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文·巴里被广泛认为是新世纪英语国家涌现出的最有天赋的小说家之一。五年前，《蒙特利尔宪报》（Montreal Gazette）的一位评论家曾谈到，越来越多的人认为，凯文·巴里“继承了伟大的爱尔兰传统”。但巴里早年其实走遍了多个国家和大陆——他在爱尔兰利默里克市长大，在科克市生活了10年，然后在英格兰、苏格兰、加拿大、美国和西班牙不同的地方都生活过。

他的第一本故事集《小王国》（There are Little Kingdoms）在12年前出版时获得了享有盛誉的鲁尼爱尔兰文学奖（Rooney Prize），他的第一本长篇小说《博海恩城》（City of Bohane）在2011年获得了国际IMPAC都柏林文学奖。今年，他最新的小说《开往丹吉尔的夜船》（Night Boat to Tangier）入围了布克奖长名单。凯文·巴里以其朴实的文字、紧凑的叙述、将幽默和黑暗巧妙结合的写作风格而闻名。前几天，我们通过电子邮件对他进行了一次采访。

约翰·耶利米·沙利文：我想先问你，你住在爱尔兰北部的什么地方？为什么会选择住在这里？你居住的小镇怎么样?

凯文·巴里：我住在爱尔兰斯莱戈郡的爱若湖（Lough Arrow）旁，那里曾一度是欧洲报道的UFO目击事件发生率最高的地方。据说，曾有一位老妇人进入了另一个维度——那些特异景象现在不知怎么地消失了。但我会观察天空，以防万一。

我和妻子在这里住了有十二年了。这里一年有300天都在下雨，基本上是一个沼泽，但不失为一个非常可爱的地方。有点梦幻，有点忧郁，但很美。这栋房子建于19世纪40年代，当时是皇家爱尔兰警队的营房，直到70年代末才被拆除。我会在一个曾经是牢房的棚子后面锻炼身体。

我已经习惯乡下的田园生活了——漆黑的夜晚，动物在沟渠里发出神秘的沙沙声，等等——这有点奇怪，但我已经完全沉浸其中，你会发现自己的情绪是如何受到天气、气压和风景的影响。

沙利文：你能跟我谈一谈你的妻子吗？她叫什么名字？你们结婚多久了？她是做什么工作的？

巴里：她叫奥利维亚·史密斯（Olivia Smith）。我们在一起20年，结婚10年了。她曾经是一名学者，教授法律，现在我们在一起工作，经营着一个出版项目——《冬季报》（Winter Papers），一个精致的年度艺术选集。她会花很多时间帮我找到手机、钥匙、钱包，还有我的礼貌态度。VS·普利特切特（V.S. Pritchett）的妻子曾在填表时把自己的职业写成“司机”，因为她要一直开车送普利特切特。我的妻子也经常开车送我。我明天就五十岁了，还要参加驾驶考试，不过现在看起来形势并不容乐观。

沙利文：是什么阻止你学习开车，或者说是什么阻止你拿到驾照的?

巴里：我认为这主要是由基因决定的——我已故的父亲在他四十多岁的时候，才通过了第八次驾驶考试。我学东西一直很慢，十四岁的时候学会了骑自行车，三十二岁的时候学会了游泳，三十七岁的时候出版了第一本薄薄的故事集。我觉得只有傻瓜才会冒冒失失。我现在是一个自行车爱好者、游泳爱好者和作家。一旦我开始行动，往往会有一种后来者的热情。

沙利文：在最初的37年里，你显然是一个充满激情的读者。你父母是爱读书的人吗?

巴里：有时候我会开玩笑说，我是在书堆里长大的，不过这些书都是一些关于赛马骑手的传记——我父亲对赛马很感兴趣，所以我记得一些类似于《莱斯特·皮戈特：我的一生》（Lester Piggott: My Life）的书。我想说的是，我的父母都是认真读报的人，但不是特别爱读书的人。但是我小时候对书很着迷。我清楚地记得自己从《世界第一少年侦探团》和《哈迪男孩》（The Hardy Boys）这类儿童冒险到更加严肃的作品的时刻。当时我得了流感在家养病，看到了姐姐在学校学习的《呼啸山庄》，这本书简直让我入迷了，它把1980年利默里克市郊的一个小男孩带回了19世纪的约克郡荒原。在我十岁的时候，或者说不论当时我多大，就意识到了文学的力量。现在我还会重读《呼啸山庄》，这本书依然会让我入迷。

沙利文：你喜欢诗歌吗？

巴里：我十几岁的时候有一位特别喜欢的英语老师，林奇先生，他是诗人杰拉尔德·曼利·霍普金斯（Gerard Manley Hopkins）的铁杆粉丝，通过林奇先生，我学到了一些硬核的诗歌——比如《茶隼》（The Windhover）和《菲利克斯·兰德尔》（Felix Randal）——这些诗的韵律是如此的强大而让人入迷，诗句是如此的充满活力。作为一个曾经十几岁的红发（ginger-haired）哥特族——不得不说，有一些窘迫——我曾躺在利默里克市的墓地旁边，写关于女孩和自杀的诗歌。我没有在此基础上将诗歌写作再推进一步——爱尔兰到处都是诗人，随便扔根棍子，都可能打中一个诗人的脑袋，所以我放弃了关于诗歌的创作。不过，我仍然是一个热爱诗歌的读者，每天晚饭后我都会读一读诗。我也会试着把诗背下来，因为我认为这对大脑很有好处。

沙利文：作为一个红发哥特族会面临什么特别的挑战?

巴里：红头发有一种天生的愉悦感，让人很难把自己伪装成“半爱着安逸的死亡”。而且，红头发往往与雀斑皮肤相配……当你还是个该死的农场男孩的时候，却想让别人觉得你是海洛因时代的尼克·凯夫（Nick Cave，澳大利亚著名摇滚音乐家——译注）？这简直是场灾难。

沙利文：在林奇先生之后的这些年里，对你最有意义的诗歌是什么?

巴里：在天空中所有的星星中，只选一颗？好吧，我最常从书架上拿下来的书是《菲利普·拉金诗全集》。像《降灵节婚礼》（The Whitsun Weddings） 这样的诗每次都能打动我。或者像《再次相爱》（Love Again）有着在所有诗歌中最心酸的开头：“再次相爱：手淫在三点十分（他真的被她带回家了吗？）” 人们确实夸大了拉金的悲惨一面，但我想，在某种程度上，痛苦是他性格的一部分，有点像萨缪尔·贝克特（Samuel Beckett）。我敢打赌，和他一起去喝酒一定很有趣——当然，和贝克特一起去喝酒也很有趣，他是个爱笑的人。但是，是的，拉金，拉金，拉金——我总是有意识地和无意识地，在我自己的作品中引用他的话。

至于其他的诗人。我也喜欢许多美国上世纪中叶的诗人——比如伊丽莎白·毕肖普（Elizabeth Bishop）、罗伯特·罗威尔（Robert Lowell）和迪奥多·罗赛克（Ted Roethke）。我真的很喜欢罗赛克，他的诗很迷人。事实上，在爱尔兰西部的一个小岛上，罗赛克有过一次严重的精神崩溃，后来他被送往巴利纳斯洛的精神病院。

沙利文：在《疯人院的罗赛克》中，你写道，“当你说你要去工作时，作为一名作家，你的意思是要爬进那该死的神经。”那是来自你自己的经历吗？现在还依然如此吗？

巴里：这确实是我的亲身经历。因为写小说主要是在潜意识里工作，你要处理那些梦幻的、油腻的、模糊的东西，要试图赋予它们可叙述性。不写的时候，一切进展很顺利，你感觉好得不得了；写的时候，你他妈就是一个恐惧、害怕、焦虑和不安综合体，而这些焦虑只是意味着你还活着，基本上每秒钟你都在经历着深刻而美丽的冲击。作为一名作家，你必须清楚地意识到，生活总是在某种无形的状态下徘徊，而你在试图塑造它，试图讲述它的故事。我认为，写小说是一种生存机制，没有它我就完了。

沙利文：我非常喜欢你的作品中一点的是，你的故事中抒情、诗意的句子念起来非常动听。你的书中很多段落，听起来像是来自一首失传已久的优美诗歌——这似乎很困难。但不知何故，这些句子也并没有颠覆叙事或是用漂亮的语言分散我们的注意力。换句话说，这些句子确实帮助了故事的讲述，但是以意象的方式。例子随处可见，比如你刚刚提到的故事中，“焦虑掩盖了其任性的音乐。”一些微妙的东西正在其中得以平衡。我想知道在你的工作中，对这种紧张的意识或影响有多强烈，你是否必须在其中工作，还是你只是听到了这个世界的声音?

巴里：我拿笔思考的时候，会把作品大声朗读出来，我觉得这是在整理或控制情绪冲动方面最有用的部分。如何不让笔触飘进太过诗意的领域？耳朵知道！眼睛则会愉快地扫过一篇段落，会更容易被愚弄。早些时候，比如说，在我的第一本小说《博海恩城》中，每当我写一段抒情诗，我都会在写完之后马上读出来，也许是用一种尖刻的语气，也许是用一种颠覆性的、戏弄的方式。在某种程度上，这能够鱼与熊掌兼得。对读者说，是的，这样很有诗意，对我来说，也能找到乐趣。现在我更倾向于踮起脚尖走向峭壁——看我能与美感一起走多远！我非常喜欢你的提议，把这些诗句的意象发挥出来，有助于推动故事的叙述和发展。这是我希望看到的，希望你说的是真的！

说到这里，今晚就到这里吧，沙利文（指采访者——译注），因为现在是看电视和电影的时间了——奥利维亚和我正在经历一个奇怪的阶段，我们现在只看极限攀岩纪录片——比如《黎明墙》和《家在阿拉斯加》。愿意明天再继续采访吗?

沙利文：我也很喜欢这个节目，也确实是时候结束今天的采访了。如果可以的话，明天我想请你回顾一下在《博海恩城》中提到那个段落，我想知道如今的你，会不会用不同的写法。像这样的邮件采访，有时会缺乏那种面对面的精准感，所以原谅我又忍不住把镜头拉紧。

巴里：好吧，我刚考完驾照，考砸了。我在单行道上走错了路，而且总体上对“其他道路使用者”缺乏考虑。在开车等实际情况下，人的个性流露出来的方式很可爱。

好的，话说回来，《博海恩城》中的段落。“下游几英里处，河流绕过最后的断崖，潺潺进入了海洋。从城市看不见海洋，但一直有臭氧接近的传言，空气中发出刺耳的声音，就像人嘶哑的声音。这一切都是爱尔兰西部才有的荒凉。”

“潺潺”“臭氧的传言”和“刺耳的嘶哑”让我在抒情放纵的悬崖上深情地徘徊。“荒凉”这句话是一个讽刺的小音符，把我从边缘又拉了回来，我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必要这么写。

但奇怪的是，把这段文字打出来，是我11年前打下这些字以来的第一次，这让我有一种奇怪的感觉，就像看到了自己的灵魂。作为人，我们每时每刻都在变化，这在我们的散文风格中得到了生动体现。我的意思是，散文风格没有什么神秘之处，它是你个性的直接体现，最最直接的体现。是你的灵魂在说话！正因如此，我现在更倾向于，在一年左右的时间里快速地写完小说……我认为，如果在小说上花的时间太长，你的性格就会一直在变化，散文、语调、笔记都会出现前后矛盾。

沙利文：你的新小说开始于几个职业罪犯，一生的朋友，在西班牙码头的闲逛和有趣的哲学玩笑。他们在等一艘可能永远也到不了的船。当然，我们知道贝克特会在那里。这也让我想起了《性感野兽》。

巴里：是啊，《性感野兽》很棒——我真的很喜欢本·金斯利（Ben Kingsley）这个角色，那充满喜剧性的疯狂，还有他的眼神。我一直很喜欢这种最后一份工作的情节和混乱的结构。乔纳森·格雷泽（Jonathan Glazer）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导演，他根据米歇尔·法柏（Michel Faber）的小说改编的电影《皮囊之下》也有如此奇妙的力量。

那种歇斯底里的威胁感与我在书中所追求的感觉很接近，就剧作家而言，我会更多的考虑哈罗德·品特（Harold Pinter），而不是贝克特。尤其是60年代早期的品特——比如他的《看门人》和《生日派对》。但是，你不能让两个爱尔兰人在周围等着，而指望贝克特先生高大瘦削的身影会以某种方式结束这项工作。

我认为对我这个年龄的作家来说，电影、电视和音乐的影响和文学的影响一样重要。我觉得真正的基础是你在十几岁、二十几岁的时候喜欢的东西。在我那个年纪，我喜欢的是电视剧《双峰》、大卫·林奇的电影、小妖精乐队（Pixies）的唱片、浩室音乐（house music）、踏波和雷鬼音乐（dub reggae）、索尔·贝娄的小说、弗兰纳里·奥康纳的作品，以及英格兰北部的那些合成器乐队。

沙利文：你能再讲讲品特和那些特别的剧本吗？它们给你带来了什么？

巴里：它的特别之处在于那种威胁的气氛十分模糊，但却又诡异地存在着，喜剧中有一种冰冷，在谈话的表面之下便有了嘲讽的双重意味。这有点像诺曼·梅勒（Norman Mailer）曾经说过的——这是我经常引用的一句话——他说，当两个男人在街上互相打招呼时，其中一个就输了。这意味着总是有这些无声的战斗和权力斗争在进行着，这一点在品特的剧本中无处不在。这些戏剧的气氛令人不安，但品特的天才之处在于，他在挖掘这种气氛的同时，也能挖掘出喜剧的潜力。这是一种可怕的趣味。

沙利文：你的新小说是一个令人心碎的爱情故事。有两名男人都在缅怀和哀悼同一个女人辛西娅（Cynthia）。他们还痴迷于寻找一个年轻女子，似乎是他们其中一人的女儿。而她在地下世界失踪了。这是一个关于硬汉的故事，但却以女人为中心。所有这些组成了一句让人悲痛的诗句：“恨不是爱的答案；死亡才是。”这些都是从一开始就写在书里的吗？还是你必须先了解这些人，才能看到他们的记忆？

巴里：“灵感”听起来是一件快乐而又轻松的事情，但却往往是一种烦恼。有些角色出现了，就不会再闭嘴，也不会再滚蛋。莫里斯（Maurice）和查理（Charlie）最初是出现在短篇小说中的人物，他们曾在监狱里呆过一段时间。每当故事开始告一段落时，这两个爱威胁人、爱讲俏皮话的科克城匪徒就会闯进来，立刻毁掉这个不幸的故事——他们太大了，就像《性感野兽》中的本·金斯利。所以我想，好吧，我应该给他们讲一个属于他们自己的故事，看看我能不能和他们一起度过那个滑稽的阶段，我试着把这当做一个剧本。过了一段时间，我觉得自己更加全面地了解了他们，很明显，这个故事需要回到过去，它的时间跨度在不断延长——那时我才知道这本小说需要的空间和氛围。

我试着让他们人性化。因为他们是一对黑暗而危险的家伙，他们做过可怕的事情，但我们能对他们表示同情吗？我认为我所有的作品，在某种程度上都是关于角色试图走出过去的阴影，但失败了。同时也意识到，过去的阴影实际上是不稳定的东西，会一直在那里摇摆不定。

沙利文：这两个家伙是大块头，而且令人难忘。不过，在某些方面，故事中的女性，尤其是辛西娅和女儿迪莉，可能显得更为突出，这可能是这本书成功的地方。是因为我们第一次见到莫里斯和查理时，他们是同一类型的人吗？他们的个性必须从表面的面具后慢慢显露。而我们在第一次见到书中的女性时，可能并没有对她们个性有什么特别的期待，但她们已经很有个性，很有人性。

巴里：辛西娅和迪莉从一开始就没有出现在舞台上——当她们出现的时候，对我来说，这本书就像变成了现实。我觉得当后半段女性更多地参与其中时，这本小说的基调就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她们不像男人那样会自我神话——也许她们并不需要。有一个场景我写得很快，那是一个早晨，女人们在科克城一起喝咖啡，迪莉问辛西娅她是否见过男人的暴力。这只是一个安静的、奇怪的小场景，但这是我有时会写的那些段落之一，看起来就像一个音叉，你听到一种砰的声音，然后会想，是的，它现在变成了真实的东西。

我认为，女性让这本小说更贴近短篇小说中的世界，而不是我前两本小说中那些更加奇幻的情节。这个世界的边缘仍然有一种奇异和怪诞，我相信这是真实的，这个岛的西部和南部仍然存在着奇怪的现象。

沙利文：我注意到爱若湖离茵湖岛不远。你去过那里吗？叶芝的《茵湖岛》是你开始提到的“风景”之一吗？

巴里：当我们前往边界以北的恩尼斯基林镇进行采购的时候，经常会经过这里。不过英国的脱欧也许很快就会结束这些美好的田园之旅。

我很喜欢叶芝曾经购买大麻酊剂的事情——这在当时是合法的——从斯莱戈镇药店买的，光着身子在月光下在罗西斯波因特的海滩上打滚，飘飘然像个傻瓜，与地下世界交谈，看天空中的烟火转瞬即逝。我总是在罗西斯波因特的海滩那里游泳，也喜欢在游泳的时候思考叶芝的事情。当然，《茵湖岛》是不朽的诗篇，但我更加喜欢叶芝作为一个人的感觉，用他自己的方式做属于自己的事情。我觉得叶芝是那种会组织吸大麻的类型，如果他现在还活着，他一定会组织聚会。

当我提到那些风景时，更多地是在想象感受和氛围，而不是具体的人。那些地方所散发出的情绪——对作家和艺术家来说至关重要，我们的工作便是对那些情绪的响应。

沙利文：你已经在写下一本书了吗?

巴里：总是如此。我认为写作就像身体健康——困难的部分是建立起来，一旦你让它正常运行，那么就不难维护。但如果休息一下，就完蛋了。

所以，是的。我正在写一本短篇小说集，大概一年以后出版，将被命名为《乡村老歌》（That Old Country Music）。除此之外，还有剧本、草稿、简短的独白和半死不活的故事等着我整理，而那个我锻炼身体的旧牢房在什么季节都不会闲着。

本文作者约翰·耶利米·沙利文（John Jeremiah Sullivan）是《巴黎评论》的编辑。

不想被亲戚朋友看不起，过年这些天看完这3本书，你会回来感谢我！

进入社会之后工作太累,经常熬夜工作,找老中医咨询，他推荐我喝决明子茶,喝了几天就身体状况好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