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城市发展特点, 宋代城市发展特点
匿名2012-
宋代城市发展特点
匿名 宋代城市发展特点
经济功能上升 5,城市的管理范围也日益扩大影响：1、官府的控制减弱 4，社会对商业限制减轻，促进了宋词的产生与发
展、打破了原先空间和时间的限制 3、坊市制打破 2：文化上随商品经济发展，市民阶层扩大、行政和军事因素减弱.城市的面积和繁荣也超过前代特点
“草市”逐步演化为商业性集镇，加速了贸易口岸城市的发展、草市向商业集镇演变和商业集镇向手工业专业镇转化三个阶段，社会经济繁荣昌盛，促进了双边贸易的发展，城市商品经济快速发展。宋代“草市”向集镇的发展过程、商业型城市和手工业型城市等三种类型，大体上经历草市大量涌现，港口城市大量出现，海外贸易空前发达，使宋代时期的城市出现了许多新特点，有工商型城市。第三，农村商品经济发达：第一。第二，经济职能出现多样化社会生产力飞速发展
　特点：1、坊市制打破 2、打破了原先空间和时间的限制 3、官府的控制减弱 4、行政和军事因素减弱，经济功能上升 5.城市的面积和繁荣也超过前代,城市的管理范围也日益扩大 影响：文化上随商品经济发展，市民阶层扩大，社会对商业限制减轻，促进了宋词的产生与发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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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点：1、坊市制打破 2、打破了原先空间 和时间的限制 3、官府的控制减弱 4、行政 和军事因素减弱，经济功能上升 5.城市的 面积和繁荣也超过前代,城市的管理范围也 日益扩大 影响：文化上随商品经济发展，市民阶层 扩大，社会对商业限制减轻，促进了宋词 的产生与发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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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经济发展有什么特点?
宋代经济发展有什么特点?
北宋的商业高度发展,相对唐朝,北宋时期出现了用以交易的纸币“交子”,在政治上北宋实行文官掌权,地方实行三权分立即行政,财政,军事分开相互监督,相互制约防止了地方集权,加强了中央集权,生活上北宋时期最大的特点的有了专门的娱乐场所“瓦肆”,文化是北宋的词很出名,代表人物有苏东坡等.
首先,从时代背景看：(1）唐朝中晚期我国经济中心以经南移 （2）北方多战乱南方相对稳定（3）大量人口南迁带去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和大量的劳动力；从而南方城市社会能够发展；
其次,从政策上看,宋王朝统治者执行了开明政策.宋王朝是历史上唯一的一个鼓励经商的封建王朝.在宋朝,商人的政治地位是不低的,他们可以和贵族平起平坐的.这就鼓励商业的大幅度发展；
再次,宋代思想文化高度繁荣,思想文化的繁荣能促进经济的发展；以及整个中国的不统一给各国贸易（国际贸易）创造了空间.
总的来说,是生产力继续发展,政策导向的共同影响.两宋时期经济发展的特点_作业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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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宋时期经济发展的特点
两宋时期经济发展的特点
农业的新成就制瓷业的辉煌商业的繁荣经济重心的南移摘要：福建是宋代少有的长久和平的地区。北方移民入闽与灌钢工具的应用，开发了福建的 森林与沼泽；官营经济的引入促进福建采矿、制茶等手工业的发展，面对海洋的开放政策， 使福建成为商业最发达的区域。自宋初以来的儒学文化浪潮，使福建拥有国内最多的书院， 最多的进士， 印书最多的书坊。 宋代福建产生许多影响了一个时代的伟人， 理学家中的杨时、 罗从彦、李桐、失熹；文学家中的杨亿、柳永、张元斡、刘克庄；
史学家中的郑樵、袁枢； 书法家中的蔡襄；法医学开创者宋慈；道教中的白玉蟾，政治家中的章得象、李纲等人，都 为中华文化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关键词：宋代；福建；经济；文化研究福建历史的学者进入宋代这一阶段时， 每每会眼中一亮， 那就像行人终于穿过漫长 的黑暗隧道，在抹开眼前短暂的朦胧之后，突然看到远处明媚亮丽的原野，鸟语花香，流水 乔木，无处不令人陶醉！宋代的福建是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区域，称著古代世界的东方第一大 港―――泉州，就在这一时代逐步走向她历史的鼎峰。使闽人更引以为骄傲的是：宋代学人 以“海滨邹鲁”这一时代的最佳词汇来描述福建，倘若用现代人的语言来转述这句话，这等于 说：南宋中国的文化中心在福建这一块土地上！我们知道：宋代的中国在世界历史上占有极 为重要的地位，美国、欧洲、日本以及世界的多数历史学家，都不约而同地认为：宋代中国 是世界上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国家，也就是说，当时的中国拥有世界上无与伦比的文化成就。 因此，福建在这样一个时代领先中国，也就意味着领先世界！应当说，这是福建历史上从未 有过的辉煌！ 对这一段令人迷恋的历史，我们最关心的问题是：宋代福建发展的原因，宋代福建经济 文化地位的体现，以及元代福建的发展与停滞、宋元福建区域开发等问题。 一、宋代福建经济文化发展的原因 “昔欧粤险远之地，为今东南全盛之邦。”宋人张全真的这一句话，说出了当时人对宋代 福建变化之快的震惊。确实，在历史的长河中，福建并不是那类自古以来就以文明震撼人类 的地区，当中原地区已有三千年文明史时，福建还是一个朦昧的少年，仅仅在唐代中叶，福 建还被视为蛮荒区域， 虽说唐末五代福建经济文化有较大的发展， 但用这数十年来填补福建 与中原地区巨大的差距， 似乎太短太短， 宋代的福建如同一个奇迹一样展示在历史学家的眼 前，令人在她巨大的成就面前目眩头晕。综合社会经济等因素，我们认为：宋代福建经济文 化大发展的原因在于以下几个因素： 第一， 宋代福建经济文化的发展与生产技术的革命与应用有关。 古代中国是一个以农业 为主的国家，农业的发达程度决定了区域经济的繁荣。我们知道：中国南方发展农业的地理 条件远胜北方，但在宋以前，长江以南的经济发展水平却远逊于北方。为什么南方有这么好 的历史条件，却长期落后于北方？其主要原因在于人类征服自然力量的落后。南方多山地， 少平原，森林茂密，藤萝纠葛，比之北方松软的黄河平原，其开发的难度是不言而喻的。古 代中国农业的劳动工具曾经经历了三个阶段：木石工具、生铁农具、钢农具。在木石工具时 代，中国农人活动的主要区域局限于黄河流域，这是因为：木石工具在松软的黄土上能发挥 较大的作用， 但用木石工具无法开拓南方森林茂密的山地。 这是商周时代南方区域落后于北 方的主要原因。迄至战国时期，中国进入了生铁农具的时代。生铁是一种价格低廉的金属， 用它制成的工具也是人类第一种真正在民间普及的金属工具。所以，生铁工具的应用，奠定 了战国秦汉以来小农经济的基础。但生铁的弱点在于器性太脆，用生铁铸成的农具，很容易 断为两折。为了弥补这一缺点，人们不得不将生铁工具铸得更大些。今人发现的汉代生铁犁 多重达几十斤，其原因在此。这类农具仍然很难对付南方茂密的森林，因此，在生铁农具的 时代， 南方开发还是很落后的。 使农业劳动工具发生第二次重大革命的是钢农具的发明与应用。钢是铁的一种，它兼有熟铁的柔度与生铁的硬度，因此，可以用它制成锋利的工具。它 的性能远胜于以往古人的任何一种金属。 由于钢的出现， 每一个中国农民手中都有了一套轻 便的农具―――锄头、镰刀、斧头、犁，从此开发南方森林不再困难。钢在中国的发现很早， 至少在汉代已有“百炼钢”，不过，其时百炼钢的生产成本太高，无法在民众中普及，只能用 以制兵器。而唐以后，中国出现了“ 灌钢”技术，这一技术将生产钢的生产成本降低到每一个 小农都可以接受的程度。据载：灌钢是以生铁与熟铁盘在一起，反复锤炼后，二者之间的碳 的分布趋向均匀，便成了钢。这一技术的发明，使钢的生产价格大为便宜，从此，钢成为打 制工具与农具的材料， 并成为由人民掌握的征服自然的利器。 中国的灌钢技术是在唐代成熟 的，这是唐代文明的坚实基础。由于有了钢，不论是岩石还是巨木，都不能阻挡人类开发自 然的努力。于是，南方的开发从此发生本质的变化。过去，南方的开发只能限于长江中下游 的平原，而在钢农具普及之后，便扩至山区。以福建来说，巨大的岩石已不再成为修建渠道 不可穿越的阻碍，茂密的亚热带雨林被锋利的钢斧伐倒，这样，人们才有可能将排去沼泽的 水，使之成为农田，伐去山林，建造城市。福建这样一个多山的省份，是在农具革命后开始 发展的。虽说福建平地有限，不可能成为中国的主要农产区，但农业是一切行业的基础，没 有农业一定程度的发展，福建经济的发展是不可想象的。唐以后福建的发展加速，与灌钢这 一技术革命是分不开的。在这一时代，除了中国之外，其他国家都不掌握这一技术，由于有 了这一生产中决定性的技术，使唐宋文明领先于世界。 第二，宋代福建的发展与北方移民南下有关。福建原来是一个人口稀少的地方，隋代福 建仅有 12400 多户，平均每平方公里仅一户人家。人口如此稀少，根本谈不上经济开发。 唐五代之际，北方人口移民大量进入福建，迄至宋朝统一中国，福建约有 46 万多户。其后， 福建人口大幅度增长，北宋末年，已经有了 100 多万户。南北宋之际，金兵南下，中原地 区再次陷入一片战乱之中， 中原士子举族南迁， 南宋初年， 福建人口比北宋多了 30 多万户！ 南宋中叶，福建人口达到 300 多万人。是国内人口最密集的区域之一。在这一时代，劳动 力是经济增长的最基本要素，而且，北方的熟练劳动力带来北方的农业与手工业技术，大大 丰富了闽人的耕作技术。这是经济发展极为宝贵的一笔财富。随着人口的增加，福建的开发 大大加快。许多荒地被开垦为农田，许多城市从荒原中崛起，福州、泉州、建州等三座城市 成长为国内有名的中等城市。许多市镇升格为县城，城内手工业与商业有了相当大的发展， 商品经济相当繁荣。 北方移民的南下， 带来了北方各种学术与文化， 尤其不可忽略的是儒学南传对闽人的影 响。对于儒学在历史发展上的作用，过去我们多强调它的反面，近年来，随着对传统文化的 反思，人们渐渐承认：儒学在中国历史上是有其积极作用的。儒学在许多人看来，是封建社 会的上层建筑，是与民众脱离的雅文化，其实，就原始儒学来说，儒学是一种发源于中原地 区的民俗文化， 她反映了古代中原地区人民的文化精神。 尽管封建统治者把儒学定为统治思 想后，其中混入了不少专制主义的因素，但儒学中仍然保持着原始儒学的内容。她对社会的 影响是积极的。我认为，儒学对中古时期福建的开发有其决定性的作用！我们知道：在儒学 大规模传播之前，福建流行的是道教与佛教，道教与南方的巫术观念十分接近，可以说：它 是南方百姓的本生文化之一；佛教虽是外来文化，但在中国传播几百年之后，它对南方社会 的影响之深，几乎成为南方社会的一个部分。我们知道：宋代福建沿海民众中，出家为僧成 为一种风气，如果一个家庭有几个兄弟，那么，他们除留一个在家继承家业外，其他几个都 成为僧人。在这一风气里，佛道二教的影响之深是可想而知的。佛道二教都是消极应世的文 化， 对待人生， 他们讲的是随遇而安， 对物质世界的追求， 在他们看来是可耻的。 在宋以前， 南方文化落后于北方文化，与这一种人生观有很大关系，他们大都满足于现实生活，无心对 其改造。这造成南方经济发展的停滞。儒学在南方的传播与北方移民的进入，使闽人的思想 观念发生极大的变化。在原始儒学中，有一种不安于现实而追求完美的精神，以生产来说，过去的闽人在物质生产不够丰富的前提下， 他们的对策是节制生育， 以求得人的再生产与物 质生产的平衡。而受儒学影响的中原民众，则是想开山造地，改造自然。唐宋以后，福建民 众掀起了历史上未曾见的围海造田与兴修水利的运动， 就是这种精神的体现。 由于人的精神 的转换，闽人以积极的态度创造世界与改造世界，形成了宋代闽人创造力爆发的高潮，闽人 不再甘于浑浑噩噩的、 无知无觉的生活， 而是在各方面都力图改造现状， 他们引进先进技术， 学习最流行的文化思潮，竭力将其化为自己的东西，并在比较中辨析发展，产生了自己独特 的观念。宋代福建文化是在其基础上发生的。可以说，没有儒学的影响，是不可能有宋代福 建巨大的进步的。 第三，宋代福建经济文化的发展，与福建面临海洋的地理形势有关。在宋以前，中国处 于农业文明的时代，文化发达区域的共同特点是：农业生产的水平先进，也就是说：在那一 时代，所有的文化发达区都是农业生产最发达的区域，战国时期关中农业的崛起，奠定了秦 汉、隋唐文明的基础，东都洛阳之所以能成为汉唐以来的文化之都，也与其农业文化的发达 有关。在黄河的中下游，沃野千里，是炎黄文化的根据地。与北方相比，福建这一类的山区 丘陵地带，山多地少，虽说农业发展是福建经济的基础，但这种独特的地理形势，决定了福 建是不可能有发达的农业的。所以，在宋以前农业决定一切的时代，不可能想象福建这类地 区能成为经济文化发展中心。但在宋以后，中国的经济面貌有了很大的变化，传统个体农业 已发展到顶点，迄至元明清三代再无突破性的飞跃。而这一时代的工商业，开始崭露头角， 成为经济中极为活跃的一个因素，虽说农业是基础的基点并未动摇，但新的富裕地区，不再 仅仅是农业经济发达的省份，而且还是工商业发达的省份。由于时代的转换，给南方省份的 发展提供了条件。古代商业的发展，是以水运为基础的。古代的运输有陆运与水运二种，陆 运依靠畜力，马车是最好的载体，但马车载重仅有一吨左右，长途运输的劳动成本极高。水 运以船为载体，中国古代的大船可以载重二三百吨，不仅载重远远不是车马可比的，而且船 的运输可以利用水的浮力与风力，运输成本极低。因此，在蒸汽机发明以前，各国的运输都 以水运为主。在中国的各省中，北方诸省的陆运条件好，南方诸省的水运条件好，南方有以 长江为主的运输干线，加上支流与人工运河，几乎所有的城市都可以通航。而北方的第一大 河―――黄河，却是一条最不适宜航行的河流，仅是依靠人工运河，才有了一条基本的运输 干流。福建与长江水系不通，但面临的海洋却是最好的交通线，从福建的港口出发，不仅可 以航行至长江流域与祖国的北方口岸，而且可以通向东亚、南亚、西亚的任何口岸，这就使 福建在古代中国的航运业上， 有其特殊的地位。 宋代福建还是中国海外贸易与国内贸易的交 汇点，一方面是泉州等海港与海外各国的交通，另一方面是福建与国内商业城市的联系，海 内外贸易的兴盛，交替促进了福建工商业的繁荣。宋代福建以发达的手工业闻名于世，这是 因为宋代福建有广阔的市场，泉州、福州的陶窑，可以为海外诸国制造定货，江西、浙江的 瓷器与丝绸，都通过福建运向世界各国。这一切促使福建成为宋代商业最繁荣的区域。当时 福建沿海从事商品生产的人口之多， 使富裕的沿海出现了缺粮情况， 但由于海上贸易的兴盛， 福建从广东、江南等地运入大批粮食以解粮荒，因此，虽说福建的农业不能自给自足，但工 商业给福建开辟的天地，却使福建走上了繁荣之路，成为南方较发达的区域。 第四，与宋代福建资源丰富有关。与北方中原地区有三千年的文明史相比，宋代福建外 在初步开发的阶段。北方地区由于开发过分，自然资源受到极大的破坏，其表现主要有二： 其一，山区的原始森林被砍伐殆尽；其二，在古人开采能力有限的前提下，北方的可开采的 金属矿产枯竭。由于这二点，中古以后，中国的木材生产、矿产开发重心都转到了南方，尤 其是新开发的福建等路， 这是人们很少注意、 但非常重要的时代特点。 宋代福建是真正的“绿 色金库”，从山区到沿海，到处都覆盖着茂密的森林，有几个典型例子值得注意：其一，宋 代闽东沿海是福建输出木材的主要产区， 而现在的闽东到处是光秃秃的山， 是进口木材的主 要地区之一；其二，现代的莆田沿海是福建最缺木材的地区，但在宋代，莆田沿海有人种植树林，以供市场出售；其三，宋代福州城的四周都是茂密的原始森林，据宋代文学家曾巩的 记载：福州人建造房子都用巨木为原料，所以，宋代福建的建筑十分壮丽。从现存的江南第 一木建筑华林寺来看，华林寺所用殿柱十几根，都有合抱之粗，足证曾巩这一评价不虚。由 此可见， 宋代福建木材资源是用之不竭的。 从矿产来说， 宋代福建是中国的重要矿产区之一， 也是福建历史上矿产最为丰富的地区，福建的金、银、铜等矿产，从宋代开始大规模开采， 迄至明朝中叶以后基本断绝，宋朝正是其最盛时期。当时福建的山区―――如建宁府、南剑 州、邵武军，都是宋代的主要矿产区，每年出产许多金、银、铜等金属，例如建州铜的生产， 使建州成为宋朝四大铸钱监之一，一年可生产二十万贯的铜钱。又如银矿的生产，使闽北成 为国内银的主要来源地之一，朝廷每年在闽北购取 27 万两白银！由于山区矿产丰富，使之 成为四方商人汇聚之地，宋代福建山区十分繁荣，这是重要的原因之一。 第五， 宋代朝廷治闽政策的成功。 宋朝最早建立于中原地区， 但赵宋王室受儒学的影响， 在统一中国的历程中，很注意“ 以德服人”的政策。宋朝统一福建以后，免除了许多不合理的 赋税，使福建民众的负担大为减轻。更为重要的是：宋朝不歧视福建这一类新开发区，在科 举考试方面，对福建一视同仁，这就给儒学发达的福建带来了许多机会。在宋代，进入朝廷 的闽籍官员之多，是空前绝后的。所以，宋代的福建一直是朝廷最巩固的统治区域之一，也 被视为大后方。宋朝最后的二帝退入福建境内，不是偶然的。宋朝廷最值得称道的地方是开 放的海洋政策。明清二代，以“ 闭关自守”为指导思想，对福建等沿海诸省的海外贸易采取否 定态度，力图加以禁止。即使迫于形势而开放海禁，也把它当作一时的政策，只要有机会， 便试图断绝沿海与海外诸国的联系。 而福建这一类的沿海省， 海外贸易是其经济发展的生命 线，没有海外贸易便没有一切。由于明清二代中央政策与沿海地区的经济利益不够协调，因 此妨碍了中国经济的发展。 但在宋代， 朝廷的海洋政策是极为开放的， 对沿海人民出海贸易， 采取鼓励政策，海外商人在中国定居，几乎没有障碍。为了从海外贸易中得到较多的利润， 朝廷还想方设法对前来贸易的商人提供优惠， 甚至起用蕃商管理市舶司贸易。 其开放程度是 最高的。海上贸易是福建经济的关键所在，这一点走活了，便带动了福建经济全面的活跃。 二、宋代福建经济的特点及其在国内的地位 第一，福建是宋代少有的长久和平的地区。宋朝是一个长时期处于战争中的朝代。从宋 代初年与辽国、西夏的战争，到中期与金国的战争，迄至晚期抗击蒙元的战争，宋朝在边境 的战争几乎没有停止过。而且，由于宋朝在这些战争中以失利为主，来自北方游牧民族的入 侵，从长城一线逐步推进至宋朝的内腹。迨至南宋末年，宋朝几乎所有的地区都处在游牧民 族的威胁之下。不过，由于福建地处南疆，位于宋朝的战略后方，所以，在宋朝统治的 319 年（960&―1279 年）内，福建基本保持和平的发展局面。除了山区个别地区的动乱之外， 福建主要地区一直处在和平的环境之中。尤其是福建沿海区域，在宋朝三百多年时间内，基 本没有战乱，有“海边佛国”之称。和平的环境保证了宋代福建经济的顺利发展。对于饱受战 乱之苦的北方民众， 这块南方的和平土地富有极大的吸引力， 福建在南宋时期吸引了中国最 优秀的人才与大量的资金，与这一点是有关的。宋朝三百年期间，福建经济一直稳定发展， 而位于战争边沿的省份（宋代称之为路） ，大都受到持久战争的破坏，在这一背景下，福建 持久而稳定的发展便使福建逐步超越了国内大多数省份。 第二，宋代是福建官营经济大发展的时代。中国自秦汉以后，私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占 有主导地位， 但是， 官营因素也在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 自汉武帝实行“官山海” 的政策以来， 食盐专卖、榷酒制度、官营铁炉，都成为中国经济中时隐时现的一个内容。唐代中叶，由于 财政的紧张，朝廷开始大力推广汉代的官营工商体制。迄至宋代，这一制度推广到经济的每 一个角落。在福建、银矿、铁矿、铜矿等矿山都在朝廷的管理中；制茶业中，福建的北苑御 茶园扬名天下；在商业领域，食盐由朝廷专卖，许多地区还实行过酒的专卖；福建的对外贸 易，则由官办的市舶司严格管理，市舶司通过抽分等方法，从对外贸易中获取极大的利润。总的来说，宋代福建较能营利的大行业，官府的影子无处不在。许多统计数据表明：官府获 得了这些行业中的大部分利润。 宋朝能够坚持几乎长达三百年的战争， 与福建等省份的财政 支持分不开。而宋朝在福建的经济收入主要来自官府的经营。总之，宋代福建的官营经济相 当发达， 换句话说， 宋代福建经济的发展， 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官府重视官营经济而造成的。 没有宋朝大力发展官营经济的行动，福建的发展不会那么迅速。 第三，宋代福建是海外贸易最发达的区域。福建位于东南海疆，长期以来被视为遥远的 边疆地带， 唐末诗人咏福州： “中华地向城边尽， 外国云从海上来”， 表示了当时的地理观念。 然而， 这一地理特点也给福建带来了发达的海外贸易。 中国的对外贸易在唐以前以陆上交通 为主。但自宋代起，陆上丝绸之路受到割据政权的影响，时断时续，而中国与西方的贸易重 点转到海上丝绸之路。我们知道：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的发端，原来是在广州。但广州这一城 市的海外贸易，主要是海外蕃客经营的。五代时期，在泉州刺史王延彬的引导下，泉州商人 开始参与海外贸易，“每发蛮舶，无失坠者。”宋代福建经济的大发展，使福建经济逐渐超越 了地广人稀的广东，而且，福建的经济实力雄厚。这里有发达的制瓷业、丝织业、炼铜业， 海外国家最需要的中国商品，福建都能生产。而且，福建与江南等发达地区的商业联系较为 密切，因此，江南等地的商品大量流入福建，参与福建的对外贸易。在这一背景下，福建的 泉州港逐渐取代广州成为中国最大的对外贸易港口。 以泉州为出发点的海上航线， 伸向东亚、 西亚、南亚及东非诸国，并与欧洲建立了贸易联系。宋朝的主要商品从这里输出海外，而海 外的物产也从这里输入中国，换句话说：泉州是沟通中外贸易的桥梁，这就使泉州在中国的 商业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 各地输出海外的货物要运到泉州才容易出口， 而国内各地所需的 海外物产，也要通过泉州等海港城市的转口。泉州成为中国与海外世界联系的主要通道。其 次，泉州还是国内海上贸易的枢纽。由于宋代南北的分隔，而宋朝为了限制战略物质为北方 敌国所用，大力限制南北贸易。在这一背景下，宋代南北的走私贸易中心转到海上。宋代福 建与朝鲜的贸易十分盛行，其原因在于：朝鲜扮演了中国南北贸易转口口岸的角色。当时中 国与朝鲜的贸易主要是福建人在做中介，北宋出使朝鲜的使者，曾在福建雇觅船只，福建位 于南部海疆，比福建离朝鲜更近的海港有很多，但宋朝却在福建雇佣去朝鲜的船只，这充分 反映了闽商在朝鲜至宋朝航线上的影响。此外，福建的走私船也常在渤海的口岸出现，金朝 南侵时打造海船， 由一个叫作倪蛮子的福建人主持， 这也反映了福建人在北方海疆的潜在影 响。 它说明当时福建人控制了北方的海上贸易。 所以， 宋代的福建还是中国南北贸易的中心。 由于掌握了中外贸易的主要份额与控制中国南北的海上贸易， 泉州逐渐成为东方世界的海上 贸易中心。 第四，宋代福建拥有发达的手工业。宋代福建手工业的发达与技术的先进有关。宋代福建手 工业掌握了当时最先进的技术。 以矿冶技术来说： 可以作为中国冶炼技术代表的技术有以下 几种：其一，灌钢生产技术，它的意义我们已在前文交待过。宋代福建拥有许多平炉，可以 生产大量的灌钢，并向浙江等邻省出口；其二，高炉的生铁冶炼术，宋代的高炉一次可炼生 铁上万斤，这一技术发明后，使中国的生铁产量骤增，遥遥领先于世界各国。据《三山志》 的记载，福州下辖各县有十几座高炉，产品输出浙江等地；其三，胆水浸铜法，宋代的矿工 发现：在山区含有硫酸铜的溪水里，丢入铁器，过一段时期后，铁会将硫酸铜里的铜置换出 来，生成硫酸铁与铜，于是，铁器变成了铜器。这是一种廉价生产铜的方法，据《宋会要辑 稿》的记载，当时福建的矿场也使用了胆水浸铜法。其四，吹灰炼银法，宋代炼银是用铅与 银放在一起熔炼，以铅置换出银。宋代福建是全国最大的银产地之一，其炼银技术也是领先 于全国的。总之，宋朝是我国矿冶业最发达的时期之一，这时中国的冶炼技术领先西方数百 年， 而这些技术几乎都在福建的矿场中出现过， 说明宋朝福建的矿冶技术是处于其时代的最 高水平。在其他手工业领域，闽人的技术也领先于时代。有相当多的新发明。以茶叶制造来说， 宋代闽北的建安县北苑是宋朝的皇家御茶园， 这里制造腊茶的技术是宋代第一流的， 所生产 的龙凤团茶是文人学士梦寐以求的珍品， 由于腊茶在全国的影响， 使各地的商人都来到闽北 购茶，建茶也因而畅销全国市场。宋代的闽北有许多私人的茶焙，其产品远销全国。除了制 茶叶之外，福建其他的行业也有许多新技术，例如造船术、蔗糖制造术、晒盐法、黑瓷制造 术、纺织业中的棉织技术、丝织技术等等。科技的领先使福建各种手工业都领先于全国，例 如制茶业、矿冶业、织棉业、制葛业、棉织业、晒盐业、造船业、织绸业、造纸业等等，都 是福建在全国有影响的产业。此外，由于地处海疆的独特优势，福建有许多手工业专门为海 外生产，广阔的海外市场使这些产业欣欣向荣。其中最为典型的是制瓷业。在晋江的磁灶一 带，考古学家发现了许多宋元陶瓷窑的遗址，它的产量远远超过当地所能消费的水平，而其 产品每每在海外诸国发现，它说明这些陶窑主要是为海外生产的，所以，它的生产规模相当 可观。 第五， 宋代福建的粮食生产技术在其时代达到了较高的水平。 中国古代粮食生产的大势， 原来是北胜于南。其原因在于：北方农耕技术发达，农民精耕细作，因此，虽说北方的小麦 菽粟等农作物的产量都不太高， 但由于实行密植等技术， 其产量是这一时代世界各国中最高 的。在唐以前，中国江南地区已经种植水稻，但由于劳动力不足等因素，大都处于火耕水耨 的粗放经营时代，其亩产量不高。唐宋之际，由于北方移民的南下，福建进行了大规模的围 海造田、兴修水利等工程，诸如福州的西湖水利、莆田的木兰陂工程以及泉州烟浦埭工程， 都为当地增添了上万顷良田。水田与劳动力的增加，使福建农民可以开始精耕细作的农业。 在福建沿海，不仅有了双季稻，而且还有了稻麦复种，有史料表明：宋代福建上好的田地每 亩可收三石米，中等田地可收二石米；而元代福州一带的附郭良田，每亩田租达到三石米， 这说明：福州最好的田地亩产可能达到五六石米！我们知道：在同等条件下的粮食生产，水 稻的亩产量要高过旱作物，同时代北方的旱作物，每亩能收二三石粮食也就不错了。因此， 宋代福州的郊区， 其粮食亩产量应为宋代的最高水平。 福建农业发展的另一特点是山田的开 辟。 福建是东南各地山地最多的区域， 由于人多地少， 人们着力开垦山田， 在有泉水的地区， 农田一层一层地向山顶延伸，远望如天梯上行，巍为壮观。开辟梯田需要较多的劳动力投入 以及筑坝技术，福建山区近千万亩梯田，其投入的劳动量，不亚于北方任何省份对长城的投 入。不过，梯田的修造，泉水是必备的前提。但福建的山区，并不是随处都有梯田的。所以， 福建山田的开辟受到很大的限制，“ 八山一水一分田”这句流行的话，便说明福建所有的农田 只占总面积的十分之一，这使福建粮食生产受到了极大的限制。随着福建人口的增长，沿海 地区在南宋时期即要从广东、浙江等地输入粮食，它是当时东南唯一的缺粮省。但是，福建 粮食生产的落后，是地理条件决定的，并非粮食生产技术的落后，从某种意义上说，粮食生 产不足并不意味着落后，全面发展的福建经济可以在其他方面得到补偿。 第六，宋代福建农业发展的主要亮点是商业性农业。中国是一个幅员广大的国家，南方 物产与北方物产有很大区别。中国人习惯上将淮河、长江以南的中国称为南方。但实际上， 最能显示南方物产特色的是北回归线一带的区域，这就是现代的福建、广东、广西、云南等 省。在这些省份中，广西与云南位于西南边疆，交通极为不便，唯有福建与广东面临大海， 水路交通遍达西方，自古以来是南方物产的主要产地。在宋代，由于福建与北方的联系更为 方便些，也因为福建在宋代的开发水平比北方更高些，宋代北方各路所需的南方物产，大多 来自福建。这给福建商业性农业的发展，提供了很好的条件与时机。宋代福建的特色农业产 品是:荔枝、龙眼、靛青、柑桔、甘蔗、橄榄、梅子、棉花、些麻，以及茶叶、木材等等。 福建沿海一带，种植果树的农户，常有一家种植数千株者一。由于这些产品在北方市场上极 为畅销，许多商人来到福建果品产地，用订购购的方式买断产品，这就给福建的农家提供了 很多的商业机会。 他们不像北方农民只能生产粮食， 而是以生产可以在市场上出售的农产品为主。通过出售农产品，购入粮食，从而建立有特色的家庭经济。一般地说，种植果树等商 业性农作物，所要投入的劳动要比种粮食多。种植一亩水稻，大约十四个人士可以完成从播 种到插秧、耘田、收割、晒谷的过程;但种植一亩柑桔，则需要四十到五十个人士，所以， 同样是种植业，同等面积土地上的收入要大于同种粮食，从其劳动投入来说，是合理的。福 建人多地少， 要在有限的土地上获得更多的收入， 种植可出售的商业性农业产品， 是合理的， 也是福建农业发展的必然结果。宋代福建沿海农民大种荔枝、龙眼、相蔗等产品出售，导致 当地出现缺粮的情况，不过，由于海上交通畅通，广东、浙江的粮食源源不断地流入福建沿 海，在一般的情况下，福建沿海并无缺粮之忧。对广东等地区来说，由于地广人稀、土地肥 沃等理由，他们种粮食并不要花费太多的精力与成木，更由于缺乏劳动力，开发商业性农业 缺少最基本的条件，所以，种植粮食出口，对他们来说是更为合算的。这样，由于福建农业 的商业化过程，导致中国沿海出现了最早的区域分工，这是经济发达的表现，个别经济史专 家总以为缺粮是经济不够发达的表现，那是差之毫厘，失之千里了。 总之，从宋代福建的农业、手土业、商业等多方面考察，说明宋代福建的经济是发达的，尤 其是在南宋时一期，福建已是国内最发达的经济区域之一。 三、宋代福建在国内的文化地位 宋代的福建是南方有名的文化大省之一，不论在科举、书院、出版等各个领域，都有杰 出的成就;在无形的文化产业里，宋代福建出现了许多著名的诗人、作家、历史学家、科学 家，形成了一个波澜壮阔的文化浪潮。在福建历史上，这一文化浪潮是空前绝后的。 学校与书院。宋代是福建书院大发展的时一期。我们说过，福建虽是开发较迟的区域， 但经过唐五代的发展，迄至五代时期，福建已是国内文化较发达的区域之一，后人论及五代 人物，以南唐第一，西蜀第二，闽国排名第三，对一百年前还被称为蛮荒之地的福建来说， 这已是非常难得的了。换句话说，福建在五代时已形成了很强的文化发展氛围。入宋以后， 闽人信心百信，也许“闽蛮”的称呼刺激了他们的斗志，他们决心以自己的成就让中原人士真 正认识来自东南海疆的人，所以，他们在文化上的投入，更甚于他人。过去，他们的祖辈起 早摸黑地在地里劳动，今天，他们的子孙同样是起早摸黑地念书，在文化初兴的地区，人们 对文化的投入往往胜于那些古老的文化区域， 其原因在于文化初兴区域的人们有一种积极向 上的文化精神，他们认真地研究文化经典，一字一句，决不含糊;像老农一样精心地把庄稼 种好。 发展文化最基本的条件是建立学校与书院， 在宋朝以前， 在思想界最有影响的是佛教， 在政治上最有影响的是军人，儒学的位置不高;入宋以后，虽说早期的宰” 相赵普即有“半部 论语治天下”的名言，实际上，赵普对儒学并不精通，宋朝也没有确立以儒学治国的方针。 在北宋，儒学还是一种民间的思想文化浪潮。在这一背景下，闽人对儒学的投入是十分引人 注目的。早在北宋初期，莆田县即有一位名叫方仪的学人，他间关万里，抵阙上书，要求在 莆田县设立县学。 他的行为震动了朝廷上下的官员， 他们想不到在遥远的海疆竟有人这么关 心儒学的传播!对这一义举，他们当然是支持的，但是，他们也要小心有人籍此沽名钓誉， 因此，在为莆田县建学校时，官方声称钱财不够，方仪听说这一消息，毫不犹豫地拿出家产 弥补建校经费。他以他的义行证明了自己的真诚。宋代福建修学的浪潮开始较早，当其他各 路民众尚在犹豫时，福建各县纷纷建立县学，而南剑州的学者们，更是自行建立了比县学更 为高级的州学。他们的行动都在官府之前。当北宋的统治者终于想到在全国推广州县学时， 福建的州县学早已相当普及，而南剑州的州学业已建立二十多年了。可见，北宋时福建对学 校建立之重视，在国内各地是十分突出的。 如果说县学与州学主要是官办的，或者一是民办而由官方管理的，那么，书院更能体现 儒学教义中自由讲学原则的影响。 书院是儒者一共同研究学问与授受儒学的地方， 最早出现 十晚唐，而在唐末五代的乱世里淡出。北宋时，随着儒学的发展，书院在各地兴起。书院与 学校最大的区别在十:宋代的学校渐渐演变为以科举贡士为主，以儒学的研究为辅;而书院则是学者们自己建立的，他们觉得:科举事业已有浓厚的商业气氛，许多人投入学校，并不是 想学到儒学，而是想找到一条通向官场的捷径。这与儒学的本旨大相径庭。所以，学者们建 立书院， 便声称与科举无关， 其主要目的就是便于讲学。 福建广设书院是在南宋时期， 当时， 工程理学传到闽中，福建士子积极研究理学的原理，这就需要聚书讲学之处。于是，建学之 风在福建各地兴起，各类书院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迄至南宋末年，福建已有数十所有名的 书院。其数量在全国数一数二。这一优势，一直保持到儿代。福建的学校与书院之多，是宋 代福建文化发达的表现。 科举。宋代科举制与其后各时代相比，最大的特点是:没有地域名额的限定，完全按才 能录取。因此，宋代所录取的进士里，其籍贯的分布很不平衡，文化发达的区域进士较多， 文化落后的区域进士较少。 这一制度是与元明清三代不同的。 元明清三代为了保持政权的代 表性，其进士名额分配给各省，因此，不管该地的人才有多少，进士数量都是额定的。这一 制度保证了进士的代表性， 但从人才的选拔来说， 其遗憾之处是不能将最优秀人才全部选拔 出来。也不利于文化发达省份的人才选拔。由于宋代完全看才能录取进士，给福建这类文化 发达的省份带来了更多的机会，南宋时，人们将福建出秀才” 看作是一个有代表性的文化现 象。整个宋代，福建产生了五六千名进士。关于宋代福建进士的统计数字，学者统计是各不 相同的，有的是 5000 多人，有的是 7000 多人，这主要是材料来源的问题。早期的《八闽 通志》在编纂时，还有许多地区的县志尚未修成，个别漏载是有可能的，所以， 《八闽通志》 收录的宋代福建进士偏少，以《八闽通志》为来源统计，其总数为 5000 余人;不过，后出的 清代县志又收录了许多家谱与族谱的材料，所以，以此为据的《福建通志》所收录宋代福建 进士的数量越来越多。以民国《福建通志》来说，其总数达 7000 多人。实际上，以明清两 代的科举志作一对校，其中多有冒充者一。一般地说，出自《福建通志》之前、 《八闽通志》 之后的《闽大记》较如实地反映了宋代福建进士的数量，其总数为 5900 多人。约为宋代进 士总数的 1 /60 其中有多人考中状元，最为著名的是永福县省里三状元”，一时传为佳话。 福建的莆田县、晋江县、建瓯县，在宋代都有近千名进士。 科举事业的发达，使福建有许多人进入宋代的官僚机构，从北宋到南宋，身任宰相的闽人达 50 位。其中章得象、曾公亮、章享、蔡确、李纲、陈俊卿、留正等人都是宋代著名的政治 家， 在政治上很有影响。 历宋元明清四代， 闽人在政治枢要中占这么重要的地位， 唯有宋代。 刻书业。宋朝是中国印刷术发展的关键时代。在隋唐时期，中国虽然出现了印刷术，但 主要用于佛经的印刷。五代北宋时，官府开始用木刻版印刷儒家经典，但宋朝严禁民间私营 印刷业，所以，当时罕见民间印刷品。在论及福建麻沙木的渊源时，许多人往往使用一些不 可靠的族谱史料，谓建阳在唐代已为“书肆所萃”，实际上，迄今为止，尚找不到北宋时的建 木。 其原因在此。 宋朝的禁令一直到北宋后期才被取消， 于是， 民营出版业开始在各地发展。 以此为契机，建阳书坊、麻沙逐步成为宋代出版中心之一。宋代出版业中心有三个:杭州、 成都、福建。研究出版史的学者公认:杭州的版木最精、福建的版木最多，成都在二个方面 都位于中游。杭州的版木最精是因为临安是南宋的首都，官府出版的书籍大都在这里印刷， 数量不多，校对精良。所以，它的普遍水平高于其他二地。实际上，建阳麻沙木中的精品不 论在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不亚于杭州，只是由于建阳的出版业是民营的，所以，质量参 差不齐，少数出版者为了谋利，生产的产品质量不够高，也是难免的。因此，在总体的质量 方面，建阳落后于杭州。在数量方面，建阳出书之多是公认的，定居建阳的朱熹说过，书坊 之书无远不及。在赵汝括的《诸蕃志》中记载，输往朝鲜的中国物产中，“ 建木文字”是很主 要的一项。至今在日本所保留的宋本中，也以建本最多。这都说明建本的影响是国际性的。 闽学。 在中国思想史上， 使福建占有重要地位的是宋代闽学的兴起。 闽学是理学的一个流派， 也是理学的顶峰。宋代福建成为理学根据地，有其内在原因。北宋时期，福建已成为儒学文 化较发达的区域。著名的海滨三先生是理学的前驱人物之一。但是，北宋的理学中心主要是在洛阳，尤其是在北宋后期，二程兄弟相继在洛阳讲学，使理学中多了一个名为“洛学”的流 派―――也是被称为理学正宗的流派。北宋的福建人是非常好学的，他们之中，有不少人仰 慕工程理学，许多人负笈千里，前往洛阳求学，在程门四大弟子，即有二位是福建人，他们 是杨时与游酢。有一次，杨游二人冒雪前往程家拜访，恰逢老师午睡，杨游二人不敢打扰， 站在门外静候多时，待老师醒来发现时，地上的积雪已有一尺厚了！这就是著名的“程门立 雪”的故事。当时的福建人就是以这种精神求学，如杨时、游酢二人，最终成为二程理学衣 钵的继承者，其实是没有什么奇怪的。北宋末实行“党锢” ，二程理学被禁。在万马齐喑的时 代，杨时挺身而出，倡导理学，使其成为理学的中坚。宋室南渡，杨时讲道东南，使东南取 代洛阳，成为中国理学的中心。杨时是南剑州将乐县人，晚年定居家乡，其高足罗从彦也是 南剑州人，罗从彦的弟子是南平人李桐，李桐的再传弟子是生于尤溪的朱熹，这四位被视为 理学正宗的杨、罗、李、朱四代传人，都与南剑州有不解之缘；其后，朱熹定居建阳讲学， 虽说他的学生来自四方，但其中有不少福建人，他的高足中，蔡元定是建阳人，黄是福州 人，陈淳是漳州人，而私淑弟子真德秀是浦城人。朱熹自己，虽说祖先是徽州人，但自从他 祖父入闽，其父亲在福建做官，朱氏定居福建已有三代。就朱熹本人而言，他的一生 70 余 岁，除了其中几年在外做官讲学外，大都在福建定居。所以，后人将其学术称之为闽学，是 理所当然的。理学是儒学发展的高级阶段，她使儒学超越政治学、伦理学、文学，进一步发 展为以思辨为主的哲学，从而在政治学、法学、行政学、经世学等方面都有重大突破的一门 学术，也是中国古代学术的总汇。由于其成就辉煌，闽学的代表人物朱熹被视为孔子之后的 第一人。 宗教。福建在唐五代是中国佛教的中心，其寺院、僧人都是全国最多的，在宋代，这一 状况仍未发生变化。宋初福建僧人达 70000 多人，约为全国的 1/6，他们出游各地寺院，因 此， 全国各地的许多寺庙中， 都有闽僧， 这一地位迄今不变。 宋代的名僧中有不少是福建人， 例如华严宗的中兴教主净源。宋代福州的东禅寺与开元寺，都曾雕版印刷过卷帙浩繁的《大 藏经》，分别有 6434 卷、6132 卷；宋代福建也是道教的重要基地，道教中的南宗五祖白 玉蟾是福建人，他的著作很多，对道教理论的发展卓有贡献。宋代福州曾刊刻《道藏》5481 卷，分装 540 函，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一部《道藏》。宋元时期，福建还是海外宗教的 传播中心，不论是伊斯兰教、基督教、摩尼教都在福建有众多的信徒，宋元时，泉州有专供 外商居住的“蕃坊” ，宋末至元初，来自海外的商人莆寿庚家族在泉州长期掌权，元末，由海 外蕃客组成的亦思巴奚军控制了泉州，这种情况在中国是罕见的。 文艺与科学。宋代福建也是文化艺术大发展的时代。杨亿被称为西昆体的代表人，柳永 是婉约派大师，张元千与刘克庄的词风豪放，刘克庄还是“江湖派”诗人的领头人之一，而严 羽的《沧浪诗话》是具有永恒价值的诗歌评论名著；在散文方面，蔡襄的散文“清遒粹美”； 在史学领域，宋代闽人有二部众所公认的史学名著，其一是郑樵的《通志》，其二是袁枢的 《通鉴纪事本末》；在自然科学方面，曾公亮著《武经总要》，是宋代兵器制造、兵法集成 的巨著，其次，苏颂作《新仪象法要》，并制造水运天文仪，代表了中国古代天文学的成就； 此外， 宋慈的 《洗冤录》 是法医学史上的开山名著， 杨士瀛在医学理论方面的探讨引人注目； 蔡襄的《荔枝谱》、《茶录》都是科学史上的著名的作品。在艺术方面，蔡襄号称宋代书法 四大家之首，蔡京与蔡卞的《宣和书谱》与《宣和画谱》，都是艺术史上的名著，而《乐书》 及《律吕新书》等音乐方面著作的出现，都是闽人献给中国艺术史的名著。 由此可见， 宋代福建文化不论在哪一方面都是非常发达的， 称之为福建古代文化的高峰， 应不会有异议吧！ 宋代经济文化的发展， 其实是中国经济文化重心南移的一次浪潮。 从历史的长河看中国 文化的发展，宋代福建文化的崛起是中国文化重心不断南移的结果。我们说过，五代时期， 福建已成为国内文化较发达的区域，宋朝统一后，南北交通更为畅通，而南方经济的发展，已使人们认识到：中国经济中心已经南移，所以，南迁的北方移民不断入闽。尤其是南北宋 之交，金兵南下，宋室南迁，中原士庶无不携老扶幼南渡，中原精华，萃于东南。从此中国 文化的重心转移至东南，迄今不变。那么，这一时期福建又为何能成为南方文化的中心区域 呢？这与南方区域文化的分布有关。如实地说，宋代南方区域的开发，是有层次不同的。南 宋所辖区域内，经济文化较为发达的是东南的江南东路、江南西路、两浙东路、两浙西路、 福建路，以及四川的成都路；其余荆湖南路、荆湖北路、广南西路、广南东路发展程度要低 一些； 而京西南路、 两淮西路、 两淮东路位于与金国对峙的前线， 经济文化的发展受到影响。 所以说，南宋的经济文化中心主要是东西两头，即东南诸路与西部的成都路，成都路的文化 虽然发达， 但与东南诸路比， 一是地方较小， 二是位于抗金前线， 三是对南宋来说过于边远， 以故，南宋的文化中心只能是东南诸路。东南各路的中心恰在四路交界的武夷山，若以武夷 山为中心，以武夷山与南京的直线距离（约三百公里）划一道圆，恰好将东南城市的精华都 划入范围之内。由此可见，宋代闽北成为东南的文化中心并不是偶然的，它至少有位于中心 的文化地理优势。其次，从政治形势来看，历代的政治之都通常难以成为文化之都，这是由 于文化的发展， 并非总是与政治平行的， 文化人喜欢批评政治的“毛病”， 历来为政治家头痛； 从另一面来说，首都为政治中心，朝廷的影响无处不在，也不适应文化的发展。但文化的发 展又与政治密切联系，离开政治中心太远，与时势太隔膜，也很难成为文化中心。因此，北 宋的文化之都是在离开封不远的洛阳。宋室南迁后，定都杭州，闽北距杭州不远，又是南方 山林文化最发达的区域，以故成为文化人的一个据点；从军事上而言，南宋与金国沿着淮河 与秦岭对峙，大多数地区都成为前线，在远离前线 的文化发达区，也只有福建一个了，所以，福建能成为宋代文化最发达的区域。由于南宋定 都东南的缘故，东南一带，荟萃了最多的文化精英。东南各路文化大省中，唯有福建位于远 离战线的后方，宋朝将南外宗正司与西外宗正司按置于福建，便反映了这一考虑。基于同样 的理由，南宋时的福建山区成为北方文人学士荟萃的地方，这使福建文化的水平大为提高。 在元朝以后，随着江南地区从军事前线演变为交通与经济中心，各地学者、文人活动的中心 逐渐转到江南，于是，江南取代了福建，成为新的南方文化中心。福建在历史上的文化地位 因此成为不可重复的历史陈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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