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子恺说：“正当的游玩，是辛苦的安慰”。人生漫漫，不必处处为难自己。

作家安·兰德在《源泉》里写过一句话：“像个大人一样生存，像个孩子一样生活。”

丰老的画作便传达着这样的理念：

人要像小孩一样，怀有一颗善良纯真之心，看待世间万物，才会懂得那些小事的真正趣味，才能看到更多生活的美。

民国有一位和蔼可亲的老头。

他长相清秀，画的画童真童趣，文章也是写的极其清雅质朴，句句至理。

他的心地，如他的漫画一样，善良、温润、有趣。

其实他的作品我们都看过，在儿时课本上，在老杂志报刊上……只是我们并不知这些生动的画，出自于“国漫之祖”丰子恺之手。

美学大师朱光潜赞他的画：有诗意，有谐趣，有悲天悯人的意味。

在这里，甄选了丰老10句经典语录与画作，作为开篇点趣。

你若爱，生活哪里都可爱。

你若恨，生活哪里都可恨。

你若感恩，处处可感恩。

你若成长，事事可成长。

既然无处可躲，不如傻乐。

既然无处可逃，不如喜悦。

既然没有净土，不如静心。

既然没有如愿，不如释然。

心小了，所有的小事就大了；

心大了，所有的大事都小了；

看淡世事沧桑，内心安然无恙。

可怜一片无暇玉，误落风尘花草中。

羡他村落无盐女，不宠无惊过一生。

人散后， 一钩新月天如水。

一切游戏都甩全力去干。

丰子恺特别喜欢儿童，他说：“人间最富有灵性的是孩子。”

他的画处处映着青山绿水、春日斜阳、民国课堂、童稚嬉戏，民国质朴的风土人情，家国情深……

见画如晤，在那个大师辈出的特殊年代，人性的邪，世道的恶，都阻挡不了丰子恺的眼神，处处是善，是美，是真。

初出茅庐，一本译著惊鲁迅

1924年，日本学者厨川白村写了本奇书，叫《苦闷的象征》。两个月后，鲁迅买到日文版原著，即刻开始着手翻译并在《晨报副刊》上连载，受到了文学界的一致好评。

与此同时，《上海时报》也连载了这本书的另一版本的译本，同时出版两本外国著作，这在当时的中国文化界颇为鲜见。

而当时出版这本著作的人，让鲁迅大吃一惊，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伙，他叫丰子恺。

当时，人们很是好奇，鲁迅和丰子恺的两个中译本在翻译质量上，哪一本更好？

丰子恺说：“他（指鲁迅）的理解和译笔远胜于我。”这当然是谦词。

读者季小波（丰子恺的学生，与鲁迅也有交往）则认为，丰子恺的译本“既通俗易懂，又富有文采”，鲁迅的文章是大家手笔，但译文中有些句子长达百来字，佶屈聱牙。

他为此给鲁迅写了一封信，将厨川白村的原文及鲁译、丰译的同一节、同一句译文进行对照，在比较后指出：鲁迅在翻译上的确不如丰子恺。

几天后，季小波收到鲁迅长达3页的回信，表示同意季小波的看法，认为自己的译本不如丰子恺译的易读，还在信中幽默地说：

“时下有用白话文重写文言文亦谓翻译，我的一些句子大概类似这种译法。”

鲁迅和丰子恺的两个译本由两家出版社同时出版后，鲁迅嘱北新书局将他的译本推迟一段时间上市。个中道理很易理解，鲁迅当时已是成名的作家，而丰子恺则刚走上文坛，如果自己的译本先发行，必然影响丰子恺译本的销路。

后来，丰子恺到上海景云里拜访鲁迅，谈到中译本《苦闷的象征》同时在中国出现时，他不无歉意地说：

“早知道你在译，我就不会译了！”

“哪里，早知道你在译，我也不会译了。其实，这没什么关系的，在日本，一册书有五六种译本也不算多呢。”

鲁迅的态度打消了丰子恺的顾虑，这一段故事，成为了文坛佳话。

从此，中国文坛上多了一个文笔老练的作家。

其实，丰子恺的真正身份，远远不止一个作家那么简单。

大运河走到北端的拐角处，有一个四百多户人家的小镇，叫石门湾。

这里人人有米，家家有鱼，几百年来从未见过炮火战争，邻里和睦，处处洋溢着杭州文人雅士的文艺味道。

丰子恺，就出生在这里，从小便被包围在妈妈的温情的他，总是以温柔悲悯的心来看待事物，发散在他的笔下，就变成平实的文字和纯真的画风。

后来，他考上了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原本思乡心切，毫无进学斗志的他，结识了对他的一生产生重大影响的两位老师——李叔同和夏丏尊。

丰子恺说，李叔同像爸爸，沉默，但却温和关爱，教会自己许多有用的技能和为人处事的态度，而夏丏尊像妈妈，事无巨细，都关心着自己。

在这两位与他情谊深厚的老师那里，丰子恺找到了伴随他一生的东西——绘画。

当时，他画了一副江南小荷，画面稚拙，别有风趣，好友朱自清看了说：

“我们都爱你的漫画，像一首带核儿的小诗，像橄榄，老觉着那味儿。”

从此，这样一种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画风横空出世。

他的事业很顺利，他那些画和美的教育的书很畅销，但是，他的眼睛却看见了自家窗外的孩子们，一个时代的悲哀心酸，出现在他的方寸画幅里。

“我的孩子们，我憧憬你们的生活，每天不止一次，我像委屈地说出来，是你们自己晓得，可惜你们懂得我的话的意思的时候，你们将不复是可使我憧憬的人了，这是何等悲哀的事啊。”

丰子恺在台湾办画展时，谢冰莹劝他定居台湾。他说：

“台湾好极了，是个美丽的宝岛，四季如春，人情味浓。只是缺少了一个条件，是我不能定居的主要原因。”

他常开这种玩笑，跟外人如此，更自己的儿女，更是如此。

有不少人以为丰子恺是吃常素的，理由是他画过6册《护生画集》，提倡爱护动物，不杀生。

确实，丰子恺吃过一时期的素，但后来就开荤了。他对荤菜有所选择，只吃鱼虾蟹蛋鸡鸭之类，不吃猪牛羊肉。好像他不吃4条腿似的，其实也是偶然。

丰子恺装了假牙以后，蟹钳咬不动了。在家里还可以用榔头敲敲，到外面去吃蟹就不行了。

在杭州时，有一次他到王宝和酒店去吃蟹酒，小女儿丰一吟陪在一旁。他要女儿替他咬蟹钳。女儿天生对这样的事物感到畏惧，但父命难违，只得勉强屏住气替他咬了。

以后女儿曾几次问父亲：

“为什么你那么喜欢吃蟹？煮蟹的时候不是很残忍的吗？ ”

丰子恺点点头，承认是那么回事，但他无可奈何地说:

“口腹之欲，无可奈何啊！”

丰子恺在《忆儿时》一文中详细描述过祖父吃蟹的情况，最后说:

“这回忆一面使我永远神往，一面又使我永远忏悔。”

当时他正茹素，后来开了荤，就恢复了“永远神往”的吃蟹这件事。

他和祖父一样吃得很干净，蟹壳里绝不留一点蟹肉。

女儿一旁看了觉得惊奇。这时他便得意地说:

“既然杀了这只蟹，就要吃得干净，才对得起它！”

他反复地说这句话，好像是为他的吃蟹作辩护，或者是对内疚的补偿。

然后丰子恺每次吃蟹，总是把蟹钳头上毛茸茸的两个东西合起来做成一只蝴蝶。吃几只蟹就做几只蝴蝶。

所以一到金秋季节，家里墙上总是贴满蝴蝶。

吃蟹，很无可奈何，所以他吃完会接着又补说一句：

“单凭这一点，我就和弘一大师有天壤之别了。所以他能爬上三楼，而我只能待在二楼向三楼望望。”

弘一法师，毕竟是他一生都在仰望的人。

“世寿所许，定当遵嘱”

李叔同出家了，法号弘一法师。他知道，老师的爱国热忱从未歼灭，为了帮助老师弘扬慈怀，他决定为弘一法师画一部《护生画集》，40岁画40副，50岁画50副，直到100岁画100副。

为了笃定意志，他给老师留下一封信，写了八个字：

“世寿所许，定当遵嘱。”即若自己能活到老，便将此画按约定完成。

师徒两人发愿流布“护生画集”，商议由丰子恺作画、弘一大师题字。

“护生画集”，所谓“护生”即是“护心”。

弘一法师说：“去除残忍心，长养慈悲心，然后拿此心来待人处世”。

画集预计在1929年出版，丰子恺想到，那时弘一大师正好50岁，何不画成50幅出版，以贺恩师50寿辰。丰子恺把这个想法告诉了弘一大师，弘一大师也极为赞成。

就这样，由丰子恺作画、弘一大师配文、马一浮先生作序，在1929年弘一大师50岁时，50幅的“护生画集”出版。

1938年，日军侵华、丰子恺携着一家老小，颠沛流离，过着逃难求生的日子。眼看弘一法师60岁生日在即，无论什么情况，都不能忘了那60副画作。

某个夜晚，大雨滂沱，一家人躲在一间屋子里避雨安顿，桌子上正摆着未创作完的画作，不巧桌上的瓦当处有一漏洞，把整个画稿浸湿。

丰子恺没有办法，只能熬夜赶制，一连下了一周雨，一连熬了一周夜，为此他染上风寒，依旧不忘弘一法师的重托。

后来弘一大师没能等到“护生画集”的后几集，就在1942年、63岁虚龄时，在福建圆寂了。

弘一大师圆寂前，心里记挂着《护生画集》的事，他曾经给友人写信，希望友人能帮助丰子恺完成后几集的编绘工作，他在信中说：

“务乞仁者垂念朽人殷诚之愿力，而尽力辅助，必期其能圆满成就，感激无量。”

但后来他委托的朋友也相继过世，这样“护生画集”的创作使命就落到了丰子恺一个人的身上。

丰子恺牢记恩师嘱咐，决心把“护生画集”继续画下去。

在弘一大师70岁诞辰来临之际，丰子恺专程来到泉州，拜谒了弘一大师的圆寂之地。

在迎接的人里，有人给了他一件弘一大师的遗物，一看竟是自己写给老师的那封“世寿所许，定当遵嘱”的信。

丰子恺感念恩师，眼看70诞辰在即，他在当地租房，闭门谢客，三个月埋头作画，在此间完成了“护生画集”第三集的70幅画稿，此时离弘一大师圆寂已经有七个年头了。

为了能和之前两集画册的形式相同，丰子恺一时苦于无人能够替画稿配写诗文。

几经辗转，才将画稿送往香港，请精通佛学的叶恭绰先生配写。

曾有人劝他放弃，丰子恺只是微微一笑，又转身为画作奔走而去。

建国后，丰子恺出任上海中国画院院长，在繁忙的公务之余开始了《护生画集》第四集的绘制。

但当时国内有一些人把佛教当作封建迷信看待，画集已经不能在国内出版，就连绘制工作也不便公开；丰子恺只得随时选材作画，陆续寄到新加坡，委托广洽法师出版。

1960年夏天，丰子恺画好了《护生画集》第四集的80幅画稿，但就像上面说的，画稿的内容被认为是迷信的，已经不能公开出版，他给在新加坡的广洽法师写信说：

“近来常感两事遗憾：其一，弘公八十冥寿，原拟作护生画第四集八十幅刊。今材料已有，而出版困难。只得从缓实行……”

广洽法师立即给丰子恺回信，表示可在海外募款出版。

丰子恺在欣慰之余，全力作画，并请朱幼兰居士题字后寄交广洽法师在新加坡出版。

层层阻挠，依旧击不跨丰子恺的决心。

到了弘一大师的90岁诞辰，丰子恺已提前完成了90幅的画作，这一集由虞愚居士配文。恰巧的是，一年之后“文革”爆发，再晚点，早已无机会绘制。

有人说这是天遂人愿，只有丰子恺知道，有弘一法师的遗愿加持，一切都会是往好的方面发展的。万万没想到，丰子恺成了批斗对象。

无论遭遇了什么身心上的折磨，乐观的丰子恺一直瞒着家人，报喜不报忧。

直到有一年冬天刚下过大雪，女儿丰一吟去给他送御寒的衣服，看到父亲孤独地站在寒风飕飕的田野里，胸前挂着一个蛇皮袋，正在一点点地摘棉花，全身冻得直发抖。

之后，在女儿的一再要求下，丰子恺才带着女儿去了自己的住处，女儿在那个破旧的牛棚草屋里，清楚地看到父亲的枕头边还有一堆没融化的积雪。后来因为环境的恶劣和非人的折磨，患上严重肺炎的丰子恺被允许回家养病，此时的他已经是76岁的古稀老人了。

回到家中的丰子恺并没有按照医生的要求，好好休息，积极配合治疗；相反，他甚至偷偷扔掉医生开的药，因为这样他的病好不了，就可以继续留在家里、继续作画了。

他每天凌晨4点就起床，开始着手画《护生画集》的第六集，此时与恩师约定的最后一集还有6年时间；但丰子恺似乎隐约感觉到自己将不久于世，所以才拼命画的吧。

儿女们怕他累坏身体，也担心造反派随时来家里搜查，就把他的笔和纸都藏起来了，丰子恺就向他们哀求道：

“你们这是要我的老命呀，快还给我吧。”

1973年，丰子恺终于画完了“护生画集”第六集的100幅画；他自知不久于人世，便秘密委托给朱幼兰居士保管。

1975年，丰子恺与世长辞，未能见到六集“护生画集”全部出版。

1978 年，与丰子恺失去联系多年的广洽法师来到上海，本以为“护生画集”的第六集会遗憾缺失，却没想到丰子恺早已将第六卷的稿暗自完成，而丰已去世3年了。

广洽法师跪在丰子恺灵前，老泪纵横，为丰超度祷告，深念故人。

随后，广洽法师将第六集的画稿和诗文带到了新加坡出版。这时丰子恺信守了半个世纪的约定，如愿以偿。

在这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人生几经沉浮，世事几度沧桑；但丰子恺却始终抱守诺言，践行了对恩师“世寿所许，定当遵嘱”的承诺。

他把一件事，就这么做了一辈子。

“一片片的落英，都含蓄着人间的情味”

这是俞平伯对丰子恺的评价。

在女儿的回忆里，丰子恺不仅教他们平等待人，还教他们爱世间的一切生命，小至蚂蚁。

本来我踩死一只蚂蚁不当一回事，有一回被他看见了，他连忙阻止我，说：

“蚂蚁也有家，也有爸爸妈妈在等他。你踩死了他，他爸爸妈妈要哭了。”

此后，孩子们碰到蚂蚁搬家，不但不去伤害它们，还用一些小凳子放在蚂蚁搬家的路上。孩子们像交通警那样劝请行人绕道行走。

长大后孩子们才知道这叫做“护生”。

丰子恺是佛教徒。但他和一般的佛教徒有点不一样。

他劝孩子们不要踩死蚂蚁，不是为了讲什么“积德”、“报应”，也不是为了要保护世间的蚂蚁，而是为了要培养孩子从小就有一颗善良的心。

他说，如果丧失了这颗心，今天可以一脚踩死数百只蚂蚁，将来这颗心发展起来，便会变成侵略者，去虐杀无辜的老百姓。

这样的人情味，在他的画里，笔笔皆是，红绿相映。

作家安·兰德在《源泉》里写过一句话：“像个大人一样生存，像个孩子一样生活。”

丰老的画作便传达着这样的理念：

人要像小孩一样，怀有一颗善良纯真之心，看待世间万物，才会懂得那些小事的真正趣味，才能看到更多生活的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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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浴血的墨迹:中国抗战散文选》

出版时间：第1版(2015年7月1日)

铁血文章凝成历史强音苦难记忆化作时代箴言

古耜，本名田耒，中国作家协会散文专业委员会委员、辽宁作家协会主席团委员、大连作家协会副主席。先后出版《荧灯下的心迹》、《分享生活的诗意》、《美文之美》等多部文艺评论集，主编《中国作家别解古典小说》、《续写的史记——文化名人读史录》、《新世纪散文随笔精品文库》等特色散文集二十余种。

一九四一的最后一天茅盾
白洋淀边一次小斗争孙犁
一个少奶奶的经历——《江南草长》之一锡金
追怀冼星海——纪念他逝世六十周年何满子
猜想井上靖的笔记本铁凝
一个日本老兵的身后事——谨以此文献给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5周年蔡星天
“九一八”致弟弟书萧红
有人问起我的家端木蕻良
从《松花江上》想起的慕柯夫
今昔之别——为“九一八”七周年纪念日作李辉英
头颅作花——英雄挽歌老姜
“九一八”之后：王小亭的辽西初国卿
火与剑，还是康乃馨？韩小蕙
告缘缘堂在天之灵丰子恺
山，或者河流（节选）冯六一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简史冯友兰
疏散——教授生活之一章费孝通
奇迹——献给阵亡将士的英灵苏雪林
炼狱——教书匠的避难曲苏雪林
折一根竹枝看下午的日影赵玫

热血写成的民族心史——《浴血的墨迹——中国抗战散文选》(代前言)
在20世纪中国历史上，血与火相交织的抗日战争，既是一场深重的灾难，更是一次辉煌的胜利。关于这场战争的重大意义，冯友兰在《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简史》中曾有精彩表述：“中华民国三十四年九月九日，我国家受日本之降于南京。上距二十六年七月七日卢沟桥之变，为时八年；再上距二十年九月十八日沈阳之变，为时十四年；再上距清甲午之役，为时五十一年。举凡五十年间，日本所鲸吞蚕食于我国家者，至是悉备图集献还。全胜之局，秦汉以来所未有也。”
从那时到现在，七十度春秋过去。当年惨烈悲壮的抗日战争，已化作中华民族特殊的历史遗产与精神资源；而在以史为鉴，温故知新的意义上，重返烽火年代，直面铁血现场，不断发掘和认识那场战争的丰邃内涵，亦越来越成为国人的清醒认知和自觉选择。正是基于这种语境和诉求，植根于中华抗战峥嵘岁月的抗战散文，以其巨大的自身承载，渐次呈现出强大的艺术生命力和重要的历史文献价值。
对于林林总总，数量庞大的抗战散文，尽管我们迄今尚缺乏全面梳理和准确归类，不过参照当年中国抗战特有的时间刻度和基本格局，仍然可以做大致清晰的划分。譬如：表现敌后战场和抗日根据地生活的作品；描写正面战场以及疆土沦陷过程的作品；聚焦“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抗战的作品；反映大后方战时生活和民众境遇的作品；讲述上海孤岛时期与敌斗争的作品；瞩目在国际主义精神感召下，他国健儿支援中国抗战的作品；披露日本友人反战立场和侵略者忏悔意识的作品。此外，还有一大批超越一般叙事框架和题材特征，而直接宣传抗战主张，议论抗战现象，光扬抗战精神的历史随笔、时政杂文、生活小品等。应当承认，所有这些作品相互交织，相互映衬，相互补充，最终构成了一个雄浑开阔而又斑斓缤纷的抗战文学时空。
正像散文文体的最大优势在于其鲜明的个人性一样，抗战散文最突出的特征，亦在于它写出了不同作家眼中和心中不同的抗日战争。换句话说，相对于整体的抗战文学，抗战散文的独特价值在于，透过带有作家经历、性格、情感乃至体温的笔触，传递出打上了“我”的印记的抗战话语。譬如：丁玲的《彭德怀速写》《到前线去》，用一个质朴的形象、几笔简约的白描，连接成刚健凌厉的艺术画卷，就中将八路军高级干部与人民群众的血缘关系，以及作家向往崇高，寄身戎马，勇赴国难的精气神，表现得生机盎然，感人至深；萧红的《“九一八”致弟弟书》《给流亡异地的东北同胞书》《失眠之夜》等，没有直接描写战争，但那些紧贴生命或记忆的动情诉说与热切向往，却把一种流亡中的牵挂，艰困中的持守，一种更多属于东北大地的抗战意绪和胜利渴望，昭然复沛然地合盘托出。鲁迅因早逝而未经历八年抗战，但他了解“九一八”事变，并遭遇了“一二八”淞沪抗战，因此，他对抗战问题同样有话可说，且每每别有洞见。他的《“友邦惊诧”论》《九一八》《沉滓的泛起》《宣传与做戏》等文，或主张团结御侮，反对“攘外必先安内”；或提倡切实抗战，反对将抗日事业私利化和游戏化，均显示了作家一贯的警醒与深刻。《昨天的云》是旅美作家王鼎鈞晚年激活早年经验写成的散文长篇，其中展现的抗战之中的鲁南乡土，不仅是一幅幅栩栩如生的风物画卷和性格图谱，而且浸透了作家特有的悲悯、深挚和沉郁的精神色调，是“我”的别一种乡愁。显然，诸如此类高度生命化和个性化的抗战书写，有利于读者着眼于不同的角度与层面，感知抗战和认识抗战。
当然，抗日战争毕竟是中华民族曾经的集体记忆和共同经历。这场战争所具有的有目共睹的历史情境和基本进程，以及中国作家面对这场战争所表现出的彼此相通的立场、感情、态度，取向，决定了百态千姿的抗战散文，最终又必然会形成某些共同的色彩和相近的质地：
第一，抗战散文高扬国家意识，统摄抗战全局，实录多方战事，具有实事求是的信史品格。如众所知，在一段时间里，由于受制于狭隘的教条或偏见，中国抗战的历史画卷未能得到准确全面的展示，其中国民党军队于正面战场的殊死搏杀，在一定程度上被淡化乃至遮蔽。值得欣慰的是，这样的遗憾并不见诸经典的抗战散文。当年的作家们尽管有着不同的政治信仰和党派背景，但是一旦面对强寇入侵，家国罹难，便迅速汇聚到抗战的旗帜之下，从不同的渠道，进入不同的战场，投入正义的歌吟与呐喊。身为战地记者的臧克家，顶着敌机轰炸，写出《津浦北线血战记》，生动描述了台儿庄一战中国军队的英雄气概和牺牲精神，进而向世人宣告：“台儿庄一片灰烬，台儿庄的名字和时间长存。”与此同时，郁达夫也来到徐州前线。出其笔端的《在警报声里》，透过英雄师长池峰城的讲述，不仅凸显了47位敢死队员，以生命换取胜利的壮举，同时还插入了一位农村妇女冒死为军队送情报的感人镜头，从而更显示出同仇敌忾的民族精神。当时任教于齐鲁大学的老舍亦投身战地采访与写作。一篇《三个月来的济南》，以敏锐坦诚的态度，直言齐鲁战事，既批评了战争到来之际，政府的准备不足和军事的调度不当，又称赞了在敌强我弱的态势下，中国士兵的忠勇坚韧，不断成熟，进而强调：“在这生死关头，真正爱国的人必须认清我们的长处，同时也必须承认我们的弱点。”曹白是深受鲁迅关注和爱护的青年木刻家。抗战爆发后，他参加新四军的救亡宣传工作，陆续发表了《潜行草》《富曼河的黄昏》《到张家浜去》等一系列作品，以雕刀般的笔墨，让一大批“在受难里面战斗”(胡风语)的游击健儿，活现于历史的天幕。而周立波的《黄河》写八路军东渡和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全民皆兵；孙犁的《采蒲台的苇》写白洋淀老百姓用鲜血生命掩护八路军战士；李健吾的《淹子崖》写山东莒南农民组织起来，血拼敌寇，均以真实感人的形象，彰显了中共领导下敌后抗战和人民战争的蓬勃与悲壮。应当看到，这些作品尽管传递了不同的战地信息，反映了异样的抗战画面，但分明充注了同一种国家意识和民族情怀。正是这种巨大的精神力量，保证了当年中国抗战的最后胜利。
第二，抗战散文关注历史现场，直面战争节点，还原人物和细节，呈现出较高的认知意义和文献属性。对于亲历抗战的作家来说，抗战散文是他们的经见撷取或记忆捡拾，其笔下富有现场感和目击性的文字，很自然地承载了战争的风云变幻与慷慨悲歌。所有这些经过时光淘洗和岁月打磨，最终化作年代写真与历史镜像，成为后人重新触摸和认识战争的重要通道。不妨一读朱自清的《绥行纪略》和《北平沦陷的那一天》。前者通过作家赴前线慰问的见闻，勾勒出绥远抗战多方动员，众志成城的生动场景；后者从作家身临其境的感受出发，记录了历史上那个挥之不去的痛心日子。两篇文章均具有史笔的特色与重量。萧军的长篇散文《侧面》，讲述了作家在抗战初期由临汾到延安的一段经历，那一路看见的种种人物与景象，把当时晋陕一线紧张而混乱、灼热而悲凉的抗战局面，传达得既真切又充实。吴伯箫的《记一辆纺车》《菜园小记》《歌声》等一组作品，落笔抗战中的延安，而又专写这里热火朝天的物质生产和激扬勃发的精神生活，于是，延安特有的气象氛围以及中国抗战的别一种风景，豁然再现。此外，茅盾讲述香港沦陷的《“巷战”——但也是“尾声”》《一九四一年的最后一天》，巴金历数两广战事的《在广州》《桂林的受难》，以及萧乾的《逃难记》、王火的《抗战：无法忘却的记忆》等，都在开阔的时空背景下，形象化地记录了战争的状貌、进程，乃至一个个难忘的瞬间。恩格斯当年曾盛赞巴尔扎克小说细节的丰富性，认为它“汇集了法国社会的全部历史”。其实，中国的抗战散文不乏异曲同工之妙。透过它的优秀文本，我们同样可以感受到中国抗战的细节真实乃至全部历史。
第三，抗战散文关注战争中人的命运与价值，赞颂正义的反抗，呼唤和平的回归，揭露战争造成的民众灾难和人性扭曲，表现出强烈的人道主义和以战反战精神。一切战争都是人的战争，一切战争散文所表现的都是战争中的人。抗战散文作家显然深谙个中道理，反映到创作中便是始终锁定并高扬了人与战争的基本主题。具体来说又有两个相反相成的维度，即一方面无情揭露战争和侵略者的滔天罪恶；一方面热情讴歌反战争和反侵略的斗争精神。在前一维度上，一批抗战作家从切身体验出发，零距离书写了战火下生灵涂炭，民不聊生的苦难境况：丰子恺惊闻家居被毁，禁不住发出《还我缘缘堂》《告缘缘堂在天之灵》的悲愤之音。苏雪林身处尴尬艰窘的避难生涯，只能以《炼狱》这样的牢骚和自嘲来排解。萧红的《放火者》写日机对重庆的狂轰滥炸，百姓遭殃；缪崇群的《流民》写难民的颠沛流离，食不果腹；方令孺的《忆江南》写江南老家的惨遭洗劫，文物损毁，无不血泪满纸，触目惊心。显然，这些作品对战争的残酷性、破坏性和反人性，发出了最严厉的声讨和谴责。在后一维度上，浴血沙场，保家卫国；各尽所能，同仇敌忾，更是构成了抗战散文久久回荡的主旋律。围绕这一旋律，一系列可歌可泣的人物形象纷至沓来：许世友将军有着“夜神”般的勇猛威严，关键时刻，竟像“提起一只小鸡”一样，挽救女兵的生命于马下(丁宁《晨曦》)；张自忠将军骁勇善战，为国捐躯，他生前的生活却是罕见的沉毅自律，廉洁简朴(梁实秋《张自忠将军》)；李淑清原本是家境优裕的少奶奶，但深明大义，当敌寇到来时，便毅然投身殊死的抗战(蒋锡金《一个少奶奶的经历》)；作为“飞虎队”成员的张大飞，悲悯善良，向往和平，但情愿以战反战，最终将鲜血洒在国家的蓝天上(齐邦媛《巨流河》)。还有杨靖宇、赵一曼、投江的“八女”、跳崖的“五壮士”、在芦荡中坚持抗战的新四军伤病员……他们以血肉之躯构筑起国家的长城，同时也写就了一个民族的心史。
第四，抗战散文在艺术上亦有积极的经营与探索，留下了若干足以流传的篇章和应当借鉴的经验。毋庸讳言，抗战散文作为国难之中的文学表达，确实存在或率尔操觚或急功近利的缺憾。但并没有因此就从根本上放弃审美建造与追求，更不像一些论者所说，是有“抗战”而无“文学”。”事实上，抗战散文同样涌现了一些艺术上精彩亦精致的篇章，如茅盾的《风景谈》、孙犁的《山地回忆》、梁实秋的《跃马中条山》、端木蕻良的《有人问起我的家》、王鼎鈞的《红头绳儿》、汪曾祺的《跑警报》等，都是流光溢彩，质文俱佳的好文章。而抗战散文所倡导的直面本真、有为而著、言为心声等，迄今仍然是散文写作的重要圭臬。况且抗战散文是一个开放的体系，随着铁血岁月的渐行渐远，许多作家开始以从容睿智的心态回望那段历史，于是，有了铁凝的《猜想井上靖的笔记本》、王充闾的《九一八，九一八》、赵玫的《折一根竹枝看下午的日影》、李元洛的《万里长城万里长》等等。必须承认，这些篇章以堪称优雅圆润的艺术表达，为抗战散文注入了应有的风采与魅力。

在20世纪中国历史上，血与火相交织的抗日战争，既是一场深重的灾难，更是一次辉煌的胜利。关于这场战争的重大意义，冯友兰在《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简史》中曾有精彩表述：“中华民国三十四年九月九日，我国家受日本之降于南京。上距二十六年七月七日卢沟桥之变，为时八年；再上距二十年九月十八日沈阳之变，为时十四年；再上距清甲午之役，为时五十一年。举凡五十年间，日本所鲸吞蚕食于我国家者，至是悉备图集献还。全胜之局，秦汉以来所未有也。”
从那时到现在，七十度春秋过去。当年惨烈悲壮的抗日战争，已化作中华民族特殊的历史遗产与精神资源；而在以史为鉴，温故知新的意义上，重返烽火年代，直面铁血现场，不断发掘和认识那场战争的丰邃内涵，亦越来越成为国人的清醒认知和自觉选择。正是基于这种语境和诉求，植根于中华抗战峥嵘岁月的抗战散文，以其巨大的自身承载，渐次呈现出强大的艺术生命力和重要的历史文献价值。
对于林林总总，数量庞大的抗战散文，尽管我们迄今尚缺乏全面梳理和准确归类，不过参照当年中国抗战特有的时间刻度和基本格局，仍然可以做大致清晰的划分。譬如：表现敌后战场和抗日根据地生活的作品；描写正面战场以及疆土沦陷过程的作品；聚焦“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抗战的作品；反映大后方战时生活和民众境遇的作品；讲述上海孤岛时期与敌斗争的作品；瞩目在国际主义精神感召下，他国健儿支援中国抗战的作品；披露日本友人反战立场和侵略者忏悔意识的作品。此外，还有一大批超越一般叙事框架和题材特征，而直接宣传抗战主张，议论抗战现象，光扬抗战精神的历史随笔、时政杂文、生活小品等。应当承认，所有这些作品相互交织，相互映衬，相互补充，最终构成了一个雄浑开阔而又斑斓缤纷的抗战文学时空。
正像散文文体的最大优势在于其鲜明的个人性一样，抗战散文最突出的特征，亦在于它写出了不同作家眼中和心中不同的抗日战争。换句话说，相对于整体的抗战文学，抗战散文的独特价值在于，透过带有作家经历、性格、情感乃至体温的笔触，传递出打上了“我”的印记的抗战话语。譬如：丁玲的《彭德怀速写》《到前线去》，用一个质朴的形象、几笔简约的白描，连接成刚健凌厉的艺术画卷，就中将八路军高级干部与人民群众的血缘关系，以及作家向往崇高，寄身戎马，勇赴国难的精气神，表现得生机盎然，感人至深；萧红的《“九一八”致弟弟书》《给流亡异地的东北同胞书》《失眠之夜》等，没有直接描写战争，但那些紧贴生命或记忆的动情诉说与热切向往，却把一种流亡中的牵挂，艰困中的持守，一种更多属于东北大地的抗战意绪和胜利渴望，昭然复沛然地合盘托出。鲁迅因早逝而未经历八年抗战，但他了解“九一八”事变，并遭遇了“一二八”淞沪抗战，因此，他对抗战问题同样有话可说，且每每别有洞见。他的《“友邦惊诧”论》《九一八》《沉滓的泛起》《宣传与做戏》等文，或主张团结御侮，反对“攘外必先安内”；或提倡切实抗战，反对将抗日事业私利化和游戏化，均显示了作家一贯的警醒与深刻。《昨天的云》是旅美作家王鼎鈞晚年激活早年经验写成的散文长篇，其中展现的抗战之中的鲁南乡土，不仅是一幅幅栩栩如生的风物画卷和性格图谱，而且浸透了作家特有的悲悯、深挚和沉郁的精神色调，是“我”的别一种乡愁。显然，诸如此类高度生命化和个性化的抗战书写，有利于读者着眼于不同的角度与层面，感知抗战和认识抗战。
当然，抗日战争毕竟是中华民族曾经的集体记忆和共同经历。这场战争所具有的有目共睹的历史情境和基本进程，以及中国作家面对这场战争所表现出的彼此相通的立场、感情、态度，取向，决定了百态千姿的抗战散文，最终又必然会形成某些共同的色彩和相近的质地：
第一，抗战散文高扬国家意识，统摄抗战全局，实录多方战事，具有实事求是的信史品格。如众所知，在一段时间里，由于受制于狭隘的教条或偏见，中国抗战的历史画卷未能得到准确全面的展示，其中国民党军队于正面战场的殊死搏杀，在一定程度上被淡化乃至遮蔽。值得欣慰的是，这样的遗憾并不见诸经典的抗战散文。当年的作家们尽管有着不同的政治信仰和党派背景，但是一旦面对强寇入侵，家国罹难，便迅速汇聚到抗战的旗帜之下，从不同的渠道，进入不同的战场，投入正义的歌吟与呐喊。身为战地记者的臧克家，顶着敌机轰炸，写出《津浦北线血战记》，生动描述了台儿庄一战中国军队的英雄气概和牺牲精神，进而向世人宣告：“台儿庄一片灰烬，台儿庄的名字和时间长存。”与此同时，郁达夫也来到徐州前线。出其笔端的《在警报声里》，透过英雄师长池峰城的讲述，不仅凸显了47位敢死队员，以生命换取胜利的壮举，同时还插入了一位农村妇女冒死为军队送情报的感人镜头，从而更显示出同仇敌忾的民族精神。当时任教于齐鲁大学的老舍亦投身战地采访与写作。一篇《三个月来的济南》，以敏锐坦诚的态度，直言齐鲁战事，既批评了战争到来之际，政府的准备不足和军事的调度不当，又称赞了在敌强我弱的态势下，中国士兵的忠勇坚韧，不断成熟，进而强调：“在这生死关头，真正爱国的人必须认清我们的长处，同时也必须承认我们的弱点。”曹白是深受鲁迅关注和爱护的青年木刻家。抗战爆发后，他参加新四军的救亡宣传工作，陆续发表了《潜行草》《富曼河的黄昏》《到张家浜去》等一系列作品，以雕刀般的笔墨，让一大批“在受难里面战斗”（胡风语）的游击健儿，活现于历史的天幕。而周立波的《黄河》写八路军东渡和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全民皆兵；孙犁的《采蒲台的苇》写白洋淀老百姓用鲜血生命掩护八路军战士；李健吾的《淹子崖》写山东莒南农民组织起来，血拼敌寇，均以真实感人的形象，彰显了中共领导下敌后抗战和人民战争的蓬勃与悲壮。应当看到，这些作品尽管传递了不同的战地信息，反映了异样的抗战画面，但分明充注了同一种国家意识和民族情怀。正是这种巨大的精神力量，保证了当年中国抗战的最后胜利。
第二，抗战散文关注历史现场，直面战争节点，还原人物和细节，呈现出较高的认知意义和文献属性。对于亲历抗战的作家来说，抗战散文是他们的经见撷取或记忆捡拾，其笔下富有现场感和目击性的文字，很自然地承载了战争的风云变幻与慷慨悲歌。所有这些经过时光淘洗和岁月打磨，最终化作年代写真与历史镜像，成为后人重新触摸和认识战争的重要通道。不妨一读朱自清的《绥行纪略》和《北平沦陷的那一天》。前者通过作家赴前线慰问的见闻，勾勒出绥远抗战多方动员，众志成城的生动场景；后者从作家身临其境的感受出发，记录了历史上那个挥之不去的痛心日子。两篇文章均具有史笔的特色与重量。萧军的长篇散文《侧面》，讲述了作家在抗战初期由临汾到延安的一段经历，那一路看见的种种人物与景象，把当时晋陕一线紧张而混乱、灼热而悲凉的抗战局面，传达得既真切又充实。吴伯箫的《记一辆纺车》《菜园小记》《歌声》等一组作品，落笔抗战中的延安，而又专写这里热火朝天的物质生产和激扬勃发的精神生活，于是，延安特有的气象氛围以及中国抗战的别一种风景，豁然再现。此外，茅盾讲述香港沦陷的《“巷战”——但也是“尾声”》《一九四一年的最后一天》，巴金历数两广战事的《在广州》《桂林的受难》，以及萧乾的《逃难记》、王火的《抗战：无法忘却的记忆》等，都在开阔的时空背景下，形象化地记录了战争的状貌、进程，乃至一个个难忘的瞬间。恩格斯当年曾盛赞巴尔扎克小说细节的丰富性，认为它“汇集了法国社会的全部历史”。其实，中国的抗战散文不乏异曲同工之妙。透过它的优秀文本，我们同样可以感受到中国抗战的细节真实乃至全部历史。
第三，抗战散文关注战争中人的命运与价值，赞颂正义的反抗，呼唤和平的回归，揭露战争造成的民众灾难和人性扭曲，表现出强烈的人道主义和以战反战精神。一切战争都是人的战争，一切战争散文所表现的都是战争中的人。抗战散文作家显然深谙个中道理，反映到创作中便是始终锁定并高扬了人与战争的基本主题。具体来说又有两个相反相成的维度，即一方面无情揭露战争和侵略者的滔天罪恶；一方面热情讴歌反战争和反侵略的斗争精神。在前一维度上，一批抗战作家从切身体验出发，零距离书写了战火下生灵涂炭，民不聊生的苦难境况：丰子恺惊闻家居被毁，禁不住发出《还我缘缘堂》《告缘缘堂在天之灵》的悲愤之音。苏雪林身处尴尬艰窘的避难生涯，只能以《炼狱》这样的牢骚和自嘲来排解。萧红的《放火者》写日机对重庆的狂轰滥炸，百姓遭殃；缪崇群的《流民》写难民的颠沛流离，食不果腹；方令孺的《忆江南》写江南老家的惨遭洗劫，文物损毁，无不血泪满纸，触目惊心。显然，这些作品对战争的残酷性、破坏性和反人性，发出了最严厉的声讨和谴责。在后一维度上，浴血沙场，保家卫国；各尽所能，同仇敌忾，更是构成了抗战散文久久回荡的主旋律。围绕这一旋律，一系列可歌可泣的人物形象纷至沓来：许世友将军有着“夜神”般的勇猛威严，关键时刻，竟像“提起一只小鸡”一样，挽救女兵的生命于马下（丁宁《晨曦》）；张自忠将军骁勇善战，为国捐躯，他生前的生活却是罕见的沉毅自律，廉洁简朴（梁实秋《张自忠将军》）；李淑清原本是家境优裕的少奶奶，但深明大义，当敌寇到来时，便毅然投身殊死的抗战（蒋锡金《一个少奶奶的经历》）；作为“飞虎队”成员的张大飞，悲悯善良，向往和平，但情愿以战反战，最终将鲜血洒在国家的蓝天上（齐邦媛《巨流河》）。还有杨靖宇、赵一曼、投江的“八女”、跳崖的“五壮士”、在芦荡中坚持抗战的新四军伤病员……他们以血肉之躯构筑起国家的长城，同时也写就了一个民族的心史。
第四，抗战散文在艺术上亦有积极的经营与探索，留下了若干足以流传的篇章和应当借鉴的经验。毋庸讳言，抗战散文作为国难之中的文学表达，确实存在或率尔操觚或急功近利的缺憾。但并没有因此就从根本上放弃审美建造与追求，更不像一些论者所说，是有“抗战”而无“文学”。”事实上，抗战散文同样涌现了一些艺术上精彩亦精致的篇章，如茅盾的《风景谈》、孙犁的《山地回忆》、梁实秋的《跃马中条山》、端木蕻良的《有人问起我的家》、王鼎鈞的《红头绳儿》、汪曾祺的《跑警报》等，都是流光溢彩，质文俱佳的好文章。而抗战散文所倡导的直面本真、有为而著、言为心声等，迄今仍然是散文写作的重要圭臬。况且抗战散文是一个开放的体系，随着铁血岁月的渐行渐远，许多作家开始以从容睿智的心态回望那段历史，于是，有了铁凝的《猜想井上靖的笔记本》、王充闾的《九一八，九一八》、赵玫的《折一根竹枝看下午的日影》、李元洛的《万里长城万里长》等等。必须承认，这些篇章以堪称优雅圆润的艺术表达，为抗战散文注入了应有的风采与魅力。

书名：《浴血的墨迹:中国抗战散文选》

出版时间：第1版(2015年7月1日)

铁血文章凝成历史强音苦难记忆化作时代箴言

古耜，本名田耒，中国作家协会散文专业委员会委员、辽宁作家协会主席团委员、大连作家协会副主席。先后出版《荧灯下的心迹》、《分享生活的诗意》、《美文之美》等多部文艺评论集，主编《中国作家别解古典小说》、《续写的史记——文化名人读史录》、《新世纪散文随笔精品文库》等特色散文集二十余种。

一九四一的最后一天茅盾
白洋淀边一次小斗争孙犁
一个少奶奶的经历——《江南草长》之一锡金
追怀冼星海——纪念他逝世六十周年何满子
猜想井上靖的笔记本铁凝
一个日本老兵的身后事——谨以此文献给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5周年蔡星天
“九一八”致弟弟书萧红
有人问起我的家端木蕻良
从《松花江上》想起的慕柯夫
今昔之别——为“九一八”七周年纪念日作李辉英
头颅作花——英雄挽歌老姜
“九一八”之后：王小亭的辽西初国卿
火与剑，还是康乃馨？韩小蕙
告缘缘堂在天之灵丰子恺
山，或者河流（节选）冯六一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简史冯友兰
疏散——教授生活之一章费孝通
奇迹——献给阵亡将士的英灵苏雪林
炼狱——教书匠的避难曲苏雪林
折一根竹枝看下午的日影赵玫

热血写成的民族心史——《浴血的墨迹——中国抗战散文选》(代前言)
在20世纪中国历史上，血与火相交织的抗日战争，既是一场深重的灾难，更是一次辉煌的胜利。关于这场战争的重大意义，冯友兰在《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简史》中曾有精彩表述：“中华民国三十四年九月九日，我国家受日本之降于南京。上距二十六年七月七日卢沟桥之变，为时八年；再上距二十年九月十八日沈阳之变，为时十四年；再上距清甲午之役，为时五十一年。举凡五十年间，日本所鲸吞蚕食于我国家者，至是悉备图集献还。全胜之局，秦汉以来所未有也。”
从那时到现在，七十度春秋过去。当年惨烈悲壮的抗日战争，已化作中华民族特殊的历史遗产与精神资源；而在以史为鉴，温故知新的意义上，重返烽火年代，直面铁血现场，不断发掘和认识那场战争的丰邃内涵，亦越来越成为国人的清醒认知和自觉选择。正是基于这种语境和诉求，植根于中华抗战峥嵘岁月的抗战散文，以其巨大的自身承载，渐次呈现出强大的艺术生命力和重要的历史文献价值。
对于林林总总，数量庞大的抗战散文，尽管我们迄今尚缺乏全面梳理和准确归类，不过参照当年中国抗战特有的时间刻度和基本格局，仍然可以做大致清晰的划分。譬如：表现敌后战场和抗日根据地生活的作品；描写正面战场以及疆土沦陷过程的作品；聚焦“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抗战的作品；反映大后方战时生活和民众境遇的作品；讲述上海孤岛时期与敌斗争的作品；瞩目在国际主义精神感召下，他国健儿支援中国抗战的作品；披露日本友人反战立场和侵略者忏悔意识的作品。此外，还有一大批超越一般叙事框架和题材特征，而直接宣传抗战主张，议论抗战现象，光扬抗战精神的历史随笔、时政杂文、生活小品等。应当承认，所有这些作品相互交织，相互映衬，相互补充，最终构成了一个雄浑开阔而又斑斓缤纷的抗战文学时空。
正像散文文体的最大优势在于其鲜明的个人性一样，抗战散文最突出的特征，亦在于它写出了不同作家眼中和心中不同的抗日战争。换句话说，相对于整体的抗战文学，抗战散文的独特价值在于，透过带有作家经历、性格、情感乃至体温的笔触，传递出打上了“我”的印记的抗战话语。譬如：丁玲的《彭德怀速写》《到前线去》，用一个质朴的形象、几笔简约的白描，连接成刚健凌厉的艺术画卷，就中将八路军高级干部与人民群众的血缘关系，以及作家向往崇高，寄身戎马，勇赴国难的精气神，表现得生机盎然，感人至深；萧红的《“九一八”致弟弟书》《给流亡异地的东北同胞书》《失眠之夜》等，没有直接描写战争，但那些紧贴生命或记忆的动情诉说与热切向往，却把一种流亡中的牵挂，艰困中的持守，一种更多属于东北大地的抗战意绪和胜利渴望，昭然复沛然地合盘托出。鲁迅因早逝而未经历八年抗战，但他了解“九一八”事变，并遭遇了“一二八”淞沪抗战，因此，他对抗战问题同样有话可说，且每每别有洞见。他的《“友邦惊诧”论》《九一八》《沉滓的泛起》《宣传与做戏》等文，或主张团结御侮，反对“攘外必先安内”；或提倡切实抗战，反对将抗日事业私利化和游戏化，均显示了作家一贯的警醒与深刻。《昨天的云》是旅美作家王鼎鈞晚年激活早年经验写成的散文长篇，其中展现的抗战之中的鲁南乡土，不仅是一幅幅栩栩如生的风物画卷和性格图谱，而且浸透了作家特有的悲悯、深挚和沉郁的精神色调，是“我”的别一种乡愁。显然，诸如此类高度生命化和个性化的抗战书写，有利于读者着眼于不同的角度与层面，感知抗战和认识抗战。
当然，抗日战争毕竟是中华民族曾经的集体记忆和共同经历。这场战争所具有的有目共睹的历史情境和基本进程，以及中国作家面对这场战争所表现出的彼此相通的立场、感情、态度，取向，决定了百态千姿的抗战散文，最终又必然会形成某些共同的色彩和相近的质地：
第一，抗战散文高扬国家意识，统摄抗战全局，实录多方战事，具有实事求是的信史品格。如众所知，在一段时间里，由于受制于狭隘的教条或偏见，中国抗战的历史画卷未能得到准确全面的展示，其中国民党军队于正面战场的殊死搏杀，在一定程度上被淡化乃至遮蔽。值得欣慰的是，这样的遗憾并不见诸经典的抗战散文。当年的作家们尽管有着不同的政治信仰和党派背景，但是一旦面对强寇入侵，家国罹难，便迅速汇聚到抗战的旗帜之下，从不同的渠道，进入不同的战场，投入正义的歌吟与呐喊。身为战地记者的臧克家，顶着敌机轰炸，写出《津浦北线血战记》，生动描述了台儿庄一战中国军队的英雄气概和牺牲精神，进而向世人宣告：“台儿庄一片灰烬，台儿庄的名字和时间长存。”与此同时，郁达夫也来到徐州前线。出其笔端的《在警报声里》，透过英雄师长池峰城的讲述，不仅凸显了47位敢死队员，以生命换取胜利的壮举，同时还插入了一位农村妇女冒死为军队送情报的感人镜头，从而更显示出同仇敌忾的民族精神。当时任教于齐鲁大学的老舍亦投身战地采访与写作。一篇《三个月来的济南》，以敏锐坦诚的态度，直言齐鲁战事，既批评了战争到来之际，政府的准备不足和军事的调度不当，又称赞了在敌强我弱的态势下，中国士兵的忠勇坚韧，不断成熟，进而强调：“在这生死关头，真正爱国的人必须认清我们的长处，同时也必须承认我们的弱点。”曹白是深受鲁迅关注和爱护的青年木刻家。抗战爆发后，他参加新四军的救亡宣传工作，陆续发表了《潜行草》《富曼河的黄昏》《到张家浜去》等一系列作品，以雕刀般的笔墨，让一大批“在受难里面战斗”(胡风语)的游击健儿，活现于历史的天幕。而周立波的《黄河》写八路军东渡和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全民皆兵；孙犁的《采蒲台的苇》写白洋淀老百姓用鲜血生命掩护八路军战士；李健吾的《淹子崖》写山东莒南农民组织起来，血拼敌寇，均以真实感人的形象，彰显了中共领导下敌后抗战和人民战争的蓬勃与悲壮。应当看到，这些作品尽管传递了不同的战地信息，反映了异样的抗战画面，但分明充注了同一种国家意识和民族情怀。正是这种巨大的精神力量，保证了当年中国抗战的最后胜利。
第二，抗战散文关注历史现场，直面战争节点，还原人物和细节，呈现出较高的认知意义和文献属性。对于亲历抗战的作家来说，抗战散文是他们的经见撷取或记忆捡拾，其笔下富有现场感和目击性的文字，很自然地承载了战争的风云变幻与慷慨悲歌。所有这些经过时光淘洗和岁月打磨，最终化作年代写真与历史镜像，成为后人重新触摸和认识战争的重要通道。不妨一读朱自清的《绥行纪略》和《北平沦陷的那一天》。前者通过作家赴前线慰问的见闻，勾勒出绥远抗战多方动员，众志成城的生动场景；后者从作家身临其境的感受出发，记录了历史上那个挥之不去的痛心日子。两篇文章均具有史笔的特色与重量。萧军的长篇散文《侧面》，讲述了作家在抗战初期由临汾到延安的一段经历，那一路看见的种种人物与景象，把当时晋陕一线紧张而混乱、灼热而悲凉的抗战局面，传达得既真切又充实。吴伯箫的《记一辆纺车》《菜园小记》《歌声》等一组作品，落笔抗战中的延安，而又专写这里热火朝天的物质生产和激扬勃发的精神生活，于是，延安特有的气象氛围以及中国抗战的别一种风景，豁然再现。此外，茅盾讲述香港沦陷的《“巷战”——但也是“尾声”》《一九四一年的最后一天》，巴金历数两广战事的《在广州》《桂林的受难》，以及萧乾的《逃难记》、王火的《抗战：无法忘却的记忆》等，都在开阔的时空背景下，形象化地记录了战争的状貌、进程，乃至一个个难忘的瞬间。恩格斯当年曾盛赞巴尔扎克小说细节的丰富性，认为它“汇集了法国社会的全部历史”。其实，中国的抗战散文不乏异曲同工之妙。透过它的优秀文本，我们同样可以感受到中国抗战的细节真实乃至全部历史。
第三，抗战散文关注战争中人的命运与价值，赞颂正义的反抗，呼唤和平的回归，揭露战争造成的民众灾难和人性扭曲，表现出强烈的人道主义和以战反战精神。一切战争都是人的战争，一切战争散文所表现的都是战争中的人。抗战散文作家显然深谙个中道理，反映到创作中便是始终锁定并高扬了人与战争的基本主题。具体来说又有两个相反相成的维度，即一方面无情揭露战争和侵略者的滔天罪恶；一方面热情讴歌反战争和反侵略的斗争精神。在前一维度上，一批抗战作家从切身体验出发，零距离书写了战火下生灵涂炭，民不聊生的苦难境况：丰子恺惊闻家居被毁，禁不住发出《还我缘缘堂》《告缘缘堂在天之灵》的悲愤之音。苏雪林身处尴尬艰窘的避难生涯，只能以《炼狱》这样的牢骚和自嘲来排解。萧红的《放火者》写日机对重庆的狂轰滥炸，百姓遭殃；缪崇群的《流民》写难民的颠沛流离，食不果腹；方令孺的《忆江南》写江南老家的惨遭洗劫，文物损毁，无不血泪满纸，触目惊心。显然，这些作品对战争的残酷性、破坏性和反人性，发出了最严厉的声讨和谴责。在后一维度上，浴血沙场，保家卫国；各尽所能，同仇敌忾，更是构成了抗战散文久久回荡的主旋律。围绕这一旋律，一系列可歌可泣的人物形象纷至沓来：许世友将军有着“夜神”般的勇猛威严，关键时刻，竟像“提起一只小鸡”一样，挽救女兵的生命于马下(丁宁《晨曦》)；张自忠将军骁勇善战，为国捐躯，他生前的生活却是罕见的沉毅自律，廉洁简朴(梁实秋《张自忠将军》)；李淑清原本是家境优裕的少奶奶，但深明大义，当敌寇到来时，便毅然投身殊死的抗战(蒋锡金《一个少奶奶的经历》)；作为“飞虎队”成员的张大飞，悲悯善良，向往和平，但情愿以战反战，最终将鲜血洒在国家的蓝天上(齐邦媛《巨流河》)。还有杨靖宇、赵一曼、投江的“八女”、跳崖的“五壮士”、在芦荡中坚持抗战的新四军伤病员……他们以血肉之躯构筑起国家的长城，同时也写就了一个民族的心史。
第四，抗战散文在艺术上亦有积极的经营与探索，留下了若干足以流传的篇章和应当借鉴的经验。毋庸讳言，抗战散文作为国难之中的文学表达，确实存在或率尔操觚或急功近利的缺憾。但并没有因此就从根本上放弃审美建造与追求，更不像一些论者所说，是有“抗战”而无“文学”。”事实上，抗战散文同样涌现了一些艺术上精彩亦精致的篇章，如茅盾的《风景谈》、孙犁的《山地回忆》、梁实秋的《跃马中条山》、端木蕻良的《有人问起我的家》、王鼎鈞的《红头绳儿》、汪曾祺的《跑警报》等，都是流光溢彩，质文俱佳的好文章。而抗战散文所倡导的直面本真、有为而著、言为心声等，迄今仍然是散文写作的重要圭臬。况且抗战散文是一个开放的体系，随着铁血岁月的渐行渐远，许多作家开始以从容睿智的心态回望那段历史，于是，有了铁凝的《猜想井上靖的笔记本》、王充闾的《九一八，九一八》、赵玫的《折一根竹枝看下午的日影》、李元洛的《万里长城万里长》等等。必须承认，这些篇章以堪称优雅圆润的艺术表达，为抗战散文注入了应有的风采与魅力。

在20世纪中国历史上，血与火相交织的抗日战争，既是一场深重的灾难，更是一次辉煌的胜利。关于这场战争的重大意义，冯友兰在《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简史》中曾有精彩表述：“中华民国三十四年九月九日，我国家受日本之降于南京。上距二十六年七月七日卢沟桥之变，为时八年；再上距二十年九月十八日沈阳之变，为时十四年；再上距清甲午之役，为时五十一年。举凡五十年间，日本所鲸吞蚕食于我国家者，至是悉备图集献还。全胜之局，秦汉以来所未有也。”
从那时到现在，七十度春秋过去。当年惨烈悲壮的抗日战争，已化作中华民族特殊的历史遗产与精神资源；而在以史为鉴，温故知新的意义上，重返烽火年代，直面铁血现场，不断发掘和认识那场战争的丰邃内涵，亦越来越成为国人的清醒认知和自觉选择。正是基于这种语境和诉求，植根于中华抗战峥嵘岁月的抗战散文，以其巨大的自身承载，渐次呈现出强大的艺术生命力和重要的历史文献价值。
对于林林总总，数量庞大的抗战散文，尽管我们迄今尚缺乏全面梳理和准确归类，不过参照当年中国抗战特有的时间刻度和基本格局，仍然可以做大致清晰的划分。譬如：表现敌后战场和抗日根据地生活的作品；描写正面战场以及疆土沦陷过程的作品；聚焦“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抗战的作品；反映大后方战时生活和民众境遇的作品；讲述上海孤岛时期与敌斗争的作品；瞩目在国际主义精神感召下，他国健儿支援中国抗战的作品；披露日本友人反战立场和侵略者忏悔意识的作品。此外，还有一大批超越一般叙事框架和题材特征，而直接宣传抗战主张，议论抗战现象，光扬抗战精神的历史随笔、时政杂文、生活小品等。应当承认，所有这些作品相互交织，相互映衬，相互补充，最终构成了一个雄浑开阔而又斑斓缤纷的抗战文学时空。
正像散文文体的最大优势在于其鲜明的个人性一样，抗战散文最突出的特征，亦在于它写出了不同作家眼中和心中不同的抗日战争。换句话说，相对于整体的抗战文学，抗战散文的独特价值在于，透过带有作家经历、性格、情感乃至体温的笔触，传递出打上了“我”的印记的抗战话语。譬如：丁玲的《彭德怀速写》《到前线去》，用一个质朴的形象、几笔简约的白描，连接成刚健凌厉的艺术画卷，就中将八路军高级干部与人民群众的血缘关系，以及作家向往崇高，寄身戎马，勇赴国难的精气神，表现得生机盎然，感人至深；萧红的《“九一八”致弟弟书》《给流亡异地的东北同胞书》《失眠之夜》等，没有直接描写战争，但那些紧贴生命或记忆的动情诉说与热切向往，却把一种流亡中的牵挂，艰困中的持守，一种更多属于东北大地的抗战意绪和胜利渴望，昭然复沛然地合盘托出。鲁迅因早逝而未经历八年抗战，但他了解“九一八”事变，并遭遇了“一二八”淞沪抗战，因此，他对抗战问题同样有话可说，且每每别有洞见。他的《“友邦惊诧”论》《九一八》《沉滓的泛起》《宣传与做戏》等文，或主张团结御侮，反对“攘外必先安内”；或提倡切实抗战，反对将抗日事业私利化和游戏化，均显示了作家一贯的警醒与深刻。《昨天的云》是旅美作家王鼎鈞晚年激活早年经验写成的散文长篇，其中展现的抗战之中的鲁南乡土，不仅是一幅幅栩栩如生的风物画卷和性格图谱，而且浸透了作家特有的悲悯、深挚和沉郁的精神色调，是“我”的别一种乡愁。显然，诸如此类高度生命化和个性化的抗战书写，有利于读者着眼于不同的角度与层面，感知抗战和认识抗战。
当然，抗日战争毕竟是中华民族曾经的集体记忆和共同经历。这场战争所具有的有目共睹的历史情境和基本进程，以及中国作家面对这场战争所表现出的彼此相通的立场、感情、态度，取向，决定了百态千姿的抗战散文，最终又必然会形成某些共同的色彩和相近的质地：
第一，抗战散文高扬国家意识，统摄抗战全局，实录多方战事，具有实事求是的信史品格。如众所知，在一段时间里，由于受制于狭隘的教条或偏见，中国抗战的历史画卷未能得到准确全面的展示，其中国民党军队于正面战场的殊死搏杀，在一定程度上被淡化乃至遮蔽。值得欣慰的是，这样的遗憾并不见诸经典的抗战散文。当年的作家们尽管有着不同的政治信仰和党派背景，但是一旦面对强寇入侵，家国罹难，便迅速汇聚到抗战的旗帜之下，从不同的渠道，进入不同的战场，投入正义的歌吟与呐喊。身为战地记者的臧克家，顶着敌机轰炸，写出《津浦北线血战记》，生动描述了台儿庄一战中国军队的英雄气概和牺牲精神，进而向世人宣告：“台儿庄一片灰烬，台儿庄的名字和时间长存。”与此同时，郁达夫也来到徐州前线。出其笔端的《在警报声里》，透过英雄师长池峰城的讲述，不仅凸显了47位敢死队员，以生命换取胜利的壮举，同时还插入了一位农村妇女冒死为军队送情报的感人镜头，从而更显示出同仇敌忾的民族精神。当时任教于齐鲁大学的老舍亦投身战地采访与写作。一篇《三个月来的济南》，以敏锐坦诚的态度，直言齐鲁战事，既批评了战争到来之际，政府的准备不足和军事的调度不当，又称赞了在敌强我弱的态势下，中国士兵的忠勇坚韧，不断成熟，进而强调：“在这生死关头，真正爱国的人必须认清我们的长处，同时也必须承认我们的弱点。”曹白是深受鲁迅关注和爱护的青年木刻家。抗战爆发后，他参加新四军的救亡宣传工作，陆续发表了《潜行草》《富曼河的黄昏》《到张家浜去》等一系列作品，以雕刀般的笔墨，让一大批“在受难里面战斗”（胡风语）的游击健儿，活现于历史的天幕。而周立波的《黄河》写八路军东渡和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全民皆兵；孙犁的《采蒲台的苇》写白洋淀老百姓用鲜血生命掩护八路军战士；李健吾的《淹子崖》写山东莒南农民组织起来，血拼敌寇，均以真实感人的形象，彰显了中共领导下敌后抗战和人民战争的蓬勃与悲壮。应当看到，这些作品尽管传递了不同的战地信息，反映了异样的抗战画面，但分明充注了同一种国家意识和民族情怀。正是这种巨大的精神力量，保证了当年中国抗战的最后胜利。
第二，抗战散文关注历史现场，直面战争节点，还原人物和细节，呈现出较高的认知意义和文献属性。对于亲历抗战的作家来说，抗战散文是他们的经见撷取或记忆捡拾，其笔下富有现场感和目击性的文字，很自然地承载了战争的风云变幻与慷慨悲歌。所有这些经过时光淘洗和岁月打磨，最终化作年代写真与历史镜像，成为后人重新触摸和认识战争的重要通道。不妨一读朱自清的《绥行纪略》和《北平沦陷的那一天》。前者通过作家赴前线慰问的见闻，勾勒出绥远抗战多方动员，众志成城的生动场景；后者从作家身临其境的感受出发，记录了历史上那个挥之不去的痛心日子。两篇文章均具有史笔的特色与重量。萧军的长篇散文《侧面》，讲述了作家在抗战初期由临汾到延安的一段经历，那一路看见的种种人物与景象，把当时晋陕一线紧张而混乱、灼热而悲凉的抗战局面，传达得既真切又充实。吴伯箫的《记一辆纺车》《菜园小记》《歌声》等一组作品，落笔抗战中的延安，而又专写这里热火朝天的物质生产和激扬勃发的精神生活，于是，延安特有的气象氛围以及中国抗战的别一种风景，豁然再现。此外，茅盾讲述香港沦陷的《“巷战”——但也是“尾声”》《一九四一年的最后一天》，巴金历数两广战事的《在广州》《桂林的受难》，以及萧乾的《逃难记》、王火的《抗战：无法忘却的记忆》等，都在开阔的时空背景下，形象化地记录了战争的状貌、进程，乃至一个个难忘的瞬间。恩格斯当年曾盛赞巴尔扎克小说细节的丰富性，认为它“汇集了法国社会的全部历史”。其实，中国的抗战散文不乏异曲同工之妙。透过它的优秀文本，我们同样可以感受到中国抗战的细节真实乃至全部历史。
第三，抗战散文关注战争中人的命运与价值，赞颂正义的反抗，呼唤和平的回归，揭露战争造成的民众灾难和人性扭曲，表现出强烈的人道主义和以战反战精神。一切战争都是人的战争，一切战争散文所表现的都是战争中的人。抗战散文作家显然深谙个中道理，反映到创作中便是始终锁定并高扬了人与战争的基本主题。具体来说又有两个相反相成的维度，即一方面无情揭露战争和侵略者的滔天罪恶；一方面热情讴歌反战争和反侵略的斗争精神。在前一维度上，一批抗战作家从切身体验出发，零距离书写了战火下生灵涂炭，民不聊生的苦难境况：丰子恺惊闻家居被毁，禁不住发出《还我缘缘堂》《告缘缘堂在天之灵》的悲愤之音。苏雪林身处尴尬艰窘的避难生涯，只能以《炼狱》这样的牢骚和自嘲来排解。萧红的《放火者》写日机对重庆的狂轰滥炸，百姓遭殃；缪崇群的《流民》写难民的颠沛流离，食不果腹；方令孺的《忆江南》写江南老家的惨遭洗劫，文物损毁，无不血泪满纸，触目惊心。显然，这些作品对战争的残酷性、破坏性和反人性，发出了最严厉的声讨和谴责。在后一维度上，浴血沙场，保家卫国；各尽所能，同仇敌忾，更是构成了抗战散文久久回荡的主旋律。围绕这一旋律，一系列可歌可泣的人物形象纷至沓来：许世友将军有着“夜神”般的勇猛威严，关键时刻，竟像“提起一只小鸡”一样，挽救女兵的生命于马下（丁宁《晨曦》）；张自忠将军骁勇善战，为国捐躯，他生前的生活却是罕见的沉毅自律，廉洁简朴（梁实秋《张自忠将军》）；李淑清原本是家境优裕的少奶奶，但深明大义，当敌寇到来时，便毅然投身殊死的抗战（蒋锡金《一个少奶奶的经历》）；作为“飞虎队”成员的张大飞，悲悯善良，向往和平，但情愿以战反战，最终将鲜血洒在国家的蓝天上（齐邦媛《巨流河》）。还有杨靖宇、赵一曼、投江的“八女”、跳崖的“五壮士”、在芦荡中坚持抗战的新四军伤病员……他们以血肉之躯构筑起国家的长城，同时也写就了一个民族的心史。
第四，抗战散文在艺术上亦有积极的经营与探索，留下了若干足以流传的篇章和应当借鉴的经验。毋庸讳言，抗战散文作为国难之中的文学表达，确实存在或率尔操觚或急功近利的缺憾。但并没有因此就从根本上放弃审美建造与追求，更不像一些论者所说，是有“抗战”而无“文学”。”事实上，抗战散文同样涌现了一些艺术上精彩亦精致的篇章，如茅盾的《风景谈》、孙犁的《山地回忆》、梁实秋的《跃马中条山》、端木蕻良的《有人问起我的家》、王鼎鈞的《红头绳儿》、汪曾祺的《跑警报》等，都是流光溢彩，质文俱佳的好文章。而抗战散文所倡导的直面本真、有为而著、言为心声等，迄今仍然是散文写作的重要圭臬。况且抗战散文是一个开放的体系，随着铁血岁月的渐行渐远，许多作家开始以从容睿智的心态回望那段历史，于是，有了铁凝的《猜想井上靖的笔记本》、王充闾的《九一八，九一八》、赵玫的《折一根竹枝看下午的日影》、李元洛的《万里长城万里长》等等。必须承认，这些篇章以堪称优雅圆润的艺术表达，为抗战散文注入了应有的风采与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