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国营百货还有哪些大食堂有哪些？

来源：蜘蛛抓取(WebSpider) 时间：2022-11-04 02:33 标签： 北京国营百货还有哪些

我家住在泰兴县口岸镇上，从1957年秋季开始，我就进入了距家10华里的刁铺民办初级中学读书，吃住在学校，每周回家一趟，改善一下伙食，顺便拿些上学所需的钱物。到了这学年的春学期，热火朝天的大跃进运动在全国各地迅猛兴起，我的家乡口岸镇和学校所在地刁铺镇也和全国各地一样，大跃进运动的浪潮席卷而来势不可挡。

10月1号，口岸人民公社成立，随后，公社组织的浩浩荡荡的劳动大军投入到全民炼钢和深翻土地的运动中，一时间，农村劳动力显得异常紧张，连回家做饭的时间都没有，有些老人和儿童的一日三餐都成了问题，在这样的形势和背景下，根据上级布置和学习外地经验，口岸大公社的各生产队普遍都办起了吃饭不要钱的公共食堂。

口岸是个居农混住的集镇，集镇上不但有数量较多的城镇居民（定量户口），还有数量相当的专门种植蔬菜的农民，这些菜农归口岸蔬菜大队管辖。蔬菜大队是经县政府批准专门生产蔬菜以供应城镇居民的大队。由于不种植粮食作物，社员的口粮都由国家供应，城镇居民的定量供应卡用硬板纸做封面，群众称之为“硬卡”，而菜农的供应卡用软纸做封面，群众称之为软卡。

为适应大跃进运动的需要，口岸大队建起了十几个公共食堂，每个食堂负责一个生产队的人吃饭，每个社员把自己的“软卡”统一交了上去，各食堂直接从粮管所买回粮食，社员可以不受定量限制，放开肚皮吃饭，至于食堂的粮食是从哪里来的，吃完后又怎么办，吃食堂的人是不管这些的。

一个星期六的下午，我从刁铺的学校放学回家，母亲告诉我生产队已经发了通知，每家都不准烧饭了，都要到公共食堂去吃。我当时觉得这一切很新鲜，踊跃地跟随家人一起去了我们生产队的公共食堂。

食堂位于庆元桥东团结街中段，坐北朝南，三开间四进，西面紧靠一条南北小巷，穿过小巷向北跨过一座横跨柴墟河的小木桥就到达了河北岸的宝善别墅和赵家场。这里原是一座私营杂货店，1956年底公私合营后，商业网点撤并，房子就空了下来，就被利用来办起了公共食堂。

食堂前三进里每进摆放着从各家拉来的六七张八仙桌，两侧的墙上贴着写有宣传公共食堂优越性的标语，如“吃饭不要钱，想了几千年，如今实现了，快活似神仙”“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等。烧饭、炒菜的伙房在食堂的最后一进。高出地面约有二尺的锅台占了西侧屋子的大半，锅台上有一只比水缸还粗、高近一米的木饭甑，旁边有两张直径一米多用来炒菜的大铁锅。七八个炊事员正紧张地跑前跑后。

食堂开办后的头几个月，我每周回家都要到食堂吃饭。因为在学校食堂吃饭要凭饭票还要限量，而在这里吃饭不但不收饭票，而且可以放开肚皮拼命吃，很快，我的体重就增加了好几斤，在食堂吃了两个月后，就实在吃不下去了。

当时食堂的伙食，早饭是稀饭馒头，中饭晚饭是大米饭，吃饭时的菜基本都是炒青菜，间或有点荤腥，另外还有可由人自取的冬瓜汤。虽然显得有些单调，但我在学校食堂吃饭也不过如此。何况逢到节日，每人还可以分到一勺红烧肉或半条红烧鱼。说实在的，吃食堂前我在家吃饭也没有吃得这样好过。

因为大米饭随便吃，所以浪费粮食的现象十分严重，饭桌上剩饭到处都是，白花花的大米饭经常倒得泔水缸盛放不下。当时我就想，学校领导在向我们传达文件时说过，中央领导人正发愁粮食多了怎么办。我们这里的这么多粮食都是从哪里来的呢？

后来，国家粮食供应的形势日益严峻，粮库已不再像当初那样无限制地给食堂供应粮食，于是食堂也就采取了相应措施，每天两顿的大米干饭消失了，改成了一日三餐稀饭，随意打饭改为凭发放的饭票限量供应，广大就餐者还没有尽情享受够“敞开肚皮吃饭”的幸福，就面临了食不果腹的痛苦。

自从举办公共食堂后，有些生产队为巩固食堂成果，就规定无论何人都不准在家里做饭，所有用于炊事的锅、铲、火叉等铁制厨具和炊具都“献”出去为大炼钢铁作了贡献，谁再要想做饭都不可能。公共食堂吃不饱后，有极少数藏有铁锅的人家晚上间或偷偷在家烧饭，那时，有人晚上在外巡视，一旦发现谁家房顶烟囱冒烟，马上就会派人闯进这家，掀翻这家的灶台，砸烂这家的铁锅或瓦瓮。

开始吃食堂时，规定所有就餐的人都必须在食堂吃，不准把饭菜打回家，后来，问题逐步暴露出来，有时一家人中有人不能在规定的开饭时间来吃饭，有的人家有老人小孩行走不便不能来吃饭，加之后来供应的饭食少了，有的人家还指望把食堂的饭菜打回去后再掺些其它野菜、杂粮煮一下。后来，随着粮食供应的日益紧张，不准在家自炊的禁令逐步松弛了，领导也只好睁眼闭眼任凭人把饭菜打回家了。

这年秋收，刁铺民中的全体师生来到离学校三四里的三旗营大队支农，主要任务是与其他单位的人员一道深翻土地。田野里，基本看不到本大队的农民，据说多数农民都去了口岸的炼钢工地，也有一些人按照公社命令集中去了别的地方深翻土地。茫茫的田野里，已经挖出的山芋、花生一堆一堆地撂在地里没有人过问，还有些花生、山芋地根本还没有翻挖，任其在地里腐烂，即使有些已经收获的庄稼，也堆放在晒场上没有人脱粒和管理，任其风吹雨淋。吃饭时，大队来人把我们带到大队食堂，每个人倒是大鱼大肉享用了一顿美餐。

从1959年初春起，粮食紧张的矛盾开始暴露，大队已没有能力不限量地给各食堂下拨粮食，于是大打折扣后按低标准下拨，而且下拨的指标一减再减，最低时，每人早晚两餐每顿只有二两（16两制时的二两）稀饭，中午可以吃到三到四两的稀饭，每人每月的食油只有四两，最少时只有二两，猪肉一个月供应半斤。越是粮食供应紧张，少数食堂工作人员越是肆意侵吞粮食，一些地方破获了食堂工作人员中饱私囊贪污粮票的案件，我们食堂吃饭的群众也反映了不少问题，种种事实证明，名义上的每天半斤的供应标准群众根本吃不到！

中学生是正在长身体的时期，国家给了这部分人特别照顾，每个中学生除去自愿节约以外，每月还有24斤。为了适应形势，学校停止了体育课和一切课外活动，校园里零星散落的“十边”隙地，包括操场的空地都种上了菜。一到课后，同学们为减少体能的消耗，都躺在宿舍里睡觉、聊天，或谈“理想”，或谈美食，当时名之曰“精神会餐”。那时我最大的奢望是，等有朝一日进入共产主义，我能痛痛快快地饱餐一顿。

最让我难忘的是1960年的那个春节，当时公共食堂已难以为继，趁着过年正好宣布停灶一周，让大家各想各的办法，各自回家起火。为过好春节，国家尽力从外地组织了一些副食品供应，我家五口人平时每月供应二斤半猪肉，这次过年，每人又增加了半斤猪肉，总量就达到5斤，那时候，即便有肉票也买不到鲜猪肉，国营食品店从外地调拨来一批咸猪头肉，我家用五斤肉票买回了半只咸猪头脸。

此外，春节还供应了一些带鱼、豆腐、百叶，尽管没有其它更多的荤菜，但在大灾之年能有这么多丰富的菜肴，我们全家人已经很满足了。由于母亲平时节省了些大米藏在家，从初一至初五的年五天中，我家每天中午都能半饥不饱地吃上一顿大米饭，这件事母亲后来一直自豪了多少年。

节后食堂复灶没多久，青黄不接的春荒到了，群众的日子更没法过了，农民每天的口粮已不足原粮半斤，薄薄的稀粥能照见人影，群众称之为“亡人汤”，俗话说“穷扛丧，富烧香”，有的人家因吃饭弄得夫妻反目各奔东西，有的妇女找到工矿，只要谁能管饭，她就以身相随。有个教授实在饿得急了，跑到乡下偷了农民一条长在地里的黄瓜，宁可被打得半死，也不好意思暴露自己的教授身份。

再后来，国家出台了一项非常时期的非常政策，一夜之间，宣布所有全国粮票和地方粮票一律作废，每人可凭户口簿将原有的粮票兑换30斤新粮票。30斤粮票，这对绝大多数群众来说，已经是存粮的最高限，一般人家都拿不出这么多粮票去兑换，因此，作废旧票对他们来说毫无损失，从而得到他们的衷心欢迎拍手称好，而对极少数在粮管所、食堂、饭店工作而又手脚不干净家有大量粮票的人来说则是沉重打击，使他们如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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