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找个关于《中国经济》的论文 3000字 如题 星期2要交~_作业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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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经济现状 悬赏分：0 | 解决时间： 16:01 | 提问者：金79 | 检举　　下面是我偶然看到的对2005年中国经济的一篇文章的一些部分.且不论积极或者消极,就一事实的角度.谁有没有对于现在的2007年的经济情况的文章?很想知道中国经济现状,就在物价飞涨的现在　　几点评论是：1、这无非是说,世界人口第一、国土面积第三、矿产资源第三的国家,总产值不过名列第7,比意大利小、比巴西大；2、扣除超高投入的资源、环境成本,实际居于世界后列；3、所谓综合国力指针与人民福祉无关,仅能满足统治者的霸权欲望和民众的大国心态；4、增长速度存在统计上不实；5、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产出式的高速增长得不偿失,除了维持就业换取政权稳定外,实为中国经济之痼疾.在内部,控制速度一直是历届政府的努力目标,对外宣传时才变成自我炫耀的成就.　　令人绝望的数字却很关键：1、在世界经济总量中的比例递减.200年前,大清帝国极盛时期(1800年),中国的产品占全球总量的33%,欧洲占28%,美国只占0.8%；100年前清朝崩溃前夕(1900年),中国占全球生产总量的6.2%；经历二战、内战、韩战连续破坏之后,建政之初的1955年,GDP尚占世界总数4.7%；97年,占全球GDP的比例跌至3.5%---以世界第一的增速干了半个世纪的社会主义,GDP占全球的比例不升反降,更远不及衰败的晚清.数字传递的信息是,赶超半世纪,与先进国家和世界平均水平的差距不仅没有缩小,反而越拉越大.原因是中国经济效益极差,无论是与世界横比,还是与不同时期的纵比,无论实物、资金、还是劳动力等各方面,投入产出效益都不好,甚至越来越差.　　2、人均财富居于世界后列：人均所得为世界第81名,以购买力计算,也只占第65名,比拉脱维亚少、牙买加多.用联合国“人发展指针”综合比较,中国落到107名,在阿尔巴尼亚之后.据WB研究,全球参加评估的120个国家中,中国人均GDP居第96位；教育经费和第三产业产值占GNP比例分别为102、113位.按WB95年推出的衡量国家财富的新计算法(把自然资源货币化列入财富总量),中国的人均财富仅名列世界第162,为世界人均水平的1/13.前一组数字说明,中国人仍是当今世界的穷人；后一组数字说,由于资源奇缺,中国人未来可能更穷.　　把以上数字综合起来,可归结为三句话：1、中国是一个处于世界后列的贫穷大国,是一个资源极度匮乏因而后劲严重不足的贫穷大国；2、经过长达半世纪的高速赶超,中国和自己所曾达到过的水平与世界先进国家的距离越拉越远；3、如果再考虑到人口、资源、科技、教育等因素,中国将永无出头之日.问题补充：　　崩溃,要怎么做啊　　最佳答案 2005年---中国经济之现状　　--------------------------------------------------------------------------------　　近年来,至少在中文媒体上,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似乎已成为唾手可得的现实.这种使中国人热血沸腾的预言,不完全是出口转内销式的炒作.中国的经济改革20多年来在西方激起了一波又一波中国热,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当属93年5月10日《时代》在《中国：下一个世界强权》总标题下的14篇文章.周刊总编热情洋溢地写道,艾默生曾称中国为木乃伊与纪念碑,而今天,这一古迹正显示出震撼世界的活力.　　可以说,20世纪最后的10多年间,中国崛起的论调席卷世界.在这只开始起跳的超级老虎(德国《趋势》杂志语)面前,许多对*****政治和自由市场保持坚定信念的人士大惑不解,缄口难言.　　官方经济学界更是一片乐观.权威的中科院国情分析研究小组预测,年,中国的经济总量将达到世界第一；年,人均GDP将达到目前发达国家的水平；21世纪末,人均GDP和人均社会发展水平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报告作者以坚定而豪迈的口吻宣告,21世纪将是中国兴起和腾飞的世纪.　　只有少数研究者指出：中国表现出来的是一种虚假繁荣.事实上,一个问题就令人看法实质所在：能源、资源与环境容量能否支撑起一个中国世纪?　　中科院的预测是,2050年GDP为89万亿,是90年的50倍.但难以逾越的障碍是资源不足.权威人士证实,建国后40多年来,GNP增长10多倍,矿产资源消耗量却增长40多倍.高消耗、低产出的经济模式可谓举世无双,假设GNP再增长50倍,就必须消耗200倍的资源.　　中科院学者的预测全部建立在资源低耗型的国民经济体系之上,这当然不是事实,而像是一道命令.退一步讲,即便发生某种奇迹,真的建立了资源低耗型经济,但中国,甚至全球的资源能否支持中国的经济规模再增长50倍?最深刻的悲剧可能是---中国进行了长达近半个世纪的试验之后,惊骇地发现本国的资源已接近枯竭,而且,全球经济总规模不断扩大,世界的资源总量已所剩无几.据“世界观察环保组织的《1998年世界现状》报告指出,如不改变目前的发展模式,全球的土地及水资源将不敷中国对谷物的需求,石油资源也不够用.世界再也无法依目前的发展脚步继续走下去了.　　再谈谈中国日趋紧迫的环境容量和超高速增长的污染.学者证实,50年代初到80年代中期的30多年间,社会总产值增加了15倍,向大气排放的污染物增加了100多倍---即是说社会总产值增长1倍,污染量就要增加6-7倍.按此比例算下来,中国经济总量再增长50倍,污染要增长300倍.就算污染率随经济发展而减轻,GNP增长50倍污染量仅增长100倍,中国也绝不是人类可以存活的国度.或者,奇迹般地赶上高科技列车,经济结构转型,污染再增加10倍,地球环境也不再适宜人类生存.　　简化地说,如果超过了几个主要的生态指针---森林覆盖率警戒线20%、人均淡水资源警戒线1000立方米、人均耕地面积警戒线0.8亩等,生态系统便可视为突破了生态环境容量,超载运行,趋于崩溃---这正是中国面临的噩梦.　　事实上,中国的当务之急并非讨论如何赶超,实现强国梦,而是如何挽救.官方经济学界常夸耀的数字有两个---GDP名列世界第七,GDP增长速度世界第一.　　几点评论是：1、这无非是说,世界人口第一、国土面积第三、矿产资源第三的国家,总产值不过名列第7,比意大利小、比巴西大；2、扣除超高投入的资源、环境成本,实际居于世界后列；3、所谓综合国力指针与人民福祉无关,仅能满足统治者的霸权欲望和民众的大国心态；4、增长速度存在统计上不实；5、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产出式的高速增长得不偿失,除了维持就业换取政权稳定外,实为中国经济之痼疾.在内部,控制速度一直是历届政府的努力目标,对外宣传时才变成自我炫耀的成就.　　令人绝望的数字却很关键：1、在世界经济总量中的比例递减.200年前,大清帝国极盛时期(1800年),中国的产品占全球总量的33%,欧洲占28%,美国只占0.8%；100年前清朝崩溃前夕(1900年),中国占全球生产总量的6.2%；经历二战、内战、韩战连续破坏之后,建政之初的1955年,GDP尚占世界总数4.7%；97年,占全球GDP的比例跌至3.5%---以世界第一的增速干了半个世纪的社会主义,GDP占全球的比例不升反降,更远不及衰败的晚清.数字传递的信息是,赶超半世纪,与先进国家和世界平均水平的差距不仅没有缩小,反而越拉越大.原因是中国经济效益极差,无论是与世界横比,还是与不同时期的纵比,无论实物、资金、还是劳动力等各方面,投入产出效益都不好,甚至越来越差.　　2、人均财富居于世界后列：人均所得为世界第81名,以购买力计算,也只占第65名,比拉脱维亚少、牙买加多.用联合国“人发展指针”综合比较,中国落到107名,在阿尔巴尼亚之后.据WB研究,全球参加评估的120个国家中,中国人均GDP居第96位；教育经费和第三产业产值占GNP比例分别为102、113位.按WB95年推出的衡量国家财富的新计算法(把自然资源货币化列入财富总量),中国的人均财富仅名列世界第162,为世界人均水平的1/13.前一组数字说明,中国人仍是当今世界的穷人；后一组数字说,由于资源奇缺,中国人未来可能更穷.　　把以上数字综合起来,可归结为三句话：1、中国是一个处于世界后列的贫穷大国,是一个资源极度匮乏因而后劲严重不足的贫穷大国；2、经过长达半世纪的高速赶超,中国和自己所曾达到过的水平与世界先进国家的距离越拉越远；3、如果再考虑到人口、资源、科技、教育等因素,中国将永无出头之日.　　对洋溢于官方媒体上的乐观,有经济学家如此解释,少数经济学家与权力资本和外国资本结合,获得了特殊地位,在中国繁荣(不管是真繁荣还是假繁荣)时可以分享大份额,在危机发生时却不必分担成本.他们乐观得很,并为人民描绘了一幅玫瑰色的图案---增长速度就是一切,经济发展可以自动解决一切社会矛盾. 经济学家海耶克曾说,他的一个重要教训是忽视了时间因素.他认为,学术界对时间的领会迟钝,远不像政客、运动员和演员那样深知适当的时机就是一切.他的很多经济学著作都试图引入时间的因素,而一般经济学著作中,时间的关键作用却完全被忽略了,事情何时发生?因果之间可能有多长时间?　　这同样是中国人将深感痛切的教训.我们知道,许多事情可能会发生,如一个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时代可能到来之类,但却忽视了时间---我们还有多长时间?梦想成为现实之际,我们还剩下什么?以沉船为例,到全体乘客可以投票表决、立即抢修之际,我们还剩下多少船板?挽救生态崩溃的关键同样是时间---在国土承载力耗尽之前,我们能否扭转资源与环境容量急速枯竭的大趋势?　　从资源超载的角度看,国土承载力的最大极限大约为15-16亿人,没有官员或学者提出更高的上限.按人口增长趋势,距离这一经济-生态总崩溃的临界点还有15年.就限制人口增长而言,政府采取了世界上最严厉的政策,今后怕已无能为力了.　　从污染超载的角度,美国派驻北京的环保官员估算,如果96年开始投入巨资,04年前须紧急投入3万亿美元,才能彻底解决环保问题.数字相当于建政后前40年财政收入总和的7-8倍.分10年投入,每年要投入3000亿美元---这种规模的投入显然是不可能的.如果再考虑到每年国有资产加速外流,事情就更令人绝望.这也是在说时间---可能来不及了.我们甚至用不着去讨论21世纪是否是中国的世纪,那是一种奢侈.我们可以把期望值降到最低：21世纪中国有没有水喝?　　中国人均淡水仅是世界人均值的1/4-1/5,江河湖泊全部污染,地下水严重透支.没有争议的事实是,半数以上城市缺水,缺水城市的半数以上严重缺水,特大城市几乎全部缺水,50个城市已进入危机状态,情况还在继续恶化.　　以中国人特别能忍受的国民素质,渐进、常规性的缺水可以一直维持下去,并非必定导致社会解体.而渐进灾变中的急性爆发将是社会承受力崩塌的关节点.不必等到遥远的未来,在今日的严重水危机上,只要加上一个持续数年的大旱,就可能导致社会解体.历史上,年发生在中原地区的持续三年大旱,致使流寇蜂起,社会动荡不宁,饥民组成军队,终于推翻了强大的明朝政府.　　如果发生一个持续三年的大旱,其打击点正好在承受力最低的华北地区,后果难以设想,京、津、唐、保等地区是贫水中国的特贫水区.外来观光者只看见高楼大厦林立,却不知道这片城市群的淡水量人均已不足300立方米,在国际人均水资源警戒线(1000立方米)的1/3以下,为世界人均数的1/30,比世界著名的干旱区阿拉伯半岛还要低,也低于以色列(人均水资源370立方米)---可以这样概括,以北京市为圆心,800公里半径之内(200万平方公里,超过1/5国土)已没有一条常流河,地表水基本枯竭,地下水全部严重超采,最深的水井已达300-400米.早在10年之前,水利部水资源司司长吴国昌就发出警讯：如果供水问题未有改善,只要再来一次大的旱灾,华北地区的经济都可能崩溃.目前,大北京地区完全具备了被水危机摧毁的必要条件；为使首都脱离险境,专家正在紧张讨论从1000公里之遥的南方调水的种种应急方案,甚至会迁都.为数众多的生态学家是悲观的：一切应急的工程措施都无法从根本上解决水资源危机,21世纪将是中国无水可喝的世纪.水仅仅是资源环境灾难的一个侧面,21世纪将是中国走向崩溃的世纪.大难临头之际,就可能爆发实行世界范围内资源再分配的战争.　　难道没有挽救之途了吗?当然有,比如尽快实行私有制,让每一块土地、每一片森林、每一座矿山都有自己的主人；比如尽快实行市场经济,用市场的力量限制资源(包括环境资源)无节制的挥霍；比如放弃狂妄的赶超战略,从人口基数过于庞大、人均资源极为贫乏、环境容量极为窄小等国情出发,走一条有限增长的道路等.　　但问题仍然是：还有时间吗?也许还有一点时间,也许一切都太晚了.任何一个中国政府都很难在这种创造性的毁灭之上重组社会,重建家园.退一步讲,即便奇迹式的完成较为彻底的制度转型,生态灾难也有其巨大的惯性.如俄国、东欧前社会主义国家的制度交替时期,生态加速恶化.而且,生态平衡的恢复也需要漫长的周期.　　更何况,我们所谈到的仅仅是水资源危机、能源危机和环境容量危机.而中国早已陷入全面危机：腐败、资源枯竭、环境恶化、通货膨胀、股市畸形、泡沫经济、国企破产、工人失业、农民贫苦、金融混乱、治安失控；在社会的大系统中,任何一环都脆弱到可能猝然断裂.任何一环的断裂都可能引发整个大系统的雪崩,堵无可堵,防不胜防---一些中国人已预感形势危如累卵.　　21世纪梦精神胜利的另一面是,官宦豪强早已把不义之财转移国外,外国护照在手,随时准备开溜.知情有限的升斗小民则把血汗钱存入早已资不抵债的国有银行,以备大难临头时保命之需.大船将倾人人都想抢块大点的船板,只苦了那些什么都抢不到手的黎民百姓.看今日之中国,短视气息弥漫,人们及时行乐,无一不创当今世界之最.这是末日之前最后的盛宴,是灾难的直觉.　　公有制、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两权分离制(所有权与使用权分离)是毁灭中国资源和生态环境的制度性根源.公有制使山河土地失去了守护者,给破坏性使用大开方便之门.在完全公有制下,劳动者没有生产的动力,一般也没有破坏的动力. 以种种承包制为代表的两权分离制不仅同样剥夺人民对山河土地森林矿山的所有权,还为破坏性使用注入了内驱力.正如公用的自行车,注定损坏最严重、最迅速.邓小 平创造的史所未见的公有私营制,自行车仍然公有,不同者是使用者可以合法地带私货.这样一来,可以想见破坏性使用之烈!帝王时代,江山社稷为帝王所有,传之万世,无人敢破坏,每一具体的土地森林作坊工场,也有具人格的主人守护.经典社会主义时代,资源财产完全公有,虽然难以避免经济学上公有财产悲剧,但劳动者没有破坏性使用的动力.最坏的是公有私营制,山河无主且可杀鸡取卵、竭泽而渔!这样的制度条件下,增长就意味着破坏,高速增长就意味着高速破坏.　　既然损失巨痛,何以还要不惜代价地追求高速增长?政府和经济学界并不弱智.虽然在公开宣传中对高速增长沾沾自喜,私下却不断要求控制速度.官员早就明白,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益式的高速增长不是好事,而是经济的灾难,因此并非一味追求高速,而仅仅要求适当的高速---速度越高,损失越惨重；速度不高,优越性则无从体现,且失业激增,政权不稳.看来,其中的秘密是,高速增长是政权稳定的唯一可能.　　经过长期的社会主义实践后,经济学界摸索出一条规律,必须保持6%以上的高速增长,才能解决每年新增劳动力的就业.因此,6%以上的高速增长就成了社会主义优越性的证明,现在更成了政权稳定的保证.速度问题不光是经济问题,也是一个尖锐的政治问题.只能高速度,才能战胜资本主义；只能高速度,才能在新的基础上加强工农联盟,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不过,优越性的论证似乎开始受到普遍怀疑,政府唯一能做的,就是全力推动经济繁荣,花钱买稳定.这种局势下,人民和政权之间似乎达成了某种默契：可以放弃长子继承权,但总得给碗红豆粥.新的实践证明,只能维持(统计意义上的)8%以上的高速增长,才能缓解新增劳动力的就业压力和维持繁荣景像,8%增长率又成了死守必保的生命线.　　经济学家深谙个中的奥妙.杨帆一针见血地指出,为什么一定要达到8%?经济学家说是为了保证就业、维持信心.经济增长速度在国际上本来一个预测数字,到中国竟然不可更改、不可怀疑,因与现实反差太大,反而强化到人人谈论的程度.这也证明,经济增长速度已成为政权稳定的主要源泉.　　经济学家程晓农说,经济效益每况愈下,国家还鼓励企事业单位一味增加工资奖金、扩大福利,掏空国家财政和企业的积累,旨在用高收入、高福利来换取民众的支持.为维持一个政府的稳定,我们所付出的成本是否过于高昂?谁能告诉我,代价是必须支付的?令人倍感沉痛的是,为产生合法性而投入的高昂成本,并非人民币、美元或黄金,而是我们民族的基本生存条件.问题详情-手机问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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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性质】和【民主程度】是不同的概念。 从【性质】看，人民民主专政优于资本主义民主，它在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实现绝大多数人的民主，避免了剥削阶级民主的私利性、狭隘性，最终以消灭阶级、彻底平等为目标。 但是，从【程度】看，我国社会主义民主还有很多不尽完善之处。这属于民主发展程度的落后问题，并不能以此否定社会主义民主性质的优越。社会主义民主的建立，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我国民主建设比资本主义国家起步晚，所以，虽有很好的民主性质，却没有很高的民主程度。 资产阶级宣称，资本主义国家最“民主”，代表全体人民利益。的确，资产阶级为巩固政权，采取了缓和阶级矛盾的措施。但是，这没有也不可能改变资本主义私有制及其剥削关系。资本主义国家始终是统治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的工具。 资本主义政权，一直掌握在占有生产资料的资产阶级手里，始终代表资产阶级(特别是大资产阶级)的利益。其所谓“民主”始终是少数人的民主。 在美国一次民意调查中，60%的人感到自己与政府没有什么关系。美国有这样一种说法：“民主到你工作场所的门口就停下来了。”管理工会的资产阶级政权总是为雇主着想。他们宣称，民主＝资本主义，法西斯＝社会主义。但实际上，法西斯是资产阶级的一种恐怖统治形式，而社会主义是由工人阶级扩大了的民主制。 联合国一份报告说：“全球化的新规则……漠视人们的需要，这种需要市场无法满足。其过程是集中权力，...
补充:政治经济学(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ｙ)是一门古老的学科,其研究的对象是经济与政治的互动关系,即政治社会关系对经济的影响,以及经济运行与发展对社会政治的影响。经济活动不仅在国内具有政治意义,经济活动一旦跨越国界也就有了国际政治甚至是全球政治的意义。跨国的经济活动要受到其他主权国家的政治结构以及由这种政治结构产生的经济体制的影响,因为它影响到其他主权国家内社会力量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国际经济的运行和利益分配还影响国家间的实力对比和权力关系,这种实力对比对主权国家在国际政治中的权力位势产生重大影响,因为经济联系产生的权力关系限制了国家的自由性;反过来,国家间的权力关系也影响着世界经济运行体制和国际经济成果在国家间的分配(甚至包括国家内部的分配关系)。对这种国际间的政治经济现象的系统研究构成了国际政治经济学(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ｙ,ＩＰＥ)研究的主要内容。如果更进一步的分析,世界经济对各国的影响,不仅局限于国家关系层面,它对各民族内部的社会政治和经济都会产生重大影响;同时,民族国家原有的经济政治结构对世界经济的影响也会产生强烈的抵触、融化作用,或排斥其影响,或对其进行“扬长避短”。这实质是一种世界政治经济现象。因此,近来人们把国际政治经济学又称为“全球政治经济学”(Ｇｌｏｂａｌ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ｙ,ＧＰＥ)①。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兴起产生于这样的历史背景:上世纪60年代末起,由于布雷顿森林体系出现严重危机,国际货币危机频繁发生,世界经济出现停滞,保护主义再次在西方发达国家抬头;许多学者开始担忧,世界是否会再次出现类似20世纪30年代所发生的由于世界经济秩序混乱,各国为争夺市场,解决国内经济危机而出现的国际政治冲突。国际政治与经济互动关系再次引起了西方学者的关注。一些西方学者希望通过研究国际政治和经济的互动关系,研究国际经济的新变化,研究世界经济史中由于经济危机导致的政治冲突等诸方面问题,为国际制度建设与国际秩序的变革寻求政治上的答案。这些研究符合传统政治经济学的原则,而且把研究的焦点放在了国际政治与经济的互动关系上,是一种真正意义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对于这些20世纪后期兴起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如果从认识论的角度来划分,它们大体可以分两类:经验实证主义/还原主义的国际政治经济学与历史主义的国际政治经济学。②　　一、经验实证主义方法论下的理论经验实证主义在哲学中是指应用历史经验来证明假定与理论的正确性和精确性。在社会科学的任何领域内,假定与理论都需要从历史的经验中得到证明,都需要实证性的研究方法。然而,经验实证主义把历史的经验绝对化与教条化,并以此来推导和预测未来,把社会与历史的发展还原为一种旧的历史经验与经历。这种方法论下的理论往往带有一定宿命论和历史还原论的色彩。这种研究范式主要存在于西方主流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当中,但一些具有马克思主义倾向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也在一定程度上运用这种方法。西方主流的国际政治经济学主要体现在这两种理论上:霸权稳定理论和自由制度主义理论。这两种理论首先各自把国际政治的一些假定运用于国际经济所依赖的政治关系的研究,然后运用西方现代经济学的一些理论如公共选择理论、公共商品理论、博弈论来说明国际经济运行规律,以及国际经济对国际政治的影响。自由制度主义和霸权稳定理论的不同之处在于:自由制度主义理论强调通过制度的设计和维护,国家仍可以维持经济合作以及政治合作;霸权稳定理论强调国际权力结构是决定国际经济合作是否导致政治冲突的关键。但这两种理论共同特点是都带有强烈的经验实证主义。1 现实主义的霸权稳定理论霸权稳定论最初是由美国经济学家金德尔伯格首先提出的,后来经过吉尔平、斯蒂芬·克拉斯纳等人的扩充与修改。③其理论的核心内容是:一个开放和自由世界经济需要有一个居霸主或主宰地位的强国,霸权的衰落必然导致自由开放的国际经济体系的削弱与瓦解。这种理论把国际政治的假定作为国际经济的政治背景的研究基础,认为国际经济处于一种冲突的国际政治的环境之中,在这种环境下,要建立和维持一个自由开放的国际经济体制,必须有一个信奉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霸权国存在。霸权稳定论的作者的依据是现代经济学中的“公共/集体商品”理论。所谓“公共/集体商品”就是一种人人都可以消费的商品,而且一个消费时不影响其他潜在的消费者消费。但由于人人都可以消费这种商品而无需付费,这种商品往往供应不足,除非经济利益促使某个经济主体愿意为这种商品承担较大份额的费用,或者某个机构(如政府部门)迫使消费者为这种商品付费。在无政府的国际体系中,这个机构就是霸权国家。霸权稳定论认为,开放自由的国际经济体制(开放的国际贸易体制和稳定的国际货币体制)就是一种公共商品。用克拉斯纳的话来说,它是在“特定的问题领域内,经济行为体的期望所共同关注的那些原则、规章条例和决策程序”④。霸权国利用自己的优势地位和影响力建立这种国际经济体制,以确定各国的行为规范,防止欺诈和损人利己,分摊成本,抑制经济民族主义,从而达到限制冲突,维持秩序的目的。霸权国建立维持这种体制的力量在于具有强大的军事、经济实力和政治与意识形态的感召力。但是,霸权稳定论者相信市场经济本身具有的扩散财富的功能,或者说是经济发展的后来者利用后发优势以更快的速度发展的功能,加之利用“公共商品”免费搭车的特点获得更快发展,从而改变了原来的国际权力分配的格局。霸权国的实力衰落使得霸权国不再愿意维护这种“公共商品”,出于国际政治的现实考虑(运用了现实主义的假定)而采用经济民族主义的保护政策以保护自己的权力地位。因此,国际自由开放的经济体制受到削弱,直至最终瓦解。国际自由开放的经济体制的瓦解又导致各国间争夺财富的政治冲突,甚至战争。霸权稳定论者认为,国际政治经济关系就是这种必然的霸权稳定与衰落的循环往复,不论技术水平的发展如何、核武器是否存在以及相互依存关系的强弱都不会改变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的这种特点。因此,这种理论具有一种宿命论的成分。这种理论是建立在对19世纪以来英国霸权兴衰的经验基础上的,并且结合美国从二战结束到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经历加以实证。不论是政治现实主义的各种假定,还是“公共商品”中的各种假定都充斥着经验实证主义的色彩。2 自由制度主义理论罗伯特·基欧汉是自由制度主义理论的首创者也是这一理论最有影响的学者。在1984年出版的《霸权之后》一书中,基欧汉首次较系统地阐述了自由制度主义的思想。基欧汉认为,国际制度是世界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国际体制是一个处于国际权力关系与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之间的中间变量或干预变量,它可以由霸权国建立,但是一旦建立它便可以形成自己独立的功能,即可以促进世界经济的有效运作,减少动荡,降低交易成本和不确定性,防止市场失灵和欺诈,因为国际体制中的规范、规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对国家的行为施加影响,另外,国际体制的存在可以使国家从中预见到自己的利益实现的可能性和其他国家行为的可能性。基欧汉强调,即使国家是一个自私的自我利益的追求者,在一个无政府的世界中,即使没有霸权的存在,由于国际体制的存在,它们也能进行合作。因为相比较一个没有国际体制的秩序而言,尽管国际体制存在着一定的不足与缺陷,却仍能相对促进国家利益。⑤基欧汉在他的理论中没有排斥国际政治现实主义的假定,如无政府的国际结构、国家是国际主要行为体、理性行为体。但是,基欧汉同时对其中的国家利益与理性的假定进行了一定的修正,强调国家利益应是具体的,如财富的绝对增加,淡化了国家生存欲望的重要性,而更加强调相互依存对国家利益实现的作用;认为理性不应该是现实主义对利益的绝对追求,而是一种既定条件下的相对满足。他认为,如果一个国际体制下具有促进各国福利的功能(增加绝对收益),国家可以通过理性的比较选择合作。因为没有体制的世界经济可能充斥着更大的不确定、动荡和欺诈,建立新的体制可能成本过大等等不利因素。基欧汉的这种理论后来又得到其他一些学者的支持与补充,如阿瑟·斯坦、查尔斯·利普森、罗伯特·阿克塞尔罗德、海伦·米尔纳、当肯·斯奈德等人。⑥新自由制度主义的研究方法基本也是与现实主义的霸权理论的方法一致的,坚持了现实主义的主要假定基础上,强调的是固定不变的人性、不变的思维理性,所选取的历史资料也是历史时期的某个片段,如战后世界经济的一个领域或阶段,如货币领域和能源领域;并且把这种经验绝对化,作为预测未来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的准绳,认为国际体制在人们的这种工具理性的学习与选择下仍然会继续延续与发展下去。因此,它同霸权稳定理论一样,在方法论仍是一种经验实证主义的。但在历史观上它却有某种进化主义色彩。但这种进化主义依以理性人的假设为基础,认为理性的人通过利弊比较(或者说工具性学习)可以创造和维持一种促进合作的国际体制,只要这种体制可以促进各国的福利(或安全),对所有人/国家都有利。这种进化主义带有一种功能主义的色彩,以结果来解释原因,仍然带有强烈的“后此谬误”(ｔｈｅｐｏｓｔｈｏｃｆａｌｌａｃｙ)的特征。⑦但这种进化主义没有从根本上摆脱还原论,因为它的进化动因仍可以归结为一种不变的固定人性上。3 世界体系论伊曼纽尔·沃勒斯坦是世界体系论最系统、最有影响的阐述者。他于1974年出版的《现代世界体系》和《世界资本主义的兴起和未来的灭亡》是其世界体系理论经典的代表作品。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论认为,作为一种世界体系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从16、17世纪自西北欧出现以来,逐步扩展到全球范围,在这一过程中一直呈现出一种周期性的发展模式,尽管出现过霸权国家兴衰(如荷兰、英国、美国)和经济中心地理变化(从原来只限西北欧转向了包括北美、日本在内的北半球),但其内在的本质没有发生变化,即这种生产方式在世界范围内形成的生产分工体系(中心与外围)、均势的国家体系和意识形态是维持资本主义发展的动力。沃勒斯坦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世界范围内就是一种整体上(世界性的)有效的分工方式。核心生产者提供工业品,它的优势在生产中以比较优势体现出来的低成本,外围生产者提供原材料,它的优势是强迫劳动的低成本。在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论中,多边的国际政治均势体系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上并构成支持资本主义世界生产关系的基本政治结构。在世界经济的中心地区国家和准边缘国家以及准外围国家都在从世界经济中谋求积累。这就形成了世界范围内不同国家的政治经济竞争。各类国家在世界经济中获取经济剩余取决于:国家的政治军事实力和在世界竞争市场有效竞争的能力。通过这种市场交换与政治强制,核心国家比边缘国家从世界经济中获取了更大的经济积累,并决定了各类国家在世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地位,即中心与依附的关系。另外,多边的均势体系使得无一核心国家能以一个世界帝国形式独占世界经济的剩余利润。因为中心国家之间(也包括各类国家之间)存在着为积累的争夺,它们力图通过各种政治经济的战略使自己成为利润最大化的地区,促进资本向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流动,这既为技术的全球扩散提供了新的机会,也防止了某一国家在政治上控制世界经济,并从中获取垄断性的积累。这样,中心国家间的均势努力阻止了单一国家利用压倒优势的政治权威(世界帝国)来改变世界资本主义原有的生产和交换方式,这又维持和发展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在沃勒斯坦看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还产生了一种文化,这种文化不仅为不公正的资本主义辩护,而且塑造了这一体系内所有人的思维,维护着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因此,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由于经济分工、政治统治和文化影响功能不断得到了维护与发展。⑧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论,尽管运用了历史唯物论来分析世界经济与政治,但他的方法论中仍然存在着经验实证主义的成分。因为他把16、17世纪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结构绝对化了,并且通过对历史的研究来否定资本主义内在变化的可能性。这使人在其理论中看到这样一种逻辑:16、17世纪建立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尽管其中存在着巨大的矛盾,但一直在自我维护着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这一体系内的社会主义运动无法撼动这一体系,反而客观上起加强这一体系的作用;资本主义体系最终的灭亡只有等到它发展到最成熟时,其内在矛盾积累到最大时,由于突然的危机被一种“历史的社会主义”取代。沃勒斯坦也谈历史的发展,但他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认识却是一种经验主义永恒论,认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自16、17世纪以后的变化、发展都是一种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最初形态的还原,因而过分地关注维护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因素。另外,沃勒斯坦对资本主义最终被社会主义取代的分析具有宿命的色彩,缺乏对人在创造世界中的主体性的分析。　　二、历史主义方法论下的理论历史主义方法论强调对事物、事件、现象的研究应根据其产生的历史条件,从其发生和发展的过程中进行辩证地考查,历史的变化与发展不是一种还原式的历史循环,而是一种发展的进化论。历史主义研究方法反对用抽象死板的公式或者固定不变的因素(如不变的人性和固定的社会结构)来研究社会事物与现象,强调历史发展的不可逆转性和继承性。历史主义的研究方法在分析社会时更多的是注重历时性的(ｄｉ ａｃｈｒｏｎｉｃ)因素,而不是像经验实证主义那样专注于共时性(ｓｙｎｃｈｒｏｎｉｃ)的因素。这种方法论在本体论上强调人是社会本体的塑造者,人对社会本体的塑造是历史的具体的。这种理论一般对历史的发展怀有某种不可知论的成分。认为,历史是人的实践的具体产物,历史发展有趋势性,但历史发展的具体结果需要由后人的具体实践来创造,前人无法事先预见。在西方国际经济学中,罗伯特·考克斯(ＲｏｂｅｒｔＷ Ｃｏｘ)的理论就是这样一种典型的历史主义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他的《生产、权力与世界秩序》是这一方法论下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代表作。与考克斯同一流派的还有斯蒂芬·基尔(ＳｔｅｐｈｅｎＧｉｌｌ)和戴维·劳(ＤａｖｉｄＬａｗ),基尔与劳所写的《全球政治经济学》(ＪｏｈｎＨｏｐｋｉｎｓ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1988)也是这一方法论的著作。另外,英国学者苏珊·斯特兰奇(ＳｕｓａｎＳｔｒａｎｇｅ)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也具有一定程度的这种方法论特征。1 考克斯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考克斯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主要建立在这样的论述上:不同的国际生产组织形式塑造了不同的社会生产关系,这种社会生产关系体现着一定的社会权力关系,这种权力关系不仅塑造了不同的国家形态、国家利益,也塑造了不同的世界秩序;但同时,也产生着经济、政治与社会矛盾,人通过反思这些矛盾,创造着新社会生产组织方式、国家形态和世界秩序。具体地说,考克斯提出影响人的行为三种力量是:物质能力、意识和制度;这三种力量构成的历史结构决定着生产、国家形态和世界秩序。在某种历史结构下,“生产组织的变化产生了新的社会力量,它们反过来影响国家结构的变化;国家结构的整体性变化改变了世界秩序的矛盾;”特定的霸权世界秩序又可以影响国家的形态,国家形态的变化影响国内的生产组织的变化。⑨考克斯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法,认为生产组织形式是社会力量(阶级)产生的基础,也是其他一些人类活动的基础;生产产生的社会生产关系决定着国家的社会基础;国家形式是由社会生产关系有机决定的,是社会生产关系形成的特定“历史集团”的产物;但国家的形态还受制于世界秩序。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形成后,国家的生产是与世界生产联系在一起的,国家的社会生产关系处于世界性的等级式社会生产关系之中,国家的形态也受世界秩序的影响。这样,国家的形态处于国内外社会生产关系的双重历史的、具体的建构之下。这样,国家的利益和对外行为就被历史具体地塑造了。这种塑造的基础仍是特定的生产组织方式。世界秩序根据考克斯的界定是世界经济与国际政治体系。霸权的世界秩序是霸权国(如历史上的英国与美国)把本国的生产组织形式推广到世界,得到世界的认同的产物,也是其他国家的生产组织形式(通过国家这个中介)效法与服从这种生产组织形式的状态。非霸权世界秩序是各大国为使自己的生产组织形式成为世界主要形式进行竞争的秩序(两战期间的世界秩序)。因此,世界秩序从根本上说,也是生产组织形式的产物,是生产组织形式产生的权力的产物。⑩这种世界政治经济的分析是实践本体论在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研究中的具体体现。生产、国家形态和世界秩序都是人实践的产物,不存在外在的给定性。物质力量、意识与制度是决定生产、国家形态和世界秩序的历史框架,这三种因素都是在人实践过程中变化的。变化的动力来自于生产过程产生的矛盾。这种矛盾最终会导致生产、国家和世界秩序的变化。在考克斯看来,霸权秩序只是这种社会永恒发展下的暂时的社会平衡,它的社会交往模式和人类的思维和行为方式不能被固定化。随着社会的发展,原来的平衡会逐步打破。各阶级会从矛盾与冲突中进行反思,创造出新制度(社会运行规则)。这又会导致国家形态和世界秩序的新变化。这种反思不是工具理性的思维,而是一种建立在批判基础上的创造性心智活动。有机知识分子的主观创造是一切社会变革的前提。通过有机知识分子的主观创造(思想)来教育大众形成一种普遍主观共识是建构新的历史结构的基础。这里,考克斯继承了葛兰西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解,强调社会的变革不仅仅是经济矛盾下的产物,物质关系的变化并不能导致社会秩序的变化,只有对人的主观进行教化,改变人的主观,形成一种集体的共同意识,才可能促进社会的变革。但这种变革不是宿命性,存在着多种可能性。这样,考克斯没有用一种抽象不变的人性和结构来解释世界政治经济关系,更重要的是他关注世界的变化以及变化的动因,关注历史在过去是如何变化,并通过分析历史是如何变化的来观察未来的变化。并且他对这种变化的分析不带宿命论和目的论的成份,而是强调历史变化的多种可能性,强调世界政治经济的变化方向在于人的主观努力。2 斯特兰奇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英国学者斯特兰奇建立了一种结构性权力框架的模式对市场与国家互动关系进行分析。她指出:结构性权力决定着世界经济(生产、交换与分配)如何运行,而且在这种结构性权力下的世界经济内在地体现着某种政治———“财富、秩序、自由和正义”四种价值的分配和“风险与收益”的分配,从而在世界经济运行中“谁得到什么、如何得到”之类的政治问题有了结果。即权力结构决定着世界经济,经济体制中体现出政治。斯特兰奇认为,决定经济体制的是权力,权力决定了各种国内和国际的经济体制中四大价值观的不同分配比例;权力决定市场运行和环境。但她强调,决定经济体制的价值分配与成本、收益、机会和风险的分配的权力是一种结构性权力。这种结构性权力构成和决定全球各种政治经济结构的权力,是决定办事方法的权力,建构国家与国家、国家与人民、国家与企业关系框架的权力。结构性权力是通过对安全控制,对生产的控制,对信念的控制和对知识、信仰与思想的控制而获得。斯特兰奇把这四个文献产生出来的权力综合成决定国际经济的结构性权力。 从对结构性权力构成的四个基础的分析看,斯特兰奇强调这四种结构是相互依赖的,彼此互为基础(彼此并列,没有一个处于优先的地位),相互影响、相互作用才构成了结构性权力。斯特兰奇的这种结构性权力分析框架充满着实践本体论的色彩。在斯特兰奇的理论中,正是掌握结构性权力的主体(人、阶级、或国家),把自己的利益诉求转化为一种制度安排,形成了一种经济体制,从而决定市场的成本、风险的分配,决定市场运作过程中各种价值的分配。因为结构性权力的主体可以通过强制的力量来维持稳定,可以通过控制生产的权力来决定生产的组织与分配,可以通过控制着信贷的创造与发放来抵制或促进经济的发展,可以通过思想与知识控制和传播加强强制力量,决定如何生产、生产什么,加强金融权力,诱导人们去认同现存的制度安排。因此,她眼中的国际政治经济安排是人实践的产物。建立在实践本体论基础下的斯特兰奇理论有历史主义色彩。因为结构性权力主体历史、具体地塑造的国际政治经济体制,或者说国际政治经济体制,是由社会历史地、具体地建构,而不是可以还原的。但由于斯特兰奇没有深入探究四种结构之间内在的相互关系,尽管她也强调国际关系理论应该关注国际体系的变化,这导致她的理论没有对国际体系变化的动因进行深入的解释。虽然在后来斯特兰奇把国家、市场和技术视为结构性权力变化以及国际政治经济体系变化的三个决定因素, 但同样也没有深入分析国家形态、市场和技术是怎样变化与发展的,以及什么是动因促使它们的变化与发展,而只是说明了这三个因素如何共同影响与决定安全结构、生产结构、金融结构与知识结构的变化。这一点使得斯特兰奇理论中的历史主义方法论带有瑕疵。有人甚至把斯特兰奇的理论说成是“似乎假设了一种社会永恒运动,但没有找到向前推动的驱动力”的理论。 这一点上斯特兰奇的理论不如考克斯的理论具有彻底的历史主义性和实践本体的特点。　　三、结　语以上以方法论标准对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主要理论进行了概述,但这里必须强调,经验实证主义和历史主义的方法论在上述西方现代国际政治经济学学者的著作中并不是完全排他的,有些学者如吉尔平和斯特兰奇强调他/她的理论是用一种折中的方法研究国际政治经济关系或其中的一些问题。这说明,他们都认识到用某一种方法论来研究国际/全球政治经济关系都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它们只能适用于各自不同的目的,都希望用两种方法论彼此互补与折中,来更深入地研究国际/全球政治经济关系。斯特兰奇就说,“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规范性、描述性的研究方法与思考性、分析性的研究方法之间,无所谓正确与谬误之分”。“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如同国际关系和外交政策研究一样,可以兼容这两种方法”。 的确,在吉尔平这样的现实主义霸权稳定理论中也能发现一些历史主义的影子,在考克斯和斯特兰奇的理论中也能找到经验实证的成分,只是他们的理论在整体上更典型地体现出经验实证主义和历史主义而已。注　释:①这可以从美国学者罗伯特·吉尔平(ＲｏｂｅｒｔＧｉｌｐｉｎ)把他近来研究国际范围的政治经济学著作(2001年)取名为“全球政治经济学”中体现出来,1987年吉尔平将其研究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的著作命名为“国际关系的政治经济学”。吉尔平的这两本著作:Ｔｈｅ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ｙｏｆ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1987,Ｇｌｏｂａｌ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ｙ,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 ｔｙＰｒｅｓｓ,2001②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还有另一种分类,即以意识形态来分类,分为现实主义、自由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从这一角度来概述国际政治经济学可参见李滨、姚鸿《民族主义·自由主义·马克思: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流派、学术渊源与当代代表》,《欧洲》1999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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