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彝族是一个历史悠久和文化灿烂的古老民族，是红河的土著民族。据彝文文献记载和汉文史籍考证，红河彝族古代史同其他地区彝族古代史，虽不像中原汉族古代史那么清晰，但也经历了漫长的原始社会、母权制社会、父系氏族社会、父权制部落、西南夷王国、唐南诏、宋大理等古代社会历史，同时经历了古代封建社会郡、县制和元明清部、府（路）、户、州、县、土司或土巡检等军事建制下的古代社会历史。同时，红河彝族同整个西南彝族是以西北部分古羌人流迁南下西南地区，融合当地众多西南夷土著部落、部族发展起来的民族，并同其他各兄弟民族一起共同建设和开发了祖国西南边陲，对促进祖国西南边疆繁荣和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关键词：滇南红河；彝族；古代史；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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彝族是一个历史悠久和文化灿烂的古老民族，在长期的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彝族同其他各兄弟民族一起共同建设和开发了祖国西南边疆，创造了悠久和辉煌的历史与文化，对促进祖国西南边疆繁荣和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滇南红河是古人类活动的地方，南盘江流域是1500万年前亚洲人类始祖腊玛古猿活动的地区。1956年在开远市小龙潭发现腊玛古猿化石以后，又在蒙自马鹿洞发现了旧石器遗址的“蒙自人”化石和建水燕子洞新时代遗址。1992年和1993年，红河州民族研究所先后在弥勒老虎山周围发现了五处距今3000年的红河彝族先民狩猎图和祭山神崖画，同时也发现了南盘江东岸崇山峻岭之中的彝文崖画。
彝族是滇南红河的土著民族，主要居住在红河北岸和南盘江流域。彝族作为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的主体民族之一，分布遍及全州十三个市县。据2015年末统计，红河彝族有110多万人，占全州总人口的23%以上，仅次于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的彝族人口，为西南彝族第二大聚居区。彝族各支系居住在红河境内的历史时间不同，迁徙线路有异，文化传承形式有所区别，形成彝族丰富多彩、纷纭复杂的历史文化格局。
红河彝族关于原始族群乃至原始人类形成的传说很多，滇南彝文文献《开天辟地》记载，“……诺谷小龙儿，用泥巴塑人，长有两只眼。塑五个大官，紧握金棍棒，掀到天上去，变成了天神。……红土塑人型，长一只眼睛，生在脑门前，造四个大官，再造众百姓。”[①]拿取金棍棒，分别指向各方，分别成为汉族、哈尼、卡佤（哈尼族支系）、濮拉（彝族支系）、尼苏（彝族支系）、傣族、母基（彝族支系）、白合阿松（哈尼族支系）、确阿鲁（彝族支系）、红头瑶族。滇南彝文文献《姐弟成婚》和《万物的起源》里所说，人类经历了从“独眼人”到“竖眼人”，再到“横眼人”（即现代人）等三个发展阶段。“独眼人”因眼睛长在脑门前，被第一次洪水淹没而绝；“竖眼人”两只眼睛长在正面，是第一次洪水事件的幸存者俄玛俄竜的后代；“横眼人”即现代人，是第二次洪水泛滥中幸存者笃慕的后代。虽传说不能当信史，但严重缺乏汉文史籍和本民族古籍记载，因而不得不从这些创世史诗材料来佐证。也就是说，但在一定程度上一方面反映和说明滇南红河地区原始人类族群的形成，并道明了原始人类族群的形成经历了“独眼人”到“竖眼人”或“纵目人”，再到“横眼人”(即现代人)的进化论。另一方面以创世史诗的形式来追忆和复述原始人类一个个族群的形成，并直接说明和反映当今语境下我国各民族“三个离不开”、“两个共同”、“四个认同”、“四个维护”[②]的思想理念。
滇南红河彝族民间还有虎生人、龙生人说、金竹变人说、蛤蟆变人说、猴子变人说，金鱼变人说、葫芦传人种说，以及自称水牛族、斑鸠族、鹰族、水獭族、水草族、松树族、金竹族、黄竹族、刺竹族、公鸡族、母鸡族、香芝麻族、猪槽族、雨水族、水田族、茶树族等，不能不说是当时一个个原始人类族群。这不仅仅是一个个原始人类族群形成的经过，而且更说明和反映了滇南红河彝族是多元文化合为一体的古老土著民族。
（二）彝族的母系氏族社会
滇南彝文文献《祭社神经》记载：“牛和虎同圈，不许虎害牛，不许牛撞虎；羊和狼同圈，不许狼害羊，不许羊撞狼；鸡和鹰同窝，不许鹰叼鸡，不许鸡啄鹰；人和鬼同屋，不许鬼捉人，不许人打鬼。定得很清楚，都照规矩办。”[③]又该地彝文文献《姐弟成婚》说：“俄玛与娥竜，亲生胞姐弟，俄玛是姐姐，娥竜是弟弟。姐弟生下地，知母不知父。”再如该地彝文文献《男人出嫁的故事》说：人类婚姻之初，女子娶男子，男人嫁女人的古老婚俗，反映了当时母系氏族社会的婚姻形态和婚姻制度。此彝文文献还描述了男子阿卡伙子出嫁前收取彩礼，梳妆打扮，嫁到很远的女子家后，操持家务，服侍公婆，艰辛耕耘的事。“儿嫁他方后，日子苦煎熬，吃在他人后，做活在人前，人睡儿早起，人闲儿不闲。”[④]这一传说足以说明和反映当地彝族历史上曾经历过“男嫁女娶”的原始婚姻制度的事实。至今当地彝族地区还有“妇女当权时，妇女事事管，妇女不闲时，男子来帮忙。”的传说，不能不说当时社会生活以“女子为主，男子为辅”的原始母系社会，女子不仅是生产生活的组织者，而且是宗教的领袖。
（三）父系制的确立及原始社会的解体
彝族社会由母系氏族社会向父系社会过渡的决定因素，无疑是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特别是金属的冶炼和金属工具的使用。滇南彝文文献《金属冶炼》中还详细记载了当时彝族先民如何采炼金属的情形，即：朵白山有金矿、阿纳山有银矿、俄明山有铅矿、亩独山有铜矿、龙可山有铁矿、中特山有锡矿、仔打山有铝矿、德祖山有钨矿、田仔戈沟山有水晶矿、基鲁山有锰矿，后开山鼻祖尼生家族祖祖辈辈开矿冶炼金属，并造金玺银印、铸铜铃，打制刀锄、造兵器、打金银首饰，[⑤]使生产力有了突破性的发展，并促进了手工业的手工。
据滇南彝文文献《洪灾》记载：“先独除省厄，农塔黑阿戈，这四家国王，各霸占一方，金银样样有，吃穿都不愁。[⑥]其实，这四家国王，不是什么国王，而是各居一方的父系氏族部落领袖或酋长。但因这四个部落酋暴政，因而天神策格兹(亦称“格兹”)和地王黑夺芳（又称“朔芳”）大怒，决定发洪水淹没人类。但笃慕因天神指点幸免于洪灾，后笃慕在乌蒙山“罗宜山”设歌场，与天神大臣沙生的三个妹妹、或三个天女对歌成亲，三个妻子共生九子十女。其实不是什么“天神的妹妹”或“天女”，而是其他三个部落的女子。这九子十女长大后，仍与天神通婚，即“天上的姑娘，地上伙子娶。地上的姑娘，嫁天上伙子。”实际上就是彝族先祖笃慕九子十女与其他部落子女通婚的事实。
滇南彝文文献《男人出嫁的始末》里说，先是男子嫁女子，后因妹妹贪婪兄长出嫁时的嫁妆，于是替兄长出嫁。实际上男子已经取得了家庭中的主导地位，父系社会已基本确立，母系社会已基本瓦解和崩溃，女子成了社会和家庭中的附属品。虽文献记有“若天地能改，若日月能换，嫁事可还兄，兄可再嫁去。”但“生米成熟饭，铁板已钉钉，男婚女嫁事，从此成规矩。”[⑦]这可足以说明和反映父系制社会已确立，且已稳固，以女子为中心的母系氏族社会一去不复返了。滇南彝文文献《祭社神经》中记载先祖英雄阿龙与女魔的决战，实际上就是代表父系势力男子与代表母权制女子的决战，只不过这里把女子神话成女魔罢了。
（四）古老的父权制部落
据滇南彝文文献《子孙迁居篇》记载，远古时候，申特罗乍部在彝族祖先旁繁衍，俄夺边乍部迁居到树林里繁衍，公常佰乍部迁居到平坝地方繁衍，倮维申乍部到猴群中繁衍，启奔努乍部、拉妮拾乍部分别迁居到北方、中原华夏（汉族）地方繁衍，倮济申乍部从彝族六祖居住地迁居到各地繁衍，使人类遍布天下。[⑧]滇南彝文文献《苏颇》记载的“能俄德嫫部”是滇南彝族最早的部落，他们最先居住在滇中一个叫西米格多的地方，第二代部落首领者罗摩迁到塌坡阿尔，在那里传了34代，其中从30代首领额阿蛮起，从塔坡阿尔迁到塔木阿自澈定居，在那里分支为“尼”、“罗”两个氏族部落。[⑨]
罗、卢部落。卢是一个古老的部落，至迟在商代后期，它就与商王朝发生了关系。最先卢人居住在河南的洛水流域。殷商末年，卢人曾参加周人伐纣的行列。西周时期，卢人逐渐由中原洛水之域向西南迁徙。到春秋时期，卢人已迁居到湖北江汉一带。《左传·桓十三年》记载，楚国屈瑕伐罗，卢罗联军在鄢水打败了楚军，说明当时罗、卢两部落的力量是强大的。罗、卢与楚人的关系相当密切的。罗部落的姑娘叫季姬嫁与楚国，卢部落的姑娘叫荆妫嫁于楚国。《国语·周语》记载，罗、卢两国之所以灭亡是由于以上的婚嫁引起的，其亡国时间按有关文献分析在公元前七世纪。罗、卢两国为楚人所灭，国民便西迁进入四川。可见罗与卢到了四川以后已经属同一个部落，外人难以区分了。陈士林先生在《彝楚关系述略》一文中说：“唐代的‘卢鹿蛮’就是春秋以来卢、落基础的部落，部族通过一定形式的联盟过程与其它构成长期融合而成。”[⑩]又因罗、卢两部落在江汉流域生活了一段时期，与楚人关系密切，在他们融入彝族之后，带进了楚人的一些文化。
又据滇南彝文文献《们查》记载，彝族先民居住在俄罗时代就已经形成了君、臣、师三位一体的部落组织机构，后世一直沿袭。并当时已创造出文字，兴祭祀，讲道德，撰写君臣谱，规定“十代为一轮”。十代后姓氏还祖，族内可以通婚。在俄罗地方居住了若干代后，又从“尼氏族”部落中分支出“能氏族”部落。后来，在一个叫兰各尼的地方，又分支“撒尼”、“撒梅”、“栗尼”等几个小氏族部落，“尼氏族”部落的主体后来发展成今天的“尼苏”、“诺苏”、“能苏”等，滇南一带自称尼苏颇的彝族就是“尼”的后裔。陈士林先生在《彝楚关系述略》一文中说：尼苏、诺苏、能苏，“从现代彝族自称nuqsu（niesu）也可以设想，就是魏晋以来nuo和su为基础的部落、部族通过一定形式的联盟过程与其它构成成分长期融合的”古代部族的后裔。滇南彝文文献《祭社神经》记载，当时“大地的四方，阳光所照处，月辉所映处，都有人居住，住满十二川，处处有村寨。十二个部落，十二个部族，遍布大地上。”[11]
云贵高原上的滇池是彝族先民活动地区之一。滇南红河彝族人死后，在丧葬指路仪式上毕摩所念诵的彝文文献《指路经》中，称滇池为“倮朵侯”（淹龙湖）或“吉夺侯”（东方湖）。祖先亡灵要么送到滇池北岸的“谷窝咪”（螺蛳地，即昆明城），或者被送到南岸的“纳添”（古代彝族社会里的京城，疑指今昆明市晋宁石寨山）。在滇中禄劝县彝文文献《六祖魂光辉》记载，“谷窝城”的彝族先民经历了“天地二十四代，二十四代祖”的发展，并产生了“俄姆”（最高主宰者）。据有关资料透露，“俄姆”的发式称为“促”，即将发结成束，绕九道，成尖状冠于头顶，与今出土青铜器中的“古滇人”椎结发式，如出一辙。
当时，在滇池周围的浅水地带盛产螺蛳，彝族先民们将其尾部敲碎，挑食其肉，剩下的螺蛳壳厚达数米。今天还可在昆明附近的兴旺村、老街村等地可见到这些遗物。在彝文文献和神话传说中记载，在滇池附近曾有彝族居住的“谷窝咪”（螺蛳地）。同时，在这个地区渔业也非常发达，人们使用的鱼钩、石镞和鱼网等进行捕鱼活动，并用坚硬的石头磨成镞箭头，缚以木柄来射杀滇池里的大鱼。
笃杰阿龙或支格阿龙（有的称为“支格阿鲁”）时期，征服了滇池地区的若干部落，建立了部落联盟，并在同大自然的斗争中，彝族先民发明创造并使用“牢”（木舟或船），用“牢”来往于滇池两岸，并由此而演化出娱乐性的活动——竞渡传。据说，当时滇池地区有以龙、鹰、蛇为图腾的三大部落。鹰部落和龙部落是婚姻联盟的部落，阿龙是鹰部落和龙部落通婚所生，阿龙长大，娶蛇部落的女子为妻，建立了父子相传的社会制度。据说，笃杰阿龙或支格阿龙还征服了比较落后而且盛行食人风俗的“飞马”部落，后死于与蛇部落的纷争之中。今天，昆明附近的长虫（龙或蛇）山、碧鸡（鹰）关、金马寺等地，很可能为古代彝族先民不同部落的活动地域。
在滇南彝文文献《吾查》《们查》《苏颇》《苏嫫》等中记载居住在“谷窝”地方的彝族先民，在当时的社会生活中，已产生了“兹”（君）、“莫”（臣）、“毕”（师）、“格”（匠）、“各”（艺）等等级，其职能是“君施令，臣征赋，毕祭祀，匠造物，艺歌舞”。
据《列子·周穆王篇》记载，当时在周王朝的最西边之南部，一个范围很广阔的国家，名曰“古莽国”。该书记载“古莽国”之地寒暑季节不明显，昼长夜短，当地居民生活在燥热河谷地带，白天多休息在家，而在早晚凉爽之时从事生产劳作，食物结构为乳制品。因此，“古莽国”当跨今金沙江南北地带。至于“古莽国”的政治思想制度，《列子》中记载：“其民有智有愚，万物滋殖，才艺多方，有君臣相临，礼法相持”，而且“古莽国”的居民“巫风”盛行，“以梦中所为者实觉之所见者”，“以为觉之所为者实梦之所见者”。
“古莽国”之后，在金沙江以北有冉駹 、白狼等部落，在云南有“昆明”——“哀牢”国。《史记·西南夷列传》中认为冉駹 与氐类的白马不同，而与徙、笮都同，“其俗或土著，或移徙。”《后汉书·苲都夷传》也说苲都夷“居住略与汶山同”，说明两者是近亲部落。白狼王朝见汉朝时，献乐诗三章，曰“白狼歌”，许多学者认为与彝语十分接近。
昆明，为“古莽国”之后裔。《史记·西南夷列传》中记载“古莽国”分裂后，其后裔为众多部落，活动在今滇西、滇中一带，统称为昆明。其风俗习惯为曲头、木耳、环铁、裹结，为后来的彝族所承袭。东汉时期，滇西的昆明部落又组成了部落联盟制国家——哀牢国。
从“古莽国”到“昆明国”、冉駹 、白狼再到“哀牢国”，其文化纽带都是龙崇拜。在古代汉语古音中，龙的徽母部通莽、龙，而且哀牢的始祖神话也是“龙生”神话。白狼按彝语解释为“山龙”之意，他们均为彝族先民的一个部分。
滇南彝族民间同其他地区彝族民间广泛流传着洪水泛滥和笃慕（杜母或阿普笃慕、或依普笃慕）避洪水幸存传人种的神话传说，因此，可以说，彝族历史上的洪水神话传说以及六祖分支是可信的。它已经成为今天西南彝族所共同追认的历史事实，而且各地彝族地区流传的洪水泛滥传说故事，其情节也基本相同。
如前述，滇南彝文文献《洪灾》记载：俄玛与娥竜归天后，因竖眼人良心太坏，不务正业，纲纪伦理失常，男大不成亲，女大不择婿，父死不送葬，母死不吊丧，初一不烧香，十五不敬神，于是天神策格兹大怒，决定发洪水灭绝竖眼代人。天神大臣沙生若奉策格兹之命，下凡人间试探善心人。沙生若以天上龙马断骨和仙鹤脱翅膀为由，先后到四个国王家讨人血人肉医治，但四个国王家连人粪都不给，后穷人笃慕善心人一听到三生若的来意，爽快地答应伸腿欲割肉和戳鼻出血给沙生若。笃慕的此举，深得沙生若的信任，告诉他来的真实意图。因此，笃慕因沙生若的指点，幸免于洪灾的劫难。漂流到一个叫“红土地悬崖”边的“罗祖宜”，后与沙生若的三个妹妹或三个天女成亲，三个妻子共生九男十女。[12]
滇南石屏县彝文文献版本记载，洪水泛滥后，阿普笃慕与天上一仙女成亲，仙女先后生下两个葫芦，切开第一个葫芦出七十二种粮种，切开第二个葫芦，先后出彝、哈尼、汉、傣等各种民族的祖先。有的传说认为天神策格兹为了惩罚人间，下令发放洪水淹没下界。洪水泛滥后，世上一切生灵包括人类都遭淹灭，只有笃慕一人因得天神的指点得以不死，漂流到“罗宜山”（罗祖宜）上居住，后与天女结婚，生下六子，后成彝族六祖。
笃慕避洪水“罗祖宜”，即今乌蒙山一带的“罗祖宜”，南诏王异牟寻（787年）封五岳时，曾把此山封为东岳。今天有些彝族支系在人死后所吟唱的彝文文献《指路经》中，把亡灵送回到“罗祖宜”一带。
笃慕部落占据“罗祖宜”后，因这一地区气候适宜，土地肥沃，有大量的铜矿资源。笃慕率领自己的部民开垦出大片土地，冶炼青铜，打制铜器，自称“罗宜白主”，汉文文献将其称为“邑君”。这些“邑”，即是一个个彝族聚落村寨，他们分布在山间平坝之中。在贵州彝文文献《西南彝志》和滇中禄劝县彝文文献《六祖魂光辉》记载，洪水消退之后，由笃慕主持祭祀，实行“六祖分支”，由他的六个儿子分别率领六支人群，向不同的方向发展。六祖的后代，当他们找到依山傍水的地方，即定居下来，开垦经营。经过数代人的繁衍发展后，又举行祭祀分支，长房留在原居之地，按“兹”（君）、“莫”（臣）、“毕”（师）三位一体的模式，建立起新的政权体制。制凿“宗简”，守业发展。次房和庶民，或留在原地沦为庶民，或率领部分族人寻找新的居地，开垦经营。就这样，支系越分越多，地域越分越广，以“兹”（君）、“莫”（臣）、“毕”（毕摩）为统治者的大小不等的部落政权，遍布各地。
据汉文文献记载，在今曲靖一带是滇部落联盟下的劳浸、靡莫两个部落，《西南彝志》记为“实”、“勺”（红河彝文文献中为“贤”、“勺”）两个部落。据说“实”、“勺”两家在今云南省会泽一带设立歌场，进行招亲。笃慕去赶歌会，与“实”、“勺”两家女儿蚩以武吐、能以咪都、尼以咪哺产生爱情，并因此与三个姑娘的未婚夫家发生纷争，他们联合四个部落派出九支军队分九路进攻笃慕部落。笃慕抵敌不住，向“实”、“勺”两家求援。双方联合，组织了部落联君，与四个部落开战。战争打了九个昼夜，各有胜负，僵持不下。最后只好承认即成事实，大家喝酒盟誓，各自撤兵。
后来，蚩以武吐生慕雅切、慕雅考，能以咪都生慕雅热、慕雅卧，尼以咪哺生慕克克、慕齐齐。这6个儿子发展成为武、乍、糯、恒、布、默等六个部落，便为彝族历史上的“六祖”。据考，滇南建水县彝族普氏土司是“武、乍”二支的后裔。
由于彝族六祖社会内部经济利益冲突和发展，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部落解体，“六祖”后裔分别从“罗祖宜”分迁外出，开拓新的地域。在与其他民族的征伐和融合过程中，建立和发展了奴隶制度。这就是彝族历史上的“六祖分支”。到了武部的额则武之世、乍部的补娄乍之世、糯部的额类糯之世、恒部的密雅恒之世、布部的布体类之世、默部的默阿德之世，“六祖”与昆明滇池的滇部落发生冲突。滇部落派人到“六祖”住地，要他们每天“缴牛三十头，铜三十斤，布三十匹”，作为缴纳的租税，但武部接到这个消息后，不仅把财产藏起来，而且把信使刺杀在罗吐山下。从此，“六祖”与滇部落的婚姻联盟彻底破裂，“六祖”只好互为婚姻部落，向外迁徙。
据贵州彝文文献《西南彝志》记载，“六祖”互为婚姻部落后，武、乍两部从东川、会泽迁移出来，向云南各地迁徙。在迁徙过程中，与“赫族”、“耐族”、“举部”等发生征战，并掠夺了他们的一些城池和土地，把俘虏异族的降为奴隶。并且说，武、乍两部在云南进行大范围的迁徙，甚至还北渡金沙江，进入四川成都一带。据考，滇南建水县彝族普氏土司是“武、乍”二支的后裔。糯、恒两部最后迁徙辗转到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境内，成为“曲涅家支”和“古侯家支”。布、默两部最后迁徙辗转到贵州境内定居生息发展。
秦汉时期，西南彝族先民部落，从整体上来说，已经产生了一定的共识，所以，汉文文献将其称为西南夷。可以说，彝族在笃慕及其六祖之后十代左右，经过迁徙分流，互相融合，于公元前五世纪作为中华民族的一员已基本形成。据有关汉文文献史料记载，两汉时在云南设置牂牁郡，下设十七县，今属滇南红河的有漏江县（今泸西）、西随县（今金平）、进桑县（今屏边）、同并县（今弥勒）；蜀汉、晋、南朝时在云南设置兴古郡，下设十县，今属滇南红河的有进乘县（今屏边）、西丰县（今开远）、贲古县（今蒙自）、盛休县（今石屏部分）、律高县（今弥勒）。
如前述，昆明及云南大部分地区的彝族以滇为首，而滇是由古滇国的“鹰”、“蛇”、“龙”、“飞马”等部落演变而来的。具体地说，就是在彝族部落联盟首领更替中，蛇部落取代了龙部落后形成的王国，并他们以滇池为中心联合周围的彝族部落，建立了古滇国。在云南晋宁石寨山、江川李家山等地出土了大量青铜器，物器上的人物或动物的形象非常逼真，是古代彝族智慧的结晶。红河州个旧市卡房镇黑马井出土的铜俑灯，做跪坐壮，裸体、尖脸、大眼等以及头上用斜格纹带束发，具有今个旧市老厂镇和弥勒市五山乡彝族女子头饰特征。
滇王国强盛之时，包括了滇东北至滇西、滇中及红河北岸，便是汉武帝时设置益州郡和牂牁郡范围内的彝族部落。《史记·西南夷列传》说滇王统辖的部民有数万人，在其东北有与之间同“姓”的涝浸、糜莫（今曲靖一带）等部落，特别是公元前339-329年的楚威王时，派将军庄蹻
带兵从河南沿清河水江进入贵州境内，并从贵州西部进入昆明滇池地区，后因秦国控制了黔中地区，阻断了庄蹻归楚之路，庄蹻及其带领的士兵便成“楚俗”为“彝俗”，融合到同“姓”当地彝族中了。武帝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时，派巴蜀兵击灭了滇王同姓的涝浸和糜莫，迫使滇王投降，建立益州郡。但摄于原来地区政权的传统势力，仍赐滇王王印，让他们仍旧统治当地彝族。从此，彝族成为了中华民族民族不可分割的一员。
据贵州彝文文献《西南彝志》记载，武、乍两部进入滇西等地后，与原居在该地的“昆明人”相杂居，并通过军事手段等对其加以强行融合，形成了汉文文记载的“哀牢夷”，成为今天滇西和滇中及滇南彝族的先民。
与此同时，公元前五世纪，在我国西北高原上居住的氐羌族群，在生产有了一定发展的同时，出现了部落联盟首领叫无弋爰剑，其孙卯受到崛起于渭水流域（今陕西）的秦国之威胁，率其部民出赐支河曲之西数千里。汉代羌人进入今四川及西南地区后，与当地“西南夷”系各部落广泛杂居，并且与当地“西南夷”系各部落经过长期的分化融合后，成为今天彝语支各兄弟民族的先民。江应梁在《凉山彝族社会的历史发展》一文中提出：“彝族渊源于古代的羌族系统”[13]，方国瑜在《彝族史稿》中说：“彝族源出于自古羌人”，“彝族祖先从西北迁到西南，结合古代记录，当与‘羌人’有关。早期居住在西北河湟一带的就是羌人，分向几个方面迁移，有一部分向南流动的羌人，是彝族的祖先。”[14]同时，方先生认为古代的“叟”与彝族、彝语支各族也有密切的渊源关系。这一见解很快被大多学者接受，并成为迄今学术界影响最大的观点。后《彝族简史》及徐嘉瑞《大理古代文化史稿》、马曜主编《云南各族古代史略》等，均主张“氐羌”说。
《彝族简史》说：“彝族是以‘旄牛徼外’南下的古羌人这个人们共同体为基础，南下到金沙江南北两岸以后，融合了当地众多的土著部落、部族，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形成发展起来的。”[15]《云南彝族社会历史调查》中也有彝族的老家在北方之说。[16]彝族毕摩为死者送魂指路的路线，也多指向北方。这个北方就是“旄牛徼外”，即大渡河以西，今四川汉源、泸定和甘孜藏族自治州一带。
《后汉书·西羌传》记载，氐羌是我国西北高原上的一大族群，距今年以前的新石器时代古羌人部落，就从河隍流域开始向四方发展。他们处在居无常所，随水草而逐迁的游牧部落阶段，以“父母姓为种号”，不相统一，依强而附。在西南众多的“种姓”中，其中号称“越嶲羌”、“旄牛羌”与“青羌”数部落分别游弋于金沙江南北两岸的广大西南地区，他们与同时或先或后抵达于此地，主要从事农耕的古越人部落，几乎杂居在一起，共同开发西南地区的经济和文化。《华阳国志·南中志》中记载，“武都羌”、“广汉羌”、“越嶲羌”、“青羌”以及“嶲”、“昆明”、“涝浸”、“糜莫”等族属，他们都与羌语支、彝语支存在渊源关系，氐羌族群是古代汉藏语系的一大支派，对于西南少数民族的形成有着重要的影响。“古代居住在西南地区属于氐羌系统的部落，是分别发展为近代藏缅语族各兄弟民族的核心”。“战国秦献公时，北方一部分羌族南下到大渡河、安宁河流域，与原来分布在这一带氐羌族群汇合，他们是今藏缅语族语族各族的主要来源。”[17]
彝族与氐羌族群的渊源，《贵州通志·土司志》引《罗鬼夷书》说：“一世孟赾自旄牛徼外，入居于邛之卤。”据一些彝族老人说，彝族先民到了“邛之卤”后，因洪水泛滥，乃渡金沙江迁到滇东北“罗宜山”（今会泽、东川一带），这也表明彝族先民是沿着横断山脉岷江、雅砻江、安宁河等河流自北向南迁徙的。今彝族《指路经》的终点大多在今东川、会泽一带的“罗宜山”。
据汉文文献记载，汉代以后，彝族丧葬习俗突然改变而火葬，与羌人的南迁及其同化分不开的。所以，秦汉时期，一方面是今川滇黔彝族部落不断迁徙，进而整合成统称为“西南夷”的族属；一方面又是氐羌族的融合，形成了固定的文化共同特征，如父子联名制，行火葬，12世后相互联姻、好譬类、党妻族、转房制等。
公元220-589年，即东汉中后期，随着广大彝族地区与中原内地联系的加强，西南彝族地区的生产力有了极大的提高，并形成了一些颇具势力的地方代表（汉文文献称作“夷帅”），他们一方面利用中原王朝民族政策的失和，发动本族人民起来反抗，一方面侵占屯田，开垦私田，把持盐铁，奠定了割据一方的物质基础。贵州彝文文献《西南彝志》记载，默部传到德施氏时，征服了大量的濮人部落，并与武部发生了战争，攻破了武部的九个城，占据了武部的大量土地，迫使武部向西部退缩。同时，武部在受默部的攻击后，向滇中及滇西一带退缩，但武部的一部分在今曲靖一带形成了一定的势力，其后裔有叫“兹夺阿武”（即孟获）。自蜀汉至东晋时期，建宁郡（今曲靖市）和晋宁郡（今滇池一带）、云南郡（今楚雄和大理一代）及南中其他地区，共有“五十八部”，这与彝文文献记载相吻合。公元225年，诸葛亮出兵南征，并把南中地区全部平定并控制下来，为稳定蜀汉对南中各民族地区的统治，团结地方“夷帅”，并加以重用，任命孟琰为辅汉将军，孟获为御史中丞，爨习为领军等。除此，对郡县进行了改建，把原来的四郡扩大改设为七郡，其中益州郡划出设置的兴古郡（今文山、红河一带），并把牂牁郡划出一部分地区归兴古郡，这样广大西南彝族地区全部纳入郡县统治的范围内，部分贵族成为各郡县管辖的“土官”。
南北朝时期，爨氏在南中称霸以后，彝族又被称为“爨人”。其统治区域按《云南志》《新唐书》《旧唐书》等记载，今天曲靖、昆明、玉溪及楚雄是“爨氏”家族统治的主要地区。其势力扩大南到今红河、文山的部分地区，还有自称诺苏颇、阿哲颇的彝族是“爨氏家族”后裔之说。但是，在“爨氏”家族统治下的各彝族仍以宗族血缘为基础的政治制度——鬼主制度分居各地，这种以血缘为基础划分各部或各家支的地域树立范围的历史传说，深刻地影响了彝族社会的发展。
“爨氏”统治南中的四百年间，整个爨区为广大彝族分布，势力非常强大。三国时期，曾一度与蜀汉王朝对抗，使得蜀汉王朝无法统治，不得不采取“南抚夷越”的民族团结政策，才使南中彝族地区成为蜀汉政权的大后方。两晋时期，汉文文献记载南中地区的民族情况基本上为少数民族所把持，即“晋弱夷强”，而其中又以彝族为主。当时彝族在西南地区不仅人数上、分布上占了绝对优势，而且文化也较为先进和发达。
在“爨氏”统一南中期间，“爨氏”与彝族互相通婚，《华阳国志·南中志》中有这方面的记载。又《蛮书·名类第四》载：爨归王的妻子为乌蛮之女；乌蛮蒙归义（即皮逻阁）又把自己的女儿嫁给爨归王的儿子爨守懿及爨崇道的儿子爨辅朝。“爨氏”又自觉吸纳和接受彝族的文化生活习俗，如把彝文说成“爨文”、“爨字”。因此，方国瑜在《彝族史稿》一书中总结这段历史时说：“在西南各族中，彝族的发展比较高，逐渐形成以彝族为中心联系其他各族的组织。”“爨氏统治区域是多民族，而以彝族为主要。爨氏称霸，以后称爨人。”“爨人称限爨地居民之主体民族，而不包括所有民族，即以爨人为彝族的专名。……爨氏统治着的广大地区，依靠的就是彝族。”爨氏势力的扩大，就是彝族势力的扩大。爨氏势力的发展就是彝族势力的发展。虽然爨姓原姓是汉族，但是在彝族社会里分划出来的统治阶级，已不保持汉族的特征，而融合于彝族，其余的“大姓”亦然，所以东晋以后已没有称为“大姓”的记载，并且彝族也称“爨人”了。然而，到了唐天宝初年，唐王朝筑安宁城，并步头路时，爨氏家族起而反抗，杀了筑城使者。唐王朝派乌蛮蒙归义（即皮逻阁）讨伐爨氏。爨氏内部纷争愈趋混乱，两爨大鬼主爨崇道杀了南宁州都督爨归王。爨归王的妻子阿姹联络父亲家兵力与之相抗衡，并派皮逻阁攻灭爨崇道。“爨氏”家族四百多年来对彝族地区的统治自此结束。
唐朝初年，在洱海地区分布着六个较大的部落，史称“六诏”。其中蒙舍诏地处其它五诏之南，故又称南诏。南诏与其它五诏王室存在着血亲或姻亲关系。唐玄宗开元年间，其它五诏被南诏所灭。蒙舍诏基本统一洱海地区后，唐王朝便正式予以承认，开元二十六年（738年），朝廷封皮逻阁为云南王、越国公，赐名蒙归义。在这一期间，彝族六祖之一的“乍部”在洱海边统辖着弄栋蛮、青岭蛮、渠敛赵等部落，建有“建宁国”，又称“白子果”。但南诏强盛以后，其首领张乐进求禅位与南诏首领细奴逻。
南诏崛起并统一云南后，在唐王朝的大力扶持下，在其广阔的疆域内，设置了十睑、六节度、二都督等地方机构。十睑设在南诏国的腹心洱海周围地区。六节度之一的拓东节度，就是统辖两爨故地，与滇南红河彝族有关。二都督中的通海都督，其辖境相当与今玉溪市东部、红河州弥勒大部分地域范围及文山州的部分地区。
与此同时，以滇池为中心的西南彝族地区，按地理又分为东爨和西爨。东爨又称乌蛮，有七大部落，主要分布在今滇东北、贵州的西部、四川凉山州。这七大部落到南诏末期又分为“三十七部”。西爨又称白蛮，主要分布滇中地区，为南北朝时期“爨氏”家族的实际控制区域。这些地区的彝族以“徙莫祗部”最多。徙莫祗部”部分到明朝末年变成了今天居住在昆明、石林、弥勒、泸西的彝族撒尼支系和撒梅支系。除此，由于居住区域相对隔绝，被称为“和蛮”的哈尼族，“施蛮”、“顺蛮”的傈僳族，“磨些蛮”的纳西族，从“西南夷”系统这个母体中分化出来了。
乾宁四年（897年），南诏权臣郑买嗣唆使南诏王的近臣杨登杀死南诏王隆舜，后五年（902年），又杀死其子舜化贞及其幼子，并将南诏王室八百人杀死在五华楼下，夺取了南诏政权，建立了“大长和国”，南诏覆灭。从902 -937年，在奴隶主贵族的割据和混战中，先后出现“大长和国”（902-927年）、“大天兴”（828年）及“大义宁”（929-937年）三个政权。
通海节度使大理段思平的舅父是彝族爨判，当剑南节度使杨干贞乱政时，段思平不满杨氏的贪虐无道，图谋在大理一带进行起义活动时，遭到杨氏缉拿，不得不逃往今建水舅父爨判家，避难七八年。段思平乘机联合东方三十七部彝族，于后晋天福二年（937年）灭了“大义宁”国，在云南建立了号称“大理”国的封建政权。后在石城（今曲靖）进行会盟。据《新唐书·南诏传笺证》记载：开宝四年（971年），大理段氏家族与三十七部会盟于石城（今曲靖），刻石纪事，滇南红河的纳楼茶甸部、弥勒部、屈中部、吉输部、弥泸部等彝族部参与了会盟。《石城碑》（即三十七部会盟碑）云：“明正三年岁次辛未，……会集三十七部……兼颁赐职赏，故乃与约盟誓。”会盟后，进兵大理，灭大义宁国，建立大理国。段氏执政后三十七部免徭役数年。
大理国时期，西南彝族主要地区已进入封建社会，以东方三十七部为主的彝族在行政上隶属大理国的“八部四郡”中的善阐、威楚二府和东川、石城、河阳、秀山四郡的管辖。滇南红河彝族由善阐府和秀山郡、石城郡管辖。秀山郡置于今通海，下辖十八部，在今红河境内的有舍资部、阿僰部、哈迷部、纳楼部、屈中部、阿马部及七溪部、思陀部、伴溪部、铁容甸部。部民大多为彝族；石城郡置于曲靖，下辖十四部，在今红河境内的有弥鹿部、弥勒部、阿欲部、吉输部等，部民全为彝族。
元宪宗三年（1253年），忽必烈率师自甘肃南下，横渡金沙江进入云南，灭大理国。1256年又征服了滇南地区。随后，元朝在大理国统治的基础上，采用蒙古军队的组织形式，在彝族贵族各自统治的地域基础上，设置万户府和千户、百户所，任命彝族贵族为万户、千户、百户长。元朝在红河境内设置的是：阿僰部万户府，辖建水、目则（今蒙自）、舍资（原褒古部，今开远市）及通海四千户；阿宁万户府，辖纳楼茶甸千户、维摩（今丘北、砚山）千户；落蒙（今石林）万户府的弥勒千户。至元十一年（1270年），改万户、千户、百户为路、府、州、县，但依旧委任民族上层充当各路、府、州、县的土官，这就是由唐宋“羁縻制度”演化而来的土司制度。元朝在云南彝族地区设置了八个路，如至元十三年（1276年）临安路辖建水州、石坪（今石屏）州及河西（今屏边）、蒙自二县和舍资（今开远市）千户；至元十七年（1280年）元江路和广西路（今泸西）辖红河的部分地区。并在行省与路、府之间设置宣慰司，掌握军政大权。如临安（今建水）、广西（今泸西）、元江等处宣慰司兼管军万户府（领临安、广西、元江三路），同时任命一些彝族首领充当总管，负责征发差役、赋税，并通过他们加强对彝族地区的管理。
据《元史·地理志》和《弥勒县志》记载，唐天宝十七年（748年），自称“些摩徒”的彝族后裔之弥勒部进入郭甸、巴甸、布笼（今弥勒、泸西、开远、蒙自、个旧、建水、石屏）一带居住，成为彝族先民入居红河地区的一部分。
明洪武年间，明王朝便派遣军队进入云南，平定西南边疆后，在云南设置“三司”（即云南都指挥司、云南布政使司、云南按察使司），并在“三司”之下，设有府、州、县各级政权机构，由流官或土官充任其长官。除此，明王朝在云南广泛推行卫所制度进行管理，有力的控制了各地彝族地区，加强了中央王朝对这些地区的统治。据有关文献记载，广西府（今泸西）之地原为彝族的弥鹿部、师宗部、弥勒部、维摩部等四部所居，但明洪武十四年（1381年）明军进入云南后，分别任命四部彝族土官。
与此同时，明洪武十八年（1385）广置明王朝云南民屯军屯，移中原土民和官兵大姓以实云南。并经过明清两代的移民垦殖和军事镇压后，西南彝族居住的格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坝区在明代被军屯占领，在清代又遭到军事镇压后，彝族向红河江外迁徙或内地高喊山区迁居，红河彝族土司、土目、土官的行政职级，除纳楼茶甸副长官司外，先后被革除或废除，或者归流。如明朝副将军西平侯沐英，把留戌云南的江西、浙江、湖广、河南四部司兵的家属，从江南迁来在红河州弥勒、广西（泸西）、蒙自、临安（建水）、石坪（石屏）屯垦，红河地区汉族大量入居，于是自称尼苏颇的彝族聚居的建水、石屏异龙湖周围，自称濮拉颇的彝族居住的开远坝、大庄坝、蒙自坝，弥勒部、阿鹿部居住的泸西坝、弥勒坝、虹溪坝，在明洪武年间及其以后变成了军屯民屯的地区。因内地迁入的人员增多，彝人渐少，部分向江外和内地山区流迁，开始形成支系之间交错杂处的现象。从大量的彝文文献经典及《指路经》《饯行经》《谱牒》看，自称尼苏颇的彝族是世居建水、石屏的古老土著民族，部分从外地迁人，宋、元、明之际往江外或向内地山区大量流迁。自称濮拉颇包括母基颇、倮倮颇、阿普颇等彝族是世居蒙自、个旧、屏边、开远等的土著彝民，明清之际流落江外及越南北部山区。清雍正《临安府志》卷七记载：临安，元代以前为彝族居住地，自明代以卫军实其地后，彝族渐少。康熙《蒙自县志》卷一说：蒙自的土著之民少，而外来之民多，都是明朝迁移而来的实边之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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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佚名撰，龙倮贵译注：《彝族毕摩经典译注》第四十九卷《尼苏史诗》，第1-9页，云南民族出版社，2009年版。
[2] 三个离不开：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各少数民族之间也互相离不开；两个共同：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四个认同：对伟大祖国、对中华民族、对中华文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等的认同；四个维护：维护社会主义民主、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维护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维护祖国统一、维护民族团结。
[3] 佚名撰，李八一昆释读，普学旺、杨六金、梁红、普璋开、罗希乌戈译注：《祭龙经》，第28页，云南民族出版社，199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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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陈士林：《彝楚历史关系述略--凉山彝族东来说》（初稿），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油印本），16开，印刷时间不详。
[11] 佚名撰，李八一昆释读，普学旺、杨六金、梁红、普璋开、罗希乌戈译注：《祭龙经》，第28页，云南民族出版社，1999年版。
[12] 佚名撰，龙倮贵译注：《彝族毕摩经典译注》第四十九卷《尼苏史诗》，第104-114页，云南民族出版社，2009年版。
[13] 江应梁：《凉山彝族社会的历史发展》，载《云南大学学报》，1985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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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刘尧汉主编：《云南彝族社会历史调查》，第212页，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17] 马曜：《云南二十几个少数民族的源和流》，载《云南社会科学》，1981年第1期。
原载：《云南彝学研究》第5辑，
作者简介：龙倮贵（1963.9-） 男，彝族，云南红河县人。红河学院三级教授及农村问题研究中心主任/首席专家。享受云南省人民政府特殊津贴。研究方向：彝族哈尼族传统文化及“三农”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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