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一个推翻国民党南京政府的惊天之谋！

一、众叛亲离的蒋介石政府

抗战胜利之后，蒋介石不顾民族未来和百姓的福祉，撕毁国共合作的双十协定，悍然发动内战，实现独裁统治，此举得到广大爱国团体和人民的强烈反对。

在国民党内部也萌发了反抗蒋介石的进步力量，1948年1月1日，李济深、何香凝等召集国民党内民主派代表，在香港成立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见上图）。

他们高举孙中山的爱国主义旗帜，明确提出推翻蒋介石南京政府，坚持与中国共产党合作，最终成立联合政府。

3月8日，中国共产党致电支持民革成立，此后民革和创始人被蒋介石政府视为叛徒。

民革成立后，一方面开展反对蒋介石统治的政治斗争，一方面积极策反国民党军政人员弃暗投明。

二、筹划京沪暴动推翻国民党统治

第二年的三月，一则爆炸性新闻掀开了民革筹谋的惊天计划内幕，让当时的国民党统治者后怕不已，也让更多的国民党高层人员在此后愈加惶恐不安。

在1949年3月1日出版的《申报》第一版，刊登了一篇《京沪治安机关破获恐怖暴动阴谋》的报道，耸人的副标题为：企图控制中枢首长造成混乱。我们大致还原其内容为：

主持此项暴动的阴谋者为李济深所统率之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渠等欲以暴动及政变方式扣捕在京之李代总统（即李宗仁），参谋总长顾祝同，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首都卫戍总司令张耀明，宪兵司令张镇，首都警察厅长黄珍吾，南京市市长滕杰等政府首脑人物。

以期达成推翻国民政府，控制军事首脑部，迎接共军过江，以为将来之政治资本，惟以事机不密，乃为南京治安当局所侦悉，立即采取紧急应变之有效行动，及时予以扑灭。

将该机构五省三市幕后策动者，执行此项决策之五人小组中负组织、宣传及工军运之三个首脑人物孟士衡（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委员，现任职苏浙区监察行署监察专员）、许志远与参与此项计划之女国大代表夏琫瑛，首都中区警察局长马广运等，分别在京沪两地先后予以拘捕。

据悉此一政治军事性大间谍案中，尚牵涉若干政府方面人物，治安当局政治侦缉审讯，预料全案告一段落后，当以公开。

首都及上海之治安机关共同破获此一惊人暴动大阴谋案，其经过颇为曲折费力，犹如侦探小说，由一丝微细线索，经缜密布置，派遣反间人员，深入对方之核心组织，侦获全部计划，而始发动迅雷不及掩耳之逮捕工作，将主持及参与人物一一加以扣禁。

在当日《申报》的第三版，接第二版的内容为：

其后当局又发觉该特务机构妇女部部长为夏琫瑛（见上图左），夏为安徽籍女国大代表，于二月十五日在虹口狄更斯路某号许宅被捕。

此外在京被捕者尚有首都中区警察局局长马广运，据闻马参加暴动企图以武力捕捉首都警察厅厅长黄珍吾，进而控制首都之人物，马曾捏造黄厅长潜逃在机场被扣新闻，交由该局勾巡官供给给南京人报女记者赵灵鋆，该报不察于一月卅一日刊出《黄厅长开溜失风被部下在机场扭获》一讯，马目的即在利用该报以破坏黄厅长名誉，俾使警员因对黄不满扩大而请愿，甚至罢岗、罢勤等事，以配合此项阴谋。

又据另一方面宣称：政府某机关人员在一月前后即获悉反政府份子有阴谋暴动企图，不甚完整者，待后政府中之某得力情报人员用尽种种方法，打入此项特务组织，并担任反间工作后，始渐获端倪，而此项阴谋乃系潜居上海之孟士衡者所主持。

由于孟士衡之被捕，此项大暴动之阴谋及其全部计划，遂全部获悉，并搜得孟之上级秘密指令，根据此一线索，又捕获负责最高决策之五人小组中担任组织宣传及军工运动之三巨头，并由南京以专机飞沪迎解入京归案。

以上《申报》3月1日的这篇报道，在当时的社会掀起了轩然大波，相隔2天，国民党当局又以官方名义公布了大暴动案件的后续情况。

《申报》亦在3月3日头版跟进发表了一篇《卫总警备部分别发表阴谋颠覆政府案内情-主犯王葆真及林涤非、吴荣均落网》的报道：

主犯王葆真（见上图），河北深泽人，年七十岁，为日本早稻田大学毕业生，早年加入同盟会，民初由直隶省选出为参议院议员，曾在天津创办民主报，袁世凯称帝，曾力加反对，民国十七年任立法委员，旋即辞职，其后参加李济深率领之国民党革命委员会，领有军事特派员之头衔，并为新政协代表之一。

此人于去年六月间自港来沪，主持秘密组织，此后经常往返于港沪之间，案发后，渠于林涤非首先于某私人住宅中被捕，曾抄获文件电报等物证若干，所有在京捕获之人犯及许志远（负责组训）、林涤非（负责宣传）、吴荣（秘书）等，均受其指挥。

《申报》3日的这篇报道还提及了卫戌总司令部发言人关于孟士衡的官方通报：

本月前本部确曾破获首都阴谋暴动案，缘二月五日，本部得密报，谓有中国革命委员会中央委员会南京分会主任委员孟士衡，于二月六日晚八时在南京大光路大光新村二号吴士文家，与共军江淮军区联络员举行秘密会议，阴谋在首都暴动，本部乃将该案之重要人员分别逮捕，并至上海将孟士衡捕获，解京审讯，据供所谋属实，其办法如下：

3、扣留李代总统（上图为李宗仁）及重要军政首长。

4、成立南京人民解放委员会。

5、成立南京人民市政府。

6、接应共军过江，一面利用各同乡会联谊会等方式（上图为1949年的南京浦口），分别进行军运、宪运、警运工作计划，勾结五千人，以二千人在市内暴动，三千人接应共军渡江，并派某人与共军接洽内应。

综合当时的新闻报道，结合解放后的相关资料，我们大致还原出这场惊天之谋的始末。

A、1948年6月，王葆真以民革中央常委兼华中军事特派员身份赴上海，组建民革上海临时工作委员会并兼管南京民革工作。

B、1948年6月，王葆真主持建立民革南京分会，选其旧属孟士衡（时为东北旅京同乡会负责人）任民革南京分会主任委员，胡勤业（国大代表，河北旅京同乡会常任理事兼秘书胡勤业）担任副主任委员，委员有夏琫瑛（国大代表，国民党中央妇女运动委员会福利科总干事，全国妇女生产事业促进社理事长）、周臣千（财政部专员）、冯子厚（内政部高级警官学校教育长）、吴士文（中共党员）、萧俭魁（中共党员，宪兵第七团通讯连上等兵）、马骏名（大明湖浴池职工）。

C、1948年9月，时任首都（南京）卫戍司令部北区指挥部少将指挥官兼首都警察厅北区警察局长刘海亭、首都警察厅中区警察局长马广运和上海市驻卫警察总队代总队长崔恒敏加入了民联（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后合并入民革）组织。

D、民革南京分会副主任委员胡勤业与“民联”成员刘海亭、马广运建立了联系。而刘海亭、马广运和崔恒敏告知胡勤业，想效仿“西安事变”，扣押李宗仁、何应钦等军政首脑，迫使其停止内战，实现解放，胡勤业立即将该计划汇报给民革南京分会主任委员孟士衡，孟认为计划可行，便全力进行安排布置，并派遣吴士文渡江前往解放军江淮军区共商。

E、1949年2月6日，孟士衡在南京光华门大光新村5号吴士文家中开会，与江淮军区联络员王虎臣商讨起义方案，达成六项计划（见前述报载）。

F、1949年2月11日，孟士衡从南京前往上海，将会议达成的大暴动计划向王葆真汇报。

G、1949年2月13日，孟士衡在上海被逮捕，肖俭魁、马骏名、吴士文、王鼎臣先后被捕，15日，夏琫瑛等人被捕。

H、1949年2月24日，王葆真在上海被逮捕。

最终大暴动计划未发动即告失败。

三、惊天大暴动事败的原因

精心谋划的暴动为何被扼杀在萌芽之中？《申报》中的报道有过提及：“政府某机关人员在一月前后即获悉反政府份子有阴谋暴动企图，不甚完整者，待后政府中之某得力情报人员用尽种种方法，打入此项特务组织，并担任反间工作后，始渐获端倪，而此项阴谋乃系潜居上海之孟士衡者所主持”。

我们从报道内容可以看到，在1949年1月前后，国民党当局已经察觉到蛛丝马迹，此后便派特务打入民革内部，获取了全部内情。

根据解放后的参与人员回忆录和其他资料记载，泄密原因和吴士文有关，他所住的南京光华门大光新村2号寓所，一直是南京民革分会的联络处，孟士衡和其他民革成员常在这里开会。

吴士文有个邻居是秦范五，身份为首都卫戍总司令部稽查员（即军统特务），因经常见到吴家频繁来人，其职业敏感让他产生了怀疑，随即向卫戍总司令部报告，之后得到指示混入民革内部进行长期监视活动。

为何吴士文对这样的邻居没有防范之心呢？这又和孟士衡有关，孟是吉林珲春人，1946年他前往南京，遇到同乡和大学同学的马志青（时为卫戍总司令部政工处上校），异地重返两人亲热无比，此后便一直来往密切，几乎是无话不谈。

而吴士文是黑龙江哈尔滨人，亦同马志青熟悉，并通过马介绍给孟士衡，遂加入民革成为宣传委员，秦范五也是东北人，和马志青是同事，随着孟士衡活动的加剧，马志青也得到指令监视孟。可想而知，长期的交往，孟士衡与吴士文几乎对他们没有防范之心，《申报》所载的得力情报人员极大概率应该是指秦范五。

目前未见秦范五如何得知大暴动内情的记载，笔者判断秦要么是参加了2月6日的会议，要么是利用邻居的便利进行了窃听，或者是吴士文平时与秦范五谈话时不慎露出了口风。不过根据报载“卫戌总司令部2月5日就得到密报6日开会”的情报来看，大暴动密谋期间，秦从吴士文处探知的可能性极大。当然这仅仅是个人臆测。

盂士衡2月6日开完会之后，2月11日到上海向王葆真汇报，2月13日，随之而来的马志青和其他特务诱捕了孟士衡。

王葆真等人被捕之后，民革、我党等多方展开了营救工作，均通电李宗仁要求释放王葆真，其女王振琳投书报章，要求替父而死，引起轰动，王本人又为国民党元老，年逾七十，当时国民党当局考虑到和谈氛围与社会影响，遂判处他死刑缓期执行。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王葆真老人被解救，新中国成立后，成为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二届政协常委，1977年去世。

而夏琫瑛以国大代表的身份，坚决否认指控，最终被判有期徒刑，解放后一直在南京相关政府部门工作，2009年去世。

刘海亭、马广运等人被捕后坚决斗争，由于他们是民联身份，并未加入民革，国民党当局便让孟士衡指认他们参与此事，进行对质，但孟坚持说不认识，此举让他们幸免于难。

不过非常痛心的是，孟士衡、吴士文、肖俭魁则在5月9日走向了刑场。

根据1949年5月10日《新闻报》所发表的《阴谋颠覆政府、三犯执行枪决》报道：

三犯临刑前，态度镇静，孟吴两犯各写遗书一封，然后饮高粱酒一杯，押上囚车时高唱国歌，并呼口号，抵达刑场，孟吴两犯各中三枪毙命，萧犯则中四枪气绝。

从这篇报道中，注明了三人的履历：孟士衡四十四岁，吉林省人；吴士文三十六岁，哈尔滨人；肖俭魁二十五岁，东北沈阳人。

五、英雄们牺牲的现场照片

在他们就义的这天，恰好被多位外国记者拍下照片，我们按照历史的本来面貌，再现那真实而惨烈的瞬间，未特别注明摄者的均为美国记者Jack Birns拍摄。

（1）在福州路警察局内

1、几位宪兵正在绑着穿白衣的中年犯人，看他腰板挺直，神情并无惧色。

经过与孟士衡烈士肖像照片对比分析，笔者判断第1张照片被绑的白衣男子正是孟士衡。

2、美国记者Jack Birns当时在一辆汽车内，他透过铁网窗往外拍摄，福州路警察局的院子里，人山人海，左侧依稀可见一个白色的斩标。

3、第一位囚犯先被押上车。

4、行刑队员正在将斩标斜插入他的背后，这张照片右中部分的一楼阳台下，可以看到一位外国记者举着镜头在拍照。

5、这张照片由印度裔记者Sam Tata拍摄，孟士衡正被押上囚车，从照片角度来看，第4图阳台下的外国记者正是Sam Tata，第1图可能也是他所拍。

6、这张照片能看清他的脸庞，不过背后斩标无法看清姓名，他穿着一条背心。

7、此刻三位犯人已经上了囚车，并站成一排，最右边的犯人可以看清他的面貌，不过仍然不知其身份。

8、孟士衡站在中间，三人并排站立，他们的嘴巴好像是鼓着，囚车准备驶离。

9、这张照片三人的面目几乎都能看清，嘴巴明显张开发着声，应该是高唱国歌和呼喊口号，雄赳赳气昂昂，仿佛不是赴死，而是奔向战场。

本文在撰写时，一直未找到吴士文和肖俭魁的其他照片，对前图放大，笔者初步从年龄上判断，左边第一人应该是36岁的吴士文，他负责宣传，有文人气质，而右边第一人较为年轻，且身材板实，可能是25岁的肖俭魁，当时他是一名军人。

10、沿途很多看客，不少人都站到窗台上。

11、囚车行驶至宋公园刑场，孟士衡已经在车尾的位置，从他的面部表情来看很是坦然。

12、车旁围着行刑队的成员，孟士衡被驾着准备下车，其余二人被宪兵遮挡，只看到两个白色斩标。

13、此刻在宋公园刑场的竹篱笆前，三人已经站开，即将被处决。

14、刽子手举枪对准了孟士衡的后脑，他后背斩标依稀为三十八年五月九日的字样，这张照片拍摄者未知，目前网络有文章将照片认为是朱大同烈士，应该是错误解读。

15、第一个倒地的是吴士文，刽子手拿着汤姆森冲锋枪射击，而枪后白色的斩标位置，可见孟士衡已经中枪倾倒摇晃着，旁边的肖俭魁正扭头看着孟士衡。

16、孟士衡身中三枪，全身都是鲜血，仰倒在地上，清晰的斩标上，孟士衡的名字清晰可辨，而旁边的肖俭魁穿着运动衣装束（应该是军队服装），他嘴张开着，在最后一刻好像仍在呼喊口号，背后的行刑队员即将开枪。

17、笔者从网上找到的这两张照片，摄者未知，可以清晰看到三位英雄的正面，每个人都面带淡淡的笑容，没有一丝惊恐之态。

18、这张照片中，三人都已经离开了人世，和第17图应该是同一人所拍。

19、行刑队员仍在对肖俭魁补枪，报道中提到他中了四枪才气绝。

20、国民党行刑机构的人员正在给孟士衡与肖俭魁的遗体进行拍照。

21、最先牺牲的吴士文，侧倒在了另一个方向，他一共中了3枪。

22、众人围观已经离开人世的三位英雄，五月的下午，阳光依旧灿烂，但他们的生命已经永远终结在这一天。

23、倒在地上的他们，很是安详，好像睡着了一般，远处有很多人在围观，可惜英雄们没能等到18天之后的上海解放。

1906年出生于吉林省珲春县三家大榆树村，陆续考上师范学校和私立中国大学，毕业之后回家乡从事教育，日本侵华之后，他积极参加抗战，并结识王葆真，1940年随王葆真到陕北秘密会见朱德总司令，共商国共合作事宜，抗战胜利后，参加反对蒋介石统治的活动直至被捕。

就义后，他写给妻子的遗书被人抄录留存于世：

秦秀卿贤妻鉴：我为三民主义革命而成仁，死无遗憾。结婚七载，诸多负汝，尚请鉴谅。我死后，盼汝改嫁，如不愿结婚，亦盼好自为之。前妻遗物有金镯一只，送你作永久之纪念。吾原籍有七旬老母及宪勤两子，请通知可也。祝你永远健康。

从中我们可以看出这个东北汉子，除了铁骨铮铮，还有心中对亲人所存的柔情。

1981年他被追认为革命烈士，上图是笔者在中华英烈网为烈士祭奠的截图。

在中华英烈网上没能找到肖俭魁的记录，经过一番周折，通过他弟弟肖谦奎的一篇回忆，才知道他的名字为肖俭奎：

三哥肖俭奎，1925年1月13日出生在山东省牟平县留格庄村的一个贫农家庭中，从小性格要强、好学上进，学习成绩优异。小学毕业后，由于无钱继续读书，又不愿意像两个兄长那样给地主家干活,为了谋生，在三哥的要求下，母亲托人带他到东北学徒。听母亲讲，三哥到了大连以后，先在一家日本人开的商店做徒工，头两年还往家里寄过钱，后来，由于邮路中断，也再无三哥的音讯。东北解放后，家里曾托人到处寻找他的下落，但毫无收获。家里人都认为，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三哥可能早已不在人世了。

1978年冬天，我在北京突然接到农村老家侄子的来信说，有三哥的音讯了，但他已在解放战争中牺牲，他儿子1945年出生，现在沈阳市公安局工作，近日回老家省亲，这时才知道三哥原来是党的地下工作者，1949年解放前夕在上海牺牲。三哥牺牲后，党组织派人去沈阳，给嫂子送来了烈士证明书和慰问品。

果然笔者在中华英烈网上找到了肖俭奎的记录，并进行了网上祭奠。

（3）吴士文是不是烈士？

不知何故，根据吴士文的姓名，在中华英烈网上没有找到任何记录，笔者试着同音字也未查到，最后只在上海地方志网站搜索到一条他的记录：

吴士文(1913～1949)　，黑龙江哈尔滨人。民革党员、中共党员。生前任地下民革南京分会宣传委员。民国38年(1949年)初，因计划策动南京军警起义事泄，在南京被捕，押解上海，5月9日被害于宋公园。

笔者个人分析可能是大暴动计划因吴士文防范不周，被其邻居秦范五察觉，导致整个计划失败，他又是中共地下党员，虽然壮烈牺牲，可能需要承担一定的责任，从而没能评为烈士。

当然究竟是什么原因，则有待熟悉内情的读者朋友们告知了，不过那时的情况复杂，计划失败不宜归咎于他一人，而他最终就义，也证明了他当之无愧是一个英雄。

写到这里，一声叹息，那个计划如能成功实施，早日颠覆南京政府，新中国必定提前建立，将会减少无数我人民解放军和国民党士兵的伤亡，可惜功亏一篑，留下了一段遗憾的历史。

不过五星红旗，正是由烈士们的鲜血所染红！

这是对他们最好的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