，虽然他的残棋不错，似这种棋也能走和，还真让人意想不到，就这样他那方面输棋变和棋，我这边和棋变输棋，最后我们只获得了亚军，不过这个成绩已经很不错了。这届团体赛北方队全面获胜，辽宁队获冠军，河北队第三，将南方队全部挤出三甲!
随后在广州举行的个人赛中，赵国荣以优异的成绩取得第三名，以后的几年中，他的成绩一直保持在前几名，逐渐步入了其棋艺生涯的巅峰期。
王嘉良回忆录（二十五）
棋院的成立，可以说是龙江棋坛发展史上的一座里程碑，它标志着黑龙江棋类项目进人到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同时黑龙江棋院的成立，也吸引了更多的棋类爱好者投身于棋艺事业。孟昭忠、张晓平、郭莉萍都是这个时期进队的。这些新鲜血液的补充，使黑龙江象棋队迅速壮大起来，结束了男队一打团体赛就得四处借人的尴尬阶段。
1986年中旬，棋院正式剪彩宣告成立。我被任命为棋院主要负责人.兼任总教练，主抓三棋的训练和人才选拔工作。另外又从体工队调来一位老干部，负责棋院的行政工作。当时棋院刚刚落成，编制还不健全，许多岗位需要人手。可是由于我要负责三棋的训练工作，根本无法分心，于是就将人事工作全权交给那位老同志了。可谁知那位老同志竟利用职权，将不少亲友调入棋院，而且人员素质良莠不齐，在棋院内部造成了极坏的影响。由于我说了几句反以棋院党支部的名义向上级举报我在盖棋院的过程中贪污公款。体委领导十分重视，对此专门进行了调查。好笑的是，调查结果不但证明我没有贪污，而且还搭了几百块钱，后来上级领导对这位老同志进行了处理。李剑白书记还专门批示:棋院技术部门应以嘉良这样的技术骨干为主要领导。
可是谁知道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在这件事结束后，我决定对棋院的工作人员进行整顿，将不合格人员一律辞退。这触动了一小撮人的利益，也引起他们的恐慌，准备对我进行报复。
那是一天早上.我上班时发现棋院的墙上贴着白纸，走近一看，差点儿没被气晕过去。原来那是几张诬蔑我的小字报，其中内容全是凭空捏造，无中生有，而且措辞低级下流，目的就是对我刻意进行人身攻击，以阻挠棋院的整顿。
虽然人正不怕鞋歪.可不知真相的人总在背后议论这件事，我的情绪也很低落。后来这件事又传到剑白书记那里，李书记十分气愤，认为这是诬蔑名人，所以特意派专人对贴小字报的人进行调查，最后终于澄清事实，还我一份清白。
这件事给我造成了极大伤害，工作也一度受到影响，后来经过一年多的彻底整顿，棋院工作才步人正轨。不过棋队的训练并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个人赛与团体赛成绩始终保持在前六名。期间，香港金钢钻队还专程来黑龙江棋院进行访问、双方进行了友好而又愉快的交流。1987年初，上级将马思敦调来任棋院副院长，负责棋院的行政工作。这以后棋院再也没受到其他事情的干扰。
1988年秋，经我和马思敦研究决定以黑龙江棋院的名义，牵头举办首届棋王赛。一方面是想通过比赛锻炼年轻队员，另一方面也想为棋院扩大影响，造些声势。
举办棋王赛，当时在国内尚属首创。为了能使这次比赛顺利举行，我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为比赛拉赞助。日，棋王赛正式举行，比赛得到中国体育报社、黑龙江日报社和黑龙江电视台等单位的大力支持。亚洲象棋联合会会长霍英东先生为比赛题词:切磋棋艺，增进友谊。李剑白书记作为比赛组委会名誉主任，也为大赛题词:风云聚会，驰骋棋坛。
参加那次比赛的都是当时圈内比较活跃的顶尖棋手，除我以外，还有胡荣华、柳大华、李来群、赵国荣和卜凤波，另外菲律宾棋王陈罗平和香港棋王曾益谦也应邀参加了本次比赛。比赛采用循环赛、一盘制，分别在哈尔滨、大庆和安达三地举行。
这次比赛赵国荣发挥出色，积分一直领先，很有可能获得冠军，可是由于我的一时“贪心”，致使冠军旁落。
在倒数第二轮时，我和胡荣华相遇。当时赵国荣积分最高，胡荣华紧随其后，如果我和胡荣华下和了，赵国荣便可稳获冠军。那场比赛是在安达市进行的，并且是露天表演，吸引了近千名棋迷观看。我以顺手炮开局，本来在走到第二十几手时，有一个机会可以形成双方不变作和。可我一看台下有那么多热情的棋迷在观看，就这么简简单单地和了，太对不起大家了。而且我觉得自己的局面还算优势，如果赢了.我也可以闯进前三名。于是便主动变着，想将比赛下得激烈些。可是后来却走了一个漏步，结果将胡荣华送到和赵国荣同分的位置。最后一轮他俩同为四胜三和，不得不加赛快棋。在快棋中，赵国荣不敌胡荣华，获得亚军，胡荣华则成为中国象棋史上第一位棋王以下名次依次为:柳大华、李来群、卜凤波、我、曾益谦、陈罗平。
这次比赛取得了圆满的成功，后经大会组委会同各方面有关人士协商，棋王赛以后将继续举办下去，每年一次，成为传统赛事。并且从第二届选出挑战者，向胡荣华挑战，争夺棋王。
两个月后，第五届“亚洲杯”象棋赛在新加坡举行，中国台北首次参加了本届比赛，为此中国队派出了胡荣华、柳大华和李来群的最强阵容，我也作为嘉宾被邀请赴会。比赛中，台北队虽实力不俗，但并非中国队的对手，最后只能屈居亚军，中国队则第五次捧杯。
赛后亚象联为了推广和发展象棋艺术，特向著名棋手颁发了荣誉证书，胡荣华等七人被授予国际特级大师称号，我被授予了国际大师称号。
王嘉良回忆录（二十六）
在第一届“棋王赛”上，我再次邂逅菲律宾棋王陈罗平，旧友相见自然分外亲切，一番畅谈后，陈先生向我个人以及黑龙江棋院发出邀请，请我们光临菲律宾，交流棋艺。我们十分愉快地接受了邀请。
“棋王赛”结束后，由我、赵国荣、棋院副院长马思敦和“棋王赛”赞助单位哈尔滨市不锈钢制品厂的厂长一行四人组成黑龙江代表队访问菲律宾。提起哈尔滨市不锈钢制品厂，知道的人可能不多，就算是老哈尔滨人可能也不甚了解，可是要提起“他她乐”抽油烟机，也许每个哈尔滨人都耳熟能详。可是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下，“他她乐”这个在哈尔滨曾经红极一时的名牌产品，也被淹没得无影无踪。这一现象让我联想到象棋，这项曾在七八十年代红透全国的运动，现在的处境却也十分尴尬，这其中或多或少存在着某些必然的联系。
菲律宾，我已经不是第一次去了，故地重游虽然不像赵国荣他们那么兴奋，却也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第一次来菲，由于受到不白之冤(详情请见第四期《棋艺》)，心情分外沉重，而这次则轻松了许多。
在菲律宾，我们除了与当地棋迷交流外，还与台北队、菲律宾队进行了一场“三角赛”。最后我和赵国荣组成的黑龙江队轻松取得冠军，台北队获得亚军，菲律宾队垫底。在菲短短数日，大家都十分开心。当我们回国时，又应香港棋界邀请，在港逗留了数日，之后取道澳门，然后回到黑龙江，紧接着又应邀出席亚洲杯，那段时间真是马不停蹄。
亚洲杯回来后，本以为可以好好休息一下，可是没想到又收到新加坡发来的邀请函，希望我去新加坡任教。原来亚洲杯上，我与新加坡代表相处得十分愉快，并在棋艺上给予他们一定指点。他们回去，决定从中国请一名高水平的教练员，经过仔细筛选，他们选中了我。
接到邀请，我考虑再三，因为当时团体赛要开始了，如果我在这时走了，有可能无法参赛。最后对方保证，只要我在新加坡执教六个月，保证我能如期参加团体赛，于是我便同意了。临走前我将女队的训练工作交给孙志伟，男队交给了赵国荣，那时赵国荣正处于棋艺的巅峰期，所以将棋队重任交给他们，我还是很放心的。
到了新加坡，我被安排在新加坡象棋总会副会长张槐之先生的家中。那是一座三层楼的别墅，张先生将二楼腾出让我居住，他住在三楼，一楼作为我平时授课的场所。
新加坡是一座花园式的城市，绿化很好，各种绿地和花坛点缀于林立楼宇之间，将整座城市装扮得十分美丽。而且新加坡还非常干净，道路上几乎看不到痰迹纸屑，也许是市民出于对当地法律的威摄吧。据说新加坡法律规定，严重破坏环境卫生的人将被处于鞭刑，受刑者的背部会被打得皮开肉绽，要留下永久的伤痕。当然即使不采取这种酷刑，也没人会忍心破坏这清新如画的景致。新加坡人热情好客，由于那里华人众多，所以我丝毫没有身在国外的不适。每天早晨，用过早餐后都会有专车将我送到新加坡象棋总会。白天我和一些棋友下棋聊天，晚上给前来学棋的学生们讲课，倒也十分惬意。
来棋会学棋的主要是当地的一些大学生，这个年纪对学棋来说是晚了点，如果在国内都应该有成绩了。可是在新加坡，学棋纯属个人爱好，自己还要贴钱，所以学棋的人很少。但是即使这样，我也没有丝毫懈怠，仍然精心编写了教学提纲。现在新加坡一些顶尖棋手，就是我那时培养过的。
除此以外，我在新加坡还重点培养了几名棋手，其中有郑海文和张心欢，老棋迷对这两个名字可能并不陌生。郑海文可以说是我最喜爱的一名海外弟子了，他的成绩十分优秀，也很有发展前途。但也许是天妒英才，在我回国不久，他就在一次交通事故中丧生。当时郑海文只有二十来还十分年真是令人岁轻惋惜。
年少时郑海文就显露出过人的棋艺天赋。当年胡荣华出访狮城，曾做车轮战表演，对手中就有郑海文，他是当时惟一一位战胜胡荣华的棋手。我在新加坡期间，也最器重郑海文，对他的指导也最多、最认真。我与他一共对弈了20多盘，发现他的计算能力很强，中残技术也不错，只是布局稍显稚嫩。于是我就着重指导他的开局，将我当时最新的布局心得都无私地传授给他。
很快我的付出和郑海文的勤奋得到了回报。随后不久在台湾举行的“中山杯”上，初出茅庐的郑海文一举战胜了台湾吴贵临、香港赵汝权等众多海外名手，获得冠军。而且由于郑海文的优秀表现，还使新加坡队获得了团体冠军。由于台湾当局对大陆人士十分敏感，所以我未能赴台，但我早就预料到他会成功。
当这位双料冠军载誉归来时，新加坡棋界安排了隆重的庆功酒会，大家都完全沉浸在喜悦之中。回想起这些，我不禁又要为英年早逝的郑海文惋惜，否则他一定会成为凌驾于吴贵临、赵汝权之上的海外第一高手。
与郑海文相比，另一位受我专门培养的女弟子张心欢则偷懒多了。张心欢平时并不用功，都是草草应付了事。可是在1990年的世界杯上，她却战胜了来自大陆的女子第一高手黄玉莹。当时新加坡男队虽有郑海文，但在强大的中国军团面前也只有退避三舍了，可是女子却有一拼，尤其当黄玉莹知道我在新队执教后，心理就先输了一分，因为她十分惊我的布局。为张心欢制定布局时，我就断定黄玉莹会走“外五行”开局，所以我特意给张心欢摆了一套变化。比赛时黄玉莹果真走了一个“外五行”的开局，就这样张心欢有心攻无心，轻松地取得了胜利，并最后获得了女子冠军。
王嘉良回忆录（二十七）
张心欢在世界杯上意外夺冠，在新加坡象棋界引起不小的轰动，我作为教练一时也成为当地的新闻人物，新加坡象棋总会还特意颁发给我一笔奖金和一枚银制奖牌，银牌上面刻有“教导有方”四个字。当地许多象棋爱好者也纷纷赶来向我求教，其中一位还是新加坡政府上层人物，他就是现任新加坡警察学校校长刘剑慧。
当时刘剑慧并不在这个职位，而是警察局的一名总监。新加坡国土面积不大，只有一个警察局，下面分成四大辖区，刘剑慧是一个辖区的总负责人，相当于大陆副部级干部。年轻时刘剑蔽就十分喜欢下象棋，后来参军，为新加坡前任总理李光耀担任侍卫长，由于工作繁忙，只好放弃自己的爱好。如今业余时间相对充沛，不禁又勾起了他的兴致。
我本来不想继续留在新加坡，因为我与新加坡象棋总会半年的合约6月即将到期，而团体赛将于6月6日举行，我不想错过这届团体赛。可是刘剑慧学棋心切，三番五次地向我发出邀请。另外.新加坡象棋总会的名誉会长洪先生也对我再三挽留。盛情难却，我只好答应为他指导一个月，每天两个小时，这样我便放弃了1990年团体赛。
不过出人意料的是，阵容并不算整齐的黑龙江队居然获得了冠军，圆了黑龙江几代人的梦想。每当想到三十多年的奋斗史和十次亚军(五次团体，五次个人)的尴尬与无奈，心里说不出是什么滋味，我因此还背上了“冠军主考官”这个悲情绰号。
本届团体赛是在古城邯郸举行的，起初黑龙江队与广东、河北、上海等队相比，并不被人看好。我又身在新加坡，不能回国参赛.这对黑龙江队的整体实力影响很大。可是世事就是这样，当你拼命争取的时候，它总是擦身而过，而当你淡泊下来后，它又会出其不意的降临面前。
当时黑龙江队出战的阵容是:一台赵国荣，二台张晓平(孙志伟由于执教女队已经退役)，三台张影富，四台为小将孙寿华(曾参加过1989年团体赛，现已调往深圳)。由于黑龙江队不是夺标热门，所以前二轮比赛进行得十分顺利。可是在第三轮却遇到了江苏队的有力阻击。在一台争斗中，1989年新科状元徐天红一扫往日稳健棋风，布局阶段即大胆弃炮抢攻，而赵国荣应对得当，顶住了徐天红的凌厉攻势。不过后来由于赵国荣时间紧迫，走出一步坏棋，将优势葬送，最后双方握手言和，这盘棋共用4小时8分钟。此时二台张晓平已先负于徐健秒，幸亏三台张影富战胜童本平扳回1分，而四台孙寿华弈和廖二平，这样两队平分秋色。更让人意料不到的是，这场比赛最后竟成为冠亚军之争。由于团体赛是采用积分编排制，所以冠亚军之争一般多发生在中间几轮，而像这次在第三轮就碰面的情况并不多见。随后，黑龙江队又相继战平了广东、辽宁，胜上海等劲旅，终于以八胜五和的不败战绩，登上渴望三十年的冠军宝座。
值得一提的是，四台小将孙寿华本次比赛超水平发挥，取得了四胜七和二负的优异战绩，名列四台得分第二名，被队员戏称为福将。赵国荣在一台也是不急不躁，以七胜六和的成绩位居一台榜首。
当我回国以后，李剑白书记还曾跟我开玩笑说:“嘉良啊，你说怪不怪，你在的时候，到手的冠军咱都抓不住。而你不在的时候，冠军怎么这么轻易就到手了呢?”一句话把我给逗乐了。我说:“我还偏不信这个邪，个人赛我非陪国荣拿个个人冠军回来不可。”
虽然我不信宿命论，但李书记的话也不无道理，既然我把话已经放出去了，就得想办法兑现。回棋院后，我让国荣将他的对局统统翻出来，每盘棋都仔细复盘，研究其中的得失。由于刚刚获得团体冠军，国荣的心气也很高，研究得十分认真。
赛前，石墉先生曾撰文，认为个人冠军非国荣莫属。而中国棋院也推出新政策:个人赛前二名将有资格参加世界杯，这无疑又给当年的冠军增加了几分诱惑。
10月11日，个人赛在杭州钢铁厂揭幕。开赛伊始，国荣状态奇佳，创下了大赛中鲜见的六连胜的记录。其中尤以第三轮战胜吕钦最为惊险，因为此前，吕钦有45局慢棋19胜26和的战绩。对吕钦一战，国荣幸运地拿到了先手，两人采用仙人指路对卒底炮布局，前20回合局势平稳，第21回合，国荣一着跃马捉车吹响进攻号角，最后形成车双兵对马炮卒单缺象的必胜残局，破了吕钦的“不败金身”。
这期间，国荣每逢关键战斗，晚上回驻地后都要与我仔细拆棋，同时还要搜集赛场最新的布局资料，认真总结自己的得失。
最后一轮前，国荣已经取得了八胜四和的成绩，而李来群以0.5分的差距紧随其后。第十二轮下完后，国荣并没有像往常那样回住所，而是前去观看李来群对林宏敏之战，直到林宏敏成功逆转才安心离去。最后一轮，国荣轻松地与林宏敏下了一盘和棋。这样他终以八胜五和的上佳成绩夺冠。
这一刻望着国荣，我高兴得竟流下了热泪，为了这个冠军，我付出了许多，现在这个梦想终于在徒弟的身上实现了，怎能不让人高兴，怎能不让人感动。
回省以后，棋院领导专门举行了一场庆功会，会上李剑白书记特为赵国荣题写了“双料冠军”四个大字
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1986年个人赛预赛盛团体赛在福州市拉开了战幕。由于这届团体赛只要求每队三名棋手参加，所以黑龙江队正好由我和赵国荣、孙志伟三人组成，而用再像从前还得四处调人。由于比赛成绩还涉及到个人决赛的命运，所以棋手们都十分努力，希望能够进人下半年的甲组决赛。
我的预赛成绩不错，以不败战绩获得小组第一。赵国荣和孙志伟都是小组第五名，这样黑龙江队团体总分略高于广东队而与冠军插肩而过，上海队则因林宏敏发挥失常而名列第三。最后我取得进人甲组决赛资格，赵国荣和孙志伟则要在乙组中征战。
8月，36名棋手汇集于景色秀美的四川省乐山市。甲组棋手的比赛是在东坡楼进行的。据说是因宋代著名诗人苏东坡曾在这里饮酒欺诗，尽情观赏乐山风光而得名。比赛间跳。大家不忘浏览名胜古迹，以暂时缓解比赛的紧张疲劳。乐山大佛是这里最有名的古迹。观看之余，大家不禁感叹工匠们的巧夺天工。我在大佛旁边更是照了许多服片，可是现在大都找不到了，实在是可惜。
也许就是因为玩得太尽兴了，我在开赛头三天居然来了个“三连败”，该输的也输，不该输的也输。这种情况是我从来没有过的。看到我这个成绩，胡荣华走过来对我说:“老王啊，在这种比赛上出现三连败，冠军是没指望了。别再一不小心降组哟!”听了这句话，我干分不高兴，心中暗暗憋着一股劲：就让你看看，到底谁降级。
正是凭着这股动力，接下来的比赛。我下得十分顺手。第四抡，第五轮，连克内蒙李曰纯和湖北胡远茂，第六轮、第七轮又“倒拔杨柳”分别战胜老对手杨官磷和柳大华。有趣的是,1980年的个人冠军得主柳大华也和杨官磷、胡荣华一样没能通过我这个冠军主考官的一关。
比赛至此，形势已经比较明朗，赛前人们都认为冠军非胡即杨。然而现在杨官磷在败给我后又被柳大华胜了一场，夺冠已然无望。而胡荣华也没有续写十一连冠的可能了。相反，柳大华、李来群和徐天利倒很有希望夺冠。
升降级的制度就是这样变幻莫测，起初还为我担忧的胡荣华，在输给徐天利后却也蒙上降级的阴影。最后一轮，与我相遇，形势对他十分不利。他只有赢了这盘棋才能保住甲级席位。开局时，胡荣华走了自己的拿手布局——飞相局，中局时又故意卖给我一个破绽，想让我和他对杀。但我一看没有十足的把握，没敢冒进，最后胡荣华排名第九，惨遭降级。杨官磷则是在最后一轮险胜臧如意，才以小分比胡荣华略高的优势，侥幸过关。我以五胜二和四负名列第五，柳大华、徐天利和李来群大分相同，最后是依据小分才分出名次。
这届个人赛充分显示出升降级制度的残酷。更让人想不到的是，最后降级的竟是胡荣华。
王嘉良回忆录（二十八）
人在努力奋斗的时候，再苦再累也不会退缩，可是一旦目标实现以后，便会像泄了气的皮球一样，再也提不起精神来。
1990年，黑龙江队取得了男子团体和个人两项冠军，我和赵国荣，还有其他队员都有种如释重负的感觉，紧张的神经再也无法绷紧，这也为黑龙江队在1991年全国大赛上的“败走麦城”埋下了伏笔。
获得冠军以后，赵国荣的应酬明显增多，后来又被日本朋友邀去讲学，所以练棋的时间相对少了很多。而我看到女队这几年从无到有，队员也逐渐成熟起来，便将训练的重点转移到女队，而忽略了男队。
根据团体赛要求，女队要有三名队员参加，可是当时我们只有张晓霞和张梅二人，还差一人，我只好再一次四处寻求好苗子。这时有人告诉我正在举行的哈尔滨市职工象棋赛上，有一个名叫张慧娟的女孩棋艺不错。后来我专程去了一趟赛场，觉得她杀棋不错，只是年纪大了些，发展空间不大。不过除她以外，实在没有更好的人选了。
女队组建好后，由孙志伟主持日常训练，我每周都会抽出几天与女队员下指导棋，这段时间女队成长很快。
1991年10月，全国团体赛在江苏无锡拉开战幕，黑龙江男队作为上届冠军，其他队伍都格外重视，每战都是真刀真枪的硬仗，毫无取巧可言。上次福将孙寿华也“原形毕露”，13轮棋大输特输，拖了后腿，最后黑龙江队被挤出六强。
然而霉运并未结束，在随后进行的个人赛上，赵国荣的状态极其糟糕，成绩也是一落千丈，连前16名都未进去，“昔年冠军未进l6强”成了当年棋坛最大的新闻，那也是赵国荣从艺以来成绩最差的一次。好在女队的表现尚可，张晓霞、张梅一个第三、一个第九，多少为黑龙江队保住了些许颜面。而且以后几年里，女队的成绩一直不错，多次打入前六名。
有时失败也是必要的，它如一剂良药能更好地激励人们继续奋斗的决心。面对惨败黑龙江队重新进行了深刻的反省，都决心在1992年打一场翻身仗。
很快1992年团体赛在江西抚州打响，男队由于整体实力偏弱，再次被挤出六强，不过女队三张表现出色，获得第四名。个人赛上赵国荣经过一年的休整，再次表现出强大的实力，获得冠军，黑龙江队已经走出了失利的阴影。
转眼到了1992年10月，我已年满60周岁。按照规定，我应该解甲归田——退休了，可是组织上为了迎接1993年的七运会，决定让我再坚持一年，继续负责棋院的训练工作。于是为了在七运会上黑龙江队能有个良好的表现，我又重返赛场参加了1993年的团体赛。
1993年团体赛是在南京举行的，黑龙江队由赵国荣坐镇一台，我打二台，三台和四台分别是张晓平和张影富。这次实力要大大强于前两年，最后我们获得了亚军。
团体赛上，我觉得自己的状态还可以，而且以后几乎没有参赛的可能性了，所以我又毅然参加了8月份在青岛举行的个人赛。
开赛伊始，我的势头不错，前四轮取得了两胜两和的战绩，与赵国荣、吕钦并髻领先。这时许多媒体纷纷刊出“王嘉良宝刀不老”的文章，我也信心十足决心再次冲击三甲。
第五轮，我后手遇上大连卜凤波，我俩以中炮横车七路马对屏风马开局，弈至中局(如图)我已反先并取得了一定的优势，于是便放手挺进中卒以求速战速决。其实这时最佳着法应走象3进5打马，这样红方只能马七退九(如马七进九，则车7退2捉死红马)逃离战场，我的后方将无后顾之忧。
卜凤波反应极快，马上发现了我的失误，立即车二进四捉我士角炮，在我支士后，又马七进九踩象，我象3进1后，他又马九退七。如此二个回合后，我认为自己的优势仍然很大，所以决定弃象继续冲卒，却未料到红方几步腾挪后竟抢先成杀。
输给卜凤波以后，我的情绪受到了很大影响，感觉精力和体力也明显跟不上了。由于已无法取得优胜名次，以后的几盘棋，我下得很一般，和棋较多，最后对傅光明一役更是草草收场，结果我刚好保本，获得了第23名。赵国荣表现尚可，获得第五，张梅获得女子组第三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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