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2分钟的电影许可在电影院里上映吗?

《风起陇西》播出后,很多夸赞和质疑的声音都落在了“门槛高”。路阳不认同这一点。至少作为这部剧集的总导演,他从没想过设置门槛。

8年前阅读《风起陇西》的原著,路阳就相信这个故事,想拍这个故事。在与毒眸(ID:DomoreDumou)的对谈中,他说自己和原著作者马伯庸一样,喜欢“历史缝隙下的想象力”。

大时代的命运与小人物的信念感,是路阳作品里常常呈现的母题。这一点,在《风起陇西》《刺杀小说家》和《绣春刀》系列,及导演处女作《盲人电影院》中都有展现。

在这些故事里,“小人物”可以凭着信念和勇气不停向前,成为“英雄”,这是打动路阳的地方。路阳说自己作为普通人,会有无力感,也时常挣扎。而身为讲故事的人,故事里那些有坚定信念的普通人,也能让他获得力量。

小时候,路阳总想把那些带给他力量的故事讲给周围的人听,长大后成为导演、拍出不同的作品,路阳依然在讲那些有关“勇气”与“信念”的故事。

只不过听故事的人变多了,有人信也就有人不信,对于这一点,路阳是尊重的。他希望能和观众平等地对话:“我这次讲的故事大家不喜欢,下次就试着讲别的故事,但如果你喜欢什么我就拍什么,那不成了骗你了吗?”

路阳还是要讲他所相信的故事。从2010年的《盲人电影院》到现在的12年,路阳认为在他的导演职业里是同一个周期,他希望这个周期可以一直持续下去,到七十岁,甚至更久。

在这个漫长的周期里,路阳想要始终保持他的“相信”。

“有些故事不能只有我知道”

路阳和电影的化学反应,始于少年时的一次“交换”。

小时候有小朋友来家里做客,看上了路阳很喜欢的玩具,路阳不舍得把玩具送出去,父亲和他说:“我跟你换,你把玩具给他,我给你一盘录像带,你可以录自己喜欢的东西。”路阳答应了。他用得来的录像带录一些动画片和电影,录好了拉着同学来家里一起看。

后来,家里买了VCD,路阳发现桌子上显眼的位置总会放着一些碟,父亲并不会给建议,任他自己选择感兴趣的看。初二时,路阳看到了名为《刺激1995》的碟。“这得有多刺激啊!”路阳以为是跟《星球大战》《虎胆龙威》“007”系列一样“带劲”的电影,没想到看完之后傻眼了。

《刺激1995》在中国大陆后来的译名是《肖申克的救赎》,路阳看完发现,那是一个有关希望的故事。“希望能够让一个人如此坚韧不拔,在长达十数年的时间里,为了一个理想活下来,”当时的路阳第一次强烈地意识到,“希望真是个好东西。”

《肖申克的救赎》图源豆瓣

高中的某天晚上,路阳放学回家看到桌子上又有两张碟片,北野武的《花火》和萨布的《盗信情缘》,一口气看完后,他被震到了:这也太好看了,怎么会有这么好看的电影?这俩导演也太厉害了吧!

之后的好几天,路阳都沉浸在这两部电影带给他的感受里。也是从那时开始,他意识到拍电影是一件很厉害的事,“感觉像打开了另外一个世界的通道”。

少年时期的文艺积累,有时会将人分化到两种路上:有人选择继续听故事,当一个文艺青年;有人选择讲故事,去当创作者。

路阳显然是后者,积累了很多观影经历后,他发现自己很喜欢给别人讲故事。“通过那些电影,我接收到了很强的东西,就觉得这个东西我得告诉别人,不能只有我自己知道,别人也得知道。”

最开始,路阳没有太多的“相信”,不觉得自己有多大的机会或者能力拍电影、讲故事。于是上了大学、读了工科。与此同时,路阳心里忍不住一直想着电影的事。直到毕业后,他做了工科的工作,当自己真的从事了其他工作,在岔路口就此与电影分道扬镳,思来想去,路阳觉得不能这样:“绝对不行,这对我来说不是一个合适的工作,我还是要干点别的。”

2003年,24岁的路阳考了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趁着还年轻、还有时间,他“一定要去试一下”。因为他希望自己做的,是自己喜欢的事:“要是不试一下,我肯定会后悔的,怎么着也得试一下。”

2010年,31岁的路阳完成了处女作《盲人电影院》。如果要划分职业生涯关键节点的话,这之前的十几年,是路阳的第一个周期。

在这个周期的结尾,路阳还是“挺慌的”。他不知道自己每天都在做什么:没有收入,“信念感”也时强时弱,伴随着结婚、成家带来的现实生活压力,路阳不太确定自己要做的事情有没有意义。

虽然《盲人电影院》在国内和国外的电影节都拿到了奖项,让路阳得到了肯定,但并没有给他要做的事提供多大的便利。路阳觉得自己“并不文艺”,从一开始,他接触的、想要表达的,就都是“通俗”的东西,希望能得到观众的回应和反馈。

《盲人电影院》图源豆瓣

但商业上的成功,需要最初的杠杆和作用力。

《绣春刀Ⅰ》之前,路阳一直找不到钱。“前面拍了一个100多万的电影,突然说拍个3000万的电影,确实有点费劲。”

路阳形容当时的自己是“缺乏说服力的”。只有一个剧本,要说服投资方、说服演员,难度太大,连他自己心里都没底。两年的时间里,路阳一直处在未知的状态中,也曾动摇过。儿子出生后,他开始担心自己一直坚持的事是自私的:“我要养家糊口,得顾家。”

他想过放弃《绣春刀》,去写点别的挣点钱,妻子却不同意:“你这个事儿做了这么长时间,现在要去写别的东西?好歹得把它(《绣春刀》)做出来。”家人的支持让路阳觉得安心,他决定“再坚持坚持”。

回忆到这里,路阳才终于对毒眸(ID:DomoreDumou)说出“运气好”这个词。31岁,路阳拍了自己的第一部电影,等到35岁《绣春刀Ⅰ》全国上映、得到了观众的好评时,他完成了当时的自己最想做的事,这种“梦想成真”已经比很多人都幸运了。

当时的中国电影,处在饱满的“相信”状态中。路阳成为宁浩“坏猴子72变计划”一员、入选了“中国电影新力量论坛”,与宁浩、郭帆、陈思诚等人一起去好莱坞学习——雪球滚动了起来。十几岁时想做的事,都在一点点梦想成真。这一切与时代相关,若没了当时那份“再坚持坚持”的勇气,便没了根基。

路阳的“相信”开始得到回报,他想起一位“很厉害”的同学。上语文课时,老师要求每个同学每天上去讲一首诗,那个同学经常讲一些连老师都不知道的东西,他的文科成绩是最好的,但最后却从事了计算机科学。

这位同学跟路阳说,如果一年读50本书的话,一辈子也看不完世界上所有的好书。“他说人的生命是有限的,你的时间相对于你想做的事情来说,实在是太短暂了。”

这时候的路阳,也终于有了那位同学所说的感受:想做的事特别多,时间开始不够用了。

和刚刚爱上电影时一样,路阳在做的事,仍然是“把好的故事讲给别人听”。只不过,听故事的人在变化,讲故事的路阳同样在成长。

2021年春节档上映的《刺杀小说家》是他成为导演十年后的一部重要作品。光剧本筹备就花了接近两年的时间,视效制作又做了两年多。

不少媒体都曾罗列过一系列的数字:“影片中异世界和角色的概念图画了2000多张;‘分镜’做了4个多月,分镜头故事板有2095张;整个场景搭建耗时5个多月,建了20多个摄影棚,搭建面积17万平方米。还用到了如动作捕捉、面部捕捉、虚拟拍摄、虚实结合拍摄等技术,是国内电影第一次大规模使用虚拟拍摄技术。”

而在毒眸(ID:DomoreDumou)曾经对话《刺小》的美术指导李淼时就获知,电影里战争开始的祭祀场面,最终呈现上虽然只有几分钟,却花了团队几个月的时间。“由于这场戏是异世界和现实世界特别大的转折点,要让观众身临其境、甚至“嗨”起来,就需要花这样的功夫。”

这与路阳的观念是一致的。在他看来,所有的技术手段,都是在帮助叙事,帮助观众进入到故事里。“如果不依靠技术手段,只是按照我们以前的经验,是不足以支撑起我想呈现的故事的。”路阳认为,如果用传统的皮套人、简单视效来表达,那么这个故事本身过不了他作为导演的这一关。

简而言之,他“不相信”。

最初《刺杀小说家》的小说打动路阳的就是一种情感力量:一个人不相信命运,一定要找到自己的女儿,为此对抗、挑战着命运。“战胜命运无异于凡人在挑战一个神,那我得拍出来,得让大家看到。”路阳说。

少年时只是单纯地想把看到的故事讲给别人听,成本很低,而拍《刺小》的路阳,必须通过技术手段和投入,才能把那个震撼他的、关于“相信”的故事讲得好,他注定要为自己想讲述的故事付出更多。

这一点,与他玩游戏的状态是一样的。他玩《战神》、《黑魂》系列、《血源诅咒》《只狼》,最近也玩《艾尔登法环》,而后几个“魂类”游戏上手难度并不低。“有时候游戏玩家是这样,因为难,反而会在这些难当中获得乐趣。”

虽然并不是所有观众都能理解路阳的大费周章,但他却始终认为自己和观众之间的关系是平等的,不存在谁伺候谁,而是互相尊重的、诚恳的关系。“我诚恳地去讲一个故事,这次不喜欢,下次我试着讲别的故事,但如果是你想听什么我就说什么,那不成骗你了吗?”

刚刚完结的《风起陇西》,成为了这种理念的最新表达。

路阳通过自己的美学风格,打造出一个和原作气质匹配的“三国”,小人物们的命运在那里起起伏伏,这些都只是他想讲的故事的外化手段:普通人有了信念和勇气支撑,同样可以成为英雄。

这才是震撼到路阳的故事内核,也是路阳在2014年读到这个故事时的最大“嗨点”。他想把这种力量传递给观众,也很早就提过“与其拍成电影,不如拍成剧”。2020年,当新丽将金海曙完成的剧本交给路阳,执导《风起陇西》便成了一件顺理成章的事情。

尽管《风起陇西》是一部市面上少有的古装谍战剧,也是少有的三国不拍大英雄拍小人物的作品,观众此前没有太多相似的类型观看经验,但路阳依然认为,市场上有的内容足够大家选择,所以,他想“弄点别的,提供给观众一些其他的选择”。

无聊是路阳的天敌。但与此同时,路阳与无聊的对抗,并不体现在先锋与实验当中。他不希望呆在所谓安全的模式里,不论是《绣春刀》系列、《刺杀小说家》,还是这次的《风起陇西》,创作的起因都是路阳被故事打动,他想要传递这个故事,并相信自己的相信是对的:

“我没有在特立独行、标新立异,只是在想如何把故事讲得有趣,有趣非常重要。”

路阳靠电影标记自己做导演之后的人生。

2014年《绣春刀1》上映,2017年《绣春刀2》上映,2021年《刺杀小说家》上映,他的计量单位不是年月日,而是那几年他拍过的电影。“我对时间概念特别清楚,每年发生了什么、那段时间我们为要做的电影做着什么样的工作,我都记得非常非常清楚。”

从2010年《盲人电影院》到现在的12年,是路阳导演的第二个周期。但这第二个周期,路阳不想给它预设终点,也不想用未来会拍出的某部电影作为划分职业生涯的另一个节点。他希望第二个周期可以持续到七十岁甚至更久,希望有一些东西是可以保持下去的。

“起码我们想要做电影的心是能够保持的。”

拍电影是路阳喜欢的事情,喜欢的事情还可以用来谋生,他觉得挺幸福的。“现在还能有电影可以拍,已经是幸运的了。”说到这里,路阳也有一些无奈。

每当有电影院关门的消息传来时,路阳的心都会被牵动。“怎么办?麻烦。对我们来说是很实际的问题,电影院少的话市场就小了,市场小的话电影的体量就会越来越小,以前能拍3、5亿的片子,后面如果只能拍1、2亿的了,该怎么办?”

疫情打乱了很多事情原有的轨迹和发展方向,电影和电影人也包括在内。

前段时间,路阳也经历了情绪低落的时期,他变得焦虑、工作效率低下,怀疑自己的信念感是不是不够了,“虚弱,觉得很虚弱。”

他没有放任这种状态持续下去,很快又用“相信”战胜了这种是虚弱。这种时候,他作品的人物会给到他力量,就像《风起陇西》里的荀诩,“荀诩不能放弃嘛!”“就是一直干,必须干下去,怎么能虚弱呢?太不像话了,好好干,别想那些有的没的。”路阳会这样跟自己对话。

在虚弱的时候保持相信,是路阳和他拍的故事里最清晰的信念感:“怎么能放弃呢?那不就是认输了吗?这哪行?哪能认输呢?”

这是路阳调整自己的某种方法,尽管他说自己并不擅长总结,只是一直坚信做电影是有意义的。而正因为相信电影的意义,就更不能因外界的变化去怀疑电影的意义。“情况越是不好,越要努力地好好拍,让观众看到。越是这种时候,越需要这么做。”

从很小开始看电影,到多年后意识到电影的力量,化学反应的发生需要一定的时间。现在的路阳依然相信这一点:“并不是只有我一个人在拍电影,大家都在一起,不停地拍、不停地输出,未来某天总会有化学反应发生的。”

路阳把拍电影这件事比作爬山。中国电影的环境、状态乃至攀登者,一直处在变化当中,攀爬的过程里,风景一直在变化,但永远能看到远处有非常高的、让人仰望的高山,那里有着厉害的艺术作品和艺术家,是榜样,也是路阳信念的一部分。

在他眼中,爬山没什么技巧和方法,重要的是爬这个动作。“要一直爬。”

“你现在爬到百分之多少了?”毒眸(ID:DomoreDumou)问。路阳的答案是:“我才刚刚开始,刚爬了一个小坡。”

回望去年的国产喜剧片,我们不禁发现它们用了喜剧里惯用的反差手法,跟我们开了一个玩笑:

当其他类型的电影都在力争向上突破的时候,喜剧片则一再试探我们的下限。

65岁的成龙依然生龙活虎,准时在每年的春节档给全国观众拜大年,用一年一部“龙出没”(2019年是《龙出没之神探蒲松龄》)和隔壁的《熊出没》联手,全心全意为人民的闹心服务。

而新晋“喜剧之王”岳云鹏凭借越拍越烂、越烂越拍的顽强毅力闯出一片天地,并完全摸准了观众的脾气:万一您就好这口呢?

于是《鼠胆英雄》这样一部在没有科学佩戴手工耿的笑容辅助器前提下极易看出心理疾病的电影,就成了一种恶趣味的公然示范:

尽管我难看如鼠,但你还不是追着我不放吗?

从开心麻花走出来的艾伦,这两年更是和岳云鹏打起了“喜剧烂片一哥”争夺战。

《夏洛特烦恼》和《羞羞的铁拳》让我们记住了他的呆傻和大力出笑话,而他却几乎忘记了怎么拧麻花,越来越擅长怎么让观众拧巴。

去年的《李茶的姑妈》没皮没脸没礼物,两手空空就敢扬言我们是来“笑敬观众”的;

今年的《人间·喜剧》加量不加价,防不胜防咣咣两管JY喷在“人间”和“喜剧”上,逼着欢天喜地去看一场喜剧的无辜观众,直叹人间不值得。

喜剧是冒犯的艺术,但我们的大部分国产喜剧创作者显然对此有误解:

在他们那里,喜剧是成为罪犯还不受制裁的法外之地。

他们强奸观众的视觉,勒索观众的笑声,抢劫观众的时间,拷打观众的价值观。

试问,这哪一件哪一桩,不得判个五年起,上到无期?

当然,在乌烟瘴气和体液横飞的乱象之下,也有值得一说的喜剧作品。

比如年底由《驴得水》团队推出的《半个喜剧》,便多少让我们得到一丝喘息,恢复一些笑意。

本片一上来的气质也和《驴得水》相仿,比如极具戏剧性强度和密度的“时间统一,空间统一,人物集中”的炫技式开场设计,人物性格鲜明到近于癫狂,台词机敏不失节奏铿锵,仅用五分钟便完全抓住了观众的注意力,吊起了我们高昂的观赏兴致。

接下来我们也不难看到,它在精准击打当下年轻人的爱与怕上,做足了调查功课。

大火烹调了一锅浓稠的喜剧效果后,开始往里一把一把添加猛料,爱情还是面包,兄弟还是女人,听妈妈的话还是听从自己的内心,做自我还是他人眼中的我,在在都是两难。

于是片名暗示的潜台词呼之欲出:半个喜剧,当然就有参半的忧虑。

《半个喜剧》想要带领我们在鸡飞狗跳之后,去做一个严肃的批判性思考,甚至大胆的想象:

一个毫不妥协的人,在这个社会有没有幸福和自由的可能?

作为一部喜剧,本片给出的答案,看起来圆满,也空幻。

北漂男孩和北京本地女孩的北京爱情故事结局里,有爱,也有北京房本,但他们不是一个人人可以参考的范本。

从这个角度看,它的先声夺人最后也就沦为了只闻其声不见其行动,“半个喜剧”的寓意,在虎头蛇尾的剧情推进中悄悄回到了价值中立,成为一句正确的废话:

生活可不就是一半欢喜一半忧吗?

眼力劲好的喜剧演员,今年没有继续趟国产喜剧电影的浑水,他们扭头一猛子扎进了悬疑犯罪类型片,试图打破自己的标签,也是为了赶在消耗掉喜剧人形象储存的好感前,避免走上重复自己的不归路。

比如“屌丝男士”大鹏,先是一部《铤而走险》,后是一部《受益人》。

两部电影都是新人导演的处女作,也像是为了大鹏量身定做。

于是我们看到两个新人(姑且将转型的大鹏也看作新人)在犯罪类型片上常见的问题:偏爱做加法。

地形环境要足够复杂(两部电影都发生在山城重庆),人物角色要鱼龙混杂,情节就算不复杂讲起来也得像杂耍。

当整个气氛酝酿到可以开出一朵恶之花,然后就在“恶”的不得已而为之和“花”的好自为之中间来回挣扎。

但在这种节奏感的剧烈跳动之下,无论是叙事逻辑的拍子还是人物塑造的拍子,要么抢拍了,要么慢拍了,好比吃酒席,根本没人劝酒,自己为了几粒花生米干掉三瓶二锅头,结果就是不可救药的失控。

而大鹏在两部电影中塑造的小人物,也存在急于撇清以往的喜剧形象而变得过于严肃的情况:

苦大仇深,颔首装狠,摘了近视镜的小眼神,一精一精,你不知道他是因为看不清,还是看了太闹心。我们如果单从剧照看,甚至分不清哪个造型对应哪部电影。

这种同质化的形象塑造,也折射了大鹏对于小人物的刻板理解。

小人物缺钱,但不代表他也缺水洗脸;小人物缺应对大事的经验,不代表他总得一副天要塌下来的畏缩样;小人物逼急了也有逆风翻盘的计上心头,也不代表一件黑色雨衣加身,人物的层次转折就此完成。

而同样寻求转型的“筷子兄弟”肖央,在2017年的《情圣》中度过了中年男人的七年之痒后,重新回归爱和家,凭贺岁档的《误杀》完成一记漂亮的击杀,为我们塑造了一个用“影迷的自我修养”为爱女脱罪的感人父亲形象。

这种电影知识与犯罪现实的互文,使得观众在沉浸于观影的同时,也不自觉调动起自己的观影储备,代入探案视角跟进剧情的进展,从而达成银幕内外一次奇妙的互动。

《误杀》既是2019年最成功的影视翻拍,也是完成度最高的一部国产犯罪类型片。

新人导演柯汶利一鸣惊人,一出手,就展示了于细节处见真章的成熟气度和抽丝剥茧的类型片拆解能力。

监制陈思诚显然功不可没,我们多少可以看出《唐人街探案》系列的悬疑推理质感在本片中的延续:

几乎与《唐探1》如出一辙的泰国华人聚集区布景,踩着点反转发转再反转的爽文式叙事节奏把握,都有着该系列基因的注入。

这也就难怪陈思诚会将《唐探》网剧这个厂牌亮眼的IP,放心交到柯汶利手里。

我们乐于见到这种经过市场检验的电影人,既能手把手又能大胆放手的培植新人生力军的模式,得到规模化的铺陈。

陈思诚和宁浩(专注孵化新导演的坏猴子72变电影计划)这一类导演,还是太少了。

在现实关注方面,一月份上映的《四个春天》,是一次温暖如春的观影体验。

北漂导演陆庆屹花去四年时间,记录自己一双父母日常相处的点滴,汇入封存的家庭录像片段,用一种乐天的心态,苦吟出一首格律工整意境悠然的田园诗,带给我们涓涓的感动。

镜头里,他们忙活年夜饭,互相搀扶着采药进山,为离家的儿子送行,为离世的女儿伤心。

庭院深深,天台的蔬果架长势喜人,早春的燕子叫醒了父亲的浪漫天真,迟归的游子慢了母亲手上缝衣的针。

《四个春天》里的陆家人,说着我们听不懂的贵州独山方言,却表现了每个人都心领神会且心向往之的生活状态,描绘了“唯有田舍老,不闻尘世言”的生活理想,像一间开在人烟稀少处的茶肆,为银幕前的观众奉上一碗温热的茶汤,替他们驱除疲惫,卸下行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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