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12月22日，农历甲午年十一月初一，冬至。“冬至不端饺子碗，冻掉耳朵没人管”。但这一天晚上，许多时政记者恐怕都是顾不上冻掉耳朵的风险、匆匆放下刚端起不久的饺子碗，飞奔回电脑旁。

22日晚20:00整，中纪委官方网站公布：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二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令计划涉嫌严重违纪，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

许多报纸的编辑部不得不临时更换已经定好的头版。新媒体的写手们开始迅速检索一切可能用得上的素材。

山西平陆人令计划，没有能够平安着陆，没能赶上两天之后的平安夜。他不仅没过得了十五，也没过得了初一。当千家万户都煮饺子的时候，令家也终于被一锅煮、一勺烩了。在他之前，他的众多同乡、门生、亲属，都已经先他一步“入笼”。

令计划的命运，在半年之前的6月19日就已经注定了。那一天，他的二哥、山西省政协副主席令政策被中纪委调查。第二天，“新华社中国网事”罕见地发表《朝里有人也不灵》的评论，开宗明义地指出：“从这些年落马的官员来看，有的人以血缘和姻缘为纽带结成'家族贪腐'，互相庇护、共生共荣；有的借籍贯、工作过的地域、领域抱团，平时小弟利用公款和公权向上给大哥输送利益，到了关键时刻，则寄希望于大哥能打招呼、递条子，影响组织人事和执纪执法部门的工作，保自己平安，助自己升迁。”

文中还举出原铁道部长刘志军及其胞弟原武汉铁路分局副局长刘志祥的例子，措辞严厉地警告：“如果这建立在贪腐和私利之上，无论官职有多高、势力有多大，迟早也会像刘家兄弟一样，走到身败名裂的境地。出来混早晚要还，伸了不该伸的手，拿了不该拿的钱，党和人民一定会让他吐出来。中石油系列窝案、山西、四川、江西官员的接连落马再三证明，大树底下好乘凉的道理行不通，拔出萝卜带出泥已成常态。”

虽然年龄比聂春玉、杜善学、梁滨、金道铭、申维辰等人都小，但令计划无疑是这个圈子中不折不扣的带头“大哥”。如今，半年过去了，令家兄弟和刘家兄弟一样，身败名裂。对于“朝里人”令计划来说，一定意义上，这或许是一种解脱。

12月22日晚间的中纪委官方网站首页，在公布令计划落马的头条新闻之下，分别是中国科协原党组书记申维辰和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金道铭被“双开”的消息。正是从金道铭开始，申维辰、杜善学、令政策、聂春玉、任润厚、陈川平、白云、梁滨一个个落马；令计划嫂子孙淑敏、二哥令政策、姐夫王健康、弟弟令完成、妻子谷丽萍、侄子令狐剑的政商丑闻一件件被抖出；乃至夹杂了各种猜测的芮成钢、郭振玺等人也成为不断被添枝加叶的谈资。不知道令计划上不上网，会不会看到昔日网上流传的哪些政治段子，诸如：“政策变了，健康也不行了，计划还能完成吗？”令家老爷子一定想不到，自己当年给儿女们取的名字，在互联网新媒体时代有了如此特殊的功用。

相比较已经卸职的周永康、徐才厚，仍然担任政协副主席、统战部部长的令计划，还要顶着种种异样的眼光不时抛头露面，恐怕真的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

就在12月15日，令计划还在2014年第24期《求是》杂志发表了署名文章，题为《坚持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团结奋斗》。4000字的文章16次引用习近平的讲话，谈及民族工作中有8个“必须坚持”。

然而22日晚上的《求是》杂志网络版早已没有了这篇文章的踪迹，甚至也从目录中删掉，反而在网站首页醒目刊出了署名“国平”的文章《老虎苍蝇一起打，反腐败深得党心民心》。文章同样引述了习近平的讲话，也用了2个“坚持”，写道：“习近平总书记就明确指出，对腐败分子，必须采取老虎苍蝇一起打的办法，才能收到反对腐败的预期效果”，“坚持从严治党，坚持依规管党治党”。令计划的8个“坚持”，没有拯救他。他重重地栽倒在2个“坚持”之下。这其实颇像一则略带黑色幽默的隐喻：令计划的落马，正是因为他没有找准正确的“坚持”。

这期《求是》杂志，就跟3月22日登载当日落马的江西省副省长姚木根署名文章的《江西日报》，以及本月18日登载济南市委书记王敏会见外宾的《济南日报》一样，将成为充满戏剧冲突的收藏品。也许，未来，这样的“收藏品”会更多。

时间回到2007年10月，中共十七大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作为大会副秘书长、刚刚接任中央办公厅主任一个月的令计划，堪称是会场上最忙碌的人之一。令计划二哥令政策，作为山西代表团成员，也参加了大会。虽然当时外界都仍在对人事安排做最后的猜测，但身为“大总管”的胞兄，令政策肯定已经知道，周永康将进入政治局常委，薄熙来将晋升政治局委员，徐才厚和令计划在中央书记处书记的排名上紧挨在一起。

记者们从历史惯例分析，自然也知道作为中办主任的令计划必然会成为新一届党中央占据一席之地。而令政策自然也就成为新闻人物。当时还是山西省发改委主任的令政策透露，父亲令狐野当年特别喜欢看报纸，他们出生时，父亲就地取材，在报纸上找一些当时见报率较高的词汇如路线、政策、方针等为他们取名，这就是他们兄妹五人姓名的由来。但姓氏由“令狐”减省为了“令”。

令狐野早在1930年代延安时期曾任陕甘宁边区医院医务科长，后来的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时任医院协理员。令狐野肯定也没有想到，自己将来也会有一个儿子成为中办主任。网上曾有传言，令狐野与同为山西人的薄一波是密友。但据笔者了解，此说法并不准确，薄一波在1930年代已经担任了中共省委一级的高级干部，与令狐野地位相差悬殊，二人也没有工作交集。

中央办公厅是直接为中央最高层服务的中枢机关，在中国党政组织架构中居于关键核心位置。身为中央办公厅主任的令计划，就成为中国权力体系的关键人物。2008年10月1日，中央政治局九常委在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篮。笔者在现场亲眼目睹，在仪式开始之前一段时间，已贵为中央领导的令计划，带领两位警卫，亲自跑到纪念碑基座上，绕行检查一周，以确保万无一失。

2011年3月11日，笔者与港媒同行又在大会堂现场直击了一次紧急公务的处置过程。当时正值全国两会，3月10日和11日相继发生了云南盈江地震和日本大地震。11日下午3时57分左右，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王胜俊正在台上宣读报告，突然一位工作人员走上主席台，将一份文件交给坐在第3排的令计划，令计划看后对其耳语数句，该工作人员就将文件呈交坐在第二排中间的国家主席胡锦涛，并退身半蹲在令计划旁边等候。胡锦涛看了一下文件，马上提笔在一张纸上书写，约七八分钟后交给右手边的总理温家宝，温家宝看后随即也埋头疾书。胡温批示过程中，该名工作人员一直半蹲在令计划旁边，不时抬手擦汗，紧盯着胡温两人。在座次井然的主席台上，十分扎眼。约10分钟后，温家宝才写完，并重交回给胡锦涛，该工作人员马上上前，半蹲到胡温中间，胡温分别向其交代了几句，工作人员再回到令计划旁边，令计划在签名后又叮嘱他几句。之后，该工作人员走到主管地震、民政、救灾等工作的副总理回良玉身后，轻拍其肩膀示意他离场，令计划也跟着离席。约10分钟后，回良玉返回主席台，先走到中央军委副主席郭伯雄身旁低语数句，才回原位落座，而郭伯雄则随即离场，主管外交的国务委员戴秉国也离席。一直到4点半，郭伯雄、令计划、戴秉国等人才先后返回座位。

如果按照唐德刚先生的微观历史学方法来考察，这些事件无疑活画出了中国高层权力运行图景，亦直观刻画出了令计划在其中的关键角色以及其个人的行事风格。据闻，在中央领导要出席的一些重要场合，令计划有时都要率先踩点数次，甚至连座椅怎么摆都要亲自拿主意。而这种“事务主义”的做法中又往往贯穿着独断专行的作风。

也就在令计划如日中天的这时候，其权力的磁场中，开始吸附越来越多的人绕着他旋转。尤其是老家山西，大批在煤炭和权力勾兑中纸醉金迷的政商大佬们，纷纷拜倒在令家门下。他们不仅看中了“大总管”的权力光环，更是看中了那金光灿灿的政治前途。的确，从历史上看，中办主任不仅是一个核心实权岗位，更是重要的晋升台阶。在令计划之前的历任中办主任杨尚昆、汪东兴、姚依林、胡启立、乔石、王兆国、温家宝、曾庆红、王刚等人，都曾进入政治局，其中绝大多数还曾官居政治局常委、国家主席、总理、人大委员长等正国级领导岗位。

于是乎，申维辰、梁滨、白云、杜善学、陈川平等人，纷纷将从煤炭中聚敛的巨额财富，“投资”到令计划身上。在他们看来，这不单是一支绩优股，简直是稳赚不赔的押注。担任山西省政协副主席的二哥令政策，与担任运城市副市长的姐夫王健康，成了令计划在家乡的代言人。白云、王茂设等两任运城市委书记，处处唯令家马首是瞻。比令政策资历深得多的梁滨，却年年到令政策家拜年。而最后将令计划独子令谷送上不归路的那辆法拉利，据说就出自陈川平的孝敬。当年，他们的“投资”也确实曾收到丰厚的回报，聂春玉、杜善学等人能晋升山西省委常委，与令计划的“能量”不无关系。正是这些权钱交易的腐败行径，严重毒化了山西的政治生态，最终造成了“塌方式腐败”，严重程度远远超过了周永康案中的四川。

对比周案与令案，在处理方式上也有异曲同工之妙。周案之中，从李春城、郭永祥、李崇禧，到蒋洁敏、李东生、冀文林；从贾晓晔、周滨、黄婉，到詹敏利、周元青、周晓华，步步为营，层层围剿，最终将“康师傅”、“你懂的”大白天下。令案同样如此，陈川平之与李春城，金道铭之与郭永祥，职务都是一样的，都曾是省会市委书记、省人大副主任；谷丽萍之与贾晓晔，令完成之与周元青，令狐剑之与周晓华，也如出一辙。

而他们之间又有着千丝万缕的“看点”。周永康妻子贾晓烨、令完成妻李平都是山西大同人，上世纪70年代，李平就读于雁北艺校（今大同艺校），这所学校也曾是贾晓晔父亲贾丙文工作过的单位。贾晓烨、李平后来又都进入央视，与令计划小舅子谷彦旭，都是时任央视副台长李东生的部下。如今，大同是重灾区中的重灾区，市委书记丰立祥与辖下半数的区县一把手都查处。可以说，令计划的落马，给一出政治大戏带来了一个新高潮，但远远不是尾声。

他们，都犹如那辆法拉利，在热的发烫的权力之路上狂飙，利令智昏，狂妄无极，最终车毁人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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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llo，我是小情，咱们又见面啦

12月21 日晚，编剧余飞、宋方金等发布 111 位编剧、导演、制片人、作家的联名信：

直指有抄袭劣迹的郭敬明、于正出现在综艺中进行话题炒作，以此追逐点击率、收视率的做法引起了相关从业者和社会各界的反感。

呼吁不给抄袭剽窃者提供舞台，多宣传德艺双馨的艺术家，尊重原创。

对此，于正和郭敬明都还没有作出正面回应。

不过，在小情看来，这次“抵制”到最后很可能会不了了之。

行业内的抵制本质，从来治标不治本

1，首先来说，于正、郭敬明是影视从业者，但并非艺人。

影视从业者与艺人是有本质区别的。

艺人具有“商品”性质，而影视从业者是打造和包装商品的经纪人。

商品一旦有瑕疵，会遭到买家（观众）抵制，对商品自身来说，就已毫无价值。这也是为什么劣迹艺人，难以再回到大众视线的原因。

观众不买账，资本赚不到钱，自然就会放弃使用劣迹艺人。

但是，商品经纪人有问题并遭到抵制，对资本来说却没有直接影响。

因为商品经纪人的逻辑是这样的：

你说的我卖的商品（作品）有问题？

OK，换一种没有问题的再卖给你就好了。

反正，市场需要什么，我卖什么，出问题了就换，总有一种商品能赚到你的钱。

于正的《宫锁连城》就抄袭了《梅花烙》，当时业内139位编剧联名支持琼瑶维权，最终，历时19个月后，侵权诉讼案才尘埃落定。

于正被判公开道歉，琼瑶获赔500万。

于正赔了钱后拒不道歉，甚至还发微博说：美好的一天又开始了……

这种毫无悔意的态度，把于正送上了舆论的风口浪尖。

那一年，于正就已经被行业抵制了，说在编剧届“社会性死亡”都不为过。

他摇身一变，成了知名制片人，混迹在各大综艺平台，疯狂吸金赚流量。

郭敬明也是，早年间的成名作《梦里花落知多少》抄袭了庄羽的《圈里圈外》。

赔了20万以后，也是拒不道歉，在作家界争议不断。

然后他就不再积极的出作品了，毕竟这条路已经臭了。 所以，次年，郭敬明成立工作室，担任主编创办杂志。

自己写的东西，观众不买账，那就培养一批作家，笛安、落落、安东尼等为自己捞金。

等抄袭风波过后，又开始出书：《爵迹》、《小时代》等。

后来还当起了编剧和导演，现在和于正一样，在选秀节目里，当起了导师。

这就是于正和郭敬明厉害的地方。

你抵制他的抄袭作品，他就再出一些不抄袭的，让你买账。

你抵制他编剧、作家的身份，他就再换一种身份出现，为自己刷好感。

你完完全全抵制他这个人，他就转到幕后，当行业内的操盘手。

因此，抵制于正的人，从一开始的编剧届，变成了现在的影视从业者；

抵制郭敬明的人，也从一开始的作家圈，到了现在的影视从业者。

而影视从业们抵制了他们，他们就没有退路了吗？

他们还可以开影视公司、文化公司。走商界，当资本家，依旧混的风声水起。

抵制有用的话，当初的于正和郭敬明早就被彻底封杀了，不会像如今这样，频繁出现在大众面前，人气不减反增。

2，行业内的抵制，为何治标不治本？

这个行业被抵制，还可以换一个行业。365行，行行被抵制，也不怕！

对于平台和资本来说，只要在你身上有利可图，即便全世界都骂你，他们也会站在你身边，尊称你一声“老师”。

这是个为了钱可以出卖良心和道德的时代，平台管理者和资本家们，早就看透了，也烂透了！

一切以利益至上，是时代的悲哀

芮成钢曾经是央视著名主持人。因在博客上发表了一篇《请星巴克从故宫里出去》而声名大噪。

他曾经对数百名的商界大佬，经济界和学术界的大咖人物，以及各国的政要进行了采访。还自称与美国前总统克林顿是好朋友。

在20国峰会的韩国，面对奥巴马的采访时，说出了“我可以代表亚洲提问”，这样极具争议性的话语。

2014年，芮成钢因贪污受贿被检方带走，判了六年半的有期徒刑。

骄傲自大，目中无人，又贪污受贿。从性格到品德都有缺陷。

这绝对是劣迹主持人吧？

按理说，出狱后很难再找工作才对。可是，前段时间，芮成钢刚出狱就被香港一家上市的房地产公司看中，担任了该公司的高管。

薪资待遇则是年薪400万港元（约337万元人民币）。

虽说，知错能改善莫大焉。

可是于正和郭敬明，时至今日，都没有为自己的抄袭行为道歉。

芮成钢，是否有痛改前非也无人知晓。

有才华就有饭吃，是市场的宽容。

行为不端者，有才华亦有饭吃，就是时代的悲哀。

有才之人不在少数。比如，当初支持琼瑶维权的百余作家，比如，这次联名抵制抄袭的111位影视从业者。

他们兢兢业业，在行业内谨守本分，从不逾越道德底线，更不曾挑战法律红线。

而于正、郭敬明之流，投机取巧，急功近利，不尊重行业规则，不在乎底线红线。

这两类有才华的人，同吃一碗饭，公平吗？

尤其真相是：在大多数情况下，尊重规则之人吃饭时还抢不过藐视规则之辈。

抵制作品和人，犹如隔靴搔痒，解决不了实质问题。

真正该敲打的，该管制的是平台管理者以及背后的资本家们。

不为劣迹从业者提供舞台，让他们无法出现在公众面前，翻手为云覆手为雨。

放弃扶持劣迹从业者，坚决不利用“黑红”流量吸金，唯有如此，他们才是真正的没有出头之日。

同时，监管部门应该完善条例与规则，加强监管制度。

对劣迹从业者，污点艺人等，应该坚持打压；对优秀的，正能量的，对社会有积极影响的公众人物，加大宣传和推广。

管理自上而下，反馈自下而上。

当各行各业都为在市场的良性循环出力，为大众提供优质的服务时：

从业者们，艺人们自然就会知道什么是行业标杆，应该为市场作出怎样的表率。

观众和网友们，见多了优秀的人，听多了正确的价值观，就不会对争议之人，争议之事愤愤不平，更不会盲目拥簇。

但就目前来看，良景若要实现，仍旧任重道远……

从情窦初开到垂垂老矣，我们一辈子都在跟“情”字打交道。欢迎关注@情之琐事，让我们一起聊聊感情的那些事儿。

　　而在狱中服刑落马官员也能更多地争取到减刑的机会。

　　2010年7月，广东省原政协主席、原党组书记陈绍基，因犯受贿罪被重庆市一中院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随后，其刑罚被减为无期。

　　2011年5月，深圳市委原副书记、原市长许宗衡，因受贿被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随后，其刑罚被减为无期。

　　2013年7月，铁道部原部长、原党组书记刘志军，因犯受贿罪、滥用职权罪，被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随后，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12月将其刑罚减为无期徒刑。

　　与刘志军同一天获得减刑的，还有薄熙来的妻子薄谷开来。

　　2012年8月19日，薄谷开来因故意杀人罪被判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当年9月12日在司法部燕城监狱服刑。2014年9月，燕城监狱向北京市高院提请了对薄谷开来的减刑建议书：谷开来在死刑缓期执行考验刑期执行期间，没有故意犯罪。且被表扬3次，“确有悔改表现”，建议将罪犯薄谷开来死缓刑罚减为无期徒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