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四大商帮风云沉浮----------《中国商道》
商帮百年：悲剧不是他们的宿命
本报记者 杨磊 广州报道
过去的一段时间内，一个曾经隐讳的词语“商帮”充斥着媒体和生活。这个词语背后，驰骋着一群商业骑士，他们的血液里奔腾着商业的力量。而用它所连接起来的，是一个跨度超过150年的经济转型历程。
这是一个地缘性商人群体。他们不怕苦、敢冒险、敢为天下先、求实而乐于探索，他们以其强烈的创业精神与杰出的经营能力抒写了中国商业史上的百年辉煌，至今仍活跃在海内外。
他们一度呼风唤雨，左右行业经济；他们曾经官商一体，操控国家财源；他们自创流派，成为中国商人精神的载体；他们亦经历起起伏伏，但始终在延续商业经济血脉。
他们的过去是如此显赫，以至于没有人敢于平视那个年代，甚至缺少为之作出定义的勇气。
他们来自潮汕、宁波，来自山西、安徽。过往百年，他们就是国家商业的图腾。
有人说这是一个人的成功，也有人说这是一群人的成功。更有人认为，这是一个阶级的成功。
对于一个商业社会中人，即使相信时间可以沧海桑田——比如在畅销书上记载的豪富场面深信不疑，但也很难相信没有时间跨度的巨大变化。
正如对曾经被称为“海内最富”的山西的追忆。当地人顶多就是淡淡地说，过去是这样的。
在一个美国作家所写的宋蔼龄的传记中，山西这个以贫瘠著称的内陆省份的一个小镇被称为“中国的华尔街”。承载起这个伟大称号的是以“晋商”为主体的商业团队。
资料说，晋商俗称“山西帮”，亦称“西商”、“山贾”。在漫长的历史中，晋商以山西富有的盐、铁、麦、棉、皮、毛、木材、旱烟等特产，进行长途贩运，设号销售，套换江南的丝、绸、茶、米，又转销西北、蒙、俄等地，其贩运销售活动遍及全国范围，形成了能与南方徽帮相抗衡的最有经营实力的北方晋帮集团。
由此上溯到更远的时候，在南方千里之外的安徽，另外一个著名人物胡雪岩已经开始在家乡大兴土木，建造一个现在都堪称气势磅礴的大宅。
对于这个被称为徽商龙头的人——后世的记忆是“红顶商人”——以商业影响力在官商之间左右逢源，最终成为“二品大吏”。
徽商在南宋崛起之后，到明朝已经发展成为中国商界和晋商并举的一支劲旅，到清朝中叶，徽商一跃成为中国十大商帮之首，所谓“两淮八总商，邑人恒占其四”，尤其是在盐茶业贸易方面，徽商独执牛耳。康熙、乾隆年间，“钻天洞地遍地徽”，“无徽不成镇，无绩不成街”。
晋商徽商之后，宁波商人开始沿海而上，在上海、南京等口岸城市扎根，成为继二者之后“最具战斗力”的地缘性商人群体。和其他商帮不同，宁波商帮更乐意经营与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营生，外向型地缘结构促使他们的经营方向由外至内——善于不断接纳、应用外来先进科学文化技术，发展壮大自己。
宁波商帮独领风骚的态势进入上个世纪后发生了改变。随着口岸经济的发展，潮汕商帮伴随着近代海外移民高潮而发迹于海外。
这是一场明显区别于其他商帮发展的商业经历。潮汕商人的资源绝大多数来自海外，并主导海外商品在内地的流通，积累自己的财富之后将自己的生活形态放置于海外，并影响当地的商业形态。而这种模式一直贯穿至今。
在更晚的1970年代，潮汕商帮终于走上巅峰。一个名叫李嘉诚的商人在口岸城市香港开始建立自己的商业帝国，并且他终于看到了自己帝国的根基。
作为一个坐标，李氏家族在香港的升腾奠定了潮汕商帮在新经济时代的影响力和高度。
李嘉诚家族在香港崛起之时，另外一个宁波的家族——包玉刚走上世界船王的宝座。
作为宁波商帮的代表，包玉刚家族用了将近50年的时间来验证了这个商帮的发展轨迹——利用靠近海洋的优势进行原始积累，当财富达到一定程度后走向陆地，并将海陆资源整合，从而影响产业走向。
这种逻辑和潮汕商帮非常相似，似乎殊途同归。
而在包氏从海洋走向陆地的过程中，潮汕商帮的领军人物李嘉诚成为他的同盟。
在李嘉诚的协作下，包玉刚在数日之内动用数以十亿计的现金，收购了老牌英资机构九龙仓的大部分股票，出任九龙仓董事会主席，从而成功着陆。而李氏在收购另一著名英资机构时亦获得包氏的帮助。二者之间的合作被誉为“香港商业史上最经典的商战案例之一”。
那是1970年代，商帮之间开始摒弃宗亲和地域界限，走向合作道路。这个时期的观点说，看似水火不容的两大商帮在共同利益前提下最终走向联手，这里面暗合着现代商业的必然。
学界的观点认为，当协作共赢成为现代商业的基础后，所谓的商帮界限已经不复存在。这实际上体现出一种“以义取利，经世致用”思想。
这种思想的发源地在沿海地区，包括浙江和潮汕——强调个性、个体、能力、功利、注重实际，已经成为当地的主导思想。
共同靠近大海，选择外向型经济的宁波和潮汕商帮的合作基础正在于此。一位学者说，从根本上而言，潮汕和宁波商帮的发迹实际上是对外开放前提下“民本经济”思路逐渐成为社会主流的必然产物。
然而，并不是所有的商帮都存在这样的认同。当以民生为基本要素的商业思维决定下的潮汕和宁波商帮开始走向新的阶段时，地处传统经济腹地的晋商和徽商正在为历史付出代价，因为他们的价值观趋向于“官”“商”合一。
这似乎和他们的经济转型相关。众所周知的是，当传统产业已经不能满足晋商和徽商的更大愿景后，他们选择了金融产业作为突围口。
他们几近成功。一个数字说，清朝光绪年间，政府财政储备将近1／3都存放在晋商、徽商的钱庄内。
这是一种近乎商业神话的格局。然而按照商业的逻辑看，神话背后的实质是复杂、脆弱而高风险的融资和同业拆解安排以及粗糙的产业链整合，它经不起政府对财政控制所采取的各种手段冲击。雪崩的到来只是时间问题。
事实是雪崩很快就到来了。社会动荡、革命将徽商和晋商可能的突围方向全部打乱，并使之彻底无法翻身。
1914年冬天，山西票号的开山祖师——日升昌终于倒闭。从象征意义上说，这个事件意味着山西商人左右中国金融界近一个世纪的历史就此终结。晋商和徽商长达百余年的商业哲学就此沉寂并受到质疑。
一位学者在央视论坛上分析说，“学而优则贾”与“贾而好儒”形成晋商与徽商不同的精神文化气质。而徽商与其他商帮的最大不同，就在于“儒”字。追逐财富只是徽商的手段，求功名做官才是归宿。而从经济学的角度看，只有实现商业与产业的结合才有可能使商业传统延续下来。但“官本位”的徽商却做不到，因为他们已经没有财力去投资产业。
一门心思做生意的晋商却走入了另外的一个极端。“晋商”虽然形成了商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的两大劲旅，但最终并未出现商业资本向产业资本转化的趋势。
从本质上讲，徽商和晋商是传统经济的载体，而宁波和潮汕商帮则是现代经济的萌芽——而这种萌芽暗示出主导此后商帮浮沉的决定性要素——专业分工的高度细化和集中化。
因而，当潮汕商帮和宁波商帮按照外向模式完成产业转型，并自我进行产业调整和完善时，晋商和徽商却因为文化传承的原因沉寂下来。
可惜的是，胡雪岩们没有办法认识到这个现实。历史记载说，胡氏兴旺和衰败皆因“官”字——据山西民间的说法，张嘴的龙代表官，闭嘴的龙代表商。当两条龙都盘聚在同一座屋顶上时，对院落的主人而言，福祸就在两可之间。
2002年，一个名叫谢世东的潮汕年轻人带着“合生创展”走进京城。在他十分难懂的普通话强调下，很多人知道了这个名字拗口的公司将在天津开发一个占地18000亩的地产项目。
这实际上已经不是一个地产开发项目，而是营造城市。地产大亨王石用“后生可畏”形容了这个潮汕人的冲劲。
而这不过是潮汕商帮新人类突起的标志之一。此前稍早的2000年3月，李嘉诚次子李泽楷在香港开始了香港证券交易史上最大的一宗交易。依借家族的强大背景，李用不到三天时间动用了超过100亿港币(交易额估价为380亿美元，)的现金将著名的香港电信收入囊中，并将之改名为“电讯盈科”，从此在潮汕商帮传奇中刻下自己的名字。
行内人士笑称：“李泽楷一天就赚了他老爹一辈子的钱。”然而，笑谈过后，一场有关文化的反思正在进行。
驰骋社会数百年的商业骑士们，在一个遍地机遇的商业新时代为什么会境遇不同？有人将之归结为精神内核的影响。比如宗亲力量和地缘文化。
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是，虽经数百年来时代变迁，潮汕和宁波商帮从没有改变过宗亲力量对经济模式的干涉，其中或有消极的因素，但在某种程度上，“因为宗亲存在的关系，他们变得更加团结”。
在潮汕和宁波商帮的发家路线图上，是一连串海外亲戚名单以及有如群星灿烂的宗亲社团名录；而在任何时候，以成败论英雄的商帮内部，提起本地本族的大户们都是带着敬畏之情，他们的发家故事被认为是个人和社会的双重必然。
如果对其发展作出一个详细的归纳，甚至可以无穷无尽的找出这样的案例，一个个体在某地的成功可以吸纳一个家族的搬迁；一个个体的成功甚至可以导致一个家族、一个社区的转型——这种思维在事实上延续着潮汕人和宁波人的商业血脉，并指向他们可以借鉴乃至依赖的发展方向。
至少在目前看来，这种力量是不能忽视的。多次声称不会对儿子的生意行为进行干涉的李嘉诚在李泽楷生意不利之时动用家族基金“救市”即是宗亲力量的确证。
而在地缘特征上，靠近港口和海洋的地理优势更是在潮汕和宁波商帮血液中烙下痕迹——当他们还是一个幼童时，他们就已经懂得物质需求比空泛的意识形态更紧迫。从骨子里讲，外向型经济主导下的商业团体只能是一个实用主义者，他们知道自己可以达到什么目标以及怎么达成这个目标，“他们更关心看得到的东西”。
没人否认这样的文化或许存在一定的缺点，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在一个经济模式迅速转型的华人社会中，潮汕商帮和宁波商帮的成功保持了“商帮”这个商业经济图腾的存在以及近一步提升。
而在传统经济腹地的商帮们，他们更渴望在官方层面的价值认同，而这种认同需要付出相当的代价，有些时候是一个团队的牺牲，更加危险的是个体的倒下甚至有可能带来整个产业逻辑和基础的分崩离析。
或许正是这种区别导致了在潮汕商帮和宁波商帮开始伟大的复兴之时，徽商和晋商内部却还在进行着一场不休的讨论——历史对于现在，究竟还有什么借鉴意义。
这种讨论并非没有益处，至少它可以帮助曾经辉煌的晋商和徽商寻找出最适合自己的发展线路以及商帮文化。但现在他们要做的其实很简单，那就是迅速寻找下一个突破口以取代目前自己正在失去的这个。
因为文化的力量，有些人正在失去传统，有些人则从传统中获得力量。这是商业社会的必然，或许更是商帮的宿命。
山西祁县县志办主任、晋商研究专家武殿学说，乔家的第一代乔贵发大约是乾隆年间人。乾隆初年，乔贵发为做生意走西口，在包头一个当铺当店员。十余年后乔贵发和秦姓同乡开了一个小字号广盛公。后来生意不景气，广盛公面临破产。但广盛公的许多生意伙伴认为广盛公东家为人处世
不错，不忍看他们破产，相约三年后再来收欠账。三年后，乔贵发不但还清欠款，生意还重新复兴，把广盛公改名为复盛公。这已经是嘉庆年间的事了。这个故事似乎已经奠定了乔家经商重诚信的基础。而将家族生意乃至票号生意发扬光大的，正是乔贵发的孙子，电视剧《乔家大院》的主人公乔致庸。
“到乔致庸的生平就有了比较准确的记录。”武殿学说，“他出生于1818年，去世于1907年，活了89岁。在整个乔家前几代人中，乔致庸是最长寿的一个。”历经两代人经营，到乔致庸出生时，乔家家境已经比较富裕。乔致庸青年时代已经考中了秀才，《乔家大院》的作者兼编剧朱秀海说，他的生活本来应该与商道无关的。“当时乔家有三门。一门人丁不旺，二门已经出了5个举人，家里竖了5个石旗杆，生意则是乔致庸所在的三门主要在做，但三门却没出过一个举人。乔致庸的大哥有个愿望，就是希望乔致庸能给三门挣个举人，竖个旗杆。如果将来能再中个进士，这辈子的任务就提前完成了。”
山西历史上名人荟萃。武殿学说，光是祁县，元以前正史里所出现过做官的人，初步统计有数十人之多，但元朝之后祁县就没出现过大官。这样一个转变，除祁县不是北方的政治中心，更重要的是明朝中期，为对付元朝的残余势力，朝廷在北方边境建设了9个边关重镇，称为九边。大量军队驻扎物资消耗惊人，这给了山西人经商的大好机会。武殿学说，从明代山西人以经商为荣的风气就开始形成。“以祁县为例，它的气候并不很好，每年的无霜期170多天，土地不是很肥沃，也没什么特产和矿产，经商称为唯一的一条路。好在祁县处于山西交通中枢，信息比较灵通，通商有便利条件。在50年代搞过一个调查，祁县当时一半以上家庭都有经商史。当时祁县人口在10万多一点，按这个推算，当时祁县就有两万多人在外经商。干买卖也分两种，一种是自己做生意，一种是入股或者当雇工。道光年间北京城有300多家粮店，100多家都是祁县人开的。晋商发展到最后，主要以府南县为主，也就是太原府以南的榆次、太古、平遥、介休，当时传统叫‘祁、太、平’，也就是祁县、太谷和平遥。”
祁县乔家堡的乔致庸虽然生活在这个商业气息浓厚的地方，却幼年失去父母，由大哥大嫂养大，极受大哥关爱。朱秀海说，由于大哥对他照顾有加却没有一般做父亲的严厉，乔致庸的生活可以说过得很自在，“年轻时的乔致庸是个有钱又有闲的人，他对当官其实也没什么兴趣。当时一个县令年俸只有50两银子，加上养廉银也只多了几百两。而那时候乔家最年轻的大掌柜一年也有1000两白银的薪金，这还没有算上4年一次的账期分红”。朱秀海说。然而没想到咸丰初年，北方捻军和南方太平军起义，南北茶路断绝，乔家当时在祁县的大德兴丝茶庄主营生意就是丝茶。“当时天下的生意主要就是6种:粮、油、丝、茶、盐、铁。盐、铁从来都是朝廷控制，乔家基本没有涉足。粮油生意主要是乔家在包头的复字号做。我在电视剧里描写争夺高粱霸盘，正是基于这样一个背景:粮油这样的大生意都没有了，于是连高粱这样的小生意都要争夺了。”
做粮油生意的当时主要是平遥和晋南的商人。乔家虽然主营丝茶，但在当时山西商人中也并非最大。乔致庸的大哥因战乱对生意的重大打击而一病不起，本来将以一介儒生终了的乔致庸于是不得不接手家族生意。“从咸丰初年到光绪末年，乔致庸的人生经历了整个清朝晚期。接手家族生意后，他却在社会动荡、兵荒马乱的清朝晚期把乔家的生意推到了顶峰，尤其是乔家的票号生意。”朱秀海说，“乔致庸当时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疏通南方的茶路、丝路。”
当时祁县鲁村茶叶市场在山西规模很大，正是南方运抵茶叶的主要交易中转市场。其后传统的茶路将分为两路:一是经西口前往新疆塔城、恰克图;二是通过张家口前往东北。漫长的茶路，从南方的武夷山到蒙古腹地，干系着无数茶工、船工、驼队和山西商人的生计。朱秀海说，乔家单是丝茶生意，直接间接就关系到上万人的生计。而丝绸通道则是将湖州的丝运往山西潞州制成潞绸。商旅路途的艰苦和危险开始让乔致庸逐渐意识到票号的重要作用。
“当时乔家还没有涉及票号生意。那时已经有了平遥的日昌升票号，现在找到的最早证据是日昌升在1823年分账的记录，当时是5年一次。不过公认在日昌升之前，平遥就已经有了商号经营汇兑。作为一个新兴行业，票号是平遥人而不是祁县人开创的。”朱秀海说，当时票号很少，全国也只有5家，其中最大的日升昌也只有7个分号，且不和中小商人打交道，影响非常有限，一般小商人还必须带着银子做生意。当乔致庸意识到票号的广阔前景后，志向是希望有朝一日能汇通天下，“这个想法多么先进，他的理想有多大！这不就类似今天的银联吗？100多年前的山西商人在那个时代就已经有这样完善的想法和广大的气魄了。不但如此，乔致庸虽然力图将票号发展到全国，却并没有垄断票号生意的意愿。他的想法，其艰难和风险都一眼可知——比如你想让票号把20两银子汇到南方，这在当时连路费都不够。想想看，如果你乔家在新疆要是有票号，让你汇一两银子去你也必须做到，这个成本和风险何其惊人！但乔致庸就是那样的理想主义”。
乔致庸之所以如此看重票号的前途自有他的心得。当时商路上土匪和乱军纵横，商人携带大量银两非常危险不便。而票号兑换的汇票即便被土匪所截，没有密记也不可能在票号中兑换到银子。令人惊讶的是，后人考证，整个山西票号史上，至今一例有据可查的误兑错兑都没有过。乔致庸利用乔家的资本一气开了两个票号大德通和大德丰。“大德通正是电视剧里的大德兴改过来的。成立于咸丰年间的大德兴最初主要经营茶叶，同时也搞汇兑。乔致庸后来发现票号是更新的产业，于是改成汇兑为主，茶叶为辅。”武殿学说，“光绪十年，乔致庸把大德兴改为大德通，同年专门成立了大德丰票号，专营汇兑。在乔致庸经营下，后来大德通和大德丰都成为全国屈指可数的大票号。”武殿学用这样几个数据显示了乔致庸经营票号的发展速度，“光绪十年大德丰成立时的资本是6万两，没几年就变成12万两，到光绪十几年的时候资本已经增加到35万两了”。
原因其实很简单。乔致庸把每年利润部分继续投入作为资本，行话称为“倍本”。通常山西商人会在每一个账期分利，每个账期一般有3年，4年或者5年。武殿学说，乔致庸几乎所有红利都投入到资本中，他的资本在当时的票号里也可以说首屈一指。“当时有人估计乔家的资本有四五百万两白银。建国后的研究估计，乔家的流动资金约在800万到1000万两，这还不包括票号和房地产。”武殿学也承认，这个数字是大家估算的，因没有明确记录，主要根据乔家当时有多少铺面字号来推算，准不准也很难说。但在当时山西，乔致庸作为一个比较有代表性的人物，成为明代开始发迹的山西商人群体中处于上升期的新兴力量。
之所以一介儒生能有如此成就，武殿学和朱秀海都认为，除天赋，乔致庸在经营时把儒家的宽厚和仁义精神带进商业。现在能看得到的最确凿证据是乔致庸去世后立的墓表。武殿学说，乔致庸的墓还在乔家堡村子里，墓表是立在墓前的，墓志铭是埋在墓里的，乔致庸的墓志铭至今没找到。墓表上的文字是乔致庸的孙女婿、民国时的文化名人常赞春写的。他记述乔致庸幼年的家庭状况，以及他本来想通过科举考试光耀门庭，却被迫接手家业，并以儒学为经商指导大获成功。而作为商人的乔致庸手头仍然常备有四书五经和史记等书籍，对于社会上的灾祸，他都会挺身而出赈灾。朱秀海说：“‘民为贵，君为轻。’乔致庸内心就是这样一个民本主义的思想。”
朱秀海认为，这个精神可以延续到乔家祖上。乔贵发是个草根阶层，30岁都娶不上媳妇。但他最终娶了一个带着孩子的寡妇，可谓情深义重。“你到山西乔家看看，他们家有个报本堂的第一代先人，那个泥塑旁边是个要饭的篮子和一根打狗棍。他们并不隐瞒自己祖上贫穷的历史，反而要家族记住这些贫困史。不只是乔致庸，包括到乔致庸的孙子乔映霞这一代，每到过年时候，他们都要用车拉着米面，给那些贫穷的家庭资助，帮助渡过年关。他们家有很好的家教，其中就有不要忘记自己贫穷的出身。乔家家教有多严格可以举个例子。山西有很多大家族的宅院都有戏台，但乔家没有，怕的是后人玩物丧志。乔家还有一个规矩，家里不用年轻的丫环而用中年妇女，为的是避免年轻的男主人出现不雅的事情。”
乔致庸之所以能有雄厚的资本实现自己票号汇通天下的理想，在于他从一开始就把乔家在包头的复字号生意发扬光大，复字号也成为乔致庸发家的起点。武殿学说，在乔致庸做东家时，复字号已经是包头第一大商号，几乎垄断了整个包头市场。“有句话说先有复盛公，后有包头城。当时经过两代经营，乔家在包头有11处生意，关内还有好几家铺子，总数有17家。光复字号有3个大号，十几个商铺，几百名伙计。”朱秀海说。包头当时是新开发地区，是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相交的地方，除了马，很多东西都很缺乏。乔致庸利用包头为基地，将商业触角发展到蒙古地区，直到后来到北京和天津。乔致庸还很审时度势。当时左宗棠西征，乔家出了好几百万两银子，但也有一定条件，就是大军到达新疆后，乔家可以派一个票号跟随经营后勤，为军队筹办粮草，负责汇兑朝廷的军饷。
武殿学提到乔致庸在经营中对人脉的精明投资。1900年八国联军攻陷北京，慈禧太后逃到山西。8月，乔家大德通掌柜高钰接到一封密信，写信人是跟随慈禧、光绪西行的内阁学士桂春。桂春在信中写道:“銮舆定于初八日启程，路至祁县，特此奉闻，拟到时趋叩不尽。”接到信后，高钰立即把乔家大德通大加装饰一番，作为慈禧、光绪的临时行宫。“慈禧太后逃到山西后缺钱，山西官员在太原召集山西各商号商量‘借钱’，要大家体谅朝廷苦衷，大家谁都不敢答应。当时乔家大德丰票号的一个跑街的（业务员）贾继英却当场答应，同意借给朝廷银10万两。”武殿学说，“他虽然是个跑街的，但自作主张的权力很大。当时太后很高兴。贾继英会去跟大掌柜阎维藩说，这个人物在电视剧里也有。阎维藩问你为什么答应？贾继英说，国家要是灭亡了我们也会灭亡，要是国家还在，钱还能要回来。阎大掌柜就夸他说，‘五百年必有王者兴，一千年也出不了个贾继英’。”而“慈禧太后此后给山西商人的人情，一笔是由各省督府解缴中央的款项，全部由山西票号来经营;另一笔是将庚子赔款连本带息，约10亿两白银交由山西票号来经营”。
1906年乔致庸去世前，乔家的生意进入最辉煌期。武殿学说，可能常人看来非常奇怪，因为当时正是八国联军入侵中国，国家面临生死存亡，山西票号的生意却获利甚丰。那是因为朝廷和西太后解除了山西票号的禁令，过去绝对不允许票号进行公款汇兑，但战乱让南方给朝廷的公款无法到达，只好对民间票号解禁令。但是国家的危机一过，朝廷马上又重新禁止。到庚子事件之后，国家再次放开民间公款汇兑，所有山西票号都大获全胜。“当时乔家大德通票号在光绪十年（1884）每股分红是850两，光绪十四年（1888）增长到3040两，到光绪三十四年（1908）每股分红高达17000两！据当时的户部档案记载，到光绪三十二年（1906），户部有三分之一的银两存在各家山西票号中。这些都证明1900年以后山西票号的飞速发展，乔致庸的经营达到了顶峰，而这也是山西票号崩溃的开始。辛亥革命一开始，山西大部分票号迅速崩溃。只有祁县的大德通、大德丰，瞿家的三晋源（电视剧里水家的）、大盛川这4家是经营最久的票号，其中乔家的大德通、大德丰直到1951年才关门（大德通总号原来在山西祁县，1940年迁到北京，改为银号。最后在1951年结束其历史，成了最后一个山西票号）。
武殿学说，除振兴包头复字号、把票号做到汇通天下，乔致庸人生最后一件大事，就是为后人留下了这栋乔家大院。乔致庸在世时候乔家从没有分过家，而且家庭统一管理，每人每年开支多少都有明确规定。朱秀海说，乔家大院最早只有乔贵发建的一个筒楼，后来乔致庸的父亲在边上修建了一个院子，乔致庸本人是没兴趣兴建家宅的。“他信奉当年山西一个商人计然的学说，计然说，货币的流通应该像流水一样，流得越快越广才能给更多的人包括自己带来利益。乔致庸一生都将利润投入到生意中，没有兴趣置宅买地。但是后来从他手里接手家族生意的孙子乔映霞是个很现代的人，他当时比较反对他爷爷的观点，说你看你忙了一辈子，可是你什么都留不下来。”
“说这话的时候正是中国面临崩溃，向国外赔款4.5亿两白银的时节。”朱秀海说，“而当时乔家最大的生意就是朝廷的税务通过乔家的大德通、大德恒进行汇兑。第二个生意便是当年英国人把持了中国天津的海关，在直接提走赔款后，其余的税由乔家这样的银号代收。1904、1905年的账期，乔家一股的红利就有17000两白银，而原始的股份可能只有100两银子。电视剧里乔家大小都欢天喜地等着老东家分银子，老东家乔致庸却非常悲愤，他说，我难道不知道你们做的是什么生意？你们做的就是帮助外国人拿走中国人银子的生意。我要那么多银子干什么？我赚的钱越多，就意味着中国有更多的银子被外国人拿走。”
国家都要灭亡，自己生意的前景乔致庸自然心知肚明。那时大家族人口也多起来了，乔致庸终于在人生的晚年开始翻盖老宅。乔家大院是在乔致庸手上开始成为一个封闭的大院，具体事务则是交给孙子乔映霞完成。乔家的院子在山西晋商的宅院中并不是最大，但在山西目前保存的晋商宅院中，是唯一的国家文物保护单位，因为它从来没有拆过，一直保存了原汁原味。武殿学说:“一进门右边的第一个院子。我们叫东北院，他们家叫老院，这个院子乾隆朝就有了。后来他父亲又修了一个，他后来自己修了两个。乔致庸生活的时代社会动荡不宁，捻军义和团爆发后，他觉得靠不上官府，于是把四个院子——这四个院子正好在城里一个十字路口上——所在的路口买下，做成一个封闭式的院子永久使用。后来乔致庸买这个街口的证据被找到，在乔家堡村里的关公庙内后来找到了这个碑，记载着乔致庸用450两白银购买这些地面产权的事情。”朱秀海说，后来他参与帮助山西商人将英国人手中的阳泉煤矿赎回。由于用去大笔银两，乔家大院有一个角未能建成，成为所谓的“花园”。
朱秀海说，乔家大院最终能够保留下，也和乔致庸的仁厚有直接关系。当时八国联军入侵中国，山西总督毓贤在山西地界杀洋人。从太原逃出7个意大利修女，逃到祁县被乔致庸保护下来，藏到自家银库里，最后用运柴草的大车拉到河北得救。后来意大利政府给了乔家一个意大利国旗以表彰，这个国旗竟然在后来日本侵华到山西时候派上用场。乔家把意大利国旗挂在门口，日本人看到这是盟友的，就没有破坏乔家。相比之下，山西的其他大户大宅都被日本人破坏。但是乔家后来觉得这里还是不安全，最后都离开了乔家大院。20世纪40年代初乔家还曾经回来过一阵，但最终还是离开了，这一去就再没有回来。朱秀海说，乔家大院在解放后成为祁县政府的办公地，后来先后做过人民医院和粮食仓库，最后由于是晋中地委党校，在乔家老家人的保护下安然渡过“文革”。“乔家大院能够完整保存到今天，实在是一个了不起的事情。”
1907年，89岁的乔致庸去世。从一介儒生到晋商翘楚，一生历经嘉靖、道光、咸丰、同治、光绪5个朝代，乔致庸的人生浓缩着山西商人的传奇。
一、晋商探源：海内最富名扬天下
1912年，这一年是民国元年。10月28日晚6时，在北京城一座颇为雅致的饭馆里，一群山西商界的头面人物正在宴请一位特殊的客人，客人的名字叫梁启超，是中国近代史上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山西商人之所以设宴欢迎梁启超，是因为他们正在酝酿一个十分大胆的计划，由他们出面筹备组织中华民国的中央银行，山西商人们希望借助这位大名鼎鼎的人物，推动这项计划的实施。即使拿今天的眼光看，由商人出面组建中央银行也显得过于大胆。因为中央银行是国家的金融中枢，它的一举一动都会对国计民生产生巨大的影响。但梁启超并没有觉得山西商人的想法不切实际，不仅如此，他还认为当时中国唯一能做成这件事的恰恰正是山西商人。在演讲中他说：鄙人在海外十余年，对于外人批评吾国商业能力常无辞以对，独至此，有历史有基础能继续发达之山西商业，鄙人常自夸于世界人之前。
梁启超凭什么对山西商人做出如此之高的评价呢？
中国商业史学会会长胡平：虽然中国的商业不是很发达，但在历史上有段时间曾经很辉煌。对中华民族的进步、经济的繁荣、文化的建设起了很大作用，其中晋商应该说是龙头是老大。
中国社科院经济所研究员方行：经营商品之多、投入资金之多、从业人员之多，在其它所有的商帮里面都是首屈一指的。
天津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张利民：他控制了几个行业，比如金融业完全由晋商来控制，还有一些颜料业也在晋商手里控制，他们在当时商人中的地位是非常高的。
厦门大学历史系副教授钞晓鸿：在西部我们可以看到，晋商到达了今天的新疆，而且到了今天新疆的南部，在西南的地方从山西商人方面的资料来看，到达了贵州、四川，在东南地方更不在足下。
清华大学经济学研究所副教授龙登高：晋商能够在全国呼风唤雨也就是他们抓住了明清时期全国统一市场的形成，这么一个历史性的机遇，这样才使得晋商的足迹遍布全国各地。
苏州，明清两朝的商业都市，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这里是中国最富庶的地区，人们可以想像到的最奢侈的享受、最精致的生活都可以从这里找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当这座城市的人们准备建立一个戏曲博物馆时，他们选择的馆址竟然是一座当年山西商人修建的会馆，之所以做出这样的选择，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座精美的戏台。会馆并不是山西商人主要的活动场所，这里只是他们听戏、聊天、联络乡情的地方。现代学者余秋雨在讲到这件事时说：苏州也算富庶繁华的了，没想到山西人轻轻松松来盖了个会馆就把风光占尽，要找一个南方戏曲演出的最佳舞台作为文物永久保存，找来找去，竟在人家山西人的一个临时俱乐部里找到了。会馆不论如何精美都只是当时的山西人偶尔盘徊稍稍放松一下的地方，他们居家过日子的地方又是什么样子的呢？
在山西平遥民居，这样的院子在很多山西县城中几乎随处可见，而昔日这些院子的主人即使在县城中都不是什么有名的人物，正是这种普通更加衬托出一种气度，当高耸的屋脊、厚实的院墙密密匝匝地挤成一片时，这样的规模就汇成一个再明显不过的象征--富裕。一两百年前，当大多数中国普通百姓还居住在土坯垒成的房舍里的时候，山西人已经把自己的生存环境提升到一个令今天的人们都羡慕的境界。
1822年，当时中国最著名的文化思想家龚自诊为了缓解内地日益严重的人口压力、稳固边疆的政局曾向皇帝建议，将内地的人口大量向西北地区迁移，但龚自诊认为这个政策不适用于两个地方：一是江浙，因为这里的居民太柔弱，经不起西北的风沙；另一个地方就是山西，因为这个地方太富裕了，没有人愿意去西北吃苦。在谈到山西的富庶时，龚自诊用了这样一个词--海内最富。
山西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刘建生：海内最富的标志我认为不外乎这几个方面：第一、固定资产。
在固定资产方面实力强盛，像著名的乔家、渠家、王家、冀家等等各有固定资产三五百万、六七百万、甚至上千万两白银，由此足见其富。第二、他们的流动资金丰厚，也各有上千万两白银。第三、从山西城镇经济发展中尤其是晋中一带一个县城的发展市肆繁华不下江南，诚如美国学者所谈的，太谷是中国的华尔街，诸多的票号、商号，这在过去也是比较少见的。
山西师范大学教授史若民：咸丰三年（1953年），广西道的监察御史叫章嗣衡，他在上奏的皇帝书中说：山西太谷之孙姓富约两千万、曹姓、贾姓各四五百万、平遥之侯姓、介休之张姓富各三四百万、榆次之许姓、王姓聚族而居，计各家有资本各千万，介休百万之家以十计，祁县百万之家以数十计。
仅仅把以上奏折中提到的山西人的家产做一个简单的加法，数量就超过了一亿两白银，这还仅仅是一个清朝官员亲眼所见的数量，如果把整个山西富户的全部家产做一个详尽的统计，那得出的数字几乎不可想象。那么山西人是怎么样积累起如此庞大、数量惊人的财富呢？
学者余秋雨：这牵扯到一个非常重大的问题，西北是一个非常遥远的地方，气候也非常寒冷，尽管清朝统治者来自于东北，但是对西北还很陌生，生态也不一样，在这种情况下，如我们现在所说后勤供应非常困难，所以他们有一个非常聪明的政策，就是那些戍边将士们所有的用度有没有通过一定的商业运作方式来解决，你如果能够解决的话，我们朝廷给你们另外一种许诺，比如卖盐的许诺，在这种情况下，山西正是首当其冲，它的地理位置起了很大的作用，在我们中原统治的中心，比如像北京还有其它地方一直到西北边疆区的大通道，山西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门户。
中国社科院经济所所长朱荫贵：一个原因就是他因为跟清朝政府发生了比较大的紧密关系，那么钱庄跟清朝政府的关系远远没有票号这么紧密，它代替政府收解银两、汇兑，而且它吸收了很多王公贵族大笔的存款。中国经济史学会会长经君健：对于中国经济发展的贡献比较显著的应该票号方面、金融方面。因为金融的发展是商品经济发展的一个阶段性的标志，正是因为这样，它才有了信誉，有了这种信用以后，商业的规模才能扩大，商业进程的范围才能更加广阔，而这一点是从晋商开始的。
一双双轻巧、灵活的手将这些绿色的嫩芽从枝头采摘下来，这些嫩芽经过加工之后将变成世界上最受欢迎的饮品--茶叶，这种源于中国的植物传入西方之后，竟改变了许多西方人的生活方式。武夷山是中国最有名的茶叶产地之一，每到新茶采摘的时候，大量的客商都会汇集到这里，三百多年前，来到这里的商人中绝大多数都操着山西口音。
内蒙古作协副主席邓九刚：丝绸之路衰落之后，在欧亚大陆上又形成了一道国际通道--茶叶之路。茶叶之路大的概念是从中国杭州、武夷山（现福建）、汉口附近的羊楼山、赤壁采集了茶叶，主要是粗茶、砖茶。这种茶通过山西商人的组织在汉口以南一直是用船来运输，到了汉口起岸，就是用高脚（骆驼、骡子）运到归化城，归化城、现在的张家口是一个大的集散地，从这两个地方重新组织大的驼队把它编排、整编象军队式的那样一种驼队，运到乌兰巴托（当时的库仑）、现在蒙古西部的乌里雅苏台和科布多，然后通过乌兰巴托再往北走到达现在的俄国边境城市恰克图。
事实上这条路的交易量很大。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的时候（同治皇帝时期），通过恰克图这一条路线不包括海拉尔和塔尔巴哈台，光中间这一条路线的交易量占俄国的出口贸易的40%，占中国的进出口贸易总量、进口出口贸易总量分别是18%、16%是通过恰克图市场进入俄国，然后进入欧洲市场的。
这里是大运河边上的一座城市，也是山西商人转运茶叶时由水路转入陆路的重要码头，为了能有个稍事休整的地方，山西商人在运河的边上盖起了这座会馆，山西商人的这个不经意的举动，为现在的中国留下一座占地面积最广、规模最为庞大的古代会馆建筑群，可以想像几百年前穿着长袍马褂的山西商人们就是坐在这里从容地调度着运河上、长江上南来北往的商船，精心地计算着买卖的盈亏。
首都师范大学教授田培栋：好多的商人到那儿经商，而且在那个地方贸易额占得比例很大，在这种条件下才产生会馆，商人才出钱凑起盖会馆，把会馆弄得富丽堂皇，很有声望，代表山西商人的一个标志。
天津社科院研究员胡光明：民国元年，美国驻天津领事馆有一个调查，这个调查发给各个会馆的，其中山西的会馆首席董事他给美国领事回了一个报告说，由于山西商人在盐业、典当、钱业、颜料、纸业这些行业商号众多，不可数计，所以无法统计。
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初，一台由十六个农民抬着的轿子慢悠悠地走进山西中部的一座县城，这座县城的名字叫太谷，坐在轿子中的是时任大汉银行董事长孔祥熙的新婚妻子，她的名字叫宋蔼龄，这次旅行是他们婚后第一次回到孔祥熙的故乡，从上海出发时宋蔼龄下了很大的决心，因为她听说那里的生活是艰苦的、原始的，但当旅行结束时，这位新娘惊奇地发现了一种她前所未闻的生活。
1973年，美国传记作家罗比.尤恩森用这样的语言描述了宋蔼龄当时的感受：在这次艰苦的旅行结束时她发现了一种前所未闻、最奢侈的生活。因为一些重要的银行家住在太谷，所以这里常被称为中国的华尔街。十九世纪，很多西方国家驻华领事在商务报告中都提到了山西人开设的金融企业--票号。驻汉口的英国领事说，汉口商人与外埠业务往来多由富裕的山西票号占先，它的作用几乎与英国银行一样。驻上海的英国领事也用了类似的语言描述山西票号。它们的信用度很高，与内地各省的汇兑业务以及中国人对通商口岸交易所签发的票据全部都经过山西票号。
山西省政协副主席张正明：山西票号极盛时期是从1900年－1910年，那时候大的票号存款在七八百万两，小的有二三百万两，这时候他们盈利数额很大，也可以说是山西票号极盛的时期。
山西省财经大学副教授黄鉴晖：在光绪32年的时候，日升昌14个分号，每个分号平均年汇兑量是231万，总分号有358个，还有4家没有注册，358家加上4家的总分号最少400家，一家320多万，那就是八亿多两。
梳理绵延万里的商业血脉，调度上亿两白银，需要的不仅仅是精打细算或节衣缩食这样的小聪明，而要靠一种气吞万里、俯视天下的大智慧，真正让我们惊叹的是在交通、通讯、法律、政策都不具备的条件下，山西商人竟然已经以一种和现代企业制度非常接近的组织模式、管理方法来经营着他们的事业。
清末，俄国驻中国领事馆的一位官员鲍戈亚夫斯基提到山西商人时用了这样的话：有些商行掌握了整省的贸易，其办法就是把某一地区的所有商人都招来入股，因此在中国早已有了美国托拉斯式企业的成熟样板。当时另一位西方人、德国著名的旅行家--李希霍芬男爵在谈到山西商人时也抛开了日尔曼民族传统的严肃和拘谨：山西人具有卓越的商才和大企业精神，有无比优越的计算智能，有发达的数量意识和金融才华。
当我们今天穿行在这些山西的古老县城时，当我们重新打量这些高墙大院的时候，每一扇门，每一间屋似乎都隐藏着一段令人惊心动魄的财富故事。
1、晋商简介——源远流长的山西商业资本
一、山西商人的足迹遍布全国
山西商人，尤其是首创中国历史上票号的山西票号商人，商路遥远，汇通天下，曾在中国历史上显赫一时。直至如今还传颂着“山西人善于经商、善于理财”的佳话。
山西商人的活跃，古代文献多有记载，到明代已在全国享有盛誉。清代初期，山西商人的货币经营资本逐步形成，不仅垄断了中国北方贸易和资金调度，而且插足于整个亚洲地区，甚至把触角伸向欧洲市场，从南自香港、加尔各答，北到伊尔库茨克、西伯利亚、莫斯科、彼得堡，东起大坂、神户、长崎、仁川，西到塔尔巴哈台、伊犁、喀什噶尔，都留下了山西商人的足迹。有些商人甚至能用蒙古语、哈萨克语、维吾尔语、俄语同北方少数民族和俄国人对答如流。可以说，从蒙古草原上的骆驼商队，到吴淞口正在出海的商船，都有山西人在计价核算，从呼伦贝尔的醋味，到贵州茅台的酒香，都有山西人在酿造叫卖。无怪有人说：“凡是有鸡鸣狗叫的地方，都有山西人”。山西商人活动过的地方遗址，至今到处可以看到：甘肃的老西庙、新疆的古城塔，昆明金殿的铜鼎、江苏扬州的亢园、安徽毫州的花戏楼，大都是山西商人创建的；安徽雉河集（涡阳）的山西会馆，曾经是捻军起义的发源地；著名的贵州茅台酒是1704年山西盐商雇杏花村汾酒厂工人和当地酿造工人共同首创的。以山西商人字号命名的城市街巷，至今犹存：张家口的日升昌巷、包头的复盛西巷、外蒙古科布多的大盛魁街、呼和浩特的定襄巷、宁武巷等等，无怪在东北流传着“先有曹家号，后有朝阳县”，在内蒙流传着“先有复盛西，后有包头城”，在西北流传着“先有晋益老，后有西宁城”的谚语。山西商人经商的地域之广，人数之多，确实是相当可观的。
二、山西商品经营资本的发展
山西商业资本开始的时间很早。先秦时代晋南一带就有了商业交易活动。晋文公称霸时，榆次、安邑就已成为有名的商业集镇。秦汉时代，太原、平陆、平遥、汾阳等地已成为重要商品集散市场。唐朝定太原为北京，使太原城成为商业繁华的有名城市，韩愈形容当时的太原是“朗朗闻街鼓，晨起似朝时”。尽管如此，这一时期的山西商人还没有一定组织和突出的地位。
到了宋代，山西商人与徽州商人并称，成为当时中国商业的中坚力量。北宋王朝所需要的战马大多数依靠北方的辽来供应，辽也急需要宋的手工业制造品。据历史文献记载，宋朝庆历年间（公元1041——1048年），宋王朝出藏绢2000多匹在山西岢岚买马，又出绢30000多匹在山西各州府买马，非官方的民间贸易更是频繁。《马可·波罗游记》中写着：“从太原到平阳（临汾）这一带的商人遍及全国各地，获得巨额利润”。
从明代到清代初年，山西商人势力得到进一步发展。明代全国较大的商业城市有33个，山西就有太原、平阳、蒲州（永济）三处。这时，山西商人的资本积累已相当可观：“平阳、泽、潞富豪甲天下，非数十万不称富”。明代末年，山西商人已进入了东北地区，1618年努尔哈赤占领抚顺时，对在抚顺的山西等地的大商人写了“七大恨”，命令他们退回山海关内，可见当时山西商人已经和后金进行着贸易活动。清兵入关后，蒙古地区归入清王朝统治，归代城商业开始蒸蒸日上。康熙中年，山西商人进入外蒙古草原贸易。从此，东北的松辽平原和内外蒙古草原，就成为山西商人贩运贸易的新市场。当时，蒙汉贸易必须经过张家口和杀虎口（后改归化城），俗称东口和西口。张家口的八大家名商都是山西人，其中最大的企业是祁县人范家开设的“兴隆魁”，这个商业性的企业有职员290多人（有的则说共有职员1000人左右），是清代中国对外蒙和俄国贸易的第二大型企业。
在对蒙贸易的西口——杀虎口，山西的行商经常在大青山和西营一带贸易，并得到清政府的特殊照顾，获得了很高的利润。这些行商会说蒙语的被称为“通事行”，其中最大的“通事行”就是山西人开办的“大盛魁”，从业人员达六、七千人，人们曾形容“大盛魁”的财产能用五十两重的银元宝从库伦到北京铺一条路。在宁夏，著名的大商号多是万荣、平遥、榆次、临猗一带的山西商人开办，宁夏的名药材枸杞半数掌握在山西人开的“庆泰亨”手中。在青海，山西商人以西宁为根据地活动于各州县。在北京，粮食米面行多是祁县人经营；油盐酒店多是襄陵人经营；纸张商店，多是临汾和襄陵人经营；布行多为翼城人经营，鲜鱼口以西有布巷，全为翼城人；北京至今留有招牌的大商号“都一处”、“六必居”、“乐仁堂”等都是浮山、临汾等山西商人首创和经营。此外，山西商人还到四川、云南、贵州、湖北、湖南、江西、安徽、广东等地贸易和经商。广州的濠畔街，多数房子是山西商人修建的。“广生远”、“广懋兴”、“广益义”等实际都是山西人在广州开设的企业。由海上出口茶叶，比如运往印尼的茶，都是由山西人在产地收购，运往广州，由潮帮商人从山西商人手中购进再转运南洋的。至于长江中下游一带，扬州的盐商、江西和福建和茶商以及由长江口出海与日本的贸易，也数山西人最为活跃。
除了国内贸易外，山西商人还开拓了国外市场，我国从陆路对俄贸易最早最多的是山西人，在莫斯科、彼得堡等十多个俄国城市，都有过山西人开办的商号或分号。在朝鲜、日本，山西商人的贸易也很活跃，榆次常家从中国输出夏布，从朝鲜输入人参，被称作“人参财主”；介休范家，几乎垄断了对日本的生铜进口和百货输出。在清朝统治期间，能够兴旺发达二百余年的商业世家，最有名的是：榆次的常家、聂家、太谷的曹家，祁县的乔家、渠家，平遥的李家，介休的侯家、冀家，临汾的亢家，万荣的潘家，阳城的杨家等等。他们既是大商人、大高利贷者，又是大地主，都拥有极为雄厚的资本。
三、“汇通天下”的山西票号
山西商人资本中的货币经营资本形式，最著名的是票号。票号又叫票庄或汇兑庄，是一种专门经营汇兑业务的金融机构。在票号产生以前，商人外出采购和贸易全要靠现银支付，在外地赚了钱捎寄老家也得靠专门的镖局把现银运送回去，不仅开支很大，费时误事，而且经常发生差错。这就迫使外出经商的山西商人不得不寻求新的办法。相传平遥县“西玉成颜料庄”在北京、天津、四川等地都设有分庄，总经理叫雷履泰。“西玉成”北京分庄经常为在北京的山西同乡办理北京与平遥、四川或天津之间的现金兑拨。比如平遥商人在北京把现金交给“西玉成”，那么“西玉成”北就分庄就写信给平遥“西玉成”总号，让汇款人在平遥领取现金。这种异地拨兑，开始只限于在亲朋好友之间进行，并不收费。后来，要求拨兑的人越来越多，在双方同意的原则下，出一定手续费就可办理。这位雷经理很聪明，发现这是一个生财之道，于是改设“日升昌”，兼营汇兑业务，果然营业很旺盛。接着，他就放弃了颜料生意，专门经营汇兑业务，这就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家票号。以后，他们调查了山西商人贸易的地点，选派精悍的伙伴，先后在天津、张家口、沈阳、苏州、上海、厦门、广州、桂林、重庆、长沙等地开设汇兑分号招揽生意。由于这种汇兑在此处交款，彼处用钱，手续简单，使用方便，所以除山西商人和其他地方商人汇款以外，还有政府及官员来托办汇兑事宜。随着资本的增加，通汇地点越来越大，利润也越来越多。接着又吸收现款，发放贷款，“日升昌”的生意一派兴旺。看到这种景象，山西商人纷纷学习“日升昌”的经验，投资票号，从而形成了著名的山西票号。到鸦片战争前夕，山西票号大约有八家。鸦片战争后的十年内，仅日升昌、蔚丰厚、日新中三家山西票号在各地设立的分支机构就有35处，分布在全国23个城市。他们除专门经营汇兑业务外，还兼营存款、放款业务，并把汇兑、存款和放款结合起来，利用承汇期，占用客户的现金放高利贷，得到了很高的利润。据史料记载，1847年末，山西票号蔚泰厚苏州分号已有存款（白银）36000两，放款80000两，1850年，日新中北京分号有存款近37000两，放款近70000两。太平天国起义后，清政府的财政更加困难，山西票号也由起初为封建商人服务转向清政府。为了承揽清政府对外活动款项汇兑等国际业务，票号商人在国外设立分支机构，祁县合盛元票号总经理贺洪如于1907年在日本神户、东京、横滨、大坂都开设分支机构，平遥的永泰裕票号在印度加尔各答开设分号。此时的山西票号真可说是“生意兴隆通四海，财源茂盛达三江”了。
四、山西商人对中国金融贸易史的贡献
一、山西商人资本的发展，不仅使山西商人聚集了大量的货币资财，让白银源源不断地流回家乡，而且促进了山西手工业的发展，促进了全国商品物资的交流，加快了中国自然经济解体和商品经济发展的进程。清乾隆年间，山西商人王廷煜投资开采铜矿，刘永和投资开采龙门煤矿，使商业资本转化为产业资本。明朝官营解盐生产，征发盐户到盐池服役做工，叫做“盐丁”。盐丁另立户籍，世代相起，实际上是封建国家的工奴，生活痛苦万状，经常抗工逃亡，生产效率极低，这表明落后的生产关系已经不能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需要。1648年，清政府废除“盐丁”制，把解盐生产改官营为民营，交给商人自行浇晒。第二年又把盐池分为五百一十三号，规定一户商人经营一号，逐一登记。这种经营解盐生产的“坐商”，自筹资金，雇人捞盐，每产盐一百引（二百四十斛为一引），其中七十引要纳税，一引折合白银三钱二分，另外三十引不纳税，抵作商人工本费。坐商对盐池虽然没有所有权，但是却有占有权和使用权，他们只要向政府纳税，就可获得一号盐池，经营生产。坐商雇佣工人的工资，以其技术高低来决定，按年支付，实际上已构成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坐商就是早期的资本家，盐工则就是近代盐池产业工人的前身。当时，盐池有20000多名工人，生产规模巨大，超过了欧洲早期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的水平。从明朝官办，“盐工”逃亡，到坐商经营，“居民踊跃赴工”看，这是一个深刻的历史性转变，显示出新的生产关系适应和促进生产力发展的积极作用。
二、造就了一代理财人物。山西商人资本不论是商品经营资本还是货币经营资本，一般都不是资本的拥有者（即商业资本家）直接从事经营活动，多数是由财东（商业资本家）出白银若干，委托一个自己信赖的、精明能干的人当掌柜（相当于经理），从事某项经营活动。财东把资金运用权、人员调配权、业务经营权交给掌柜，独立自主地从事经营活动。定期结帐一次，由掌柜向财东汇报经营成果。如果财东满意，就继续任用，财东信不过就可以辞退。这种资本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实行经理负责制的方式，再加上以后实行的人身股制度，促使经营者工作不敢懈怠，把职工的利益和企业的利益结合在一起，促进了管理人才的出现，提高了经营效益，这在中国企业史上是有积极意义的。
三、舍得智力投资，举办商人职业教育。早在元代，运城盐池就设有盐商子弟学校，叫做“运城盐运使司学”。清代在包头城，也有山西商人自办的子弟学校。驰名中外的旅蒙商“大盛魁”商号，在外蒙古的科布多设有本企业的训练机构，从晋中招收十五、六岁的男青年，骑骆驼经过归化、库伦到科布多接受蒙语、俄语、哈萨克语、维吾尔语及商业常识的训练，一般为半年，然后分配到各分号，跟随老职工学习业务。这种重视提高职工业务素质的办法，就是现在来看，也是很有远见卓识的。
四、首先创造了民间汇兑业务、转帐和清算中心，首先创造了类似中央银行的同业公会，都显示了山西商人的精明能干和创造能力。山西商人，最先打入国际金融市场，表现了他们敢于向新的领域开拓的风姿。学习这段历史，我们可以看到，山西人并不一向就是那么封闭落后，因循保守。明清时代，敢于远离家乡，开拓致富的山西商人，并不比沿海一带的商人逊色。在发展现代经济的今天，学习这段历史，反思我省由开拓走向封闭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对于振兴山西经济，建设美丽的家乡是很有意义的。
2、日升昌：银行“祖父”的盛衰史
社会学大师马克斯·韦伯曾经断言，中华帝国的社会环境和文化土壤不可能诞生出资本主义。然而，明清时期纵横海内的山西商人，差一点就打破了这一预言。他们创造出中国商业的奇迹，“日升昌”票号就是晋商发展到顶峰的标志之一。当时的山西票号，建立了令世人瞠目的金融帝国。票号的治理结构，几乎会让今天的股份制公司也感到逊色三分。票号云集的平太祁三县（平遥、太谷、祁县），地位和影响犹如当今的华尔街。但是，日升昌终究未能脱胎换骨变成近代银行，这似乎又在验证着韦伯的说法。日升昌，堪称中国传统企业的一个缩影。
“现代银行的乡下祖父”
从明代开始，晋商就已经扬名天下。从余秋雨的散文《抱愧山西》，到成一的小说《白银谷》，再到电视剧《乔家大院》，唤起了人们对晋商昔日辉煌的追忆。实际上早在这些文学作品进入大众视野之前，金融史专家和商业史专家就已经对晋商和票号有着多方面的探讨。据说，西方的金融专家把山西票号的首创者日升昌称为“现代银行的乡下祖父”。这句名言出自何人已经无从查考，但是，在英语中，把票号翻译为“shanxibank”却是千真万确的。沿着历史长河追溯日升昌的兴衰，会发现许多既有趣味又值得思考的事情。
晋商的兴起，得益于明代的“开中法”。所谓“开中”说简单点，就是政府实行食盐专卖，用供给商人的“盐引”（就是现在的专卖指标）来换取商人向边境要塞运送军粮，商人又用马和铁换来食盐，再把茶叶丝绸运到北方换马。一担担食盐贩向各地，一车车粮食运到边疆，一群群马牛转卖关内，一箱箱茶叶运销塞外，随之而来的茶马贸易兴盛起来（茶马贸易的内涵不仅仅是以茶易马，而是强调这种贸易的农牧边贸性质）。《乔家大院》的真实开创者，就是一个从当铺伙计起步、进行这种茶马贸易而发家的祁县人乔贵发，他在包头开设的商号复盛公，是包头城的奠基者，从复盛公开始，包头渐具规模，并引出了一句广为流传的俗语：“先有复盛公，后有包头城。”
创建了包头城的复盛公只是晋商的一个缩影。在明清两代，北到莫斯科和海参崴，南到河内和加尔各答，东到大阪和长崎，西到喀什噶尔和伊犁，到处都留下了晋商的足迹。仅在中俄贸易重地恰克图一城，晋商就有著名商号30多家。按照清朝人的记载，“所有恰克图贸易商民，皆晋省人。”日升昌的故事，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发生的。
由颜料坊走出的金融巨头
凡是看过武侠小说的读者，都对“镖局”有个大致印象。明清时期，流通的主要货币是白银。做生意尤其是大笔生意，成千上万两白银，运输风险极大。当时又没有现代化的运钞车和全副武装的警察，于是，镖局的业务红火起来。无论是带大量银子的商人出门，或者带着赚来的银子回家，都少不了镖局保驾护航。但是问题也就接踵而至，在太平盛世走镖，面对的只是些小打小闹的蟊贼，一般不会出大乱子。但是中国的太平盛世过于稀缺，呼啸绿林的土匪和打家劫舍的强盗，极大地增加了货币运输成本。按史书记载；“盖沿途不靖，各商转运现银，时被劫夺。虽有保镖武士，一遇多人，则寡不敌众，运转于是不灵。夫银钱之收交，关乎商家之信用。乃萑苻多盗，梗塞路途，银钱之收交爽期，商家之信用将堕，为各商所深忧。”这一背景下，商业汇兑就被精明的商人盯上了。日升昌就是这样诞生的。
山西平遥县达蒲村有个生意人李正华（也叫李二梅子，还有资料说叫李大全），继承了家业，经营颜料，家传有一座名叫西裕成的颜料庄，主营铜碌，在北京、天津等地都有分号。他有个朋友，赚了一大笔钱，但当时兵荒马乱，这个朋友不信任镖局，就给李正华提出，把他的钱存在西裕成的北京分号里，再由李正华出具票据，回到山西平遥的西裕成总号去兑现。当时，西裕成的掌柜是雷履泰，他受这件事的启发，看到了里面的商机，极力劝说东家干脆放弃颜料生意，把颜料庄改成票号，借助于历史上的交钞经验。进行银钱的异地汇兑，以收取汇费获利。当时把汇费叫汇水，大大低于保镖运送费用。由此，日升昌正式诞生了。
票号的最初成立细节，今天已经模糊不清了，我们暂且不去管它，甚至包括日升昌的开业时间，不同资料也有多种说法。出身于山西平遥，以治学严谨著称的当代学者侯外庐，在他的《近代中国社会结构与山西票号》中记为1796年；民国时期专门调查研究山西票号的范椿年，在《山西票号之组织及沿革》中记为1797年；而同为民国学人的郑孝燮和任致远，在他们的《名城平遥专题考察研究报告》记为1824年。具体时间，只能由专家们去考证了。因为雷履泰生于1770年，考虑到他的学徒出身和掌柜经历，恐怕1824年的说法比较接近情理。今天的山西学者，根据相关史料和碑刻推算，认为日升昌的成立时间在嘉庆二十四年之后，道光十八年之前（年）。
取名日升昌的寓意，是期望票号生意如旭日东升、繁荣昌盛。平遥日升昌总号的对联，也显示出这种气派：“日丽中天万宝精华同耀彩，升临福地八方辐辏独居奇。”很快，日升昌就以令人难以置信的速度发展起来。
日升昌的名声，很大程度上同它的大掌柜雷履泰分不开。明清的山西人，对经商比科举更上劲。正如介休大贾“侯百万”侯培余在大厅写的对联所云：“读书好经商亦好学好便好，创业难守成亦难知难不难。”侯培余虽是读书出身，中过乡试副榜，但仍以经商为荣。在晋中一带，做大事、成大器的路径，就是经商。清朝雍正年间的山西巡抚刘于义，曾在给朝廷的奏章中，对当地风俗归纳道：“山右积习，重利之念，甚于重名。子弟之俊秀者，多入贸易一途，其次宁为胥吏，至中材以下，方使之读书应试。”民谚云：“有儿开商店，强过坐知县。”而经商必须从学徒起步。
在传统商家当学徒不是容易事。今人只知道“头悬梁、锥刺骨”的寒窗苦读是磨炼，可能不知道当学徒、做“相公”的柜台生涯是更严峻的磨炼。所以，山西商人有“十年寒窗考状元，十年学商倍加难”的说法。商家选学徒十分严格，年龄取15至20岁的青年，五官不端正不要，家世不清白不要，拿起算盘能打得噼里啪啦山响，提起毛笔能写出端端正正的楷书。如果仅仅是经商业务倒还罢了，更重要的是察言观色，端茶倒水，小心翼翼侍奉掌柜。学徒的随身家什有“五壶四把”之说。所谓“五壶”是茶壶、酒壶、水烟壶、喷壶和夜壶，所谓“四把”是条帚、掸子、毛巾和抹布。光凭这些家什，读者就大致能够估量出当学徒的难处了。伶俐一点的学徒，睡觉也得睁只眼，掌柜一声咳嗽就能领会其中的含义。这种“全方位”的训练，是进入商界必不可少的基础课。山西一直流传着关于学徒的歌诀：“黎明即起，侍奉掌柜；五壶四把，终日伴随；一丝不苟，谨小慎微；顾客上门，礼貌相待；不分童叟，不看衣服；察言观色，唯恐得罪；精于业务，体会精髓；算盘口诀，必须熟练；无客默诵，有客实践；学以致用，口无怨言；每岁终了，经得考验；最所担心，铺盖之卷；一旦学成，身股入柜；己有奔头，双亲得慰。”山西的经商人才，就是这样练出来的。
雷履泰是平遥细窑村人，由于他后来出了名，他所在的村名也变成了雷家堡。雷履泰最初的学徒生涯是在平遥城北门里头拐角的“宝房”。所谓宝房就是贝者博房，北方人贝者博流行押宝。干练的庄家摇起宝盒来，架式就像香港电影《赌神》里的周润发。赌徒们在四周围着，目不转睛盯着宝盒的摇动方位和姿势。宝盒落地，一窝蜂似的押注。就在这种场合，雷履泰练出了一副好眼力和快速心算术。宝盒一开，他立即就能报出各人的输赢数额，分毫不差。这一手本事，被西裕成商号的二少爷看上了。后来，就请他跳槽来到西裕成。雷履泰有了施展才能的地方，东家也对他重用不疑。很快，他就在西裕成挑起了大梁，随着经营业务的发展，雷履泰先后被委任为汉口分号的执事、北京分号的领班，一直干到平遥总号的大掌柜。
西裕成发展为日升昌，不是偶然的。早在汉口和北京的经营活动中，雷履泰就已经插手金融事务。这时的商号，一般都在同城有汇兑往来，雷履泰借鉴“账局”（同城汇兑机构）的经验，把汇兑由同城扩大到异地；生意中难免有银子和铜钱的兑换，雷履泰借鉴“钱庄”（货币兑换机构）的经验，开展了生意以外的银钱兑换；经商难免有借贷，雷履泰借鉴“印局”（传统借贷机构）的经验，适当地放一点“印子钱”（即有利息的借贷，今天一般把印子钱作为高利贷的代称）。所以，在日升昌开业前，雷履泰主持的西裕成已经形成了相应的金融经营格局，而且建立了相应的规范。西裕成改为日升昌，只是为票号的专营和规模化铺平了道路。
票号的要旨，在于异地汇兑和存贷，因此，扩大汇兑市场和范围至关重要。在雷履泰的主持下，日升昌很快就把异地汇兑业务由“北京—平遥—汉口”扩展到全国。总号设在平遥西大街，各省到处设置分号，不几年，分号就达上百处，遍及天津、张家口、盛京、苏州、上海、厦门、广州、桂林、重庆、长沙等35个城市。我们现在无法想象雷履泰是怎样以惊人的速度扩展业务的。也许，只有当今的电讯业和IT业，才有可能挟先进技术之力达到这样的速度。很快，日升昌就进入了全盛时期。有种说法称，全盛时期的日升昌曾经占有清朝政府80%的白银储备，这几乎是一个令人难以相信的天文数字。即使有所夸张，也可以从中看出日升昌在当时商界中叱咤风云、纵横捭阖的气势与雄厚的财力。实际上，同它的营业额相比，日升昌的股本并不高。它的总资本为36万两，分成30股，每股1.2万两。但是，规模化的经营，最高经营额曾达一年3000万两的汇兑业务，使它的获利能力极高，最高的一次分红，每股红利与本金相等，也是1.2万两。光绪年间，日升昌曾结账分红七八次。读者不难推算出它的盈利率。
清末民初最后一代票号掌柜李宏龄在《山西票商成败记》中，对雷履泰是这样评价的：“西商票庄，创始于雷君履泰，暗合古交钞法，于今之中西银行尤能挟其秘奥。故咸、同以来，六十余年，全国财政，赖以灌输，称极盛焉。”
日升昌是第一家晋商票号。票号业做为一个新型行业，在当时既没有现成的规制，也没有成熟的模式，雷履泰作为第一个敢吃螃蟹的人，必须在实践中摸索和创造。而当时摆在他面前的有两个难题。一是汇兑标准，二是汇票防伪。
关于汇兑标准，这在纸币流行的今天不存在问题，而在清代却是难题。当时流行的货币，有银两，有铜钱。各地银两和铜钱的成色不一，份量不一。一直到民国，人们拿上银元还要吹口气听听响声，这就是在辨认成色。在日升昌营业期间，南京的顷化银含银量达97.3%，而上海的豆规银含银量只有73%。于是，在南京票号存100两银子，到上海兑现就可能要支付110两。而这一兑现标准，必须兼顾客户的满意程度和票号的赢利比例，要害在于公正与利润兼顾。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在公平与效率之间的博弈。票号既然专门做汇兑生意，就必须要在公平上做足功夫，不然就没有客户上门；同时又要保证自己的赚头，不然铺子就得倒闭。这就需要一个统一的汇率标准。用不同汇率来保证各地银两成色的平均，即“平色”，平色兑现后给票号留下的赚头，叫“余利”。雷履泰的一大贡献，就是确立了当时“平色余利”的恰当标准。恐怕他自己在制订这个标准的时候也没有想到，在后来日升昌的发展中，仅仅“平色余利”，就一度占到票号总盈利的四分之一（票号的利润，主要有三大部分：利息、汇水、平色余利）。用现代银行业的术语来表达，这就是典型的套利业务（arbitrage）。
关于汇票防伪，这在今天也是难题。日升昌的汇票，由票庄自己印刷制造。一旦出现假汇票，票号就会遭受信誉和经济上的双重打击。为了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票号对汇票的印刷和安全性要求颇高。当时所采用的防伪技术，有密押、背书、微雕等方法，更有甚者还采用了水印技术。票号上的密押，类似于密码。现存的档案资料中，就有用“谨防假票冒取，勿忘细视书章”十二个字来分别代表一年中的十二个月。过一段时间换一次密押。而这种严密的防伪技术，为日升昌创造出了一个神话：在它的百年历史上，居然没有发生过一次被误领、冒领的现象。解决了防伪问题，才能取信于社会，创造“一纸汇票，汇通天下”的奇迹。
以日升昌为代表的票号，形成了一套独具中国特色，又与现代企业制度相近的企业结构和治理方式。其中最主要的，包括两权分离、“顶身股”、严格号规、“酌盈济虚，抽疲转快”等制度架构、管理方法和运作模式。这些制度的源头，大都起自雷履泰。当然，雷履泰也不是凭空创造，而是依赖于晋商在做生意中日积月累形成的制度体系和常规习惯。
“两权分离”似乎是现代企业的起点，然而，考究历史，我们不难发现，日升昌推行的两权分离体制几近完美。那么，我们就有必要进一步深究。日升昌的“两权分离”同现代企业的“两权分离”不同处在什么地方。
起码从明代开始，晋商在经营实践中就形成了“东伙合作制”。所谓“东”，就是资本所有人，俗称财东；所谓“伙”，就是经营合伙人，俗称伙计。东伙合作的缘起，在于有资本者未必有经商能力，而能经商者未必有本钱。正是东伙合作，奠定了中国历史上最早的资本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体制。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从东伙合作制形成之日起，“企业”就已经诞生。
到日升昌时期，票号的组织结构为三种人：东家、掌柜、伙计（这里的伙计，是后来对学徒和伙友的俗称，不包括掌柜）。东家相当于董事长，大掌柜以下，全部是东家的雇佣人员。掌柜又分为不同层次，习惯上称大掌柜、二掌柜、三掌柜等等，掌柜统领伙计从事具体经营活动。东家是出资人，其职责只有两项，一是掏银子，二是选掌柜。可能是由于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的积累而形成的惯例，晋商在所有经营活动中，东家一律不准插手，甚至连学徒都不能推荐。电视剧《乔家大院》的一个重大缺陷，就是给东家赋予了想象中的经营决策权。试想一下，如果东家具有杰出的经营能力，大掌柜就是多余；而如果东家缺乏经营能力，插手经营事务只会添乱。所以，久而久之在晋商中就形成了一条虽不成文却人人都必须遵守的规范——东家不过问经营事务。只有出资人不插手经营，才能保证企业正常运作。甚至为了保障掌柜的权力，晋商还形成了不允许“三爷”进票号的规矩。所谓“三爷”指东家的“舅爷”、“姑爷”、“少爷”。显然，如果允许“三爷”插手，那么，小舅子就可能上演出“外戚专权”，女婿就可能制造出商务“倒插门”，儿子就可能炮制出“逼宫戏”。其中的关节窍道，值得今人好好思索。电视剧《乔家大院》中的乔致庸，被描写成了东家和大掌柜一身二任的角色。笔者以为，这恰恰是现实中的企业两权不分在文学作品中的折射。历史哲学家克罗奇声称“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诚哉斯言。关于日升昌的资料中，大掌柜雷履泰甚至以后的历任掌柜都记载翔实，而东家李氏的记载则非常简略，也说明了这一事实。“董事长兼总经理”，早在票号时代就已经被否定。
当然，作为东家，大笔银子出手，还不能介入经营活动，如何保证自己的利益不受损？这就靠东家的眼力了。当打定主意出资时，东家惟一要重视的，就是大掌柜的选择。选对了大掌柜，你就等着拿银子；而选错了人，你就等着亏血本。异常隆重的大掌柜聘任仪式，同帝王拜将差不多，摆酒席，请中人，盖红印，画字押，反映出东家对大掌柜的全权委托。所以，东家的标准形象，不是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更不是精打细算扒拉着算盘珠子不放手，而是披着大氅拿着水烟袋悠哉乐哉。大掌柜一上任，就具有独立的经营权。其职权之大，可能会让今人瞠目结舌。比如对资本的运用，对人事的安排，东家一概不能过问。不仅如此，为了不影响掌柜的经营，东家不能在票号里借钱，即使到票号视察也不能在号里过夜。可以说，大掌柜是整个票号发展和赢利的最为关键所在。而这种经营权威，也为大掌柜施展才能提供了制度保证。这种体制，恐怕会使我们当今的那些“小媳妇”型经理人羡慕不已。
大掌柜是票号经营管理的最高领导，全权处理全号内外事务，从选用二掌柜、三掌柜和伙计，再到资本运作和具体业务安排，一概都是大掌柜的事情。既有决策权，又有执行权，包括内部制度的制定与执行，人员的选用，分号的设立与管理，资金的调度与运作，以及各种大大小小的商务决策。所以，晋商的东家几乎都是一个模样，而大掌柜却各有特点，有雷厉风行者，有谨小慎微者，有出奇制胜者，有重视细节者，不一而足。大掌柜下设二掌柜，通常职责是协助大掌柜处理全号事务，尤其是内部制度的实施以及员工考勤、生活安排和生意操作等等。大的票号，还有三掌柜甚至四掌柜，协助上一级掌柜工作。这些掌柜们，用现在的话说就是高级管理层，是票号管理团队的核心。其中的“一把手”就是大掌柜。
日升昌为了适应在全国甚至在外国开展业务的需要，在总号之下设立了大量分号。分号的设立由大掌柜决定，人员由总号派出。所有分号不独立从事业务，其业务一概由总号调度，所以，也不单独考核分号的业绩。从整体上看，票号是以大掌柜为中心的垂直式集权组织模式。分号只是总号的分理店，完全不同于今天的子公司或分公司。
“顶身股”是晋商的发明创造，有人把它比作当今的MBO（即管理者控股，但身股的获得渠道不是购买，而是服务年资和表现）。这是当时特有的企业激励体制，也是协调东伙利益关系的基本举措。具体做法是：东家的出资为银股，是票号的真实资本；掌柜和伙计以人力入股，是为身股，俗称“顶生意”。身股与银股相对应，不交银子，但是需要对东家投入的资本负责，是票号里的“虚拟”股本。身股与银股一样，都享有同等分红的权利。掌柜和伙计，都可以按照自己的表现取得一定的股份，如果服务年限增长及表现优异，则会追加股份。反之则会降职。这种顶身股制度，使票号在组织体系上利益一体化，形成了很强的向心力。晋商有言：“薪金百两是外人，身股一厘自己人。”身股的作用在这一俗语中表露无遗。
身股如此重要，想获得也十分艰难。获得身股是从当学徒开始的，经过长达十年以上的磨炼，才能取得顶身资格。商家选学徒，比丈母娘挑女婿还要严格，而且还要由与票号有业务关系的店铺担保。学徒出事，保人要承担赔偿责任。进号以后的三年学徒期，对于常人来说十分难熬。第一年干杂活，以考察品德为主；第二年学业务，包括文化、写字、珠算、票号业务、骑马、蒙古语等；第三年跟师傅跑生意，在实践中摸索提高。整整三年，不能回家，不准告假，脏苦累贱，一样不缺。套一句现在流行的调侃语来说，就是“起得比鸡还早，睡得比狗还晚，干得比牛还多，身份比猪还低”。从装水烟、递毛巾到倒夜壶、叠被褥，对掌柜要伺候得无微不至。现在人们可能会以为这样做有点过份，而且似乎不见得同经商技能有多大关系。实际上，正是这种生活小事的濡染，才能养成经商所需的眼尖手快、脑筋活络、察言观色、心机灵动。学徒期满，解除了依附性的身份限制，就变成票号的伙友，但是还要经过七年班期做事，业绩可观，无错无误，才能取得身股。这十年期间，伙计从早上东方发白起床，到晚上繁星满天关门，在店里是没有座位的，所以才留下了“站柜台”的说法。许多学徒，在十分苛刻的条件中能坚持下来，靠的就是对身股的预期。
这十年，也是掌柜观察伙计、辨识人才的过程。民国初年，山西票号的最后一代大掌柜李宏龄，曾用这样一段话概括了这种职业训练：“票号以道德信义树立营业之声誉，故遴选职员，培养学徒非常慎重，人心险于山川，故用人之法非实验无以知其究竟。”在具体的考察人才方法上，他还提出了一整套准则：“远则易欺，远使以观其忠；近则易狎，近使以观其敬；烦则难理，烦使以观其能；卒则难办，卒使以观其智；急则易夹，急使以观其信；财则易贪，委财以观其仁；危则易变，告危以观其节；久则易情，班期二年而观其则；杂处易淫，派往繁华以观其色。如测验其人确实可用，由总号分派各分号任事。”票号内的许多中高层管理人员，都是这样一步步走出来的。
身股的数额不等，大掌柜的身股数量，由东家确定。一般的山西票号，大掌柜往往可以顶到一股，也就是十厘。有的票号比较特殊，限制整股，如大盛魁的大掌柜，最高身股为九厘。也有个别票号，大掌柜顶到十一二厘。从二掌柜以下，身股为七八厘（掌柜）到一二厘（伙计）不等。身股的多少，同经营中的职权大小相对应。由低到高，顶一二厘生意者，就可以接待客户，商洽生意，掌管杂事；顶三四厘生意者，可以上柜，应酬买卖，决断一般营业（对于这种可以上柜的伙计，客户打招呼时就开始以“掌柜的”尊称），但大事不能做主；顶五厘生意者，就已经进入中层，可以定夺一些较重要的生意，独立开展业务；顶七八厘生意者，就已经成了票号的台柱子，大宗交易可直接拍板，盘点分号，核算盈亏，甚至掌管全局；顶九厘生意以上者，非大掌柜二掌柜莫属，他们通常不过问小宗贸易和日常营业，而是决断重大疑难，进行战略设计。
身股有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在本金亏损的情况下，顶身股者并不承担相应的亏损责任，而有权利分红。这样，掌柜和伙计不用承担本金风险。从这一点上看，身股制度并不是资产制度，而是属于利润分成的激励制度。为了给伙计示范，有些票号，对起过重要影响或创造巨大利润的掌柜伙计，还实行身股继承制度。他去世之后，票号依然会给予他的家人一定年限的身股分红，最长可达七年。这种身股所起到的激励作用是显著的，伙计的利益与票号的利益紧密绑在一起，取得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效果，从而能更有效地激励伙计们的工作热情。
票号的吸引力是巨大的，号规也是严格的。所谓“家有家法，铺有铺规”。票号的规矩之多，为当时各行业所罕见，有许多规定，表面上看近似苛刻。比如，所有票号，都严格规定“十不准”，包括不准携带家属，不准嫖妓宿娼，不准参与贝者博，不准吸食鸦片，不准营私舞弊，不准假公济私，不准私营放贷，不准贪污盗窃，不准懈怠号事，不准打架斗殴。一旦有违反号规者，立即除名，俗称“卷铺盖”。这种惩罚的严厉性，在于它是公认的行规，凡是某个票号犯事而卷了铺盖的伙计，其他任何票号都不会再录用。也就是说，犯规除名等于宣告这个人经商生涯的终结。各个票号，还会根据自己的情况做出更细的规定。例如，除父母丧葬大事，不得请假；每月准寄平安家信，但不能带东西银钱；家信要交总号检查并由总号转交，不得私寄等等。这种几乎不近人情的管理规章，强调票号对伙计的人身控制，在当时行之有效。
号规的严格，还在于不分高低，不讲情面。日升昌天津分号的大掌柜冀体谦，用现在的话来说，属于“资深高级经理”。他的弟弟冀体和，担任百川通票号天津分号的二掌柜。在晋商群体中，都是响当当的人物。有个生意上往来的富商为了巴结冀体谦，给他重金买了一个青楼女子。冀体谦明知号规不准纳妾，但自恃资格老，贡献大，贪于美色，就把号规抛在脑后，将这位女子收为偏房，并嘱咐伙计们保密。他的弟弟觉得不妥，劝说无效，就给父亲写信告知此事。父亲令他尽快休妾。他依然置之不理，小日子过得蛮舒服。但好景不长，日升昌总号派梁怀文“巡边”，发现此事，报告总号。总号当机立断，立即下令冀体谦“卷铺盖”。冀体谦没想到总号会动真格的，灰溜溜地带着小妾回家。更没想到他的老父亲动了真怒，拒绝他进门，宣布断绝父子情分。他只好另租一个地方，勉强度日。冀体谦干了一辈子票号，没有其他谋生技能，而日升昌的除名，等于断了他在任何商家重新就业的门路。青楼女子奢侈生活过惯了，受不得清苦，吞金自杀。冀体谦人财两失，鸡飞蛋打，彻底沦落。有这样的前鉴，票号伙计都会掂量轻重，没有人敢于轻易违规。
至于票号的具体经营业务，我们在这里就不谈了。在当时，这样一种治理结构，带来的是日升昌生意兴隆。资本的嗅觉是灵敏的，日升昌给晋商提供了一个样板。很快，晋商纷起效尤，在平遥、介休、祁县、太谷、榆次等地涌现出了大批票号，有的票号（如合盛元）的分号甚至设到日本的东京、大阪、横滨、神户以及朝鲜的新义州等地。梁启超曾感叹说，山西票号“执中国金融界牛耳”。日升昌，作为票号的领头羊，得到了“天下第一号”、“汇通天下”的赞誉。到雷履泰70岁寿诞时，山西商会专门为这位票号先驱赠予一匾，上书“拔乎其萃”四个大字，以表彰他首创票号之功。
作为中国土生土长的金融机构，票号从它诞生的那一天起，就带有很浓重的“中国特色”。票号不仅仅是中国企业制度的滥觞，而且在它的血脉里渗透着传统文化的浸润。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票号的发达也好，衰落也好，都与这种“中国特色”有密切关系。
票号作生意，关键就是一个“信”字，“以义制利”是晋商的基本准则。“仁中取利真君子，义内求财大丈夫。”晋商的讲诚信，在当时是很出名的，而且承担的是无限责任。票号对顾客必须做到言而有信，即使损失再大，甚至破产，也在所不惜。“宁叫赔折腰，不让客吃亏。”所以，有人总结票号的特点是“赔得起”。所有票号，从日升昌开始，就确立了一个原则，即只要储户手拿汇票，不管何时何地，都必须无条件兑换。这种诚信，同西方的企业发家史不一样，而是从中国传统中演绎出来的——所有票号，都会供奉关公。在票商心目中，这位已经被神化的山西老乡关圣帝君，就是诚信的化身。也只有山西的关圣帝君，才能解释票号“无限责任”的内涵。在晋商的经营历史上，有许多孙子替爷爷清账，儿子为父亲还债的故事。这种商家义务，不是用现在的契约合同责任所能解释的。当代有的学者在研究中认为，正是票号的这种无限责任，限制了票号向现代银行业的转型。有的学者则认为，尽管现代企业只承担有限责任，但经营所需要的，正是把这种无限的负责精神发扬光大。这两种观点孰是孰非，只能由读者自己判断。
有几则小故事，颇能反映出日升昌的这种经营理念。平遥城内有一位沿街讨饭数十年的寡妇老太太，人人都知道她家贫如洗。但光绪年间突然有一天，这位衣衫褴褛的老太太来到西大街日升昌总号，拿出一张皱皱巴巴的汇票，让柜上辨识兑换。接待她的伙计不敢怠慢，一看汇票，数额为12000两，开具者是日升昌张家口分号，时间在同治七年。时隔三十多年，伙计看不出真假，赶紧请示柜头柳芬。柳芬自己也说不清，只能到后厅询问大掌柜张兴帮。两人把老太太请到屋内，问清了汇票来历，并认真查阅了数十年的账簿，如数兑付了现银。原来，老太太的丈夫早年在张家口经商，做皮货生意，同治七年收拾盈余，在日升昌分号汇款12000两白银后，起程回籍，不料途中得病身亡。尸体运回家里，妻子哭得死去活来，择日出殡，一个好端端的家庭开始败落。妻子几十年熬过来，不承想有一天，她拿起丈夫留下的一件夹袄，从衣角摸到一张缝在里面的日升昌汇票。因为她的丈夫死在路途，没有留下任何遗言，她自己也说不清这汇票是真是假，即使汇票真实，事隔多年，日升昌认不认也在两可之中。她只好抱着试试看的心理，到日升昌碰碰运气。这件事之后，日升昌名声大振，汇兑和存放款业务一天比一天红火。
1900年，八国联军攻占北京，北京城中许多王公贵戚、豪门望族都随着慈禧和光绪逃往西安。由于仓皇，这些人甚至来不及收拾家中的金银细软，他们随身携带的只有山西票号的存单，一到山西，他们纷纷跑到票号兑换银两。山西票号在这次战乱中损失惨重，它们设在北京的分号不但银子被劫掠一空，而且连账簿也被付之一炬。没有账簿，山西商人就无从知道什么人在票号里存过银子，更无从知道储户到底存了多少银子。在这种情况下，山西票号原本可以向京城来的储户言明自己的难处，等总号重新清理账目之后再行兑付。这样的要求毫不过份，合情合理。包括来取银子的难民也不难说服，他们刚刚经历过京城的兵荒马乱，甚至亲眼目睹了票号被劫掠焚毁的情景和火光。但是，日升昌没有这么做，以日升昌为首的所有山西票号都没有这么做。他们在分号账目无法核对的情况下，采取了他们自认为最恰当的做法——所有储户，只要拿出存单，只辨认存单真假，不核实账目余欠，不管银两数目多大，一律立刻兑现。
这种诚信，为晋商带来了巨大的声誉。《清朝续文献通考》卷18称：山右钜商，所立票号，法至精密，人尤敦朴，信用最著。1888年，一位汇丰银行的英国经理评价说：我不知道世界上还有什么地方的商人会像中国商人这样值得信赖，25年来，汇丰银行与中国商人做了大量生意，数目达几亿两之巨，但我们从来没有遇到过任何欺骗行为。正是这种诚信，推动了晋商的发展和票号的兴旺，同样，这种诚信，也同西方式企业所形成的“有限责任”格格不入。无论是财东还是掌柜，都认为欠债还钱天经地义，如果只承担股本责任而为东家留下赖账的后路，无异于诈骗。所以，这种诚信中隐含着一个非常严苛的前提，就是作为东家只能成功不能失败。一旦在商战中败北，不可能有“破产”后复出的机会。而经商不可能稳拿稳赚，关公式的信义，肯定会有不少人最后发展为关公式的“走麦城”。孰是孰非，也值得今人细细思量。而票号的身股不承担亏空赔偿责任的惯例，为优秀经理人才开启了另一条生路。生意亏本，东家彻底玩完，但掌柜的和伙计们只要品行无亏，信誉不倒，还可以在其他商号东山再起。
以日升昌为代表的山西票号，在用人上具有极为鲜明的山西特色。所有的晋商，用人原则可以概括为一句话——用乡不用亲。开票号的财东是山西人，票号的所有人员，从大掌柜到伙计学徒，一律山西人，概莫能外。而且主要分布在平遥、祁县、太谷、榆次、介休、蒲州一代。
不用家人和亲戚，是晋商的一个非常严格的不成文规则。这在中国千百年来重视亲情的大背景下，是十分难得的，同时也是势在必然的。从古到今，经营需要的是理性，亲情介入经营，往往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晋商不用亲属的起源已经无从查考，但这肯定是经历了无数次教训之后积累出来的智慧。这并不是说晋商不看重亲情，只是表明，在他们那里，亲情是亲情，生意是生意。做生意锱铢必较，济贫困则慷慨大度。这一点，倒同当代西方某些大企业家拼命赚钱然后又回报社会有点相仿。
票号只用山西人，这同古代的信息条件有关。当地人知根知底，人品性情如何，口碑俱在，尤其是进入票号必有铺保，保人状况如何有着很大作用。一旦出事，乡里舆论不容，欺骗行为会付出极高的成本。前面提到的冀体谦就是一例。在这种环境下，一旦犯事，终身受累，任何人都得仔细掂量。所以，不仅是日升昌，而且包括所有山西票号，不管是鼎盛时期，还是衰败末路，数百年间，居然没有出现一起掌柜贪污或卷款逃跑的事件，犯事的伙计虽有，但概率极低。尽管票号经营中少不了有勾心斗角跳槽挖坑之类行为，但这些行为均有“章法”，有些“底线”是不能碰的。
在山西，人们对经理人员的重视程度，远远高于财东。成功的掌柜，也是晋人激励子弟的楷模。民谣云：“人养好儿子，只要有三人，大子雷履泰，次子毛鸿翙，三子无出息，也是程大佩。”雷履泰是山西首家票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