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开车，对面来了一个骑电动车的，他一只手打着伞一只手在骑，因为路有点窄，我减速了，他可能不好掌控_百度知道
今天开车，对面来了一个骑电动车的，他一只手打着伞一只手在骑，因为路有点窄，我减速了，他可能不好掌控
今天开车，对面来了一个骑电动车的，他一只手打着伞一只手在骑，因为路有点窄，我减速了，他可能不好掌控今天开车，对面来了一个骑电动车的，他一只手打着伞一只手在骑，因为路有点窄，我减速了，他可能不好掌控撞路边的垃圾桶上了。我停车帮他扶了车，看她也...
我有更好的答案
按道理说装到后轮胎说明你车速太快看见前车车头后你刹不住、现在这社会不管谁有理、自行车撞电动车、电动车倒霉、电动车撞小车、小车倒霉占多数
没有撞到我车
而且当时我车速不到30
你说的是对面，这说明他是逆行啊
也不能说逆行，乡间水泥路嘛总是有点窄的，刚够一车道的
其实如果当时他是两手骑车肯定不会撞路边垃圾桶上的
你看，你又没撞到他，也没碰到啥的，他自己撞的垃圾桶，实在不行给他二百块钱打发走，他要不干就报警
我现在就是后悔当时没有处理好，当时报警就好了，我就是看一没碰着他，他也没什么大伤就可能是擦着垃圾桶了然后摔了，手上弄了点小伤，当时也没多想，他也没说什么，过后来闹，烦死了。
那就给点钱打发走
把车停一下让他过去再开。
我估计当时我停车他也会撞上垃圾桶，他一只手根本就减不了速，控制不了，我现在快烦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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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比较忙，一直没上传故事了。明天来一个,叫——《背后有人》，先前序幕
最近比较忙，一直没上传故事了。明天来一个,叫——《背后有人》，先前序幕
　　　　　　　　　　　　　　　　　序幕6 月19日深夜，入夏以来的第一场大雷雨击坏了变压器，使我居住的城西一带完全陷入了黑暗。我点燃蜡烛，继续我的恐怖小说写作。这部名为《背后有人》的东西使我着迷。小说的原型是一名医学院女生以前讲给我听的。这位名叫郭颖的女生现已在美国休斯顿大学攻读心理学博士。隔着浩渺的太平洋，对发生在十四年前的惊心动魄的往事，我不知道她是否已经淡忘。几天前，在与她通越洋电话时，她提到，在实验室时，有好几次产生背后有人的感觉。这表明当初的阴影仍然跟随着她。我得将这一切写下来。外面轰响的暴雨像收到了某种指令，在不知不觉中停了下来。烛光昏黄，映得我这独居的室内异常安静。这时，响起了敲门声。?咚咚咚，敲门声很轻，但很坚定，不像是晚归的醉汉敲错了门。我看了一眼墙上的挂钟，晚上11点31分，没有预约，这种时候我这里是绝没有客人登门的。?我心里有点发紧，轻手轻脚走到门后，弓身从猫眼里望出去，外面楼道上的路灯熄了，黑漆漆的什么也看不见。“谁呀？”我的声音和平时有点不同。“我找余老师，有点急事。”一个男人的声音，粗哑中有点怯怯的感觉。我开了门，一个高大的男人挤了进来。他三十多岁，宽额大脸，手里提着一把正在滴水的黑雨伞，伞尖是发亮的金属，伞布漆黑，像是把外面的夜色都收在这伞里了。?“董枫又出事了，”来人盯着我的脸说，“她整夜做梦，说是我要死了，并且就在这几天。”?我大吃一惊，董枫是我前一部小说《死者的眼睛》里的一个人物，她二十六岁，个子高挑，是一家精神病医院的护士。?今夜，怎么会突然冒出一个与董枫有关系的人来？我镇定地问：“你是什么人？”?“我是董枫的丈夫。”他迟疑了一下回答。“董枫是谁呀？”我已经预感到有什么麻烦，她只是我书中的一个人物，并且，她没有结婚。来人在我的木　　椅上坐下，他1.80米左右的大个子像是要把木椅坐垮似的。他抬起头对我说：“余老师，我知道你在书中用的是化名，但是，这个精神病院的护士你是认识的。她姐姐董雪失踪的真相大白之后，你还去看望过她，要她从姐姐之死中解脱出来，不是吗？”这都是事实，我无言以对。但是，董枫从没对我提起过她已结婚的事。来人仿佛看出了我的疑惑，他说：“我姓严，是桥梁工程师，我与董枫一年以前就办了结婚登记，因为一直在凑钱买房子，所以就没住在一起，也没对朋友们宣布。”我“哦”了一声，示意他讲下去。“两个多月前，董枫的楼上搬来了新邻居，是一个三十来岁的独身女人，长衣长裙，给人淑雅庄重的感觉。昨天，董枫出门时，正遇见那女人从楼梯下走上来，与董枫对面时，那女人突然喃喃道，‘注意，桥下有死人。’董枫一惊，正想发问时，那女人已经脖颈僵硬地向楼上走去了。你想，我是搞桥梁工程的，我的名字里面也有个‘桥’字。”来人用有些惊恐的眼光扫了我一眼，接着说，“我叫严永桥，你说，那女人的话是一种巧合吗？并且，今天下午，董枫出门去上夜班时，又听见那女人在楼道上喃喃自语，说的是‘黑啊，屋子里很黑'.奇怪的是，董枫刚才上夜班时，大概是晚上10点多吧，她医院里的黑屋子就出事了。”“什么黑屋子？”我惊诧地问。“你还不知道呀？那所精神病院的黑屋子已经有几年没住过人了。一开始，住进那病房的人老是自杀。你知道，住进病房的人是什么东西都搜走了的，比如钥匙啦、指甲刀啦、扎裤子的皮带啦等等，总之一切可能用来自杀的东西都不得带进病区。但是，住进那间编号为219 病房的人却老是自杀。第一个病人是将塑料牙刷柄磨尖后刺穿颈动脉死的；后来住进去的一个病人更简单，将床单撕开拧成布绳往脖子上一挂，在床头上就吊死了。后来，就没人敢住那间病房了。偶有不知情的病人住进去后，没几天，家属便不知从什么地方听到了传闻，跑来医院大吵大闹，一定要让病人换一间病房。从此以后，这间病房就闲置了，终年没有灯光，门上的锁也生了锈，大家都叫它黑屋子。“?这家精神病院我是熟悉的，大约有百年历史了。开始是法国人建的一所教会医院，解放后改为精神病院。几天前，我熟悉的一位副主任医生还请我过去聊天。当天他从住院部到门诊大楼去值守专家门诊，半天就看了十六个病人。他说头都要爆了，想听我聊聊文学或笑话之类。但是，我从没听说过黑屋子的事。望着这个闯进我家的不速之客，高大粗壮的桥梁工程师，自称是董枫的丈夫的人，他身旁的黑雨伞还在滴着水，我能相信他的这些荒唐之言吗？?”你说，一个多小时前，董枫在黑屋子遇到了可怕的事，你是怎么知道的？“我的问话已经有点不太礼貌，这是自己心里有点慌乱的表现。我提醒自己，要沉住气。“董枫受了惊吓后就一口气跑回家来了。回来后就大哭，嘴唇发白。她叫我赶快来找你，她说只有你会相信她遇到的事是真的。”?这时，我开着的窗户“砰"的一声大响，在深夜看不见的大风卷了进来，将我书桌上的稿纸吹得满地都是。这是我正在写的小说呀，我说过，书名叫《背后有人》，绝对是一部顶恐怖顶恐怖的作品。我赶快弯腰捡拾这些精彩的篇页，姓严的大个子也放开雨伞，帮我捡这些其重要性相当于他的桥梁图纸的东西。一阵忙乱之后，我们之间的陌生感仿佛消除了一些。重新坐下后，我几乎开始相信他所言的奇谈怪论了。我说：”我相信董枫的诚实。你讲，董枫遇到了什么呢？“工程师又将雨伞提到了手里。看得出，他虽然个子粗壮，却是个非常谨慎的人，并且还常常伴有紧张感。他说：“晚上10点，董枫照例去病房作最后一次巡察。病人都服了药，或打了针，或作了电休克治疗，所以在这个时候都沉沉入睡了。整个病区一点儿声音也没有。当时正是雷雨交加，到处都停了电，董枫手握一支电筒逐个地察看病房。突然，她看见走廊尽头的219 病房有亮光。我说过，那病房就是几年没住过人的黑屋子，怎么会有亮光呢？董枫好奇地走过去，从窗口往里一望，天哪，一个衣服整洁的女人正坐在屋里梳头，小桌上立着一个小圆镜和半截点亮的蜡烛。董枫赶紧缩回头来，用电筒在这间屋子的门上一照，门是锁着的，和平常一样，那把老式的大挂锁还吊在那里，证明这道门从未被打开过。这一幕让董枫几乎崩溃了，她神志不清，也没回值班室，便跌跌撞撞地跑回家来了。”工程师说话期间，我的目光无端地一直盯着那把雨伞，伞尖的金属亮得像一根钢针，伞布漆黑，我想像着它待一会儿又回到雨中撑开的样子，那形状最有可能像一只蝙蝠。雨又下起来了，我盯着工程师的宽额大脸，不知道这一切是开始还是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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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的经过是我在单位门口和别人吵了起来，对方态度非常恶劣，逼我过去推了他一下，结果他就动手打了起来，
事情的经过是我在单位门口和别人吵了起来，对方态度非常恶劣，逼我过去推了他一下，结果他就动手打了起来，同事看见我被打就都围了上来扯干，对面也有六七个人动了手，现他在派出所就说我们几个人没一点事就骂他动手打他，经法医鉴定他有轻微伤，我们这边俩个轻微伤，但对方趁有关系，派出所逼着我们赔礼道歉，看在单位的面子我们都道歉认错了，但对方一开口就要四万，经过一个星期赖在医院里面，协商要俩万，想问1我如果拘留的话对方如果没有拘留我该怎么维权？2派出所现在还没有做笔录，现场也没有监控，如果不赔偿会面临什么后果。3这种开口要钱的可不可以告他敲诈勒索。4另外当时对方喊了几十个人去我们单位要我们单位交打架的人，不准我们单位的人出去？是否构成犯罪？我私车停在单位门口他们通过关系打交警调取了我的个人信息，我是否可以像交集进行投诉？另外他们还把我车划了，同时我的车昨天停在家门口玻璃也被敲了，丢失了3000元，谢谢！
既然双方都动手了，而且双方都有伤，估计问题不大，做笔录的时候要如实陈述清楚，签笔录时一定要记得看清楚再签名。
那我现在如果不赔偿对我会有什么影响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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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费法律咨询，多年执业经验律师为您提供法律咨询服务岳美缇自传：《我一个孤单的女小生》(一）
大樟树下的孩子
1954年，学校原定春暖花开的3月1日为开学日期，但考虑到要让这些第一次离家的孩子们有个适应环境的过程，为此在阳历年前就通知学生们来学校报到了。
12月25日一早，我焦急地看着妈妈在为我收拾被子、床单、面盆、热水瓶、饼干箱等等，心里高兴得真想跳起来。可是妈妈却一脸不放心的样子，再三叮嘱：“住到学校去就要自己管好自己，晚上起来上厕所一定要套件衣服。”“要听老师的话，不要强头倔脑！”我从小脾气很倔。因外婆特别疼爱哥哥、弟弟，而我像个受气包，我可不服气！对老人的“重男轻女”我就是要“反抗”！这也就少不了挨妈妈的鞋底板，可我从不讨饶。今天我却一个劲的点头，好像不点头妈妈会不让我去似的。
离家时，我和妈妈坐在三轮车内，除了哥哥、姐姐，还有楼下邻居和小朋友都来送我。我在弄堂里是个“孩子头”，每天放学回家，总是有一群小朋友在弄堂口等着我。我们不是跳牛皮筋，就是唱歌跳集体舞，一到寒暑假，还自己排节目，把家里的床单、被面偷出来，用绳子围成舞台，自己演给自己看。
我这一走，我们的小集体眼看就散了，但我保证假期中回来，一定把学校里学的功夫教给大家。所以小友们在送我的时候都喜笑颜开，我也像坐在八抬大轿里一样得意洋洋。只听得邻居在说：“看人家妹妹，年纪这么小就不要家里负担了，要是唱戏唱出道，岳家姆妈侬就好享福了！”我一时真为从此可以减少爸爸妈妈的负担而感到万分欣喜。
我家到华山路1448号不过四站公共汽车的路程，但我坐在三轮车里觉得这条路好像要比平时要长出几倍来，怎么还没有到？急得老想站起来看。踏车的老伯伯对我喊了好几次：“小妹妹坐稳了，不要老是动呀！”
“华东戏曲研究院昆曲演员训练班”几个大字出现在我眼前时，我情不自禁得叫起来：“我到了！”
偌大一幢花园洋房好气派！从门口到洋楼要经过一个操场和一个花园，靠右边是一条长长的柏油小道，道边种满了芙蓉、玉兰等很多名贵的花木。以后我们就常在这操场上练把子、练跟头、练操、练舞蹈。这时从校门口到洋楼前，放了一长溜的桌子，许多老师正在接待一个个前来报到的同学和家长。妈妈迫不及待地拉着一位刚走过来的年同学说：“你们快来认识认识，今后就要在一起学戏，一起生活了。”妈妈是怕我孤单，赶紧给我找个朋友。我心里直怪妈妈这么性急，令这位女同学好尴尬。不想这位同学的妈妈马上拉着我的手说：“是呀，你们今后在一起的日子比自己兄弟姐妹在一起的时间还要长哩，胜过亲姐妹呢！”大人的话讲得我和那位女同学你看我，我看你，心里觉得甜甜的，嘴里也笑出了声。
一间朝阳的大房间，有十只铁床，排列成三行，这就是我们二十个女生的卧室。房间里挤满了家长和同学，闹闹嚷嚷一句话也听不清楚。我眼睛一扫就找到了贴了我名字的上铺，妈妈赶紧爬上去帮我整理被褥，我却两眼直愣愣地看着一张张陌生的笑脸。心想：怎么初试、复试时，这些脸我一个也没见过？此时我感觉很好，对自己将要在这里生活的这个大家庭，油然产生一种亲情来。
第一餐午饭每人一盆“菜心狮子头”，大大的肉圆烧得浓油赤酱，在家里这么大的肉圆起码两个人分吃。今天因为学校一下子还没有做好那么多凳子，大家都站着吃。第一次那么多人一起吃饭，又有那么多人看着我们吃，热闹极了，就像在看展览会。午饭后，家长才放心地离校回去。
我们60个小同学，都是来这儿学昆曲的，可是什么叫昆剧，我看一个也讲不上来。这时大家她“小外国人”的芝泉，还有披长发生得一双凤眼的洵澎和几个出众的俏姑娘，不知谁先唱起了越剧，听说一个在唱“傅”派《楼台会》，一个在唱“戚”派《楼台会》。我那时连京剧越剧都分不出，更不知什么“戚”派、“傅”派，只觉得同学们都比我灵，心里有点自卑，一个人站得老远听别人轮流着唱。
下午我们都到小礼堂看演出。哪里是什么礼堂！只是一个大教室，临时用课桌搭了一个小舞台，算是“礼堂”了。给我们上的第一课就是看老师们演出昆剧。
第一出戏开始了，只见打扮得花花绿绿的一个是小姐，一个是丫头，又是梳头，又是照镜子，拿着扇子跑来跑去，别的什么也没看懂，后来才知道这出戏就是昆曲顶顶有名的《游园》。第二出戏叫《断桥》。这个故事我完全不知道，只见一个又高又瘦穿一身白衣服白裙子叫白娘子的和一个又矮又胖穿一身蓝衣服蓝裤子叫小青的，他们一出来，大家就笑开了。因为一看就知道他们是男的装扮女的，尤其白娘子肚子疼起来的样子很可笑，台上白娘子叫一声“噢哟！”台下也跟着叫“噢哟！”一边叫一边笑。后来又有一个胖胖的叫许仙的出场了。他们三个在台上追，锣鼓越敲越响，我们坐在台下更是肆无忌惮地放声大笑了。值班的汤老师不住地大手势叫大家安静些，大概这一批生来是演员的料，看着、看着，就迫不及待地参与演出了。当白娘子一声：“冤家呀——”台下就跟着“呀——”，许仙喊到“啊呀娘子呀——”下面也跟着“啊呀！——啊呀！”地叫，叫到最后，台下的声音大大盖过了台上的演出。
这就是昆曲给我的第一个印象。没几天正式上课才认清了演“白娘子”的叫朱茗传，演“青儿”的叫张传芳，演“许仙”的叫沈传芷，这些名字一下子都记住了，一辈子也忘不了啦！
看戏的兴奋一直延伸到晚上。一个小个子女生，一骨碌爬到床的上铺，拿起一条白被单披在身上，把一只枕头塞在上衣肚子里，学着戏里的白娘子“噢哟，噢哟”肚子疼的叫，大家笑得前俯后仰。一霎时，好几个抢着爬上去，争先恐后地学，有的学许仙跌交“啊呀！”也有学许仙哭“末嘿……”出尽怪相。我笑得直不起腰来。只听地值班老师高声训道：“已经12点了，还不熄灯睡觉？”大家这才一个个爬回自己的床上。我还没躺下，就听见我邻床上的一个小同学轻声地说：“我和你一起睡好吗？”我回头一看，哟！好几张床上都是挤着两个人，其实我也从来没有一个人睡过一张床，也有点害怕，就马上让出一半床来给她睡。翻来覆去睡了好一会儿还是睡不着，只听得有人说话：“隔壁厕所里有声音，啊会有鬼伐？”突然有一个同学大声叫道：“妈妈——我吓呀！我要回去呀！”话音未落就大哭起来。大家又爬了起来，有的去劝她，有的也跟着说：“我也要回家去——”，一会儿，挤在东面墙角床上的几个也跟着哭了起来，马上传染给西面墙角那几个，连劝别人“不要哭”的也跟着哭起来，满屋子刚才还笑得闹作一团的小姑娘，没一会儿却都大哭起来了……。
旧社会离家学戏的孩子，无不都是家境贫困，父母没法抚养，才和戏班的班主或师傅签下合同，就连昆曲的第一个学堂——“昆曲传习所”，当年进所学艺，也都立下关书：三年学戏，两年“帮演”。相比之下，我们是无比幸运了！
解放后，唱戏的被尊为“人类灵魂工程师”，从被人鄙视的“戏子”一下子跃为受人敬慕的“艺术家”。所以那时“学戏”没有人看不起。
我们这个班是上海解放后第一批国家招生的戏曲演员，吃住都由政府包下来。一年二季还有衣服发。由于刚解放，中学来不及扩建，那年小学报考中学的人数特别多，所以特别难考。有不少因考不上中学在家没书念就来报考，也有家境困难，兄弟姐妹多父母负担不起的，还有外地来报考的，大多是家里想减轻些负担。
这些平均年龄只有12岁的孩子，住进这幢三层楼的洋房，一个月有14元的伙食费，那时的猪肉只有5角一斤，物价很便宜，顿顿有荤有素，热菜热饭，有两位保姆为大家洗衣服，照顾生活，幼小的孩子个个心满意足，真像捧到了金饭碗。
建校初，各方面条件还很简陋。除了一幢原是中华书局的洋楼及三开间原为书局堆放物资的平房外，就是一大片操场，所有的业务课，把子课、毯子功、身训等都在操场的泥地上进行，上面铺了一小块一小块的薄地毯。逢到下雨天，就都挤在平房和洋楼的底层大厅里上课。不久，在平房的西面盖了一个大芦席棚，地面依然是高低不平的泥地，但起码我们不再雨淋日晒了。
清晨听到一阵哨子声，连最小的同学，大家叫他“洋泡泡”的也跟大家一骨碌爬出了暖烘烘的被窝，穿上练功服，跑步上练功房。因为老师们已经那儿等着大家了。
戏曲的练早功是个传统，不管你是唱文的还是学武的，每个人都要从练腰、练腿开始，然后再分哪些人可以练“踢子”、“小翻”、“出场”等大筋斗，哪些人练“抢背”、“掉毛”、“鹞子翻身”等小玩意，从我们的长辈一直到如今的各地戏曲学校都是沿袭这个传统——练早功。这是为下一步训练手、眼、身、法、步打基础的。一进练功房，到处可见贴有“夏练三伏，冬练三九”，“若要台上显粹，就得台下受罪”等标语，虽然不太懂这些格言的内在涵意，反正进练功房就是要流汗、吃苦的。我们女生的毯子功老师是胖子李主任，他还是我们的教导主任。大家看见他上课都很乖，因为他拉开一口河南话：“谁捣蛋谁就倒霉！”尤其男生，没有一个不怕他的。
练功的每个项目都有进度，指标，女生在三个月内下腰必须要双手能抓到脚脖子。我在班上要算是排在最后的大个子了，我的腰又比较硬，心里急得要命，但不甘心落后。
李老师常给每个人轮流在他大腿上“晃腰”。这样的“晃腰”我以后几十年也没见到过。李老师支起右腿，踏在椅子上，学生把双手扬起，然后将腰部躺在他的腿上，由他把人左右晃动。先活动开腰关节，然后他一手按住学生的双膝，一手按住上肩，使劲往里送，这时自己都能听到腰部“咯咯”的关节响，疼得我们经常哇哇叫，也有人禁不住哭鼻子。我纵然觉得很疼，第二天仍要求老师再晃几次，咬咬牙，两眼盯着“台下受罪”几个字，陡然为自己能承受这种苦罪而感到自足！这样天天坚持，果然到了考试那天，我们一组14个女生，除了一个患有腰病外，全部能下腰抓到脚脖子了。
我最喜欢上“把子功”，拿着棍棒亮相时，老师常表扬我有“神”，有“脆劲”，还常常叫我上前面去站在老师的围子上领着大家一起耍花枪，我常美美地想着，今后我在舞台上一准是演“女将军”、“女英雄”的，怎么也想不到以后我竟是演与“枪”、“棒”完全无缘的女小生。
我不喜欢上“毯子功”，因为我的腰腿天生比较硬。吃了不少苦，也没有练得很好。在我们洋楼的前方，有一棵大樟树，又粗又壮，一年四季枝叶茂盛，香气满园。它像一把巨伞覆盖着小半个操场，我们常在那里遮阳和避雨。我又常采一把樟树叶当作香花插在自己的床头。天天午后或晚饭后，有不少男生拿着一根扎腰的绷带挂在树干上，另一头吊住自己一只腿的脚后跟，一面吊腿一面看书或喊嗓子，这样一吊就吊一二小时，年复一年，他们多练出了一条好腿，而樟树干上也深深凹下好几处。我几次也想去试试，可李老师见我就说：“你要先把腿压出来，才能去吊腿，不然腿要练坏的！”为此我总傻傻地站在大樟树前，喃喃的低语：“快让我把腿练出来，好来你这儿吊腿了！”多少年来大樟树就像一个巨人，每天日晒雨淋，坚毅地守卫着我们，看我们练功、跑步、练唱、排戏。闷热的夏天，它竟像一位严厉的父亲的脸，一丝喜笑动静也没有，只管监视着我们哪一个勤奋，哪一个偷懒；春天来了，它又像位美丽的母亲，散发着阵阵清香，给汗水如雨的孩子们身上洒着馨香。我时常在“她”最新的叶子刚上枝头时，开始摘几片藏在剧本里，直收到色老叶浓的一片，它原来的香味依旧令我的一个个剧本都芳香无比……
开蒙的第一折戏是《长生殿》中的《定情赐盒》。是由生、旦为主的一出群戏，写唐明皇与杨贵妃第一次见面、定情的故事。因为是由宫女、太监一起合唱“合头”，表现宫廷礼仪、规模、气氛，它也叫摆戏，没有太多的身段，由老师教我们站地位和摆场面。“传字辈”老师当年开蒙也是这出戏，可见它也是有传统的。老师说学了这出戏可以明白怎么上场，怎么下场，怎么叫“站门”、“一字摆开”、“八字队形”、“外翻下场”等等，通过“摆戏”以后再教“身、法”戏。
60个同学不分行当，每个人都要学唐明皇、杨贵妃、宫女和太监。昆曲传统学戏开初每个人都要学总纲，绝不光学人物单片。老师对每个同学的禀赋也还不了解，总要有一二个戏以后才能发现这块料放在哪一行当最能发挥他的天赋。如：异龙师兄，他就是生、净、末、丑都学过，一直到了四年后才发现他是块“丑”的料，果真一出“下山”他就出人头地了。
学的第一句唱词是“端冕中天，垂衣南面”，我们学了整整一个星期还没学会。那时没有录音机，硬是老师一字一腔地教。
昆曲的唱腔非常委婉抒情，唱词典雅深奥，喜爱昆曲的人说它像“高山流水”，说它“幽兰馨香”，“沁人心脾”。不喜爱昆曲的人说唱来唱去只听见“鸡、鸭、鱼、肉”，真是“昆曲、昆曲，困困吃吃！”
对我们这些只有初小、高小文化的孩子，当然是一句也不懂。一到下午上“拍曲”课最容易打瞌睡。老师右手拿一块像肥皂一般大的小木头，每一板，每一拍都敲得响响的。唱得乏了，眼睛不听话地闭拢时，老师便使劲得敲一下，会吓得人从困梦里惊醒。这块木头老师说叫“醒木”，专门为叫醒打瞌睡的，哈哈！原来打瞌睡的从来就有。有时一组人都倦得睁不开眼睛，老师就罚我们站着唱，唱得烦了，腻了，我们就想坏主意。
一天课间休息时，看见老师的笛子放在桌子上，不知哪个捣蛋鬼，把烟缸里的烟灰都倒进老师的笛子里去。上课时大家都不吱声，老师拿起笛子一吹，吹得一脸的灰，我们却开心的哈哈大笑。这件事告到了校长那里，结果每个人都写检查，向老师道歉。
说是戏曲学校，却对我们学文化很重视，尤其侧重古典文学。为了我们学《定情赐盒》这折戏，专请了一个编研室的老师给我们讲故事，给我们一句一句讲《长恨歌》这首写唐明皇、杨贵妃爱情故事的长诗。这节课的老师是最辛苦了。我们上午练功、基训，下午拍曲，最后上文化课。上到这一课已经筋疲力尽，肚子也饿得哇哇叫，再要听什么“汉皇重色思倾国……”根本没耐心了。老师在上面讲课，下面乱哄哄像片茶馆店，几个调皮的男生还敢在教室里跑前跑后乱窜，一次把这位身材纤细的老师都气哭了。以后教导主任李老师每节课都坐在教室后面“压阵”。一个学期下来虽还是似懂非懂，像囫囵吞枣，但故事都听懂了，每个人也都能从头至尾地背上一遍。以后除上语文、历史、地理等文化课外，还有一节“曲词解释”，把我们在学的每个戏的故事、人物及难懂的难认的字和词逐一讲解、分析给我们听。我从小喜爱古典诗词，算来也是从学《长恨歌》开始的。以后我们还争着背唐诗、宋词、古文观止，长大一些后也学四声、平仄，关起门来学作诗。只是作了一首极不象样的诗，送给了我的好朋友，谁知文革一开始就有人贴出“批岳美缇黑诗！”的大字报。我非常痛悔，不是别的，而是悔恨自己做的这首诗不像诗、文不像文的东西，还被拿到光天化日之下来，丢自己的脸不算，还丢老师的脸！
第一学期期终考了。一对对小唐明皇、小杨贵妃都到新建的简易舞台上去亮相。我全神贯注的台下看着别人考试。突然“哇——”的一声，扮杨贵妃的那位小同学涨红着脸，紧张地哭了起来。考试只好暂停。老师们都去安慰她，哄她，可她怎么也不敢再排下去，这样只好换了一对年龄稍大一点的同学上台去。谁知这两个人戏里应该“携手”、“并肩”、“对眼神”的地方，他们都不肯做出来，两人还分得远远的，只听见老师大声斥责：“手都不肯碰一碰，以后怎么唱戏！”我在一旁一字一句都听进去。轮到我上台考时，一举一动都不敢自说自话。结果第一学期考试我得了个“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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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学校给每个人做了一条厚呢的裤子，一件棉袄，一件有海虎绒领子的长面的大衣。星期天回家穿了一身新衣服，妈妈摸着我的新大衣称赞说：“兄弟姐妹中你第一个穿上了大衣！”我心里好高兴，对新的生活非常满足。
我们好多同学都从没穿过呢裤子，怕自己个子长得快，多要求做得长一点，有的长出好几寸，让妈妈把裤筒卷了好几层。每次穿上都像过节似的，穿后又都整整齐齐的叠好放在枕头下面。有位同学这条裤子一直穿了二十多年，到七十年代还保存得好好的。
一周繁重的练功、学习后，我们最期盼的是周末到来。因为学校校规很严，除集体观摩、集体外出洗澡外，不准私自出校门，不准吃零食。这天晚上，大厅的桌上放了许多糖果、瓜子、水果等，边吃边看我们自编自演的武术、舞蹈、相声、小戏等。我从小喜欢跳舞，也喜欢编舞，不久我便当上了我们自己办的“六·一”舞蹈团团长，每周都忙着为这个周末提供节目。有时还有猜谜会、朗诵会，也有老师、辅导员给我们拉个二胡、唱个歌什么的，最后总是一块条集体舞。现在戏曲学校的杨校长，就是当年我们少先队的辅导员，他没比我们大几岁，每次都是他带着我们游戏活动，一玩就玩到11点多，因第二天是星期天，可以惬惬意意睡上个懒觉。
学校赶在“六·一”儿童节前给每个人做了一件乌克兰式的白衬衫，女孩子每人一条花格子裙，男同学一条蓝色西装裤。第一天穿上花裙子，一个个女孩子像花蝴蝶一般在练功的大镜子前照呀，跳呀！开心极了！我们穿着一溜整齐、漂亮的服装外出，路人都向我们行注目礼。一天我清楚地听见两个人在议论：“这些小孩子穿得一模一样，是不是孤儿院出来的？”“不要胡说，他们是周信芳、袁雪芬办的戏曲学校的学生。”
创办华东戏曲研究院昆曲演员训练班初期，周信芳、袁雪芬都是名誉主任。我们很多人都不知道什么是“京戏”，什么是“昆曲”，但我们的家长几乎无人不知大名鼎鼎的周信芳、袁雪芬！所以在我们心目中他们的形象是很高大的。每次他们来学校，大家都以崇敬、羡慕的眼光盯着他们，我觉得他们像是半天中的神像，那么崇高、那么绚丽，痴痴地梦想着哪一天，外也能想他们那样成为众人喜爱的好演员……
我们昆曲大班的同学，出身艺术家庭的人极少，从“先天”讲好像缺少些基因，但从后天来看真是“得天独厚！”
在我们踏进艺术的大门时，就被五彩缤纷的“世界”闪耀得目眩心醉了。我们几乎每周都要看二三场戏。五十年代初，正值百废俱兴。戏曲艺术经过了二三年的戏改，正处在一个上升时期，除了各剧种一二个国营剧院、剧团外，还有不少公私合营的剧团。上海的舞台异常繁荣，家家戏院每晚都亮着霓虹灯，每晚都有名演员演出，又时有新戏推出。
就说上海人民艺术剧院吧，那时他们演的《难忘的岁月》、《枯木逢春》等等几乎每出新戏我们都是第一批观众。看了戏回来就模仿，为此我们自己的周末晚会不断会出现越剧《拾玉镯》、京剧《猎户记》等等。正当我们渴望领略广阔的艺术天地时，适逢华东地区六省一市戏曲观摩演出在上海举行。这是一次盛况空前的演出，会演历时一个多月。有京、昆、越、淮、沪川、扬、黄晋等十几个剧种，有言慧珠、李玉茹、严凤英、郭凤莲、王少舫、尹桂芳等几十位著名演员参加演出，献演了近百台的好戏。这次会演规模之大、之深，都是空前的。有幸的是给我们这群孩子赶上了，对我们来说，这次观摩不仅称得上是一次“启蒙教育”，而且对我们今后几十年的艺术道路无不有着深刻的影响。
几乎每天都有十几辆三轮车排成一条长龙，每辆三轮车上，有的三个人坐，两个大同学中间坐个小同学；有的一辆坐四个人，那就是坐着的两个抱住坐在膝盖上的两个，从华山路一直往东出去，总会招来许多路人的止步回首，惊异惊叹！
前来观摩的人更是天天挤得水泄不通。我们时常被安排在三层楼包厢里看戏。虽然望下去舞台小得像本连环画一样大，但看得很清楚。记得言慧珠的《宇宙锋》我就是坐在三层楼看的，她一出场的亮相、走动之美，我现在还能回忆起来。
三楼的观众最欢喜叫好，因为底层的前座常常是领导、专家们坐的，后座和二楼的观众也都是同行和真去看戏的。三楼的观众看热闹的多，因为他们远离那些层次高的观众，所以要“叫好”、“捧场”在三楼座位上能随心所欲。
凡是听到叫好，我就想一定是名演员上场了，那时除了周信芳、袁雪芬的名字外，其他名流几乎一个也不知道。听到有叫好声，便立即专心去看了，这样一个一个好演员，他们的艺术连同名字都深深印在我幼小的心里了。
好戏太多，剧场只能安排早、中、晚一天三场的戏。我们也就跟着一天看三场。
学校还把两顿饭菜送到剧场来吃。那个高兴劲啊，休息是楼上楼下只听见我们的叫声、闹声，每天看什么戏就学什么戏，有使不完的精力。那天看了黄梅戏回来的路上，不知哪一个扯起嗓子唱道：“丢下什么子？发了什么芽？”马上就有人接着唱：“么秆子么叶开的什么花？结的什么果？发的什么芽，此花叫做阿得阿得哙，得哙得哙得哙哙啥哙，叫做什么花——”夜深了，静静的马路上，只听得我们一路唱，一路笑，笑声想银铃般响亮，传得好远，好远……
经过第一次的汇报考试，每个同学都亮了“相”，老师心中也粗粗有点底、开始酝酿着因材施教、分行归路。因为经验证明“行当”选准了，才能练适其才，事半功倍，点石成金。
根据当时的昆曲教研组老师的力量，分成了老生、老外、小生、武生、花脸、小丑、五旦、六旦、武旦等几个小组。昆曲分行极细，这是因为“传奇”时代角色行当条列井然，昆曲在最盛时期分行、规范标志为：老生、老外、冠生、小生、大面、白面、二面、小面、老旦、正旦、作旦、刺旦、五旦、六旦等行当，还有杂扮（就是群众角色），统称为十八领网巾，各有应工戏、对子戏。
都说昆大班同学的“奶水”吃的最足，也就是根底比较扎实，这话确实不假。“昆曲演员训练班”在1955年改为“上海戏曲学校”时，已经集中了最强的师资力量。尤其昆曲“川字辈”的沈传芷、朱传茗、张传芳、华传浩、郑传鉴、方传芸、周传沧、薛传钢、王传渠都已到校上课，不久又把远在四川的倪船钺、马传菁、邵传镛等几位都请到戏校。生、旦、净、末、丑各行齐全，并又有京剧名家陈富瑞、松雪芳、李君庭、盖春来等来教昆班的花脸、武生、花旦。
昆曲在解放前已濒临绝境，没有一个专业剧团了，只有一个“国凤苏昆剧团”在杭嘉湖一带水路上演出，偶然演几折昆剧。绝大多数当年“传字辈”的名角，因“仙霓社”的几经起落聚散，挣扎到最后，蛋打鸡飞，各奔前程。不少人被迫改行，有的流落街头，穷困潦倒。例如：小生赵传君最后猝死街头，暴尸于无主坟地。有的做工做茶房，有的靠摆测字摊、写书信糊口，只得半饥半饱度日。有的从早到夜，手拿一根笛，穿街走巷，去到曲舍人家家里教戏，不但脸上赔着笑，眼泪往肚里咽，还很难养家活口。就连朱传茗、华传浩、郑传鉴等顶梁柱，也因没有自己的剧团，只好在京剧、越剧、舞蹈等其他剧种做技导、教身段，传鉴先生当年就在上海几个越剧团里当技导，传茗先生则在京剧名角家里说说戏，都有一种寄人篱下的凄凉感。
解放后，招收了第一班昆曲接班人，他们都被学校以高薪聘用，好几位老师一下子加了好几级工资，他们顿时摆脱了穷困，甩掉了失业和病苦的威胁。有的老师还当上了政协委员，当家作主地培养昆曲自己的接班人，一种使命感和责任感，令这些正当壮年的“传字辈”先生激起一股无比的热情，看见我们这群天真的孩子，直呼为捏出来的“粉人儿”，喜欢得不得了。
我一开始被分在朱传茗老师一组学五旦兼青衣。朱老师是当年“仙霓社”大红大紫的头牌旦角。我们看见他时，是又高又瘦的四十好几的大男人，过分大的鼻子，一双大眼睛又深陷在高高的眉骨下，很难想见他当年的风采了。
他走起路来脚后跟下地很重，很远就能听出他来了。朱老师为人磊落坦诚，对待昆曲事业就像一步一个脚印那样认真执著。他疼爱我们这班学生，远远超过对自己的子女。一大清早就听见他“咚咚”上楼来了，茶也来不及呷一口，就给我们吹笛，大家排着队一个个唱，一个个吊嗓子。
我们一组的有张洵澎、华文漪、王英芝、杨春霞、蔡瑶铣、王君惠、顾凤莉、黄美云、周雪文、谭锦蓉和我十多个人，数十年后这些人一半以上都成了名演员，高级讲师，荣获过梅花奖、表演奖等等，这些人的成长和成材，首先要归功于朱老师的基础教育。
当年这些学生的天赋条件真可以说是百里挑一的，要扮相有扮相要嗓子有嗓子。例如：张洵澎自小长得凤眼樱唇，神采照人；华文漪、王英芝秀丽高雅，杨春霞、蔡瑶铣委婉娴静，都有窈窕淑女的气质美。
老师一看见这班学生就咧着嘴笑开了脸。然小孩子总归还是孩子气，时常上课时间长了就不耐烦，想出各种花样要老师请客。天热了要老师买冰砖吃，天冷时要老师买糖吃。当时的“益民太妃”糖我们认为最贵最好吃，朱老师特地去南京路买了来，怕给旁人看见，把糖放在雨帽里，再用雨衣盖着，自己淋着雨进学校，我们一哄而上，一抢而光，而且非要吃光后才肯继续上课。不想，第二天给花旦组同学知道了，她们也闹着要传芳老师买糖，传芳老师被同学缠得没办法，只好也去买了两糖斤来才算了事。
戏曲教授是以老师口传心教，学生心领神会代代相传的。昆曲的表演讲究一招一式，一颦一笑的准确性。
朱老师有丰富的教学经验，他的学生遍及许多剧种。当年在教我们的同时，就常有一些名演员来向他学戏，如：红线女、言慧珠、李玉茹、梅葆玖等人。他通过一出戏的反复示范，对我们无数次的训练，使我们对于花旦的兰花指法、提腕、收胯、领神以及腰左右前后成轴心的扭动等手段的要领都能基本掌握。他上课时，经常在走廊上都能听到他扯着嗓子在叫“拎腰！”“眼神！”“提气！”。记得一个小同学眼大无神，眼皮常常往下搭，尤其一折《刺梁》，是表现一个有杀父之仇的刚烈女子，不仅是怒火满腔，更要从怒目圆睁的眼神中闪出杀气腾腾的样子。一天朱老师急得用杆一折两，撑起她的眼皮，嘴里还叫着“眼神亮出来！”大家都看傻了，都不由自主地瞪起了眼睛。次后看见朱老师的脸，立即会下意识地“提气”、“拎腰”、“眼神亮出来！”，这是条件反射，也是他老人家独家教学方法。他常说他们小时侯练眼神，为了练得不眨眼，在张目时用冷水泼眼睛，现在不能用这一套了，现在的戏曲学校没有打罚学生和不文明的教学方法了，但是眼神还是靠练出来的。这以后我天天清晨起来，一边练嗓子，一边练眼神，远看高处一缕袅袅青烟，近看树叶上的切脉细茎，为了练出“神”来，我几次用眼睛去看太阳，直射得眼泪直流，心里还真着急，我想舞台上的灯光就像一只只小太阳，我看太阳要淌眼泪，那么到舞台上怎么办呢？
朱老师不仅要求我们要有“眼神”，还要求有“眼锋”，要眼睛会“交流”、会“讲话”……为此我们都琢摸着自己一套练功的方法。
朱老师教的戏我们记得最牢，每个身段不但交代得清清楚楚，而且这一身段必须落在哪一腔上；眼神必须交代在哪个板眼上；那一个脚步必须踏在哪一个唱词上；那一句白口必须走到什么地位上，都一丝不苟，真可谓精心细作。以至几十年后的今天，他教的戏、他在戏中的要求，我都还记得清清楚楚。]
我自小很要强。同学们个个长得聪明出挑，相比自己的条件哪样也不比别人好，上课轮到我排戏的机会也不多，经常是坐在一旁看别人排。但是我很用心。老师一个细小的神气，一个扭动的劲头，我都看得很清楚，都记在心里，下课后就找一间空的教室去练。
记得我们第一次演出是参加浙江昆苏剧团在南京演出。大概是依次昆曲会演吧，我们昆曲班带了两出戏去，一出《出猎》，一出《花荡》。那年我学会了《出猎》中的李三娘，朱老师逢人就夸我“会演戏”、“稳得住”。所以这次由我饰演李三娘。
那年我只有15岁，而女同学中我是长得最高的一个。不想一到后台浙昆的老师和演员都涌上来，欢喜得不住摸摸我们的头，摸摸我们的脸。有个演员干脆把“咬脐郎”抱在怀里，像抱个布娃娃似的，我也被抱到衣箱上坐着，由老师给我化妆。
《出猎》是出娃娃戏，因为我们年龄小，老师也煞费苦心，想出适合我们小孩子演的这折戏。这是传奇《白兔记》中一折。是述说咬脐郎在打猎时追赶一只白兔，一直追到他出生地沙陀村，遇见李三娘赤足蓬头在井边汲水，母子相见不相识的一段戏。演咬脐郎的郑亚庆，人虽小但神气十足，演得活龙活现，为此拿这出戏作为昆班第一次亮相，得到行家和观众的一致称赞。但谁也没想到，这个李三娘以后竟改唱了小生。
我第一次演李三娘，穿着黑色褶子，外面打个白色腰包裙，老师再三提醒腰包裙要打得紧些，才不会掉下来。这使我记起了第一天进学校，那天看老师们演出《断桥》时，为什么我们又笑又吵，就是那个白娘子扎在胸口的大裙子（腰包裙）一直在往下掉，白娘娘就用膀子挟着，还不时往上拉，他拉一下，我们就叫：“落下来了！”
边叫边笑，这印象太深了！以后才知道，这叫台上“出洋相”。《出猎》中的李三娘是受苦妇女，所以也要打腰包裙，我怕出洋相，请老师一定要扎得紧些。岂知这就是没有一点舞台经验，腰包在胸口过分扎进，时间一长，气也透不过来，呼吸也受到阻碍。再加上初次“贴片子”，一股又酸又难闻的味道，直刺鼻子，脑门。“水片子”是用头发做的，每次都用有粘性的“刨花水”来梳理，梳好后又亮又软，可以按各人面形贴出自己喜欢的脸形来。像我是个小圆脸，老师总给我拣一副阔些的片子，才能把我的脸贴出个小长脸来。但这些头发做成水片子后，除了用刨花水梳理外，从此也不再用水和肥皂清洗了，多少年多少人用过，上面沾满了汗水、胶水，一贴到脸上就有一股难闻的味道，令我一想起来，就好像又闻到似的。
&&&第一次登台，非但腰包裙把我扎得气都透不过来，片子的怪味一阵阵熏得我头晕目眩，神经高度紧张，只怕忘记台词。有的平时再熟也不能熟的唱词，都能倒背如流，竟会在一霎间，在二三秒钟内一个字也想不出，真急得一身冷汗。第一次登台的辛苦紧张是有生以来第一次，然而踏到舞台上的那种兴奋和“目空一切”，也是有生以来的第一次，令我们演完后还激动得又闹了整整一晚。
这次演出回来不久，突然接到一个非常重要的演出的任务。
这天我们急急吃了早夜饭，来到中苏友好大厦的友谊电影院。这是新建成的洋式大厦，也是当时上海独一无二的新建筑，就是以后改名的“上海展览馆”。
一走进热烘烘的后台，因暖气开得很足，与外面刺骨严寒成了极大的反差。老师们赶紧给我们化妆。大家心情非常激动，都在猜测着，今天会是哪一位首长来看戏。
可是开演时间过了半小时，还不见催场，大家心里都很焦急，既有“等待”的急噪，又有怕出事故的担心：因为我们的头都已经扎好了，为了怕台上掉盔帽，所以都扎得比往常紧，时间一长，有好几个人已经在叫头疼了。我胸口还打了一个大腰包，觉得又闷又重，气也透不过来。我坐在化妆镜前，朱老师不时走过来对我说：“再背一遍，千万不要忘词！”我紧捏的手心里都是汗，脸上感到一阵阵升火的发烧。本来已经紧张的心跳得越来越快，越来越响，被朱老师这么来回叮嘱，我已紧张得坐立不安了。心想：“今天要是唱不好，朱老师一定要骂煞我了！”那时戏唱得好坏，确实是为老师唱的。我闷坐着，担心得连台下一阵阵热烈掌声都没有领会过来。
“毛主席来了！”“快准备上场！”谁也没料到今天是毛主席来看戏！我们是开锣的第一出戏，朱老师急跑来给我把服装整理一下，搀着我来到台侧，一面还问我：“嗓子喊过吗？”我来不及地点头回答，这时已经打着该我上场的锣声了。
我的心仍然猛烈地跳着，但是强作镇静，缓缓出场。跟着笛子声我唱道：“别人家兄嫂有亲近……”觉得嗓子好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使劲提气想唱响一点，不知怎地声音就像从夹缝里出来一样，细细的，怪怪的，“嗓子哑了！”当我意识到，吓得心都凉掉了，只听得侧幕旁朱老师声音：“唱得响一点！怎么搞的！”我急得眼泪差一点掉下来。
一段唱完，我试着清理一下嗓门，期望声音会有好转，不想一开口依然是细细的，怪怪的。这时我脑子里渐渐清醒一点了，把全部精力花在每一个动作上，想尽量弥补嗓子上的不足。当演到我与咬脐郎交流时，突然觉察到扮咬脐郎的演员神色有点不大对劲。平时他神亮的眼睛这时怎么混混的，像要打瞌睡似的，而且也不与我交流，我心里好生奇怪！果然在下场前只听得“哇——”的一声，台上和台两旁的人都惊愕地看到台上的红地毯上已吐了一大堆污物。
舞台上最怕的就是头上这个“箍”，我们常比作“金箍咒”，这个味道外行人是体会不到的。因为无论是生是旦，头上第一道是吊眉毛，用网子使劲把眉毛吊起，第二道是贴片子，以后用水纱扎紧，再围上“大头”，“线尾子”，然后是戴上头面，单单头上足有三公斤重，生角虽不贴片子，但网巾水纱扎紧后，也常常耳朵像聋了一样，听不大清楚，如果要戴分量重的盔头水纱网巾要加厚加倍扎紧，这扎紧的部位很重要，经验不够，常常会当场呕吐，就是有经验的演员，因为各种原因，或身体欠佳，也会碰到这种情况，我有时痛得直冒冷汗，头顶部回顿时冰冷冰冷，心跳也会加快，人就像腾云驾雾一样。大人尚如此，不要说当年我们这些完全没有舞台经验的孩子。
我走下台时，满头是汗，手脚却冰凉。自己怎么也想不通，方才我的声音还是好好的，怎么一下子会哑得出不了声。低着头像犯了错误似的。越是想今天演得好一点，不想事故越是出了这么多，心里有说不出的懊恼！只见朱老师两个眼睛瞪着我，我正准备他劈头劈脑一顿骂，不想他对穿服装的老师说：“这后台的暖气开得太足了，外面冷，里面热，一冷一热小囡没有经验，嗓子一下子被闷住了！”原来我的嗓子是这个原因才突然哑的！这几句话虽然朱老师是在对别人讲，但我已听明白老师在安慰，一下子憋不住反倒哭起来了……
演出结束，我们都到舞台上去谢幕。只见毛主席从座位上站起来，啊！好高好高一位巨人！他慢慢地走到台前，微笑着向我们挥着手，我睁大着眼睛，惊喜地喊着：“毛主席！毛主席！”我觉得他朝我看了一眼！我们都拥到台的边上。好一会儿，他转过身去，向着全场的观众挥手致意，久久的掌声和欢呼声，把我刚才的眼泪和担忧驱散得无影无踪……。
一出《游园惊梦》，我由旦行改唱小生，昆曲也由此开始有了“女小生”。我曾经真想过如果当年我没改行小生，依然在旦行学戏，可能今天不会再在舞台上了。因为那时我们旦角组人才济济，我极可能会被淹没其间，难以成材。也可能改学编剧、导演、美术设计等等，但不知会有什么结果？因为我改行小生，此生才有幸立身俞门，又遇到沈传芷老师这样的严师慈父，让我接触到众多的昆曲剧目和表演艺术，在这五光十色的艺术世界中，令我目不暇接，欢欣鼓舞。昆曲像一座灿烂的宫殿，上下五百年的历史，使它金碧辉煌。它精湛的文化内涵，典雅的曲调，昆曲小生的温文儒雅，清新潇洒的风格和特有的书卷气，还有戏剧人物中的忠厚、善良的品性都深深陶冶了我，我深信在我的天性中有与昆曲小生相近的秉赋。我深深地钟情于昆曲，视为毕生的事业，使我耐得清贫和寂寞，甘为它“从一而终”。转眼二十多年一瞬间，纵然昆曲事业举步艰难，我自己的艺术道路也曲折坎坷，但是每想起我当年的改行，竟是因为一次那么偶然的机会，却改变了我一生的道路，这不能不说是“缘分”。
1957年，进戏校学艺已经四个年头了，我在朱传茗老师那儿已学了不少戏，尤其是《断桥》、《游园惊梦》这些传统名剧，无论是唱腔还是身段，令我非常着迷，我做梦都想着哪一天能上舞台去演一演这些佳人。但是朱老师总是叫我配小青儿或春香，而白娘子、杜丽娘这类闺阁千金似乎与我无缘。我常常暗自生气，怨自己长得不俊不俏，不像那几位小姐妹都是天生犁质。在课堂上除了配小青儿、春香外，有时老师也叫我站站“许仙”、“柳梦梅”的地位。因那时每组都分开教戏，待到戏的单片全部学会后才几个组在一起合拢。为此小生组不来我们课堂时，朱老师常常叫我站站小生地位。我很长心眼，老师教的一出戏中三个角色，对这三个人物的唱腔、动作、地位我都记住了。这样我反而比别人排戏、上台的机会多。朱老师很赏识我，不仅要我和同组同学配戏，有时还叫我为言慧珠校长配戏。
当时才三十多岁的言校长，不仅艳丽得令我们这些女孩子眼花缭乱，而且她那份“坤旦皇后”的气派，也使我们羡慕不已。能为她配戏真感到万分幸运了。1956年那次，俞振飞、言慧珠校长要去同济大学演出《断桥》，分派我演小青。朱老师用了一个下午的时间为我单独加工。他表扬我演小青有“狠劲”，会“演戏”。我在台上就一直记住老师说的“狠”和“戏”。不想演出后，俞、言两校长都很高兴，说：“这孩子在台上不慌不乱。”过了一天，朱老师笑嘻嘻地对我说：“同济大学的陈从周教授看了戏，写信给俞校长说你这个小青儿演得‘恰到好处’。”我心里好高兴，陈从周是谁那时我并不知道，但从此也就记住了唱戏要“恰到好处”！
&以后我还给言校长配过全本《牡丹亭》的春香。三十多年后，在朋友处看到大百科全书中竟有一张言校长和我的“游园”剧照，还是彩色的哩，看着那个胖胖的、规规矩矩的小春香样子，连自己也忍俊不禁！
就是那年秋天，俞、言校长随上海京剧院赴北京审查剧目，准备参加中国艺术团赴西欧演出。同时把我们昆曲班的八个女生、二个男生一起带到了北京。女生主要去跑宫女，扮花神。由于朱传茗老师要担任俞、言校长的笛师，所以让他组里的学生洵澎、文漪、春霞、英芝、君惠和我，再加上谷音、芝泉，她们两人当时都被老师看作是好苗子，一起跟着去开开眼界，见识见识。还有一个净角方洋，一个笛师顾兆琪。
这一群十七八岁的孩子，像小鸟飞出了笼子。第一次来到北京，开心得像麻雀到处叽叽喳喳，没完没了的唱啊，笑啊，玩啊！不料当时文化部门的领导夏衍、周扬等知道上海来了一批唱昆曲的小孩子，就把俞校长找去，问俞校长这批孩子能不能演一台戏给他们看看？俞校长一口答应，马上和朱传茗老师商量后，开出了戏单。有《挡马》，由王芝泉扮杨八姐，上海京剧院的武丑配焦光普。王芝泉那时的武功就是最棒的，她的两条腿又软又有力度，两腿一抬就可以抬到耳朵旁，她的这出《挡马》从一开始演到几十年后，真可谓唱一次红一次。《断桥》由华文漪扮白娘子，王英芝扮小青，许仙是当时京剧院的小生黄正勤。文漪从小扮上戏大家都说她像梅兰芳，她第一出戏就是《断桥》中的白娘子打响的。《山门》由方洋扮鲁智深，《游园惊梦》由张洵澎扮杜丽娘，，梁谷音扮春香，张洵澎是传茗先生最得意的门生，她十六七岁时演的杜丽娘，那股气质、神态，令言校长都拍案叫绝！当时就缺一个小生。有人说：叫岳美缇反串！说者无心，听者有意，朱老师立即和俞校长商量，便来找我谈话，要我反串《惊梦》中的柳梦梅。我很紧张，不敢演，俞校长一旁听我说：“我从没穿过高靴，台上跌交怎么办？”俞校长立刻就去借了一双高靴来给我练功。第二天一早便开始一招一式教我。晚上又看我在他房间外走廊的地毯上来回练台步。但我还是很拘束。俞校长那时不仅是一校之长，又是声震遐迩的艺术家。我除了学，一句话也不敢讲，他好像看到我的心里那样，耐心地把抬手动脚的要领一一讲得很清楚。还对我说：“眼梢要带手！”“水袖要用腕子劲！”“膝盖不要发直发僵！”他认真又严格，完全不是把我当作客串演演玩的。我也感到俞校长对我的信任和鼓励，为此我早起晚睡，利用休息时间，在三天中把这折戏学会了。
演出那天，梅兰芳和周扬、夏衍、齐燕铭等文化部领导人和北京文艺界的许多名人都来了。俞校长忙前忙后，又怕我紧张，不时过来看看我化妆，告诉我在眉中心打一个月牙印堂，他说：“这是小生的标记。”当俞校长看见我穿着比我脚要大出许多的靴子，立即把自己的羊毛袜给我穿上，帮我把水袖整理好，一直领我到台侧的上场门等候，轻声地提醒我“不要紧张，把嗓子放开！”从我踏出台口，直到我走下台来，将近二十分钟的戏，俞校长一直在台的侧幕旁看着。我第一次扮小生，头上被水纱扎得晕乎乎的，脚上又登了一双厚底高靴，真像腾云驾雾，只觉得伴奏的笛子声音是从很远很远的地方飘过来的，台下一片漆黑，什么也看不见，直到我看见俞校长笑眯眯地走到我面前，听他说：“今朝蛮好！”我才像从天上落到地上清醒过来，终于透出一大口气来！
这场戏演完后，可把这些爷爷奶奶们高兴得什么似的，上台来拉着我们一个个的小手说道：“这班小家伙真灵光，一定会出几个小言慧珠来！”虽然这么表扬了大家，但决定不让我们随团出国了。“出去半年把孩子们的练功学戏都要耽误了，赶快送回上海！”这样，我们在北京耽了一个多月，又回到了上海戏曲学校。
回来不久，一天朱老师突然找我谈话，他说：“你唱小生条件不错，改唱小生好吗？”我马上敏感到是老师不要我了，一种被人嫌弃的自卑感重重地压在我的心上。我又难过又生气，“我不改！”强硬地回老师。朱老师好声好气地说：“你在北京唱的《惊梦》小生不是蛮好，为啥不肯改行？”我听到“改行”二字很刺耳，好像总是学得不好，没出息的人才面临“改行”。当时，虽然只有虚岁18，到底在戏校坐科已有四年了，听到、看到的也不少，自己也有自己的主见：“现在解放了，除了越剧还有女小生，别的剧种都没有男演女角，女演男角了，我唱女小生不会有前途的！”当时我们戏曲学校已招了一班越剧班，就是史济华、刘觉他们一班，正在培养男女合演。朱老师讲不过我，便把昆教组组长沈传芷老师找来。沈老师是教小生的，他很耐心地问我：“你是不是不喜欢唱小生？”我很为难地说：“我欢喜唱小生，但是同学们都是男演男，女演女，为啥就我一个是女小生？”沈老师说：“因为你们已是四年级学生，应该实习演出，但男小生现在都正在变嗓期，很多戏没办法演，你马上改行，不少生旦戏就可以演出了。”沈老师用“能多演戏”来打动我。但我想别人都打了四年的基础，我现在改行，一点基本功也没有，怎么赶得上？以后男生嗓子变好了，说不定还会要我再改回来呢。为此说什么也不肯改行。当时从周总理到社会各界普遍认为男演女、女演男是旧社会残存的畸形现象，对我确实有心理压力。但那天我听说周玑璋校长知道我不肯改行，非常生气，我心里很害怕，又感到很委屈，苦苦想了两天，鼓足勇气写了一封很长的信，寄给在北京的俞校长。
十七八岁的年纪，不知天高地厚，把怨气一股脑儿地写在信上。从我跟俞校长学戏的几天中，我由衷地产生对他的信任和尊敬。果然，没过几天我就收到了俞老师从北京寄来的厚厚的一封信。我又惊又喜，一个人悄悄地躲在三楼的晒台上，好像是决定我命运的时刻，慎重而担心地把信打开。不想俞老师用毛笔密密匝匝地写了三张纸。他首先就批评我：“老师们苦口婆心的找你谈，是为你的前途着想，你的固执使朱、沈老师很生气！”接着又表扬我：“这次你反串的《惊梦》我很满意，你的抬手投足都好，唱念也好，你有唱小生的条件，要你改唱小生，是我的意思，我一定会对你负责到底的！”后面几个字还在下面画了好几个圆圈。他又举例说：“孟小冬是京剧女老生，现在她在香港，如果她要回国来，你看会如何轰动！这就说明艺术到了顶峰是否定不了的！”信的最后写了“祝你勇往直前！”几个大字！
我年轻的心被俞校长这封坦率而热情的信深深打动了，“原来是他要我改行的！”这么一个大艺术家，答应对我一个毛丫头负责到底！此时我感到从未有过的高兴和放心，顿时心中像被朝阳照得透亮、透亮，我看清了自己要走的路，认准了方向，似乎也看到了鲜花盛开的前景，我为幸运的突然降临而欣喜若狂！
反反复复不知把信读了几十遍，一字一句都咽了下去，装在心上，就此我决心改行小生，立即走进小生组的课堂。这封信我一直珍藏在日记本里，以后在学习上遇到什么困难，碰到什么不痛快，就拿出来读上几遍，心里便甜甜地升起希望和信心......
俞校长没有失信于一个小学生，他不仅亲自教我唱曲子，教我身段，还教我做人。从他给我的第一封信开始，以后若干年中他极有耐心地经常和我通信。在那年代，他的演艺活动、社会活动都很频繁，经常要去外地，一去就是一个月、两个月的，为此他就常在信中给我上课，在信中给我说腔、说咬字、说戏、说掌故，和我谈思想、谈人生。并鼓励我给他写信：“不要怕写不好，想到什么就写什么，有什么不明白就写信来问。”我每次去信，他总是有问必答，有信必复。
记得有一年，我们排演《红楼梦》，我演贾宝玉，但在念白中尽都是“林妹妹”、“宝姐姐”、“二嫂嫂”、“老祖宗”等这些以前韵白中从没念到过的字，很难念准，念不好一会儿像越剧，一会儿像普通话了。我便写信请教俞老师。很快收到了他的回信。厚厚的一叠，好几张纸，原来俞老师将我提出的六七十个字和词，重新列了一张表，如“林妹妹”的“林”是阴平，“妹妹”是两个去声，“宝姐姐”是三个上声，将每个字都用红笔标了声音高低的各种符号，标清每个字的四声阴阳，同时还把韵白中凡是遇到两个平声、两个去声怎么念的规律，又写了一张表：“两平作一去；两上作一去；两去作一平。”列举了几十个例子，要我学着“对号入座”。他还说：“我这辈子演过许许多多帝王、才子，就是没演过贾宝玉，所以这些难念的字，我也须仔细研究一番，等我回来，再和你一起琢磨琢磨。”
六十年代初，《墙头马上》一剧要去长春拍电影，俞老师要离开我们五个多月，比任何一次出门时间都长。他像父母远行答应儿女那样：“有空就给你们写信。”这样几乎每个星期都能收到他的来信。他从拍摄电影中遇到的艺术处理和人事矛盾的苦恼，讲到他当年在程砚秋的鼓动下毅然“下海”唱京剧；又从以前昆曲巾生的台步叫做“一只脚”，即步子走得很小很小，迈似旦角步子的传统技法，讲到昆曲前辈沈月泉身上有一种与众不同的气质给他的影响，因此他在身段、台步上会有所变化…。他的信写得很形象又幽默，读他的信就像看了一个精彩的故事，使我浮想联翩，深深印在脑海中，几十年也忘不了。当时我很想知道《墙头马上》的电影与舞台剧有什么不同？俞老师便不厌其烦地将电影改编时增加的唱段和他自己动手谱写的几段曲子抄了好几页给我。每当我掂着超重的信，心想一定老师又寄好东西来了！为了让我先睹为快，俞老师设法把拍摄中多余的胶片先寄给我看，又告诉我每一场他穿的什么褶子，头上戴的什么巾子，用了什么颜色，绣的什么花纹。还问：“你以为如何？”
从我学小生开始，俞老师就成了我心目中的偶像，他那尽善尽美的艺术形象，和他那像艺术一样臻于完美的人格、戏德，常令人敬而畏之。但我感到俞老师从不把自己高高挂起，他从没有“师道尊严”那副冷面孔，他一直提倡“尊师爱生”，他很平等地和我这个小学生敞开思想，所以一向拘谨、胆小的我，在可敬可信的老师面前，什么想法都敢披露。
我每次给俞老师写信，就像做一件很大的事。因为我们这些进戏校前只有高小文化的学生，写封信是很费力的，给一个有学问的人写信就更感到费力了。时常草稿要打上好几遍，不会写的字、词都要查字典，平时把学习、生活中遇到的问题，事先记在一个小本子上，免得写信时丢三落四…，每封信都会写上三四张甚至六七张纸，真比做一篇作文还认真，还辛苦。
为了给老师写信，字也一定要写得好一点。写得不满意的信封、信纸也不知丢掉多少。因为俞老师不但信写得好看，而且他的字又很漂亮，他曾经告诉过我们，他9岁就给人家写对联了。他要求我们也要从小练字、读书。他说：我们唱小生的，在舞台上就是演书生、才子，如果胸无点墨的话，怎么会像一个读书人呢？听了老师的话，我在学小生的同时就开始了练字、学画。
因为崇拜俞老师的艺术，连同他的字也崇拜起来。一次俞老师发现我在信封上写他的名字，学得很像，我只好吐露真情，因我常拿着他给我的信当着字帖来临摹的。他生怕我走哗众取宠的捷径，急着说：“我常常写得很乱，你还是多临赵雪松的帖，我是写赵字的…。”虽然这么说，他以后仍常用毛笔回我信，告诉我练字要多看好的字帖，还把字的比划前后分解给我看…，我知道他很理解孩子的心。
虽然俞老师行政工作、艺术生活都非常忙碌，但他却一直挂念着我们这些学生，尽量挤出时间来给我们写信。一次他在信中说：我们上课的时间有限，你们可常到我办公室或家里来，我们可以多唱唱、多谈谈，可以多熏陶、熏陶。还说：“课堂上的学习，是学不到十分之一的。古人曰：近朱者赤，近墨者黑。”那时我也不懂怎么叫“熏陶”？就认为老师欢迎我们去，我就大着胆子去。以后我时常晚饭后跑到老师家，等他们吃完了饭，俞老师就给我拍上几遍曲子，《拾画叫画》、《三醉》、《闻铃》、《辞朝》等《粟庐曲谱》上的小生唱功戏，一出接一出，一段又一段地给我拍，每拍一遍，总要指出二三处的润腔唱法和字的头、腹、尾。他从不是一下子倒给你，而是今天讲一点，明天讲一点，这样日长月久，潜移默化地让你熏出昆曲的韵味来。有时下午没有课，我也会去老师家。这时他和言校长总是在吊嗓子、练功或排戏，我就在一旁认认真真地看。有时我看见俞校长一个人在办公室，就悄悄走进去，叫他一声。看见我去，他必招手说：“来，来，我们来唱两遍。”有时我看见他要写东西，就过去为他洗笔、磨墨。他看见学生主动去找他，从来是和颜悦色，临走时总加上一句：“明朝有空再来！”他那笑容可掬的样子，满脸父辈的慈祥，在我心目中，他是那么可敬可亲！
有一次他因外出时间较长，我们都伸长脖子在等他。他在来信中深情地写道：“离开上海很久了，十分想家，学校就是我的家，我没有子女，同学们就是我的子女，我想家，更想念我的孩子们。”俞老师平时感情很内含的，他的字里行间充满了对昆曲、对我们真挚的感情，这以后，我们与老师更加亲近了。
现在我自己也有了学生，但时常因工作和演出，上课时间不能保证，心里有内疚，很自责，常常会想起当年俞老师给我们上课的情景。他不仅给我们上课，还花这么多时间来给我们写信，从1958年至1966年八年中，从来没有第二个人给我写那么多信，且写得那么好！在我困惑、苦恼、欢乐或忘形时，这些信都给过我警告和鼓励。俞老师真实的内心、豁达的人生态度，都曾给我很深的影响，以至改变了我的性格和脾气。在信中他常谈文学、美术、音乐和艺术的相互关系，他那多方面的知识和修养令我十分敬羡，我要做个像俞老师那样的人！那时，心里充满了对事业对人生的美好憧憬。
中国的传统戏曲到了我们这一代，仍然还是口传心授的承袭方法，我深信这是因为传统艺术除了手、眼、身、法、步的授技外，还有一个我自称为是“心灵感受”。记得不知哪位作家曾经说道：“花在人的生活中把大地装扮得锦绣灿烂，予人以美的享受，陶冶世人的感情，它的力量是深隐的，而不是显著的。”戏曲与花在某种意义上是相似的，它是给人深沉的影响的。戏曲如此，那么传授技艺的师傅们，他们的从内到外的品性和气质，也在他一招一式的潜移默化中熏染着他的后代人。
&信，再也回不来了
谁也没意料“文化大革命”来得如此迅猛，就像晴空霹雳，叫人惊恐得木然了！我们正在郊区北蔡公社做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扫尾工作。一天，突然文化局派来调查组的人找我谈话：“…已经上交了俞振飞给他的50多封信，你也立刻回去拿，明天一早交到文化局来！”语气中丝毫没有余地，我预感到要出事了，下午匆匆乘上长途汽车，赶回家去。
八年中，老师给我的每封信，我都记上收信的时间，寄出的地点，又都以顺序编上号，按年份一叠爹小心收藏着。有许多地方还用红笔划出了重要处，还把一些警句记录在自己的小本子上。这一切对我来说是弥足珍贵的。然而如今却要我全部交出去！当时我已意识到这场运动俞老师将要被作为“反动权威”揪出来，交出去的信将会像炮弹一样，一个个向他轰去，将他打倒。想到这里我的心开始颤抖了，拿着信的手也在抖，思想剧烈地斗争着：如果我不交出去，他们一定立即会来抄、来搜！现在叫我主动交出去还是客气的。在这不容多考虑后果的紧张一刻，我重新又一封封地读了一遍。
要我“勇往直前”的那第一封信，一定会被定性为“鼓吹资产阶级成名成家”；对我讲梨园掌故的信，一定会被批判为“向青年灌输封、资、修的反动腐朽思想”；“想念孩子们”的信一定会上纲上线为“与党争夺下一代！”我越想越感到严重，以至他谈到对现代戏对“京剧革命”的看法，那一定会被戴上“现行反革命”的帽子。怎么办？我急得六神无主。突然急中生智：他们并不知道我有多少信，我挑选一下，交出一部分，其他都烧掉！
当时已经家家自危，都提防着有人打小报告。薄暮时分，我让哥哥给我看住楼梯的门，一个人躲在晒台的角落里，心比将临的夜色更沉更黑。一面流着泪，一面将一封封信投入火中，看着它们慢慢变成了灰烬，连同自己一切理想，霎时间统统都变成了灰烬…
整整十年后，俞老师的问题解决了，我赶到戏曲学校，赶到文化局，想去要回这些信，找回这些信。但是一直没有消息，有人说“文革”中不知换了多少批管理材料的人，现在去找谁，谁会对这事负有责任？也有人说：可能在1970年文化广场的一场大火中一起烧掉了。我们依然没有死心，还是到处跑，到处找，几年来一点结果也没有，心想大概不会有的了，这才慢慢地死了心。然俞老师当年写的许多信，已经化作一个个画面，一个个镜头，时常回闪在我的眼前，把我带回那充满理想的青年时代……
学小生伊始，俞老师就对我说：“你是个幸运儿，你不要跑龙套，也不要跑宫女，比别人有更多的时间练功学戏！”
从前昆曲戏班的传统，不管你是唱主角，还是“角儿”，今天你没有戏，都要参加跑龙套，跑太监这一类的“杂扮”。旦角就要扮宫女和零碎角色。这是昆剧没有专职龙套的原故。今天只有我一个女小生，由男生扮的四个龙套、四个太监如我在其中扮一个，会觉得格格不入，当然学了小生也不会叫我再去扮宫女。这样我不是比别人有了更多的时间和机会？
走进小生组的课堂，看见大家都咧着嘴在笑，但我从他们的眼光中找到了友爱和欢迎。教小生的老师沈传芷，是“传字辈”中年龄最大的，又是当年“传习所”的沈月泉大先生的儿子，会戏最多，“传字辈”师兄弟都尊称他为“老大哥”。俞老师常说：“沈老师肚子里会的东西最多，亦最宽，不论小生、正旦、老生、副、丑的戏，他都会，而且他有文化，由他打基础最好。”虽然他曾经在劝我改小生时，给我顶撞过一次，但是看见我愿意走进教室学小生，他高兴得眼睛眯成了缝。
那时同学们正在学《长生殿》中的《小宴惊变》。大家一起学由冠生扮演的唐明皇。昆曲中的“冠生”一般都是扮演有仕途功名或名噪一时的文人，及风流天子，诸如唐明皇、李白、吕洞宾这类为“冠生”，竟都是黑髯的小生，这也是只有昆曲才有的特点。俞老师晚年都以演“冠生”戏为主。沈老师对我讲：“你先学‘巾生’吧，先教你一出《亭会》。”巾生大都是演年方弱冠，风流倜傥的才子。我当时也不懂什么“巾生”、“冠生”，就开始跟沈老师学戏了。
小生的台步、圆场、走边、起霸等基本功我都没有练过，一上来学戏总是别别扭扭的，心里很急。沈老师要我“不要一口想吃只热汤团”。他开始每天午后带着我在排练室跑圆场、走台步、练起霸。因为台步圆场是最基本的，绝不是一个月、两个月可以练成的，必须要天天练，要练很长一段时间才能看出效果来。沈老师除了寒暑假回苏州家里去外，平时住在戏校里，从早到晚和学生在一起。他几乎天天陪着我练，刚过了端午，天还没有大热，但他圆圆的身体，一动就是一身汗，我常见他上衣一直湿到腰间。我就劝老师：“别跑了，看我练吧！”他却说：“老师也要练练功！”
如今，我在给学生上课时，有时也带着他们走台步、练圆场，也像老师当年那样喊着要领，正是这个时刻，我常常觉得时光竟倒流了数十年；也是这间练功房，扎着两个小辫的我，跟着胖胖的老师身后摇摇晃晃地跑着圆场……
每天晚饭后沈老师又叫我去办公室，他吹笛要我唱。“传字辈”先生不仅会演戏、会教戏，而且个个会吹笛。笛子是昆曲的主要伴奏乐器。他们中有人吹得极好，胜过专职吹笛的。如朱传茗老师的笛子，口风好，音色厚，俞、言校长当年演昆曲都非他伴奏不可，他不但戏熟，而且节奏感极好，完全贴着唱的人走，由他伴奏，演出质量一定会上去一截。俞振飞老师年轻时也被内行誉为“笛王”，就是他的笛子吹得浑厚、悠扬，梅兰芳、程砚秋唱昆曲时都必请俞老师伴奏。到了我们这一代，环境不同了，老师们怕多吹笛子会影响我们嗓子，直到如今能吹笛子的演员只有兆琳、孝明、泰琪几位。当年老师吹笛还有个原因是他们给票友说戏，每天走街串巷，拎一根笛子，不但教唱教身段，还要给曲友、票友吊嗓子。沈老师经常说：“你现在的嗓子太窄太轻，要吊出一条‘小阳调’的声音来才好。”我也理会不了什么叫“小阳调”，然老师这么说，我就努力去做。
一出《亭会》，沈老师就给我一个人排，其他同学都在旁边看。把我的好朋友文漪也从朱老师那里调来学《亭会》中的旦角，还说：“你们两个成天形影不离，现在就一生一旦好好的一起练吧！”除了上课还在课余时间给我们加工，学完后立刻就响排，彩排。对这出戏我一点也不懂，仅仅知道是一出爱情戏，动作非常繁多，身段也很美。我就天天对着镜子练，后来演出过一次，听老师说这个戏的内容不太好，别人也不容易看懂，主要是给我们打基础的。
接着沈老师又教了我一出《拾画叫画》，这是一出有名的独角戏。沈老师说：“这个戏最难演，一个人在台上又唱又做半个多小时，唱得不好把观众都唱得困着了！”听老师讲多少前辈高手都以演好这出戏来衡量艺术水准的高下。晚清十三绝中徐小香演这个戏是一绝，绝在他的几次不同的“笑”，绝在他不像在演戏，到了“忘我”的境界……。老师的这番话我都一一记下来，独自一人时细细品味。
为了学这出戏，需要一把扇子，一轴画为道具。当时我真像迷了心窍，扇子容易找到，画轴就不容易找了。我在好多画册中找到了一幅很中我意的仕女画，一边临摹，一边按自己的想象，柳斜枝横，一位女子亭亭玉立在树前……用了好几天的功夫，终于画成了一幅“丽娘肖像”，用旧木轴装成，每天捧进练功房，捧到宿舍，这样捧进捧出，这幅画足足陪伴了我四年多。但这出戏除了那次招待叶剑英元帅，老师突然叫我演过一段《拾画》外，我一直没有上台演出过，原因是老师严格要求我以打基础为主，不要急着演。那时也没有因为老师不让演就不去练了，相反一直把它当作“必修课”，当成“基本功”，一有空就练，从报刊上、书上找到有关前辈演这出戏的点点滴滴就都记下来，细细体会。老师常说：“表演时，眼睛里要真的看见花园！”我就开始在心中“造园”，把这个荒芜的院子想象得很具体，在舞台调度和唱词的提示下，把“画墙”和“断垣”之间设想了一片密密苍苔……这样越想越有劲，每天好像有干不完的事。这样学一段，磨一段，直到三十多年后，才盼到有机会演出这个戏！
这出独角戏凝结着我半辈子对昆曲的爱，凝结着俞振飞、沈传芷、周传瑛三位老师花在我身上的很大的心血。今天我的学生不过十六七岁的孩子，也能像模像样地演出这个戏了。一个人在舞台上主要靠交流，与画中人、与观众、与自己内心的交流，孩子们演来居然也有那么点诗情画意，我情不自禁要为昆曲叫好！因为孩子们手舞足蹈，和我当年一样，并不完全懂得唱词的含义，也不懂得那么多的人物感情，就是把身段动作表现得非常有节奏感，把眼神、神态表现得很有艺术性，每一招一式都在唱腔、锣鼓的节奏里，使人感到人物的感情是那么细腻，形态是那么优美，这便是昆曲艺术的独特魅力。看着学生在台上的一举一动，无比感慨，他们走的路，正是我当年走的路！此时我真正为昆曲艺术能美化人的眼睛和肢体，能陶冶人的气质和感觉，感到幸福和自豪。
学小生的第二年，正赶上了为向建国十周年献礼，俞振飞、言慧珠二位校长，准备创作演出昆曲《墙头马上》。当时集中了好多位传字辈老师一起参加，由朱传茗担任谱曲(那时不叫作曲)，方传芸担任导演，华传浩演裴福，郑传鉴演裴行俭，都是最佳人选。由话剧名导演杨村彬任执行导演，大手笔苏习安改编，周玑璋校长亲自挂帅，看这架势是非排出个好戏来不成。
一天我和文漪被老师唤去，说校部决定要我学裴少俊，文漪学李千金，作为小《墙头马上》一组，随堂学戏，我们简直高兴得跳起来，可以天天看戏了！
我们那个时候，非常崇拜名演员，尤其言慧珠校长气质高雅，神采照人，平时她来学校上班时，大家都巴不得多看她几眼，她的穿着讲究，举止也很好看，俞校长当年虽已将近60岁，但依然风度翩翩，把他们看成一对天造地设的“才子佳人”，看他们排戏，真是眼睛都舍不得眨一眨。老师们看到这两个小鬼头，那么用心，也喜在心头，所以每次排戏都将动作、台步、地位做到家。眉眼、神情一丝不苟，还怕我们没看清，休息时就把着手教，那时一心一意就想学像老师的一举一动，模仿他的一颦一笑。
我们20个女生中，朱传茗老师最欢喜的要数洵澎了。她天生是块唱戏的料，长的要扮相有扮相，要身材有身材，且天分尤高，学什么像什么。她的五官很像言慧珠，所以她处处学言校长，把她身段、动作学得维妙维肖，我们给她起了一个“言慧女”的雅号，都非常羡慕她，尤其是我。
我崇拜俞老师，日夜梦想能学像俞老师。但俞老师有1.78米高的修长身材，我却只有1.62米的高度，穿了高底靴也不过1.70米左右；他玉树临风的扮相，一出台就会让人眼睛一亮，而我长得却是一副圆墩墩的孩子脸；他那五官中最令人赞羡的是鼻如悬胆，而我的鼻子长得实在太不起眼了，为此常常为自己的条件不足、为自己不能像别人一样模仿老师到可以乱真的“像”而暗自苦恼。
但是我没有灰心，我想一定要比别人更加细心地看，细心地听；我把老师举手投足的尺寸、部位、高低一分不差地学下来，还拿笔画出老师手的高度，上的左步还是右步？老师在用耳朵听时，他的眼神是左下角转到右上角时有个瞬间停顿，在“惊喜”时，用小腹丹田吸气，眼神即放出光亮来。每当我一个身段或一个神态模仿得被别人认可，我常常会兴奋得难以入睡。我想不仅要把身段学像，神态学像，还要把他的唱、念、语气、语调学像。俞老师的声音像高山那样雄伟，像流水那样清澈，他能唱音域宽厚的大冠生，又能唱抒情细腻的巾生，相比之下我的声音条件与老师差距甚大。那时我们没有录音机，全凭排练时专心听，专心辨别。我最遗憾的是始终没有学像俞老师的声音。我畏难地认为女孩子的音色离老师的音色太远了，这辈子是不可能学得像的。岂知在数十年后，记得是1980年以后，一天俞老师拿了一盒录音带给我听，唱的是《拆书》中的《红衲袄》，这支散板曲子很难唱，也很少有人会唱，老师问我“听出是什么人唱的？”我自以为耳朵很灵：“是老师你年轻时唱的。”他笑着告诉我是一个女的曲友叫殷梅侬唱的，当年她为了学像俞老师，跟着唱片学，前后听坏了七张唱片，果然音色模仿得极相似，唱得很好，我心里真后悔，如果早些年让我听到这张唱片，我也一定会有信心模仿得这样到家了。因当年我以为音色是不可能学像的，就竭力把老师的唱法、气口、吐字学得道地，把老师在念白中加的不少“噢”、“哎”、“嗐”等的语助词，都当作念白记下来。由于他那种抑扬顿挫的语调，细细听来真是耐人寻味，如：“嗐，你不怕你爹爹，我啊，我还怕我的爹爹呢！”念着念着，我渐渐咀嚼出裴少俊懦弱和畏难的样子。我从模仿所得到的甜苦，使我对艺术也稍稍有点开窍了！
昆曲的优美在于它载歌载舞的特点。载歌载舞不是唱时舞几下，而是唱腔要和身段配合得天衣无缝，歌舞都须有韵律，都能准确生动地传情达意。如《惊梦》中“搵着牙儿苫”一句，小生慢慢将旦的水袖拉起，两个人合着节拍，手和脚一起前后晃动起来，这个动作一学就会，但是要演好就不是人人做得到的。这除了要求手眼身法步配合得好外，还要有内在的表演和音乐揉合在一起呈现的美，才能非常美妙地表现这对情侣的温情。在《墙头马上》的花园相会中，也设计了很美的此起彼落的对称身段，这些动作又都极精确地揭示了两个主人翁的内心。这是夜深的后花园，两个年轻人初次相约，内心充满了喜悦，几乎忘乎所以，小生唱到“花墙权当梯阶”时，老师在“墙”字上用了一个高八度“罕”腔，表现了裴少俊的情不自禁，立即李千金一个惊慌的摇手动作示意小生，他才下意识地捂住自己的嘴，这个神态变化几乎在一二秒内完成，然后两人并肩，同时跨前一步，翻起水袖，向左、右悄悄地巡视。以后每演至此，观众都会为这个动作笑出声来，我为了这个动作的“速度”、唱“罕腔”时的“力度”，曾经反复几十遍地傻练，在傻练中我意会到外部的舞蹈身段与情景相吻合与人物内涵相吻合的艺术魅力，意会到表演的幅度和力度，它所能达到的那种精彩的艺术效果。
我经常听老师讲：“这个戏是喜剧，表演上要放开些！”我心里知道，但总是做不到。老师在不少地方都用了夸张的表演手段，令我望而生畏，如：墙头相望那段，小姐从墙头上消失了，小生对着空墙傻看，俞老师用了三个上步，先是起左脚，然后上一步，再起右脚上一步，这三大步，每次起腿都很高，幅度很大，右手背在身后，像是踮着脚尖，伸长脖子、直瞪着眼睛。观众从他的背影，想象着他那幅可笑的憨态。在这静场时，又突然回身抱住老人家，欢叫起来：“老院公，今晚我要到花园中”这样忘形的天真，逗得观众哄堂大笑。杨村彬导演常夸赞说：“俞老真是个好演员，设计的这一组身段，既准确又有创造性！”但是我怎么也演不出来，怎么也夸张不到一定的幅度。俞老师一眼就看出我怕难为情，看出我顾虑表演会不会过火？他和我谈起一年前和言校长一起看我演吕布的《小宴》时，说：“当时你演得很卖力，因为你改小生不久，很想快点冒出来。言校长看后批评说：‘演得太过火了！’我不同意，我认为小孩子演戏过头一点不要紧，不然永远不会知道过头的‘头’在哪里。所以你放大胆子演，老师会给你把握住的！”说着，又启发我，这三步不仅要学怎么上步，而且要去想：他一心想看墙里的那个人，但看不见，于是就想爬上去，踏上去看。果然当我一想到“爬”和“踏”，这三步便上得很自信了！
我们像个小尾巴，跟着去北京参加了十年国庆大典。老师们演出，我和文漪上了《墙头马上》的彩车，在天安门前潇潇洒洒地游行而过，又应乌兰夫副总理邀请去了内蒙演出。跟东跟西，前前后后看了一百多场，是我看俞老师演出最多的一个戏，以至眼睛一闭，就是老师裴少俊的模样。在这段日子里，我既感到模仿学习的艰难和困惑，又无时无刻不感受到艺术给予我的震惊和喜悦。我沿着老师塑造角色的路程走了一遍，感受了一番，至此老师《墙头马上》的表演艺术给了我刻骨铭心的印象。
我们小《墙头马上》以后参加了上海青年演员汇报演出，我和文漪都得到了有生以来的第一次嘉奖，我也一举成了戏曲学校小生中的佼佼者。
三十年前，上海有两个青年剧团，一个是上海戏曲学校首届毕业的京、昆两个大班组成的“上海青年京昆剧团”；一个是上海戏剧学院历届毕业的高材生祝希娟、郑毓珠、焦晃等组成的“上海青年话剧团”，是市委宣传部领导非常重视的两个青年团。那时从领导到社会上都把这两个团看成掌上明珠。
为了我们毕业后的去向，研究过好几个方案，原打算在戏曲学校成立一个如同中国戏校一样的实验剧团，以昆剧为主，因那时上海没有昆剧团，同时把京剧班归到上海京剧院去。最后决定把京、昆两班毕业生放在一起组成两个演出队，名曰“上海青年京昆剧团”。
青年京昆剧团毕业公演一炮打响，随即就筹划着去香港演出。
当时因中国京剧院四团的青年演员拍摄的《杨门女将》电影在香港、东南亚红极一时，中央和市委宣传部决定上海也排《杨门女将》、《白蛇传》到香港去演出，展示我们不论北京还是上海都是人才济济。当然也正好为上海青年京昆剧团的成立作舆论准备。
《白蛇传》是我们毕业公演的剧目，也是校长们苦心策划的一种新的演出形式，为了展示人材，演员分场饰演。“游湖”到“酒变”由华文漪扮白娘子、梁谷音扮小青，我扮许仙，“盗草”则由王芝泉扮白娘子，“水斗”由王君惠扮白娘子，齐淑芳扮小青；“上山、断桥、合钵”由杨春霞、李炳淑扮白娘子A、B角，于永华扮小青，蔡正仁、费振年扮许仙A、B角，还由计镇华扮法海，刘异龙扮艄翁。昆班的演员这次都唱京剧，以田汉的京剧本为蓝本，由当时排《白蛇传》最负盛名的李紫贵、吕君樵两位任导演。我们当年大都20岁左右，一台花团锦簇，朝气蓬勃，得到行家和观众的一致好评。
我演的许仙，按自己想象的纯厚而不傻气，敦朴亦且深情，受到导演和老师夸奖，正当我指望百尺竿头再上层楼时，想不到在赴港前竟受到一次意想不到的“打击”。
那天我刚从服装组量好衣服出来，和文漪嘻笑着；“再有一个月，我们便走在香港的街道上了！”突然听说校长兼我们团长的周玑璋找我。从小我们看见这位校长都害怕，他不苟言笑，最可怕的是不管什么场合，看见不满就要训人。那时音乐班的大同学找演员班的男生交朋友，谈恋爱，一次在瑞金路上正巧被周校长看见，他在马路上就训开了，以后开大会，这事总被指名道姓痛斥一顿。所以大家看见他都有点胆战心惊。平日我们在传达室前的花圃边聊天，休息，只要有人看见周校长的三轮车从文化广场七号门的那条长道上进来，喊道：周校长来了！大家便立即一哄而散，都怕他当面训人！
我虽然没有给他训过，但看见他也像小鸡见老鹰一样，战战兢兢地走进校长室。不想他那天态度很和蔼，脸上还带着笑，我却预感到不会有好事。果然，在我刚坐下，就听到他说：“这次香港演出你不去了，因为你出身不好，你的叔父现在香港，如果见到他，问起你父亲的情况，你怎么回答？”他的语气又坚定又想讲得轻松点。这就是不让我去参加这次对我来说至关重要的演出的原因吗？“父亲是父亲，我是我！”“我去香港不见叔父就是了！”但当时我没有胆量讲出来，讲出来也没有用！只是禁不住两行眼泪往下掉，他看见我很伤心的样子，就讲了潮剧演员姚旋的事给我听：“姚也是出身不好，到了香港有个老太太来找她，说是她的祖母，问起她儿子的近况，结果报上都登出来，弄得她很被动！”我心里不服气，“谁会知道我的出身问题，就是你们不让我去！”结果把我的“许仙”、“柳梦梅”都换了别人，第一次赴港演出，我竟在如此众目睽睽下被撤换下来，一时情绪一落千丈。
一天午饭后，我正从食堂出来，恰好遇见俞校长下班。这些天为了准备赴港演出，他不仅自己要排戏，还要审查剧目。我自周校长谈话后一直也没见到过俞老师。今天正巧他从电梯中出来，我要躲也来不及了。他看见我灰溜溜的样子，立即停下步来问：“这两天在干嘛？”老师亲切的语气，反使我委屈得想哭出来，低着头一声不吭，他安慰我说：“这次不去香港，以后一定有机会去的，不要想不开！”过了两天他把我叫到家里开导了好一番，不几天和周校长、吕团长商量后，送我去杭州向周传瑛老师学戏。
传瑛先生是“传字辈”老师中有名的“小诸葛”，聪明的人在舞台上也必定灵气十分！他专工巾生、稚尾生，他的“领子”、“扇子”、“褶子”三功又是一绝。尤其身段讲究，他的巾生戏是很迷人的。我一直盼望有机会去向他学戏，不想这次为了给我换换环境，散散心，决定派我去杭州学习。
每天清晨，我爬到黄龙洞的山上去喊嗓子，四下空旷、寂静，我觉得嗓子从来没有那么舒服，声音从没有那么甜美。上午整个半天，传瑛老师给我排戏，他看了我的基础后，决定教我“梳妆”(《连环记》中一折)和《藏舟》。
传瑛老师的台步、指法很有特点，身段和眼神的运用又别具风采。他的一举手、一投足使人很有“骨子”，有“劲”头。他飘洒的台步主要都在小腿的“软硬伸收”之中。步子太软，一看就无精打彩，好像没练过功的，台步太硬，又会感到僵硬而毫无生气、毫无潇洒之态。而周老师在步与步交替之间的劲头，跨步的弹性，一伸一收带动着衣袂非常漂亮！老师说我腿下功夫不够，为此要我把这两折戏天天当基本功练。由于大环境的改变，没几天我的心情很快开朗起来了。
不久接到俞老师赴港前给我的来信，他不无担心地告诫我：在今后的道路上，时时事事都会遇到“得”和“失”的事，要我记住“塞翁失马，安知非福？”我虽然还在为没有参加这么重大的演出而惋惜，但心里却明白得多了，决不能消沉，要学会顽强和忍耐！这时我更珍惜向传瑛老师学戏的机会，要把失去的从学习中追回来！
1966年前后，在“知识分子劳动化”的号召下，我们这些人都下放到郊区农村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其间，搞运动也是一种自身教育的形式。
那时，言慧珠校长也去闵行参加社教运动，每周回家一次。我们在川沙农村参加运动，每月休息几天。我在休假日仍常去俞老师家。那些天我看见俞老师在房里走来走去，没心思给我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