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典：　　240多年前最早推行　　官员自嘲“赤裸生活”　　瑞典是世界上最早开始推行官员财产登记制度的国家。早在1766年，瑞典公民就取得了查阅所有官员财产和纳税状况的权利，任何公民都有权查看首相的财产及纳税清单，这个制度一直延续下来，迄今已经240多年。后来，瑞典规定包括公职人员在内的所有公民和团体，都必须向税务部门公开自己的财产和收入明细，并接受所有人的查询。不少瑞典官员自我解嘲说，自己处在一个“赤裸地生活着”的国家。　　任何一个瑞典公民都有权查阅任何官员、企业高层管理人员，甚至王室成员的资产和纳税情况。为了限制政府对信息的自由裁量权，瑞典还制订了《保密法》，详细列举哪些信息属国家机密，从而避免了相关部门以“国家安全”为由向公众隐瞒信息。　　1995年10月，时任瑞典副首相萨林用公务信用卡购买了几十克朗的巧克力，此事被一位认真的瑞典记者一直追查到银行，并调出了萨林的全部刷卡消费记录，指责她“挪用公款”，最终迫使其引咎辞职。　　不止瑞典，北欧国家普遍推行政府官员财产申报、登记和公布的制度，以及储蓄消费实名制。长期以来一直被评为最清廉国家的芬兰、瑞典、丹麦等北欧国家，之所以能创造出令人惊叹的廉政奇迹，不仅在于其社会收入差距较小、社会保障完善发达、公务员待遇优厚，更在于其近乎苛刻的防腐、反腐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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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官员财产申报与公示，仿佛突然之间就成为这个寒冬里最热的词语。　　正在召开的地方两会上，多位官员纷纷表示如果制度实行，便愿意公开自己的财产状况。　　从1987年首度提出动议到现在，在国际上被称为“阳光法案”的这项制度，历时20余年，在29地进行了试点却始终未能在中国真正推行。　　不过，日，新任总书记在中纪委会议上强调说，要“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显示了坚定的制度反腐决心。　　在这样的背景下，随着观念的进步、新技术的普及，越来越多的官员们站了出来，对官员财产申报与公示制度说：我愿意。　　他们的声音，尽管依然微弱，但已开始在整个体制内外激荡。　　而对于官员资产问题最敏感的核心——那些无人知道确切数字的存量资产，如何处置始终争议巨大。其中最大胆但争议也最大的方案，是“特赦”——以某一时点为准，此后官员财产公开申报，此前官员资产只要退赃甚至只要申报则既往不咎。　　特赦是否违法？是否会成为贪官的集体洗白？会不会造成反复特赦？反对特赦者或认为这明显有违公平法治，有损人民利益，不应实行；或认为恰恰应在反腐声浪正高之时推行全面反腐。而赞成特赦者则认为，用一些已经难以追回的损失去换一个更好的制度安排，是值得的代价，只要能从此依法惩治。　　类似的难题，曾同样摆在1970年代的美国、香港与1990年代的日本、韩国面前。因为各国传统沿格、政治制度与社会土壤均不一样，每个地方都走出了自己的路径。而最后的结果是，240年前诞生于瑞典的这项制度，迄今已有上百个国家实施。
　　2008年“透明国际”发布的全球清廉指数排行中，美国在180个国家中排名第18位，虽然不及排名榜首的新西兰、丹麦、瑞典等国家，但和澳大利亚、加拿大、我国香港特区等同列第二梯队，仍可称之为世界上清廉国家之一。 　　美国的“阳光法案”虽不是世界最早，但绝对算得上是防腐最全面、最有力的国家之一。 　　鉴于1972年“水门事件”的教训，美国1978年颁布了《政府官员行为道德法》，该法案1989年又被修订为《道德改革法》，成为美国财产申报制度的蓝本。该法规定财产申报的对象包括总统、副总统、国会议员、联邦法官以及行政、立法和司法三大机构的工作人员。纳入范围的人员必须在任职前报告自己及其配偶或受抚养子女的财产状况，上任后还须按月申报。 　　美国法律对官员财产申报的内容规定得具体详实，可操作性极强。必须公之于众的财产主要包括：申报人在一定范围内获取的收益，签订的受益协议，接受的馈赠、款待和谢礼，以及买卖交易、社会兼职等，甚至连债务和贷款都不得隐瞒。
　　在所有发达国家，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及德语系国家，在经济不平等这个指标上，得分是最低的。同时这些国家却在各种商业及生活质量的调研中，得分一直很高。并非巧合的是，这些经济体的社会阶层流动水平明显超过了美国，这样目前实现丹麦梦与德国梦，相比实现美国梦，就显得更为可信了。　　只要文化还属于那些看起来似乎可以抑制北欧及日耳曼资本以及盟国的政界人士，过度干预经济活动的范畴之内，那么这种文化现象正在美国发生着。正如保守派、瑞典首相弗雷德里克·赖因费尔特（Frederik Reinfeldt）告诉彭博新闻社所说的那样：“存在良性循环的社会之间不会存在巨大的差异。如果你们在人与人之间建立了信任，我认为你们需要这么做，那么人们彼此之间的距离就不会隔得太远。”　　瑞典拥有较高的边际税率、大量的国民财富以及私有企业、严格监管的银行以及处于顺差低位的国家预算（近于2011年）。瑞典的国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处于38%的水平，远远低于美国的水平（超过100％）。
　　1932年，瑞典社民党在大选中获胜，并连续执政四十多年，从而成功地创造了瑞典模式。当时，瑞典的人均GDP是1234．9瑞典克朗（1瑞典克朗约合1元人民币），在欧洲排名大约为第7位。1960年，即社民党执政差不多30年后，瑞典的人均GDP达到了8615瑞典克朗，越过了人均1000美元的关口。如果不是经历二战，这个过程应该会更短一些。战后，瑞典的社会福利体制逐步建立，全民就业、全民养老金、全民医疗保险、全民免费教育一项一项的计划逐步落实，瑞典进入了一个“黄金发展期”。到了1980年，瑞典人用了大约20年的时间，使人均GDP达到了57161瑞典克朗，比1960年增加了约6．6倍，瑞典不仅成为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之一，而且在联合国的社会发展排名中名列第四。　　瑞典给世人展示的当然不只是爱立信、沃尔沃、宜家这样一些象征经济实力的企业和名牌，更是一个公平、透明的社会。这后一点，通过对瑞典穷人与美国穷人的比较可以看得更清晰。1990年代初我在瑞典学习时的房东——退休老人诺迪鲁斯，每月的退休金只有6000多克朗，当时约合1000美元。从收入上看，他应当属于10％的最穷者。但他住着一幢属于自己的独门独户的两层小楼（瑞典人均住宅拥有率要远高于美国），也就是我们常常在中国的房地产广告上看到的“独幢别墅”。小楼后面有个小院子，种着各种各样的花草，另外还有一个玻璃花房。老人的邻居是一位大学教授，也住着同样的独幢别墅。诺迪鲁斯的两个儿子全都读了瑞典的名牌大学，老大是教授，老二是工程师。而在美国，跟诺迪鲁斯一样每月只有1000多美元收入的人，很难靠自己的积蓄来供孩子读名牌私立大学，也肯定住不起这样的房子。　　我这位房东之所以买得起房子，主要是因为他不需要为孩子上学存钱，也不需要为自己退休后看病存钱，他没有“后顾之忧”。比如医疗，瑞典实行全民医疗保险。我在瑞典工作时，如果一年之内看病的费用，包括挂号、买药、打针、检查、化验等等，超过了1800瑞典克朗（以现在的比价换算，相当于同样数额的人民币），这一年再看病就全部免费。　　差别当然还有很多。一位瑞典朋友告诉我，在瑞典即便月收入不高，只要满18岁，就很容易获取贷款，银行有时根本不加细问。而在美国，这是绝不可能的事。很多美国穷人甚至连账户都开不了，拿到工资支票后，只能再到典当行去兑现，而典当行往往会收取相当于兑现金额3％至10％的手续费。统计显示，美国约有28％的工薪家庭需要这样的服务。这个比较其实反映了两种不同经济模式下生活质量的不同基础。美国人更倚重收入，生活质量受收入影响较大；瑞典人倚重的是社会福利，福利则要靠比较公平的分配来实现。　　如果仅仅从收入上看，瑞典与美国差距的确不小。但全民免费教育值多少钱？全民医疗保险又值多少钱呢？所有这一切加在一块儿，又给瑞典人的生活质量带来了什么呢？世界卫生组织官员的报告说，如果在统计时考虑到医疗费用的话，亚洲的贫困人口至少要比现在多7800万。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说过：“对诸如这样一些重要的事——活得长久一些的自由，逃脱可以避免的疾病的能力，获得有适当报酬的就业机会，在和平的、无犯罪的社区生活——收入水平常常可能不是恰当的指标。”假如一个社会越是需要个人用金钱来购买生活质量，那它就越是有可能出现更多的不平等。因此，比较瑞典人与美国人的收入似乎没有太多的意义，换句话说，如果硬要比较的话，那就是瑞典人收入的含金量比美国高。我们还可以说，瑞典的穷人生活得远比美国的穷人体面，而穷人的体面直接决定着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在早期的瑞典社会主义运动中，有一个重要人物，名叫奥古斯特·帕尔姆，他在德国、丹麦参加过工人运动。1881年，帕尔姆从德国回国后，在南方城市马尔默做了一个历史性的演讲，题为“社会民主主义者要的是什么？”他的主要观点是社会主义者并不要求平分所有的资产，而是要把资本家们拿走的、工人应得的那一部分要回来。他举例说，工人拿了50克朗，资本家也拿了50克朗，但资本家是一个人，工人是50个人，所以这就是不公平。工人要团结起来，与资本家作斗争，但目的并不是要把资本家所拥有的财产全都夺回来，而是推翻资本主义体制，由国家来做更加公平的重新分配。　　1889年，瑞典社会民主党（SAP）成立，当时它的终极目标虽然是消灭阶级，建立一个没有阶级的社会，选择的路线却是争取普选权，而不是走暴力革命的道路。后来社会发展的结果表明，工人一旦获得普选权，就形成了影响国家政治的重要力量，就有可能在现存体制下实现改变分配体制的可能，与此同时他们也失去了实行全面社会化（国有化）的意愿。所以，瑞典社民党领导的工人大罢工大多是和普选权联系在一起的，直到1921年，瑞典实现了全民普选权。强大的工会运动使社民党有了长期执政的可能。　　1929年世界性的经济危机给瑞典以沉重打击，失业率飙升，贫富差距不断拉大。过了两年，北部的奥达伦发生罢工，政府派兵镇压，打死五人，这是瑞典近现代史上最著名的惨案，导致动乱升级。同年，“火柴大王”克鲁格因股票泡沫破灭而自杀，将众多瑞典企业拖入泥坑。首相埃克曼因被揭露拿了克鲁格的“补贴”，致使内阁倒台。严峻的事态表明，和许多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一样，瑞典也走到了改革的关口。　　1932年，社民党上台后实施“人民之家”的计划，开始了福利国家的建设。瑞典的变革与当时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出现的变革大体是同步的，不同的只是，瑞典的工会运动更为强大，而平等、妥协、合作的理念已经深深地渗透进了瑞典民族的传统之中。特别由于工会运动的强大，瑞典的社会力量达到了一种新的平衡，当工会、雇主协会和政府三方的代表坐在谈判桌前时，他们实际上很多时候是在决定着这个国家的命运。劳资双方在政府的协调下通过谈判最终达成了工资协议，实际上也为确保国家经济的运转寻找到了一个最佳的结合点。
　　瑞典是世界上第一个执行政务公开的国家。早在1766年，瑞典议会就确立了政务公开的原则。这项法规也被认为是世界上最早的官员申报制和“信息披露法”。有美国学者据此认为，美国国会直到1966年才通过《信息披露法》，要比瑞典晚200年。这部法规的通过并不是一种意外。瑞典在经历了18世纪初的“自由时代”后，已经成为了一个相当开放的国家，政党制度的雏型出现，文化变得丰富多彩起来，公众的政治觉悟也逐渐提高。在《瑞典史》中，那个时代被描述为“既有光芒灿烂、诗意洋溢的一面，也有思想上的斗争和党派间倾轧的一面”。正是因为有了这个时代，1809年，瑞典通过了“最早的一部欧洲实行的成文宪法”。瑞典投资促进署出版的《走进瑞典》的宣传册上，写着这样一段话：“除了国际化之外，透明化的社会也总是让瑞典人引以为豪，如果说‘国际化’主要是受经济的驱动，那么‘透明化’则是发自瑞典国民内心对于公正、平等的要求。”
　　数字瑞典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发布的联合国发展指标中，瑞典2006年排名第五。　　2006年国际透明度排行，瑞典在最不可能行贿者名单中排名第二。　　世界经济论坛公布的年国家竞争力排名中，瑞典继芬兰、美国之后排名第三。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布的2005年科学报告中，瑞典是全世界科学创新第一的国家。　　2000年瑞典首次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信息化程度最高的国家。　　瑞典基尼系数为0．30，属于世界上收入差距最小的国家。社会结构正在由传统的金字塔型向枣核型演变。
　　民主社会主义模式：宪政民主＋资本主义私有制＋全民的福利政策 　　瑞典民主党党纲中曾确立“取消私人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并将其置于社会控制与占有之下”的目标，但在上世纪20年代，该党在实施这一目标中导致企业经济效益滑坡，以致在大选中失去了执政党的地位。事后经过反思，他们放弃这一目标。 　　民主社会主义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只是对社会财富的合理分配，实现国民共同富裕。他们通过国家的税收杠杆，对国民收入进行再分配，缩小社会的贫富差距。同时，政府提供各种福利与社会保障，创建“福利国家”的“人间天堂”。 　　目前瑞典商业的85%、制造业的94%是属于私人的，是资本主义性质的。就是说，资本主义企业创造的利润为政府提供了滚滚而来的财源。可以将瑞典的经济模式概括出一个公式：资本主义所有制＋社会主义的分配政策。这一公式意味着，生产由你，分配由我。如果执行马克思的教导，消灭私有制，后果会如何？各国公有化的经验告诉我们：普遍的贫穷！包括西方有些国家，也曾实施过扩大国家所有与经营范围，结果效率低下，经营亏损，只会给政府背上财政包袱。如果要使社会陷于普遍贫穷，那么只要实行公有制即可；如果要使社会达到普遍富裕，那么应当保护私有制。保护私有制，就是平等地保护每个人的财产，就是保障人权。保护资产者就是保护核心生产力。用韦伯的话说，他们是为事业而生存，而不是为生存才经营事业（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陕西师大出版社2006年，第27页），他们为上帝而积累财富。他们在事业上敬业、诚信，在生活上崇尚简朴。他们往往也是慈善家，除了照章纳税，还将巨额钱财捐献给教会或慈善机构。民主社会主义的成功在于：不是去否定而是利用了这些资本主义的文明成果，借用这些文明成果推行福利保障制度，实现分配公正与构建社会和谐，才是社会民主党的政绩。 　　瑞典拥有一套“从摇篮到坟墓”的庞大社会保障体系。自1928年瑞典社民党提出“人民家园”理念以来，社会福利普遍享用的原则得到贯彻。在目前瑞典内容复杂、庞大的社会保障制度中，有儿童津贴、病假补助、医疗保障、住房补贴、失业救济、养老保险等几乎无所不包的内容。瑞典的全面社会福利不仅体现在人的生命周期中，更在物质和闲暇方面提高了瑞典人的生活质量，让“那种为每日的面包而斗争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 　　目前瑞典税收占GDP的比例达71%。收入累进税最高可达88%，如果一个瑞典人每月收入是20000瑞典克朗，他们纳税的税率为45%。瑞典的个人收入所得税制度，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把贫富“拉平”的政策。据统计，瑞典年薪最高的100多名企业家与工人的平均工资收入相比约为 13:1，经纳税和福利补贴调节后，他们的实际收入差距降为5:1。瑞典失业者都可以领取失业救济，失业补贴改为原工资的75%。以前，还有说法认为瑞典高税收、高福利的做法将难以为继。但1990年代末以来，瑞典经济各项指标明显好转，失业率不断下降，经济增长率已连续几年超过了欧盟平均水平。“高福利和经济增长并非势不两立。
　　瑞典的民主社会主义对于中国是邪路吗？　　已有 725 次阅读
19:34 |系统分类:人文社科|关键词:民主社会主义　　我热爱自然科学，但是我也非常关心社会和人文，也不避讳我对可以极大地影响中国民生问题的事物的关心。　　胡总书记在十八大报告说“我们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这个“老路”我能理解，不走Totalitarian的老路是正确的，否则中国会重现文化大革命这样的浩劫，中国输不起再一个十年，甚至更多个十年。但是那个“邪路”我看不懂。我刚刚看到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党组的张峰教授的解释：“改旗易帜的邪路主要是两个方面，一个是完全放弃社会主义的旗帜，走资本主义的路子。还有一个也是指我们不能照搬现在在一些西方由社会民主党执政的发达国家所主张的民主社会主义道路，因为这不适合我们中国国情。我们只能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是党和人民经过长期实践探索出来的正确道路。”　　中央对美国那种不太愿意相互妥协的两党制资本主义不感冒，不难理解——我个人也认为美国的政治体制当中还有相当的可以改进的部分。但是这里我不明白，以瑞典为代表的民主社会主义制度，也许不符合中国国情了，怎么就是邪路了？　　在我看来，如果这个地球上有哪个或者哪些国家可以用社会主义制度来概括其政治体制的，瑞典等北欧国家可以算得上，而中国因为太过于有特色了，社会主义倒是给淡化到看不见了。我们的生产和生活资料是掌握在少数人手里，还是掌握在广大劳动阶层手里？符合我们从小在政治课本上读到的马克思主义对社会主义社会的定义么？
　　不为国人所知的——瑞典这个人口小国，是世界第九大军事武器出口国，排在瑞典前面的只有第八名是人口刚刚接近8百万的以色列（http://en.wikipedia.org/wiki/Arms_industry#World.27s_largest_arms_exporters）。　　在军工领域，瑞典最著名的是航空军事企业萨博，当然在中国大家更熟悉的可能是它已经破产倒闭而被卖掉的萨博汽车。　　在自动化机械领域，瑞典拥有世界著名的企业ABB（现为瑞典和瑞士的合资企业）　　在货车，客车和航空设备方面有沃尔沃（以安全性能而著称沃尔沃轿车部门现为中国吉利所有）和重型卡车以及客车制造商斯堪尼亚。　　医药行业有著名的阿斯利康（现为瑞典和英国合资）　　电子通讯行业有世界最大的可移动式通讯电器提供商爱立信。　　在网络IT方面，著名的网络电话Skype以及音乐播放软件spotify也都来自于瑞典，而且不巧他们的创立者都是我在皇家理工的校友...　　以瑞典为代表的北欧小国如何做到既在科学，技术，经济领域，又在社会建设上领先世界呢？
　　瑞典的民主社会主义制度对于中国是邪路吗？也许我们可以说瑞典和中国国情不同。我们不能否认，中国有13亿人口，瑞典只有9百万人口，中国是发展中国家，瑞典是西方发达国家，国情大大的不同。这是事实，我们不可能把今天的瑞典制度直接移植到今天的中国身上。　　但是瑞典不是一天建成的，瑞典在历史上也曾是个贫穷落后的农业国家。很多人不知道，在19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气候环境恶劣，不适宜种植农作物的贫困的农业国家瑞典一直是移民流出国，在这个历史时期，有超过130万瑞典人，大约占到当时瑞典全国人口的四分之一还多的移民到了美国（http://en.wikipedia.org/wiki/Swedish_emigration_to_the_United_States）。我们可以总结说，在这个时期瑞典人民对于自己的国家是严重缺乏信心的，但是即便在这样糟糕的情况下，瑞典老百姓建立了今天这个富足而平等的现代化国家。瑞典的制度建立和社会发展也是一步一步走的，并非是一步到位的。曾经那样艰难的时期，使得瑞典人民确信解放个人的重要性，从而充分地发挥个人的主观能动性来推动社会的进步。　　瑞典处于社会主义运动和思潮诞生地欧洲，社会发展深受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早在1889年，瑞典就已经建立了迄今瑞典历史最长，也是目前瑞典全国最大的党——社会民主党（Sveriges socialdemokratiska arbetareparti）。尽管社会民主党在六年前输给温和党（Moderata samlingspartiet），但是在具体的国家方针和政策上，温和党和社会民主党并没有太多的区别。事实上不光是这两个瑞典最大的政党，瑞典的主流党派的理念都很接近，谁做执政党，这个国家的政策都得以保持其延续性和稳定性。当然，这不是说瑞典不存在政治理念极端的党派，他们同样存在极*左和极*右的党派，但是这些党影响力都比较小，不足以改变瑞典的政治和社会走向——在我看来这就是社会共识凝聚的体现。　　我们返回去再去看瑞典的历史，也会发现，瑞典对于个人权力，或者具体地说对于新闻自由和个人言论自由的法律保障，也不是一开始就有的。在新中国立国的1949年，瑞典制定了宪法以确保媒体和出版业的出版*自*由（Tryckfrihetsf?rordningen）。1991年才确立了公民言论自由的法律保障（Yttrandefrihetsgrundlagen）。虽说新中国的宪法上一开始就规定新闻出版和个人言*论和集*会的自*由，但是这是在中国还没有凝聚社会构建的共识的情况下制定的——即使在今天的中国我们也没有这个确保新闻自*由，出版*自*由和公民言*论*自*由对于国家发展有多重要的共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宪法成为一纸空文而无法执行就不奇怪了。　　但是我想不明白民主社会主义制度，为什么对于中国会是邪路？我们摆脱不了我们的历史，我们摆脱不了既存的社会认识和架构对于我们思维的影响，我们当然无法一步到位把今天的中国一举建成放大版的瑞典。但是，我们知道瑞典也是一步一步进步到今天的，我们不需要直接照搬今天的瑞典，但是我们至少可以承认其先进性，从瑞典建立今天的制度的过程中取经，一步一步去推进，至少犯不着说人家是邪路吧？
　　二十世纪初的人文地理学大师Ellsworth Huntinton于1924年发表的巨著《种族的性格》(The character of Races)。探险家出身的他走遍世界，觉得中国人和北欧人最让他着迷，他发现在中国和北欧历史上发生的自然淘汰性质截然不同，因此造就了独步天下的北欧人，和自私自利的中国人，以至华南比华北进步的反常现象。　　Huntinton独具慧眼，一眼就看到中国荒年特多对民族性的残害，他很有兴趣知道，"在这种形势之下，死亡的究竟是怎样一种人？是不是死亡的人的品质和不死的人的品质有些不同？"为此他于1923年再次远赴中国，实地考察和走访包括多次参与赈灾的传教士，他赫然发现，"一个人要没有这种畸形发展的自私心，也就抵挡不了那种残酷的荒年......于是凡是自私自利的心越重，生存的机会就越大；多经一次荒年，人品上的自私自利的心理就深一分......总之，极端的自私自利可以使一家人度过荒年，生存下去......二千年的长时间里，惟有这种自私的人才受选择。"因为，"以前凡是能够损己利人，解衣推食之辈，在荒年的时候已经死完了。
　　构成瑞典民主社会主义模式的基本要素，是民主宪政、混合私有制、社会市场经济、福利保障制度。这其中，民主社会主义的核心是民主。没有民主的保障，其它三项都会异化和变质。　　瑞典在政治制度上，实行的是君主立宪制。在这个制度下，不同指导思想和政治主张的多个政党通过竞选，取得执政权，由党的领导人担任首相。同样有趣的是，按照我们所熟知的那个“马克思主义”观点，君主制度，是封建制度的基本政治制度，是与社会主义不可能兼容的。但是，半个多世纪以来，自诩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瑞典社民党曾经长期执政，但却没有简单否定这个制度，而是以此为舞台，通过自己的主张影响民众，通过民众的支持执掌政权，又利用手中的政权推行民主社会主义的政策，从而使自己的社会主义主张一步步变成了现实。　　在这期间，瑞典政坛也曾经发生过波澜，瑞典社民党多次被其政治对手赶下台，但是，每次其对手都不能较长时间掌握政权，瑞典社民党总是能反败为胜。而且，即使是在其对手执政期间，实行的大都是与社民党无异的政策。这是为什么？究其原因，除了社民党的主张已经深入人心，得到了全国最广大选民的支持以外，稳定的民主宪政制度，特别是政党制度、选举制度与政府更替规则起到了根本性的作用。　　1972年时，前瑞典社民党领袖、政府首相帕尔梅曾说：“瑞典社会现在还不具备社会主义社会制度所需要的那些基本条件。”瑞典社民党第31次代表大会也不再明确提“社会主义是奋斗目标”。不过，马克思的画像依然高悬在瑞典社民党总部，许多瑞典人都知道，瑞典的今天与这个人密切相关。
　　我们的优越的社会主义国家，别人再怎么清廉我们也不羡慕，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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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瑞典为什么官员腐败极为罕见　　众所周知，瑞典是一个廉洁度很高的国家。据瑞典的一位检察长说，她当检察官３２年从未受理过一起官员腐败案件时，真是令人吃惊。在世界大多数国家都被腐败困扰的今天，瑞典有什么样的“秘方”使它的政府如此廉洁？瑞典前议会监察总长克劳兹·埃克伦德，在接受《检察日报》记者采访时的一些话值得我们深思。 　　如埃克伦德讲：“在瑞典，腐败是非常不能接受的事，这可能跟我们的历史和文化有关”。据他介绍，在瑞典，很少人会幻想通过受贿来发财，因为那是不可能，也是非常羞耻的事。如果一位官员被发现用权力做交易的话，那他将为此付出惨痛的代价。正如一个案例我们曾经作过报道：瑞典前副首相莫娜·萨林１９９５年因使用公务信用卡购买个人衣物引起非议而被迫辞职。但是，在我们国家，却有很多人是通过弄虚作假或拉关糸捞个一官半职，然后大肆利用职权通过各种形式受贿去发财。同时，在瑞典，反腐败不仅仅是检察官和法官的事，而是全社会都关注的事情。而且，瑞典的民众和媒体都有很强的监督意识。如果一个人的生活水平高出他的收入水平，那么很快就会有人举报他。然后税务部门就会派人来查他是否有额外的收入。如果有额外的收入，他就必须向有关部门报告。埃克伦德说，这种调查虽然不是查腐败犯罪的，但它是发现腐败的一个很好的途径。但是，在这方面，我们却缺少相应的氛围、机制和措施。 　　又如埃克伦德讲：“瑞典政府非常透明，官员很难搞腐败”。据他介绍，早在１７６６年，瑞典议会就确立了“政务公开”的原则。根据这项原则，任何一位瑞典公民都可以到任何一个政府部门要求查阅该部门的文件，包括财务方面的文件。如果他怀疑某位官员公款私用或挥霍公共资金，那么他可以向有关部门或媒体举报。随后，就会有人来调查这位官员。瑞典的监督制度不仅历史悠久，而且在不断地完善。以前，政府官员在因公消费时，可以直接使用公务信用卡。但是，自从那位前副首相滥用信用卡的丑闻被曝光后，瑞典政府就改变了做法。现在，他们必须自己先垫付，然后拿发票去报销，而所有的发票都是要经过审核的。这样一来，想用公务信用卡购买私人物品已不再可能。但是，我们的监督制度，一方面很年轻，另一方面制定了的，如干部个人收入申报等制度也没有很好的执行。同时，又由于我们的民主法治进程较慢，一些监督机制不尽完善和有效，尤其是公众没有很好的形成很强的监督意识。 　　另外，瑞典的官员廉洁，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们的收入很高。据了解，瑞典政府官员的收入与私营企业或公司主管的收入相当，检察官和法官的收入更高。丰厚的收入能保证公务员过上舒适的生活，所以他们一般不会冒着犯罪的危险去受贿。正如埃克伦德先生说：“在瑞典，要想用贿赂让法官作出不公正的判决，那是不可能的，还从未听说过法官受贿的事；瑞典政府是非常透明的，记者很容易发现可能存在的腐败行为，因此官员腐败几乎不可能。我当了１６年的议会监察总长，从未遇到一起官员腐败案件。” 　　当然，这并不是说瑞典没有腐败犯罪。据埃克伦德先生介绍，瑞典的腐败犯罪主要发生在私营领域，特别是商业领域，比如那些卖酒的商人，他们为了让一些商店出售他们的酒，有时候会用贿赂的方式。但是，埃克伦德先生说，“在政府部门，腐败是非常罕见的。” 　　同时，瑞典关于反腐败方面的法律制度值得借鉴。如他们在１９７７年修改了刑法第二十章第二条关于受贿罪的规定，将贿赂犯罪的主体由原来的公务员扩展到企业的职员。１９９９年，瑞典再次对该条款作出修改，使贿赂犯罪的主体扩展到欧盟委员会成员、欧洲议会成员和欧盟法庭的法官。又如，他们对受贿犯罪的惩罚，视情节而定。情节轻微的，可以判处罚款或二年以内的监禁；重者可判处最少六个月和最多六年的监禁。但是，对行贿罪的处罚，没有轻重之分，一律判处罚款或二年以内的监禁。还有，他们规定：公务员和企业雇员接受礼品构成受贿罪，只有一些小礼品，比如，一束花、一盒巧克力或一瓶威士忌，可以免除处罚；尽管瑞典刑法只能适用于本土，但是如果外国的公务员或企业雇员在瑞典行贿或受贿，瑞典刑法同样可以适用。
　　20世纪20年代初，刚刚经历一战浩劫的欧洲处于风雨飘摇之中，获胜的列强忙于构筑遏制德国的凡尔赛体系，共产主义在东方的莫斯科扎下营垒，红色的潮流在欧洲蔓延。就在此时，在未经战乱、平静的北方小国挪威，一位30多岁的修路工人基哈德森，与当时其他有理想和激情的青年一样，接受了在全欧洲流行的马克思主义进步理念。年轻气盛的基哈德森参加了多次反政府的革命活动，并多次被判罪，但他仍然坚持自己的理想，要通过社会主义使自己的祖国走向富强、自由和平等。　　革命精神似乎有理由在这个贫穷落后的国家扎下根来。在这个刚刚从瑞典统治下独立不久的国家，四分之三的国土是不毛之地，从冰冷的海水中捕获的鱼类和小块可耕地上种植的谷物难解人们的饥寒之苦，沿海的贸易商队产生了一小群富裕的商人，但大多数人处于赤贫状态。中世纪勇武的维京海盗曾经远航美洲，但浪漫的时代早已远去，在经济重压下，贫苦的农民纷纷登上开往新大陆的航船，离开这块失落荒凉的国土，找寻新的土地和希望。　　当时的挪威大大落在了其他欧洲国家的后面。1910年，欧陆诸强已经完成第二次工业革命、形成全球大帝国的时候，挪威的工业产值方才第一次超过农业产值。而在采矿、伐木、造纸、食品加工等制造业兴起的同时，也在大量的失地农民中产生了一群生活困苦的劳工阶层，他们住在固定的城市社区，生活条件艰难困苦。毫不奇怪，社会主义思潮很快在工人中扎根，挪威工党应运而生。　　基哈德森和他的伙伴尼高斯沃尔都加入了工党，一开始这是一个激烈反对政治上层建筑的革命政党。在出身佃农家庭、从12岁开始便在锯木场里劳作的尼高斯沃尔看来，革命理想具有无比的诱惑力。但越是激进的意识形态越容易发生分裂，1919年挪威工党加入了共产国际，这在党内引发了激烈争吵。4年后，工党退出共产国际，与莫斯科分道扬镳，而思想趋于成熟、冷静的基哈德森和尼高斯沃尔与工党主流一起，接受了改良路线。这个弃绝了革命的工党被挪威政治体系接纳，1927年它便成为这个国家最大的政党，1935年开始长期执政，基哈德森等人终于有机会通过直接参政来实现年轻时的理想。　　但二战爆发后纳粹德国的入侵打断了这个进程，尼高斯沃尔流亡英伦组建民族团结政府，基哈德森则留在国内组织游击队进行武装抵抗，被俘后押往设于德国的集中营。幸好纳粹的残暴统治很快瓦解，1945年回到祖国的基哈德森率领工党在选举中大获全胜。这个政府开始奉行真正的社会民主主义政策，平抑贫富差距、消除贫困，构建社会福利体制，加大国民经济的公有化。他为挪威的福利国家体制扎下了根，获得了广泛的尊敬，曾经的冒进青年最终赢得了国父之名。　　但这样的改革不仅需要国民的共识，还需要物质基础。1969年，上天恩赐给挪威一项礼物，它在北海开采出了丰富的石油和天然气，巨大的出口收益流入，许多传统的制造业重现生机。但谨慎的社会民主主义者准备更加有计划地利用这些资源，以免滥用这种好运气，给国民经济种下恶果。他们决定将大多数石油收入投入政府养老基金，把眼前的收益留给后代使用，并避免巨大的现金流入搅乱国内其他产业。　　今天，沙特、尼日利亚等产油国虽然赚得大笔石油收益，却深受“石油魔咒”之苦，其他产业凋零、贫富分化严重、许多人生活困苦，而作为世界第五大石油出口国的挪威以富于预见性的聪明政策储备了3000亿美元的能源出口收益，同时维持了低通胀和低失业。这笔收益不仅能维持挪威国家福利体制的继续运转，而且将为发展后石油时代的新产业奠定基础。　　今天，工党的元老、当年的两位贫苦家庭出身的激愤青年基哈德森和尼高斯沃尔均已故去，但他们当年的革命理想似乎正在逐渐实现。从各方面考察，挪威都是世界上的佼佼者：2006年人均GDP排名世界第二，联合国人类发展指数连续5年排名世界第一，媒体自由指数连续4年排名世界第一。　　但在这个跻身世界最富行列的国家，你看不到那种俗艳、炫耀和奢华，奥斯陆没有什么摩天大厦，建筑保持传统式样，朴实无华———但它却有世界上设施最完备的医院、学校和公共体育场。挪威政府不鼓励人们大量购买豪华汽车，而且这个国家在世界上第一个宣布，要在2050年之前把碳的净排放量降低到零，以催促其他西方富国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采取行动。　　挪威工党党纲宣布的理念是建立一个没有贫穷、和平、生态平衡的公正社会，人们自由平等并能决定自己的命运。2005年它再度赢得大选并组阁，延续不同于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第三条道路”。　　这就是挪威的故事，在一个民主体系中、在一个奉行社会民主主义和国有制政策的政党主导下，建立了一个富甲全球、民生和谐的国家。在世界社会主义史中，可以说这是一个有北欧特色的童话故事。4月24日，挪威驻华大使赫图安(TorChristianHildan)接受本报记者专访，讲述他对这个故事的理解，以及他对未来的展望。
　　资本与工人的社会契约　　经济观察报：探寻一个国家今天的成功要从这个国家的历史中寻找原因。目前的挪威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之一，有良好的政治体系和旺盛的公民社会，在你看来今天的状况根源于挪威历史哪些方面的特征？　　赫图安：当然在任何国家这都是个很复杂的问题。1905年挪威从瑞典分离获得独立时，可能是全欧洲最穷的国家，当时的主要产业是农业和渔业，以及比较落后的造船业。我认为挪威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原因是取得独立之后的国民精神，我们有强大的政府和监督政府的议会体制，挪威人对于国家发展投入了精神和决心。当时我们就有了自由的媒体，而且有相当强大的公民组织，例如独立于国家教会(statechurch)的下层教会(lowchurch)，它不像英国的上层教会那样，更多代表民众利益。　　在20世纪初我们有了第一批矿业和其他产业的工厂，当时的工业发展主要依靠外资、尤其是来自法国和瑞典的投资，而政府能够和产业部门一起吸引外资，最早是在采矿业、水电、农药等领域。而且当时在雇主组织和劳工组织之间有良好的平衡，早在上世纪20年代初我们就有了非常强大的劳工运动。　　经济观察报：当时在其他国家也有强大的劳工运动，而且不少国家发生了暴力革命，为什么挪威没有出现这种情况？　　赫图安：上世纪20-30年代，挪威出现了和其他欧洲国家相同的社会矛盾和经济问题，但在当时挪威政府决定在高税收的基础上构建广泛的福利体系。在产业、资本和劳工各方面都同意的基础上，逐渐建立了一套福利体系，政府还促进对社会基础设施、教育、医疗和养老的投资，尤其是非常重视教育。现在挪威人回首当年，会觉得当时的这些巨大投资加上政府的大力参与，以及政府和私人部门的良好平衡，为挪威社会经济的平衡发展创造了重要的条件。挪威在20世纪从来没有发生过严重的社会冲突，一直有稳定的社会形势，我想这些是主要的原因。　　经济观察报：一些国家的工人运动经常会走向某种教条主义，挪威为何一直保持了这种社会民主主义的工人运动？　　赫图安：这是挪威今天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但在上世纪20年代的时候，挪威的工党也出现了极端化的情况，很快在其内部就出现了两个集团，一派更接近莫斯科的共产党人，另一派则比较温和。后来激进分子离开了工党，创立共产党。但大部分人仍然是温和的社会民主主义者，留在了工党内部，后来成为执政党。欧洲其他一些国家激进的工人运动和共产党人不愿在既存社会体系内展开合作，在法国、德国、意大利等国家，他们坚持走武装革命的道路。但在北欧国家尤其是挪威，工党成员都是温和分子，他们被允许参与政治进程、组织政府，这是北欧国家和其他欧洲国家的重要区别，也是北欧社会保持稳定的重要原因。　　经济观察报：从工党首次组阁后，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都是由他们领导挪威政府，能否说他们对挪威福利国家体系的构建做出了重要贡献？　　赫图安：我想他们维护了社会稳定和政府的信誉，资本力量和劳工阶层之间的相互信任，在我们的社会体系中避免了严重的社会冲突，这已经成为资本和工人之间的一种社会契约(socialcontract)。　　经济观察报：人们常认为挪威和其他北欧国家在奉行一条不同于自由放任资本主义和计划经济的第三条道路。　　赫图安：我认为这个描述是正确的。挪威和其他斯堪第纳维亚国家的独特之处就是，早在20世纪初期的时候，工党、社会民主党等党派就已经成为了强大的政治运动，而且从那时开始就在强大的政府和强大的私人部门之间达成了良好的平衡。在整个20世纪挪威的工业发展中政府都发挥了主导作用，在二战之后国有持股比例很高，在一些重要的工业公司中国家都是重要股东，尤其是采矿业和石油业，造船业是个例外。　　政府负责制定基本规则，通过议会，为资本和产业制定法律框架，私人部门的组织和劳工运动每年都要开会讨论薪酬和工作条件，并达成工作协议。这促进了社会稳定，劳工和资本也都因此有了一种责任感，需要维持这套体系的运行，并通过这套体系为社会创造价值。　　经济观察报：他们每年开会都要对去年的劳资协议做一些调整？　　赫图安：不是。那种制度安排是，每两年他们会重新谈判一个劳资协议，而在这两年的中间他们开会讨论调整上一份的协议，包括对薪酬做出适度的提升。而且在挪威这是一种三方模式，政府也参与进来。他们不直接参与谈判，而是对谈判工作进行协调，并采取重要的金融措施来调整资本市场、劳工市场状况，从而影响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所以这是一种三方共同努力的方式。　　经济观察报：这种对于劳工权利的严格保护是否会影响到国家的经济竞争力？　　赫图安：挪威人对这一问题的理解与此完全相反。对劳工权利的保护能够促进私人部门工作效率的提高，这不是一个问题。在挪威和其他北欧国家一直存在的真正问题是薪酬水平问题，例如挪威东部的一些工人工资很高，他们有能力谈判获得比较大幅度的提薪，这对挪威经济的国际竞争力而言确实是不利的。每年的劳资谈判开始前，政府和私人部门都会发出警告，如果工资提高过快，将对竞争力产生损害。
　　工作的意义　　经济观察报：你提到了在挪威经济体中，国有持股的比例比较高，挪威政府是否考虑对国有企业采取进一步的私有化措施？　　赫图安：这要取决于执政党是谁。2001年-2004年执政的保守党和中间党派的联盟开始了私有化进程，包括出售一些公司的国有股份以及将医疗、教育等公共服务领域私有化。但现在是中左派执政，他们逆转了这一趋势，中止这些措施。政府仍是挪威一些最大公司的大股东，还是最大银行的大股东，这都源于上世纪80年代银行业出现的严峻困难，一些银行接近崩溃，政府加入进来重新注资并持有股份。国家应当会继续持有这些股份。　　经济观察报：公众不认为这样大规模的国家持股对于企业的运行效率不利吗？　　赫图安：只要国家仅仅作为持股人而不是积极参与商业运行和商业决策，公众就不会这么认为。在挪威不管是工党还是保守党政府都明确表示，政府只是大股东，不是商业运行人。他们通过股东大会和董事会来行使股东权，但不直接干涉企业的日常经营。政府和市场是隔离的。　　经济观察报：我注意到挪威的失业率比较低，但在其他一些北欧国家，由于免费的学校教育和完善的福利体系，有不少人不愿意加入劳动力队伍，形成了一定的社会问题，这个情况在挪威没有发生吗？　　赫图安：这个问题是有讨论的。有的人在学校里呆的时间太长了，有的人提前退休以便享受社会福利。但我认为现实的情况是人们愿意继续工作，这样可以保持一种积极的生活，他们不愿意不劳而获地享受福利。当然在所有社会都会有一些无所事事的人，但我认为在挪威大多数人喜欢积极地参与工作，参与社会。　　使用好自己的资源　　经济观察报：和其他北欧国家不同的是，挪威有着非常丰富的石油资源，但我们看到在世界其他一些富产石油的国家，经常出现所谓的“荷兰病”。这种资源禀赋往往阻碍了一国的经济在其他方面实现多元化，对国民经济整体不利，在挪威似乎没有发生这种情况，你们的解决方式是什么？　　赫图安：“荷兰病”的缘起是因为荷兰在大陆上发现了丰富的天然气资源，他们很快地使用这些资源，这些资源收入也被投入到荷兰经济中，但结果是严重的通货膨胀，其他产品在国际上的竞争力减弱。上世纪70-80年代荷兰的通货膨胀率达到了10%以上，失业率几乎达到了20%。　　而我们从中吸取了教训。在上世纪70年代挪威发生了一场大争论，即我们应当如何使用石油收入，最后决定石油收入将不被直接投入国民经济中，我们建立了一个巨大的养老金基金(pensionfund)，它已经成为目前世界上最大的养老金基金，其中的所有资金都用于国际投资，如购买股票和债券，而不进行任何在挪威国内的投资。我们还有国内的养老金基金，其资金来源不是石油收益，完全来自税收。所以说石油收入只是在国外花掉，这就是为了避免“荷兰病”而设计的。　　今天我们的通货膨胀率不到2%，正是因为我们没有把石油收入投入国内，部分是因为我们有来自中国的廉价进口商品，包括纺织品和服装。　　经济观察报：挪威政府因此在外贸方面也支持自由贸易？　　赫图安：是的，当然有一些例外，尤其是农产品。当然在国际上还有挪威国内这都是一个很有争议性的话题，但不管是保守党还是工党都坚持农产品保护措施。支持保护农业部门的人认为，农业能够保障挪威生活条件的多样化，如果我们完全放弃农业部门，人们将很快迁移到大城市。虽说在挪威务农很困难，天气寒冷，农季短暂，要种出些东西来不容易……　　经济观察报：但是传统的农业文化和价值观需要得到保护？　　赫图安：是的。
　　平等主义　　经济观察报：挪威政府一直在追求一种平等主义的目标，促进减少贫富之间的收入差距，你们具体是怎么做的？　　赫图安：这也是个重大的问题，我们要在穷人和富人之间实现一定的平衡，避免过度的收入差距，这也是挪威之所以被称作社会民主主义模式的重要原因。我们都尊重这个原则，包括富人。今天的一些挪威富人喜欢炫耀，但传统上的，你看看挪威的那些最早的资本家———我们把他们称作“老财”(oldmoney)，他们都是非常低调的。炫耀财富是社会价值观不接受的，人们更愿意接受富人保持普通的生活水平和生活方式。　　但当然这不只是个人们态度的问题，需要采取一些措施，以保持社会收入分配一定意义上的均衡。这一点我们主要是通过税收制度来实现的，对高收入者征收比较高的税收，低收入者相对较低。另一个途径是社会福利体系，即社会服务的获得并不取决于你的收入，不论穷人富人都能得到同样的教育和医疗服务。因此挪威的社会开支和教育开支很高，最大一部分的政府预算开支就是用于医疗和教育。　　经济观察报：富人也接受这样的制度安排？　　赫图安：大多数人是如此。大多数人认为自己过得不错，有体面的生活，有能力购买几乎所有想得到的物质产品。挪威对其他国家说，你们可以学学我们的做法，这么说说很容易。但我认为挪威的社会稳定来源于一种国民精神，以及从20世纪初开始的历届政府都一直持有的政治精神，即保持贫富均衡，不要在不同集团和地区的民众之间产生过大的收入差距。　　经济观察报：农村和城市的人口呢？他们没有很大的贫富差距吧？　　赫图安：没有，而且我可以说某种程度上挪威的情况和中国相反，挪威的大多数农村居民在物质上要比城市居民过得更好，因为生活成本比较低，接近自然，而且很多人都从其他产业获得收入。大多数挪威农民已经无法依靠农业来生活了，你需要一个10万平方米的农场才能完全依靠农业维持，而多数农民没有这么大的农场。他们大多数是兼职农民，同时也是教师、工程师、司机等等。渔民也是如此。　　经济观察报：在全球化的时代，许多欧洲国家担心中国和印度的经济增长带来的竞争，挪威对此怎么看待？会不会担心对福利体制和农业人口带来冲击？　　赫图安：挪威已经接受了全球化正在进行中这个事实，我们也从中获益，我想我们可以说挪威经济的重要贡献就是全球化、自由贸易和开放性经济。挪威经济需要通过开放来实现繁荣。我们认为全球化是继续经济发展的前提，例如全球化和经济开放就给我们带来了来自中国的廉价进口，帮助我们维持较低的通货膨胀率和利率，促进挪威企业的发展。　　但同时我们还看到一些问题，一些发展中国家需要保护自己，发展本国的产业和制造业能力。你还可以看到制造业正在从挪威这样的高成本地区向中国这样的低成本地区转移，而工人在一定程度上正在被工业化国家的资本家们剥削。至少就挪威而言，我们认为这是全球化带来的负面影响，并努力纠正。挪威政府经常对要到中国等国家投资的挪威企业说，“你们应当尊重所在国的劳动法和规则，同时你们还要带去挪威的价值观和道德规范，要体面地对待员工，给以体面的工资，允许他们组织工会，而且不过分剥削像中国这样的国家的廉价劳动力”。　　这就是挪威的故事，在一个民主体系中、在一个奉行社会民主主义和国有制政策的政党主导下，建立了一个富甲全球、民生和谐的国家。在世界社会主义史中，可以说这是一个有北欧特色的童话故事。
　　约翰·尼高斯沃尔 - 人物简介　　约翰·尼高斯沃尔(Johan Nygaardsvold) (日 - 日) 挪威工党政治家。从1935年到1945年(从1940年到1945年在伦敦流亡)担任挪威首相。　　约翰·尼高斯沃尔 - 背景　　尼高斯沃尔生于Hommelvik，S&r-Tr&ndelag郡的Malvik自治市主要中心。父亲是佃农和地区第一个工会的一个创建人。尼高斯沃尔12岁的第一个工作是木材磨房工作者。1902年他移居加拿大，改名为John Westby。他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卡利斯比、蒙大拿和斯波肯、华盛顿工作，1907年返回到挪威。1910年他当选工党教育委员会成员，并在地方政治迅速上升。1916年他第一次被选为挪威议会议员，连续到1949年。从1920年到1922年他担任他的家乡Malvik自治市市长。　　约翰·尼高斯沃尔 - 历史事件　　1935年他请求组成政府。日纳粹德国入侵挪威时，他担任流亡首相，政府出逃到伦敦。日政府返回到挪威，6月25日他辞职。1949年他退休，1952年死于癌症
　　埃纳尔·亨利·基哈德森(Einar Henry Gerhardsen) (日 - 日) 挪威工党领袖，4次出任挪威首相(～～～1965)。　　基哈德森出生在阿克什胡斯郡的阿斯克(Asker)自治市。他原是一名道路工人，在20年代期间他成为了社会主义者。他多次参与颠覆活动而被判罪，此后逐渐从共产主义转向民主社会主义。30年代中期工党成为在全国政治中的一股力量，工党领袖约翰·尼高斯沃尔出任少数内阁的首相，他当选为奥斯陆市长。　　在1945年秋天的议会选举中，工党获得多数席位，埃纳尔·基哈德森出任政府首相。1963年，由于受到斯伐巴德群岛一次工伤事故的不利影响，工党政府在选举中失利。保守党议员伊翁·吕恩组成短暂的战后第一届非社会党人政府。基哈德森重新出任首相。
　　明朝灭亡与东林党的"偷税漏税"　　正是这种背景下，魏忠贤出现了。怎么做的，当然是找东林党人交税。经过几年时间，国库开始又充足起来。各地开始出现魏忠贤的生祠。东林党怎么坐得住呢！天启的死是好机会。崇祯站在了东林党一边。东林党欲杀魏忠贤而后快，然而崇祯只免除了他的职务，令其守陵。　　1644年农历甲申年三月，闯王李自成的大军攻破北京，三十五岁的崇祯皇帝让太监敲响紧急状态下召集官兵勤王的大钟。可平时那些在朝廷上慷慨激昂的东林党，无一人出现，早就作鸟兽散了。只有太监王承恩陪在旁边。真正成了孤家寡人吊死在紫禁城北面煤山一棵槐树上。　　崇祯吊死的时候，太监的评价是“若魏忠贤还在，天下本不会如此的。”文官的评价是：“独夫授首，何足道哉！”　　崇祯皇帝对东林党的遗恨：朕非亡国之君，诸臣尽为亡国之臣。　　可惜，崇祯到死的时候才发现东林党“偷税漏税”的真面目　　在明朝后期有一个“怪现象”——任何国家加强对私人经济活动控制的政策，任何国家试图增加工商业税收的行为，都必然遭到他们在朝廷的利益代言人——东林党坚决一致的抵制排斥，而且这样的抵制活动，几乎无一例外的获得了成功，而且这样的成功进一步让他们相信自己的正确性。“不与民争利，藏富于民”几乎成了他们无往而不胜的理论法宝，“农本商末”在他们那里的意思仅仅是你国家要打就只能打农业的主意，你要增加农业赋税，可以商量，你如果想要增加工商业税收，那就休想！“不言利，只言义”，那都是对国家政府，对皇帝说的话，意思是你政府，你皇帝只要说说义就可以了，来说利就不好，就不光彩！　　明代的财政在万历之前以农业税为主。而张居正改革重在税收，重点从征收收农业税，转移到征收工商业的税收。这自然大大触动了江南的工商利益集团，在这个背景下，东林党开始形成。　　张居正一死，他们就废除这个税收制度。想逃税，没那么容易！万历皇帝心知继续征收微薄的农业税，不但国库不够用，而且农民也无法忍受。万历仍想方设法从江南的资本家中收入税收。由于管理外库的的户部不接受工商税，只收农业税，万历便把工商税收到内库。这就是所谓的万历贪财之迷。而实际上，万历三大征所用的钱，正是内库的工商税。　　通过“廷击”、“红丸”、“移宫”三案的精彩演出，东林党终于在万历死后第一次把持了朝政。他们马上逼迫泰昌废除了各项工商税收。当时中国各地区的发展及不平衡。江南工商发达，而几乎不用交什么税。北方各省的农民则难以忍受高高的税收，一遇到天灾更是食不果腹。　　正当北方农民水深火热之时，江南的行商坐贾们又是怎样一番情景？《金瓶梅》中的西门庆不仅仅是明朝成化以来广泛流行的房中术和性享乐主义风潮下一位虚拟的集大成者，他的故事更是真实再现了晚明江南“市井贩鬻”、“逐末营利”的商业盛景。从中我们可以窥见其时其地，那些为富不仁者的真实面目。　　西门庆除了正常的经营方式外，还涉嫌偷税漏税。按照明朝税制，三十税一。《第八十一回 韩道国拐财远遁汤来保欺主背恩》中，韩道国一万两银子的绸缎货物，应当纳税300多两银子。但经过税卡时，西门庆启动关系网，用50两银子行贿，得了钱老爷一封人情书信，过税卡时，货物“两箱并一箱，三停只报了两停”，最后货也不验，只交了35两5钱银子，就蒙混过关。当然，事后西门庆还要送一份厚礼给钞关。大概连交税带送礼，只花了100两银子。来保的货船从南京来，西门庆又用100两银子行贿，备了酒席礼物送给税官谢主事，至少漏税五六百两银子。——在这里，国家吃了大亏，税官得了小利，获利最大的是西门庆。　　然而，辽东战事吃紧，国库空虚。怎么办！？　　正是这种背景下，魏忠贤出现了。怎么做的，当然是找东林党人交税。经过几年时间，国库开始又充足起来。各地开始出现魏忠贤的生祠。东林党怎么坐得住呢！　　天启的死是好机会。崇祯站在了东林党一边。东林党欲杀魏忠贤而后快，然而崇祯只免除了他的职务，令其守陵。魏忠贤忧愤而死，崇祯厚葬之。　　东林党又掌权了。当然，废除工商税是第一步。　　至于辽东，怎么少花钱怎么搞。辽东缺饷，愈演愈烈。加上各层军官的层层盘剥，士兵拿到手的很少，士气及为低下。明军的将领天天写奏折要钱，崇祯皇帝一筹莫展。东林党则指责辽东军官指挥不当，作战不力，贪污军饷。节流往往流于道德说教；不开源怎么行！当然，东林党不会增收工商税，负担自然又落到农民身上。　　终于，最贫穷的西北农民起义了。还攻进了北京，崇祯自杀。吴三桂引清军入关，悲剧开始了。　　国破家亡，人财皆失，时人短视，疯狂逃税数十年，自以为占了大便宜，却不知这实乃地地道道的自杀之举，可悲可叹。　　东林党人一方面指责皇帝与民逐利，而他们自己何尝不言利？简直就是对利言到了缁铢必究的程度，国家要想增加一丁点的商业税收都好似老虎拔牙一般困难。类似汉武帝时期那种加强对私人经济管制，对偷税漏税行为严厉打击的政策，在明朝，那是休想得以成功实施的，连做梦都不要想。　　让我们看看汉武大帝是如果严惩偷税漏税者的　　在与匈奴的战争后，汉帝国的国库为之一空，汉武帝必须要推出一种创新的聚敛财富手法，才能使战争和自己的享乐生活继续下去。于是，元狩四年（前119年），他颁布了“算缗（min）”和“告缗”令。　　所谓“算缗”，就是对商人和手工业者征收财产税，规定商人财产每二千钱抽税一算（一百二十钱），手工业者每四千钱抽税一算，非吏比者、三老、北边骑士的每辆车抽税一算，商人的车每辆征收二算，五丈以上的船每条征税一算。同时为了避免这些人逃掉商人的身份，武帝还特意为他们另立一户口册——称为“市籍”。　　在“市籍”中的每个人都要主动向政府自报个人财产，如有隐瞒不报或自报不实的，鼓励知情者揭发检举，这就是“告缗”。　　如果不再向下看，我们很为武帝的这一举措拍手称快。商人牟利与农夫不同，其所得与所付出在任何时代都不成正比，这样的人有交纳高税的义务。但是，人性是贪婪的，每个人都希望得到的多，付出的少，税越低越好。汉武帝时代的商人不会因为自己少交纳了税而感到伤了自尊，也不会觉得自己没有尽权利而感到害羞。　　武帝当然知道这一点，所以鼓励告发，并且奖励告密者。凡揭发属实，被告者的财产则全部没收，并罚戍边一年，没收的资产分一半给告发人，以作奖励。　　但是在执行中，困难还是有的。比如有官员与商人勾结，帮助商人逃税。武帝在处理了这样的几位官员后，于前117年，特意任命杨可主持“告缗”。也就是说，专门成立了一个由杨可负责的机构，这个机构如同今天的信访办，接纳的人就是那些告密者，而工作内容主要是针对被告发逃税的商人。三年后，杨可的工作业绩突飞猛进，武帝再申告缗令。一时间，全民上下，尤其是那些受苦受累的农夫得到了向富人报复的机会，他们或是三五成群，或是单枪匹马，从帝国的各个角落来到京城，进行告密。　　据说，杨可这个部门如同今天饭菜特别可口的特色饭店，来吃饭的人都要提前领号，很久之后才能接见自己。“告缗”的结果，让汉武帝非常满意，朝廷得到了以亿计的财物，田宅无数，许多商人中产之家只好宣布破产。　　不过，一种制度的目的如果不纯粹，那么，在其执行时，就会被人利用。在如火如荼的经济告密的背后，往往掺杂了许多人私人目的。比如，有人就通过朝廷鼓励的“告缗”，把平时的怨家给轻松地解决了。当告密如同秦国时已经成为国家法律，那么，遵纪守法就成了百姓的义务。即使无密可告，因为有激励因素在里面，许多人也会找出秘密来上告。　　汉武帝以其雄才大略，筹措了雄厚的资金，最终打败匈奴，攻占南越、东越(广东、广西)，建立了“东西9302里，南北13368里”（《汉书·地理志》），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西汉帝国。 (本文来源：经济观察报 作者：图门巴雅尔)
　　自瑞典社会民主党在上世纪30年代经由票选执政以来，以承认资本主义历史必然阶段不可跨越为前提、在资本主义制度的框架内逐步推行社会主义政策的实验，便率先在北欧斯堪的那维亚三国开展起来。经由政府对市场盲目竞争作适度干预的调节，被称作“民主社会主义”的北欧各国，在效率和公正的良性动态平衡上，均取得了傲人于世的成果。它们不仅在国民经济指标上长期位居世界前列，而且在社会公正、消除特权方面也被公认为全球楷模。　　不仅如此，随着北欧社会民主主义的示范效应，对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危机心有余悸的西方各国自由主义，也开始了对在大危机中暴露得淋漓尽致的早期资本主义盲目竞争弊端痛定思痛。于是便有了罗斯福的新政和凯恩斯的理论；更有了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纷纷获选执政。随着社会民主党人影响力的日益扩大，资本主义各国都相继通过或完善了反垄断法，股份交易法，最低工资法，最高工时限制法，医疗保险法、普及教育法和高额累进所得税法，……等等一系列法案。这些立法的实际效果是：限制了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兼并规模，从而使社会财富所有权分散化的趋势愈演愈烈；雇佣劳动者的经济收入和社会地位有了显著的改善；建立起广泛的社会福利网，任何国民，不分阶级，从出生到坟墓，都有着最起码的基本生活保障。这样，这些国家的基本人权，从实践到理论，就都自然而然地提高到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　　而这一切，难道不正好说明，只有资本主义的物质文明、制度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充分发展，才谈得上去孕育和发展社会主义文明？难道不正好说明，今天乌有之乡的左派们，企图从毛泽东时代的“农民社会主义”中去寻找平息民怨民变的“亲民秀”养料，不恰恰是南其辕而北其辙吗？　　在唯物史观看来，世界文明发展的不平衡性，势必会导致人类不同的文明发展阶段的同时并存。今天世界格局中这种资本主义的史前文明与资本主义文明同时并存的现象，便决定了处于不同文明发展阶段中的国家，往往面临着完全不同的历史任务。因此，如果说处在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中的社会主义者，其任务是追求更高文明程度的效率与公平的动态平衡、追求社会主义因素的不断巩固和扩大的话，那么，处在资本主义史前文明阶段即由封建文明向资本主义文明过渡时期的社会主义者，其首要的任务就是、也只能是以实现彻底的资本主义制度变革为己任了。　　在今天的中国，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不是苦于资本主义的发展而是苦于资本主义的不发展；不是苦于资产阶级自由化而是苦于官僚权贵的特权化。所以说，一切处于象中国这样尚未实现资本主义文明的后发国家中的马克思主义者，就应当象当年的马克思和恩格斯那样，首先去与资产阶级自由民主派结盟，为争取实现本国的资本主义制度转型而奋斗；就应当象当年的马克思和正恩格斯那样，首先是一个民主主义者，其次才是一个社会主义者。这也就是《共产党宣言》的两位作者，将自己亲手所创建的那个党，命名为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根本原因。　　所以，社会民主主义，一言以蔽之即：社会主义者干资本主义。
　　明朝亡于东林党人的一张张臭嘴　　只会站在高处乱骂，却提不出方法，没有丁点实际贡献　　儒家宁可把中国的落后归咎于中国人的人种落后，素质低下，也不允许别人质疑儒家的问题。　　儒生掌握着话语权，是通过给吹捧皇帝，给皇帝做狗换来的。　　儒生谋求的是自己作为地主阶级的家族的利益，　　等到皇帝听他们的，把国家治理得哀鸿遍野，国破家亡后。　　儒生就有作了新的皇帝的狗奴才了，继续他们通过做狗，来实现作地主阶级的家族的特权。　　比起东林党来，魏忠贤这个阉党反倒是圣人一般的存在了。魏忠贤整治的是贪官，不是百姓，魏忠贤针对富商、资本家和地主征税而不是对贫苦农民征税。那么多老百姓愿意为魏忠贤修建“生祠”，我想，原因绝非东林党说的那样，而是老百姓发自内心的。　　我觉得魏忠贤与郑和一样，都是属于大明的忠臣良将，只不过侵犯到了那群东林党所在的资产阶级的利益，所以对他百般诋毁。　　看一下历代读书人对魏忠贤的批判，全都是什么排除异己、迫害东林党、陷害皇妃等等，可是居然没有一条罪状是迫害老百姓的。　　而东林党呢，反对工商业征税，提高农业税，弄得农民越来越穷，而那些资本家富可敌国。可国库却拿不出钱来发给公务员，以至于李自成这个底层公务员直接造反了。　　东林党直接把明朝灭亡了，却还要在历史上把明亡的责任推到前人身上。　　明朝最大的悲剧：生产技术空前发展，帝国的触角到了东非，而知识分子的视野却还在春秋时期的水平，连汉朝时候都不如。汉朝时候的知识分子至少还向往西域和极北。　　崇祯皇帝临死前那个后悔啊，都是听了东林党的满纸荒唐言，当初居然把魏忠贤给杀了。　　所以最后，崇祯帝在北京破城前五天，怀着愧疚的心，把魏忠贤的遗骸重新安葬了。“忠贤若在，时事必不至此”　　但最大问题还在于领导，皇帝到底明不明白东林党的都是空谈呢？最好的方法不是把这些空谈者杀光放逐，而是让他们去实干，用自己的方法去试验，然后用实干派去监督他们，用事实去教育他们。养着一帮空谈的言官，只会骂人，骂错了还不需要负责，而且可以继续骂，这也太舒服了吧。　　其实有点脑子的都应该想想　　为啥明朝皇帝吃饱了撑的 搞个东厂 西厂出来疯狂屠杀N多官员　　如果这些官员不威胁到皇权 怎么会有屠杀。。　　那么 这些官员怎么会威胁到皇权的。。。　　看史书 明朝因为公务员工资爆低 所以 大多数公务员都和地主 资本家 等等有钱人 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也就是传说中的 权利和金钱勾结在了一起。。。　　于是。。。皇帝的政策无法下达 皇帝等于被资本持有者架空了。。。　　于是。。。。屠杀开始了。。。　　所谓 东林党 实际 就是明朝的时候权利和金钱勾结在一起的那一票人 用现代人的话来说 就是贪官。。。　　而 阉党 其实是当年的政法委书记 或者叫廉政公署　　因为皇帝觉得 太监连小JJ都木有 要钱管P用 腐败了也花不掉。。所以让太监去打击腐败。。。　　明朝说白了 是亡于 大资本家 大地主手里　　明朝很富 很强大 国家却连公务员工资都发不出　　直接导致 李自成等底层公务员和破产失去土地的农民一起闹革命。。　　那么 明朝的钱都去哪了？朝廷为啥收不到税？税都去哪了？　　皇帝挥霍了？那么多税钱 把紫荆城拆了再盖 反复100次都够了。。钱呢？　　都把儒家地主阶级养肥了，却害得国家灭亡了。　　补充：等到李自成攻进北京，拷打儒家地主阶级，竟然收缴了七千万两白银。
　　这与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想象的不太一样，没有推翻这个制度。但是在内部进行了根本性、制度性改革。这就是为什么谢韬他们研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研究我们改革开放经验之后，提出我们国家以民主社会主义为榜样来进行改革。任老生前也主张政治改革应该借鉴瑞典这样的西方发达国家经验，“马克思主义不是西方来的吗？市场经济不也是西方有的吗？不要一提西方就反对！”　　二、关键是工人阶级的参与　　我们还讲到很重要的一个思想，就是改革不能靠一个清官，不能靠某几个人，这是对的。一场大的改革，没有民众参加的是不可能成功的，我们现在很多的领导，上层领导，认为没有政改的必要，他也不想政改。全面政治改革会威胁到他的家族利益，你要指望他改革，那是没有戏了。我们党内有希望改革的积极分子，社会上有更多的人欢迎改革，光靠党内的绝对不够的。像任老说的“要上下结合、内外结合”，社会上的力量，特别要看到两亿农民工，新型工人阶级。这批人为社会进步、为我们国家的建设事业，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做了巨大的贡献，但是现在连基本的人权都得不到。这些人最希望改革，最需要变革。我们主张改革，提倡平等，提倡民主，最符合他们的愿望，符合他们的利益，能得到他们的响应。而且建立福利，建立社会保障，更会受到他们欢迎和支持。帮助他们组织起来，使他们都来参与社会变革，取得他们的支持，使他们成为我们政治改革的主要载体，这个改革就谁都挡不住了。　　这是瑞典成功的经验，就是要把工人阶级组织起来，瑞典800多万人，工会在八十年代达到220万，四分之一的人组织在蓝领工会里头，白领工会还有100多万，学者工会还有60万，人口的三分之一组织在工会里头，哪个政党可以横行霸道、欺压百姓？这是不可能的。　　我觉得我们的改革开放，走了这么长时间，有很大成绩，也有很多失误。一个很大的失误，也可能是最大的失误就是忽视了农民工的参与。只要动员了农民工，帮助他们组织起来，维护自己的利益，参与政治变革，参与政治改革，我们政体改革就肯定是有希望的。当然我们不能忘记党内，老同志也好，我们的年轻的党员也好，有很多是支持改革的，都是我们的后盾。　　党内有温家宝总理等一批支持改革的领导人是我们的幸福。1988年底温家宝去瑞典访问的时候，我当面跟他汇报过社民党问题，他很赞成我对社民党进行的研究。我说社民党信仰马克思主义，70%、80%党员都是工人，为劳动人民建立了福利制度，找到了工人参与国家管理的办法，是一个真正的工人阶级政党。最近温总理多次讲话支持政治改革。他的“风雨不动、至死方休”的决心也应该是我们大家的决心。　　我们共产党是工人阶级先锋队，党内有多少工人？我们社会、我们的改革为什么出了问题？毛泽东的错误是一个问题，我们党内没有多少工人，没有多少工人阶级思想，没有先进生产力的代表，绝大多数是老农民，怎么能搞社会主义？现在我们同意企业家入党，如果他们肯为劳动人民服务，当然可以。但主要的应该发展工人阶级特别是农民工入党，才能保持党的先进性阶级性
　　三、政体改革要有明确目标和时间表　　大家对我们国家继续改革，提出了好的建议，刚才王占阳老师讲的非常具体，研究的确实很深刻。我觉得我们应该充分利用国内外、党内外的资源。国外资源，我觉得只能从社会民主主义方面的来寻找，你不可能把资本主义、美国那一套搬来。当然他们也有可以学习的地方，但是意识形态上根本不同，没法整。而社民党不同，也是工人阶级政党，也信仰马克思主义，老祖宗是一家，意识形态甚至语言上都有相似之处。2001年，苏联东欧垮台以后，社民党在党纲上明确规定，党的意识形态的基础是历史唯物主义。他们说马克思主义送给社民党两个工具，一个是历史唯物论，另一个是劳资矛盾理论。我们过去以阶级斗争为纲，把阶级斗争扩大化、绝对化，要对资产阶级进行全面专政，打倒在地还要踏上一只脚！国际上还要打倒帝修反。　　现在却走到另一个极端，不讲阶级，不让工人自己搞工会，对劳动人民的维权活动以维护稳定名义进行打压。这实际上是维护资产阶级的利益，压制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是完全错误的。　　我们说是三个代表，我真不知道他们代表谁。所以我们的政体改革必须要明确方向，我们要为大多数人，首先是为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为我们国家民主富强，为我们人民自由幸福而改革！没有目标的改革，摸着石头过河是不可能走得好的。　　我觉得改革经济上来说，就是市场经济，这是发达国家经过多少年成功的经验，政治上民主、自由，平等，这是符合劳动人民利益的，符合社会发展方向的基本价值观，这是社会主义的价值观，不是资产阶级的。任老就是这样的主张，他也说三权分离，不是资本主义的。你再去研究一下瑞典社民党的价值观，每一条都是社会主义，都是为劳动人民服务的。我们完全应该，我们既然是为劳动人民，既然是搞马克思主义，完全可以把它拿过来。　　我们党内，从延安时期一直在讲民主，毛泽东还与黄炎培说我们找到一个道路，就是民主，因此共产党不会蜕变。这些话自己早就忘了，有同志把它找了出来，还受到打压。我们现在改革，实际也不用说西方如何，我们要求实现我们党在延安时期提出的目标，要求兑现宪法中对公民权利的承诺。邓小平同志对政治改革过去也讲了很多，我们继续办就是了。我们没有别的东西，不是资产阶级的，也不是西方的，就是我们党一贯的主张，从延安时期到十三大，一贯主张，这也是马克思主义，通过邓小平思想和民主社会主义，给我们留下的历史遗产。　　我们发展方向是这样，目标首先是兑现宪法35条。具体做法我觉得可以建立一个时刻表，或者说路线图。我们实现现代化，提高人民收入，有个时间表，多少年达到收入多少的目标。我们政治改革也要有个时间表，我们五年内应该能实现县级的普选，选县长，十年之后，能不能实现省长的普选？二十年，在我们改革开放50 周年，我们国家应该可以直接选举总统，主席。我觉得可以逐步的实现它。如果二十年达不到，可以三十年。有了这样的一个路线图、时间表以后，每年怎么办，每年怎么改革，就很容易具体化，很容易实现。　　过去毛泽东讲得很好，党外无党，帝王思想。我们要争取民主党派，就说民主怎么好，要保证他们平等自由。但解放后就忘了，要人家接受党的领导。现在还有几个民主党派，但是实际上大家都明白，他们根本不起什么作用，他们也不敢起任何作用。 我们的目标，第一要民主，要实现民主选举，这早在延安时期就提出了。　　第二要自由，这在宪法上早就写出来了。出版自由没有，连党的高级官员也不能自由讲话、连搞个政治改革建议，也没人敢印。有个国内刊物刊登了任仲夷这样老资格的共产党人的文章竟然会被追查，主编竟被撤职，竟然有这样的事。这还是共产党领导的国家吗？怎么好像是生活在国民党统治时期！结社自由为什么不能办呢？你要成立工会、成立党就成立好了！但他们听到就害怕，说你要颠覆国家。这是没有自信心的表现。这和当年的国民党有什么区别？我们有7000万党员，有 300万军队又有广大人民的支持，几个赤手空拳的老百姓怎么颠覆得了？其实他们不过是想说点不同意见而已！有些同志怕乱，以为一放开，就会天下大乱。过去在东欧剧变初期曾经有一段时间比较混乱，一下子成立了很多党，几十个党都在议会里头，吵来吵去，使得议会很难决策。但这是一个很容易解决的问题。
　　在许多民主国家，你可以成立政党，可以参加竞选，但要想进入议会，就会遇到一个门槛，你要得到全国选票的百分之几，才能进入国家议会。你得几万的选票，有时几百万选票也是没用的。咱们也可以规定个5%甚至更高的门槛，要进入全国人大要得三、四千万选票才有可能，哪个党能在几年内达到几千万，很难的。所以你看那些民主国家，有时也会发生些混乱，但一般不会大乱。而那些专政国家表面上可以很平静，但一旦爆发出来，则会大乱，有时是灾难性的大乱。　　国内民主党派，应该允许其自由发展！我们不是要开放吗？不能只对资金货物开放，也应该对思想、党派开放。对台湾开得应该更大一些，可以让国民党甚至民进党到大陆来发展，来自由竞选，我们也可以到台湾发展、去竞选，这样两岸很快就可以实现和平统一了，台湾自然而然地就回来了。只要确定一个路线图，或者一个时间表，一个程序，大家都朝这个目标努力，就不会造成动乱。怎么会动乱，军队是国家的，不能动，警察也不会动，老百姓也不会闹事，因为他们之间的矛盾可以通过选举符合自己利益、代表自己利益的人进入国家机构来解决。　　只要抓紧时间，建立一个总体改革方案，搞一个路线图或者时间表，同时挖掘我们党内外的资源，动员民众，特别是动员广大农民工的参与，我们的改革开放特别是政治改革肯定是有希望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前驻哥德堡总领事 高峰
　　瑞典的实践表明，没有平等的精神，没有平等精神指引下的公正的分配制度，财富很难持续积累，效率也就很难保证。原因很简单，不平等不公正的分配会造成社会动乱，制约经济的发展。　　做大蛋糕有待社会公正　　我们对瑞典的误读，往往是从“蛋糕”的概念开始的。
　　在我们把社会保障视为蛋糕的同时，也产生了这样的概念，即：要想有相对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必须先把经济搞上去。　　但在上世纪30年代初，瑞典社会民主党开始着手实现他们的理想———建立“人民之家”的时候，他们并没有把社会保障仅仅视为蛋糕。那个时候，即便有一块可供切割的蛋糕，它也并没有多大。瑞典社会民主党苦心琢磨的是，怎样才能建立起一个“自由、平等、民主和合作的社会”，为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奠定基础。用通俗点的话来说，就是如何更公平地划分蛋糕。　　瑞典无穷人　　简略地回顾一下瑞典GDP的增长过程，会有助于我们理解社会保障在瑞典模式中发挥的作用。　　1932年，瑞典社民党在大选中获胜，并连续执政四十多年，从而成功地创造了瑞典模式。当时，瑞典的人均GDP是1234.9瑞典克朗(1瑞典克朗约合1元人民币)，在欧洲排名大约为第7位。1960年，即社民党执政差不多30年后，瑞典的人均GDP达到了8615瑞典克朗，越过了人均1000美元的关口。如果不是经历二战，这个过程应该会更短一些。战后，瑞典的社会福利体制逐步建立，全民就业、全民养老金、全民医疗保险、全民免费教育一项一项的计划逐步落实，瑞典进入了一个“黄金发展期”。到了1980年，瑞典人用了大约20年的时间，使人均GDP达到了57161瑞典克朗，比1960年增加了约6.6倍，瑞典不仅成为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之一，而且在联合国的社会发展排名中名列第四。　　瑞典给世人展示的当然不只是爱立信、沃尔沃、宜家这样一些象征经济实力的企业和名牌，更是一个公平、透明的社会。这后一点，通过对瑞典穷人与美国穷人的比较可以看得更清晰。1990年代初我在瑞典学习时的房东———退休老人诺迪鲁斯，每月的退休金只有6000多克朗，当时约合1000美元。从收入上看，他应当属于10％的最穷者。但他住着一幢属于自己的独门独户的两层小楼(瑞典人均住宅拥有率要远高于美国)，也就是我们常常在中国的房地产广告上看到的“独幢别墅”。小楼后面有个小院子，种着各种各样的花草，另外还有一个玻璃花房。老人的邻居是一位大学教授，也住着同样的独幢别墅。诺迪鲁斯的两个儿子全都读了瑞典的名牌大学，老大是教授，老二是工程师。而在美国，跟诺迪鲁斯一样每月只有1000多美元收入的人，很难靠自己的积蓄来供孩子读名牌私立大学，也肯定住不起这样的房子。　　我这位房东之所以买得起房子，主要是因为他不需要为孩子上学存钱，也不需要为自己退休后看病存钱，他没有“后顾之忧”。比如医疗，瑞典实行全民医疗保险。我在瑞典工作时，如果一年之内看病的费用，包括挂号、买药、打针、检查、化验等等，超过了1800瑞典克朗(以现在的比价换算，相当于同样数额的人民币)，这一年再看病就全部免费。　　差别当然还有很多。一位瑞典朋友告诉我，在瑞典即便月收入不高，只要满18岁，就很容易获取贷款，银行有时根本不加细问。而在美国，这是绝不可能的事。很多美国穷人甚至连账户都开不了，拿到工资支票后，只能再到典当行去兑现，而典当行往往会收取相当于兑现金额3％至10％的手续费。统计显示，美国约有28％的工薪家庭需要这样的服务。这个比较其实反映了两种不同经济模式下生活质量的不同基础。美国人更倚重收入，生活质量受收入影响较大；瑞典人倚重的是社会福利，福利则要靠比较公平的分配来实现。　　如果仅仅从收入上看，瑞典与美国差距的确不小。但全民免费教育值多少钱？全民医疗保险又值多少钱呢？所有这一切加在一块儿，又给瑞典人的生活质量带来了什么呢？世界卫生组织官员的报告说，如果在统计时考虑到医疗费用的话，亚洲的贫困人口至少要比现在多7800万。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说过：“对诸如这样一些重要的事———活得长久一些的自由，逃脱可以避免的疾病的能力，获得有适当报酬的就业机会，在和平的、无犯罪的社区生活———收入水平常常可能不是恰当的指标。”假如一个社会越是需要个人用金钱来购买生活质量，那它就越是有可能出现更多的不平等。因此，比较瑞典人与美国人的收入似乎没有太多的意义，换句话说，如果硬要比较的话，那就是瑞典人收入的含金量比美国高。我们还可以说，瑞典的穷人生活得远比美国的穷人体面，而穷人的体面直接决定着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把危机变成转机　　19世纪的瑞典还是一个贫穷的国家。瑞典的工业革命来得比较晚，起步于1830年代，真正开始发展是到了1870年代。在英德等国工业革命的带动下，瑞典成了铁矿石、木材等原料的供应国。当时瑞典工人的生存状况非常恶劣，既买不起他们自己生产的产品，政治上也低人一等。当时规定，参加议会和地方选举的条件是年收入必须超过800克朗。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瑞典作家斯特林堡在《红房子》一书中描述过当时一位木匠的心里话：“太太们啊，老实告诉你们吧，日子已经苦透了，而且以后还会更苦，但是到了那一天——那一天，我们要像瀑布似的吼叫着从贫民窟中汹涌而出，我们将要回到我们的床上，是要回吗？不，是夺回！”和许多西欧资本主义国家一样，如此恶劣的工人生存状况也意味着整个社会进入了一个动荡期，随之而来的是社会主义运动的兴起。　　在早期的瑞典社会主义运动中，有一个重要人物，名叫奥古斯特·帕尔姆，他在德国、丹麦参加过工人运动。1881年，帕尔姆从德国回国后，在南方城市马尔默做了一个历史性的演讲，题为“社会民主主义者要的是什么？”他的主要观点是社会主义者并不要求平分所有的资产，而是要把资本家们拿走的、工人应得的那一部分要回来。他举例说，工人拿了50克朗，资本家也拿了50克朗，但资本家是一个人，工人是50个人，所以这就是不公平。工人要团结起来，与资本家作斗争，但目的并不是要把资本家所拥有的财产全都夺回来，而是推翻资本主义体制，由国家来做更加公平的重新分配。　　1889年，瑞典社会民主党(SAP)成立，当时它的终极目标虽然是消灭阶级，建立一个没有阶级的社会，选择的路线却是争取普选权，而不是走暴力革命的道路。后来社会发展的结果表明，工人一旦获得普选权，就形成了影响国家政治的重要力量，就有可能在现存体制下实现改变分配体制的可能，与此同时他们也失去了实行全面社会化(国有化)的意愿。所以，瑞典社民党领导的工人大罢工大多是和普选权联系在一起的，直到1921年，瑞典实现了全民普选权。强大的工会运动使社民党有了长期执政的可能。　　1929年世界性的经济危机给瑞典以沉重打击，失业率飙升，贫富差距不断拉大。过了两年，北部的奥达伦发生罢工，政府派兵镇压，打死五人，这是瑞典近现代史上最著名的惨案，导致动乱升级。同年，“火柴大王”克鲁格因股票泡沫破灭而自杀，将众多瑞典企业拖入泥坑。首相埃克曼因被揭露拿了克鲁格的“补贴”，致使内阁倒台。严峻的事态表明，和许多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一样，瑞典也走到了改革的关口。　　1932年，社民党上台后实施“人民之家”的计划，开始了福利国家的建设。瑞典的变革与当时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出现的变革大体是同步的，不同的只是，瑞典的工会运动更为强大，而平等、妥协、合作的理念已经深深地渗透进了瑞典民族的传统之中。特别由于工会运动的强大，瑞典的社会力量达到了一种新的平衡，当工会、雇主协会和政府三方的代表坐在谈判桌前时，他们实际上很多时候是在决定着这个国家的命运。劳资双方在政府的协调下通过谈判最终达成了工资协议，实际上也为确保国家经济的运转寻找到了一个最佳的结合点。
　　传统道德是改革的主要动力　　瑞典福利国家的大厦当然不是在平地上构建的。其实，早在社民党1932年执政之前，瑞典已经有了一些初步的社会保障，这与宗教传统的影响有密切关系。　　基督教“爱你的邻居”的观念，很容易与瑞典民族在海盗时期形成的互助合作精神产生强烈共鸣，两者融合在一起，深刻地影响了瑞典民族精神的形成。　　在瑞典的历史教科书上，19世纪是现代社会福利政策的“胚胎期”，政府开始逐渐从教会手中接过社会福利的责任。这个变化有两大背景因素：一是工业化的发展造成大批农村人口涌向城市，贫富差距拉大，穷人迅速增多；二是政教分离，教会的职权被大大削弱。1847年和1853年，瑞典政府两次通过《济贫法》，确定“使每个贫民吃饱饭是每个教区和城市义不容辞的责任”。教会当年构建的社会福利框架在由政府接手并扩展的同时，它所传播的道德观念也延续了下来。　　1847年瑞典通过《济贫法》；1901年，瑞典有了第一部《工伤赔偿法》；1910年，瑞典又通过了《病假保险法》；1913年，瑞典通过全民享受的养老金法案，被视为社会保障体制的基石，其时瑞典的人均GDP为656瑞典克朗(此数据系按2000年瑞典克朗比较计算，约相当于相同数量的人民币)，在全欧排名为第九。　　不可否认，这些法规的通过为后来社民党建立瑞典模式奠定了一个较好的基础，但从本质上看，那时的保障体制对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而言，仍然是被动的、辅助的，更多的是统治阶层试图缓解劳工冲突和两极分化的手段。欧洲学者在分析瑞典、德国等国早期的保障政策时，有过这样的评价：“俾斯麦将‘社会国家’视为抵御社会主义的良药。工人阶级通常是早期社会政策的客体，而非主体。”比如，瑞典虽然早就有了养老金法，但直到1940年代，40％以上的老人却享受不到养老金，只能靠救济过日子。而按照当时的《济贫法》，领取救济者必须放弃选举权，这项规定也是直到上世纪40年代才改变的。因此，那个时候的社会保障与后来社民党建立的福利体系的理念是完全不同的。社民党的目标与此前的社会保障体制有着本质的区别。　　在瑞典社民党构建的瑞典模式中，人民已经成为主体，社会保障不再只是救济或给予，而是要打造一个每个人都能够自由、平等发展的平台，它也是经济进步不可或缺的动力源。丹麦学者安德森讲过这样一个例子，他在1980年代对18个西方国家的福利情况做调查时发现，“工人运动反对旧有的济贫传统，因为他们要争取坚实的‘公民’权利”。而这样的济贫传统在民主社会主义占主导地位的北欧国家几乎完全绝迹，而只有在美国和加拿大这样的国家还占有相当显著的地位。　　需要提及的是，基督教的扶贫济穷式的做法虽然根本改变了，其道德理念却对社民党后来的改革形成了重要影响。西方学者对欧洲社会发展的研究结果表明，推动社会改革的主要动力来自于道德信念，主要是西方传统宗教中的博爱和人道的观念。在《社会福利国家面临的挑战》一书中，德国学者考夫曼认为：“一个基于自由、权利平等，以及借助市场经济和社会福利国家实现其公民团结互助的政治共同体的理想，只能在深受基督教和启蒙运动文化影响的西欧社会中产生。”社会党国际通过的《关于社会主义和宗教的声明》也明确提到，“在欧洲，基督教教义乃是社会主义思想的一种精神源泉和首先源泉。”
　　规则透明是改革的制度条件　　在1932年的竞选中，社民党就没有像以前那样提出“社会化”的目标，而是强调了“平等、关心、合作和互助精神”。在当时的社民党人看来，在福利大蛋糕出现之前，需要对分配体制进行改革，同时也为将来蛋糕的划分奠定一个公平的基础。后来的发展实践表明，没有这样的改革和规则的建立，瑞典的福利蛋糕也是无法做大的。　　由于社民党的改革是在一定的政治环境中推进的，我们在看到当时瑞典经济还比较落后，特别是贫穷分化在加剧的同时，也需要更多地关注当时瑞典社会的政治基础，即相对来说比较稳定的政治体制，特别是其透明的政治运行规则。　　瑞典是世界上第一个执行政务公开的国家。早在1766年，瑞典议会就确立了政务公开的原则。这项法规也被认为是世界上最早的官员申报制和“信息披露法”。有美国学者据此认为，美国国会直到1966年才通过《信息披露法》，要比瑞典晚200年。这部法规的通过并不是一种意外。瑞典在经历了18世纪初的“自由时代”后，已经成为了一个相当开放的国家，政党制度的雏型出现，文化变得丰富多彩起来，公众的政治觉悟也逐渐提高。在《瑞典史》中，那个时代被描述为“既有光芒灿烂、诗意洋溢的一面，也有思想上的斗争和党派间倾轧的一面”。正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