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书，又称说书、讲书。北方地区统称评书，广东粤语等地区俗称讲古，湖北也称讲古，四川地区称为讲书，扬州、苏州、南京地区称为评话，福州亦称评话。古代称为说话，是一种古老的中国传统口头讲说表演艺术形式。

评书与鼓书、弦书、琴书、竹板书、评弹（评话与弹词总称）等同源。行话：使长家伙的与使短家伙的。所谓使长家伙的，就是艺人讲古时，或以唱为主、或夹白夹唱，唱腔与故事对观众来说同等重要。而使短家伙的，则是大家所知的评书，说书人惊堂木一响，讲古评今全拼嘴一张。

说书唱戏古来有之。过去百姓普遍不识字，通过观看地方戏剧、曲艺等所演绎"忠孝节义"故事，间接实现了民风教化之功能。君不见，所流传下来的传统地方戏曲与说唱曲艺，都是讲述忠臣、孝子、烈女、义士等传统道德观下的故事。传统章回体小说，亦是如此。

而《西厢记》、《牡丹亭》、《红楼梦》等讲述才子佳人、儿女私情的戏曲、小说，实为另类，一直被主流社会所打压，甚至成为"禁书"。女儿家更是万万看不得。

评书更是如此：说书先生都是民间"知识分子"，大都识的些许文字，粗晓些孔孟之道。在讲述传统故事之时，对其进行分析、点评，传递出说书人的观点，间接实现"高台教化"的功能。

注：旧时说书先生、账房先生与大掌柜、郎中大夫、私塾先生等，都是民间识文断字之人。特别是郎中大夫与教书先生，大都是些考不上功名（或不能去考功名）的秀才出身。

说唱讲古并非我们所特有：蒙古等草原民族，很晚才有文字，过去都是靠歌者吟诵古代英雄的丰功伟绩，以此将其文化代代相传。古欧洲也有类似职业——游吟诗人，他们都起到将本民族的传统文化、道德观念传递下去的作用。

日本在今天依然有"落语"艺人，除了说笑话（类似相声）逗大家乐之外，他们也讲述传统故事（类似说书）——可见电影《红锵鱼》。

此外，编者记得中学课本上有过一篇《一碗阳春面》的课文，书上说此文就是日本一个知名"口演"艺人的半自传体式文章，而"口演"就是说书——此说法编者写此文时四处搜索，网络上却找不到"口演"这个词了。

在唐代，就出现了一种曲艺艺术和评书的表演方式相似，即“说话”。事实上如《三国演义》、《水浒传》最初都是说话的话本。《三国演义》话本为《全相平话三国志》，《水浒传》则为《醉翁谈录》。晚唐诗人李商隐有《骄儿》一诗写到：“或谑张飞胡，或笑邓艾吃。”说明当时喜欢说话这门曲艺的百姓是非常多的。但很多证据表明“说话”虽类似于“评书”，两者似乎没有任何确实的传承关系。虽无法归为一支，但可见，此种"说故事"形式在民间历史悠长，百姓津津乐道。

在宋代，说书就开始流行，且各地的说书人以地方方言，讲述本地区喜闻乐见的传奇故事。北宋汴京人霍四究以“说三分”著名，“不以风雨寒暑，诸棚看人，日日如是”，说三分即讲三国故事。

康熙年间，敬亭于淮南随清漕运总督蔡士英北上至北京。在北京收王鸿兴为徒，传下北京评书一派。而王鸿兴也被称为北京评书的创始人。

王鸿兴一生收弟子八人：即所谓“三臣”——安良臣（或霍世臣）、邓光臣、何良臣；“五亮”——白文亮、黄福亮、佟起亮、霍士亮、刁亮。其中，“三臣”以说书为业，“五亮”以唱弦子书为业。自此，评书从柳敬亭、王鸿兴开始，经十代传承之今。

评书界亦有与之齐名的两位祖师级大家——石玉昆、双厚坪。

石玉昆，所演为子弟书和单弦，人称其为“ 单弦之祖”。他创作的《三侠五义》（原名《忠烈侠义传》，被誉为中国武侠小说鼻祖，在中国文学史上发生了重大影响。另据考证，《小五义》、《续小五义》等皆非其所创，乃后人托其名而作。

双厚坪，在清朝末年的北京被誉为“评书大王”，最擅长说《封神榜》、《隋唐》、《水浒传》、《济公传》等。与“京剧大王”谭鑫培、“鼓界大王”刘宝全并称艺坛三绝。

以下所谈，主要指北派的评书，及大众所知的狭义"评书"。而南派的评词、讲古等，与其虽是同源，但在不断的发展中，已与北派分道扬镳，不在此文讨论范围之中。

醒木一方，手帕一块，折扇一把，说书一人，椅上稳坐，言语中，为观众徐徐展开一副"历史"画卷。谈古论今，讲仁义说道德，评论人情是非。所谓有多大人情，说多大书。不仅如此，不同的脾气秉性、不同的相貌气质的艺人，要说不同类型的书。

老先生们留下来的传统评书，共分四类，二十九部书。

1.长枪袍带书，十三部

封神榜、列国演义、西汉演义、东汉演义、三国演义、隋唐传、薛家将、五代残唐、杨家将、十粒金丹、精忠说岳、明英烈、明清演义。

2.短打公案书，十三部

宏碧缘、粉妆楼、包公案、小五义、大宋八义、水浒传、明清八义、三侠剑、彭公案、永庆升平、儿女英雄传、施公案、于公案。

3.神怪书，两部——济公传、西游记

4.狐鬼书，一部——聊斋。

经过后世评书艺人加工创作，大大丰富了书目。特别是天津一代的评书艺人开发了大量本土书目，比如《混混论》、《青红帮演义》、《袁文会》、《张广泰》等。

新中国建立之后，袁阔成等评书大家，响应国家号召，对《红岩》、《烈火金刚》等革命小说进行改编，开始说新书。改革开放后，单田芳等评书大家又开始重新梳理老书，对其进行编撰、改编、录制，复兴了一大批书目，并尝试自己作新书。

评书书目是评书艺人一辈辈口授心传的技艺，并不述之于文字，俗称"道活儿"，是说书人吃饭的看家本事，不可轻易外传。而市面上那些以评书为蓝本的章回体小说，只是该书目的不完全记录本，俗称"墨壳子"，缺失了该书的精华部门。这也是在印刷制品与民众识字率大幅度提高后，说书人为了保住饭碗而采取的折衷方法。

旧时，信息传播不发达，评书艺人只需会一两部道活儿，就能养家糊口。这些书目都是师徒间代代相传，外人即使听完整本书，亦不能得其精髓。不同师门的评书艺人，所会之书各不相同，即使书目相同，不同师承演绎出来亦是天差地别。这种独特性，保证了评书艺人们的饭碗。这就是为何曲艺行师承如此重要，一门师承一门艺。

拜师制发展到后来，即使世家出身（家里几辈都是说书的），跟自己家人学的艺，也必须拜入他人门下，才有名分。

旧社会没有师承无法吃这行碗饭，一旦你开说，就有人来携买卖。所谓携买卖，就是上来一人，给你道声辛苦，然后用手绢往说书用具上一蒙，将扇子一横。拜过师门的，用扇子将手绢挑开，与其对答几句春典（行里的"黑话"），对方知道你是门里人，知趣的走开。若按传统规矩，该人还要替你说书一天。而没拜过师门的，则不知如何应对，对方带人直接将你赶走。此时师门，就成了该行业的"准入门槛"。

拜师，要行拜师礼，称之为摆知。不同于相声界摆知必须请三门（说评书的，唱三弦的，变戏法的），评书界摆知只需要请本门的人作为见证即可。

拜师需要写字据，学徒三年，出徒后为师父效力三年半（赚的钱给师父），六年多师徒情。学徒期间，在师父家吃住，并为师父家干活。前两年师父并不教能耐，之后才让徒弟跟着听其说书，但每到关键点时，则故意将徒弟支开，不让其学到书中精妙所在。直到快出徒时，师父若对徒弟足够满意，才将这些精妙之处倾囊相授，一股脑儿全部传授给他。

而徒弟出徒前，需要办谢师仪式，叫"入摆知"。不谢师，不可出徒。

这套师门传承，不但是评书门有，相声门、大鼓门、其他曲艺门，甚至瓦木匠、厨茶房等手艺人，都有类似的收徒立字据的事儿。如今看来，这套规矩，十分腐朽，不近人情。但在旧社会却是手艺人为了保障自己的饭碗，而自发形成的规矩。

特别是曲艺行的人，所谓学会徒弟，饿死师父。按老艺人们的话：说书的吃开口饭，这套书教给你了，你出徒了，上地了，挣钱了，不管我了，我找谁去？

评书这行当，不养老、不养小。年纪大了，声音不行了，气力跟不上，一说书就开始喘了，观众不买账了。年纪太小，不懂世间人情世故，无法评出书中事理。

也正因此，曲艺门、手艺人等，特别重视师承，注重师徒间的规矩与情谊。

评书一路发展而来，也经历了从撂地，到小茶馆，再到大书茶馆（或叫书馆）。从清末到解放前北京等地茶馆行业十分发达，说书行业也伴随着一起繁盛。

当然，说书人也分三六九等。不同等级的说书人，满足不同消费层次的观众：有天桥棚子里听书的；也有走进茶馆，边喝茶、边吃萝卜、边听书的。

这一时期，现场评书达到了顶峰。

20世纪三十年代，电台林立，广播开始在市民间普及（很多收音机都是日伪时期，配发给百姓搞宣传用的），此时评书界迎来了一轮大发展，出现了广播评书。

此时，知名的评书艺人，开始逐渐脱离茶馆，只在广播上说书。许多艺人，每天赶场多家电台去说书或录音。比如，"跑马连"连阔如与"净街王"王杰魁。

那时，每当电台播出王杰魁相声的评书时，沿街的店面支出大喇叭播放，街上的行人都止步听书，而家里有电匣子的此时更是不出门，于是才得了净街王这个称号。

而连阔如先生，之所以被称为"跑马连"，因为其学马蹄声惟妙惟肖。连先生不仅书说得好，评得精妙。更是以"云游客"的笔名，出版了一本奇书——《江湖丛谈》。该书比较全面地介绍江湖行当、行话和内幕，并以大量的篇幅着重记述、揭露了江湖中的种种骗术。

广播评书这种新形势，大大扩展了受众群体，平时不爱出门的老先生、老太太与家庭主妇，只要家中有电匣子的，都成了评书观众。

当受群众足够大，广告商紧接着就来了——民国时期的广告商也一样。一开始，商家直接联系在电台播节目的曲艺演员，让其插播自己的广告。后来发展到，出现专门的广告商，直接包电台的时段，然后约请"自带流量"的知名曲艺演员，边播节目边植入广告。其他行曲艺行艺人(如：大鼓书)每唱一段，休息之中播报一个广告。而评书艺人则把广告词融入到其书中。

与如今电视剧播放间隙插播广告类似，渐渐越来越多的广告，也让听众不厌其烦。但却提高了曲艺人的收入水平。

面对广播抢走了大批著名艺人与大量观众，书馆评书也开始求新求变：

（1）于是乎，"三俗"等更刺激吸引眼球的内容开始大量流行——曲艺这种民间艺术，吃开口饭的，离不开三俗。技艺高超的艺人，可以用技巧、本领、绝活等吸引观众，水平普通的艺人也要吃饭，必然就要走三俗路线。

要知道，所谓曲艺的"大鼓妞"、戏曲的"坤角儿"、服务业的"女招待"等，都是为了生存，为了吸引观众，而逐渐做出的改变。传统曲艺、戏曲可都是男性在表演。旧社会，即使穷人家的女儿，也是不能随便出门，更别提抛头露面吃开口饭了。

注：某位评书老艺人多次说过，旧社会，唱曲儿的、唱戏的、说书的，说相声的、性工作者，都是同一行人，属于下九流。在电影《霸王别姬》中亦可见此种说法。

（2）另一种求变的方式，类似如今的时事评论节目。说书人每天读报，然后评报。因为是日伪时期，报纸全是敌人的宣传，说书人读完报后，说反话，对事件进行评论，因其替百姓发声，讲出百姓实际的心声，所以老百姓也特别喜欢。这种书，也被成为：洋瞎话。

这种反映百姓心声，讽刺性的节目，在相声与其他曲艺中也有。特别是相声，可以说其骨子里天生就带有讽刺性。但，这种"时事评论"节目，也最终以引火上身，被当局所"处理"。

伴随着连年的战事，商业广播电台纷纷倒闭，评书艺人不得已重返茶馆。而在战争年月，茶馆的生意也不好做，上座率极低。曲艺行业普遍进入寒冬。

新中国成立之后，结束了战事，曲艺行当开始复苏，但评书艺人们又迎来新的挑战。从提倡说新书，转变到不许说旧书。再到十年浩劫时期，大量艺人被迫害。详情可见《鲁豫有约》中单老（单田芳）与少马爷（马三立之子马志明）两期节目中对那段岁月的回忆。

改革开放之后，评书艺人们纷纷被平反，借助着广播评书的新一轮热潮：

刘兰芳——79年录制《岳飞传》，前后100多家电台播放过，轰动全国波及海外。

单田芳——79年鞍山人民广播电台录制《隋唐演义》。

袁阔成——81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录制《三国演义》。

田连元——81年本溪人民广播电台录制《孙膑与庞涓》。

新一代的评书艺人开始在全国走红，变得家喻户晓。目前为止，他们也是最为大众所广知的几位评书大家。

1985年，田连元录制的长篇评书电视评书《杨家将》，在辽宁电视台试播成功。在全国各地电视台交换播出反响强烈，首开了长篇电视评书的先河。

紧接着袁阔成（电视评书《西楚霸王》）、单田芳（电视评书《薛家将》）、刘兰芳（电视评书《岳飞传》）等人，也拥抱电视这个新媒体。电视评书一时成为新时代的宠儿。

四位说书人，抓住改革开放的大好时机，凭借两轮新媒体的广泛传播，一时间变得家喻户晓，成为新时代"评书四大名家"。

但随着时代的发展，电视评书率先走向没落：电视这个新媒介，有着太多吸引人的内容，评书节目在竞争中败下阵来。

而广播评书，在一段时间内还有着固定的观众：中老年听众、出租车司机、在校学生（在无智能手机、电脑不普及的年代，学生们听广播娱乐，特别是初高中住校生）等。

但伴随着时代的变化：中老年观众的老去，年轻人多元化娱乐的到来，以及新时代收听广播的主题人群变为有车一族等。评书不在是广播中的"钉子户"，很多电台已经没有了评书栏目。广播评书也衰落了。

与相声的经历类似：在经历广播、电视的高曝光、高传播后，突然一落千丈，最终选择回归小剧场。如今，评书界也开始回归现场评书，艺人们直搭班子、自办书馆，与观众面对面的说书。

即使如此，评书这门艺术，能否传承下去，亦是未知数。随着老先生们老去，乃至离世，评书行业后继乏人。若没有足够的听众人群，则不能产生足够的商业价值。若不能给从业者提供足够生活保障，则年轻人自然不会去选择这个行业。该行业也必然面临传承的问题。这不仅只是评书行业所面临的难题，也是众多曲艺行所共同的难题。

袁阔成先生出身评书世家：伯父袁杰亭、袁杰英和父亲袁杰武号称"袁氏三杰"，以擅说《五女七贞》而著名。

袁先生，自幼随父习艺，后拜金杰立为师，并得到陈士和的指点。14岁登台，长期在唐山、天津、哈尔滨、营口、北京等地献艺，18岁即以短打书《十二金钱镖》、《施公案》享名。

袁先生的书，语言生动幽默，人物形象鲜明，具有“漂、俏、快、脆”的特色。其代表作品有《三国演义》、《西楚霸王》、《水泊梁山》、《十二金钱镖》。有“古有柳敬亭，今有袁阔成”之说。

梅梅当年每天守在电视机前听袁先生的《西楚霸王》，被先生演绎下的霸王的魅力所吸引，直到现在梅梅依旧是"挺项贬刘"派人士。每当同学小伙伴们讨论三国武将人物谁最厉害之时，梅梅总是站出来，给他们讲讲楚汉中的楚霸王，这才是梅梅心中第一好汉。

另外，袁先生除了传统书目外，大力扩展了新书。比如《烈火金刚》、《红岩》、《林海雪原》等。特别是烈火金刚中"肖飞买药"这段，流传甚广，袁先生的表演幽默生动，极其吸引人。袁先生也是建国后，极少数的几位能靠说新书抓住观众的艺人。

单田芳先生，出身曲艺世家：外祖父王福义是闯关东进沈阳最早的竹板书老艺人，母亲王香桂是著名的西河大鼓演员，父亲单永魁是弦师，大伯单永生和三叔单永槐分别是西河大鼓和评书演员。

单先生属于西河门的"连字辈"（田、连相通，为同辈）。其代表作《白眉大侠》、《童林传》、《明英烈》、 《隋唐演义》。

注：西河门是指西河大鼓书，跟评书实际上是两门。据说：因西河大鼓书一门与评书门渊源极深，所以西河门的说书人一般不用再另拜评书门的师傅。也正因此，"连派传人"连丽如曾指出，单先生等西河门人说的不是评书，而是"大鼓白"——即大鼓书除去唱腔，只留念白。

单先生，从艺半个世纪以来，共录制、播出100余部15000余集评书作品，整理编著17套28种传统评书，开评书走向市场之先河。也正因此，单先生也是至今为止，作品流传最多的一位，广播里最常出现的一位，若干个频道里同时都在播单先生的书亦是常事。不仅如此，市面上亦有大量单先生录制的音像制品、书籍出售。

梅梅大学时代就曾经收集了大量单先生评书音频，系统的听了其大量作品。其中，袍带书：隋唐演义、薛家将（薛仁贵征东、薛丁山征西、薛刚反唐），短打书：三侠五义、小五义、七杰小五义、白眉大侠，以及三侠剑、连环套等，都是梅梅十分喜欢的系列。

另单先生创作了大量清末与民国风云人物的评书，比如：《百年风云》、《民国英烈》、《乱世枭雄》（东北王张作霖）、《少林将军许世友》等。

注：关于单先生的嗓子问题，据其回忆，当年被揭发迫害批斗，被踢碎九颗牙，饱受肉体与精神的折磨。嗓子就此毁了，变成了如今听到沙哑之声。这一段历史，单先生也编在自传体评书《言归正传：单田芳说单田芳》之中。

田连元先生，亦是出身曲艺世家：祖父田锡贵是著名沧州木板艺人，父亲田庆瑞先说东北大鼓，后改西河大鼓。

田先生，九岁拜王起胜为师，学唱西河大鼓兼练三弦，属于西河门"连字辈"，与单先生同辈。代表作品：《杨家将》、《小八义》、《刘秀传》、《水浒传》等。

梅梅最喜欢田先生的《小八义》，据说此书是"道活儿"，田先生根据妻子刘彩芹口述整理而成。与市面上的"墨壳子"完全不一样。田先生的小八义中，蔫坏矮矬的唐铁牛排行老三，是书中谐星担当，十分生动有趣。而梅梅读过的"墨壳子"里的唐铁牛是个头脑简单的黑大汉，小八义弟兄中的老大，有把子傻力气的一员福将。其他人物，也不如田先生书中活灵活现。

刘兰芳，初学东北大鼓，后改说评书。以长篇评书《岳飞传》，轰动全国。其他代表作品还有《杨家将全传》、《呼家将》。

注：20世纪初就有许多表演"西河大鼓"和"东北大鼓"的"说唱"艺人进城后，纷纷改说评书。

至今仍记得，当年刘兰芳女士曾到过梅梅的小学。在体育场上，为教职工与学生演出了两段评书："小岳飞学字"与"肖飞买药"。当时并不了解评书，长大后才明白过来。

以上几位，改革开放后借助媒体的传播，成为全国家喻户晓的评书大家。下面梅梅介绍几位中生代评书名家。

孙岩，出生在曲艺家庭，其父孙阔英先生是评书大家，与袁阔成先生一起，有“南北二阔”之称（南阔成、北阔英）。其母也是西河大鼓名家。孙岩代表作为：《龙公案》、《薛奎传》，新书《红岩》。

梅梅曾经在电视上看过他的《九义十八侠》，该书与《光明复仇记》都属于龙公案系列，讲述清官龙宝山，与马青峰、宋玉等侠客义士的传奇故事。

孙岩嘴皮子利落，演绎的十分风趣幽默，梅梅十分喜欢。后来也听过其演绎的新书《红岩》。

其父张振佐先生也是著名的评书艺人。张少佐自幼随父学说评书，后师从袁阔成先生。擅长说袍带书《东汉演义》、《薛家将》、《杨家神枪》和短打书《大明剑侠》、《童林传》。

又将金庸、古龙的武侠小说改编为评书：天龙八部、射雕英雄传、笑傲江湖、多情剑客无情剑等。

七零后说书人，连派传人连丽如的义子。在评书界算是真正的新一代。王玥波自幼学习评书、相声等多门曲艺艺术，曾拜马增锟学习评书，拜赵小林学习相声，拜章学楷学习联珠快书。在宣南书馆、崇文书馆均为创业元老， 连丽如夫妇之义子。播讲过《聊斋》、《隋唐》、《雍正剑侠图》、《侠义英雄传》等多部评书，是年青一代说书人中的佼佼者。

如今早已不是评书行当繁盛的年代，最后一块阵地广播评书，也已日渐式微。随着老先生们的退隐与仙逝，中生一代的逐渐远离、不在说书，新生一代后继乏人。传统评书行业危已。

但说书的技巧，说话抓人的本领，却另辟蹊径的发展。比如：老梁的体育评书已做成品牌、百家讲坛上纪连海用评书的技法讲解历史、李伯清的散打评书也是如此。

正所谓：说书（语言类节目），非书（评书），亦是书（说书技法）。

此外：如今多元化的世界，不只是视频节目、视频内容如火如荼的发展，音频电台、音频节目其实也在大发展，只是不经常接触的人不知道而已。这些音频节目亦需要讲究说话的方式，亦需要说书的技巧。

许多广播电视、音频视频节目主持人亦有相声、评书的功底。君不见，当相声衰落之时，多少相声演员转行做了娱乐节目主持人，利用其语言功底活跃气氛。这其实对评书的传承，也是一种变相的门路。毕竟一个行当有饭碗可端，，才能后继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