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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了年度账单才明白，我穷是因为我要上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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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到支付宝账单，我终于明白了为什么双11只囤了100块卫生纸的我还是这么穷。 我的线下消费比线上消费多的多。 最常光顾的是公司楼下的便利店，花了3236.90块，有3000块是加班时买的啤酒和辣条儿。 光顾了餐厅98次，25643.20块，这里应该有99次是加完班儿和同事去吃火锅。 电影院，1次，60元。为了写稿去看的《芳华》。 曾经有个媒体前辈在一篇文章里写道，她老公求她不要去上班，因为她不上班，就是给家里省钱了。 谁说不是呢，如果没有同事，我可能已经拥有几个比特币了。 我们公司在上海长宁区，靠近虹桥机场的地方，离市中心半小时车程，完全不堵车的时候。 我搬来的时候，没找公司附近的房子。我想，我得住的离市里近点儿，我好出去跟我在上海的朋友吃饭喝酒。 为此，我花了7000，租了个长宁最靠静安的好位置。 半年过去了，我认清了一件事：我租在这儿就两个特点。一个是房租贵，一个是上班远。 我的夜生活活动范围就是公司附近2公里画个圈。我没有朋友，只有同事。 我想，这不只是我一个人的生活，而是千千万万90后在北上广的社交现状。 这周末去崇礼滑雪，同行的是几个在北京工作的老同学，他们问起我上海的生活。 “张三不是也在上海上班，你们常见吗？”一个问。 “刚来的时候见过一次，后来就没约上了。”我说。 “李四回杭州了，我看她常去上海clubbing，你没一起去？” “她约过我两次，我要么加班，要么太累了蹦不动，后来她就不叫我了。” 来上海前我觉得我在魔都有不少朋友。搬来之后发现，原来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在同一个城市，但我是公号狗（此处可替换100个职业）。 你们应该还记得，我们「ONE文艺生活」之前是每天晚上10点更新。一周七天，从晚上6点到9点，是我们奋力起标题的时间。 每次朋友约我吃饭，我都说“要工作”，渐渐地他们就很少叫我了。有一天，我突然感觉到自己被冷落了，便主动要求参加他们的饭局。 那晚吃饭，就见我边想标题边努力接话，接的最多的就是：Pardon？你说什么来着？ 可我并没有放弃。晚饭时间要想标题，早饭时间我在睡懒觉，周末的午饭还是可以的。上海那么多好吃的brunch，我总该体验一下啊。 于是，我开始约朋友们吃午饭。 张三是虹口区鸽王，每次快到点儿了，她就来条微信：啊！我昨天跟客户撕逼到很晚，今天起晚了！我过去要一个小时，要不你别等我了...下次给你请罪！ 王五是徐汇区鸽后，每次让我提前一周约她，结果一到了日子不是她老公病了，就是她儿子病了，要不然她家小阿姨病了。
偶尔也会真的约上。我们按老规矩，交换一下共同好友的八卦，交流一下淘宝订单，商务介绍一下自己最近工作的成果，情感状态。还没买完单，叫的滴滴就到了门口。 每一次见面以“终于约到你了”开头，“下周再约”结束。这再见来不及握手，一别又是几个月，下次见面的时候正好攒了足够的八卦来支撑一顿饭的对话。也挺好。 我们并不算是疏远了，而是都忙了，社交方式也变了。曾经睡上下铺吃一碗泡面，现在更多的是他们转发我的文章，我给他们孩子点赞。 生活里也会出现新的人。我的，便是我的同事们。 2 我曾被告知，和同事成为朋友，是六大职场陷阱之一。因为同事会偷你U盘里的方案，抢你的功劳，撬你男朋友，某天突然成为你的老板。 在微信里搜一下“同事、朋友”，所有公号也都是告诉你同事间有竞争利益关系，最好少点儿付出，以免徒生事端，沦落成职场里的“傻白甜”。
于是，我之前在美国做记者的时候，跟同事的关系很职业。我对他们最多的了解来自于LinkedIn，偶尔一起吃个午餐，下班准点儿走人，挥挥手再见。 于是，刚回国加入ONE的时候，我也保持着之前的“好习惯”。 早上一到公司，青年狒狒问，“佩佩，吃辣条吗？” “不了，谢谢，太上火。” 下午开完会，十三妹问，“佩佩，喝奶茶吗？” “不了不了，会变笨。” 10点加完班，大家一起问，“佩佩，吃火锅吗？” 我开始犹豫。想想这么多人的话毛肚、黄喉都能点，总比自己吃小火锅的种类多多了，于是我放松了防线，走上了不归路。 晚饭，我们喝着冰啤酒，看着火锅化红油，头脑风暴着有趣的选题，再接着贡献自己的故事。 他们毫无戒备地讲自己的前生今世，前男友、前前男友、炮友的故事，全都讲。到后来，大家的那种关系，就像是认识了很多很多年的朋友。
是这种彼此信任让我一下子喜欢上了这儿。这群傻白甜向我介绍了一种全新的北上广特色社交： 一群同事承包你所有的社交生活。中午一起点外卖，下午一起订奶茶，加班一起吃夜宵，周末一起看画展。 曾经听说一个公司超过10个人就没法做到扁平化管理，但我现在是发现了，只要傻白甜够多，要多扁平有多扁平。 回想半年的我还坚信“同事不要做朋友”，这么快，我自己也成为傻白甜本甜了。 我在一次大学同学聚会上跟朋友们讲起这个情况，发现我并不是一个人。 立风在北京创业。他们团队天天自愿加班到11点。晚上回家，最活跃的还是工作群。 大伙儿说着新想法，YY着哪天上市。偶尔，会突然接到同事的求助：“这个妹子非要跟我回家。你们谁快给我打个电话，说让我回公司开紧急会议！” 立风给他打过去，发现已经在占线了。 另一个朋友穗穗，去了我国最大的新闻通讯社。她说，在她们那儿，何止朋友都是同事，老公都是同事。夫妻两个人都在系统内，是能优先分房的。 我们边聊边觉得，我们如今和同事的关系，很像我们几个曾经在学校的关系。 就像上学的时候，我最好的朋友是同桌，现在最好的朋友，是在我对面码字的青年狒狒。 往往一起做事的人才更懂彼此。因为我们是靠着彼此的支持，才坚持自己在做的事。
有人说，我们这样的社交模糊了“生活的边界”。 但，生活为什么一定要有边界呢？ 当年的Beatles、Beyond，现在的五月天、痛仰……这一个个乐队的大家，不就又是同事又是朋友？ 怎么没见人说：阿信，你要和怪兽保持距离哦！ 我们现在所经历的很多东西都是这个时代全新的体验，没有固定的对错。 能从早到晚都跟最喜欢的人们在一起，本就是最大的幸运啊。 其实，我晒的不是年度账单，而是和你们吃过的饭。 来，做个测试。如果中了5条以上就承认吧，你也是职场傻白甜。 1 你一周中有一半的饭是和同事一起吃的。 2 如果你的同事突然跳槽，你会伤心，甚至感觉被背叛。 3 你们一起出去喝过酒，可不是为了聊工作。 4 你们知道彼此的秘密。 5 你们的表情包大面积重合。 6 你们下班一起去看过电影，尝试过一起去运动。 7 有了他们，每天上班都很开心（都在分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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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穷人有多穷才叫穷？
自2001年起，国家开始淡化贫困县的概念，改称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且许多县市扶贫作假、不愿摘帽现象也比较严重。2015减贫与发展高层论坛将于16日在北京举行，届时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发表主旨演讲，这也是自该论坛举办九年以来，中国最高领导人第一次出席并致辞。这次论坛的高规格折射出的是中央高层减贫的决心。自十八大以来，习总书记已经去过不少贫困地区了：革命老区河北阜平县、甘肃特困地区、内蒙古民族地区，今年又去了云南和延安。今年5月底考察浙江时，提到要在既定时间打赢扶贫攻坚战，今年6月考察贵州时专门就十三五期间的扶贫工作召开座谈会。而去年10月15日，李克强总理首次访问联合国粮农组织，分享中国减贫的经验。现任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组长的国务院副总理汪洋，曾于2013年5月去甘肃调研，带着工作队在最穷的县里，进村入户全面摸底，今年3月原班人马回访。国家领导人的一系列动作显示出：扶贫工作或成为十三五规划的一项重要内容。多穷才叫穷人？中国越来越富，但是减贫工作却必须搞清一个问题，中国有多穷？哪里穷？怎么个穷法？而首先，多穷才算穷？国家统计局的课题组在他们的研究报告中指出：“贫困一般是指物质生活困难，即一个人或一个家庭的生活水平达不到一种社会可接受的最低标准。他们缺乏某些必要的生活资料和服务，生活处于困难境地。”这是吃不饱饭。而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所说：“贫困不是单纯由于低收入造成的，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基本能力缺失造成的”，比如教育、医疗资源的难以获得，这是社会结构导致的一种全方位的资源缺失。但不论对贫困做出怎样的定义，最终要有一个硬性的标准，而这个便是贫困标准线。在中国，2008年绝对贫困标准和低收入标准合一，统称扶贫标准，初步定为1067元，此后经历过多次上调。最跳跃的一次发生在2011年，扶贫标准提升至2300元（2010年不变价），比2009年提高了92%，这也是最新的扶贫标准。围绕这条标准线展开的话题还包括，中国的贫困标准是否达到了国际标准？然而，统计常常有陷阱，更何况小编这个路人。不过听说最近世界银行将贫困线上调至每日1.9美元，中国也参考该数据进行测算，可能又会有许多分析跟进。但是正如印度前总统卡拉姆在回答印度贫困人数时所说，“印度计划委员会给我的数字是10亿人口里有3.5亿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这个数字会变动。我觉得更重要的是我们如何增加这群人的脱贫能力。”多穷才是贫困县我国最早大规模、有组织的减贫运动始自1986年，国家级贫困县的概念也自此始。而在1986年之前，国家并没有明确的扶贫意识，更确切地说，当时全国都处在一种“扶贫”状态。在改革开始后，全国农村面临体制的大调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产品的市场化、乡镇企业的兴起等。因而有人称此阶段为体制改革推动减贫。大多数农村富了，穷地区也就明显起来。1986年6月，国家成立了国务院贫困地区经济开发领导小组（1993年更名为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同时确定贫困县的标准并核定贫困县。第一批贫困县的名单成员有273名，1994年国家启动“八七扶贫攻坚计划”，这个名单扩大为592个，这份名单一直持续到2001年。我国的扶贫工作一直在不断重点化、精准化，1994年扶贫攻坚计划中较大的一项变动则是逐步停止对东部六省（粤、闽、浙、苏、鲁、辽）的扶贫信贷资金支持，重点转向中西部。2001年更是取消了所有沿海省市的贫困县。2012年最新的贫困县名单显示，592个县市全部在中西部，其中中部省份217县，西部省份375县。西藏全境内均为贫困县，云南、贵州、陕西等也都是贫困县数目比较多的省份。除此之外，河北省的贫困县数目也不在少数，而其中有一些就分布在京城附近，形成了所谓的环首都贫困带。据《21世纪经济报道》，到2011年，以150公里的直线距离计算，与北京接壤的河北省张家口、承德、保定三市就有25个国家级和省级贫困县，其中就包括河北省国家级贫困县赤城县。这个距北京距离不过200公里的地方，曾经发生过一次婚礼“接待”70多名乞丐的事情。正是所谓的，“一条马路相连，界碑内外两重天。”贫困县的淡出自2001年起，国家开始淡化贫困县的概念，改称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且许多县市扶贫作假、不愿摘帽现象也比较严重。但是作为地方一级行政单位，众多的扶贫工作都还要经由县级才能展开，所以还是不能取消。但下一步扶贫的主战场将转向14个连片特困区。连片特困区并不是最近才提出的。早在1984年的《关于尽快改变贫苦地区面貌的通知》中，已经提到了连片贫困地区。1988年，国开发[1988]2号文件在落实国务院对于牧区专项贴息贷款的同时，在原来14个贫困片区基础上增划和调整，把全国贫困地区划分为18片。上面两张图片有着极高的重复性，也就意味着这些地区在长达三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里都一直处于贫困状态。这些地区往往自然地理相连、气候环境相似、传统产业相同、文化习俗相通、致贫因素相近，整体规划将更加有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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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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