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家住在江西省寻鸟县城西井巷门牌47号的一栋楼房，虽有两层，但楼上放杂物，不住人，楼下分上厅、下厅，两侧各有两个房间，门前一个坪，后面一个后院，还有后门，通往县幼儿园。这房子在县城里，也算是很不错的了。从我记事起，我们家有曾祖父，曾祖母，公公、奶奶、爸爸、妈妈、姐姐和我，及三妹、四妹，后来，又有五妹、六妹、七妹，一大家人，很是热闹。另外，还有叔叔、婶婶等亲人也在同一个地方的另一所房子里居住。我们住的地方叫细井子，加上去大街的途中有一个叫西井的，附近不过一百多米，就有两口井，在县城里很是有名的水井，井水很深，水质很清甜，冬暖夏凉。

寻乌一景（图片来自网络）

我们家的邻居有几家，左边的是袁林仔一家，女主人我叫大姨，她的女儿叫福娇，招进袁同志后，男到女家生了一个女儿叫袁英，比我小，经常跟在我屁股后头玩，袁林仔的老家是南昌人，他在县粮食局工作。另一家姓赵，我对这家的记忆只记得女主人有两个儿子，比我小点的叫三古，现在在县城卖鱼，他娶的老婆当过村干部。右边的邻居姓邝，他家也有两个儿子，一个比我大，一个同岁。对面的邻居姓刘，一家子也有五六口人。后面的邻居叫福招伯，也是一个六口之家。我家周边的邻居都是一个小队的，叫八二七大队细井子小队。相处的也是比较不错的。出了小巷口往左一家，是我舅舅的家，舅舅叫曹金城，有一个没结婚但同居的舅妈，没有生儿育女，两个人住了一辈子。

我们家据妈妈讲，曾祖父叫温其鹏，曾祖母叫曹秋娥，祖父叫温日汉，祖母叫何菊玉（这位祖母因病去世后，祖父又娶了一位祖母叫骆x娣。）父亲俊钜，母亲曹金秀。曾祖父是上坪窩里村迁到县城居住的，而父亲是南桥青龙村上来过房给本家祖父做儿子的，青龙的祖父叫万章，祖母叫赵辛凤，父亲在青龙的祖父去世后，来到县城曾祖父家的。那时，曾祖父开的是米行，专卖粮食，在县城也是小有名气的，但到我懂事时，就没有见到米行了。那时曾祖父已不在了，曾祖母带着一家人过日子。父亲是中学毕业，有文化，在县城里也是一方人物，曾经在解放前夕任过群众推选的国民党一任保长。但在旧政权时代没有做过坏事，只为群众办了一些实事，这都是我听父亲的朋友们说的。解放后，父亲曾经在文化馆写过采茶戏的剧本，有好几出曲目被赣州选用，是在做编剧吧，又曾经是城关镇业余剧团的导演，经常在我们家排戏呢。我记得，晚上排戏有夜点吃，而我那时还小，大概八岁吧，团里有个17岁的女演员叫罗国香，大人要我叫她国香姐，我就叫她姐，她还不时地把夜点时的肉挟到我嘴里吃。我印象很深，后来国香调入县采茶剧团，成了主要演员。父亲又当过八二七大队的会计，当过夜校老师，许多人包括妈妈在内，都是他扫盲班的学生，所以，县城人大都叫爸“俊钜先生。”

曾祖父是米行的老板，祖父曾经当过国民党的宪兵，他一米八几的大个，穿着宪兵制服很威武的，一表人才。曾祖父瘦瘦的，中等个，以前的全家福是曾祖父抱着一岁左右的我，曾祖母抱着三岁的姐姐，还有祖父、祖母、父亲、母亲、叔叔、婶婶等人，这张照片很珍贵。后来遗失了，很可惜。

县城的住房下厅有三十多平方，上厅有三十平方，还有一个天井，澡间就在天井，厨房在上厅右边，后院也有近20多平方，在那里住还是很宽敞的。

县城里的亲戚有姑婆一家，姑婆丈姓王叫王相贤，姑婆叫温日娇，生了二个儿子一个女儿，大儿王朋先，小儿王柏先和我同岁，女儿叫王瑞珍，嫁到南桥冠州坝，小时，我还跟大人也走过亲戚。其余也还有一些较远的亲戚如十叔公一家，舅舅曹允城在城关镇工作，他们一家住在县城大街上。还有上坝一个亲戚叔叔的。

从我记事起，和爸爸来往和要好的人很多，比如说文化馆的图书管理员谢治平，大成叔，大丰叔、城关镇的陈主任等等，特别是谢治平，和爸爸是亲如兄弟，我叫他二叔，他家住在离我们家不远的上西井的路上。听说以前爸爸、治平叔他们一伙人去青龙玩，碰上国民党军队溃退抓丁，就把他们一伙给扣住了，但看到爸和治平二叔那么瘦，就把他俩留下，其余七、八个人都带到台湾去了。我以前上小学时，有时不想上课，就跑到治平叔的图书馆去看书。他不仅不骂我，还让我在里面安心看书，中午带东西给我吃，那段日子，我才小学三四年级，在图书馆看了许多书，包括四大名著和一千零一夜等，使我增加了读书的兴趣，治平叔也不会到我爸那里告密。

我们家在解放初时，寻乌县的早期县委书记白金斗曾经深入到居民中，和爸爸有多次的交往，由此相熟，后来妈妈还在家里照顾他的小孩。还有豆腐厂的潘厂长，和爸爸也常来往，经常一起打麻将。在县城，城关镇的陈亚炳镇长是很器重爸爸的，两家也很熟络，他女儿陈治凤从小叫我哥哥，文化革命时我还介绍她参加我们红卫兵队，那时她念初=，我已是高三红卫班的，另一个和爸爸要好的叫赵尚明，是八二七大队的队长，后来，文革時，也迁回老家南桥车头村了。爸爸是一个有文化，会文艺，有多方面才华的人，脾气也好，大家都愿意与他交往，可以说，三教九流，熟悉遍小城。大家都尊敬他，我们从小感受到爸爸做人的威望。后来，1964年至迁回南桥青龙村后，村里人比县城里人更尊敬咱爸爸，村里、邻里甚至族里许多纠纷，都会请我爸去调解。

县城里的曾祖父母、祖父母，并不是没有血缘关系，我妈妈是曾祖母的亲外甥女，而我们是因母系有血缘关系的。父亲的血缘关系在青龙，曾祖父是德荣公，祖父是万章，因为帮当时的红色队伍放哨、送信，祖父被国民党杀害了，本应评为烈士的，但被那个出卖祖父的人的亲戚搅乱，只被评为被害革命群众，解放后爸爸曾多方奔走，为祖父评烈士之事奔走上访，但终因无权无势，对方上头有人而没有成功。后来，当我在县委工作时，父亲就再也没有提出此事来，我也找不到当年的有关材料而没有再进行上访。听妈妈说，祖母是车头人，但我们都没有见到过，引为憾事。在我们姐弟妹们出生前，青龙的祖父母，县里的外公外婆都去另一个世界了，我们没有现在的孩子那么幸福，这边有爷爷奶奶疼，那边有外公外婆爱，这就是战乱年代和和平环境的差别。所以，人们要永远热爱世界和平。

县城的曾祖父的老家是上坪窝里村，那里深山环绕，秀水蜿蜒，农田肥沃，是一个山清水秀的好地方，七十年代，我在上坪共产主义劳动大学教书时，去过老家村里好几次，那时，公公奶奶已搬回富窝里老家屋子，与他们一起住的，还有叔叔光荣的儿子明奎古。听窝里的乡亲说，公公时常坐在村子前面的石头上，看看他的孙儿会不会回村里来，可那时，我以一个民办老师的身份去共大就职，积极工作，努力求上进，希望能转为正式老师，所以，没有更多的时间照顾年迈的爷爷奶奶，实在不得己。

听妈妈说，姐姐出世后两年，就在寻乌解放的那一年，庆祝新中国诞生的喜庆日子里，在浓浓的欢庆寻乌解放的时候，我来到了这个世界，可以说是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属“解放牌”的，那时，家里有曾祖父，曾祖母，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叔叔、姐姐、我近十口人，是一大家子。由于我的出生，给全家带来了快乐，男孩，最受老人家的疼爱，所以，从小我就是家里的宝贝，什么好吃的东西，都会留给我吃。后来，妈妈在县城居住期间，又接连生了二妹（没养大）、三妹、四妹、五妹、六妹、七妹，家里人口多，负担重，我稍长大，就经常看到父亲为生计操劳，整日里难得有清闲，忙里忙外，东家西家，就为这么多孩子的生活，上学等事。爷爷不和我们一起住，自我懂事起，爷爷奶奶就另外过。叔叔去桂镁山钨矿里当工人，不在寻乌生活。那时家里和爷爷奶奶一起住的，只是婶婶何发秀，但这个婶在生明奎时难产，大人没保住，只保住小孩。所以，后来，就是明奎和爷爷奶奶一起住，也是在细井子边上的公产房里居住。

我记得比较清楚，正是58年大跃进，人民公社化的时候，五妹很厉害，出世三小时，就可以吃糕点了。后来，桃子园的大姨婆家几年没生小孩，五妹被送到桃子园，虽然是亲戚家，也不远，但我们姐妹都舍不得。后来，我们也去桃子园几次，看到他们家对五妹还不错，才放心一点。由于家里小孩多，负担重，爸爸又没有固定的经济收入，所以，家里穷，姐姐读到小学没再让她上学，三妹、四妹也是如此，但她们学习成绩都很好，也很想上学，但没法子供，特别是四妹的班主任古老师，特意来到我们家劝爸妈让四妹继续上学，一次不成，来二次，还是没有送四妹再上学，只是保住我一个人在校学习。所以，我从小就知道，我是代表着姐妹们去读书的，要读出个样子来。

小时候，我记得上幼儿园才一个学期，后来我不去上了，到6周岁时，到城关小学上一年级，一直到五年级，上级教育部门说，要挑一个五年级作为试验班，和六年级的一齐毕业，结果，就幸运地挑到了我们五(一)班，我记得当时的班主任是范励丰，任课老师有杨春娥等老师，城关小学当时的校长是南桥人韩登轩，教导主任也是南桥人，且与我们一个大队的人，叫谢传寿，很巧，若干年后，我当民办教师时，也教过他的女儿三妹。

我们五一班被选为试验班，作为中国第一次试验小学教程是否可以为五年制，意义是很重大的，我记得当时，六年级的课也在紧张地灌给了我们，但不知学得全不全。后来，升学考试时，考上县中初一的，我们实验班50人中有三分之一左右，后初中升学时，考上高中和师范的，就仅剩我们三个人，谢佛跃，罗纲和我，最后，经历文化大革命，恢复高考，考上大学的，五一班只有我一个人考上，可见，这个实验班在仓促之中决定缩减一年教学时间，六年级的课没学好，对后来的学习是有相当影响的。但我还是通住了试验，代表我们班上了大学。

在城关小学上学时，有趣的事有几件，一件是曾经住宿在校一段时间，妈妈炒了一竹筒牛肉给我吃几天的，可一带到学校，一餐就给大家给抢着吃掉了，因为好吃呀，后来，只好拌酱油吃饭了。还有就是课外活动打篮球，女同学也有和我们一起打，有一次，不小心，和罗定秀同学摔到一起，她在下面，我在上面，被同学笑了几个星期。到城关小学读书，每天走路去，从家里穿街过巷，也有五里路左右，以前有一个疯子，会打人的，每次见到都会躲得远远的，在北门街，还会经常看到城隍庙拜神的庆典，那时，寻乌县城东门城门还在，高高大大的，城楼很巍峨，城墙厚厚的，一直往北延伸，很好看。

上小学时，我读书一直不肯用功，学习成绩中上，上课我是很认真听讲的，作业也及时完成，但从不追求第一的，老师说我是小聪明。星期天很好玩，曾经有一次和邝茂添推大板车，我们轮着坐和推，结果我坐车时，被邝推车不小心，翻到寻安公路的路坡下，人昏了过去，醒来时，板车压在我上面，玩伴却跑掉了，吓得我一翻身，赶紧回家，不敢告诉妈妈。还有一次，养路段的驴，被我们偷骑，上了驴，却下不来，被人在驴屁股上一拍，吓得哇哇叫。

小时候，最光彩的是有好几年，在庆祝重大节日的时候，我们西井，细井要出装故事的队，也要选人，有的地方叫“飘色”，我有几年光荣地选上了，扮好妆，在故事架上坐着或站着，穿着故事里人物的衣饰，被大队伍抬着在大街上走，满街人山人海看，我们小小年纪觉得很风光，那时，大概是八、九、十岁的时候，故事选的很多，或是工农商学兵，或是梁山伯祝英台，或是历史上典型故事或人物。“天仙配”、“桃园三结义”等等。虽说妆故事很荣耀，但也辛苦，人要站或坐在木架台子上，手脚要绑在铁架子上，吃东西要大人喂，抹汗也要大人擦，如果身上哪里痒了，大人抓不准地方，那时可就难受了。我们被选上妆故事，可都是小靓仔或小靓女，听大人说，我小时候长得很俊，象京剧的小生一样。可是后来，一次跪在板凳上吃饭，挟菜时，不小心，板凳往后倒，我连人带碗掉在地上，恰恰碗破了，割在左脸上，拉了口子，太太（曾祖母）赶紧用火柴壁撕下来，贴在伤口上，止住了血，还长肉，不发炎，一直贴到好，也没有去医院缝针，当时家里也没钱，也许是大人的偏方，省了钱，可我的左脸留下一痕，伴我一生，至今还在，平添了许多烦恼和遗憾，限制了我在文艺和其他方向的发展。太太还说是命里注定要破相的，没办法。我只好相信了。

一九六0年，我上了寻乌中学初中部读书，那时候在石船子大坪上，六栋教学大楼，我们一年级就5个班，我分在一（5）班，班主任叫刘叶青，是于都人，他在教学之余，组织我们成了一个体操队，我被选进队里练体操。但可惜，后来，班里工作太多，刘老师可能没那么多时间管，体操队解散了，我很想练前翻、后翻，空翻都没练成。初一的体育老师叫陈晋生，俄语老师许永烂，语文老师潘锡坤、数学、物理、化学老师都忘了，真不应该。后来上初二，变成二（1）班，初三也是三（1）班，初三是住在第五栋，那时粮食很紧张，我们一天七两半，早上2两，中午2两，晚上3两，肚子很饿，每餐都吃不饱，记得那时，晚上实在饿得不行，就和班长陈文华还另两个班干部一起，半夜去自己班种的菜地偷韭菜、南瓜，拿一个破瓦罐，底下生火，没油、没盐，煮着吃。初中时，有一段时间是走读，没有住校，同班一个女同学，叫陈秀云，是三二五小学陈石生老师的女儿，和我同年，人长得挺美的，性格也很好，由于三二五小学是我上学的必经之路，她就基本上天天在三二五小学那儿等我，然后一同去寻乌中学上课，好像有几个学期之久，虽然陈秀云和我同岁，但女孩更成熟，她倒像我的小姐姐，除了和我一齐玩，一齐做作业，还会劝劝我，多用功学习，少贪玩。我自然不会那么认真，因为我的天性贪玩。初中时，乒乓球、篮球、田径等，凡是体育活动，我都很积极参加，星期天有时打一天的篮球。

初中时，我学习成绩不拔尖，算是中上吧，反正不用功，注意力还是在玩上，作文也不那么好，语文总是上不了80分，数理化上不了90分，俄语每次都70多分，也上不了80分。初中时，学校勤工俭学，经常要劳动，还有班级菜地，种青菜、包菜、萝卜等。我最高兴的是上体育课，全是闹着玩的，还有就是上课时，我喜欢举手回答老师的提问，还有就是从上学以来，我都喜欢考试，人家说耕田怕草，读书怕考，可我从来就不觉得怕考，考试是检验我们学习的一个机会，而且，考试完了，还可以提前出教室，不用等到下课，这就让我可以多一些时间打乒乓球了。

初三毕业时，是1963年，那时升学考试要填志愿，我和陈秀云一起填志愿，也是一样的，第一志愿寻乌中学，第二志愿赣州市第四中学，第三志愿是龙南师范。结果，考完试，等通知的时候，突然有一天，陈秀云跑过来找我，到平时我们玩的地方告诉我，她被录取了，是龙南师范，并且哭得很伤心，我一时有点不理解，她说，不想上师范，想上高中，可以考大学，而读师范，意味着很早出来工作，就不能圆大学之梦了。听她这么说，我才明白，我那时觉得早点出来当老师、有工作，也不错。我被录取到寻鸟中学，她说很羡慕我。她是被她的升考成绩害的，分数太多，师范先取，就圈进去了。后来，文化革命来了，我高中毕业回乡劳动，她66年已师范毕业，是领工资的下放干部，就不可同日而语了。

初中毕业后，在细井街的家里等通知时，还有一个家住下园堂子的四舅公曹老先生值得记住他是县城中药房的中医师，妈妈要我叫他四舅公，田背村人，他儿子奎古和我同年级后来没录取上高中，我录取上了，当时，他接到的通知书是红色的，开始他很高兴，以为红的通知是录取的，我的是白色的，我也以为我落榜了，也没想看，可没想到，他拆开一看，是鼓励他参加农业生产的红色通知，那我的就应该是录取到高中的了，一拆开，果然，录取我到寻乌高中上学，四舅公知道后，就说，他儿子奎古不中用，要我在暑假跟他学医，还真的教了我一段时间，并背了一些汤头歌诀，望闻问切等等医学知识，我也有兴趣。但上学住校，就没有时间跟舅公学了。后来，曹士奎还是学了中医，成了农村里的执业医生。他们家也听说回到了田背村。

上高中后，在半山、南楼、东楼几个教学楼都学习过，从高一到高三，班主任是陈殿炉老师，杨德麟老师也任过一段时间，数学是古光敦老师，语文是班主任兼，物理、化学是杨德麟老师和周红仙老师，他们是上海人，夫妻俩，挺知识分子型的，温和敦厚。高一时，我的学习同样不那么认真，贪玩，因为那时全班我最小，才十五岁，后来，学校要抓教学质量，挖学生的学习潜力，班主任说我是最有望提高学习成绩的人，因此，几次到我家家访，要父母亲督促我认真学习，提高成绩，说我太贪玩，后来，这样说教没有什么效果，我还是没听进去，于是，陈老师就拿停止我的助学金来威胁我，当时家里穷，姐妹都只上到小学就失学，只保我上到高中，我最怕增加父母负担，所以听了班主任的话，他的这一招用对了，我开始用功，不过，也是多花一些时间和心事在学习上而已，球照打，课间照玩，星期天也从不用来学习，还是玩。就这样，我的学习成绩就大有上升。

高一时，我的成绩是中上等，至高二时，语文由70多分上升到80多分，数学基本上90多，理化也是90多，特别是俄语，初中三年都是70上下，高中以后，基本上90多，来了一个大跃进，数学考试，期中、期末，古老师为了惩罚我过早交卷，不让我考完试离开教室，叫我帮他捶背，直到下课铃响，才让我走，他主要是怕我贪玩，粗心，考完不检查，出现失误，影响成绩，其实，我考完之后，都会检查一遍才交卷的。最有趣的是，有一次期末考试，古老师说这次题目，考及格应该大部分可以，但考100分是不可能有的，这倒激起了我的好胜心，我想，老师也太低估了我的潜力，那次，我十二分认真地答题，考完后，还检查了2次，结果，出乎古老师的意料之外，我全做对了，考了100分，从此后，古老师就在别的班上课时，把这次考试的结果当特例，说同学们，你们学数学就要像高二（1）班的温渊清同学一样，老师说没有人可以考满分，他就考个100分给你看，我就喜欢这样的学生，到处表扬我。

其实，在高中阶段，由于我们班是全县那年招收只有50名学生， 一个班，学校是很重视的，教学观摩也很多，赣南许多县的都曾来过，因为寻乌中学是省重点中学之一，经常是来听课的校长，老师比学生还多，所以，担任我们班的任课老师都比较重视课堂提问的学生对象，怕提到谁，答不出，那就有损学校、班级和课任老师的形象了。而那时，基本上，每科的老师好像都把我列入课堂提问的对象，而且好象是重点，因为每次公开教学时，我都会举手应老师提问，而且必定会点到我回答，而结果，我也每次不会让老师失望。这也是算我的小成就吧。

我上高三时，已经是1965年秋，这时，高考的气氛开始浓起来，学校也把我们这个班与上届比较起来，说给我们班上的同学们听，大意是我们这届比上届要好，以鼓舞大家的信心。那时没有分文理科的，我的语文在80上下，数理化在90之上，俄语也是90之上，因此，到1966年时，高三毕业，学校推荐志愿时，第一表的第一志愿学校给填报的是清华大学，我也信心满满的备考。可是，当我们复习了三个星期，就要去信丰参加高考时，（那时，我们县由于报考人数才50人，不够独立成考区，并入信丰县考区）文化大革命来了，北京29中女生大闹，“砸烂高考制度”，自毁前程，连累到全国的六六届高中毕业生，从此进入漫长的曲折人生。

那时，各科教师对我都很看好，认为我是他们分析有把握考到名校的，因为除了我的学习成绩扎实稳定外，心理素质也很好，是属于考试型的学生。可惜，一夕之间，我们望着贴满教室墙壁的全国各大学的招生广告，一声叹息，那时，觉得与大学没有缘分了，也不理解为什么会这样。

后来，我们六六届毕业生留在学校搞文化大革命，二年中，前段时间是串联，从寻乌步行到南昌，途径会昌、瑞金、宁都、赣州、广昌、南丰、南城、丰城等县城，中间，好象有小段路是坐了汽车的，但徒步是基本的，我们串联队是十个人，彭景添、刘加康、罗国林等，家里拿了七八十元给我，全部用完了。到了南昌后，本来要向北京去的，但听说脑膜炎大流行，就害怕了，打了返程票，坐火车至广州，住了几天，打道回府。

串连时，一路上有红卫兵接待站，吃饭有时交一点基本伙食费，有的地方不用钱，晚上住宿也是不用钱，但不是住宾馆、酒店，而是住接待站，在走出寻乌县境后，第一住宿点在会昌筠门岭境内叫盘古隘，那天晚上吃的饭里有不少谷壳，可能是风车坏了，吹不干净。第一天走了九十里地，觉得还好，第二天走了八十里地，也马马虎虎，第三天走七十里地，就吃不消了，第四天可就累得不想走了，俗语说“三日肩头四日脚”，真是总结出来的真理，但红卫兵，千难万险都不怕，还能怕累吗？于是，我们就靠这种精神支撑，往前走着。在这条红色的道路上，我们碰到许多串连队，有大学的，有中学的，甚至也有小学的。在没有多少人的路段，我们就把洗了没干的衣服挂在红旗杆上晒，有人的路段，就套上红旗，排队走。有时还唱歌，显得很有气概，路上的群众，对我们串连队有各式各样的态度，有赞扬的，有帮助的，也有冷眼相看的，最有意思的是在于都那块地方，有一位挑着大捆柴的女孩，看到我们后，柴火还在肩上，就主动向我们敬礼，说“红卫兵哥哥好，向红卫兵哥哥致敬”。真让我们感动。本来，我们这个队是十个人，刘加康、赖周良、郑传接和前面说的几个，没有一个女同学，可路上碰到高一的凌静几个女同学，要搭在我们一起，只好合伙，这样，就必须照顾女同学了，帮她们背背包，到目的地后，看她们还没来，也要返转去接她们，我年龄比同班同学小，没觉得什么，但他们觉得加了女同学，说话更有兴头，或许，多做一点事也就不觉得累了。

串联在赣南的红色土地上，我们参观了许多革命旧址，沙洲坝的、叶坪的、红井，长征第一桥，武阳桥，接受了革命传统教育，了解了革命历史，增长了许多见识，而且也吃了不少苦，这是对我们这样年纪的青年学生的一个锻炼，但串联的行为给当时中国社会的各方向带来的冲击和负面影响，也是不可低估的。路上我吃得多，长得也快，原来，我在班上按高矮排的座位是5号，串连后，我一下子长高了不少，可以排到20多位了。在广州串联时，还有一个迷路的故事，当时，我们住在白马涌边一号的接待站，那时我一个人出去看看，结果，走着走着，就转不回去了，当时，扫四旧，破旧立新，但旧的街牌去掉了，新的路牌还没挂起来，每条街都差不多，我从早上九点出去，转到下午还找不到住的地方，当时，广州人讲白话，普通话他们听不懂，我就坐了公共汽车，好在串连时，我们坐公共汽车不用钱，结果，每次上车都坐到终点站，再坐回来，都还找不到白马涌边一号，直至晚上七、八点钟时，我在前排不时站起来左顾右盼，焦急的情形让后排坐着的几位小姑娘，也许是中学女生看着发笑，我不由地冒火说“人家迷路找了一天，急得上火，你们还嘲笑我”，其中一位十六岁左右的女生说，别着急，告诉我们，你住的是哪条街，我告诉她之后，她说，这路车正是去你说的那条街的，我们送你去就好了，结果，仅三站就到了，我下去一看，这不，转角就是我住处了。我记得那时是冬天，广州虽不很冷，但也是有些冻的，北方的学生住隔壁，我们南方的串连队有调皮的去掀他们北方学生的被子，看到他们是不穿衣服睡觉的，当时，南方的学生还笑话北方的。宁都有一位女同学，跑到我们住的地方，说我们是赣南老乡，还送了一个红灯笼给我，挺漂亮的。同行的同学笑我说，人家对你有意思了。我说，别乱嚼了，咱们还是小青年，不会有那么杂的心思。后来，我们从广州返回寻乌，大串联就这样结束了。

刚毕业那会儿，也就是留校搞文革，没什么事时，许多人去参加斗批改，我没兴趣，跟着姐夫彭开吉跑到中和公社的山里天调韵山去，那里驻扎着一个铀矿勘探队叫608队（后来改为264队），他们那儿需要工人挖槽子，平台子，搬钻机，我们就当了工人，在山上按他们的要求挖了一条又一条槽子，长有几十米，宽有一米左右，高也有一米多；或者在山上某个位置挖土，平整成一个钻机台；或者他们钻机搬家，叫我们帮他们扛机器，在山里住茅棚，蚊子很多，夜里听着野兽叫，十七岁的我，心里还是害怕的，工作也很艰苦，但伙食还蛮好。吃的东西是我们家没吃过的味道，而且，由于我在学校是校兰球队的，到了山上，居然也被他们看中，参加到他们的球队帮他们比赛，还有报酬。其间，山上发生了一起强奸案，使到广东龙川和寻乌两县公安局的人都来侦破，使山上勘探队的人和我们临时工都紧张，还有两条狼狗在奔来奔去。在山上，洗澡是大澡堂子，我第一次和陌生人一起在澡堂里泡，觉得怪别扭，不肯脱短裤，被那些北方工人笑话。跟着姐夫搞副业2个多月，赚了几十元钱回家，算是不错的收入，我还买了一个口琴，也就学会了吹口琴。

 留校搞文化大革命，不是我们的意愿，而是党中央的决定，六六届高中毕业生，是解放后第一届不幸运的学生，风华正茂，意气风发的年青人，正当跃跃欲试，搏一场功名时，迎头一瓢冷水，打破了我们心中的美梦，浇灭了当年的理想之火，在学校里，无所事事，看到学校的校长，老师一个个被揪出来，又恰恰是当年他们最器重的学生中的先进分子最早去揪他们、斗他们。而我，从小学到高中，从来没有当过班干部。团是入了，但没有任过团干，算是落后一点的学生，受老师批评最多的是“迟到”，“上树”，“不积极劳动,借口脚疼，却跑去打篮球。“学习不认真，太贪玩”，等等，老师对我是恨铁不成钢。但说到揪教育战线的黑帮，斗老师，我却不会，也不愿意，老师呕心沥血地教我们知识，让我们一天天丰富知库，怎么可能是“用资产阶级的教育思想来毒害青年一代”呢。班主任陈老师，数学老师古老师，各学科的老师，对我的学习都很关切，都企盼着我学习上能拔尖，当我在高三毕业时，学习成绩真的拔尖时，他们是多么高兴啊，所以，当那些同学在批斗老师时，我又不能阻止，只能远远地看着。而且工作组进驻县中时，我还不是红卫兵。后来，形势发展了，工宣队出校了，各班都可以自己成立红卫兵组织，自封红卫兵时，我才成了红卫兵，是我们班由学习委员彭景添带头的"井冈山红色造反军”里的红卫兵，有了红袖章。

这时，文化大革命已呈乱象，整个局面已不能掌控，从初一到高三，红卫兵组织已很多，各不相属，但大部分为两派，一派是积极批斗校长老师的，一派是我们，不主张批斗校长老师的，造反是当时时髦的名词，所以组织名与我们的行动是不那么符合。当时，我们班有两个女同学，一个叫周琴燕，一个叫王艳荣，周是本地人，王是车站站长的女儿，是从柳州（广西）过来的，好像都比我大5岁，王艳荣是我们这一派的，一次，两派人马示威游行，一派从北门到南门，一派从南门到北门，中间在大街上相遇，虽说各呼自己的口号，没有发生武斗，但我们这个队伍里的王艳荣，却被另一个队伍里她的妈妈拉出队伍，给了她一巴掌，当时，我们觉得又可气又可笑。在当时，一单位、一家庭或亲戚朋友之间，就是存在不同的派别，各执己见。辩论是时常发生的，父子、母女、夫妻之间都是会有不同观点，文化革命的可怕之处就是在这里一一深入人心，无处不动。那个上初二的陈治凤，就是我动员她参加我们这一派的。可没两天，她就叛变了，跑到别派去了，使我觉得友情太没力了。

还是在文革前的1964年，我们家就由县城迁回南桥青龙村去了，据爸爸说，主要是老家那么多大房子，再不下去住就会毁坏了，加上县城的土地越来越少，生活也很困难。从我懂事起，我记得大食堂时，有时大吃大喝，好吃的东西很多，妈妈曾经用大竹篮子装油炸鱼回家来吃，但有时却没有东西吃，连放了好几天的变了味的馒头也拿来吃，最困难的三年，我们家曾经吃过蕃薯藤，吃过糠馍。连大便都拉不出来。那段日子，爸爸可是东借西筹，晚上都睡不着觉，但表面上，他还是要装作快乐的样子，时不时拉拉二胡，他自嘲是穷快乐。妈妈只负责有计划的用粮，家里人多，轮到妈妈吃时，往往只剩下少少的汤汤水水了，因此，我觉得，爸爸妈妈为了我们姐妹的生活、为我的上学是操劳过度的，当时的生活确实艰难。

我记得有一年，钱变小了，妈妈养了一头猪，卖了三千元，加上卖甘蔗的钱，妈妈攒了有上千元，加起来，大概有四千多元，当时，正好是六妹出生，按妈妈的意见，已经生了这么多女儿，这次满月酒就不做了，把钱存起来，可爸爸说，现在的钱，小了，再多也买不了什么东西，还是热闹一场，不能亏了老六，结果一场满月酒，把钱就花光了，可来年，通货膨涨扭转了，钱又很值钱了，妈妈埋怨爸爸是“了子哥”[客家方言]，爸爸也有些后悔，从此，家里就再没有一年有过这么多钱了。

以前，在县城八二七大队时，家里在石田心（现在教育局那块）有田地，种了许多甘蔗。我经常挎一个竹篮子，白天或晚上都会去卖，尤其是有戏演时，或电影放映时，我卖甘蔗生意就更好了，卖完了回去再装，我觉得课余时间这样卖东西很好玩，也不会觉得不好意思。有一年是广东的一个汉剧团来寻乌演出，就在老县委门口，以前是一个大广场，围起来，搞演出，卖票，而且是爸爸他们负责票务，门口守门收票的是一个哑巴，他和爸爸很熟，见到我想去看戏，就不用票，放我进去看，好象演了六天晚上，我就看了六场，什么《孔雀胆》、《窦娥冤》《碧血扬州》等等，当时觉得很好看。当时，爸爸在文化馆做事，文化界的熟人很多，县采茶剧团的许多人都知道爸爸是城关镇业余采茶剧团的导演，并且有几个人还是爸爸团里输送到县剧团的。我去看戏也方便，县剧团的守门人也知道我是谁家的孩子。所以，从小，我对文艺都很爱好。

在县城住的时候，我们细井子还有一个“香火龙”队，逢什么重大节日时，会安排一系列的舞龙活动，我记得有一年，我们细井队的舞龙，从县城一直舞到田背、岗背、土合等城郊地方，当时是舞龙的一伙人，有十几个人，赵上尧、赵尚明等，舅舅他们几个是锣鼓队的，我还参加过一次，打那小锣，锣鼓节奏感很强，而且很动听，很欢快、流畅。舞龙队是先发贴，爸爸他们负责写贴、发帖，然后按街顺序去舞龙，到接贴的家门口或店门口，香火龙舞一通。晚上的香火龙十分好看，比白天舞的布龙更添神秘色彩，到乡下舞龙，还有夜点吃，每家接龙的都要送一个红包，钱多少不等，由对方大方，回来后，集中起来，除了成本，分配给每个队里的成员。舞龙队员还要不怕爆竹。因为，舞龙之中，主家不断地放鞭爆，就在舞龙队员身边炸响。而且，热天时，还要打赤膊舞龙，以显示勇敢，那年的舞龙，从县城到郊区，十几个晚上，尽兴而回，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这一民间文艺至今不知还有没得保存下来。

七十年代以后，县城里就鲜见妆故事、舞香火龙的了，真可惜，这是民间艺术，要发扬光大，传承下去的呀。

在县城生活，热闹看得多，也好玩，我记得，北门的城皇老爷的庙，以前没毁时，我也去看过，很威严的；大街上，也见过老虎被捆着在卖，还有卖艺的，确实厉害，到现在也清楚地记得，一个大汉，一个十四五岁的清瘦标致的小女孩，说是练的气功，小女孩躺在地上，运气运到腹部，腹大如鼓，像怀了七、八个月大孩子的样子，这个胸，居然胸部也象发育成熟的大女人一样。这是哪门子的软气功，怎么与现在的气功完全不一样，可能是失传了。因为，现在的气功理论，是解释不了那时的气功表现的。

文化革命进行到串联后，有一段时间是复课闹革命，当时，我和罗国林、汤友香、刘茂棣等五位六六届的同学，到新初一（刚招进来的）去任课。这正符合我的想法，因为文革斗老师，我们参与不好，那是教我们的书的先生，怎么好意思去参与斗他（她）们，不参加又不好，会说我们思想落后，甚至有可能会打成反对文化革命的反动学生，因此，我一直是去外面抄抄大字报，在学校由他们供稿，我负责抄写大字报，这样，我可以半躲避那些火药味浓的批斗会，又算参加了文化革命。所以，后来，叫我去负责初一上课是最好的了，我那时就教了几个班的语文，算是第一次当了老师，学会了如何上课，为以后当民办教师作了准备。大概有一年之久吧。

又到了六八年时，寻乌成立了县临时领导小组，由军管会的解放军邬君邦任组长，机构工作人员除了干部外，还抽调了红卫兵参加，我也被调到县临时领导小组上班，是宣传组的工作人员，这恰巧是后来到宣传部门工作的巧合。那时的临时领导小组有我们红卫兵进班子，罗仂权、彭景乐都算班子成员，我们工作人员没有工资的，只负责宣传工作，但当时已是算有些威信了，人们会听我们指导的。临时领导小组设在老县委（现在的寻乌县人武部）尔后，各地成立革命委员会，才取代了临时领导小组。我们这些学生，则于1968年的九月份回到了学校，再过一个月，六六届学生回到了农村，离开学校，进入了人生另一个艰苦的历程。

在学校留校上课时，我们住在新五楼楼上的教室里，当时，还有一个小儿女的有趣的故事：我上课的初一年级里，有两个小女生，一个叫杨兰，一个叫黎小明，平时有空，她们俩喜欢和我一起玩，而我当时也只有十七八岁，单纯得很，觉得同学之间，讲得来，一起玩很正常，时间长了，突然黎小明给我一本书，说里面有东西，不准当面看，要回到房间里一个人看，我当时觉得很奇怪，什么事都要神神秘秘的，结果，回到房间一看，是她写给我的一封信。也没有说肉麻的话，只是说她喜欢和我一起玩，说有一天不见，就会不习惯什么的。我想，这有什么希奇，对我说就好了，还用写信干嘛，弄得我又要一本正经地回信。可第二天，我还没回信给黎小明，杨兰又用报纸夹来一封信。信上除了表达和黎小明一样的意思，还问我黎小明是不是写了信给我，这下，搞得我一头雾水，不知她们是什么意思，干脆，我就回她们说，我们都是好同学，希望大家在一起开开心心玩，特别叮嘱她们俩，要像姐妹一样亲，我就高兴，结果，她们俩以后真象姐妹一样好。可是，我有一个同班同学，叫罗国琳的，和我住在一个房间，突然有一天，他单独对我说出他心里的秘密，他说他看上了黎。明，想送她二双尼龙袜作礼物，（当时尼龙袜可是好东西）借此附一封求爱信，问我怎么样，我说，你有你求爱的权利，由你自己作主，第三天，黎小明找到我，说罗国琳送她二双尼龙袜和信，她回绝了他，并说，我有喜欢的人，并暗示了罗国琳是哪个，结果，罗国琳很不好意思地对我说，我不知道她那么喜欢的人是你，我说，我可没有这么想，你比我大几岁，可以先考虑这些事，我却从来不去想这些事，太早了，我还想多学一些东西，何况，你喜欢她，我也没权利阻止你的。

在下乡之前，学校还组织我们红卫班的师生支农，有一次，我记得是到澄江公社的黄岗大队，我们一个人分到一个农户家，我被安排到一家仅三口人的农户，夫妻二人加一个女孩，当时，女孩十三四岁，同学们都笑我，说“给你找了一个入赘的家”，其他同学去的农户没有这么个情况。不过，这家人对我可好了，因为我们同吃同住同劳动，同学和老师（陈庆磊老师）都说不敢吃太多，一般餐餐2碗饭，填不饱肚子，而我，却餐餐撑得慌，为什么呢，因为那家的女主人对我象自己的儿子一样好，餐餐一桌好菜不说，我吃了2碗却不让我停，抢着给我满满的装第三碗，吃得我饱饱的，菜也基本上不用自己挟，光女主人挟就吃不完。幸好，那女孩还小，要不，真的成了要入赘的样子了。陈老师天天饿得很，终于忍不住了，给钱我，要我帮他买大饼，偷偷吃。好像有一个多月，我们支农才结束，在回家的路上，我的那几个老于世故的同学“好心”地帮我拿背包，我当时有点纳闷，平时不热心帮人的，怎么一下子殷勤起来，当他们从我包里翻出十几颗红鸡蛋时，我才醒悟过来，原来，他们的住家对他们只是一般的客气，没有我去的住家那么好，就猜想我走时，我的那住家一定会送鸡蛋给我在路上做点心。他们于是就下手了，结果，被他们猜个正着，鸡蛋也全被他们分着吃光了。

不过，在支农的那段时间，那家人对我确实关怀备至，连衣服也帮我洗得干干净净，摺得齐整，吃的更不用说了，我很记恩他们，后来，回校后本想抽个时间去回访一次，并结个亲戚走动，但由于接着就是文化大革命爆发，想法没有实现，被大事变冲掉了。

在高三时，全校乒乓球比赛，我拿了亚军，冠军也是我们班的，是凌家添拿去了，他的手比我长些，实力上差不多，学校篮球队，我也是代表队员之一，经常在县城打比赛，陈庆锐老师是中锋，我是前锋，还有杨徳麟老师等等。学校的田径比赛，我也是少不了参加的，标枪等项目也夺过名次。凡是体育活动或比赛，我基本上都有份的，县中老师后来总结那么多年的学生状况，说我是德、智、体全面发展的代表人物。这倒是给评准了。我引以为豪的倒也正是这个。

在留校搞文化革命的那段时间，最有意义的事就是寻乌中学文艺宣传队下乡演出的那件，脱离文化大革命的批批斗斗，扛着一杆红旗，我们一行三十来人，我记得其中有罗成剑，黎明、杨小兰、陈金凤、杨德娣林郴云，等等，我背着一架手风琴，担任乐队伴奏，由于当时手风琴还不普及，所以，乡下的孩子没见过，经常围着我拉的手风琴看，我们到南桥、留车，岭峰等公社演出，一路欢歌，一路笑声，特别是从岑峰返回的路上，一路小火烧山，我们一边协助扑火，一边去留车，第一次见到火烧山，但当时并不觉得害怕，还算勇敢。在中和公社演出后，我们在休息，我坐在坪边缘，一不小心，从十几米高的坪上摔下去，我刚落地，随即听到一声扑通响，然后见到黎小明不顾危险地跳下来扶我，还问伤着没有，我当时没受伤，倒是这女孩，竟然那么高都不怕，敢跳下来扶我，真让我感动。那段时间，我、刘茂棣、罗成剑、汤友香、杨德娣、杨小玲、杨晓兰、黎明等几个人是经常在一起玩的，小兰，小玲是姐妹俩，他们住在农业银行的院子里，我曾经去过几次她们家，她妈妈可和气了，象我妈妈一样的性情，她们还有弟弟小春、小明、小斌、小华，后来小春、小明和我也很聊得来。

68年的10月份，毛主席一声令下，知识青年到农村去，从此，开创了一个新的时期，我们红卫班带头，回乡的回乡，下放的下放。当时，离开县城，车站送我回青龙的有小兰、黎明、德娣、小玲等女同学，也有别班的几个要好的男同学，我当时有些感伤但没流泪，但女生们都和我挥泪说再见，当汽车离开县城时，我想我以后还会回来的，还会在县城工作生活的。

从1960年升入寻乌中学读初一，1963年初中毕业，1966年高中毕业，然后1968年回乡，县中八年可谓寒窗，当时的寻乌中学，大部分教学区在石船子，原来有五大栋，后来又建了二栋，包括原来的大厨房、礼堂、澡堂都在那里，山上有东楼、南楼、校本部、图书馆，半山教室，初中部大都在石船子，高中部在山上，教学环境，运动场所都还不错，师资也强，教我们的老师都各有特色，各科都有水平，只是由于我们上中学时，恰逢国家经济困难时期，伙食不够好，定量供给的米也太少，记得我们初中时一天七两米，早上二两，中午二两，晚上三两，有时嫌饭太少，放上苏打粉，加满一缽水，蒸好后满缽子，但越吃肚越饥，因为苏打是消食的，菜也不好，老是吃那凤菜浸起来的干凤菜。有时，茎子里空心中还有发现屎虫在里面。家里也困难，穿的衣服连内裤都有补丁，冬天二条单裤也曾经过过，有时，多一条线裤，算是厚的了，冻得鼻水直流，饭上上完自习，躺在床上睡不着觉，肚子里咕咕叫，饿了。学校发现男生跑到女生寝室里偷女生的番薯干吃；也发生过老师吃不饱，买外面人的糠粄吃的事。曾经65级的刘加瑞写了一首打油诗，形容寻乌中学生活的状况，“元旦来加餐，萝卜呕呕酸，猪肉没二块，骨头大过砖。”为此，他还受到过老师的批评。不过，县中的高考成绩在全省还是有名气的，属省重点中学之一，到我们上一届65届，一个班50名，考上大学的差不多有一半；也就是说，生活不那么好，学习质量还是可圈可点的。

在县中，我们除了完成学业之外，学校还组织我们参加勤工俭学，下乡支农，班级有菜地，我们学会了种蔬菜，班里组织我们去山区挑树扛树，挣副业钱，这些活动，对成长中的青年来说，是走向社会生活的必备举动，所以，当我离开学校，步入社会，特别是回到农村后，一下子就可以适应艰苦劳动，不会像上海知青一样，什么都要从头学起，可苦了他们了。

我们家的亲戚也就是叫姑婆的，原先住在粮食局那边，后来被动迁到西门寻安公路坡下，当时那儿有一个养猪场，文革时作为被揪出来的对象的劳动场所，我们的班主任陈殿炉老师就在那儿劳动，恰巧和邻居我的姑婆认识了，说起我，陈老师说，原先，当他被揪出来时，他害怕我会起劲地斗他整他，因为他对我要求严格，也多次因为我不认真学习，打玩、爬树、二楼上跳下来的事情批评我，而文化大革命提供了机会，生怕我整他，可是，每次班里斗他，我都是慢慢地站在最后面，满眼的同情，从来没有站出来批判或揭发他，由此，他很感慨，因为调皮捣蛋的学生倒同情他。他对姑婆说起我的好处，姑婆很高兴，她把这些情况告诉我时，我说，我们都对老师感激的，哪敢没良心斗老师。其实，在留校期间，由于红卫兵组织太多，各有山头，但我们是全校最高班级的红卫兵，初中的红卫兵还是会听听我们的，就有几次，那些小红卫兵斗学校的老师，职工时，我们会纠正他们的过激行为，有一次，校职工谢和庆（谢启文同学的爸爸），被一伙红卫兵拉去斗，要把两张桌子叠起来，又要议谢和庆跪到上面那桌子上去，很容易发生摔下来的危险,我当时对他们中的负责人说，你们这样做是变相武斗，违反中央精神，要他们马上停止，以免发生危险，结果，小家伙们听从了我的劝告，结束了这种危险的批斗。类似这样的事，在校园里我是劝告过好几次的，我总觉得，学生们这样做是不对的，但那时没有人敢说心里话的。因为一不小心，自己也会引火烧身。在自己的本身，只随大流，不充当积极分子，能做逍遥派就逍遥一些，在县城里，我们很少参加活动，应该说，我们这个红卫兵组织是温和派的。

1968年冬天，我们回乡了，告别了中学时代，告别了县城生活，告别了同学，回到了青龙村，开始了艰苦、屈辱的生活，为什么说是艰苦，因为农村劳作强度大，生活水平低；为什么屈辱，因为在农村，后来父亲被揪斗，我一下子由红卫兵变成“黑五类子女”，贫下中农的会都没资格参加，参军、上学、甚至找对象都没有资格。当时，一开始还没有这么感觉，只是作为一个劳动力在农村干活。家里父母姐妹近十口人，68年底妈妈又生下了二弟，71年生了三弟，从此，我们家由原来的单丁七姐妹，变成三兄弟七姐妹，妈妈生了我们十个，虽然第2的妹妹没养大，但也算七个女孩。回到青龙，家里房子比县城大，而且宽敞，难怪爸爸力主回老家，妈妈虽然舍不得县城，但她一直是随爸拿大主意的。1964年全家由县城迁回青龙村时，父亲、母亲、姐姐桂英、三妹芹珍、翔英四妹、六妹毓英、七妹淑英都一齐回来，五妹素英在桃子园，我留在县中住校。由于农村有田地，可以分粮，旱地可以种菜、种杂粮，比县城的境况应该说是改善了一些。到68年我回来时，全家就有四五个劳动力了（六妹、七妹还在上学）。

从高中生变成农民，我由于有以前暑假参加劳动的锻炼和学校勤工俭学的锻炼，适应很快，第一天下田劳动，晚上评工分时，我就被一致评为一等劳动力，那时，全队在村街上那个大房子里开会，吃过晚饭后，就开始，生产队长主持评分，当时队长好象是秀油，他不善言辞，说来说去，总是这个的那个，那个的这个，让人家弄不清他说的到底是这个还是那个。但人很老实本分，劳动也卖力，我记得，当第一次给我评分时，他们都说，我虽然是学生，刚下田干活，但很卖力，和其它老农一样做得好；应该评一等，10分。所以此后我在生产队的工分一直是第一等的，因为我干活时，从不偷懒，也不会抽烟，或借机偷闲，当时我19岁，正当青春力盛，干起农活来，很有实效的。当时是大集体，上工下工都由队长召集，我们青龙下村好象是分为五、六、七、八队，我们枫树下是七队，青龙上村是三、四队，张仙堂是一、二队，横迳村是九、十队。大队书记是温明丁。

回到农村，心里很悲凉，觉得人生恐怕就就在农村呆上一辈子了，高考制度被砸烂，文化革命把我们的所有理想都粉碎了。前途渺茫。幸好家里人多，小弟弟刚出世，很可爱，兄弟姐妹在一起生活，亲情融融也算是略有宽慰了。1969年夏天，是我回农村参加农业劳动的第一个“双抢”战役，夏收夏种，当时叫“双抢”，抢收抢种，显示时间紧迫任务繁重。那时，我们队的强劳力，特别是年青人如颂华、淑梅、日先等，可受苦了，早上五点起来早战，中午也在田间中战，有时晚上还要挑灯夜战打谷子，一个夏季过去，人都虚脱了，我记得在上塅子的田里莳田（插秧）时，淑梅累得瘫倒在田壁上，号啕大哭说：“这日子怎么过得下去，还不如死了好”。我当时对田间的劳累倒没什么特别的在意。虽然很苦累，但我咬牙还可坚持，更在意的是后来的政治待遇，让我感到屈辱。

文化大革命在农村也是一样有硝烟，我们大队也不平静，什么地富反坏右，封建迷信分子，各种名目繁多的斗人，我们的爸爸因为在县城时解放前当过一任国民党的保长，依照“公安六条”被张仙堂“革命群众”给揪出来了，但当大队召开批斗会时，却没有一个人出来发言，只是站在那些早就被批斗的人旁边陪练，因为我们爸爸是群众选他当保长的，既没抓丁，又没派款，更没有民愤。所以，当时闹派性，张仙堂村有个别人在捣鬼，但又怕我们青龙村的强房强股，不会容忍他们乱来的，所以，虽被揪，但没受多少苦。即使这样，也给我们家带来巨大的心理压力和负担，我们被列入另类，成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妈妈也很心痛，爸爸虽然不象别的被揪出来的人那样，经常受批判，但时不时还是要去陪斗，看着在村里原来那么受人尊敬的爸爸一下子跌入了万丈深渊,我非常心痛，可我也没有办法改变这种潮流。在个别事上，我是可以挡一挡的，有一次，公社打电话来大队，说要爸爸到公社去集中劳动，我就直接打电话找当时的公社书记，说我爸爸身体不好，不能去，如果非要去，那就我去代替。当时，公社革委会主任也知道我是县里的红卫兵，也参加过县临时领导小组工作的，对党的政策相当了解，所以，他也不敢过分，只是说，你要站稳立场，你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之类的场面话。不过，就没有再要咱爸上公社了。我的目的就达到了。还有就是，当时搞“红海洋”活动，家家户户门口都要求画毛主席像，村里主要的街道，醒目的墙上都要刷革命标语，大队里没有别的人才，只有爸爸和我才有这样的水平，但大队就叫我完成这个任务。我向大队提出，我一个人做不了，要我父亲也参加，还要有工分才干，不然我就不干，我是肯定有人工，但我就怕爸爸的人工他们不给，大队看我坚决，为这些事他们又我不到别人干，加上明丁书记也不敢怎样差待爸爸，我就和其他大队干部说，我和爸爸都给一天十分，也就是一等劳动力的工分，结果，几个月的时间，我和爸爸把全大队的标语和各家户的葵花向阳毛主席画像都画好了，全村一片“红海洋”，公社来检查，还夸我们的画技好，受了表扬。其实，我和爸爸是慢吞吞地画，延长时间，好多挣工分，比田里干活轻松多了，这算是那段苦岁月里我和爸爸的得意一笔吧。当时各家大门顶上，先画一个毛主席像，然后下面画着二串葵花，半圆形拱卫着毛主席像。村里人看到我和爸爸画的那么象，都夸奖我们，爸爸在那时受了屈辱，唯有这时才露出难得见的笑容。

在69年和70年这两年里，“双抢”是考验农村青年的体能的试金石，我经受了农村最艰苦的体能考验，不仅坚持完成任务，还参加了民兵突击队，被公社派往别处如漫坑、南蛇塘等地方支援他们的双抢，创造了一架打谷机日打万斤粮的纪录。就在同一队的青年人中，人们都说，不太愿意和我同一架打谷机“打禾”，因为他们的脚踏频率跟不上我的快，要使劲跟上又很累，在农村，犁耙等各种农活，在这2年都不仅学会了，而且还做得好，插秧更有水平会玩花样，苦中作乐。

这段日子，有机会给部分农村青年走出去了，工厂招工，淑梅、颂华等人，上村的兰英妹也去了。赣州的厂，石城的矿，看着他们高兴地离开农村，洗脚上田，农转非，而我，全大队唯一的高中毕业生却没有份，心里很难受，大队书记对我解释说：“你爸还没解放，所以，你走不了，人家也不敢要”。我知道，文化革命是有成份论，又不唯成份论，重在政治表现，我的家庭成份是贫农，自己是学生，各方面表现又好，如果送我去工厂，人家怎么会不要呢，还不是大队里那些干部的姓界主义作祟。后来，明丁书记说，让我去小学教书。其他干部也不敢有意见了，因为，我的文化水平全村最高，教小学是应该比别人强，而且还是留在了农村，在他们的控制之下，所以，我就迈出了向上发展的第一步。

在这参加农业劳动的二年多里，我还在大队里组织了文艺宣传队，当时一是形势有要求，二是我要表明自己的能力，三是农村文化生活的缺乏。所以答应大队的要求，拉起了这个文艺宣传队。从张仙堂抽调了五个男女青年，象谢添招、谢荣玉等人，上村抽调了兰英妹、天富，下村的小玉、赵二妹、郑一珍等人，还有上海下放青年高兴建、栾成波、王连昌、王银芳、王美琴等人，当时去各村挑人时，大家很踊跃，也很支持，家长把此事当成一份荣跃，男女青年都希望自己能挑上，结果，挑了二十几个青年，组织了这个文艺宣传队，我虽然没当过导演，但从小在县城的家里看爸爸当剧团导演导戏，耳濡目染，加上学校里又参加县中文宣队那么久，在农村几年，学会了吹笛子拉二胡，弹三弦等农村里有的乐器，而且对八个样板戏的主要唱段都能熟唱。加上爸爸又能当参谋，因此，宣传队的节目顺利地排出来，上海青年没演戏的基础，那是从头耐心教起，好像爸爸以前在村里也组织过文艺队伍，有一些骨干后来发挥了作用。那时排了《红灯记》、《沙家浜》、《智取威虎山》等样板戏的选段，场次，结合表演唱等节目，一台戏也有近二个小时，先是到大队的各个自然村演出，然后到附近的大队演出，盛况空前，每个村都很欢迎，自己还主演了主角，唱样板戏，既当导演，又当演员，还有乐队。白天参加劳动，晚上排戏，也有时专门抽出白天时间来赶戏，大队还给工分，更主要的是，我要大队让爸爸协助文宣队的工作，大队答应了，让爸爸重操以前业余采茶剧团做过的旧业，爸爸心里也高兴，地位也会有所提升，虽然那时他还没解放，但各项工作一正常参与，离解放也就不远了。这也是我组织文宣队的一个不对人言明的初衷。

我记得，从1964年回到青龙村后，爸爸好象那时就在农村里组织起宣传队，细赵子、郑一珍等人都是队员，还有兰英妹、小玉等等，后来有的就成了我们的骨干，上海知青的文艺基础差，但我还是尽量把他（她）们吸收进来，因为他们的生活太差，太单调，正是青春年华，都窝在农村里，白天辛苦干活，晚上却没有一点有文化艺术含量的生活，就像我们回乡青年也一样，但我们还有一家人一起的欢乐，他们都远离家人亲人，所以，让他们进宣传队，就可以多一些学习，多一些欢乐，多一些交往的朋友，少孤单一点，少寂寞一点，少思念一点。那时，王银芳她们可高兴了，我一个舞蹈动作一个动作地教，一曲歌一曲歌地教，戏也一样，到后来，他们进步了，有了一些基础了，排起戏来，就容易多了。王连昌是吹笛子伴奏的，他原来有基础，宣传队活动了好几年，大家都是年青人，在一起很愉快，不仅日子过得好些，艺术素质也提高了，我们几个还被调到公社宣传队去，每年参加公社的活动，参加县级会演。

在这二年多，我还随爸爸种西瓜，记得爸爸的种瓜技术还是一流的，许多外大队的人都来向爸爸请教技术。那时，种的西瓜叫抚州西瓜，长长的，大大的，象枕头形状，非常甜。一个个三、四十斤，最重的达五十多斤，晚上小偷要偷瓜，都有些麻烦，因为滑溜的西瓜这么大，背也不妥，抱也不是，很难不被人觉察的。所以，爸种的瓜很少有人敢偷，另一个原因是爸爸的威望、为人，使村里个别人不敢乱来，只有上海那几个知青，嘴馋，和我约好暗号，晚上当我看瓜田时，对上暗号就来西瓜田里，弄一个二个给他们用衣服包好回去吃，因为是生产队的所有，我们只有种的权，没有公开送的权，这才让他们偷一把，可后来还是被发现了，因为他们这些上海小伙子偷吃没经验，把吃了的瓜皮成堆地扔在茅房，让他们队的人发现了。后来，他们就不敢再来“偷”吃了。

由于我和上海知青都是知青，有很多共同语言，而我比他们文化水平高，能力又比他们强，而且，我妈又是待他们像亲人一样，来了就好招待，他们平时缺什么菜呀的，只要我们家有，都会给他们，所以，这些上海知青很喜欢到我们家，女知青里，还有的想到我们家落户呢，这是和她们很要好的女宣传队员透露给我知道的。但那时，我信奉的是古训“先立业，后成家”，所以，尽管宣传队里有些是好青年，我可没一点这些想法，只是和她们友好地相处着，思想很单纯。在农村劳动的这二年多，我还看了农村里当时能找得到的古书，包括一些杂七杂八的书，如麻衣，柳庄，反正当时渴求知识的愿望使我逢书就读，也增长了不少杂学。

1970年秋天，我终于踏进了教师队伍。虽然是民办教师，但对于一个农村青年来说，又尤其是父亲还没有解放，连贫下中农会议都不让参加的我来说，那真是一件值得庆贺的大好事。当时，南龙小学有五个班，七名老师，二个公办，五个民办，我刚进校是任小学三年级的语文，还有其他的杂科，象体育、音乐，美术，也教，好在我在县城上学时，与文化馆的美术老师学过一点画画，而体育、音乐本就是我的强项，所以，一开始，我教的得心应手，不像是初次教书的人，哦，其实在县中我已经留校教过初一了，当然没把教小学当一回事，应该还有一个原因，是遗传，爸爸是县里有名的“先生”，我是他儿子，肯定会教书了。

前段时间，在未进教师队伍之前，我还多次参加了县蓝球队的活动，代表寻乌县到大吉山、全南、赣州等地方比赛，记得我们寻乌兰球队成绩最好的就是全区农民篮球赛，我们在全区十九个县市和七八个矿山队（共二十几个队）中，夺得第八名，（取前八名）是寻乌篮球史上唯一夺有锦旗的一次，体委那时是陈主任带队，曹明杰、罗国番等组织，体委对我很好，也重视和培养我，什么全区篮球赛、排球赛，不仅让我参加篮球赛，还让我当裁判，这也奇怪，我从来没有正规学习过这些裁判法，可吹起哨来，却不差于别人，属中上水平。县里商业局还专门请我做县商业篮球队的总教练，带商业男女篮球队参加全区比赛，那时的商业队有杨宝田、朱月慈、谢小春、小孙等人，比赛的要求是寻乌只要不太落后就可以了，通过训练参加比赛，我让寻乌队放手拼搏，还是比到了中上名次，各方面都满意，这使我在寻马县体育界也小有名气了。商业球队女队的谢小春，后来还当了文化局的副局长。参加了县里那么多次兰球集训，吃的都不错，比农村里好的多，在任县少年兰球队教练时，张育林，曹永生和我成了好朋友，陈年康也是少年队员之一，后来，当我们家几个月没吃米饭，只吃蔬菜丸时，张育林、曹永生当时在狮子峰电站，听到这个消息，两个人扛着八十斤大米，怀揣数十斤粮票，翻山越岭，走了二十多里山路，送到我们家，使我们家可以有粮继日，真是雪中送炭，饥中送饱，这友情特珍贵。永生是七叔婆的孙子，听妈妈说，我就是永生的奶奶七叔婆接生来到这个世界的，与我们家是亲戚。张育林是和我一起吹裁判的好朋友，后来，育林被推荐上江西师范学院上学，毕业后留校当了体育系的老师，再后来，他和北京妹调去了北京西城区体育馆，成了一个北京人。

以前，县城幼儿园前面，有个灯光篮球场，我们经常在那儿比赛，一到有比赛时，灯光球场就很热闹，我从初中时就在那儿看球赛，直到自己打上代表队在那儿比赛，有许多年头，南桥人在那儿看篮球比赛的人很多，也很挺南桥人。我作为南桥人在那打球，如果投了2分他们会鼓掌，特别是全县各公社球队比赛时，在县城的南桥人会集中在一块观看我们比赛，作为我们的啦啦队，为我们鼓气。记得有一次我们南桥队和县中比赛时，爸爸还和南桥的啦啦队一起看我们的比赛，南桥人还在爸爸面前夸我球打得活，爸爸很高兴，咱爸就是这样，很爱面子，尤其享受别人称赞他的子女，所以，我就想要为爸爸长面子，努力去做事。有一年，我带南桥的学生队到县里赛篮球，在女队与县中女队争冠亚军时，人们都以为县中强，南桥弱，可能会打不过县中，公社陈书记是个球迷，也会打球，亲自跑到球场督战，我在场外指导女队时，我是有战术的。县中队员高大，但速度不够快，我们南桥女队个子矮，但六妹毓英速度快，适合打快攻，我就布置适当时候换六妹上去打快攻，原来练习好了，由黄小梅专传快攻球给六妹的。因此，当上半场打到十几分钟时，我叫暂停，要换六妹上，公社书记一看六妹个子矮小，马上制止，说不能换她上，要个子高的佳英上，我说，你不知道情况，我有我的战术，但他还要干扰，好在南桥的啦啦队就在边上，其中凌远有就对公社书记说：人家是教练，掌握队员的技术状况，你不能干扰教练的临场指挥。公社书记这才作罢，我换上六妹后，布置按原先练好的战术以快制高，结果，六妹一换上去，快攻打起来，一下子把县中打懵了，比分拉开了，我们南桥女队赢了冠军。这时，公社书记才服了，高兴得很，还把自己家里的白糖拿出好几斤，奖励女队员喝糖水，这几斤白糖，在当年，可是稀罕得很呢，要糖票限量供应的，一般人一个月才二两，有的人还没有供给的呢。

说起打篮球，在南桥公社，也在那个时候篮球运动是有史以来的发展高峰。七十年代初，南桥以前的公社机关门口，专门搞了一个灯光球场，全公社各个大队比赛，好象进行了三年，我们南龙大队拿了两年的冠军，都是和南桥大队决赛，我们大队的球队有贱清、天富、东石、培松等十二个人，通过这些活动，大队的篮球也活跃起来。使当时沉闷的农村，有了些许活机和生气。在南桥比赛时，可热闹了，每晚上都许多人来看球赛，远的几十里地赶来，盛况空前。

参加县里的篮球队，有好多年，县体委的罗国番，曹明杰，陈主任，老马，很热心组织球队，和我们到各地比赛。上海青年也有几个，象陈帼愥，陈英南、徐祖树，赣州知青张淑莹，小蒋、264队的小郭、小史等人、陈帼瑛是女队长，有一次，在没比赛前，她在县城见到我，就说，“渊清，好久不见了，好想你啊！”我是老实人，不善于和女青年说俏皮话，一听她这话，我脸腾地红了，不知道如何回答，一旁的陈英南笑我，说“你看，脸都红了”。其实，我们相处的很好，在农村很辛苦，能抽调到县篮球队，大家都觉得很有幸，能相处好一段日子，吃得好，球又打得愉快。这几次集训比赛的日子，是我运动生涯的一段值得回味的时光。后来，县里不再集中组织篮球队后，大家就没有机会相聚了，队员们的去向，也就不得而知，赣州的张淑莹，在我大学毕业后分到行署教育局工作时，在赣州市碰到她，已回城了，在赣州开关厂当工人，也挺辛劳的，但回到赣州，也算是归根了，上海的陈帼瑛她们就没有消息，264队的郭建颦们也不知去向，徐祖树听说回上海工作了。打了几年的篮球，还是在赣州打球舒服，体育馆里木地板，打起球来很惬意。那些日子，很好地享受了运动的快乐。当时农民代表队成立时，我把南桥大队的香古子介绍进队里打中锋，他很感谢我，说这个机会是他梦寐以求的，带了许多奶粉和糖来补充营养，虽然他打替补上不了几回，但随队走南闯北，也是顶快活的。陈忠春老师是我们队的领军人物，球技不怎么好，但资格老，经验丰富。虽是投篮很臭，放他投，都投不进去，但分球的技术还是不错的。我打后卫控球分球，有些时候就是向他学过一点的，但我的三分球厉害，快攻不错，外线是可以的，内线进不了阵地，个子太矮。

在当了民办教师后，南桥公社的中小学体育比赛的事，基本上就由我包打天下，什么乒乓球队、篮球队、田径队。曹庭纪是教革组长，南桥的教育界首脑，十分信任我，都委任我当教练，一般都是全公社中小学抽调队员，在南桥中学集训，然后到县里比赛，六妹毓英参加了乒乓球和篮球队，黄小梅是篮球队，彭佳英也是，赵汉文、赵树芳等人也是田径队的。我们南桥的田径队在全县也是总分最高的，在带领南桥中、小学体育队的所有比赛中，我们都位列三甲，冠军为多。所以，南桥教育界对我也是评价较高的，曹组长说是“贡献最大”。

在南龙小学，刚开始是教三年级，都是本大队的孩子，他们都听话，一二个调皮的学生，又是喜欢玩儿的，我这个兼体育老师的人正好有优势，组织体育活动，对了调皮学生的胃口，教起来顺利。当年，除了上课，我们还要组织学生勤工俭学，上山砍柴火，捡油茶籽榨油什么的，当时的农村，物质不丰富，有时粮食也缺乏，因为是大集体，没有什么自留地，资本主义的尾巴割掉了，只靠集体生产，供给就匮乏。我记得有一次，说是县里教育局有干事要来我们小学“视察”，算是一件“大事”，大队书记和校长一齐商量怎么接待。我给出了些点子，叫校长向大队要大豆多一些，多煎一些豆腐，以防来人住几天，才好弄伙食。结果，按我的主意准备了几桌豆腐，全部油煎好放大缸里，那教育局的干部来了，只吃了一餐便走了，留下来的菜，够我们七个老师吃一个星期，他们都说我的主意好。在乡下的小学，县教育局的干部就是很高位的官了，公社的干事也可以在大队里颐指气使，指手划脚的，基层的老百姓就是老实。

从回乡务农的1968年秋到1970年秋，二年中是我人生最辛苦，社会地位最低的一个时期，政治地位低，连贫下中农的会都不让参加，看着爸爸愁苦，我们又没有办法帮他解脱，心里就更苦，加上双抢的早中晚三战，体力消耗很大，那时总觉得没有什么太大的前途，或许就在农村一辈子了，最苦的时候，也有轻生的念头，但爸爸遗传给我们的性格还是起了主导的作用，那就是穷苦也要快乐，没米下锅也要拉二胡，加上我最信奉的是李白的那句诗“天生我才必有用”和一句谚语“是锥子，一定会露出尖来的。”支撑着我的信念，挺过了我们家最艰苦的岁月，或许，更重要的是我们家人在那艰难岁月的融融亲情，即使在外面受了气，受了苦，回到家里来便觉得暖暖的，一大家人团结奋斗，共同度过难关。那时，二弟出世了，长的圆圆脸，胖嘟嘟的，后来，村里人都叫他胡传魁，因为象胡司令那么个圆胖，外面劳动辛苦了，回家来逗逗他，很感宽慰，有时，牵着他在门坪上走走，二弟没出生前，家里有姐妹少兄弟，二弟出世后，有了兄弟，父亲也由此更高兴了，虽然文化大革命冲击了爸爸，但二弟和后来三弟的出生，爸爸是相当高兴的，我也看得出爸爸的心情，二弟身体一直很好，小时候基本上没有什么病疼，但三弟小时候就比较孱弱一些，时不时要叫赤脚医生来看看，后来，村里科古叔，一个曾经在少林寺当过和尚的名术士不请自来，到我们家，用他那特殊的方式去邪扶正，三弟从此就一直健康长大，也真怪，科古叔就有这个本事，不佩服不行。三弟长得清瘦一些，是个好身材，我曾经在门前坪上教他练100米，从“各就各位、预备、跑”，然后起始跑，途中跑和冲刺，都教他，那时，三弟7岁左右，二弟上十岁了，二弟不怎么想学，三弟就很认真学，学了十多天，象模象样，后来，由于我参加县篮球集训，没有再继续练下去。

当民办教师原本也非我所愿，因为凭真才实学，进工厂，当公社干部，我应该是首选之人，只因为爸爸没解放，就视我们家为另类人家，连门前画毛主席像的资格都没有，全大队到处都由我们父子去画，唯独自家门口表个忠心的机会都不给我们，这真是辛辣的讽刺，那是什么岁月，什么逻辑。我们家受的屈辱太大了，姐妹们也没有机会进工厂，那些进厂的女孩们，不比我们家姐妹强。就在那样的环境下，姐姐、三妹、四妹默默地忍受着。等待着新的希望和好的生活的到来，我那时去教书，是打工分的，与一等劳力同样多分，后来每月发10元补助，算是有现款报酬。在70年至76年这几年中，除了小学上课外，我还经常抽调上县里和公社参加体育比赛或带学生队参赛，还有公社文艺宣传队也参加了好几年。活动频繁，对我来说，那是好事，我巴不得经常去，外面的世界更精彩，那几年，会昌，大余，信丰，大吉山，赣州等许多县市，我都去见识了，搞体育，搞比赛，是最合我意的事，又好吃，又好玩，又见世面，快乐的很。以至后来，我考上大学，人家一直以为我是考的体育系呢。

暑假如果没有外出任务，就帮家里干活，有几年，队里安排爸爸种西瓜。说起这事，爸爸是师傅，种西瓜的技术很高的，外大队的人不少来讨教，或求种子。有一年，我跟着爸爸去平远大拓、东石卖西瓜，在县城一个旅馆住下来，晚上白天都挑出街上卖，没想到，大拓工商的人居然查我们，说我们是长途运销，属投机倒把行为，把我们几千斤西瓜抱回他们局里，说没收了。我说，我们有大队证明，是集体的西瓜，江西寻乌南桥和广东平远大拓是边界相邻地，物资流通非常正常，距离不到一百里，不属于长途运销，劝他们别动我们的西瓜，要不然，你们还要抱回来还给我们会太累的，那帮家伙说，“笑话，我们没收了就没收了，你还能怎的，一个农村里的毛头小青年，还敢跟我们执法队叫板”，我说，你们等着瞧，我叫爸爸在旅馆等我，我则到平远县革委会群众来信来访接待组去上访，对方耐心地听取了我的反映，说：“你的话很在理，引用的条款也合适，看来，你是有文化有见识的青年人。”我说，我学生时代就在寻乌县临时领导小组工作过近一年，是在宣传组，后来改为县革委会，我也回乡务农了。对方说，难怪你有这么个水平，随即打电话给平远县工商局负责人，责成他叫大拓工商所把我们的西瓜送回我住的旅馆，并向我们道歉。还送我到县革委门口。我回到旅馆，爸爸很着急，问怎么办，能要回来吗。我对爸爸说，已经找到县领导了，工商的那伙人马上就会送回来，不一会，那大拓工商所的头头带着那伙没收我们西瓜的一班人，个个抱着西瓜送回来，一趟又一趟，正是大热天，累得他们一个个喘不过气来，还向爸和我道歉。看他们也有诚意，爸爸还送两个大西瓜给他们，两伙人高兴地连声谢谢。当天晚上，正当我和爸爸在平远县城大街上卖西瓜时，平远县接访过我的那位官员找到我，说你的西瓜又大又甜，第二天他们革委会领导开会，要买几个大西瓜，要我挑最好的，我说没问题，保证又大又甜又新鲜，第二天，给他们买去了七、八个四五十斤的大西瓜，我想送那位帮我要回西瓜的官员2个大西瓜，他不要，看起来，是个好官。开完会后，那官员还特意过来告诉我，领导对你们江西寻乌南桥的西瓜很满意，在平远县买不到这么好的西瓜，由此，我爸种的西瓜打出了名声，还专门有平远人上来买呢。爸爸很高兴。爸爸还带我到东石镇卖过西瓜，是住在爸爸一个黄姓的朋友家里，那人对我们很照应帮忙的。我总觉得，和爸爸交往的人都挺好的，象县里文化馆的治平叔，大丰叔，大成叔等人也是不错的。爸爸交友三教九流都有，他从不嫌人地位低或穷啊官啊的，只认人品。我从小观察尔后也学习爸爸的这个特色。

在农村劳动的岁月里，特别是刚从学校回来的那段时间，心里特难受，对同学好友的思念，对现实生活的喜爱，对农村环境的不适应，使我的日子过的不快乐，政治地位低下，更觉得抬不起头来，现在想想，也有令我安慰的特例，一件事是低年级的同学黎明的看望，使我觉得同学还是有情有义的，不会因为我成了“黑六类”的子女而看不起，那是69年吧，黎明一个女同学大胆地从县城坐车到青龙来看望我，这在当时可是一件引起轰动的事，农村较封建，又是文化大革命时期，她是红五类子女，县城居民，地位比我高，敢于不顾别人议论来看我，可真难为她了，我陪他逛了青龙的风景，招待她住了一个晚上，全家人都很高兴，对她很好，然后第二天让她回去了。第二件事是公社有个女干部叫朱贱招，那时担任副书记，来到青龙指导工作，晚上住宿，大队觉得没人家的条件有咱们家好，但我们家老爸没解放，怕公社领导怪罪，就说了出来，朱书记说，“可以呀，我就住他家，虽说被揪对象，但他们家是好人家，”不嫌弃我们家，住下来和我们打成一片，使我们觉得有面子，爸爸心情也很好，说朱书记懂政策，是个有水平有见地的好干部。第三件事是当时青龙修建水轮泵大坝发电厂，全公社集中民工到青龙，也是没有嫌弃我们，分配有一部分民工入住我们家，好象上犹大队和车头大队的民工吧，而且他们和我们家相处很好。都说爸爸水平高，妈妈待人好，说我们家是不一般的人家。本来，文化大革命对这些安排是有规定的，一般被揪对象是不能和贫下中农家庭一样对待的，差别远着呢，可这么一来，把我们家等同对待，就对我们家鼓舞很大了，使我们对前途也没那么悲观了。

除了参加体育活动外，就数参加公社宣传队搞文艺活动快活了，七十年代，别的呀不那么重视，可文艺宣传可重视了，几乎每年的国庆节，县里都要搞全县的文艺汇演，每个公社都要出队，我们南桥，可是全县的大镇，公社的头头都不敢忽视这项工作，所以早早就从全公社抽调优秀文艺骨干进行排练，我记得陈添娣、陈春兰、陈宣娥、谢运玉、谢福权、陈宣祥、钟士达、陈厚堃等人是经常参与的。还有一部分知青也参与了，后来钟春淑赵尚原也参加了。钟春祥是导演级的，带队的经常是公社的副职头头像钟国富（武装部长）。在公社住、吃、排练，公社有个礼堂，在那里排戏很宽敞。伙食很好，每年大概集中近两个月，除了县里汇演外，回来还要到各个大队去巡回演出，所到之处，颇受欢迎，那段生活岁月也是很愉快的，使我们置身于快乐之中，暂时忘记了陷在农门之中的痛楚。在我们的相互交往中，留下了很深的友情，在以后的岁月中，我们见了面就像老朋友一样，陈添娣嫁到我们村，还是我推荐给凤古的，陈春兰与福春结婚，在县城东门小学教书，钟春淑因爱情殉情，令人掬一把泪。谢福权进了县采茶剧团，陈宣兰进工厂到赣州过日子去了，其余的有人当了村干部，有的当个体从业者，大家心里都留下这一段值得记忆的岁月。在县里汇演是在县礼堂演出，我们的节目不会落后，但也不是最好，算中上名次。到乡下演出就更有意思了，送戏下乡，每个大队都尽可能招待好我们，不过，当时农村生活水平低，没有什么好吃的，在穷一点的大队，我们夜点甚至只有白糖稀饭，这在当时，算是尽他们能力了。我们宣传队整体很团结，只讲演好戏，不讲吃得好坏与否，大家都享受这之中的快乐，夜夜歌舞，处处欢笑。

更多的时间是在学校里上课，教小学三年级、四年级、五年级，所用的知识量是绰绰有余，但重要的是如何引导学生的学习兴趣，我从自己读书的切身体会中明白，凡是学生有兴趣的科目，他都能学得好，因为兴趣是动力，至于理想呀什么的，对于小学生来说，还太早些，所以，那时我尽量让自己班上的学生培养学习兴趣，把自己的课讲得生动些，课堂教学中多插入些其他知识，不照本宣科，这样才能提起学生的兴趣，那时我们班的学生对我上的课是很认真听的，语文更不用说了，音乐本来就有吸引力，农村的孩子哪个不希望自己会唱歌，我教学生识简谱，然后自己可以拿歌本唱，这样，不用老师教，学生就可以学会许多歌，在学校里，也组建了南龙小学的文艺宣传队，到南桥公社演出过，由于当时天气冷，化好了妆的学生由于衣服穿得不够暖和，还有的女生被冻出了鼻涕，我们当老师的还得帮着揩掉，才好演出，因为她们自己揩，会把妆搞花。在小学教书时，有一件事，至今令我心痛，我教四、五年级的体育，原本我定的教学计划里有一条是要教学生学会游泳，因为我们村边有大河，河阔水深，时常会发大水，而且我们许多学生从小到大都要过大河去割柴草，学会游泳，这既是体育活动，又是一种技能，可以防身的，但当时的校长谢献不同意我的这一教学计划，说农村是封建的，五年级的女孩子有的发育了，怕家长有看法。我说了做好工作的理由，他还是不同意，我就没有教四五年级的学生游泳，结果，第二年发生了一次沉船事故，十几个女孩落水，因为不会游泳被溺亡，全村人都很悲伤，而这些女孩，大都是我们四五年级的女生，只有两个不是。这种事情的发生，让我悔恨不已，没有办法，学校是有领导的，而我们教师也奈何不了校长。

学校的设置，七个教师中，二个公办，五个民办，公办教师是师范毕业的，和我一起教书的公办教师大都是老教师，如陈老师（南桥的），另一个陈老师是上游人，他们年纪大，对我很好，民办教师那时是谢献祥，廖光秀，温陵，温伦香，伦香年纪最小，大家相处还是可以的，我那时对学生可是用心培养的，石祥、野红等人都是那时教过的，在沙河发大水时，还要护送学生回家，张仙堂村的学生，由我们背着过河。我背过的学生有二三十个，因为水太深，他（她）们人小，会淹到上半身，加上水湍急，所以我只好背学生过河。像丽君姐妹，就是那时我教过的学生，出名的学生还有传红，有小聪明，但别的老师不好掌控，他调皮，又好玩，正好我用体育活动来调动他，后来，带他去打乒乓球比赛，他就一直表现好了，后来，传红不争气，不好好在家劳动，到处游荡，甚至冒充青龙在县城名人的亲戚或子侄骗人，但唯有不敢冒充我的亲戚骗别人，算是对我还有尊敬之心吧。如果他的虚拟语言功夫用在写作上，或许是一个小说作者。表现好的学生有唐古（秀仟）他们。

除了南龙小学教书外，我还在南桥中学教过一段时间，也是教语文和体育，白天上课，晚上有时改作业有时打麻将，没有钱彩，只有一杯凉开水，谁输谁喝，袁镜尧、蓝波、陈德生、谢主任等老师，都一齐玩过，当时的麻将是竹子板刻的，不是塑料做的。作为一个民办教师，抽调到中学上课，也算是对我教学水平的夸奖和认可吧。教初中于我也非难事，高中毕业留校搞文革时就已经给初中的学生上过课，所以一到南中，驾轻就熟，没有丝毫生疏，倒像一个老中学教师，这让南中的校长老师很吃惊，有的还很佩服我的教态、教法。后来，更上一层楼，应治国叔公之邀，其实是他向县教育部门提出，共大缺会语文和体育教师，而教育部门又派不出，所以就提名荐调我去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由此，我以一个民办教师的身份，到职业大学去担任体育和语文教师，这在寻乌县，也是唯我一人的，就是县教育部门对我的认可吧。而我也奔着能否有转为正式教师的机会去的。

1970年秋天，爸爸觉得我不可能有机会向外发展了，因为文革打倒了一切，高考又没有了，他又受冲击，整个家庭在社会上的地位较低，虽然村里人都是尊重爸爸的，外村就有人会歧视我们，因此，爸爸的意思要我安心在农村，好好干活，成个家，生儿育女过日子。但我不这么想，虽然我不可能预见以后的情形，但认为既然文化大革命是冲倒正常秩序的日子，它就属于不正常的岁月，也就不可能太久，总会有恢复正常的时刻，况且，我十一年苦读，哪能就此甘心农村干活一辈子。但爸爸是一个权威性格，他认可的，大体别人难让他改变看法，更何况，农村的实际也是如此，他也是为了全家的利益，即使政治上垮了，家庭兴旺的话，也是可慰藉的事情，所以，当姐姐出嫁到珠村后，就要我也抓紧结婚。对于自己的婚姻，说实话，我一直没有想过，因为我信奉的是先立业后成家，更何况，人生走下坡路时，谈婚论嫁是最没有底气的，所选择的对方也最低的，我不想成为时代的牺牲品，要等待未来的好时机，爸爸先是让我自己思考，尔后又要我顺应形势。因为有村人说闲话，说我20多岁了，本该找对象了，到现在还找不到，怕是他爸没本事，人家看不上他家，闲话多了，爸爸受不了，于是就想击破他们的闲言碎语，证明，我们家是有人看得上的，要我去相亲。我记得，最先是去芳田村的姑婆那儿，我，淑梅，三哥（文锋）三个人一齐去，第一次陪文锋相亲，说起来有意思，姑婆同村的一个女孩，我和淑梅陪三哥去看，叫“偷看”，看完后，那女孩说，最高的那个不要，最矮的那个也不要，我要中间的那个，姑婆说，这次和你相亲的是最矮的那个，中间的那个现在不找对象，那女孩就说，那就以后再说吧。结果没成功，因为长中等个子的是我，那次不是我相亲。姑婆介绍的那个姑娘人身材、相貌都不错，却嫌三哥矮，没成功。后来，又找人去石牛湖，说是曾家的女孩，是我同班同学的妹妹，这个女孩她没嫌三哥，成功了。后来，又陪淑梅去芳田，看的是曾家姑娘，叫凡招，也成功了。三叔娶了曾凡招，算是把一个漂亮姑娘娶进了门，姑婆说是花了大礼包的，因为凡招是她们石牛湖的“盖村姑”。那时的风俗，让我觉得很有趣，“偷看”时，男女双方由媒人约好在某地点见一下面，如果有好感，就会在一起吃个饭，剪几尺布料给女方，如果不中意，也就由男方请女方吃一盘炒面什么的，但可以不在一起吃，大方的男方也会把几尺布给女方，不大方的，就不用送布料。那时的布料，“吊拐青”，“斯林兰”是常用的布，而“的确良”就算上好的了。淑梅看到凡招时，十分中意，因为凡招长的好看，急着叫姑婆定下来，我看着很觉好笑，叫他小心口水别掉来。

芳田三水围，是姑婆的家，她老人家很慈祥，对我们很好，还送过银元给我。去过几次芳田走亲戚，我都是很乐意的，后来，参加工作后，下乡时也曾去探望过这家亲戚。

我又陪日先去横迳村看过亲，当时园眼婶婶要我陪日先去，我做参谋，原先看的是赵石妹，但好看的石妹嫌日先的脖子太长，因为日先的绰号叫长颈鹿，但我们不这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