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Bathing ape的反行销物语
　　我们都知道这个故事： 　　一只乌鸦口渴了，找水喝，它来到半瓶水前，可是水位太浅，怎么也够不着。于是，它想了个聪明的办法，找来一堆小石子扔进瓶子，水位上涨，美美地喝了一顿水。 　　后来，乌鸦们都牢牢地记住了这种妙法。 　　一天，一只乌鸦飞过一个沙漠，它感到口渴难耐，恰巧看见地上有半瓶水，于是高兴落在瓶子旁。可是，瓶子附近一个石子也没有，这可急坏了乌鸦，找来找去也一无所获。最后，这只又累又渴的乌鸦就死在了瓶子旁。 　　刚好另一只口渴的乌鸦飞过瓶子上空，它同样也找不到小石子，但是它用爪子在瓶底挖坑，瓶子开始慢慢的倾斜，等水涌到瓶口，乌鸦把嘴伸进瓶子美美的喝了个痛快。 　　这告诉我们：我们实在不应该一条道走到黑。有时候，如果我们把它反过来做，就会发现“条条道路通罗马”。 　　做企业，许多人一下就倒在了瓶颈处；有些人聪明，它能找到小石子度过难关；可是面临没有石子可找时，它又悲惨的死了。 　　做企业，瓶颈总是一个接一个地出现。现代的营销，比的就是大胆，比的就是创新。难能可贵的是，你要有抛弃旧有思路，扛起反行销旗帜的勇气。 　　如今，在日本就有这么一只卡通猴子——“洗澡猿猴”（a bathing ape），被它的粉丝们亲切地称为bape。 　　这个日本服装品牌，时尚人士对其无人不晓。 　　该品牌最让人称道的便是一个独具特色卡通“猴头”LOGO。就是这个拥有另类LOGO的品牌，一件帽衫能卖到13，000元人民币，一双运动鞋甚至被炒到20，000元人民币。并且这只是在水货店的价格，因为专卖店早就售罄。每当有新品发布，总会有忠实粉丝彻夜通宵排队，只为能够把握有限的机会抢到自己的心头所爱，甚至只是一睹它的容颜也能让狂热者们激动不已，疯狂景象甚至连最牛的股市交易大厅都无法比拟！ 　　这只1993年诞生于日本东京的bape，让法国《时装》杂志时装总监感叹：“如果不是我亲眼所见，我绝不会相信哪个品牌的衣服能卖到如此境界！”到底它是何方神圣？让人像着了魔一样的对它倾注如此疯狂的热情！　　 　　“猿猴爸爸”苦心营造时尚宗教氛围　　 　　这种直抵人心灵深处的号召力，并不是谁都能够拥有的。这还得从Bape形象的创始人——“Bape爸爸”Nigo其人说起。 　　Nigo毕业于日本著名的文化服装学院，大学后的他进入时尚杂志写专栏，同时身兼DJ、艺术造型、杂志模特、乐团歌手等职位，他所在的“东京性手枪”乐队中三人都成了后来日本潮流界数一数二的人物。“混迹”于著名的London Nite俱乐部后，Nigo又结识了小山田圭吾、木村拓哉（这些人都是当时名声大振的大腕儿）等一班时尚达人。 　　凭借着多年在东京时尚圈的摸爬滚打，Nigo积累了广泛的人脉和深厚的时尚品味，成了在时尚圈跺跺脚都能掀起一波巨浪的主儿。他，已成为时尚的化身。这为Bape如今的如日中天的“时尚宗教”氛围奠定了稳固的基石。 　　临格“心灵营销”研究认为：品牌传播的最高层次在于“覆盖心灵”（adoration），消费者对品牌的忠诚变成喜欢、爱慕、敬重、崇拜，甚至成为信仰。 　　Nigo已成为东京时尚圈的代言人，崇拜者无数，他做什么都能成为时尚圈内的话题，尤其对以他为标杆的年轻人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他个人本身已经成为一个品牌。　　 　　以反讽的名义崛起 　　Bape品牌全称“A bathing ape in luke water”，寓意“泡在温泉里的猿人”。与那些风靡全球的卡通形象不同的是，Bape并不是带着讨好人的心态降生的。品牌创始人Nigo曾说，这只猿人是在反讽东京的年轻一代——他们物质充裕但却精神浅薄。Nigo尝试去表现他们在独立思想上的无能，他们没有计划、没有目标，因为他们太安逸了。 　　如果你因此想当然地认为：对那些穿着Bape的年轻人来说，这无疑是某种对他们自己的讽刺，那你就大错特错了！没有一个品牌会傻到和他们的消费对象对着干。其实，正是发现了东京年轻人的虚空现状，Bape成为和他们一起成长的代言人，它弥补他们身上的不足，让年轻一代找到自我。 　　如今，以服装品牌发家的Bape，产品涉及年轻人热衷的各个领域。它在日本已拥有二十五间各式分店，从服装到饮品店、玩具店、美发沙龙、音乐、电影，无处不见这只“猿人”。 它的设计生动俏皮、诙谐幽默最重要的是，无论它说了什么，它始终在自我表达，并时刻展现着年轻人最新的观点、感受——时尚、与众不同等。 　　显而易见，Bape意欲刺激年轻一代的思想，全方位改造他们的想法，打造一种新鲜的青年文化，让年轻人们在它的熏陶下，健康成长！很自然地，这么贴心的做法，必然会收到消费对象投桃报李般的追捧。Bape总能不失时机地出现在年轻人所要经历的各种场合：比如笔记本上“bape shall never kill bape”的口号(猿猴永不自相残杀)，就在告诉年轻人们要团结，改变自己孤僻的性格！Bape也凭此获得了年轻人们足够的尊重。 　　这只猿猴，正在成为和奔驰汽车的三叉星标志、APPLE电脑被咬了一口的苹果标志、奥林匹克的五环标志一样让崇拜者热血沸腾的力量。看见这只猿猴，就等于看见时尚、潮流。　　 　　我们不卖服饰，只卖生活方式　　 　　人们对雀巢咖啡的味道、对宝马汽车的操作性能、对奔驰汽车的豪华舒适的迷恋，都体现了人心深处对品牌由衷的一种自然崇拜，这些都远远超过了产品本身，幻化成为一种品牌的象征。 　　同样地，Bape声称：我们不卖衣服，只卖生活方式、生活品质。Nigo所引领的“街头文化”让东京的年轻人们接受了一场文化洗礼，因叛逆而悸动的心找到了释放的新主张。 　　“街头文化”源于上世纪70年代美国黑人的一种街头说唱文化，20世纪90年代，街头文化登陆亚洲，继承得最精彩的国度是日本，特别是在国际化程度最高、经济最繁荣的东京。Nigo也因为时尚推手的角色成为当之无愧的潮流引领者。 　　奔放、夸张的街头文化与日本民族的内敛相互包容，形成了独特的日本街头文化风格，他们崇尚张扬，但不怪异；他们崇尚自由，但不放纵；他们崇尚个性，但又追求品质。这种具有强烈日本风格的文化被称为“街头次文化”。 　　因此，那些从美国流入日本的街头服饰，其实并不合街头青年们的胃口，他们迫切需要一种能够引起他们共鸣的装束，然后走上街头，show出自己。 　　深有共鸣的Nigo发现了这个潜在市场，于是他创造一个属于日本民族自己的街头服饰品牌，引领独特的生活方式和生活品质。A bathing ape就是在这种文化氛围中应运而生，他恰到好处的夸张，与追求个性的年轻人的心里期待不谋而合。 　　然而当他设计出A bathing ape的品牌形象后，并没有心急如焚地立刻进行大范围的推广。起初，Bape T恤每个款式只生产50件，其中30件是分发给员工和朋友的，只有少量流到市面上。两年左右时间Bape都在出品T恤，由于设计独特，并且又是限量发售，可以显示自己的个性，“物以稀为贵”，在这个快速的工厂化复制时代，以独特的形式慢慢在日本的年轻潮人中有了名气。而1998年，当时的日本“时尚教父”木村拓哉穿着Bape的衣服出现在电视广告中，使得Bape一时名声大噪，深受万众瞩目，备受追捧，迅速奠定日本时尚标签的地位。 　　当年轻人们安鼻环，戴耳环，滑板鞋、棒球帽，或佩戴粗粗的项链、手环，戴墨镜、滑板车、双肩背包等，走路摇头晃脑，编发辫、烫爆炸头或束发、着宽大T恤……表现得动感十足时，如果谁能够穿一件BAPE，那会像原子弹爆炸一样引起巨大的声浪：天哪！那是一件bape的T恤！ 　　日本尤其是东京年轻人都以拥有一件bape商品为荣，哪怕只是一个钥匙扣也能让他们兴奋地夜不能寐，炫耀不已。　　 　　反行销：神秘吊高与传播嫁接整合　　 　　风靡全球50年的芭比娃娃，创造出了一个令人惊艳的璀璨王国。曾经有人问过一手缔造了芭比家族的创始人露丝•汉德勒：芭比娃娃为什么能够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保持不衰？她神秘地一笑，然后回答：“因为我是一个市场推广天才。” 　　同样的，打造出Bape王国的Nigo与其说是一位时尚大师，不如说他是一个行销天才。正是他独树一帜的反行销思维得以让Bape这一品牌深入人心，并且暗自契合了Bape背离传统、立志创新的品牌精神，从而赢得了无数的荣誉和财富。　　 　　“吃不着葡萄不说葡萄酸”　　 　　当人们都在四处追寻Bape的落脚点时，却发现偌大的东京居然难觅它的踪影。这就是Nigo的高明之处。从秘密生产和流传中尝到甜头的Nigo，一如既往地使用抑制销售的策略，一时造成“洛阳纸贵”的局面，无形中也抬高了Bape的市场价格。 　　Bape产品至今仍然坚持限量销售的策略，因此才会出现新品发布时有人通宵达旦在专卖店前等候的场景。也正是这种反行销行为才会赢得Bape火爆的今日。 　　临格策划认为：要想产品热销，就要懂得充分打造欲望版块的奥妙。通过有策略的广告行为，对产品利益综述竭尽“诱惑之能事”，持续在消费者心中积聚对产品的欲望，充分点燃目标受众胸中热望，急欲寻找出口释放积蓄的能量，这是竭力积聚能量与届时澎湃爆发营销手法的运用。 　　Bape的旗舰店没有任何显眼的招牌，选址于人潮稀疏的角落，就连Bape在东京的总部——Nowhere co.大楼，坐落在东京中心以西的千驮谷.虽然有三层高，但是却毫不起眼。这种神秘吊高的方式俘获了更多追求个性的年轻人的心，他们吃不着葡萄还仍然惦记着葡萄的好，并且对此乐此不疲，所以才会出现通宵排队抢购Bape的壮观场面，并且以高于市值几十倍的价格流落于黑市中。 　　即使当笔者查看A bathing ape的相关资料时，网络上关于它的话题却是寥寥无几。官方网站也只有日本版，甚至连英文版都没有。如果你就此认为Bape不重视传播，那你就太小看Nigo这个行销天才了。　　 　　传播嫁接整合　　 　　Nigo曾声称自己是抱着玩的心态来经营Bape品牌的，一直以自己的喜好为出发，完全没有考虑消费者的需求或市场反应会如何，可是每次的效果却是出奇的好。（他说这话时估计会气死成千上万的品牌管理者。）其实，也只有他这种低调的作风才能够打好神秘吊高这张牌，换作别人，早已急不可耐了。 　　我们都知道，不做广告想成就品牌显然是痴人说梦。但广告并不一定都是赤裸裸的，Nigo就成功运用跨界合作、植入式广告、公关、舞场、娱乐制作等方式，成功打造了“A Bathing Ape”品牌王国。 　　从1998年Bape品牌真正成为东京街头服饰品牌NO.1时就能看出，Nigo对植入式广告的着迷。当年，偶像巨星木村拓哉在一则广告中着猿人迷彩JACKET亮相，因为其超强的潮流引导力，Bape迅速积聚起一批忠实的拥趸。这一契机似乎来得无心插柳、漫不经心，但如若不是Nigo与木村的至交关系，木村毫无理由在别的品牌广告中选择Bape，做免费的形象代言人。 　　花了十年功夫，Nigo的反行销天赋彻底爆发：Bape先后与百事、Adidas、微软、MAC、Casio、任天堂等知名品牌合作，每一次合作总能引起一次话题讨论，无形中又提升了产品形象；其产品系列也逐渐从T恤拓展至球鞋、时装、玩具、垫枕、帽子、围巾、童装、游戏机等，先后在京都、大阪、纽约、伦敦、香港等地开设分店，并且依然秉承限量和追求高品质的手法；在世界范围内，美国说唱乐之父Jay-Z，香港娱乐圈潮人陈冠希、余文乐等均被其拉拢，身着Bape服装，为其做“免费”的形象代言人；他还邀请记者参观自己花三千万美金购买的豪宅，曝光自己作为一个时尚潮流推手的奢华生活。 　　真不知道这家伙还有什么不做的！ 　　正是依靠这些传播链接，Bape不做产品广告却胜过传统的广告效果，成功地颠覆了服装品牌如出一辙的营销模式，成为众星拱月的中心。 　　少一点，品质高一点　　 　　近年来，虽然Bape在某些产品上的模仿和抄袭痕迹太重，可是在店铺装潢和产品包装方面都做得很有创意，更为关键的是依然保持着限量加不变的品质这一品牌核心。当初香港的消费者都在炒卖Bape产品，而不理会Bape所代表的生活理念时，Nigo毅然关掉这个海外第一个专卖店。 　　Bape在拥趸眼中已策划那个味个性鲜明的不朽偶像，其影响俨然超过了许多顶级时装品牌。 　　其实只要Nigo同意，在每次的计划中生产多一点产品，他能赚比现在更多的钱，可是他没有这样做，这种对细节和品质的追求使BAPE在全世界都获得了尊敬和成功，值得国内想做自己品牌的潮人好好借鉴。 　　欢迎与作者探讨您的观点和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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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推荐：&p&中国的制度和文化远比美国先进。只不过还没有多少人能够意识到这点。&/p&&p&白天上班，晚上上干货。&/p&&p&并不存在的分割线。&/p&&p&&b&我打算分三步来解释这个问题：1.制度和文化的起源和本质；2.制度和文化的演变过程；3.评判制度和文化先进性的标准；4.中美对比&/b&&/p&&p&&b&长文，希望篇幅够用。&/b&&/p&&p&首先，如果忽视掉人类与生俱来的动物性谈社会制度这种话题无异于空中楼阁，所以在引言的部分先引入一个概念叫“族权思想”。&/p&&p&族权思想是自然中最普遍的一种划分种族的方式。人们讲“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就是在说这个道理。当一群有着相同目的，或者相同种族的人聚在一起的时候，他们就形成了族权，进而孕育出族权思想，它是自然界一种随处可见的管理方式。&/p&&p&“族”“权”分别代表了两种含义，“族”是指的范围，比如猴族，羊族，狼族，“权”指的是控制力。支撑族权的关键是控制力的大小，而它的特点就是拥有排他性——也就是人们常说的丛林法则——强者生存，弱者淘汰。&/p&&p&比如狼群都是有“势力范围”的，那么这个势力范围就是这个族群的狼可以控制多大区域的能力体现。这种控制力是排他性的，在这个专属的区域内，这个族群的狼可以任意捕猎，而其他狼族是不能轻易入侵的。一旦入侵就自然会引发争斗。这是族权对外的方面。&/p&&p&那么在对内的方面，比如在狮群中，狮王享有无限大的交配权和管理权，这种权力就是它的控制力的体现。只有狮王才有群体中的最高权力，其他所有雄性都没有它的权力大，这种对于权力的支配就是控制力的体现。&/p&&p&那么为什么族权思想总会持续不断的排他呢？因为不管是动物，还是人类，都需要“安全”。&/p&&p&我们来设计一个微观的社会模型：假设宇宙中存在一个遗世孤立的理想乡，这个小小的世界是由9块大小和品质完全相同的土地构成，它们可以产出一共9份的物资，这些物资每年正好可以供给9个人——也就是这个世界的全部人口，使他们衣食无忧。可突然有一天，这个世界诞生了第10个人，那么这10个人该如何去分配这9份粮食呢？&/p&&p&以一种善良的愿望为出发点，可以设想：只要每个人都分给那个没法分到食物的人一点食物，大家每个人都少吃一点点，那么所有人都可以活下去，但这也只能是一个美好的愿望。&/p&&p&事实上最有可能发生的就是这10个人分裂开来，划分成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团体来争夺这些食物，而有的个体甚至可以分到两份甚至更多的食物，少的则要几个人去分食一份食物。这是为什么呢？&/p&&p&因为人需要“安全”。如果真的按照那种美好的愿望去做，也就是那九个人分到一份食物后，将原本属于自己的一小部分食物分给那个没有得到食物的人，则每个人必然会想到一个问题，如果我分了食物，而其他人不分的话会如何呢？&/p&&p&并不能将这种思想定义为人性的贪婪或者自私，因为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每个选择付出代价或者承担责任，任何事物在实际运行中所关乎的都是一个人的生死。所以当一个人去想：“如果我分了，别人却不分”的时候，他就会不安。进而他可能会想：“如果我今天分给他的只是一小部分食物的话，那么到了明天会不会那个人会需要更多的分配呢？”&/p&&p&这个念头会变得更加沉重，如果我今天分了食物，明天分了更多，到了第三天对方会不会干脆抢走我的食物、甚至将我杀死呢？这样人减少了，不就等于食物的比例增多了么。&/p&&p&同样的思考也会发生在那个没有食物的人身上。他会想，就算我今天得到了食物，明天还能不能照样得到食物呢？或者说今天得到的食物仅够勉强吃饱，明天能不能设法得到更多的食物呢？你会发现人的思考方式会有一个惯性和逻辑，那就是在只想确保自身安全的时候会产生什么呢？&/p&&p&反而会产生不安。&/p&&p&疑心是一味毒药，怀疑会催生戒心，戒心一旦生成就会更加地令人不安，越是不安则越是思考对方有没有可能想要杀掉自己，这种心态生成以后再去看别人，似乎对方的一切行为和一切思想都在朝向着这个方向运转——对方要是有什么举动，哪怕平时看起来再正常不过的举动，都会被看成就要动手的信号；而对方要是没有什么举动，那就更不正常了，一定是在内心进行可怕的预谋。那我该怎么做呢？人的压力会越来越大，最终人会因为卡在一个心理关口，就是“到了明天我是否还能活着”的这个问题上的猜疑，决定今天晚上就痛下杀手。&/p&&p&那么为了更好地行动，人就会寻找同伙，这就使得人产生了团体。不管是为了更加好地保护粮食，还是为了更好地掠夺粮食，人都会形成一个组织。在整个过程中指导人们行为的这种思想就是族权思想。&/p&&p&那么有意思的事情来了，人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动物。&/p&&p&当争斗的需求产生的时候，人最优先考虑的并不一定是自己，那么还会有什么呢？&/p&&p&是可以和自己形成契约的人，也就是“我们”。&/p&&p&如果说一个人会对一个人产生非常大的不安，会看见那个人就觉得对方想要杀死自己，那么又为了什么在同时会相信另一个人不会杀掉自己呢？毕竟背叛，抛弃，诈骗等词语都是在形容一个己方团体内部发生的问题。&/p&&p&所以&b&人们为了更好地生存，就需要思考并创造出某种可以把人按某种规则区别开来，以便决定自己是可以去相信他们还是不能相信他们的东西，这就是“文化”。&/b&&/p&&p&假如有两种价值观A和B，如果你身边所有人都选择了A，那么当你选择B的时候，你就成了什么呢？你就成了“他们”。所以文化的最重要意义是什么呢？就是帮你区分谁是“A”、“B”。也就是谁是“我们”，谁是“他们”。这样一来如果从B的视角看A的话，会感觉到一丝不安。&/p&&p&这是非常正常的，因为从B的角度看去，其他人都是A，那么“他们”就都无法与选择B的建立契约。如果你是一个选择A的人话，你的内心就会非常稳定，因为你会发现周围的人都是选择A的，也就是形成了“我们”。&/p&&p&那么问题来了，在A之中没有坏人么，那么B之中就没有好人么？答案是当然有，不管是A和B之中都存在着好人和坏人，但是问题就在于——你要相信一个人，是需要付出代价的，因为你相信了一个人的同时就等于对那个人放下了一部分怀疑之心，所以那个选A的人是更愿意对选A的团体放下戒心还是对选B的团体放下戒心呢？&/p&&p&这就是人的思想，与其去相信B之中存在好人，不如更加简单的相信B都是由坏人组成的，相信他们就等于被他们骗，那么不如选择去敌视对方。&/p&&p&举个例子来说，如果你是一个A团体中的成员，那么假如一天一个A的成员说“B明天会来攻打我们。”那么你是该相信这样的话，还是该不相信呢？&/p&&p&对这个人来说往往愿意相信，人为什么往往愿意去相信最坏的结果，因为人愿意将最坏的结果当做前提来评估自己的损失。所以当这个可能的说法存在的时候，人就会相信B真的明天会来攻打我们。因为与其去相信对方不会，不如去相信对方会，因为只有这样做好了战斗的准备，才能将损失降到最低。而如果A团体中有人提议“干脆我们先杀过去吧”。那么一场战争似乎就会开始了。从开始的捕风捉影到后来的草木皆兵，重要的并不是对方真的做了什么，而在于——你，愿意相信什么。&/p&&p&为什么人愿意相信最差的结果？因为这是“我们”和“他们”的问题。&/p&&p&所以历史其实就是在围绕着族权思想而发展，那么该怎么具体地分析族权思想呢？族权思想的关键在于控制力，为了确保“安全”所以形成了“我们”，而为了更加地安全，所以会排斥“他们”和聚集资源。&/p&&p&同样以分食物为例，当一个族权势力产生的时候，其内部会因为控制力的能力高低产生内部的竞争。因为人所持有的能力是不同的，不同能力的人能产生不同的生产结果。&/p&&p&比如对粮食生产能力的不同，将会产生一种现象：在大致相同的自然条件下，由不同的人进行耕作，粮食产量的结果也不同。又比如在武力的较量中，有的人天生筋骨强壮，膀大腰圆，通过武术锻炼会成为强悍的武士，有的人则天生瘦弱，无法变得更加强大。&/p&&p&当不同的结果产生的时候，对于某个事物的话语权就产生了高低，人们更愿意推选更有能力的人成为领袖，这就是控制力产生了争斗，而争斗的结果产生了“我”。&/p&&p&当这个“我”的控制达到极致的时候，就形成了“王权”。在不同的时代对于“王权”的称呼有所不同，但是王权是由族权内部竞争而出是一个发展的必然，当“我们”和“王权”产生以后，社会就会开始发展。这样一来一个必然的结果就会产生，这就是“他们”的出现。&/p&&p&当“我们”，“王权”，“他们”三个要素出现的时候，人类社会所共同经历的第一个大时代就出现了，这就是氏族时代。在这个时代中，我将“我们”替换成“公族”，而“他们”替换成“旁族”。&/p&&p&人们为什么要选出王权来，表面上看是因为王权能力上的强大，大家对他是有一种敬畏之心。其实不然，大家选出王权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王权又是否能够拥有真正的权力呢？&/p&&p&答案是：不一定。&/p&&p&控制力是一个极不稳定的事情，为了说明这点，这里将引入另一个关键的、核心的东西，这就是社会资源。&/p&&p&社会资源指的是社会在运行过程中产出的总量，减去成本，等于的剩余价值。社会资源要如何分配，决定了一个社会的制度和文化运行的情况。&/p&&p&那么氏族时代要如何分配社会资源呢？答案是真正占据最大比例的是公族，而不是王权。最受压迫的是旁族，所以人类文明的最初形态中都大量地使用了奴隶制度。&/p&&p&&b&怕篇幅太长，不展开说了。简单地说，可以把制度看作是用于分配利益的一份合同。而文化则是用来划分你可以和什么人共分利益的的一种方式。&/b&&/p&&p&一个新制度想要建设成功需要四个条件的支撑，它们分别是：制度理论，斗争纲领，文化思想，社会阶段。&/p&&p&对于一个制度来说，首先要满足的条件，就是它要在理论阶段是完善的。这种完善并不是指它要创造一个“完美社会”，而是要是“可以实现”的。假如一个制度的提出根本没有任何可实现的可能，那么这个制度的建设本身就极容易失败。一个优秀的制度创造者首先就是要了解当时社会的主要问题和主要矛盾是什么，然根据矛盾的来创造出解决办法。在思考中反复地辩论和修改，以达到完善的目的。这一点还不算难。&/p&&p&真正困难的在于后三项，有了一个制度以后，首先需要考虑的事情，自然是如何实现它，也就是斗争纲领的出现，&b&一个可操作的斗争纲领才是制度可以实现的关键。&/b&&/p&&p&比如，墨家为什么消亡了？&/p&&p&墨家以“非攻”“兼爱”的口号，想要建立一个理想化的社会。但是这本身就存在问题，也就是说，墨家的理论制度是完善的，但是，墨家不能制造出可操作的斗争纲领。&/p&&p&也就是说，对于墨家来说，人到底能不能实现人人爱别人呢？也就是我们所期望的一个超级的理想化社会呢？&/p&&p&理论上是可以的。可以说一切大规模的“排他”根本原因都是社会资源不足造成的，所以，如果当社会资源达到一个无限大的时候，那么自然人人就可以爱别人了。因为那时候人们不再需要通过排他来增加自己的控制力，那么自然可以。&/p&&p&但是在春秋战国可以么？&/p&&p&显而易见，不可以。所以墨家没有、也无法创造一个可以实现的斗争纲领，那么理论再好都无法实现，最终的结果，就是在历史长河中消亡了。&/p&&p&那么文化思想有什么作用呢？这是人们非常容易忽视的地方。文化思想其实作用非常之大，以至于&b&“忽视了文化的作用，再好的制度也将瓦解。”&/b&&/p&&p&因为文化思想的存在意义就在于可以构建起支撑制度的核心观点。也就是说，制度的任何理论观点，都需要用文化的核心思想去做支撑。&/p&&p&那么文化思想到底是什么呢？&/p&&p&文化思想实际上同样是一种“无形”的欲望，但是这种“欲望”却大多是向善的，可以看到任何文明中，大多的文化思想都是积极，乐观的，并且绝大多数都是利于群体的。比如讲求牺牲精神，奉献精神。&/p&&p&也就是说，“无形”的思想成了有形的制度和斗争纲领的一种补充条件，如果说向恶的“无形”欲望是破坏制度的一种威胁和隐患的话，那么“无形”的思想就是专门克制向恶的欲望的一种利器。&/p&&p&因为有形是难以对抗无形的，无形可以变成任何有形的，有形就难以防住无形的渗透。但是无形的思想却可以防住向恶的“无形”。&/p&&p&道理非常简单，人们之所以选择群居，是因为群居不管从效率还是安全性上来说都比独居要好很多。既然是群居，那么人们自然期待向善的欲望，那么惩恶扬善就成了一个社会产生凝聚力的一种非常常见的现象。&/p&&p&如果相反是惩善扬恶，那么社会就变得一片散沙，必然瓦解。所以一个成熟的社会都是惩恶扬善的，这就使得无形的思想，刚好可以克制向恶的欲望。&/p&&p&这就是道德的作用。道德像一张无形的大网一样罩住向恶的心。因为人们都是渴望向善的，所以道德比恶更加宽广，不管恶的形式和形态如何改变，作恶本身就是被否定的。所以一个支持制度的文化思想就非常关键了。&/p&&p&如果有了这样的文化思想，那么自然可以支撑起制度的建设，这就是文化的作用，切不可小看文化的作用，因为只有配套的文化才能稳住人心。&/p&&p&这里要举个例子，就是中国第一个王朝秦朝的灭亡。表面上看，秦朝灭于小人作乱，二世昏庸。但是深入去分析，你会发现秦朝亡于“没有文化”。&/p&&p&为什么说秦国没有文化思想的支持呢？&/p&&p&因为新的制度需要新的文化思想上的支持，而秦国恰恰在这方面，缺少真正的突破。这是一个偶然，也是一个必然。&/p&&p&因为法家的理论，存在一个缺点。&/p&&p&在中国的法律史上曾经爆发过一次争论，那就是“子产铸刑书”，子产把刑法公开于世，并且宣传要用法律治理国家。这时候晋国的叔向就写信给他，告诫他不要让“法”单独出“礼”之外，这样做的结果只会造成人们一旦精通了法律就会钻空子，造成法律的崩溃。&/p&&p&那么，这场争论中谁是正确的呢？&/p&&p&我认为，是叔向。因为法家存在一个根本性的漏洞，那就是法家也好，法律也好，刑罚也好，都存在一个必然的前提，那就是法家与法律想要真正的发挥作用，就首先要做到：&/p&&p&“法家之学重行不重心，诛行而不诛心，法制可成。”&/p&&p&该怎么理解这句话呢，这是看待法家的关键，可以在影视作品中经常性的观看到一句话，那就是&b&要维护法律的“正义性”。其实这句话本身就是错误的&/b&。&/p&&p&&b&什么是法律？法律最重视的不是正确与错误。也就是说，法律不关心行为人的善恶，只关心行为人是否违反法律。&/b&这才是法律的最高精神，“诛行而不诛心”就是一切法律的核心，“诛”指的是看待事物用什么标准。&/p&&p&举两个例子，比如说，某甲曾经举报某乙的暴力犯罪行为，结果某乙出狱后，某天夜里某甲被人虐杀在野外。所有人都认定嫌疑人某乙是杀人凶手：他有动机，有作案时间，有能力，有前科，但是不管这个人下手是多么地凶残，多么地没有人性，可是如果控方所出示的证据不足，就不能判这个人有罪，就要放了他。即便所有人心里都认定他就是凶手，可只要没有足够的证据，光靠凶手有动机、两人有过节之类模棱两可的东西就是不能判罪。&/p&&p&另一个例子是，如果一个家徒四壁的孝子为了自己的母亲而去偷吃的，那么该不该论罪呢？也许这个人仅仅是因为想要得到些吃的而违法，但是也应该毫不留情地依法进行惩处，因为法律最关心的是“是否违法”，而不关心动机的善恶。&/p&&p&所以，说得更加深入一点的话，法家和法律都是一种“有形”的理论制度，规范了何种情况是犯罪，何种不是。如果遇到没有明确的“有形”的证据，比如杀人的凶器，比如偷盗的赃物，那么便不能以“有动机”或者“有预谋”这样的心里的“无形”的思想去论罪。&/p&&p&这表面上看起来是非常公平的，但实质上，却存在着根本的危机。&/p&&p&因为任何“有形”的制度都难以长久地、持续性地击败“无形”的思想，这才是叔向给子产写信的根本，“无形”的思想可以变成任何的“有形”的行动，这才是法律的根本问题。&/p&&p&也就是说，如果单纯的讲究以法家之道治国，最后，不但不能持久强大，还存在客观上的危机。&/p&&p&理由就是，“无形”的思想变化得太快，而“有形”的制度只能跟随者“无形”变化，那么结果自然就会落入下风。并且它还限制了法家思想的发展。&/p&&p&有一句话我们都听过，那就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p&&p&那么为什么是“道”不如“魔”高呢？在我们的现代社会中也有这样的现象，那就是新型犯罪形式总是层出不穷，刚刚严厉打击掉一种犯罪模式，马上新型犯罪又出现了。&/p&&p&这个原因非常简单，那就是执法部门作为保护普通人的一种组织机制，它具有一种后置性——如果人们不犯罪，就不能随意抓人。&/p&&p&也就是说，“犯罪”是触发“追查”的前提条件。进一步说，认定犯罪和违法是需要依靠法律的。那么“法律”是“有形”的，比如抢劫、偷窃都是犯罪，那么只有当人犯罪了并触犯了法律，才能进行“追查”。&/p&&p&“有形”的法律是固定的，但是相比“犯罪”的欲望来说，就要逊色很多，因为欲望是“无形”的。一些新型犯罪通常都是寻找“有形的法律”的盲点，然后进行犯罪。这样的犯罪方式，通常会造成“法律”的滞后性。而欲望却可以使得一些人不断地研究“有形的法律”，这样无形的欲望就可以变成任何有形的犯罪。&/p&&p&表面上看起来，有形的法律可以防范有形的犯罪。但实质上，无形可以变成任何有形，这就使得法律往往跟不上犯罪的发展步伐——总要先有新型犯罪，然后法律进行跟进，进行修改，弥补这个漏洞。&/p&&p&但是，一个“有形的法律”需要严格的审查，因为如果设计不当，则有可能造成这个法律变成恶法，使它虽然是打击了犯罪分子，却更多地会对正常生活的广大民众造成打击和妨碍。所以法律需要严格的审查和修改，从它出现到真正颁布实施，通常需要非常久的时间，但是“无形的欲望”，却可以在一瞬间就产生。&/p&&p&&b&这里顺带讲一下海洋法系的问题。举美国的例子好了。&/b&&/p&&p&对于美国来说，最有趣的一点就是不同的地方法律不同，甚至可以说到了一地一法的地步，这就是因为美国的独立战争中是13区各殖民地联合抗击的结果。&/p&&p&所以，不同的区的法律都有不同，他们的法律最大的特点就是满足于自己区域，为了自己内部的风俗和情况来制定法律，最终形成一部法典。&/p&&p&这就造成了一个现象，那就是法律多而复杂。表面上看起来海洋法典可以不断地更新自己，它的更新速度要比大陆法典强。但实质上，法律就是法律，有形的法律与无形的欲望之间博弈，最终无形的欲望一定会更占优势。&/p&&p&其实海洋法系的优势并不存在，另外，法律过多、过细、过于繁杂，使得普通人根本无力了解法律，只能选择请律师，这就导致了律师的费用水涨船高。直接的后果就是，对于有钱人有利，而对于没钱人有害的基本事实。&/p&&p&表面上看起来法律是公平的，但是对于在资本占有的多少面前，却非常不公平，因为法律过多，导致的结果就是越是大的资本族权在法律面前就越有利。&/p&&p&如果海洋法系仅是以判例法作为判决，那么还好；但是随着陪审团制度的出现，使得族权化得更加明显，这也是我对海洋法系意见最大的一点。对于法律来说，最重要的就是不重人情——可是参与判案的人越多，越是会使得判决变得复杂。&/p&&p&而且，当剩余社会资源充足的时候，那么陪审员制度还存在一些公平性，一旦社会资源降低，并且牵扯到种族或者族权问题的时候，陪审员制度不但无法为案件的公平服务，相反会使得族权思想越发地膨胀，最终导致在判案上的不公平。并且随着律师的费用提高，穷人非常难以与富人对抗。&/p&&p&富人可以聘请专业的律师，在纷繁复杂的大量法律中寻找对方的弱点，只要对方在某一点上应对不善，马上就成为了攻击的对象。而即便是证据对于穷人有利，律师们最终也会设法把穷人拖向漫长的诉讼周期，其昂贵的费用可以直接把穷人拖垮。&/p&&p&表面上判例法是公平的，但是判例法的发展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转变的。&/p&&p&那么它势必在族权思想的影响下偏向控制力高的族权，这样法律的效力就会减弱，并且成为族权打压对方的一种工具。&/p&&p&在解释了法家的弱点以后，还是把视线回到秦国的问题上来。&/p&&p&秦朝虽然在制度上和斗争纲领上都取得成功，但是在文化思想上没有一个能够配合法家的文化思想出现。&/p&&p&相反得是，法家不但不希望这种思想出现，还非常遏制这样的思想出现，因为法律本身就是追求“有形”的思想，对于重心和诛心的思想非常厌恶。所以法家不但没有建立一个新的文化思想来支撑，相反还打压文化思想。&/p&&p&这就让春秋战国时代的旧有文化思想又重新兴起了。&/p&&p&在制度上有一个非常鲜明的特点，那就是“不进则退”，我们总是嘲笑旧制度的愚昧，比如说今日的人看不上王朝制度，也看不上封建制度。&/p&&p&但是，值得一提的是，之所以看不上，是因为新的制度比旧制度更加先进，所以才看不上。&/p&&p&这表面上是一句废话，其实不然。&/p&&p&因为，旧制度虽然落后，却也是运行多年的制度。并且与崭新的制度不同的是，旧制度更加趋于完善。&/p&&p&以现在的软件经常做补丁的方式来形容的话，如果说新制度是全新的2.0版本，那么旧制度就好比是打了无数遍补丁的1.7905版本，理由在于新制度是在旧制度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所以如果新制度2.0失败了，那么制度最直接的变化方式就是退回到旧版本上。&/p&&p&秦国所面对的直接问题就是，在李斯制作的斗争纲领取得成功了以后，法家虽然在制度上和斗争纲领上取得了成功，却没有新的文化思想来支持新制度。&/p&&p&这就使得，新制度不但无法遏制“无形”的欲望膨胀，相反还在肆意的放大“无形”的欲望，那么结果自然是“无形”的欲望寻找到了春秋战国时代的就文化思想——族权思想。&/p&&p&也就是重新开始展现强烈的排他性。&/p&&p&支撑族权最重要的文化思想就是“排他性”，&b&那么一个排他的，排斥别人、保护自己的思想，怎么能成为一个大一统的制度的核心思想呢？&/b&&/p&&p&因为排他会有进行选择，他会非常鲜明的选择“我们”和“他们”的区别，一旦选择了“我们”那么自然是相互包容，一旦是面对“他们”，那么真是无所不用其极。甚至把人视作猪狗一般，任意屠戮。&/p&&p&所以，对于族权来说，公族和旁族的关系就是非常重要的区分了，“我们”就是公族，而“他们”就是旁族，一旦划分就如同水火，不能逾越。&/p&&p&当秦朝没有新的文化思想支持的时候，旧的思想马上兴起，这就使得在秦朝的内部“我们”和“他们”分化严重。&/p&&p&而标志性事件就是有名的“指鹿为马”。当秦始皇一死，赵高很快就占据了权力，而他的“指鹿为马”就是要找出支持自己的和不支持自己的人。&/p&&p&这样秦朝的制度和斗争纲领就都出现了倒退，秦国的向心力迅速瓦解，进而所有人都开始保护自己的利益。本来秦国拥有强大的实力，但是秦南方兵团毫发未损的数十万兵马却抛弃了秦帝国。本该维护国家利益的军队和官员们都只想保护自己，导致国家整体崩溃，秦朝就这样灭亡了。&/p&&p&&b&所以一个文明想要建设新的制度，就需要有一个与新制度配套的文化思想同时存在，并且，即便是满足了前三条，也同时不见得就能成功。因为社会的发展，是必须按照一个个步骤而来的，难以跨代前进。&/b&&/p&&p&社会阶段这一条才是真正难以逾越的关键。这里先粗略地讲一下这个问题，接下来还要再看文化思想的发展阶段，才能相互对照。&/p&&p&什么是社会阶段？&/p&&p&社会阶段是社会成熟与否的关键指标，这个指标决定了一个社会是真的强大，还是虚伪的强大，那么什么是社会阶段的标准或者社会成熟的标准呢？&/p&&p&并不是所谓的素质。而是包容性。&/p&&p&&b&一个社会有多少包容性，决定了这个社会是否成熟。&/b&&/p&&p&人们一个通常的误区就是认为人只要有了素质，就能成为成熟的标志。然而以素质为标准是非常错误的，因为有个最简单的问题：一个没有素质的人，就一定是坏人么？一个人可能贫穷，可能没有规矩，可能邋里邋遢，可能大声喧哗，可能毛病极多，但这并不能代表这个人就是坏人。&/p&&p&而一个社会，如果仅仅靠有素质，就断定它是发达社会，那么就隐藏着一个基本的隐患——当社会资源快速减少的时候，那些有素质的绅士们，还能维持他们的素质么？&/p&&p&所以，一个社会真正成熟与否的标准，并不是人民的素质。因为教育和收入，确实可以令一个人的举止有所改观，但是真正考验社会成熟与否的时候，却大多不在平时。&/p&&p&是在危难时刻。&/p&&p&一个社会当面对死亡、战争、天灾等威胁的时候，能否振臂一呼，万众响应地去争一条活路，将成为真正检验社会成熟度的关键。&/p&&p&因为包容性越是强，在社会内部对于“我们”和“你们”的划分就越发淡漠，而到了社会的危难时刻，包容性越是强大的社会，越是能够突破“我们”和“你们”的区别，聚众人之力共同直面苦难，在困难面前爆发出来的力量就越是强大。&/p&&p&曾经强盛过的文明非常多，但是可以持续强盛的民族却非常少，以至于一个文明强盛时候如烈火烧遍各地，消失的时候宛如一缕青烟，一吹就没了。&/p&&p&这样的事情在历史上是非常常见的，而中国之所以能做到5000年文明持续不断，就在于它的制度是先进的。正是因为是先进的，所以它打败别人的时候，制度自然延续；而别人打败中国的时候，也只能学习中国先进的制度，一旦学习了先进制度，就等于被中国同化。如果打败了它又不学习它，就无法在这片土地长期生存，最终被打回去，比如元朝。&/p&&p&这是中华文明可以延续不断的关键。&/p&&p&&br&&/p&&p&世界历史中，存在着不同的制度，不同的文化思想，不同的斗争纲领，看起来是非常纷繁复杂的。但实质上，从文化和制度的角度上来说，它们是存在先后顺序和优劣之分的。&/p&&p&也就是说，从表面上看，不同的国家、种族，思想是向着不同方向前进的，但实质上，他们都必然向着同一个方向前进。&/p&&p&只是他们前进的速度，和风俗模式看起来不同，使得人们认为世界是不同的，但世界其实是相同的。&/p&&p&如果把制度按照自古以来已经出现并且实行过了的情况来分类，只有两大类：&/p&&p&族权制度和官权制度。&/p&&p&把文化按同样的分类方式来看，有三大类：&/p&&p&宗教、阶级、行为。&/p&&p&而人类文明最终必将走向的流程是：&/p&&p&族权走向官权。&/p&&p&以中国已经走成功的经验来看，发展的趋势是：&/p&&p&氏族制度（文化为“宗教”）——封建制度（文化为“阶级”）——王朝制度（文化为“行为”）——社会主义制度（文化为“行为”）。&/p&&p&西方的发展方向是：&/p&&p&氏族制度（文化为“宗教”）——封建制度（文化为“宗教与阶级”）——资本主义制度（文化为“阶级”）——皿煮制度（文化为“阶级”）。&/p&&p&那么为什么出现了不同？&/p&&p&因为西方走在了一条歧路上。&/p&&p&&br&&/p&&p&&b&&i&知乎的回答居然容得下这么大的篇幅，我还以为会发不上来呢。厉害了我乎。&/i&&/b&&/p&&p&&b&&i&未完待续。&/i&&/b&&/p&&p&国王的新分割线在此，诸神退位！&/p&&p&那么首先谈人类的第一个文化，那就是：“宗教”。&/p&&p&宗教文化是人类最早期的文化，并且世界所有文明似乎都出现了宗教这个发展进程，那么为什么是“宗教”成为了人类最早期的文化呢？&/p&&p&原因存在两个。第一个原因是：宗教是一门哲学思想，它最大的能力是对于“已知”和“未知”进行解释。所以，当古时候的人们遇到未知的事物的时候，宗教可以非常完美地进行解释，而对于已知的事情，宗教也可以进行解释。所以这门似乎可以解释一切的哲学思想自然成了所有人的选择。&/p&&p&因为当时人们认识这个世界的能力还非常低，所以导致了宗教哲学首先发展。&/p&&p&第二个原因就非常关键了：因为“宗教”文化是可以非常好地补充氏族制度，使得“宗教”的地位快速上升，以至于在各国，各部落都存在一个类似于“国教”的“宗教”出现。&/p&&p&西方人长期认为中国人没有宗教，这是非常错误的。中国文化和世界文化几乎都是在相同条件下开始的发展，只是进入了封建时代以后，中国新的“文化”替代了旧“文化”导致了这样的现象发生。并且，中国引发这样的变革比西方世界早了太多，所以，感觉中国文化没有宗教；但事实并非如此。&/p&&p&之所以“宗教”的地位会上升，就在于，宗教完美地使得公族和王权进行了结合，这种结合的方式使得氏族制度成立，并延续下去，所以地位才会上升。&/p&&p&对于任何文明来说，都有源发地，随着发展导致扩大，并且在战争中取得胜利，这样人与人的接触就开始了。&/p&&p&对于这个国家来说，“源发民族”就是公族。而后来加入的，以及战败投降而来的“后进民族”就是旁族，当一个国家出现不同的民族混居现象发生以后，就需要处理他们之间的关系。而所有文化和制度的根本，都是一种处理不同民族之间关系的方法。&/p&&p&正是因为不同的方法和风俗造成了文明的差异，而对“宗教”文化来说他最重要的关键就是要保护王权和公族的利益，这就使得王权和公族要建立起来一个非常紧密的关系。&/p&&p&这个关系的根本就是：关系构架。&/p&&p&虽然信仰不同，但是大多数行为方式都是相同的，那就是宗教规定了王权与公族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君权神授的关系。&/p&&p&也就是说，宗教建立起来一种：天神授予了“神之子”统治公族的权力，这样，第一种制度就非常完善地建立起来了。&/p&&p&对于“宗教”文化，最重要的构建是两个部分，一个是宗教的契约性，一个是王权和族权的关系上。&/p&&p&这两个关键构建是支撑起“宗教”文化的关键，之所以宗教地位上升，就是因为宗教可以替氏族制度建立起一套完美的关系结构。&/p&&p&也就是“宗教”文化使得公族和王权相信，王权统治的合法性来自于上天，并且王权是神之子，由神之子统治公族，这种关系一旦建立，那么就可以使得两者团结在一起。&/p&&p&第一点也就是宗教的契约性是非常重要的一点，之所以称为宗教，其最重要原因就是契约性，也就是宗教可以替信徒解释已知和未知的关系。&/p&&p&最经典的关系是人死后去向何方的问题，这种问题是宗教的最强项，通常宗教的契约关系是三种方向：一种是当世论，一种是轮回论，一种是死后论。&/p&&p&宗教的发展是越来越完善，它可以给人们对于未知领域的解释，但是这并不是宗教可以快速上升地位的关键。&/p&&p&第二点最为重要，那就是宗教可以构建起来王权和公族之间的紧密关系，这种伦理关系就是“我们”和“他们”。&/p&&p&假如只是强调了“未知”和“已知”，那么宗教可能只是一种学说，并不具有政治意义，然而人类前期的宗教无不拥有政治性。&/p&&p&这就是因为，当统治范围扩大了以后，王权很难约束不同的地方的人们，所以需要一种文化作为粘合剂，来弥补贵族领主与王权之间的关系，避免王权旁落。&/p&&p&而宗教性自然可以做到，因为事情将从两个层面上看待：&/p&&p&第一个层面自然是宗教性的神秘性，也就是君权神授的神秘性，配合上大型的宗教仪式，祭祀礼仪，将成为支撑整个国家正常运转的一种普遍方式。&/p&&p&第二个层面就是关键，那就是君王宣传、承认宗教的地位。就等于君王承认宗教的同时，向公族进行了宣誓，表明君王的努力方向将是为公族制造利益，这一点是公族之所以可以与王权达成一种相对团结关系的核心。&/p&&p&因为如果仅仅是宣传神秘性，那么很容易失效。但是，如果王权对公族进行了利益上的宣誓，达成了一种利益分享关系，将使得公族臣服于王权。&/p&&p&而王权的宣誓，也是的公族内部产生了一种向心力——“想要利益就得跟着君王走。”&/p&&p&但是宗教文化最大的优势就在于“我们”关系的构建，最大的缺点同样是在“我们”关系的构建。&/p&&p&“我们”和“他们”是族权思想中最经典也最常见的形式，对于氏族制度乃至西方的封建制度来说，如何有效的区分是“我们”和“他们”是一项非常重要的任务。&/p&&p&因为这牵扯到了社会资源的分配，对于王权来说一旦与公族建立了宗教式的宣誓，那么就要把社会资源几乎压倒性地分配给公族。&/p&&p&而社会资源压倒性地分配给公族，正是奴隶制度和族权思想完美结合的体现。&/p&&p&对于族权制度来说，排他是必然的，提高族权控制力将使得族权拥有大量的社会资源，进而可以压制旁族的崛起。&/p&&p&对于旁族来说，为什么无法获得社会资源？这并非社会生产力过于低下造成的。因为古代普遍的一个现象就是大量土地未被开垦，土地利用率极低，正是需要大量人力进行生产的时候。而之所以不把利益和资源分配给旁族，不是因为旁族的生产能力低，而是王权与公族的契约关系阻碍了这种情况的发展。&/p&&p&也就是说，王权的权力来源是对于公族发誓产生的，而对于公族来说，牢牢地把握住社会资源是他们占据垄断地位的根本保障。&/p&&p&如果王权向旁族提供了支援会怎么样呢？&/p&&p&那么，王权的力量就将大增，因为旁族一旦得到社会资源就会快速发展，这样一来，社会就存在公族和旁族并起的基本事实。&/p&&p&这样王权的势力就会快速上涨，那么王权对公族的发誓就变得可有可无。因为一旦王权和旁族建立了紧密的联系，那么王权完全可以依靠旁族对抗公族。&/p&&p&所以，公族绝不希望见到的就是旁族的兴起。旁族一旦兴起，则表示王权势力大涨，自己就可能被压制。所以公族最希望见到的情况就是旁族永远被压制，这样一来“我们”和“他们”就进行了有效地划分，“我们”永远占据优势。&/p&&p&这是“宗教”文化在氏族时代和封建时代可以站住脚的根本。&/p&&p&然而一个社会只强调了“我们”和“他们”那么就会使得交流能力降低，因为重视“我们”和压榨“他们”就成了必然，这样一来社会的交流和文化的交流能力就降低了。&/p&&p&并且长期对于“我们”的优待和“他们”的压制，使得旁族积聚怨气，也将引起连绵不休的暴乱和叛乱。&/p&&p&甚至在外敌入侵的时候，公族不但无法得到旁族的补充，还有可能造成旁族的叛乱和通敌。所以，宗教文化一方面使得公族占据大量的社会资源同时，也限制了社会的发展。&/p&&p&那么就需要新的文化来替代。&/p&&p&假如一个社会只强调“我们”和“你们”那么必然造成的结果就是交流的减少，并且造成奴隶制度的出现，所以就会有人希望往前走。&/p&&p&向前走的本质是因为人与人交流的增多，可以说文明的进化都离不开人与人接触的增多，所以如何解决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成了新文化需要解决的问题。&/p&&p&而人类从此进入了“阶级”这个阶段，这个阶段的主要改变就是人们从“我们”和“你们”中脱离出来，逐渐走向了包容的一步，一方面由于生产力提高，导致即便是奴隶，他也可能开始拥有少量的社会资源，一旦拥有了一些资源，那么必然提出改变。&/p&&p&这种改变的最重要的突破就是由“血统论”，走向了“身份论”。&/p&&p&“血统论”是宗教非常看重的一个东西，因为强调“血统论”有助于强调“我们”和“他们”的关系，而“身份论”就是重视强调“控制力”了。&/p&&p&如果说“血统论”是族权思想孕育出来的话，那么“身份论”同样是从族权思想中变化出来的一种思想。在族权思想中，最强调控制力，随着人与人接触越来越多，单纯的强调“我们和你们”已经无法满足社会的发展。&/p&&p&所以，社会需要更多的容他性，而“身份论”的出现弥补了“血统论”的空白，也就是说“身份论”表面上开始承认了旁族的地位。它与血统最大的不同就是，它承认旁族的地位，但是想要更高的地位，需要更高的阶级。而想要更高的阶级，则需要更高的控制力。&/p&&p&这便是“阶级”的作用，如果说“宗教”是强调王权与公族关系的一种思想，那么“阶级”就是强调身份无法转换的一种更加先进的思想。&/p&&p&并且随着“阶级”的出现，“礼法”开始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各文明之中，也就在此时，中国和西方世界开始出现了差距。&/p&&p&也就是说，中国封建时代的“阶级论”和欧洲封建时代的“阶级论”有着本质的不同。&/p&&p&哪里存在不同呢？&/p&&p&就是两者对于宗教的使用方面有所不同。西方世界在阶级出现以后，依旧保留宗教的作用，使得西方在经历了漫长的中世纪以后，直到文艺复兴和工业革命以后才渐渐摆脱“神权”，进入“人权”时代。&/p&&p&而中国从周朝起就进入了封建制度。从那时候起，就已经进入了“人权”时代。两者的这种差距使得中国进入“人权”时代更早，发展得更为先进。&/p&&p&周公所创造的周礼，剔除了宗教文化对社会制度的支撑作用，相反以“礼法”来巩固“阶级”，使得“阶级”之间相互封锁关系，上下之间难以发生转变。这样就使得，君王生下来就是君王，贵族臣属生下来就是贵族臣属，贱人平民生下来就是贱人平民。&/p&&p&周公是周文王的第四个儿子，而周文王就是中国最重要的思想哲学“易”经的创造者，只有真正的理解了“易”的哲学才能真正的理解周公的用心。&/p&&p&“易”是一种非常复杂的哲学，如果单讲“易”的哲学可能要单独写本书，所以这里并不展开讲。往简单了说，“易”的思想最重要的突破就是——世界上并不是只有：“我们”和“你们”。而是：“我们”可以变成“你们”，“你们”也可以变成“我们”。后世创造的太极图是对这种哲学思想的具现化，在太极图上，黑与白并不是一个对立的关系，是一种“转换”的关系。黑可以变成白，白也可以变成黑，黑中有白，白中有黑，黑与白的世界，并不是一个二元世界，而是一种多元世界。&/p&&p&也就是说，黑在变成白的时候，并不是一种终止，而只是一个开始，因为当一个事物变成了黑的同时，它又向着白的方向前进，而当它变成了白的时候，其实也是向着黑的方向迈进了。&/p&&p&这样的思想，可以说为中华民族推开了一扇窗。“易”的出现解决了“我们”和“你们”的固定模式，产生了新的概念。也就是说，汉人是“我们”，那么少数民族甚至外国人同样也可以被纳入“我们”的范畴，这就使得少数民族既可以是“他们”也可以是“我们”；当“他们”是“他们”的时候，也就同时开始了向“我们”的转变。当汉人是“我们”的时候，实质上，“我们”也正向“他们”转变。&/p&&p&最终，原本只有“我们”和“他们”的世界，在“易”哲学的引领下，就将出现一个多元的世界，从此打破“我们”和“他们”。&/p&&p&所以，为了实践自己父亲的哲学，周公，开始一场真正的“革命”。&/p&&p&一旦从支撑社会制度的核心文化思想中剔除掉“宗教”，就会马上走上康庄大道么？&/p&&p&答案是否定的。也就是说，中国的周公所引发的“革命”本身是非常危险的，如果失败了，那么中国文化就要“亡国灭种”。&/p&&p&因为一旦剔除掉了“宗教”的作用，首先就会使得“阶级”变得非常浮躁起来。理由在于，宗教的意义是使得公族和王权进行相互宣誓。公族承认王权的领袖是神之子，被天神赐予了神圣的使命来人间进行统治，这是神权时代最关键的宣誓。&/p&&p&国家发展得越大，那么控制和管理的难度就越大，所以公族需要向王权宣誓。反过来说，王权也需要向公族宣誓，也就是王权要敬神祭天，表明自己是神之子，降临人间是要为公族创造利益，使得公族从此过上幸福美满的日子。&/p&&p&这种公族与王权相互宣誓的情况就是宗教的作用，那么如果拔除了这个做用会怎么样呢？&/p&&p&那么王权与公族甚至旁族之间就只剩下赤裸裸的控制力关系了。那么事情的发展方向就必然转变为，“阶级”保护自己，不再保护王权，这样做的结果就是：&/p&&p&中国的“春秋时代”出现。&/p&&p&也就是说，春秋时代的出现不是偶然的，不是周幽王“烽火戏诸侯”玩出来的，相反是从周公创造了周礼，创造了“阶级”思想和封建制度那一天开始，就必然出现的问题。&/p&&p&因为周公剔除了“宗教”，只保留着“阶级”思想。那么请问，公族和旁族与王权之间还有什么可以保证他们存在联系么？&/p&&p&失去了相互效忠的必要，就意味着双方必然向着追求控制力的方向发展，那么王权保护王权的控制力，诸侯保护诸侯的控制力，这不就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了么？&/p&&p&这样一来，中国封建制度马上就要面临崩溃状态了。因为没有了文化思想的支持，封建制度仅仅是一个制度，在这一点上它与后来的秦王朝是相同的。也就是说周王朝如果只有制度的支持，没有了文化的保护，那么结局就是《周礼》不但不能保护周王朝，相反，它正在摧残着周王朝的存在。&/p&&p&在周公还没有创造周礼的时候，不得不面对的一个基本事实就是，周王朝面积越来越大，人口越来越多。这就使得，单纯地强调“我们”和“你们”是不行的。&/p&&p&因为人多了，假如只强调压制，那么内部会离心离德。并且就当时的情况看，殷商势力还保存着非常大的实力，周武克商表面上是打败了商朝，实际上是因为殷商的公族已经抛弃了商纣王。所以，周武王只打赢了旁族和一些散兵游勇，并不能真正地解决问题。&/p&&p&如果不改变，周朝继续沿用氏族时代的制度和文化，表面上是可以的，但是一件事让周公很害怕，就是在周人要如何对待殷人的这个问题上，吕尚（姜子牙）曾表示要杀光殷人，就是“爱屋及乌”这个成语的由来：“武王克殷，召太公而问曰：‘将奈其士众何？’太公对曰：‘臣闻爱其人者，兼爱屋上之乌；憎其人者，恶其余胥。咸刘厥敌，使靡有余，何如？’”&/p&&p&前面说如果爱这个人，就连他屋檐下（国家里）的乌鸦（人民）一起爱。接下来的话却饱含杀机：如果恨这个人，那连他家中的胥吏家奴也该一起憎恨，不如把他们杀光，一个不剩，如何？&/p&&p&对于周公来说，今日的胜利看起来是“白”战胜了“黑”，那么有没有一天，自己也会变成“黑”，被别的“白”战胜呢？&/p&&p&到了那个时候，周人会不会同样面临被敌人讨论是否要全部杀光的绝境呢？&/p&&p&所以，我认为，周公看明白了一件事情，那就是如果不改革，周只能强大一段时间，到了一定的时候注定要失败；如果以牺牲周王室为前提，可以进行改革，那么就可以进行试验，如果试验成功了，“易”的哲学开始实际在社会中运作了，那么即便周王朝失败了，周人也就可以活下去了。&/p&&p&而如果试验失败了，那不过也只是提早地招至了不改革导致的败亡结果，所以在别人不能深刻理解周公的时候，他果断创造了《周礼》。&/p&&p&《周礼》一出，就再没有回头路走，周公赌就赌在周礼的出现能够使得一个伟大的新文化诞生。如果这个文化没有诞生，那么周朝和中华文明就将面临巨大的危机。这个危机一出现，那么周人连同整个中华文明，就将重蹈殷人的覆辙，总有一天会被新的征服者讨论到底是要杀光，还是不杀光。&/p&&p&随后，果然礼乐崩坏，周天子权力皆无，沦为一个小诸侯，其他大诸侯相互攻伐，相互比拼控制力，这就是《周礼》造成的必然结果。&/p&&p&就在这个关键的时刻，生在鲁国的孔子诞生了。&/p&&p&孔子的出现为这个中国的关键时刻起到了一锤定音的关键作用，因为这就是一个十字路口，到底走向何处，关系到中华文化是否可以存在下去。&/p&&p&进一步就将大成，退一步就将是深渊。&/p&&p&所以，前进和后退，并不依赖于士兵的勇猛，将军的智略，臣子的忠诚，君王的贤明，而在于——谁可以为中国创造一个更加先进的文化思想出来，来稳定住因为剔除掉宗教以后的制度不稳？&/p&&p&那么这个重任孔子完成了。可是这种完成是一个黑色幽默——最尊崇《周礼》的孔子，亲手毁掉了“阶级”思想。&/p&&p&&br&&/p&&p&孔子这个人表面上是非常成功的，后世称他为千古一人，万世师表之类的赞誉不绝于书。但现实却是当时在春秋，没人敢任用他治理国家。即便是在他的故乡鲁国，也是在任用了他一段时间以后，就驱逐了他。&/p&&p&为什么孔子会那么失败呢？因为他创造出来的思想并不是用来支持族权制度的，也更不是用来支持封建制度的，所以没人敢用他。&/p&&p&孔子的儒家思想，其核心精神，笔者把它称为“行为论”。行为论这种文化与之前两种文化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前两个文化思想“宗教”和“阶级”都是在支持族权思想的，而“行为论”却违背了族权思想的运作方式，同时也违背了当时的主流价值。&/p&&p&行为论认为，一个人的地位保障，并不是看他的“身份”和他的“血统”，而是要看他的“行为”，这就违反了族权对于追求“控制力”的追求。&/p&&p&因为对于族权来说，自己拥有了控制力才是地位的保障，在“宗教”和“阶级”中都是如此，地位的保障来源于控制力，但是追求控制力本身会造成一些恶行诞生。&/p&&p&孔子认为天下之所以礼乐崩坏，是因为人去做了不该做的事情。假如一个君王可以去做一个贤明的君王，可以礼贤下士，重用人才，那么好臣子就会来投奔，并且尽心尽力的辅佐君王治国。有了好的臣子和君王，那么人们就会安居乐业，这样一个国家就会强大，天下就会太平。&/p&&p&然而这一段看起来是“假、大、空”的理论背后，却真正戳中了族权的弱点。那就是，不管是“宗教”还是“阶级”都强调一个压制。&/p&&p&也就是在宗教视野里“我们”压榨“他们”是非常正常的事情。比如一个人在平时可以非常善良，但是遇到与异族的战争时候，可以做到视敌人如猪狗，任意屠戮。&/p&&p&这就是压制和排他的思想在起作用，在这个人的眼里，对于“我们”是要善良的，但是对于“他们”就根本不把他们看做是人了。&/p&&p&而对于“阶级”来说，“阶级”本身维护自己利益的不变性是“阶级”的最大的愿望，也就是王权要保护王权的“阶级”，贵族要保护贵族的“阶级”，他们希望“阶级”本身是在相互之间流动的，上下是不能流动的。因为一旦上下流动，“阶级”思想就会崩溃。所以为了让“阶级”不流动，制造了礼法制度。&/p&&p&也就是，不同“阶级”的人之间形成了严密的堡垒，难以相互移动。&/p&&p&这种宗教和阶级的现象，表面上是人的欲望造成的，实质上是族权思想造成的，他们都要尽力地维系控制力的作用。&/p&&p&但是，“行为”，违反了这个原则。&/p&&p&礼法，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东西。人们通常从小要求孩子懂礼貌，讲礼貌。那么为什么人们要讲礼貌？&/p&&p&其实，讲礼貌并不是文明的一个标志，相反，讲礼貌是区分“身份”的最重要的方式。也就是说，礼貌本身就是礼法制度之中的一环，它的目的并不是提高人们的思想和素质，而是要用区分开不同的阶级。礼法使得人们区分开来，只要看一眼对方的穿戴举止和听几句谈吐，马上就能分辨对方是什么阶级的人。&/p&&p&所以，礼法表面上是非常好的东西，人人知礼懂礼，但实质上会把不同的人区分开。这样，不同的人甚至连口都不用开，马上就知道对面人的阶级，造成了阶级的分化。&/p&&p&但是，孔子出现以后就改变了这一点。表面上看孔子最希望人们知礼懂礼，做一个守礼的好人；但实际上，孔子更多的是希望人们通过学习，提高自己的觉悟，让自己的行为更加规范。&/p&&p&可问题是这就形成了矛盾冲突：“阶级”和“行为”是相互违背的。&/p&&p&“阶级”的目的在于垄断和封锁住人们身份的流动，也就是穷人永远是穷人，富人永远是富人，双方只在内部的圈子里相互流动。&/p&&p&所以，礼法创造了一种私密的空间，这也就是“隐私”的前身。导致的结果就是，一个社会越是彬彬有礼、越是相互谦让，表面上是高素质、高文明的社会，但实质是礼法的作用让人们形成了无形的壁垒，这种壁垒在任何地方都存在。&/p&&p&结果不但不是人们真的相互友爱，相互关心，相反大多成了一种仪式。&/p&&p&人们被礼法控制，生活在礼法里，平时还好，一旦礼法制度失去了控制，人们就会露出本性来。并且因为长时间的压抑，导致一旦露出本性，往往极为凶残。&/p&&p&而“行为”却不是这样，一个人的“行为”不受任何外在条件的约束。不管是王侯将相还是贫民百姓，他们是善还是恶很容易分别。&/p&&p&“行为”不但不受外力控制，并且行为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易变性，也就是说，一个人做好事不难，难的是一辈子都做好事。所以，“阶级”通常难以改变，但是“行为”就极具易变性。&/p&&p&它使得一个社会的所有人，都时刻处于一种思想和文化的制约之中，这就是“道德”。&/p&&p&道德可以无视“阶级”来监督所有人。&/p&&p&所以不管是穷人还是富人，是善人还是恶人，他们都得被道德约束着。这就改变了“阶级”为纲的封建制度。&/p&&p&最终礼法就被道德杀死了。&/p&&p&虽然儒家出现了，但是儒家与封建制度之间的相互冲突，使得儒家虽然传播得极广，可并没有人愿意真的使用儒家思想来治国。这也是自然的，一个君王怎么会使用对自己不但没有益处，相反有害的思想来支撑自己的制度呢？&/p&&p&这就导致儒家在整个春秋战国时代传播极广，但是一直处于没人重用的境地，可“行为”这种思想观念却开始出现。那么，就需要有新的制度出现，才能结合。&/p&&p&这就要提到商鞅的秦国变法了。&/p&&p&商鞅是法家与官权的一位里程碑式人物，正是因为商鞅的出现，让官权制度开始在秦国被确立起来，那么商鞅与其他法家人物有什么不同呢？&/p&&p&李俚、申不害与子产都算得上是法家改革家，但是为什么我认为商鞅才是集大成者呢？这就是因为，商鞅有两个他所独有的创举：&/p&&p&第一个是商鞅是真的想要构建起一套严密的法家制度，这让他和其他人有所不同。因为法家的漏洞极容易观察到，能够横下心来，真的去执行法家“重行不重心”的核心就非常难了。所以，其他人只是希望利用法治来管理国家。&/p&&p&这就出现了所谓的法家“术派”与“势派”与“法派”三个重要的分化。但是，术派和势派的做法根本上并没有真正的去改变封建制度，只是试图用法家的思想来弥补封建制度的不足。&/p&&p&法家如果不能真的去贯彻法家精神，那么就算不得法家了。所以，不按照法家精神去做，最终只能是使得法家变得扭曲，变为人治。&/p&&p&第二个就是商鞅厉害的地方，他创造出了一整套官权的新制度，这套制度是使得商鞅成为法家代表性人物的关键，这与其他人不同。&/p&&p&官权并不是多么特殊的一种制度，它同样是从族权之中孕育而出的一种制度，所以，任何文明实质上都可以构建官权制度。&/p&&p&但是，目前世界上最为成熟的官权制度却只有中国人成功地构建了起来，这是为什么呢？&/p&&p&因为官权制度存在三个阶段，而这三个阶段，如果没有能真正度过去，那么就不能说官权真的成熟起来。&/p&&p&官权三阶段分别是：官权制度的建立、国人价值观的诞生、官权吞噬王权。&/p&&p&商鞅和李斯，实质上都是处于第一阶段。&/p&&p&想要进入第一阶段，最难的一关就是族权制度要与官权制度进行一次彻底地博弈，这也是为什么说，族权制度想要进步就首先要进入王朝时代的最关键证据。&/p&&p&道理很简单，官权制度想要建立起来，就不可能是从下至上建立起来的，非要是从上至下建立起来的。&/p&&p&原因在于族权思想可以产生分化族群的功效，所以当社会资源充沛的时候，族权之间的矛盾看起来是小了，实质上是因为各个族权的势力都很大，体量如此之大的族权势力之间频繁的火并可不是各方所愿意看到的。而让官权建立起来，就会使得族权的利益逐渐向官权流动，这是族权绝不希望发生的。&/p&&p&所以从下至上的方式是构建不起来官权的，即便构建起来，也只是资源充沛造成的一种假象。而如果社会资源稀少的时候，族权更会只顾自己，导致官权的瓦解。&/p&&p&那么官权也就同时不能有效的构建起来，也就是说，唯有王权与官权建立一个有效的同盟，才能使得官权构建成功。&/p&&p&因为封建制度是在王权与族权之间构建，而想要脱离族权思想的控制，就首先需要王权这一块跳板，才能真的建立起来官权制度。建立起官权制度之后也并不是之后就一帆风顺了，相反是进入了官权的三阶段之中。&/p&&p&而我们先来分析商鞅所处的第一阶段。&/p&&p&对于中原各国来说，他们时刻处于一种被包围和四处接战的状态，所以改革从来都是亦步亦趋，甚至是非常小心。因为，战争随时都可能爆发，那么如果轻率地对国家制度进行彻底的改革，一旦失败，轻者从此势弱，重者彻底亡国。所以中原各国的改革就都是围绕着怎么对于封建制度的弥补上做文章。&/p&&p&但是秦国被封锁在西方，所以外人的对他威胁既大又小，而当秦国走向困境的时候，就只剩下彻底改革这一条路走了。如果不改革那么就会被人围堵封锁死，如果改革还有一条活路走，这是可以进行彻底改革的关键。&/p&&p&需要彻底改革这一点是其他国家不具备的，他就成了商鞅最大的优势，所以在秦孝公的支持下秦国进行了彻底的改革。&/p&&p&官权制度的核心思想就是系统化，而它的最大表现就是容他性，可以说，官权制度的思想与族权制度有本质的不同，一个容他，一个排他，这就是官权制度先进于族权制度的理由。&/p&&p&那么为什么官权制度是容他的呢？&/p&&p&这就是因为官权不象族权那样以控制力的大小作为分化地位的核心，而是以系统化的方式来维持自己的运作。&/p&&p&系统化，就是官权的最大特点，而商鞅之所以可以改革成功，就是借用了法律思想中构建严密的系统关系来制作的制度，把国家的只能由族权之间的相互排他，变成了一个由王权为顶点的开始，并逐渐有系统地延伸向各处的模式。环环相扣，相互链接和层级关系是官权运行的方式，这就使得官权在运作中形成了一个高效又统一的系统。一旦王权发布政略，很快就可以通过系统的传导效应传到制度所覆盖的所有地方。反过来说，系统的任何一个点的反应又可以快速地通过传导返回到顶端。&/p&&p&这就使得，官权在看待内部的一切事物的时候，都认为任何部件和点都是系统本身的一部分。所以当灾难、战争等对于系统有害的事件发生的时候，系统会把维护自己的良好运转作为自身的最大义务，而不是族权制度那种相互排他的现象。那么当坏事发生的时候，就能共同应对，而不是象族权那样只顾保护自己。&/p&&p&这就打破阶级的垄断，从此秦国开始强大起来。&/p&&p&对于封建制度来说，就是要利用“阶级”封锁住人的身份，虽然承认了公族和旁族的合法地位，但是希望利用礼法封锁住人的身份。&/p&&p&这是族权思想的一种天然想法，保护自己压制别人，是族权最大的任务，所以对于阶级的封锁，导致有能的人才没有晋升途径，没有能力的人身居要职。&/p&&p&那么人们真的能满意的活在这种制度里么？&/p&&p&答案是否定的，所以当秦国的新制度一出现，它就快速强大起来，而如果公平地说，秦国人与其他国家的人也差距不多，既不特别强壮也不特别勇敢，那么为什么变法之前秦国的兵是一个样，而变法以后又是另一个样呢？&/p&&p&因为他们对于战争的看法和参军的目的发生了改变，这是商鞅制度的最大特色，也就是对于一切有利于战争的事情，都有“奖励”和“责罚”，而对于当时的贱民来说“奖励”莫过于最大的狂喜。&/p&&p&过去，战争的胜负都只是贵族领主之间的事情。对于当时的人来说，就算打赢了战争，升官发财的只可能是那些有身份有地位的人。对于庶人贱民们来说，他们不过是战场上的炮灰，即便是有功也难有封赏，更不要说上升渠道了。&/p&&p&所以，不管打仗前怎么动员怎么吹嘘，庶人和贱民都是为了别人的利益而战，那么他们的积极性可想而知。一旦战事不利，那么他们自然会一哄而散，阵型就无法维持，将使得形势直接崩溃。&/p&&p&但是，当商鞅的改革来到以后，不管是谁，有功便赏，有过必罚，这种相对公平的策略使得普通士兵开始得利，一套严密的法律制度，成了约束所有人的重点。&/p&&p&那么庶人贱民们就不再是为了别人而战了，奴隶杀敌可以变为国人，再杀可以使得自己的亲属也变成国人，国人杀敌可以授爵获赏，对他们来说，战争就不再是一种恐怖的事情了，相反成了改变自己命运的机会，尤其是对于低层军人来说更是如此。&/p&&p&所以，商鞅变法之后，对于庶人贱民们来说，战争的目的就从为贵族们而战变成了为自己的利益而战，这样一来，他们战斗的欲望和积极性就大为改观。并且在内政制度上，一切有利于战争的行为都有可能受赏，比如耕田和制造兵器。对底层大众而言，上升渠道就如此被打开了。&/p&&p&当上升渠道打开了以后，你就可以看到，每个秦人都在拼命地向上走，这就使得国家快速地富强起来，而法律成了弥补这种新制度的新思想，商鞅试图以有形的法律来压制虚无的欲望，用扩张后的得利来满足虚无的欲望。&/p&&p&也就是说，只要秦国一再扩张，那么就能一直满足虚无的欲望，民众只要不犯法，就能从战争中获得上升的机会，这是秦国最大的改变。&/p&&p&而法家再怎么变化，都存在有漏洞，那就是虚无的欲望永远不能被填补。&/p&&p&很快，随着时代的快速发展，中国终于迎来了第一次大一统时代，也就是秦始皇时代。&/p&&p&为什么在商鞅之后，法家顺利的使得秦国强大起来，并且一统天下了呢？&/p&&p&因为商鞅的法家建立的是制度，然后用法家的思想作为文化来支撑这个制度，那么为什么法家可以这样，后人却不能这样呢？&/p&&p&可以说，这是当时法家所处的一个特殊环境造成的，当时的秦国还十分的弱小，所以虽然文化还是族权思想，但是商鞅把“无”的欲望引向了战争，引向了扩张，配置与制度。这样“无”的欲望是向外的，那么有自然可以稳定了。&/p&&p&但这么做存在漏洞——当嬴政成为秦王并横扫六国之后，秦国的扩张就到了一定极限，天下那些最优良最肥沃的土地已经到手，再想向外扩张，难度就加大了。这时候“无”的欲望由于无法扩张，便又开始反噬秦国了，这就造成了秦国的隐忧和后来的崩溃。&/p&&p&为什么秦朝大力推行郡县制，又通过焚书坑儒打压了其他势力，还是无法阻止叛乱和起义呢？因为法家没有一个新的文化思想作为自己的支撑，那么结果就是退回到了旧文化，也就是族权思想。&/p&&p&于是在秦始皇死后，秦朝内部迅速地族权化了。&/p&&p&当一个制度和文化思想出现不匹配的时候，会发生什么现象呢？&/p&&p&就是会出现制度上的倒退，因为&b&进步的制度是对于落后制度的一种修正，或者说一种革新，虽然新的制度和新思想非常好，但是如果它在运行时出了很大的问题，那么人们会自动的选择倒退回旧的制度和文化去维持社会运行。&/b&&/p&&p&所以，当秦始皇死了以后，法家思想又没有办法解决新思想的问题，秦国在扩张上又进入到了一个瓶颈期，当所有不利于秦朝的条件都出现的时候，秦朝自然走向了倒退。也就是在法家文化无法对抗“无”的欲望后，秦在文化思想方面倒退回了“阶级”思想。所以，很快秦国的内部产生了变化：各“阶级”开始只保护自己的利益而不顾国家了。&/p&&p&人们通常认为秦国的快速瓦解是因为反秦势力的凶猛造成的，尤其是他们中间还有项羽和刘邦这两位历史上的大人物。&/p&&p&但实际上，秦王朝当时有三大兵团，分别是咸阳兵团，长城兵团和南方兵团，而在巨鹿之战后，秦国北方的兵团还有余力继续作战。可是对他们来说，失去了制度的保障，开始只保护自己，所以章邯决定投降。&/p&&p&讽刺的是，一直被许多人所忽视的历史事实就是，就在北方已经烽火连天厮杀不断的时候，南方本来极具实力的秦南方兵团却在静观事态发展，最后居然自立为南越国，从此与秦国割裂开来。&/p&&p&所以，刚刚打赢六国的秦国为什么在一瞬间就摧枯拉朽地灭亡了呢？&/p&&p&因为秦国的制度倒退了，文化也倒退了，那么在赵高乱政的诱因下，相比于“保卫秦王朝的千秋万世”，“只保护自己”才是当时秦国人的首选。在这个原因下，秦国灭亡了。&/p&&p&之后项羽与刘邦进行了为期数年的楚汉战争，最后刘邦胜出，打败了项羽成立了汉朝。&/p&&p&这时候就非常有意思了。&/p&&p&刘邦在建立汉朝以后，在制度建设上非常怪异扭曲：一方面他希望遵循秦朝的郡县制，另一方面又大肆分封刘氏宗亲。&/p&&p&这是为什么呢？&/p&&p&因为刘邦没有一个更好的制度，也没有一个更好的文化作为支撑。所以他表面上继续承袭秦制，但是他又只能选择族权思想，也就是“非刘不王”；但这也为后来七国之乱种下了祸根。&/p&&p&这一时期的儒，墨，道，法四大家，基本上都失败了，所以这段时间是最为迷茫的时期。&/p&&p&而为什么最终在这段时期“道家”占据了主动呢？这就是因为，道家学说实际上并非一套休养生息或者说“与世无争”的学说，相反是一套精心打造的权谋宝典。&/p&&p&道家说“无为而治”是什么意思？如果把这句话理解成社会想怎么发展就怎么发展，那么就是非常错误的，因为一个社会如果没有制度规范，任其发展，最后结局就是失衡地发展。也就是任其自由发展，不加以管理，最后必然形成族权社会。&/p&&p&所以，“无为而治”指的并不是什么都不做，而是要“你想怎么做，就怎么做。”，因为“无为”对应的是“有为”，那么按照某种方式去做就是“有为”。&/p&&p&那么不按某种方式去做又是什么呢？&/p&&p&那就是“无为”，但是不管是“有”还是“无”都必须有一个主题，这个要么是“我”要么是“你”，也就是说，你要按照你所想的去做，或者是我要按照我所想的去做。&/p&&p&这便是道家学说的指导方式，道家学说是人治，所以刚好切中了当时的时局，刘邦死后吕雉当权，在这段时期，吕雉非常推崇“道家”。&/p&&p&为什么呢？因为儒家推崇“行为论”，法家推崇“重行不重心”，墨家推行“制度架构”，三套思想都对应的是“有为”，也就是由严格的规范方法来治国。&/p&&p&但是，吕雉不想受这些的束缚，当然选择“无为而治”。也就是吕雉她想怎么治理就怎么治理，那么自然是钟情于道家了。&/p&&p&随后汉朝又沿袭了这种类似于太后皇后干政的传统，窦太后就是其中一位。&/p&&p&所以，既然在制度和文化出现了真空期，没有一个可以适合他们的制度和文化。那么就干脆采用道家的思想，尽情地“无为而治”了。&/p&&p&并且由于从萧何到曹参所采取的治理国家手段都是休养生息，造成了一种假象，那就是道家的思想就是让社会尽情地自由发展。&/p&&p&这可能么？&/p&&p&答案肯定是否定的，所以不要说到以后，就到了汉景帝时代，作为刘姓分封的诸侯国就有了叛乱的势头。汉朝进入到了一个内忧外患的时代，并且最终激起了七国之乱。&/p&&p&当时汉朝北方有匈奴人的威逼，南方诸侯王随时等待起兵，在这种状态下，汉景帝决定打击诸侯，这就激起了七王之乱。在种种不利的条件下，艰难地打赢了战争，可是汉景帝也耗尽了心力。&/p&&p&皇位继承到了汉武帝手中。&/p&&p&对于汉武帝来说，有两个首要难题需要解决，如果不能解决这两个难题，那么他所拥有的一切就可能都不复存在。这两个难题就是，如何打败北方的日益强大的匈奴？以及如何构建起一个新的制度来支撑汉朝？&/p&&p&可以说，汉武帝对于道家有着一种骨子里的厌恶，因为他的奶奶——飞扬拔扈的窦太后就是一个十分推崇道家的人，原因也很简单，因为道家是人治的典范。&/p&&p&所以汉武帝想要进行改革。&/p&&p&就在这个关键的时刻，董仲舒终于出现了，董仲舒为汉武帝创造了一套新的制度和斗争纲领，这就是新的儒家思想——王朝儒家思想。&/p&&p&从这一刻起，儒家思想得到了进步，它进化到了一个新的阶段，改变了过去是支持封建制度的思想，变成了以支持官权思想为目的的文化思想。&/p&&p&可以说董仲舒是一个真正的大才，因为他把制度、文化、斗争纲领三样东西统一地融成了一套相互配合，相互依存的东西出来。他将人民的愿望说成天意，人民看到的，听到的，也是天看到的，听到的。皇帝要敬畏上天，就要关注民生，关注了民生，才能达到长治久安。这是对双方都有利的。&/p&&p&&b&官权制度是一种系统化的制度，它最讲究系统化，所以如果用排他的族权文化来支持，那么系统化很快就会走样。而董仲舒创造的纲常论和天人合一的思想，为王权和官权相互结合找到了一条新路。在这条路里面最为关键的一点就是：评判一个人的社会地位合法性的标准从控制力走向了“行为”，也就是在这个官权系统之中，任何部件只要做到了自己应该做的，和责任内的事情，那么就自然可以稳固自己的地位；如果去增强控制力，就等于违反了“行为论”，就会失去支持。&/b&这样改革的结果就是官权制度开始走向了一个稳定，第一阶段也就顺利地完成了。&/p&&p&&b&从此官权制度进入到了第二阶段——国人价值观的诞生。也就是说“我们”与“你们”之间的融合开始了，而这一步一走就走了将近2000年。&/b&&/p&&p&人们对于官权和儒家思想的认识很多还停留在官权是为王权服务的思想上。其实，&b&官权一旦和王权真的开始合作，就标志着王权衰败的开始。&/b&&/p&&p&&br&&/p&&p&&br&&/p&&p&&b&分界线--------------------------------------------------------------------------------------------------------------------------------------------&/b&&/p&&p&&br&&/p&&p&&br&&/p&&p&汉武帝的废除百家独尊儒术，使得人们通常理解，最讲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儒家文化是为王权服务的，这在表面上看是没错的。但实质上，人们通常忽略的官权思想的另一面。&/p&&p&那就是，汉武帝的改革，是王权的胜利，还是官权的胜利呢？&/p&&p&这才是问题的核心，我不想去过多的渲染汉武帝的成功，因为那容易进入文化学的范畴之中，单纯看待这个问题的话，就能看到不同的风景。&/p&&p&表面上，王权是最大的胜利者，不管是专权还是集权，人们认为王权从此唯我独尊，但事实上，任何人都根本做不到“唯我独尊”。&/p&&p&因为&b&任何一个人都只是一个个体，他能击败几个人，却不可能以一人之力击败天下人。所以，想要管理，就需要制度的支持。&/b&而汉武帝和秦始皇两个人最标志性的创造就是他们都和官权做了紧密的结合。但是为什么秦始皇失败了，而汉武帝成功了呢？这就在于秦始皇所推崇的法家，没有文化思想上的支持。&/p&&p&而汉武帝的王朝儒家文化可以支持官权的构建，并且可以达成王权与官权的结合，也就是说，王朝儒家文化是王权和官权的一种新的盟誓关系。&/p&&p&&b&从这里开始，世界出现了两种盟誓关系，一种是外国的神权时代的“宗教”，一种是中国的人权时代“行为”。两者最大的差别就是，&宗教“只能使得王权和公族保持盟誓，但是“行为”却能使得王权和国家内部的任何人达成盟誓。&/b&所以按照王朝儒家思想去做，就等于宣布自己会实行仁政，举起了“义旗”。&/p&&p&“义旗”并不是虚无缥缈的文化学说法，而是一种宣誓，创造了一种游戏规则来进行宣誓，也就是说，谁能举得起“义旗”，那么谁就可以成王权，也就是皇帝。&/p&&p&说得更加深刻一点就是，王权表面上凌驾于官权之上，但是实际上是需要向官权寻求支持的。这种伦理关系成了之后发展的发展，但是可以说想要实现君君臣臣子子父父是有前提的。&/p&&p&这个前提就是孟子所说的：“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p&&p&也就是，你对我好，我就对你好；如果你对我差，那么你的规则就失去了效力。并且孟子这个人的出现也非常关键，他创造性的制造出了一套文人思想。&/p&&p&那就是以“无形”对“有形”的判断标准，这个标准一直跟随着儒家思想。&/p&&p&这点不能不说。&/p&&p&孟子是中国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人，被称为“亚圣”。那么他凭为什么被称为亚圣呢？&/p&&p&这就是因为孟子创造了一套之后人几乎都在遵守的价值观念，正是这套观念的产生使得他被称为亚圣。&/p&&p&这套观念就是：以“无形”的榜样去对比并要求“有形”的现在。&/p&&p&孟子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因为他发现了一个基本问题，那就是用“有形”的榜样去比“有形”的现实很容易出现问题。在战国时代，国家兴盛与衰败都在于一线之间，所以想要对一些现实进行评判，就不能使用有形的思想。&/p&&p&比如说如果他用某一国的优点去对比另一国的缺点，那么当优势的国家兴盛的时候，自然没有问题，但是一旦那个国家衰落了，那么马上就成了自己打自己耳光的形势。&/p&&p&那么孟子要创造怎么样的一套评价标准呢？&/p&&p&那就是用“无形”的榜样去对比，这套价值观随之而出，孟子总是诉说榜样的力量，尤其是“尧舜禹汤”这种已经离人们远去的“大人物”。&/p&&p&这种思想的出现非常巧妙。首先，随着儒家思想出现并传播以后，人们对于仁政的渴望已经越来越强烈，君王们也大都不能无视“仁政”的存在。&/p&&p&所以，当孟子用“无形”的榜样去比较的时候，就等于稳操胜券。因为如果按照“仁政”的标准去做，那么自然能得到一个利国利民的结果产生，那么实行仁政自然是正确的。&/p&&p&如果君臣们不按照“仁政”去做，都在胡作非为的话只会造成国家的衰败，这样“仁政”又更是正确的，并且人们无法质疑已经不存在的“大人物”。&/p&&p&因为那些人似乎创造了无比光辉的伟业，所以质疑这些人等于是自找没趣。&/p&&p&这种方法的出现，为“行为论”添加了重要的一环。&/p&&p&也就是说，“行为论”出现了一次蜕变，过去的“行为论”是希望人们自身认识到自己的不足，然后学习，自我强化的学说，但是经过孟子的“创新”以后，它就变成了一种社会的评判标准。&/p&&p&也就是说，不管是君臣父子都被这条标准所衡量。如果按照标准去做，地位毫无问题是稳固的，如果不按照标准去做，那么就必然失败，因为“行为”是可以对所有人的。也就是说，它比“宗教”和“阶级”都更加先进，它可以面对所有人，并且，追求美好的生活可以说是所有人的共同追求。&/p&&p&所以，看待一个人的“行为”，可以排除他的一切外在和内在的影响，最终只看他的行为是利天下，还是利自己。&/p&&p&这种价值观一出现，“行为论”就再难被推倒。&/p&&p&孟子出现以后，儒家只会是越来越强大，那么为什么情况是这样的呢？&/p&&p&从后来的事实来看，儒家思想并不是没有遇到对手，甚至外来的思想。但是可以看到的结果就是，所有外来的思想都只能打败政权，却难以打败儒家思想，甚至被儒家思想驯服，成为坚定的支持者。这是怎么发生的呢？&/p&&p&有两个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