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 &1951年10月，朝鲜战场上，中国人民志愿军与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把美国侵略军赶到三八线附近的时候，也正值著名的1年10月，朝鲜战场上，中国人民志愿军与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把美国侵略军赶到三八线附近的时候，也正值著名的上甘岭战役进入最艰苦的防御阶段。坚守上甘岭的志愿军第九兵团二十七军八十师师长邬兰亭，意外地接到了妻子捎来的一封信。信是副师长彭辉作为志愿军代表参加国庆参观团从国内带回来的。彭辉在把信交给师长时，神秘地笑着说：“快拆开看吧，老邬，有迟到的喜讯噢！”　　邬兰亭慌忙打开妻子的信，信上说：“……上面生的两个都是女娃娃，那些老东西笑我只会生‘演出队员’和‘妇救会长’，你不是说一定要生个扛枪打仗的给他们看看吗？你看他来的多及时，6月29日，党的生日前夕，我们的儿子出生了！8斤重，非常健康。好了，老邬，扛枪杆子的来了，当兵打仗的来了，你的增援&1951年10月，朝鲜战场上，中国人民志愿军与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把美国侵略军赶到三八线附近的时候，也正值著名的部队来了！我就给他取名叫援军，你说好不好……”　　信里还夹着一张小援军7天的照片。7天的小家伙睁大了眼睛看着他的爸爸，仿佛在说：“爸爸，我来报到了！”　　转眼，援军长到了3岁。有一天早上，他正坐在家门口的便桶上大便，忽然听到大院里广播中奏国歌，他当即笔直地站起，屁股都顾不得擦。正巧师里的宣传科长从旁走过，小援军大声叫道：“升国旗啦，立正！”宣传科长便遵命立正站好，直到曲终。　　援军4岁那年春节，父亲带着他和姐姐弟弟到礼堂看慰问演出。幕间，两个小丑串场，其中一个抢劫另一个手中的面包。坐在父亲腿上的小援军看不下去了，在全场一片安静中，他忽然愤怒地大喊一声：“打死你坏蛋！”场中倾刻笑声哗然。　　6岁，援军和两个弟弟开始背着竹竿，学着操场上的战士“训练”了。有一次从幼儿园回到家，弟兄三个戴了警卫员叔叔的军帽，扎了叔叔的腰带，正准备下叔叔的手枪套时，父亲进门了。父亲皱起一对浓眉，严厉地对儿子们说：“把叔叔的东西马上还给叔叔，你们没有资格动它们！”父亲的话伤了儿子的心，援军不服气地说：“等我长大了，一定当兵！”　　14岁，援军已经快和父亲一般高了，父亲的旧军装便非他莫属。虽然肥大的军衣套在他单薄的身架上，看起来不大谐调，但风纪扣是时时按条令要求系好的，从这一点上人们看出了一个训练有素的老兵仪表。　　16岁那年，中国的那场文化革命进入了白热化的阶段。当时任职安徽省军区副司令的父亲，像许多开国功臣一样被荒谬地打成了“军内走资派”。这些跟着党打江山的军人们，成了江青、林彪反党集团篡权的障碍，他们被撤职、被关压，甚至株连九族。正在这个时候，南京军区装甲兵肖永银、谢云辉、朱鹤几位首长根据军区司令员许世友的指示，为保护“战神”们的后代，冒险“招兵买马”。消息偷偷地传出。父亲把儿子叫到身边，只简简单单地说了一句：“援军，当兵去吧。”这是在他的生命历程中，父亲唯一的1951年10月，朝鲜战场上，中国人民志愿军与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把美国侵略军赶到三八线附近的时候，也正值著名的上甘岭战役进入最艰苦的防御阶段。坚守上甘岭的志愿军第九兵团二十七军八十师师长邬兰亭，意外地接到了妻子捎来的一封信。信是副师长彭辉作为志愿军代表参加国庆参观团从国内带回来的。彭辉在把信交给师长时，神秘地笑着说：“快拆开看吧，老邬，有迟到的喜讯噢！”　　邬兰亭慌忙打开妻子的信，信上说：“……上面生的两个都是女娃娃，那些老东西笑我只会生‘演出队员’和‘妇救会长’，你不是说一定要生个扛枪打仗的给他们看看吗？你看他来的多及时，6月29日，党的生日前夕，我们的儿子出生了！8斤重，非常健康。好了，老邬，扛枪杆子的来了，当兵打仗的来了，你的增援部队来了！我就给他取名叫援军，你说好不好……”　　信里还夹着一张小援军7天的照片。7天的小家伙睁大了眼睛看着他的爸爸，仿佛在说：“爸爸，我来报到了！”　　转眼，援军长到了3岁。有一天早上，他正坐在家门口的便桶上大便，忽然听到大院里广播中奏国歌，他当即笔直地站起，屁股都顾不得擦。正巧师里的宣传科长从旁走过，小援军大声叫道：“升国旗啦，立正！”宣传科长便遵命立正站好，直到曲终。　　援军4岁那年春节，父亲带着他和姐姐弟弟到礼堂看慰问演出。幕间，两个小丑串场，其中一个抢劫另一个手中的面包。坐在父亲腿上的小援军看不下去了，在全场一片安静中，他忽然愤怒地大喊一声：“打死你坏蛋！”场中倾刻笑声哗然。　　6岁，援军和两个弟弟开始背着竹竿，学着操场上的战士“训练”了。有一次从幼儿园回到家，弟兄三个戴了警卫员叔叔的军帽，扎了叔叔的腰带，正准备下叔叔的手枪套时，父亲进门了。父亲皱起一对浓眉，严厉地对儿子们说：“把叔叔的东西马上还给叔叔，你们没有资格动它们！”父亲的话伤了儿子的心，援军不服气地说：“等我长大了，一定当兵！”　　14岁，援军已经快和父亲一般高了，父亲的旧军装便非他莫属。虽然肥大的军衣套在他单薄的身架上，看起来不大谐调，但风纪扣是时时按条令要求系好的，从这一点上人们看出了一个训练有素的老兵仪表。　　16岁那年，中国的那场文化革命进入了白热化的阶段。当时任职安徽省军区副司令的父亲，像许多开国功臣一样被荒谬地打成了“军内走资派”。这些跟着党打江山的军人们，成了江青、林彪反党集团篡权的障碍，他们被撤职、被关压，甚至株连九族。正在一次对他的干予，而这干予又正好符合了他的心愿。于是他和几百个相同命运的孩子，先后被悄悄送到了南京军区装甲兵坦克乘员教导团的营地。　　1967年3月，16岁的邬援军穿上了配戴领章帽徽的军装，带着他16年的军人梦，一头扎进了这个绿色的行列。　　准确地说，他的军旅生涯是从一出生就开始了，只不过前16年是他的预备役，在此期间，父母和军营给了他热爱祖国、仇恨敌1951年10月，朝鲜战场上，中国人民志愿军与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把美国侵略军赶到三八线附近的时候，也正值著名的上甘岭战役进入最艰苦的防御阶段。坚守上甘岭的志愿军第九兵团二十七军八十师师长邬兰亭，意外地接到了妻子捎来的一封信。信是副师长彭辉作为志愿军代表参加国庆参观团从国内带回来的。彭辉在把信交给师长时，神秘地笑着说：“快拆开看吧，老邬，有迟到的喜讯噢！”　　邬兰亭慌忙打开妻子的信，信上说：“……上面生的两个都是女娃娃，那些老东西笑我只会生‘演出队员’和‘妇救会长’，你不是说一定要生个扛枪打仗的给他们看看吗？你看他来的多及时，6月29日，党的生日前夕，我们的儿子出生了！8斤重，非常健康。好了，老邬，扛枪杆子的来了，当兵打仗的来了，你的增援部队来了！我就给他取名叫援军，你说好不好……”　　信里还夹着一张小援军7天的照片。7天的小家伙睁大了眼睛看着他的爸爸，仿佛在说：“爸爸，我来报到了！”　　转眼，援军长到了3岁。有一天早上，他正坐在家门口的便桶上大便，忽然听到大院里广播中奏国歌，他当即笔直地站起，屁股都顾不得擦。正巧师里的宣传科长从旁走过，小援军大声叫道：“升国旗啦，立正！”宣传科长便遵命立正站好，直到曲终。　　援军4岁那年春节，父亲带着他和姐姐弟弟到礼堂看慰问演出。幕间，两个小丑串场，其中一个抢劫另一个手中的面包。坐在父亲腿上的小援军看不下去了，在全场一片安静中，他忽然愤怒地大喊一声：“打死你坏蛋！”场中倾刻笑声哗然。　　6岁，援军和两个弟弟开始背着竹竿，学着操场上的战士“训练”了。有一次从幼儿园回到家，弟兄三个戴了警卫员叔叔的军帽，扎了叔叔的腰带，正准备下叔叔的手枪套时，父亲进门了。父亲皱起一对浓眉，严厉地对儿子们说：“把叔叔的东西马上还给叔叔，你们没有资格动它们！”父亲的话伤了儿子的心，援军不服气地说：“等我长大了，一定当兵！”　　14岁，援军已经快和父亲一般高了，父亲的旧军装便非他莫属。虽然肥大的军衣套在他单薄的身架上，看起来不大谐调，但风纪扣是时时按条令要求系好的，从这一点上人们看出了一个训练有素的老兵仪表。　　16岁那年，中国的那场文化革命进入了白热化的阶段。当时任职安徽省军区副司令的父亲，像许多开国功臣一样被荒谬地打成了“军内走资派”。这些跟着党打江山的军人们，成了江青、林彪反党集团篡权的障碍，他们被撤职、被关压，甚至株连九族。正在这个时候，南京军区装甲兵肖永银、谢云辉、朱鹤几位首长根据军区司令员许世友的指示，为保护“战神”们的后代，冒险“招兵买马”。消息偷偷地传出。父亲把儿子叫到身边，只简简单单地说了一句：“援军，当兵去吧。”这是在他的生命历程中，父亲唯一的1951年10月，朝鲜战场上，中国人民志愿军与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把美国侵略军赶到三八线附近的时候，也正值著名的上甘岭战役进入最艰苦的防御阶段。坚守上甘岭的志愿军第九兵团二十七军八十师师长邬兰亭，意外地接到了妻子捎来的一封信。信是副师长彭辉作为志愿军代表参加国庆参观团从国内带回来的。彭辉在把信交给师长时，神秘地笑着说：“快拆开看吧，老邬，有迟到的喜讯噢！”　　邬兰亭慌忙打开妻子的信，信上说：“……上面生的两个都是女娃娃，那些老东西笑我只会生‘演出队员’和‘妇救会长’，你不是说一定要生个扛枪打仗的给他们看看吗？你看他来的多及时，6月29日，党的生日前夕，我们的儿子出生了！8斤重，非常健康。好了，老邬，扛枪杆子的来了，当兵打仗的来了，你的增援部队来了！我就给他取名叫援军，你说好不好……”　　信里还夹着一张小援军7天的照片。7天的小家伙睁大了眼睛看着他的爸爸，仿佛在说：“爸爸，我来报到了！”　　转眼，援军长到了3岁。有一天早上，他正坐在家门口的便桶上大便，忽然听到大院里广播中奏国歌，他当即笔直地站起，屁股都顾不得擦。正巧师里的宣传科长从旁走过，小援军大声叫道：“升国旗啦，立正！”宣传科长便遵命立正站好，直到曲终。　　援军4岁那年春节，父亲带着他和姐姐弟弟到礼堂看慰问演出。幕间，两个小丑串场，其中一个抢劫另一个手中的面包。坐在父亲腿上的小援军看不下去了，在全场一片安静中，他忽然愤怒地大喊一声：“打死你坏蛋！”场中倾刻笑声哗然。　　6岁，援军和两个弟弟开始背着竹竿，学着操场上的战士“训练”了。有一次从幼儿园回到家，弟兄三个戴了警卫员叔叔的军帽，扎了叔叔的腰带，正准备下叔叔的手枪套时，父亲进门了。父亲皱起一对浓眉，严厉地对儿子们说：“把叔叔的东西马上还给叔叔，你们没有资格动它们！”父亲的话伤了儿子的心，援军不服气地说：“等我长大了，一定当兵！”　　14岁，援军已经快和父亲一般高了，父亲的旧军装便非他莫属。虽然肥大的军衣套在他单薄的身架上，看起来不大谐调，但风纪扣是时时按条令要求系好的，从这一点上人们看出了一个训练有素的老兵仪表。　　16岁那年，中国的那场文化革命进入了白热化的阶段。当时任职安徽省军区副司令的父亲，像许多开国功臣一样被荒谬地打成了“军内走资派”。这些跟着党打江山的军人们，成了江青、林彪反党集团篡权的障碍，他们被撤职、被关压，甚至株连九族。正在一次对他的干予，而这干予又正好符合了他的心愿。于是他和几百个相同命运的孩子，先后被悄悄送到了南京军区装甲兵坦克乘员教导团的营地。人、求知尚武、强烈的责任感和刚直坦诚的秉性，这一切无疑造就了一个优秀军人的胚胎，只等出发的号令吹响，他便开步走上征途。　　从那时起到今天，28年过去了,邬援军已经长得像父亲当年一样高大魁梧,像父亲一样,从战士一步步干起来,干到了今天的坦克旅旅长。他干得一点不比父亲差，就像当年母亲给父亲捎往朝鲜前线的信中那句戏言，他是为履行军人的使命而来到这个世界上的，他天生就注定要做个职业军人。　　然而，不幸的是，他没有赶上战争。　　严格的讲，没有参加过战争的军人不能算作职业军人。世界历史上的名将都是打出来的，朱可夫当了6年士兵，十月革命才给他带来了展示军事才能的机遇；蒙哥马利一生参加过两次世界大战，在二次大战的血与火中晋升为陆军元帅……12岁参加红军的父亲邬兰亭，前半生打过的仗、指挥过的战斗数不胜数，身上的14处伤疤就像14枚勋章，标志着一个老军人的资格与荣誉。而邬援军这28年来只是在做着战争的准备，这个准备过程是寂寞而漫长的。就像演员没有舞台，军人没有了硝烟、炮火、流血、牺牲，也就没有鲜花和掌声，没有辉煌。不过在世界各国，和平年代的军人境遇大体如此，他们需要足够的耐心和毅力来等待未来的战争。但是对于今天的中国军官，他们的路途似乎还要复杂得多，他们面对的是一个正在变革中的社会现状，尽管没有战争，却不缺少艰难险阻，这种艰难是父辈们扛枪打天下时绝没有遇到过的。正因为此，在他们踏上这条征途之后，还需要完成好一份又一份难度很高的答卷，才能取得优秀军人的证书。　　　　　不能“一仗撞大运”，兵还当不当？　　1967年春天，南京军区装甲兵招募“黑兵”事件被捅了出去，上下轰动，造反派攻击，军区司令部反对意见四起，总参谋部来电要他们将体检不够当兵资格的统统清退，一时间，将军们“腹背受敌”。但往哪退呢？这几百个孩子中有受难将帅托孤，有家破人亡投奔他而来，他们许多已无家可归了。在许世友司令员的暗中支持下，将军们舍命死顶，一个不退，他们对部下说：“这都是后代啊！我们这么大的装甲兵，养几百个娃娃算什么？过几年就是一条六尺男儿！”　　被将军们的羽翼保护下来的孩子们，多少年后才明白了这个背景，但许多人至今也不一定明白将军们的那一份情感和用心。当年参军无疑是令人羡慕的出路，不当兵，干什么？至于这个兵怎么当，往哪儿当，他们中好多人就没想过。不久，严峻的考题就下来了：当兵要去打仗！　　1969年秋天，中国北方边界烽烟四起，林彪的第一号战备命令下达全军。南京军区装甲兵招募的娃娃“黑兵”们所在的坦克9师奉命从江南移防山西集结待命，年底进入作战地区。　　部队开拔时，没有人知道要去什么地方，到了中转站郑州，团以上干部也才知道下一站到哪。但官兵们都清清楚楚地看到了战备物资的装运：枪支弹药、压缩饼干、救护用品、大头鞋、北方冬装，还有大批叫作“白袍被”的东西……　　谁心里都明白：要过“生死关”了！　　这是一个路口，一次人生的选择。这一关像个筛子，当即筛出去一大批。当年一起参军分到坦克9师的“娃娃兵”中，三分之一通过各种途径留在了没有战事的南京军区。　　坦克35团的坦克技术员邬援军，和剩余的三分之二战友一起随着部队往前线开进了。这是他们军旅征途上无数次被筛选的第一次。邬援军不明白为什么那些人居然穿着军装却不肯上前线。他不仅没有打过要留在后方的念头，他甚至兴奋无比，暗暗庆幸自己的好运气。上前线，打仗，想想都让人热血沸腾！不打仗算什么军人？不打仗何以建功立业？　　和他一样留在开进队伍中的那三分之二弟兄，心情也都相似。他们都在军营长大，爹妈也都是枪林弹雨中打出来的，轮到自己上战场天经地义。他们不仅相信自己不怕死，还相信打仗能给人带来好运气。当闷罐火车终于到达目的地，就要随着自己的分队各奔东西的时候，他们彼此狠狠地握手，一脸天真一脸狂傲地说：“10年后总参见！”　　可是仗没有打成。　　完全是虚晃一枪，连真正的战场是什么样都没见上一眼，这支久驻江南鱼米乡的部队就在山西的黄土高坡上彻底扎下来了。没有营房，连部住在“奶奶庙”，吃的是“二米饭”，喝的是黄泥水，数九寒天顶着大北风挖坦克壕……这才是真正的没想到呢：没让你光荣地出生入死，让你过的是“苦乐关”！可这些准备了不怕死的战友们，并没有准备吃大苦，好汉们灰心丧气了。不能“一仗撞大运”，窝在这么个鬼地方，前途渺茫无期，这个兵还当不当？　　剩下的三分之二弟兄中有人开始撤退了。　　邬援军父亲一位老战友的妻子来部队看儿子，见孩子们如此艰苦，又见邬援军手、脸、耳朵全是冻疮，心疼地说：“我得跟你爸爸说说，让他想办法把你调回去。”那个阿姨回去真就说了，已调任武汉军区副司令的父亲也很快来了信。父亲并没有提及调走的事，只是问问情况。　　坦克9师阎政委抗战时和父亲是一个团的，他以往深知老首长教子严格，从不过问邬援军的“进步”，而这一次他要给老首长帮忙了。他破例提出让邬援军去上大学。那时中国的大学正向工农兵们敞开大门，一起当“娃娃兵”来的战友通过关系上学去的已不在少数，这不失为一条堂皇的撤退之策，加上调往大军区、省军区机关的，调往大城市家门口的，那原留下的三分之二队伍潮水般地退去了一大半。又过了一遍筛子，当年几百个同来坦克部队的弟兄已所剩不多。　　邬援军仍然留下了。他对副政委说：“我很想多学点科学文化知识，但现在还不想去上学，在部队干更有滋有味。”他给父亲的信中说：“……爸爸，我在这非常好，请您放心，不管多少人走，我也不走，能留在部队，苦累都是光荣的。”　　知子莫若父，父亲给他的回答只有三个字：好好干！　　战友们不懂了：“你小子犯什么傻！放着这么多好路不走，等着吃后悔药？”　　邬援军也不懂了：“在部队干怎么不好？”　　如果不是看他戴着副眼镜文质彬彬的面孔，不是看他白白胖胖，一口流利的普通话，单看他干起活来的劲头，谁都会当他是个道地的贫大农的儿子。还在南京当新兵的时候，夏天户外40度高温，坦克钢板能把人的皮肤烫起水泡，邬援军就能钻在坦克里一干几个钟头，干不完不出来，他的车永远在连里擦得最亮；到农场劳动挑肥，老兵挑10担，16岁的他挑11担，肩上一片血泡。那时候指导员就说：“你将来肯定是个好兵！”指导员没看错，要想在部队干，首先就得肯吃苦，邬援军就这么苦干了上来。当了副连长，千里拉练，坦克随时要修理，那时候小修不准出连，拉练途中经常是通宵钻在坦克里干活。北方山区的严冬之夜寒冷入骨，新兵们冻得跺着脚哭：“副连长，我脚痒痒，副连长……”钻在冰一样“钢窖”里干活的邬副连长一声断喝：“我怎么不痒！”新兵们立时收住了眼泪。　　在黄土高坡一扎就是三年。三年里，邬援军思考怎样提高训练水平，怎样组织战术演习，怎样带好后进战士，甚至怎样弄到更多的好书来读，就是没有想过我什么时候离开这里。　　1973年初夏的一天，北京军区首长下到坦克35团9连来考核训练。先听汇报。代理连长从容沉着，从理论到操作，思想的活跃，条理的清晰，措词的准确，口齿的流利，令军区首长意外地喜上眉梢，禁不住称赞道：“好一副口才！”接着看战术训练。“好一副口才”的代理连长虽然身材粗壮，但跃上坦克如一只矫捷的豹子。骄阳之下，训练场上履带轰鸣，黄尘滚滚，却看得出坦克连的战斗编成、作战部署很有道道，坦克群或分散或集中，灵活、快速、准确。考核得了满分。　　当水淋淋的代理连长从滚烫的铁甲里钻出来后，军区首长笑着拍拍他的肩头问：“小伙子，叫什么名字？”　　“邬援军。”　　“多大了？”　　“二十二。”　　“什么文化程度？”　　“初中毕业。”　　首长依然冲着他笑，不再问什么。　　半个月之后，邬援军接到通知，到北京军区装甲兵教导大队报到。　　这是邬援军军旅征途上的一次机遇。从此他开始了装甲兵专业理论的系统学习和研究。战友们都说他幸运，若不是军区首长下部队来考核训练，他还不知道要在这黄土坡上窝多少年。什么叫幸运？邬援军当了旅长之后，给部队讲话中说过这么一句：“怀才不遇是最小的不幸，有遇无才是最大的不幸。”部属们都牢记住了这句话，因为他们从旅长身上看到了这句话最好的注脚。　　　　为什么只有从众才被认可？　　　　　为什么不能独立选择自己的道路呢？　　从这时起，邬援军的军旅征途开始了一个不断转换和变动的里程。而不论怎么变，都应了一句老话：水往底处流，人往高处走。　　教导大队毕业，他被调到北京军区装甲兵机关当了见习参谋。没有多久，装甲兵工程学院招考第二批学员，他以优异的成绩被录取。　　3年之后，他又以优秀毕业生的身份，被分配到装甲兵学院当教员。　　教员生涯4度春秋，他边教课，边利用假期下部队集训骨干，专业理论成熟了，实践经验也丰富了。26岁那年他结了婚。两年之后他有了儿子。　　也就在这一年，在他参军14年之后，他被调到了武汉军区装甲兵部，进了大城市的大机关。　　无论在谁看来，这都是最好的落点了。工作条件优越，家庭生活稳定，就此慢慢往上迈，便是顺理成章的事。说不定有一天，还真的应了当年小弟兄们说的“总参见”呢。邬援军也的确干得有声有色。还用说吗，基层部队带过兵，院校当过教员，能文能武，理论实践都硬棒棒，再加上还特别肯吃苦，这样全天候的家伙到哪去找！第一年，他获得机关嘉奖；第二年军区装甲兵解散，缩编成一个部，大批人员裁减，他当然地被留了下来；第三年就当了副处长，不久，又代处长。　　调回武汉军区机关不能说是捷径，但算得上是坦途，就这么干下去，用不着“过五关斩六将”，“进步”的速度是可想而知的。　　想不到风云变幻，就在他干得一帆风顺的1985年，中国军队百万大裁军，武汉军区机关被解散！机关所有的军人们都面临着何去何从的重新选择。　　机关每个人都拿到了一份表格，上面可以填报三个志愿，军区党委将依据你的志愿决定分配方向。　　于是，去向话题如滚水在军区大院里沸腾开来。人们四处活动如八仙过海，有下海的，有要官的，留在部队的把去向分了等级：一等提了职去广州，二等提了职留武汉，三等提了职去济南，四等不提职去广州……那么下部队，就是提职也没人去。　　绝大多数人第一志愿填报广州，广州的经济大潮，广州的文化生活，广州的地域风光都太有诱惑力了，谁肯拒绝呢？　　填表的时候，邬援军正在部队里参加正规化修理评比，部里打电话问他打算怎么填，他还没来得及思考，就说你们怎么填我就怎么填吧。于是，部里代他将第一志愿填了广州。　　回到机关，邬援军听说了大家填报去向，问有下部队的吗？回答是没有。他心里不宁了。这样合适么？部队大多在济南战区，在北方，机关是为部队而存在的，部队在哪儿，机关干部就应该去哪儿。其实基层部队是很缺人的。而且军区装甲兵部队更是都在北方，自己去广州，道理上也说不通。　　其实在他的内心深处，早就潜藏着一个愿望－－回到基层去带兵。他一直坚信，如果你把做一个优秀的军人当作一生的事业的话，那么去部队带兵，就是扼住了这个事业的关键。两年前他曾经有过一次机会，那时军区下属一个集团军的坦克团的团长转业，集团军提出和军区交流一名干部去当团长。而该集团军早也摸过了底，看中的就是邬援军。邬援军得知消息顿觉正中心愿，主动向部领导提出了下团的请求。部领导也确实研究了，认为邬援军无论从哪一条看都非常合适，但最终是没有批准，原因很简单，机关工作太需要他。那一回的遗憾留在他的心里很久不能抹去。　　如今他33岁了，穿上军装已经整整18年。18个春秋中，他有过基层部队当连长、大机关当参谋、院校当教员、还有短期在科研部门工作的经历，比较起来，他感到还是风风火火在部队带兵更适合自己的特点。他确信，基层部队也正需要他这样年轻的干部。生活给了他又一次机遇，该是真正下决心的时候了。　　为了印证自己的决心，他跑回家去问父亲。　　父亲第一句话就说：“大主意你自己拿，我尊重你的选择。”但父亲毕竟是父亲。在儿子人生旅程的岔路口上，父辈人要助一臂之力以使他定准方向。　　父亲问他：“你想不想在部队长干？”　　“想。”他说。　　父亲说：“连长你干过了，连长只是带兵，到了团长，就既要带兵又要使用机关，团长是上面千条线，到你这包饺子，依我几十年的体会，这是不可缺少的一步阅历和学问。苏联元帅柯涅夫说过这么一句话：‘如果军队是个大企业，团长就是车间主任，不当这个车间主任，就不会带兵。’你把团长干好了，想在部队干就有了基础。”　　父亲几句话，点到了邬援军的心里。他又反复思量，认定自己想去部队带兵没有错。尽管这在许多人眼里被认作“不识时务”，但为什么只有从众才被认可？为什么不能独立选择自己的道路呢？既然是经过了深思熟虑，既然是一种事业的追求，就该光明正大地说出来。　　他要回了自己的志愿表，重新郑重填写了一份，第一志愿：下部队！第二志愿：下部队！第三志愿：下部队！　　这在军区大院成了爆炸性新闻。　　人们大惑不解，一时议论雀起：“邬援军你别老左了！你出这风头干啥？”　　“这小子是想当官，有野心，故意做个表现今后好提拔。”　　“人家下去还不是镀金，朝中有人，想什么时候回来就能回来，咱们一介布衣，下去就回不来喽！”　　也有好心的朋友劝他说：“你不要一时脑袋发热，你不了解现在部队的复杂状况，不是你当连长的时候了，带兵是要担责任的，别去自讨苦吃！”　　……　　党支部的领导也把他找去谈话：“小邬，你下部队的决心很好，但有没有更成熟的想法？”　　“更成熟是什么意思？”邬援军没摸着头脑。　　支部领导坦率地说：“我们把话说白了吧，就是说，下去，不一定提拔。如果不提，你下不下？”　　邬援军明白了，很干脆地回答：“下就是下，不提也下！”支部领导相当满意地收住了话题。　　一旦铁了心，就不再回头。既使要承受那样多的误解和嘲笑，邬援军依就坦然。　　难得的是，妻子王亚利真正懂得她的丈夫。谈恋爱的时候，她就觉得他有个毛病，三句话不离他的坦克，讲起来滔滔不绝，与其说那是谈恋爱，不如说是上军事课。自然也就没有花前月下的浪漫情调，换了别的女孩子早就跑了。王亚利虽然也渴望自己的位置在他的心目中比坦克更重要些，但她毕竟也是生长在戎马一生的老军人的家庭里，也从小就当了兵，她能够理解这种军人特有的情结。虽说缺少点细腻温情，但男人有那么一份执著的事业心却是最可宝贵的，她就毅然跟了他。结婚后去装甲兵指挥学院看他时，才发现那也叫学院！住窑洞，睡铺板，每天早上驴子吹号，起床穿鞋，鞋里还会蹦出个癞蛤蟆！可他整天乐呵呵的，全不觉得身在艰苦之中。调回武汉很长一段时间，他整天念叨他的学院，就像当年留在学院还恋着他的连队一样。只有在那些地方他才真正地快乐，他是把根扎在那些地方了。　　所以在他独一无二地选择了下部队这条路时，她一点也不觉得意外，若不如此，就不是邬援军了。只是她不能不有一种深深的愁怅：他们好不容易调到了一起，好不容易营造起了自己的小家，好不容易有了安定的生活，突然这一切都像梦一样消失了。今后，她又得一个人支撑起全部家庭生活。她也是军人，工作很忙，儿子已经6岁了，正是狗都嫌的年龄，每天为了找他回家吃饭，要骑车围着军区大院转三圈……这些还不重要，而那重新开始的相思愁什么时候会是头呢？但是，谁让你嫁给了邬援军！　　王亚利必须作出选择：丈夫，或者军人。　　她选择了后者。这个选择对于任何一个年轻女人来说都是艰难的。为此，邬援军在后来的岁月中一直深深感激妻子给予他的这份理解，感激她在他人生的转折关头，给了他那样宝贵的支持，而使他又一次精确地校准了自己人生的方向。　　　战时很简单：是，还是不是，不行就毙了你！　　　　　　　　和平时期的管理就复杂多了　　1985年秋天，邬援军到中原某师山沟里的坦克团当了团长。　　1985年，恰好部队面临着接兵体制试行改革后如何带兵的问题。一切都在摸索之中，试着引进外军新兵征集方式，由应征新兵自行到部队驻地报到，一时间泥沙俱下。再加上正值中国改革开放初期，社会转型，观念分化，价值取向多元甚至混乱，传统的东西被盲目打破了，新的又没建起来，拜金风肆虐，歪风邪气也一起涌进了军营。　　这年的新兵里很有几个油盐不进的“精英”，上政治课他不学，纪律条令他不理，连长管他，他倒过来威胁连长。　坦克修理连有个叫赵新安的士兵，当兵前参与流氓团伙犯罪，分安局“三进宫”父母管不了送到了部队。入伍后恶习不改，砸过火车站售票室、打过交通警察，还调戏妇女。过“八一”会餐他硬逼指导员喝酒，指导员说一个“不”字，他就摔一个盘子，他自己一气喝了好几瓶啤酒1瓶白酒，再接着把连队的玻璃窗全部砸碎。班长、排长、连长都和他谈遍了没用，副参谋长去管，结果也气得头疼说我管不了！　　但是赵新安碰上了新团长。　　新团长说：“重症要下猛药。”　　其实刚好也在这一年，团的权限缩小了。过去副连以下的干部任免团里有权决定，从这时起团里只能下排长命令；对士兵，过去团里有禁闭、除名权，从这时起所有这些权力取消，再捣蛋的兵，你也只能来个“临时行政看管”的保护措施。　　此等权限如何下猛药？不下猛药这兵又怎么带？新团长自有办法。他在修理连找了个储藏室，钉上铁皮，刷上黑漆，用耀眼的白字写上“强化训练中心”，对这些捣蛋兵既有心理上的震慑效果，又有实际作用。　　团长先找赵新安谈，苦口婆心，晓以利害，谈一次话自然不能解决问题，然后就关进“强化训练中心”。条令上“看管”最长连续15天，那就关15天。然后放出来再谈一天，再关15天，再谈，再关……有人劝团长说你这么干是不是有点费劲又冒风险？团长说：“只要能把这个兵管好就行。”果然，赵新安的母亲找到了部队，又送东西又哀求不要关他的儿子。团长拒收东西，说：“你本来就不该把这样的儿子送到部队来，但既然来了，我就要对他负责。”赵新安的母亲软的行不通，就来硬的，她一家伙告到了总政。　　总政当即派人来调查，师政委吓了一跳，一个电话打过来问：“邬援军，你给我捅什么漏子啦？！”　　几天之后，总政下来的同志结束了调查，临走说了一句话：“轮到我们，也得这么干。”　　邬团长的耐心很惊人，他将赵新安关一回谈一回，同时辅之以其它教育措施，楞是使这个无法无天的“浪子”在坦克团未出大格地呆了两年半！这两年半的时光里，光是他对赵新安谈的话就能编成一本书。水滴石穿，赵新安已经有了悔改之意，若是继续用心，这个青年无疑会被挽救回来。但就在这时，他那个自以为爱儿子的母亲硬是通过关系把儿子调到另一个部队，那个部队自然没有如此严格的管教。赵新安调去一个月便逃离部队，带领流氓团伙打架，捅了对方11刀，看着人家断了气。公安局将他捉拿归案，宣判了死刑。枪毙那天，邬援军想到毕竟曾经是自己团里的兵，便带了保卫科长到法场再最后看他一眼。赵新安被五花大绑跪在场中，他一抬头看到了邬援军，两行眼泪就花花地往下流，痛哭着说：“团长，我好悔啊……”邬援军心里酸酸的，转过了头。　　那几年，什么样六精八怪的兵邬援军都领教过，真是一肚子酸甜苦辣。而军队管理，若在战场上很简单：是，还是不是，有那么几条，不行就毙了你！可和平时期就复杂多了。邬援军因此总结出三条体会：光荣传统要，马列主义要，三教九流要。几管齐下，融汇贯通，还得加上通晓百科知识。　坦克团的官兵服了团长带兵的厉害，再捣蛋的家伙，被团长一调教，都变乖了，这其中许多人退伍后当了总经理、先进生产者，三天两头来信说想念团长。官兵们都清楚，这一切都源于团长爱他的兵，太爱了。　　新兵入伍，邬援军立了个“三热一桶”的规矩：新兵到部队都是严冬，要给他们准备热面条，必须是肉丝面；要有洗脸洗脚的热水；还要每人发一个热水袋；新兵夜里上厕所，厕所太远，他们会冻着，每个房间门口要放一个尿桶。这“三热一桶”的规矩一经建立，就成了好传统，从坦克团带到坦克旅，直到今天。新兵到了部队，邬援军要亲自检查新兵宿舍，看看屋门口的灯绳上是不是有个坠儿，若没有，风一刮就会抓不到；看看高低床的铺板晃不晃，要求都用铁丝固定好；夜里查铺，他用手电筒细看每一双解放鞋，鞋里面若是太湿，就要问白天的训练强度是否大了；别人从不注意的拉圾筒他也要去查，里面快餐面袋多了，说明炊事班伙食没搞好……有一年新兵接来已经半夜，一营的铺板不够，几个新兵就睡了地铺，正赶上邬团长来查，他冒火地把干部叫过来：“你们自己委屈点，也不能让新兵睡地铺！”干部们当即调整了铺位。　　当然，带好兵，得一手管理，一手教育。教育这一手，邬团长的招数更是多。他一来，就立了规矩每晚7点部队看电视新闻，并为此专门放一遍“新闻联播号”。上面工作组来人，都奇怪地问这是什么号？明白了之后，都说这个项目实在很重要。后来这一项就列入了集团军铁定的“三个半小时”之一：早上半小时听广播新闻，下午半小时读报，晚上半小时看新闻联播。此外，邬团长能侃，不论是讲军事还是讲政治，他都能绘声绘色，旁证博引，讲上几个钟头，没有一个人打瞌睡，战士们都说邬团长上知天下知地，前八百年后八百载没有他不知道的，只要说是去听团长讲课，让这些兵们留在家看电视都不干。而且团长讲的还不仅是有理论有故事，他是能把怎样做人、怎样对待人生这些东西融在课里不知不觉地教给你，听了团长讲课，人就特别有精神。不过，团长有的行动小战士们也怕，比如，团长会抽查你的床头柜，假如你的笔记本上贴着露着大腿的美人照，团长会毫不客气地撕下来；看电影的时候，要是出现了男女抱着啃的镜头，团长便会对放映员大喝一声：“堵上！”小伙子们急得“噢－－”叫，叫也没用，谁让你们还是孩子，还不懂得如何把握自己，你们是来当军人，不是逛市场的，父母把你们交给了坦克团，一团之长就要对你们的父母负责，想看，退伍以后再去看！不怕你说保守僵化，邬援军的团里，必须是一方净土。　　还是刚下团那一年，晚上熄灯前，广播喇叭里放“我家的小九妹，今年十八岁……”邬援军一听，这是什么歌？便把政治处主任叫来问：“听这样的歌，战士能睡着觉吗？”政治处主任抓着脑袋说：“这歌怎么……怎么睡不着？”邬援军说：“这样，以后放什么歌，听我的！”　　这团长也真邪门，军事主官，喇叭里放什么歌也管！政治处主任理不清思路了。　　团里干部也有人不适应，说邬援军：“你是不是管得太过细了？”　　邬援军说：“我和政委在工作上是有分工，而管理上就很难分得那么清楚，有问题谁都要管。”　　邬援军说：“从古以来，军事指挥员管思想的事就不鲜见。战国时的吴起，他的士兵背上长了脓疮，他用嘴去为士兵吸脓，是政治还是军事？美国的巴顿，去看卫生营的伤兵，伤兵中有胆小怕死的，他就教育，尽管方法粗了点，但那本来是牧师干的活；德国在库尔斯克战役失利，有个军官要自杀，装甲兵总监古德里安对部队训话说：军人只能死在战场上！这是不折不扣的政治思想工作吧。”　　邬援军说：“军事干部政工化，这是新时期的新特点。”　　不让听“小九妹”，那么听什么？邬援军心里自然有底：要听好的！何谓好？那就是精品，中国名曲、世界名曲。他要给这些孩子们一种潜移默化的精神滋养，一种高尚情操的陶冶。那时邬援军正好去北京出差，专程跑到王府井、西单、缸瓦市的唱片商店，专找《二泉映月》的带子。《二泉映月》有许多版本，有民乐合奏，也有交响乐的，他都不要，他只要华彦均，也就是瞎子阿炳的二胡独奏原作，那是正宗，为此他几乎跑断了腿。他选择《二泉映月》作为晚上熄灯号前的预备曲，是因为这是中国民族乐曲的精萃，凡是中国人就应该懂得它，连世界著名指挥小泽征尔都说：“听《二泉映月》，站着听、坐着听都是亵渎，只能跪着听。”而且这乐曲舒缓的、柔中带刚的节奏，泉清月冷的优美旋律，都适合在夜阑人静时慢慢地听。他让军务股长算了一下时间，《二泉映月》只有5分多少秒，而熄灯前的广播是10分钟。他又东奔西跑，找到了另一首中国名曲《渔舟唱晚》。　　从此，坦克团的广播有了固定曲目：起床：进行曲19首；中午：《喜洋洋》、《步步高》；晚饭：《紫竹调》、《马兰花开》；熄灯：《二泉映月》、《渔舟唱晚》。课间休息的广播，你还能听到《梁祝》、《说句心里话》、《军魂》、《嗄达梅林》、《让我们荡起双浆》、《威尼斯之旅》、《蓝色多瑙河》，亦或是贝多芬的《命运》……这些节目也跟着邬援军从坦克团到了坦克旅。后来坦克团的人到坦克旅来开会，一听广播，又都有回到了家的感觉。　　年轻人喜欢的流行歌曲当然也要，但必须是出类拔萃的。也有人送给邬援军两盘“发烧友”，他就把它们分送给了小战士，说：“这些你们自己听去吧，导向性的，还得听我的！”　　　你要想以无米之炊做一席大宴，　　　　　就得弄清什么是耻辱，什么是责任心　　邬援军在坦克团一干5年。1990年冬天，集团军坦克旅调整班子，他被调去当了旅长。那年他39岁。　　39岁干到旅长，在和平时期不能算慢的。在这个绿色行列一次比一次更严格的筛选后，他一次次被留了下来，军旅征途的同辈之中，也算得姣姣者了。他有了一种经过多年努力之后收获的喜悦和自豪。当然，使他感到自豪的并不只是这些。比起指挥一个团，一旅之长的领域就宽广多了，多年在院校、机关、基层部队积累的知识和经验有了更广阔的用武之地，他的训练思想、指挥才干、管理能力能得以更充分的发挥。身为军人二十多年，有了如此的一方天地，该也不冤枉了。况且，他还有一副健壮的身板、敏捷的大脑和比年龄更年轻的心态。　　可是，就在他到任第一天，去视察坦克旅的车场时，他的心一下子感到沉沉的，像车场后面那座出玉石的小山压在了心上。　　　所有的装备都没有库房，上百辆坦克露天摆放着，遮蔽坦克的蓬布破旧不堪。各种型号的装备也没有分类，一片无序状态，远看，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库尔斯克坦克大战之后的战场。　　其实，如此情状，他不是没有心理准备，而且他也明白，此时上任就算是幸运了。上级领导找他谈话时大致介绍过坦克旅的状况：组建不到5年，因为是几个部队合编，光超编干部就500多，直到他上任时还有后遗症。所以前3年基本都在调整、整顿、收拢、处理遗留问题。后两年，一切逐步理顺，军区又下决心重新调整了党委班子，才算可以起步搞正规化建设了。　　但当邬援军真地站在坦克旅营区里时，还是觉得有一种始料未及的失衡感。接过来的毕竟近乎是一张白纸啊！　　一个部队要拉得出打得赢，就得训练，装甲兵训练最大的特点就是对场地的依赖性。而旅里没有驾驶场，没有射击场，没有综合训练场，没有战术训练场……每年专业训练。要拉到千里之外的靶场，消耗大，效益低，所以那几年也大都只能进行坦克静态训练，实车课题只好虚晃一枪。自然，训练成绩根本不要谈。除此之外，坦克营没有硬化路面，来队家属没有住房，战士们没地方洗澡，连队没有俱乐部，打球没有篮球场……总之，除了营房，什么都没有，连猪圈都没有。翻翻旅里的账簿，外欠56万元！　　就是这么个一穷二白的家底，交到了新旅长邬援军手上。　　尽管如此，从上任这一天起，你就要在这张白纸上完成总参规定的所有训练课目。同时，你真正的目标是要随时准备打仗，并且要打赢下一场战争。而谁都看得到，你所有的对手家里都不是白纸。他们的军备竞赛已经让人眼花缭乱，正在向武器智能化、自动化、全天候化的高科技的军队发展；他们在用全新的方法培养新一代使用这些武器的具有高文化知识、高技术能力和高心理素质的士兵；他们已经在创造发展部队军事技术能力的“综合环境”，这种“综合环境”正在大大缩短从设想中的武器和战争到真实的武器和战争之间的时间和过程；他们的军事训练已经面对与今天的战略战术很不同的信息大爆炸的下一个世纪的战场……他们各家都在花大钱全力以赴地准备未来这场战争的大宴席。　　那么，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集团军的坦克旅自然不会坐视旁观。　　可你面对的是无米之炊。　　你上不上？当然上。因为你是军人。　　但是要上，就先得解决无“米”的困扰，就需要钱！　　一个坦克旅，上级每年拨给的训练经费就那么多。可你仅仅是修坦克驾驶跑道和射击预习场，没有一百万就绝对拿不下来，何况这种张着嘴嗷嗷待哺的项目还有的是。　　你不能叫苦。国家经济建设还在起步阶段，家大人多底子薄，拿不出更多的钱给军队。这就有点像士兵搞的生存训练，把你赤手空拳投放到荒岛上，一个月后，你不仅要保持强健的体力，还要能够打败敌人。不同的是，这里被训练生存能力的，是90年代的部队指挥官。邬援军给自己制定了一个“两条腿走路”的政策。　　一是增收节支。自己动手开山修驾驶跑道修车场。春节过后还是寒冬，他和党委一班子人就率领部队上了阵，披星戴月，肩扛人抬，光是抬石头垫土，每个士兵平均拉断两根背包带。　　为了不占用农田，坦克环形驾驶道只能修在那座出玉石的小山上。当地政府支持部队建设，在前一任旅长时就同意了征地，但征地的经费却没有着落。而且，路能自己开，开山的炸药你造不了，一吨炸药两三千元，修这条长5600米的驾驶道需要24吨炸药；车场能自己垫平，盖坦克的蓬布你自己做不了，买一块蓬布要三四千元，全旅的坦克可不止十辆百辆……这就需要另一条腿：广开财路了。　　坦克旅是全训部队，没有人力搞生产经营。军事主官邬援军练就了一手本事：化缘。这个课题是他从小就做的军人梦中没有涉及过的内容。如今也没人教你，条令条例上更不会有，应该怎样做，对与不对，没有标准答案，全凭你自己临场发挥。其实这个课题并非只对坦克旅长，邬援军在当团长时就开始做这份答卷了，只不过如今的试卷版本更高了一级。　　邬援军的办法是，带人带车，跑军区，上北京，找上级，找老战友，经费、物资、器材，要一点是一点。每去，他都做好充分的前期工作：带上图纸、设计、经费预算、建设想法、现有困难、所建设施给部队训练带来的好处……临场再加上他卓越的舌头。你要让上级领导的主管部门掌握必要的信息，及至他们明白这其实是他们份内的事。也有看白眼、坐冷板凳、告诉你“要钱没有，要命有一条”的时候，你不能起急上火，要心诚，要有韧性，一次不行两次，反复陈述你的理由，哪怕最后把人家惹烦了多少给点打发你走，也不失为一计下策。为此，大校旅长见了少尉也要敬礼，这不是虚伪，是为了实现目标才有的全部热诚。精诚所至，金石为开。　　十几吨修路的炸药、几百块盖坦克的新蓬布和其它许多物资和经费就是这样来的。这还不够，上级部门已经力所能及，你就得求助于另外的渠道。比如驻地有不少兄弟部队的仓库，同他们商量支援一点炸药总是可以的，一斤两斤不嫌少，10吨20吨不嫌多，一个月去要一回，别怕人家笑话，只要把路修起来就行。　　有的训练器材属于正当渠道配发，却有种种原因不一定能发到你的手里。比如1993年，总部给坦克部队配发成套集装箱，集装箱内按年度教学大纲训练所需要课题的训保器材都有了。但因为经费所限，每个军区只能配发到一个师或旅，为此就规定了配发原则：首先保障重点部队和担负特殊任务的部队。邬援军的坦克旅是战略预备队，正好属此范围。但训练器材家家都缺，有非重点的就捷足先登，到军区把工作做在了前头，军区也上报了总部。大局基本已定，换了别人也就作罢，这次不行还有下次，或者给多少钱办多少事，乐得省心省力，训练上不去，责任自有上面承担。这或许也是这个时代人们大都认可的一种从从容容的活法。　　可邬援军不干。他只有一个思路，部队训练正如饥似渴地等待器材，领导可以等，但部队建设一天也不能等。　　他就径直找到了总部的主管部门。那时妻子王亚利早已经转业回到北京父母身边，邬援军休假回家就有了与总部勾通的便利。他到总部机关上门“拜访”，一不请客送东西，二不吃人家的请，自带军用水壶，兜里一根烟丝也没有。坐下来，先强调坦克旅符合配发重点部队的前提，再详述坦克旅已经有了比其它部队都全面的场地、库室等基础设施，器材调来立即就可以投入训练，而其它部队尚未买马则先配鞍，势必要延误器材的使用。一番陈述，打动了主管部门领导的心。数天之后，总部在北京召开训保计划会，那张早已打印好的器材配发名单上，原军区上报的部队番号上被贴上了一张印有邬援军所在部队番号的小纸条。前来开会的军区作训处长一看，奇怪地说这不对，我们报的不是这家！总部主管部门的同志说，你们上报是民主，我们决定是集中。聪明的作训处长眼睛一转便明白了几分，肯定是邬援军这个家伙到北京搞了动作。他当即往邬援军家里挂电话，岂知邬援军的棋先走了一步，妻子王亚利和老岳父分别接到电话，都说邬援军根本就没回来过。作训处长不甘心，又一个电话拨到坦克旅，坦克旅说旅长带部队出去驻训已经半个月了。作训处长无计可施，只得拿了最后定盘的配发方案打道回府。他把此番变故向军区兵种部部长作了汇报。部长听后倒笑了，说上级部门做此决定，一定有他们的理由。就算是邬援军跑去撬了人家的行，也有他的道理。对于总部，全军部队手心手背都是肉，有人找上门来要训练经费，他们只会更同情和偏爱。眼下许多人跑上跑下，忙的是跑官要官为自己，你豁出面子跑的要的是为部队建设，这种责任心和积极性难能可贵，怎么不该支持呢？　　虽说上级领导理解你，但还有许多训练以外的项目需要建设，你不能再向上级伸手，伸手也没有。比如，迫切需要建灯光球场，一方面是活跃战士们的文化生活，同时又是很好的体能训练。坦克旅一共8个营院，邬援军算了一下，从打水泥坪到装水泥杆，到安照明灯泡……经费不下20万！这可不是个小数目，就是掏得出来，也不能放在这儿，还有更重要的项目等着用钱。怎么办？他拍拍脑袋，想到了转业在附近市供电局当供应科长的老战友。他立即就去了供电局。供应科长问什么风把你吹来了？邬援军笑咪咪地说：“来要点饭。”供应科长一听就警觉地直摇头：“要钱？那你先把我拉出去解决了再说。”邬援军还是笑着说：“别怕，我不要钱。你们供电局有的是电杆电线，我打听过了，仓库里积存了不少，一时没用还占地方。给我一点，既清理了仓库，又给部队解决了文化活动问题，这个忙，老战友你不帮谁帮？”供应科长一听，要求并不过分，毕竟自己也当过兵，深知战士文化生活单调之苦，便批给仓库一张条，上写：请酌情给坦克旅一些水泥杆。邬援军拿到老战友的手谕，立即执行，当天就派了长15米的坦克平板拖车和大吊车，浩浩荡荡开到了供电局仓库，一口气领出来24根水泥杆，捎带着又领了几百米电线、钢丝绳、几十个照明灯泡。队伍满载而归，部队上下一片欢呼，都说咱旅长的确身手不凡。供应科长得知祥情已经晚了，他一个电话追过来，大呼上当，说：“你小子只说要点水泥杆，怎么洗劫了我的仓库！哎，心疼啊！好好好，好事做到底，就算我们拥军吧。”邬援军真心实意地说：“谢谢你了老战友，部队的战斗力上去了，有你的一份功劳啊！”在邬援军迄今为止的军事主官生涯中，打此类“游击战”是数不胜数，也多以获胜告终。可这在他骨子里原是违心的行为，他从小就十分自尊，不曾低下头来求人，甚至从来就把伸手朝人要东西看作是一种耻辱。而如今，他已经练得习惯把个人的荣辱放在建设能打胜仗的部队这个大目标大背景下来看了，因而心里也就坦然。　　不过一个合格的军事指挥员内心的坦然，还不是在理论上，是当他面对自己的部队的时候。不到5年，邬援军和他的“一班子”人马靠着拳打脚踢，大干苦干，建起了极其正规的“五场一中心”现代化的配套训练设施，其中包括坦克战斗射击场、综合训练场、营连战术训练场、坦克装甲车驾驶场、步兵班排训练场和军官训练中心，使旅编成内的各兵种和各专业都有了自己的练武之地。除此之外，坦克旅还有了漂亮的营院、新式的士兵宿舍楼，每个营院都有正规的灯光球场，都有洗澡的锅炉，还有礼堂、俱乐部、招待所、服务社、理发室、家属楼……一套完善的部队训练和生活设施，与旅长邬援军头上过早生出的丛丛白发相映成辉。　　　　　想的是不是怎样打赢你的对手――　　　　真正的军人和混饭吃的区别就出来了　　邬援军当了旅长后有一年休假，回武汉探望父母，讲起从团到旅的种种经历，父亲脸上升起一屡欣喜，但很快就收敛了。父亲除了像以往一样鼓励他“好好干”之外，还说了一句话：“现在不打仗，看不出真本事。”　　父亲是不折不扣打出来的。他12岁当红军，参加过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忠心耿耿地跟着党打天下，年轻时一直是真刀真枪冲在第一线的角色，打过许多漂亮仗。父亲身上有着典型的军人味道，能喝酒，喝得高兴了就会给他们讲打仗的故事。父亲讲故事有个特点，并不多讲关于身上的14处伤疤，他喜欢说：“我打仗是有办法的。”比如，1944年打皖南，伪军44师的一个团在四面山头都修了碉堡，解放区的部队想尽了办法就是拿不下来。当时任团参谋长的父亲不信邪，昼伏夜出弄清了敌情，然后带着部队摸进敌人的心脏从里往外打，顺顺利利打了个“穿心战”，拔掉了这个钉子，皖南解放区连成了一片；1947年元月莱芜战役，打国民党驻守在蒋家楼的一个旅部加两个团，我军的一个师打不下来，父亲带着他的团接下这个硬骨头，用他仅有的三个营居高临下把敌人包围起来，大火力加冲锋号，不到一个小时就攻了进去，抓俘虏几千人，一仗就把土枪土炮换成了美式装备……这样的故事父亲有一肚子。像许多戎马一生的老军人一样，几十年之后，打过的仗在他的心里便凝结成了一部艺术作品，他们在给自己的后代展示这部作品的时候，自然希望孩子们有这个欣赏能力，并最终有哪一个继承下这门艺术。　　使有些老人遗憾的是，时代不同了，打天下枪杆子换成了钱袋子，没有造就这类艺术家的真实环境，孩子们很快就把没穿多久的军装脱掉了，父亲的艺术作品只剩下远距离欣赏的功能。即使有留在军队的，也往往看重的是军服以外的价值。　　但邬援军的父亲感到了一种欣慰，他的儿子对父辈所钟情的这门艺术有着真正的理解和兴趣。父亲的故事通过血液渗透在他全身的每一个细胞中，每一个细胞都在顽强地执行着同一的使命：军人上战场，不是去送命，而是要打赢你的对手。　　坦克旅的官兵都有个体会，邬旅长练兵，尽是狠招怪招：　　坦克分队战术训练，从驻地到训练场往返几十公里，本来可以摩托化开进，他却让受训和保障人员一律步行拉练。有人发牢骚说：“妈的旅长用训步兵的办法训咱们！”邬旅长说：“过去吃苦耐劳是咱们的特长，现在不是了，外军在超强度训练上已经远远超过了我们，我们得把这个特长找回来，将来要打胜仗，不仅靠装备，还要靠毅力、意志、吃苦耐劳，吃不得苦的部队，打不了胜仗！”　　坦克火炮实弹射击，过去用白色固定靶，邬旅长一来，就换成了草绿色起倒靶；坦克行进间打靶，以前有人为了打得准，利用瞬间短停射击，避免了水平震动和高低震动。狡猾的邬旅长竟想出在坦克履带上挂红布条“侧方观察”，严密监督，谁敢减速，成绩当即作废……那年第一次打靶，全旅成绩大降，3个连队不及格！有人担心这样为难自己，坦克旅的训练总成绩会受影响，邬援军说：部队训练最终要看的是战时成绩；　　以往营组织训练，训完成绩一报即可，但邬旅长都要亲自检查训练效果。有一次旅长在检查坦克三营战术夜训中，发现没带夜视仪和高射机枪，火了，真上战场这些装备能不带吗？！没二话说，你们给我步行三十多公里，连夜返回训练场重训！在邬旅长眼皮底下，训练休想走过场；　　坦克旅的所有装备，大到坦克装甲车，小到士兵军服上的口袋，都必须符合唯一的判定标准：适应打赢战争，绝不徒有形式。87式夏季作训服有11个口袋，从没有人注意过是做什么用，邬旅长却偏要弄清楚。他派人4次上北京总部和研制单位去问，没有答案，他就亲自和旅机关的同志一起研究，参照国外军装设计资料，从坦克兵的实战需要出发，逐个规范了用途，并从单兵到整个部队多次进行口袋装具训练，结果个人携行物品丢失减少百分之85，带来了潜在的“战场效益”；　　邬旅长还有近乎于特异功能的灵敏嗅觉，国际国内风云稍有不侧，他立即就能闻到异味，于是每每报请上级批准，把部队拉出去遛遛，他要求所有的装备必须保证随时拉得出，开得动，联得上。他的这种嗅觉往往赶在上级命令之前。虽然这嗅觉效应至今还没有实战检验，但却另有非战时行动证实：有一回邬旅长根据天气形势预报，分析出近日将有洪灾，便布置部队抗洪演习，而演习刚刚开始，就正巧当地政府向部队紧急求援抗洪救灾，部队不需任何准备与转换，只用了15分钟就直接开到了抗洪第一线。老百姓感激地说解放军快得如天兵天将，旅里官兵们说邬旅长真是神机妙算……邬援军有一句常挂在嘴上的话：带兵打仗要有战争意识。　　他到旅的第一个初夏，在月计划内安排的必训课目都完成了之后，就把部队拉到了山里的水库，开展坦克旅从没有人涉足的装甲输送车静水浮渡驾驶训练。这在《训练大纲》上其实是选训课目，有人提出没必要冒这个风险，水库水深十多米，弄得不好沉了底，要出人命的。邬援军说：“这是选训课目不假，但未来战场没有你选择的环境，选训不是不训，将来打起仗来击败强敌，要多会几手才行。”　　那时，集结在水库边上的几百官兵眼睛都盯着旅长，就像春天山上的坦克环行驾驶跑道开通时的心情，新驾驶场一面是徒壁，一面是沟壑，道路坡度在25度以上，看了叫人心里打鼓，只听旅长一声：“看我的！”跟着钻进坦克开上了山道，一圈漂亮的示范下来，小伙子们的心才落定。这一回，又是一声“看我的！”旅长驾驶装甲车下了水。尽管官兵们明白，没有足够资本垫底的人，绝不敢玩这一手，但大伙的心还是提到了嗓子眼，这可是十多吨重的铁疙瘩下水啊！排气口最容易进水，一进水就下沉；加档减档要小心，履带两边千万要平，不然操纵杆稍一拉过就会翻……所有的人手心里都捏了一把汗。但他们很快就发现旅长的铁骑如过水蛟龙，在碧波荡漾的水库上，一转十几公里，平平稳稳返回了陆地。顿时，部队群情振奋，信心大增。　　以往部队有句常用语：仗怎么打，兵就怎么练。　　仗怎么打？现代科学技术日新月异，战争的突然性空前增大，战场情况瞬息万变，面对未来战争练兵，谁能找出模式和定规？　　邬援军说，仗怎么打兵就怎么练，你顶多和敌人打个平手，而你要打得赢，就必须多练几手。　　邬援军喜欢动脑子，思路新，道道多，只要他带兵参加演习，“对手”就得格外小心，他可以让一贯甩在尾巴上的高炮部队打前站，在“敌机”还没来得及投放伞兵时已经被敲到了地上；他可以违背“无线电静默”的常规，用一部电键带几部不同频律的电台，“敌人”无法跟踪破译，于是很巧妙地对付了对方的电子干扰……　　邬援军说，这叫作“常规不是定规，用兵贵在变化”。　　1993年初，集团军赋予坦克旅在秋季搞一个坦克营对空降之敌进攻战斗的实兵实弹战术演习。邬援军接到任务就跳出了一个新想法：坦克旅组建快10年了，全旅综合性的实兵实弹演习还从没搞过一次，而坦克旅在未来战争中担负着很重要的作战任务，战时怎么组织？怎么协同？能打成什么样子？机关、分队和领导心里都没底。何不抓住这个机会，动作索性搞大点，把全旅各兵种的装备、火器都拉出来遛遛，全面地训练协同指挥？他就把这个想法与政委交换意见，政委赞同，然后拿到常委会讨论，常委们的意见就不统一了。　　有人提出：全旅都拉出来，从没干过，把握小，风险大，出力不讨好，出了事，责任谁来承担？　　邬援军说：“保平安不能以削弱战斗力为代价，平时不练，战时不能打，这个责任谁承担？”　　邬援军说：“也许本世纪无大战，我们这拨人不一定能赶上打大仗，也许打了仗不一定能带坦克旅，但我们不能只求本届班子平安无事，我们要为这支部队战场上过得硬考虑！”　　几番讨论，常委们的意见统一了。一份呈批报告送到了集团军。军首长迅速批复，表示大力支持。　　那么，演习究竟定在什么标准上？是走老路，还是另劈溪径？若是按老套路，很容易，把过去的导演文字、情况设想照抄一下，地图上的标号改一改，“天下文章一大抄”嘛，既是常规，就很稳妥。可是，动用这么大的兵力，走一个老套路，又有什么意义呢？　　邬援军要搞全旅的大演习，意在按照军委新时期的战略方针练兵，特别是在对方装备处于优势，我们处于劣势的对比下，如何以战法的优势来对付他们，课题当然要有新追求。可是业务部门提出的导演方案显然无新意，那就枪毙。　　邬援军发动司令部继续开动脑筋找课题，查资料，第二套方案出来，仍然没有脱离上一稿框架，还是枪毙。第三套方案虽说作了一定改动，但骨子里还是老一套，没有真正考虑到对手现代化装备、具有远程制导武器和立体战争的特点。再次枪毙。　　转眼已是盛夏，方案不定，大家都焦急万分。可邬旅长偏要和自己过不去。　　一天深夜，邬援军照例在灯下读书。他意外地从一份新来的军事资料中，看到某国军事演习的慨况披露，顿时眼前亮起来。他反复读了多遍，发现这个演习完全符合海湾战争的打法。他把其中演习的6道程序逐条分解，仔细寻找装甲兵在演习中战法运用的特点、敌我战术原则的区别、诸兵种合成的要素等等。第二天，他便把这个新想法拿到司令部门讨论。大家轰轰烈烈争论了4天，终于，一份成熟的方案诞生了！这份方案既显示了防空兵超前配置、坦克炮打直升机诸多“怪招”，又让全旅所有高技术兵器亮相，还融两年间探讨的十几项新战法于其中，的确新意叠出。秋天，以这份方案为蓝本的一场坦克旅对空降之敌的进攻战斗打响了，豫北山区的演兵场上铁甲轰鸣，炮声隆隆，硝烟滚滚。邬援军指挥着他的坦克部队，成功地组织了清晨、拂晓、中午、夜间4种情况下对付高技术装备之敌的实兵实弹演习。全旅的十八般武器都拿出来练了一遍，消耗弹药数十吨、油料数十吨，动用车辆上百台，动作不可谓不大矣。而演习竟没有发生任何事故。　　从始至终在现场观看的集团军军长掩饰不住一脸的欣喜。虽说没有实战检验，对于邬援军创造的各种战法、“怪招”，上级领导不可能给予正确与否的评判，但军长在现场即兴讲评中兴奋地说：“演习是非常成功的，你们做了大胆的探索，情况设想得好，战术演练上有新道道，是动了脑子的！”这该是对和平时期的军事演习极高的褒奖了。　　不过爱动脑子，有时也会碰钉子。不是所有的人都能接受这类“新道道”，有人就会很谨慎地提出：“你知不知道我们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传统战法？”　　“你懂不懂得集中兵力各个击破？”　　……　　不错，邬援军说，这些都曾是我们军队克敌制胜的法宝，可如今已经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了，高科技的迅猛发展已经是这个时代的突出特征，我们的传统战法曾经对付的是没有高科技装备的对手，我们以相对集中的时间相对集中的兵力作战时，还没有高分辨率的低轨道侦察卫星，没有远射程大杀伤力精确制导的武器……面对高技术条件下的战争，今天中国军队的新一代军事指挥员不能不研究传统和发展如何结合的新课题。当然也不能不学会在装备滞后的条件下，照样打胜装备领先于你10年20年甚至半个世纪的对手的全新战法。　　“怎样立足现有装备打赢高科技战争？”这是邬援军近年来在集团军范围内率先研究的课题。其中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坦克兵夜战。　　夜战曾经是我们的优势。我们军队在几十年的战争中积累了丰富的夜战经验，我们善于把自己藏于暗处，把敌人置于明处，先敌发现，先敌开火。而如今，人家已经有了夜视潜望仪、热成像仪、高灵敏度雷达等多种高科技手段。我们无暗可言，优势变成了劣势。　　我们也装备热成像仪？一部仪器好几十万，全旅的坦克都装备上，上千万拿不下来！谁又能拿出这笔钱？　　那么坦克夜战你还打不打？夜训课题你练不练？　　就有人干脆说：“没有金刚钻，不揽那瓷器活。”　　这时候，就看出了你想的是不是怎样打赢你的对手－－真正的军人和混饭吃的区别就出来了。　　邬援军就偏要揽这瓷器活。　　他一边带部队搞夜训实地开展战法研究，一边在理论上进行学术探讨，写出了《现代条件下的夜战战法初探》的论文。文中分析了先进的夜视器材的长处与弱点，提出了在装备技术不能满足的情况下，如何采用土洋结合的方法，变敌暗我明为双方都明或双方都暗，变夜战为昼战，如何让敌人的夜视器材无法发挥作用以至报废，如何以假乱真与敌明争暗斗……并多方引证在海湾战争和其它现代战争中被证明了的行之有效的各种夜战手段。这篇论文被行家评为起点高、思想新、有理论建树又贴近实际，还有很强的可操作性，在集团军论文评比中以最高票数获得一等奖。　　几年里，邬援军发表此类论文数十篇，篇篇都不是纸上谈兵，都精心地展开在演兵场上，在实践中反复被印证和检验。他搞军事学术研究有自己的“务实观”：换汤不换药滞后老化的不搞，没有操作性过于超前的不搞，书斋中来脱离训练实际的不搞，不符合高技术条件下战争背景的不搞。　　邬援军说：“我们不能一说高技术条件，就是片面的操作微机。现代化与落后的区别，是由粗放的定性的部队指挥管理转为精密的精确的定量的指挥管理。精密、精确、精细，是构成现代化的内容。现代战争更是如此。一个指挥员不懂得这一点，不具备这起码的素养，怎么能打赢战争？”　　这就需要学习。邬援军说：“要打胜敌人，就先要学胜敌人。”　　坦克旅的官兵都知道，邬旅长在演兵场上“下笔有神”，是因为读兵书“破万卷”。他从《战国策》、《左传》、《孙子兵法》、《武经七书》到《毛泽东兵法》、《谋略》、《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到《局部战争今昔》、《战争艺术》、《海湾战争》到《从坦克战例学战术》……军事书籍有一千多册，他不仅都看过，而且反复研读，许多章节段落能倒背如流。领导机关的同志送了他一句话：“脑装千秋兵术，心有精武之要。”他自己编了一句顺口溜：“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诌，熟读战例三百个，上了战场不发愁。”　　这还不够，邬援军开发了他庞大的“关系网”，准确地说是他的信息网。国防大学、军事科学院、国防科工委、装甲兵院校和研究部门都有他的学生和挚友，这个“网”的功能，便是为他输送军事信息，仅仅一场海湾战争的资料，他就收集了近百份。　　这种雄厚的积累，使得他的大脑仿佛是一部储存着全方位军事数据的计算机，随时随地就能将这些古今中外战场上的兵力部署、双方态势、运筹谋略、胜败成因“调”出来自如运用。　　所以他思路活，“道道”多，所以他能侃，所以他总不满足。　　他重新设计了自己的知识体系，对自己应掌握的军事知识划成“三圈”：第一圈是坦克兵种知识，第二圈是包括步、炮、工、通、化在内的陆军知识，第三圈是海空军、战略火箭兵的知识。　　不断更新的知识结构带来的是全新的思维方式，一种与时代同步甚至超前的思维方式。他给自己规定了“三超战略”：一是超现有装备，二是超本级学习，三是超外军将领。有人问他眼下在研究什么，他回答说：“我在研究美军装甲旅旅长研究的问题。”　　在坦克旅官兵的眼里，他们的邬旅长是“准将级教官”，没有什么不会的，摆兵布阵会，计算机技术会，高等数学会，坦克部队三大专业：射击、通信、驾驶全精通，旅编成内的所有装备他都会开会用会修，所有火器都会操作使用，大家毫不怀疑，若是给他飞机和军舰，不出三天也准能玩得转。现代战争要求军队指挥员自身的合成素质，在官兵们心里，邬旅长就是一个理想的座标。　　如果你到邬援军的宿舍“参观”，还会发现一绝，所有房间的墙上都贴着当今各军事大国最新的坦克、飞机、舰船的图片，你就像走进了一个世界军事博览会，一时眼界大开。坦克旅的官兵们每去“参观”，都会产生一种念头：有一天我们的武器装备和世界同步，邬旅长指挥的部队将如何了得！　　　　　对一个指挥员来说，失败和挫折　　　　　　是一种特殊的考验和锻炼　　和平年代的军队干部，最怕一个事：部队出事故。　　生死关、苦乐关，你都过得去，但事故关却能把你彻底打垮。偌大的一个部队，只要有一个角落不太平，部队的领导重则记过、撤职、脱军装，轻则一年工作干得再好，成绩等于零。所以就有这样的顺口溜：不是中心，影响中心，流血流汗玩命拼，一个事故定乾坤。你的前途说不定就栽在这一个事故上。　　邬援军的军旅征途一课也没拉，什么都赶上了。从团长到旅长，他的部队都出了大事故，而且那其实比事故还严重，那叫“案件”！　　1992年春节前夕，邬援军当旅长一年之后第一次回北京探亲。好几年没有在家过年了，这对于他无疑是一个非常珍贵的假期，妻子王亚利和儿子毛毛也都异常高兴，他们早就盼望着这个天各一方的小家，能过一个团圆年了。可就在腊月26那天，突然来了长途电话：旅里出事了，速回！　　原来是旅里的一个参谋为了想发财出国，竟然图谋把部队的情报出卖给外国人，交易没做成，被公安部门抓获并通知了部队。　　这就叫天有不测风云。几千人的部队，你领导工作做得再细，也难以把握住每一个人的脉博。何况当时社会上拜金风刮得正凶，部队虽是铜墙铁壁，也不可能固若金汤，就会有人鬼迷心窍干出这样冒险的游戏来。　　出了如此案件，一旅之长还过什么年！当即往回返。妻子儿子也只能一起回部队吧。腊月26日晚上，邬援军一家三口急匆匆赶往北京火车站。正是年前铁路客运高峰期，根本买不到票。就只好等退票。这本是一年中最温馨的时光，人们的心都浸泡在准备过年的暖洋洋的情绪里。北京的大街小巷已经张灯结彩，空气中都飘着过年的食品诱人的香味。但是站在寒风中的邬援军，心里却是说不尽的寒冷和苦涩。过往的人们不会注意，这个四处打听退票的人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旅之长，他可以统领几千人作战，却不能给妻子和孩子一个欢乐的年节，相反还使他们在本该轻松快乐的日子里，平添一份担惊受怕。而这已不是第一次了。几年前在他刚当团长的时候，一个没有文化的战士，就因为指导员给他奶奶的信中提到了他的不足，竟身揣十几枚手榴弹溜出了军营，准备游山玩水之后回去和指导员拼命。结果在公共汽车上被抓获。那也是邬援军回家休假，也是刚到家没两天就来了电活，也是不得不带上妻儿连夜到北京站等退票，也是等到半夜两点多才上了车。不知道为什么，这样窝心的事，遇上一回就够受了，他竟连着赶上了两次。这使得邬援军一家三口在后来的生活中，只要听到“退票”二字，心里就格外的不舒服。　　回到旅里不久便是大年三十晚上。别处爆竹连天，坦克旅一派清冷。旅长邬援军归队的第一件事，就是坐在灯下写检查。王亚利坐在他身边一直守到深夜，看着看着，眼泪就不由自主地淌下来。自从丈夫到基层带兵，她眼看着他为部队操碎了心，手底下几千人的队伍，管人管物管钱管弹，什么都要想到，不论是在部队还是休假在家，天天睡前必打电话：“油料库”、“弹药库”……为了安全，他几乎睡觉都睁一只眼睛。但事故还是发生了。她也是当过兵的人，当然懂得军队里“事故定乾坤”的份量，换了别人，有过一回教训，早就另谋出路了，可他怎么就这么恋着他的部队？她终于忍不住说了一句酝酿了很久的话：“援军，咱们转业吧？”　　“不转。”邬援军回答得固执而干脆，“我情愿受处分，也决不脱这身军装！”　　王亚利便含着眼泪沉默下来。其实她也知道听到的只能是这样的回答，不然，就不是他邬援军了。这种不服输的劲头似乎始于他的幼年，在他很小的时候,他的14岁就参加了八路军、性格很刚直的母亲就对他们说：“你们自己的路要自己去闯，平路走不通，就翻山，世界上没有不坎坷的路。”后来，他又把这话讲给了儿子。　　那天晚上，王亚利看着丈夫一夜没有睡，看着他在日记中写下这样的话：“对一个指挥员来说，失败和挫折是一种特殊的考验和锻炼。平时挫折压不垮的指挥员，打起仗来才能攻无不克。造就干部的实践，包括成功和曲折两个方面，经受不起挫折的干部是不成熟和脆弱的干部……”　　大年初一早晨，当红红的太阳升起来的时候，坦克旅的官兵们看到的是旅长精神抖擞的笑容。旅长带着妻子和儿子，一个营院一个营院地给全旅官兵拜年，和战士们一起包饺子，依旧谈笑风声，甚至笑得更响亮，好似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原来被事故打蔫了的部队，情绪振奋了起来。　　年一过，集团军的处分命令就下来了。直接责任者撤职的撤职，记过的记过，职务缓调的缓调。邬援军因为事故发生时不在部队，所以没受处分。但他心里明摆着压力更沉重。1991年，他上任的第一年就打破了坦克旅多年默默无闻的局面，获得了“军事训练先进单位”、“先进政治部”等奖励，眼看着形势大好。可案件一出，所有奖励统统被取消。这对全旅官兵无疑是当头一棒，1992年怎么办？再干是不是也白干？慌乱中，大家只有把眼睛盯住了旅长。　　在和常委一班人统一了思想的基础上，邬援军依次召开了党委会、全旅干部大会、军人大会。在会上他用洪亮的嗓门对官兵们说：“这个案件出在年初，开局不顺，我们还有11个月，我们怎么办？我们国家有960万平方公里的幅员，但在我们坦克旅身后没有一寸！我们将背水作战！　　“但这不是坏事。这对我们的部队是个很好的锻炼。　　“一支过硬的部队，一个优秀的指挥员，气质、风度、魄力既表现在胜不骄上，又表现在败不馁上。战时能打的部队，既是能攻善守的部队，又是一旦受挫还能够转败为胜的部队。平时先进的部队，既是事故案件少的部队，又是一旦出现事故案件能够打翻身仗的部队！”　　旅长一番话，全旅士气大振。军人大会上提出了响亮的口号：“在挫折中奋起，在曲折中前进！”　　春天，集团军组织师、旅、团、营、连“五长”集训。邬援军当连长，带着全旅三分之二的干部大显了一回身手，先后十几项考核，坦克旅项项优秀“满堂红”。集训结束时，集团军军长找到邬援军说：“小邬啊，本来想找你好好谈谈，现在看不用了。就这么干！坦克旅不会趴下。”　　紧接着，军区又赋予坦克旅担负正规化训练示范任务。邬援军编写教案、准备场地、示范课目……大干40天，累得嗓子都说不出话来，他就把办公室搬到射击预习场，坐在场上打着手势指挥。结果14项课目全部获得成功，集团军破例授予坦克旅一面“示范正规、保障有力”的锦旗。　　如果说取得这些成绩，在正常年度需要付出100分的努力的话，那么在1992年，邬援军和他的部队就要付出至少300分的努力。这考核、演练，考的何止是军事技术，考的真正是意志力，是指挥员的内在精神。这是在特定背景下的拔涉，是负重赛跑，每一步都如履薄冰。平日你敢尝试的，这一年你可能就不敢；平日工作允许稍有差迟，这一年就不允许有一丝一毫！但邬援军说：“消极保平安，就是渎职！”　　担负正规化训练示范任务，许多课目以前没有搞过，比如“侦察兵登车捕俘”。方案、计划出来后，第一遍由参谋长带领实施。因为缺少经验，侦察兵跃上坦克抓出俘虏后，没有把俘虏扔到同行的摩托车上，而是扔到了地上。这使得参谋长一时紧张得满头大汗，人从开着的坦克上被扔到地上，显然相当危险，若是摔出问题，岂不是在年初“案件”的背景上雪上加霜！这种时刻谁还敢再造事故？再出事故坦克旅还想翻身？参谋长便请示旅长这个课题是否还搞？邬援军思考片刻，就果断地答复：“要搞，一定要搞。这不仅是技术训练，还是胆量训练，要培养士兵的勇气，要训练部队一往无前的精神。”旅长敢打强心剂，参谋长自然壮了胆，他信心大增继续实施计划，这一难度颇大的课题很快就出色完成，并且没有发生任何事故。在集团军各级军事主官到场观看示范表演时，这个课目下来，迎得了一片叫好声。　　邬援军说：“一个指挥员在事故和案件出来后既要有辩证的观点，又要去掉私心杂念，心就宽了。”　　其实，对于执著于军人使命的人，这样的经历并非是坏事。邬援军从这个案件中获得了更深入的部队管理的启示，使得他坚信：真正严格的部队管理，是可以避免事故发生的。　　这一年，坦克旅的步子没有放慢减轻，而是迈得更大更坚实了。　　1988年时，集团军特级技术能手考评，坦克旅在全集团军倒数第一；1991年，坦克旅考上8个；1992年坦克旅考上20个，占总数的一半，在集团军名列第一！这一年，坦克旅一个“胜仗”接着一个“胜仗”。　　尽管这一年，坦克旅的奖励单上是一纸空白。　　但这支部队是真正地强壮起来了。　　瑞士的军事理论家约米尼说过：“一个军队能在失败的环境中挺立不动，其价值远胜于在胜利的环境中勇敢争先。”　　　　　军事指挥员自我完善的一个重要　　　　　标准，是战争需要什么就完善什么　　说起旅长邬援军的治军之严，全旅官兵无人不服。　　严而有威，威而直率、刚烈，有些人可就怕他了。　　别看旅长戴一副眼镜，可官兵们都说那双眼睛是“蔡斯观瞄系统”。他下一回部队，笔记本上至少记上二三十条，你看不到的问题他都能看到。他要求营院规划必须高度的清洁和整齐划一，体现军队士气，遂规定全旅不能有一块破玻璃，房上不能有一块破瓦，地上不能有一个烟头纸屑，营院的架空明线包括凉衣绳必须横平竖直，灯泡不能有一个不亮，停电不能超过三分钟……哪个单位在这些方面敢有半点差迟，旅长的电话五分钟之内准到。　　旅长强调士兵见到首长必须敬礼，有战士见他的指挥车过而没有敬礼，他能够把开出几百米的车倒回来，下车让那个兵补敬；他规定连以下官兵不准在营区骑自行车，亲自带人纠查在路口，抓到便送到营部，叫你连队干部来领；政委作报告，有人在下面打瞌睡，就会被旅长突然点起来问：“刚才政委讲的第二条是什么？”回答自然是：“不知道。”旅长说：“坐下好好听，下次我还提问你！”　　特别是对干部，职责内的事，你该做不做，明知故犯，事后你可别哭。一营管理员和医生正课时间下围棋，被旅长抓住，当即通报，各给了一个行政处分；高炮二连副连长利用管连队后勤之便，拿了连队3斤鸡蛋，被旅长查出，叫他如数交了钱，下放当兵三个月。部门以上领导，照样不客气。一个部门领导休假，私自带车回家，旅长得知，当即发电报叫他连人带车立刻返回；副旅长无故没出早操，旅长当场点了他的名……全旅三分之二的干部挨过旅长的“熊”，而且“熊”起来说话绝不拐弯，撞到火头上，他可以说：“我用火箭筒打你！”　　于是，大家送了他一个亲切的绰号：“老猫”。《孙子兵法.计篇》中说：“将者，智，信，仁，勇，严。”指出，严是优秀军事指挥员的基本素质之一；《三国演义》第66回中也说过：“用武则先威，用文则先德。”也强调军事指挥员必须要有威严。那么旅长的严和威，尽管让人怕，怕者也不能不服。　　不过“老猫”不仅严和威，还拗。得理不让人，又不会随声附和，作为主官，就给了有些人一个印象：自己说了算，刚愎自用。　　比如前年，正是全军大搞生产经营的潮头上，市场物价提高了，军队干部的生活待遇问题突出起来。于是，各部队抓生产搞创收，借梯子上台阶，八仙过海各显其能，想尽办法改善部队官兵的福利。坦克旅附近有个油田，由于油井开在农田之中，经常受到老百姓的骚扰，油田领导就想到了和部队“军民共建”，提出坦克旅每年派一个连去给油田站岗放哨，油田每年付给坦克旅30万元，名则搞“联防”，实则“劳务输出”。旅里不少人说这事一不违背规定，二能增加收入，三还可以安排家属就业，是求之不得的好事。谁都从这块送上门来的肥肉中闻到了诱人的香味。　　旅长邬援军却偏偏闻到的是一股铜臭味。油田方面几次来旅里商量，他都没有表态。这使得班子里的人都觉得“咱们旅的思想太保守了”。　　一班人意见不统一就不好拍板，而常委之中的旅长偏要和大家唱对台戏。人们轮翻说服旅长，哪里说得动，而且旅长的拗劲越发就上来了。在旅首长办公会上，旅长说：“你们说得都有道理。但这个事名不正言不顺，我们不能干。你们想到了我军的形象没有？想到了上级关于动用兵员的规定没有？想到了有可能引起的军民纠纷没有？我们的确需要钱，但我们不仅仅要算经济账，更要算政治账。虽然肥肉吃起来很香，如果吃了引起高血脂，还是不吃为好！”　　邬援军其实早也想到了，他这么做将又一次在某些人心目中印证了那个“一个人说了算”的毛病，而这对于一个部队主官无疑是个弱点，如果上级来进行班子考核，这弱点则是致命的。他全都想过了，可就是不能改变自己的意见。他认定在意见有分歧的时候，只有一个衡量可行与否的标准：是否有利于部队建设。即使你是少数，即使你暂时不被理解，即使你的处境不利，只要正确，就该坚持，像邓小平同志5年前说过的那句话：认准了是正确的东西，就顽固地坚持下去，扭住不放。　　他最终得到了政委张文品的支持，“联防”一事被否决了。　　3个月后，上级党委对坦克旅的这一做法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表扬。　　即使是这样，有的领导和战友还是好心提醒他：“援军，你现在是领导干部了，你那性子得改一改。”　　何以改呢？性格是天生的，要改也难。当然，后天也能再塑，但要看你是什么社会角色。　　从战争中过来的父亲给他讲过：军事指挥员应该有果敢的性格。战争是激烈地斗智斗勇、以生命为代价的行为，一个指挥员若在战斗中稍有犹豫，后果是不堪设想的。你可能选择的是敌人的强火力点，如果临时调整作战方向，会造成更大的牺牲。父亲说：打仗时，死人死得最多的时候，也是最能检验指挥员意志力的时候，假若你在这个时候动了恻隐之心，撤下了你的队伍，那么敌人的队伍就会巩固阵地，你前面的流血牺牲将前功尽弃。　　尽管他至今还没有经历过战争，但毫无疑问，一个军事指挥员就是为战争而存在的。你身上或许有这样那样的缺点、弱点，你努力克服自己的缺点、弱点，力求使自己完善起来以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但毕竟，客观上你会受到方方面面的制约，无法做到真正的完善。这个时候，你将如何规范自己的行为准则？邬援军说：“合格的军事指挥员自我完善的一个重要标准，就是战争需要什么就完善什么。”　　他喜欢拿破仑的那句名言：“即使是有错误的有主见的有决心的指挥官，也比没有错误的没有主见没有决心的指挥官要强。”　　他依旧坦率耿直、锋芒毕露，依旧争强好胜、敢为人先，依旧会被好心的领导当作缺点修理一下，依旧还是改不了。　　集团军组织军事学术研究，他就最喜欢提问题，喜欢发表不同见解。人家劝他说：“老邬你就别抬杠了，在战术训练这个学术讨论的问题上，首长就是裁判。”邬援军说：“这是学术研究，就应该有学术讨论的气氛，就要畅所欲言，有争鸣，有优劣，学术才会有进步，真正的裁判是学术实践。”　　集团军提出百分之40的机关干部要学会操作微机，3分之1的机关干部要学会开车。这一要求似乎没有谁表示疑义。但坦克旅长邬援军偏要钻牛角尖，他对集团军的部门领导提出：你的这个“会”指的是什么？“操作微机”是会敲键？还是会建立“数学模型”？还是会开发软件？“会开车”又是什么概念？是能挂个挡在路上跑一跑？还是会夜间驾驶、山道驾驶？他说光一个“会”字不行，要量化。比如会操作微机，是不是可以量化成：熟练掌握BASIC语言，会编制日常业务工作的管理程序，能建立数据库，而不是仅仅会打文件……　　邬援军也明白，他的这份叫真儿肯定不招有些人喜欢。他也曾还算客观地对军长说：“这既是我的长处，又是我的缺点。”&　　军长倒说：“什么缺点，就是优点！能想得这么具体有什么不好？没有具体就没有落实！”其实，邬援军再严再狠再骂人，坦克旅的官兵还是喜欢他。他们看到，旅长治军严，律已更严。他10年如一日，从不缺一个早操，即使家属来队也是一样；政治学习军事干部爱溜号，旅长却从不找任何借口缺席一次学习；他公务外出、学习或休假，从来都将时间、地点、路线、日程一一向政委汇报；他骂干部骂得再凶，干部们心服口服，因为他们看到旅长自己站得正走得直，有不同意见都拿到会议桌上来谈，不会出歪点子，不会背后给人使绊子。政委说：“我和他搭伙，有一种依靠感，有时他不在，我还真觉得不好拿主意呢。”　　　　　作人做不到国宝，也得是国器、国用，　　　　　　　　绝不能沦落到国妖　　身为一代战将之后，邬援军把父亲身上属于军人的那些东西：耿直、果敢、勇武、坚强、吃苦耐劳、疾恶如仇……都继承了下来，有些方面甚至已经强于父亲。但只有一样他没有继承：喝酒。　　父亲能喝酒，在他的部队是出了名的，战争年代，若有酒喝，他必是用大碗装，一口气喝下去一斤白酒，脸不红，神不乱，照样提枪指挥战斗，并且身先士卒冲杀在前，真是英雄豪气。如今老将军80高龄，患了肺心病，医生严禁喝酒，只好咬牙戒掉，这几乎是戒掉了他半条命。家里来了客人，秘书或警卫员陪客人喝，老头就会拼命吸着鼻子眯起眼，连连感叹：“真香啊！”那神情让人不能不责备医生太残酷了。　　儿子邬援军却是滴酒不沾。今年44岁了，他竟从没有学会喝酒和抽烟。说他学不会喝酒，恐怕谁都不信，父亲的遗传是应该不用学的。　　那自然是根本不喝。　　邬援军的生活有一套自己严谨的规则：不嗜烟酒，不近女色，不跳舞，不赌博。这有点像二次大战时交战双方的名将蒙哥马利和隆美尔，他们都曾以这样的严于律已、洁身自好保养了一副优秀军事将领所必不可少的健康体魄，并且在残酷的北非沙漠的艰苦较量中，体现出了这种健康的重要。此外，这还使得他们将情感和精力更集中地用于自己所热爱的军人职业的追求。同样的，邬援军的身体十分健壮，不论在怎样的工作重压之中，他的脸上总是红光四溢。拉练急行军时，他可以替不到20岁的小战士背3支冲锋枪，一路下来，空手的小兵几乎趴下，胖胖的旅长则大气不喘。　　但他不嗜烟酒的生活准则，还不仅仅是为了身体的强健。作为今天中国军队中的一名领导干部，他深谙，不喝酒不抽烟，还可以为获得另一种更宝贵的健康赢得主动。　　坦克旅的官兵都知道旅长的习惯：从不吃请，也从不请吃。谁想请动他去赴宴，比登天还难。虽说担任旅里主官，少不了与上下左右军内军外的礼尚往来，重则工作需要，轻则联络感情，点着名请旅长出席。旅长却总是准备了各种充分理由能推就推，实在推辞不掉，也坚决滴酒不入。有人说他不通事理不近人情，他也是听之一笑。了解他的人都清楚，其实他并不仇恨酒，恨的是酒桌上的应酬、客套、耗费时间，他不能容忍有事没事大吃大喝的铺张浪费，不能容忍吃喝之后还得“办事”的“桌下”交易。你干脆不会喝，事情就简单多了。　　自然，只是不喝酒，并不能超脱出生活现实。在许多人眼里，你是官，你的在一定范围内的权力是可以进行各种交易的硬通货。也的确有很多人将这个硬通货自如地放进商品流通中，让它最充分地体现出价值。于是，就不断有人找上门来，送东西，送钱，送官，送名，送你最缺少最需要的一切，换取你能够给他的各种利益。马克思在一百多年前就说过：“权力容易导至腐败，绝对权力导至绝对腐败。”在今天的中国，商品意识越来越深地渗透在这块古老土地上的时代，随之而繁殖的腐败病毒也在侵害着越来越多的原本不够健康的机体。每一个手中握有权力的领导干部，都在面临着这种抗体检验，就是相对单纯的军队里也不例外。　　坦克旅机关的干部都熟悉旅长的一个生活规律：他每天必读所订的7份报纸，看不完不去食堂吃饭；每天必看新闻连播，到了晚上7点，他纵然在球场上打球打得正过瘾，也是扔了球就走。他的脑子里总在思考问题，每天晚上必得把这些思考写在日记里，工作再晚，就是到了半夜，日记也一天不拉。旅长的日记本摞起来已经能顶到房顶，里面写的什么，外人自然不知道。但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