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姆斯不满禅师歧视言论：对他我已失去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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腾讯体育11月16日讯（文/Dave McMenamin,ESPN特约撰稿人）之前接受采访时，禅师菲尔-杰克逊曾经讽刺表面一套背后一套，在球队之中享受特权。并且称呼詹姆斯的合作伙伴是随从、马仔，对于禅师带有歧视性的言论，詹姆斯表示十分不满。詹姆斯不满禅师言论“詹姆斯还在效力时，有一次他们到克利夫兰打客场，詹姆斯想要留在那过夜，但热火并不会在那过夜。所以，斯波尔斯特拉不得不发短信给莱利说，‘在这种情况下我该怎么办？’莱利向来是铁腕手段治军，将纪律放在首位，他回复道，‘你在飞机上，你跟这支球队一起’。”近日接受采访时，禅师这样说道。对于詹姆斯的做法，杰克逊表示：“你不能因为你自己、你的妈妈、你的随从希望你在克利夫兰多留一夜就耽误整支球队的行程安排。我一直觉得，莱利跟他的弟子之间建立了很棒的氛围，但是某些事情令这种氛围被打破。我知道詹姆斯喜欢被特别对待，他需要事情由着自己的性子来。”显然的是，对于禅师的这种说法，詹姆斯十分不满。詹姆斯表示，对于禅师他已经失去了尊重。“我们之间没有任何关系，对于他，我只对他之前做教练时的成就表示尊重。显然他曾经执教过我最喜欢的球员，迈克尔-乔丹，还执教过我成长中一直在关注的，但除此之外，我对他已经失去了尊重。”詹姆斯的生意伙伴马弗里克-卡特同样不满禅师，对于那些言论，他回应称，“随从、马仔（Posse）这个词让我感觉到了被冒犯，如果他说的是詹姆斯和他的经纪人，或者是詹姆斯和他的生意伙伴，那会是一回事。如果你是一个年轻人或者是黑人，你可以用那样的词，但是我们都已经是成年人。”詹姆斯同样不喜欢禅师用随从这个词，“我已经在联盟打拼了14年，回到克利夫兰也两年了，我希望能够给这些家伙机会，让他们成为更好的自己。你知道的，一开始的时候，我们也是受到了很多的批评。对我来说，我们取得了成功，但总有人会想让你知道，作为非洲裔的美国人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不相信如果禅师和其他人合作的时候，他会用那样的一个词。”“禅师用那样的一个字眼，如果你去好好看看随从、马仔这个词的意思，这并不是我所支持的东西，并不是我的家庭所支持的东西，”詹姆斯继续说道。“我觉得他用那样一个词，因为他看见，这些年轻的非洲裔美国人正在做一些不一样的事情。过去的十二年中，这个团队努力工作互相支持，我知道禅师在这个领域的影响力，但他这样的批评我还有这些家伙是没有道理的。”（格桑）版权声明：本文系腾讯体育独家稿件，未经授权，不得转载，否则将追究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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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冠之路!你看不到的詹姆斯(上):骑士改造工程
詹姆斯肩负骑士的夺冠使命
　　新浪体育讯　　凌晨2点，勒布朗-詹姆斯躺在床上，听着老婆和一岁孩子睡觉的呼吸声，他刚刚从底特律打完比赛回到家，骑士输了球，但詹姆斯超越杰里-韦斯特成为历史第19位得分手。詹姆斯尊敬韦斯特，四年前他曾通过读后者的传记缓解总决赛失利的痛苦。赛后妻子萨瓦娜电话祝贺他，“我们输了，”詹姆斯说。
　　“你们下一场会赢，”萨瓦娜回答说。
　　詹姆斯嘟嚷着说：“回到家我会好些，我不会把沮丧带回家。”
　　但三小时后詹姆斯仍然没有休息，他在卧室里打开电视，调成静音模式，他需要看个节目让自己平静，可能是他最喜欢的美食频道。詹姆斯认识节目里每一个大厨，虽然他只擅长烤芝士三明治，《厨艺大赛》、《厨房》、《美味佳肴》很吸引人。但詹姆斯做了一个令人不安的选择：当晚早些时候录制的勇士VS猛龙的比赛，他可能还有准备好的红牛。
　　当勇士在克利夫兰举起总冠军奖杯时，骑士迅速清空他们的更衣室，詹姆斯留了下来，坐在位于角落里的更衣柜前，一个人呆了45分钟，紧身内衣和球衣都没有脱掉，毛巾搭在双肩。詹姆斯安静地注视着更衣室门口，不顾夏日的炎热。训练、集训、举重练习、每日早起、饮食节制、打球、治疗康复，詹姆斯想，这都为了什么？当他离开速贷球馆时，路过满地狼藉的通道——全是冠军有关的香槟、雪茄，路过勇士球员曾搂着奖杯庆祝的更衣室。
　　詹姆斯已经四次输掉总决赛，但每次痛苦都不同，这次也如此。“很痛苦，”他说，“但几天后你又打起精神，你会想‘或许我还能回到总决赛。’”整个夏天，他重看了总决赛，知道他是历史上第一个在总决赛领衔两队得分、篮板和助攻的球员。“很酷，”他告诉自己，但并未因此自满。詹姆斯看到骑士老板丹-吉尔伯特在夏天一掷千金，将主要自由球员留下来，还增加了人手。他想起在凯文-勒夫首轮受伤和凯里-欧文总决赛受伤之前，骑士还在上赛季下半程打得风生水起。“我认为我们教练、球员都没有输，”詹姆斯总结道，“我们只是输了比赛。”
　　再者，这只是他回到骑士的第一个赛季，他没有打出最好状态。按他的铁人标准，他的身体有些走样，部分是因为回归骑士后的过度庆祝，左膝和背部的伤病也消耗了速度和爆发力。领导新建立的团队需要额外精力，他的失误生涯最高，得分却是新秀赛季后最低。6年来投篮命中率首次低于50%，还有防守端的退步。詹姆斯在季后赛和总决赛仍旧不可阻挡，但本可以更有效率，这就是他在训练营之前的9月份闭关密训的原因。
　　每天早上8点30到10点，詹姆斯和助理教练菲尔-哈迪在比斯坎湾社区中心练习运球和低位技巧，11点到下午1点和训练师迈克-曼西斯到DBC健身房练习力量，7-9点在依马库拉塔-拉萨勒高中或迈阿密大学和兰迪-米姆斯练习投篮。任何想来南海滩见詹姆斯的人都会失望而归。“我想他只会每天进餐的时候出去四次，”米姆斯说。
　　米姆斯看着这位发小一天三训，想起了2011年的夏天，热火在总决赛输给小牛，詹姆斯受到刺激，整个夏天都在反省和苦练，获得重生的他夺得后来两个冠军。这次当然不如2011年那么激进，但詹姆斯希望骑士能把这种心性带到新赛季。“我们很愤怒，”他回忆说，“我们不总是完美，但我们带着愤怒打球，带着愤怒训练。”
　　骑士仍然排在东部第一，这是在后场先发缺阵的情况下取得的，欧文和伊曼-舒伯特可能要到一月中旬才复出。詹姆斯用强势的表现撑起骑士，他在半场的扣篮已经超过上赛季总数，他是联盟关键时刻的得分王，他是奥克兰以东最好的球员，骑士也是最好的球队。“考虑到伤病因素，我们的战绩还是很好的，对吗？”詹姆斯问，“我不满意，一点都不。”
　　因为蒂莫菲-莫兹戈夫把一次禁区配合搞砸了，詹姆斯冲他大吼，特里斯坦-汤普森因为一次进攻犯规也让他暴跳如雷。在背靠背第二天输给雄鹿的双加时比赛后，詹姆斯抱怨球队不够努力。在被猛龙终结了三连胜后，詹姆斯在球员会议上指责队友。在第三控卫贾里德-康宁汉姆传球失误后，詹姆斯理直气壮地走向板凳，不管比赛还在进行。这些爆发很难区分多少是因为愤怒的争冠情绪——“竞争心态，”他这么称呼它们，“我还在努力练习”——又有多少是因为他想将这种愤怒强加于队友。
　　12月30日，詹姆斯将满31岁，他的上场时间已经超过“魔术师”约翰逊或拉里-伯德，但詹姆斯没有放缓脚步，反而逼得更紧：他告诉记者希望打满82场，放弃常规的第四节休息时间，午夜去圣文森-圣玛丽高中球馆练习罚球（他的母校给了他钥匙）。“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在这赢得一座总冠军，他无法释放这种惊人的压力，”骑士总经理大卫-格里芬说，“他为它耗尽心力。”格雷格-波波维奇和马刺是NBA的常青树，他们可能对詹姆斯这种自杀式冲刺不以为然。詹姆斯如此玩命或许是因为他不知道还有多少冲冠机会，或许是因为他想为年轻队友树立榜样，在未来不能带领他们前行时，由他们接过权杖帮助自己；也或许因为电视上的那支球队。
　　勇士没有带着愤怒打球，他们享受着疯狂的快乐，在詹姆斯卧室的凌晨3点，他们在屏幕上用三分雨击败猛龙，取得12连胜。詹姆斯从勇士那里感到紧迫感，他渴望骑士队友都能看到，他对萨瓦娜撒谎了，他根本睡不着。
　　日，永利酒店58层的套房内，詹姆斯和最亲密的朋友们聚在一起，“我想重新穿上外套（克利夫兰天气比迈阿密寒冷很多）”他告诉他们，“我想再拼一次。”对詹姆斯来说，热火像财富500强，而骑士则是充满天赋、有着特殊感情的创业小公司。“我想了一切有关回归的事情，”他在16个月后说，“困难很多，我告诉你这不好过，但没关系，我来这不是为了坐享其成。”
　　失败是毒药，当詹姆斯去年秋天重回骑士时，他发现这支球队已经习惯失败了。“年轻人很出色，但没有职业态度，”从热火跟随詹姆斯来到骑士的詹姆斯-琼斯说，“他们被迫训练前一个小时到，训练后一小时走，但没有纪律也没有效果。”球员们会在康复课程迟到，抢着投篮，在自助餐厅闲坐。“太宽松，”詹姆斯说，“这我和习惯的骑士太不一样。”
　　这不怪谁，教练组是全新的，管理层也发生改变。詹姆斯在2010年离开时。骑士将主要目标从夺冠改成培养年轻人，当詹姆斯回归时，球队又必须推倒重来。詹姆斯每次看到队友一对一花式运球，高难度跳投，输球后微笑时都会发火。“他会对每个人提出要求，”汤普森说，“你也可以说他很沮丧。”
　　詹姆斯又要独自承担领袖职责，他在寻找最有效的方法。“起初，我试着耐心点，权衡他们，”他说，“但你用了各种不同方式，都没效果。或许它会起作用，有时候今天管用，明天就行不通。”
詹姆斯和欧文
　　上赛季11月4日和开拓者的比赛，詹姆斯站在角落里看着欧文愚蠢的输掉和达米安-利拉德个人单挑；下一场比赛，欧文在和爵士的比赛中得到34分，却没有1次助攻，詹姆斯警告欧文不可以再打出这样的比赛。詹姆斯为同一个问题试过各种方法，希望获得队友的共鸣。11月17日，詹姆斯因为生病缺席了投篮训练，结果骑士队员好像老师没来学校一样：肮脏的球衣被扔在地板上，完全无视更衣室中间放着的篮子。器材总管马克-卡什曼拍了一张照片，第二天训练后把它展示给全队看。“我工作了15年，”卡什曼说，“这是我见过最疯狂的事。”
　　在卡什曼批评了全队后，詹姆斯举了一个生动的反例。那是2003年，詹姆斯的菜鸟赛季，骑士在季前赛背靠背第二晚打猛龙，飞机在凌晨5点到达纽芬兰的圣约翰，因为刚打完冰球比赛地板太滑，官方临时决定取消比赛。骑士球员被送回大巴，愤怒的球员把球衣丢给卡什曼，只有詹姆斯把它们叠好放整齐。“我不会再长高了，”那时他向卡什曼解释说，“我得保管好它。”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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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的理由》[美]詹姆斯·雷切尔
《道德的理由》[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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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2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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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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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学（2）/57
·& 理学（3）/58
·& 理学（4）/59
·& 理学（5）/61
·& 理学（6）/62
第三部分/64——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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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1
&good reason
我们讨论的不是小事，而是我们应当如何生活的问题。
——苏格拉底，引自柏拉图：《理想国》（约公元前390 年）
第一个例子：宝宝特莉莎
特莉莎?安?坎珀?皮尔森（Theresa Ann Campo Pearson），公众称为“宝宝特莉莎”的无脑婴儿，1992年生于佛罗里达。特莉莎的父母在知道他们的孩子不能活得很长，甚至即便活着也永远不会有意识以后，他们自愿捐出特莉莎的器官以供移植。他们认为她的肾、肝脏、心脏、肺和眼睛应当给其他孩子，让这些器官帮助那些孩子。医生同意了，认为这是一个好主意。每年有数千名婴儿在等待器官移植，但可供移植的器官从来都不够。但是，特莉莎的器官不能被取走，因为佛罗里达的法律规定，在捐助者死亡之前不允许取走其器官。九天之后，宝宝特莉莎死了，但对其他孩子来说，已经太晚了——因为她的器官已经衰竭而不能移植了。
关于宝宝特莉莎的新闻报道引发了公众的热烈讨论。为了帮助其他孩子，取走一个婴儿的器官导致他立即死亡，这是正确的吗？
第二个例子：乔迪与玛丽
2000 年8 月，一个来自戈佐——地中海的一个岛屿的妇女发现，她怀了一对连体的婴儿。由于知道戈佐的医疗条件不足以处理如此复杂的生产，因此她和她的丈夫去了英国曼彻斯特的圣玛丽医院，她在那里分娩。这对婴儿——名叫乔迪（Jodie）与玛丽(Mary)——下腹部连在一起。她们的脊柱融合在一起，共用一个心脏、一对肺叶。乔迪，她们之中稍微强壮一点儿的那个，为她的姐妹供血。
玛丽与乔迪的状况比较残酷。医生说，如果没有人为干预，这对小姐妹会在六个月内死亡。唯一的希望是做手术将她们分离。这会让乔迪存活，而玛丽会立即死亡。
孩子的父母是虔诚的天主教徒，他们不允许在加速玛丽死亡的情况下做手术。“我们相信自然有它自己的进程，”孩子的父母说，“如果我们的两个孩子都不能存活是上帝的意志，那就让她们去吧。”医院认为，他们应该试图至少挽救一个婴儿的生命，因而上诉至法院要求允许分离两个婴儿，虽然她们的父母有不同的意愿。法院认定允许分离两个婴儿，医院在11 月6 日进行了手术。正如所预料的，乔迪活了下来，而玛丽死了。
但有仍有人认为决定权应当留给父母，反对法庭的干预。那么什么是父母（或其他人）的最明智的选择？在这种情况下，分离这对连体婴儿是对还是错？
第三个例子：特蕾西?兰蒂默
特蕾西?兰蒂默(Tracy Latimer ), 一名12 岁的脑瘫患者，于1993 年被她的父亲杀死了。特蕾西一家住在加拿大萨克其万的牧场。星期六的早晨，罗伯特?兰蒂默的妻子和孩子都到教堂去了，他把特蕾西放到他的货运卡车的驾驭室里，用管子把排气装置产生的废气导入，直到她窒息而亡。在特蕾西死的时候，她的体重不足40 磅，据人们描述，她的智力能力水平和三个月大的婴儿相当。兰蒂默夫人说：当她回到家以后，发现特蕾西死了，她感到轻松，她还补充说，她自己“没有勇气”那样做。
兰蒂默先生以谋杀罪被审判，但法官和陪审团不想那样粗暴地对待他。陪审团发现他仅仅犯了二级谋杀罪，并且建议法官驳回法定的判决——有期徒刑25 年。法官同意了陪审团的意见，并判他入狱一年，之后一年限制他离开他家的农场。然而，加拿大高级法院介入，裁定法定的判决必须执行。现在罗伯特?兰蒂默正在监狱中服他的长达25 年的刑期。
先把法律问题放在一边。兰蒂默先生这么做不对吗？
理性和偏见
我们可以从所有这些中学到道德有什么性质呢？作为开始，我们可以注意到两个主要之处：首先，道德判断必须基于充足的理由（good reason ）；其次，道德要求公平地考虑每一个个体的利益。
宝宝特莉莎、乔迪与玛丽以及特蕾西?兰蒂默，像本书中许多其他案例一样，容易唤起人们强烈的情感。这种情感经常是一种道德严肃性的标志，所以是可以尊重的。但是，它们也会阻碍发现真理之路：当我们对问题有强烈的情感时，这一情感就会引诱我们假定，只有我们才知道真理是什么，甚至没有思考一下那些其他立场的论证。然而，不幸的是，我们不能依赖自己的感情，无论它有多强烈。我们的感情可能是不理性的，它们只是偏见、自私以及文化条件的产物。
道德的底线概念
底线概念现在可以被简短地表述为：道德至少是用理性指导人们行为的努力——换句话说，做有最充足的理由去做的事——同时，对行为影响所及的每一个个体的利益都给予同等的重视。这为我们描绘了一个有责任感的道德行为人的形象。有责任感的道德行为人是这样的人：他公平地关心每一个他的行为影响所及的人的利益；他详察事实并考察其含义；他只在深入思考并确认其有效性之后才接受行为准则；他愿意“聆听理性的声音”，即使这意味着先前确信的东西需要作修改；最后，他愿意按照这样深思熟虑的结果行动。
&&& 道德在每一个社会都是不同的，而且它是社会所认可的习惯的适宜术语。
——路思?本尼狄克特：《文化模式》（1934）
不同的文化有不同的道德规范
古代波斯的国王大流士(Darius) 在旅途中遇到了各种不同的文化，这激发了他的兴趣。例如，他发现，卡雷逊（一个印第安部落）人习惯于吃他们死去的父亲的尸体。当然，希腊人不这样做——希腊人进行火葬，并且他们认为把死者安置在火葬用的柴堆上是自然而适宜的方式。大流士认为，对世界的练达理解必定包含重视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一天，他为了传授这一经验，召集一些恰好在他的宫廷里的希腊人，问他们怎么才能让他们吃自己父亲的尸体。正如大流士所预料的，他们非常震惊，并且回答说，无论给多少钱，都不能让他们做这样的事情。然后，大流士又邀请一些卡雷逊人，这时，希腊人在旁边听着，他问卡雷逊人怎么才能让他们烧掉他们父亲的尸体。卡雷逊人感到非常恐怖，对大流士说，不要再提如此恐怖的事情。
很容易再举出同类的例子，比如爱斯基摩人的习惯和我们的有很大的不同。例如，杀婴是很普遍的。最著名的早期探险者克努德?拉斯马森（Knud Ra*ussen）的报告说，他遇到了一个女人，她已经生了20 个孩子，但她杀死了其中的10 个，在这些孩子刚出生时就把他们杀死了。他发现，女婴特别容易被杀掉，而且只是简单地出于父母的考虑，这样做就是被允许的，不会有任何社会耻辱。老人也是一样，当他们变得太虚弱以至于对社会没有什么贡献的时候，就被遗弃在雪地里等待死亡的来临。所以，在爱斯基摩人的社会，没有一点显著的对生命的尊重。
文化相对主义
对很多思想家来说，这个观点——“不同的文化有不同的道德规范”——似乎是理解道德的关键。他们说，在伦理学中，普遍真理的想法是一个神话。不同社会的习俗都是存在的。这些习俗不能被认为是“对”还是“不对”，因为那意味着我们有一个关于“对”与“错”的独立标准，我们依此来作出判断。但是，这样的独立标准并不存在，每一个标准都是与文化联系在一起的（culture-bound）。
这一思想比任何其他思想更能劝导人们怀疑伦理学。文化相对主义——人们这样称呼它——挑战了我们对道德真理的客观性和普遍性的信念。事实上，文化相对主义认为，在伦理学中，没有普遍真理这回事；只有各种不同的文化规范，没有别的。而且，我们自己的规范也没有特殊的地位，它只是众多规范中的一种。在下文中我们将会看到，这个基本思想实际上是几种不同思想的混合物。
文化差异似乎很大而其实不然
文化相对主义最初的推动力来自对文化的观察，不同文化在关于对错的观点上存在着引人注意的不同。但是，它们的差异究竟有多大？存在差异是事实，然而，也容易夸大这些差异的程度。当我们仔细考察这些引人注意的差异究竟是什么的时候，我们发现文化上的差异可能没有它显现的那么大。
再来看爱斯基摩人，女婴被轻易地抛弃是出于两个原因。首先，在爱斯基摩社会，男性是重要的食物提供者——他们是猎人——并且保持有足够数量的食物提供者显然是很重要的。但是，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因为猎人有很高的伤亡率，所以成年男性过早死亡的人数远远高于女性早死的人数。如果男婴和女婴存活的数量相同，成年女性人口就会大大地超过成年男性人口。在考察了这些有用的统计数据之后，一个作者得出结论：“如果不杀女婴……在一个普通的爱斯基摩人居住群，成年女性会是生产食物的男性的2倍。”
爱斯基摩人的价值观与我们的价值观并不是完全不同，只是生活将这种选择强加于他们身上，而我们则不必做这样的选择。
拥有共同的价值观
这里有一个一般的理论观点，即：存在一些所有社会必须共同拥有的道德规范，因为这些规范对社会存在是必要的。反对撒谎和谋杀的规范是两个例子。事实上，我们在所有有活力的文化中都能找到这些正在发生效力的规范。在对这些规范的合理例外方面，不同的文化会有差异，但是这些不同是建立在广泛的相同的背景之上的。因此，过高地估计文化之间的差异是错误的。从一个文化到另一个文化，不是每一条道德规范都会发生变化的。
批判一种不良的文化实践
1976 年，17岁的福齐亚?卡申加（Fauziya Kassindja）到达新泽西州纽华克国际机场寻求庇护。她逃离自己的祖国多哥（一个西部非洲的小国），以逃避人们所称的“切除”。切除是一种永久性的损坏程序，有时被叫做“女性割礼”，虽然它带有一点与耶稣的实践的相似性。更普遍的，至少在西方媒体中，它指的是一种“女性生殖器的损毁”。
在美国，直到福齐亚被关押近18 个月以后，当局才决定怎么处理这件事。在这期间，她受到屈辱的*搜查，她因为哮喘而要求医疗帮助，却遭到拒绝，她就像是一个通常的危险的罪犯那样被对待。围绕着我们应该如何看待其他文化中人们的实践，她成为人们讨论的中心，在这之后，她才最终被提供庇护。《纽约时代》（The New York Times ）的系列文章支持了这样的思想：切除是一种野蛮的、应该被谴责的实践。其他评论者不愿意这样评判。自己活也得让别人活，他们说，毕竟我们的文化对其他文化来说可能也是同样奇怪的。
假设我们倾向于说切除是不好的，我们就是在将自己的文化标准强加于人吗？如果文化相对主义是正确的，我们所能做的就只能是把自己的文化标准强加于人，因为没有可供我们诉求的文化中立的道德标准。但是，这是真的吗？
我们能从文化相对主义中学到什么
文化相对主义中确实有些东西是正确的，虽然我们最终是拒斥它的，但我们应当从中学习两点。
首先，文化相对主义非常正确地向我们警示这样一种危险，即假定我们所有的偏好都基于绝对合理的标准。但事实并不是这样的。我们的很多（并不是全部）实践只是特别地适合于我们的社会，并且我们很容易忽略这个事实。在提醒我们注意这一点这方面，文化相对主义理论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其次，要保持开放的心态。在成长的过程中，我们每个人都会逐步形成一些强烈的情感：我们已经知道哪种类型的行为是可以接受的，并且学会了拒绝其他行为。例如，我们可能接受了“同性恋是不道德的”这样的教育，并且我们处在同性恋者中间时会感到非常不舒服，把他们看作异样的和反常的。但是，有些人认为这可能只是一种偏见，同性恋没有任何邪恶，同性恋者像其他人一样也是人，他们凑巧被与他们同性的成员所吸引，但这并不是出于他们自己的选择。
可以举任何一个被认为是罪恶的例子，比如故意杀人。从各个方面考察它，看看你是否能找到称为恶的事实或真实性存在。……你从来没有找到过，直到你反观自己的内心，并且发现一种在你内心升起的、谴责这一行为的感情。这就是事实，但它是情感的对象，而不是理性的。
——大卫?休谟：《人性论》（1740）
伦理主观主义的基本思想
2001 年纽约市长竞选，那天恰逢这个城市一年一度的同性恋自豪日（Gay Pride Day ）大*，每个单身的*党和共和党的候选人都在队伍中露面了。“没有哪个单身候选人可以被人们说在我们的问题上不友好，”同性恋者*组织帝国自豪议程（Empire State Pride Agenda ）的执行主席梅特?福尔曼（Matt Foreman）说，“在国家的其他地区，如果出现发生在这里的情况，候选人在获得选票上就算不受到致命的打击，也会极端地不受欢迎。”美国共和党显然是同意这一点的，在推动宗教保守的同时，它把反对同性恋者*作为其议事日程的一部分。
我们应当持哪一种态度？我们可以说同性恋是不道德的，或者说它是可以接受的，但是，还有第三种选择，我们可以这样说：人们有不同的意见，但是道德与“事实”无关，并且没有人是“对”的。人们只有感情的不同，这就是结论。
这就是伦理主观主义背后的基本想法。伦理主观主义是一种思想，它认为我们的道德意见基于我们的感情，没有别的。根据这种观点，没有“客观”的对与错。一些人是同性恋，一些人是异性恋，这是事实，但是其中一个好而另一个不好则不是事实。所以当有人（比如福尔韦尔）说“同性恋是错的”之时，他并不是在陈述关于同性恋的事实，只是在说他对这件事的感情。
当然，伦理主观主义并不只是一种评价同性恋的思想，它也应用于其他道德问题。举一个不同的例子，纳粹屠杀了数百万名无辜者，这是事实，但是，根据伦理主观主义，“他们所做的是恶的”这一点则不是事实。当我们说“他们的行为是恶的”之时，只是在表达我们对他们的否定性的感情。这同样可以应用于任何道德判断。
朴素主观主义与情感主义
虽然情感主义是朴素主观主义的提高版，但两个理论都有这样的含义：我们的道德判断在某种意义上是超越评判的。对朴素主观主义来说，这是因为如果我们的判断是真诚的，它就总是对的；对情感主义来说，我们的道德判断超越评判是因为它们根本不是判断，只是态度的表达。
朴素主观主义试图抓住伦理主观主义的基本思想，并把它表达为一种可接受的形式，但它因为假定道德判断是关于态度的陈述而陷入了麻烦。情感主义要好一些，因为它抛弃了那惹麻烦的假定，而代之以弄得更复杂的道德语言如何发挥作用的观点。但是，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情感主义的问题是无法描述道德真理和道德谎言。另一个问题是：情感主义不能描述理性在伦理学中的地位。
有没有道德事实
价值本来就不是以行星、树和勺子存在的方式存在的东西。（那样构想的“价值”会是什么样呢？）很多人的基本错误是假定有这样两种可能性。　　
（1）存在道德事实，它们的存在方式与关于行星、树和勺子的事实是相同的。
（2）我们的价值观只是我们的主观感情的表达。
这是错的，因为它忽略了关键的第三种可能性。人们不仅有感情，也有理性，这是一个很大的不同。它可能是这样的：
（3）道德真理是理性的真理，就是说，如果道德判断为更充分的理由所支持，它就是真的。
可见，如果我们想理解伦理学的性质，一定要聚焦于理由。伦理学的真理是理由所支持的结论：对道德问题的正确回答正是理性的砝码所在的那一边的回答。这样的真理，独立于我们的所思所想而是真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它是客观的。仅通过希望某种东西善或者恶，就能够使它善或者恶，因为我们不能决定理性的砝码是否在它那一边。这也能解释我们的不可靠，在关于什么是善、什么是恶的问题上，我们可能会出错，因为我们可能在理性赞同什么的问题上出错。理性自说自话，无论我们的意见或欲望是什么。　　
伦理学可以证明吗
如果伦理主观主义不是真的，那么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被它所吸引？原因之一是科学给我们提供了客观性的范例，当我们把伦理学与科学相比时，伦理学似乎缺乏那些科学占有明显优势的特点。例如，一个似乎很大的不足就是伦理学无法检验。我们能证明世界是圆的，能证明没有最大的质数，也能证明恐龙生活的年代在人类出现之前。但是我们怎么能证明堕胎是对的还是不对的？
道德判断不能证明的观点听起来很有吸引力。任何一个讨论过道德问题（比如堕胎问题）的人都知道，试图证明某个人的观点是对的有多么艰难。然而，如果我们更仔细地考察一下这个观点，它就变得不那么确定了。
● 乔恩是一个坏人：乔恩是一个习惯性的说谎者；他利用别人；当他认为他能逃过去的时候，他就欺骗别人；他有37% 的可能性曾经杀过人；等等。
给出理由的过程甚至可以更深入一步。如果我们说“乔恩是一个坏人”的理由之一是，他是一个习惯性的说谎者，我们可以继续解释为什么说谎是坏的。说谎是坏的，首先，因为它对人们造成伤害。如果我给你一个错误信息，并且你依赖它，对你而言事情就会以各种方式变糟。其次，说谎是坏的，因为它侵蚀了信任。信任另一个人意味着使自己处于弱势和无保护的状态。当我信任你时，就相信你说的话，不加任何警惕，而如果你说谎，就是从我的信任中取得利益。这就是 “发布谎言”是对个人和密切关系的冒犯的原因。最后，对社会的存续而言，要求真诚的规范是必要的——如果我们不能假定其他人说话是真诚的，交流就变得不可能，而如果交流是不可能的，社会也就是不可能的。
所以，我们有充分的理由支持我们的判断，并且我们能提供对“那些理由为什么重要”的解释。如果我们能够做到所有这一切，而且没有可比的案例进行更多的证明，那么，就像人们看演唱会时常说的“再来一个”一样，人们还要让这种证明方式“再来一个”什么呢？在面对所有这一切时，仍然说伦理判断不是别的，只是一种意见，这是荒谬的。
同性恋问题
我们可以通过回到对同性恋问题的讨论来得出结论。如果考虑相关的理由，我们找到了什么？最重要、最相关的事实是：同性恋者追求一种生活方式，这种方式给了他们寻求幸福的机会。性是一种特别强大的冲动——不难理解这是为什么——很少有人能塑造出一种性需求得不到满足的幸福生活。然而，我们不应当仅仅聚焦于性。不止一个同性恋作者曾经说过，同性恋不涉及你和谁有性关系，而是涉及你和谁恋爱。实现美好的生活，对同性恋的男女和其他每一个人一样，意味着和你爱的人一起生活，一起承受与之相关的一切。更重要的是，个人不能选择他们的性倾向，同性恋者和异性恋者都发现，他们并没有自己决定要成为同性恋者或异性恋者。因此，说人们不应该表现出他们的同性恋，实际上就是强迫他们过一种不幸福的生活。
善就在于在任何特定的时刻都按上帝的意愿行事。
——艾米尔?布伦纳：《神圣诫命》（1947）
我敬神，但我不依赖他们。
——宫本武藏，于一乘寺( 约1608)
宗教与道德之间假设的联系
1995 年，亚拉巴马州一个小镇的法官罗伊?摩尔（Roy Moore）被美国公民自由联盟(American Civil Liberties Union, ACLU) 起诉，起因是他在法庭上陈列《十诫》。摩尔也因以祈祷宣布开庭而被起诉。美国公民自由联盟可能对摩尔不以为然，但亚拉巴马州的选民却不这么看。2000年，摩尔成功地通过竞选成为亚拉巴马州高级法院主审法官，宣誓“恢复法律的道德基础”。于是，“十诫法官”拥有了亚拉巴马州最有权力的法官的职位。
然而，摩尔对自己观点的宣传并不顺利。2001年7 月31 日凌晨，刻有《十诫》的花岗岩石碑被竖立在亚拉巴马州审判大厅。这块石碑重达5 000 多磅，每个进入大厅的人都会看到它。摩尔再一次被起诉。民众支持他，有77% 的美国人认为，不应该强迫他移走石碑。但法律不允许。摩尔不服从移走石碑的命令，亚拉巴马州法官法院解除了他的职务，说是他不能将自己置于法律之上。然而，摩尔认为，他是将上帝置于法律之上。
在西方*国家中，美国非同寻常地虔诚。90%的美国人相信上帝，而加拿大是71%，英国是52%，在丹麦和瑞典，这个数字接近20%。在美国，神父和牧师被当作道德专家的现象司空见惯。
为什么人们会这样看神职人员呢？通常的想法是，道德与宗教是密不可分的：人们通常相信道德只能在宗教的背景下得到理解。因为神职人员是宗教权威，所以他们也就被认为是道德权威。
在包括犹太教、基督教和*教在内的主要神学传统中，上帝被视为我们必须遵循的规范的立法者。他并不强迫我们遵循这些规范。我们作为自由的行为人而被创造，我们可以选择接受还是拒绝他的命令。但是，如果我们按照我们应该的那样去生活，就一定会遵守上帝的律法。这个观念被一些神学家发展为精致的关于什么是对什么是错的理论，这种理论被称为神命论。这个理论的基本观点是：“道德上的正当”就是上帝命令我们做的事情，“道德上的错误”就是上帝禁止我们做的事情。
这个理论有很多有吸引力的特点。它能立即解决关于伦理学客观性的老问题。伦理学并不只关乎个人情感和社会习惯。一件事情是对是错完全是客观的：如果上帝命令做这件事，它就是对的；如果上帝禁止做这件事，它就是错的。而且神命论还对人们长期以来的疑问——为什么任何人都要为道德问题而劳心——提出了答案。为什么不能忘记“伦理”而只关心自己呢？如果不道德就是触犯上帝的命令，答案就很简单了：在最后算总账的日子，你将对自己的善恶负责。
然而，这个理论也有一些严重的问题。当然，无神论者不会接受它，因为他们不相信上帝存在。而且，它甚至对信仰者也存在一些困难的问题。最主要的问题是柏拉图早就提出的，他是古希腊哲学家，他生活的时代比耶稣诞生早400 年。
自然法理论
在基督教思想史上，主要的伦理理论并不是神命论，获得这一殊荣的是自然法理论。
亚里士多德大约在公元前350 年将这一观念吸纳进他的思想体系，他说，为了理解事物，必须问四个问题：它是什么？它是由什么制造的？它是如何产生的？它有何目的？（回答可以是：这是一把小刀，它是由金属制造的，它是由匠人制作出来的，它是用来切东西的。）亚里士多德假定第四个问题——它有何目的——可以明智地对任何东西进行提问。“自然，”他说，“属于原因的类别，它因为某事而运行。”
显然，像小刀一样的人工物品有其目的，因为在匠人制作它的时候在他们的心中就有一个目的。但是，那些不是我们制造出来的自然客体呢？亚里士多德相信它们也是有目的的。他的一个例子就是我们有牙以便我们咀嚼。这样的生理学的例子是很有说服力的，对身体的每一部分，我们都可以直觉地感到它们似乎有着自己的特殊目的——眼睛为了看，心脏为了泵血等。但是，亚里士多德的论断不限于有机物。根据他的观点，每一个东西都有它的目的。他举了一个不同种类的例子：下雨的目的是使植物能够生长。对于现代读者而言，这种思想可能有些怪异，但亚里士多德全然是认真的。他还思考了其他选择，比如下雨是 “必然的”，而帮助植物生长是“偶然的”，但他拒斥了这种选择。
因此，这个世界是一个有序的、理性的系统，每一样东西都有它自己适合的位置，服务于它自己特殊的目的。这里存在严格的等级制：雨存在是为了植物，植物存在是为了动物，动物存在——当然——是为了人，人的福利是整个安排的目的。
这是令人惊异的人类中心论，或者说以人类为中心。然而，当我们考虑到历史上每一位重要的思想家都曾经陶醉在这样的思想中时，亚里士多德就可以被原谅了。人类是一个相当自负的物种。
后来的基督教思想家发现，这种世界观和他们完全趣味相投。唯一缺少的就是上帝创造了整幅图景。
宗教与特殊道德问题
对一些宗教人士来说，道德与宗教的联系是当下的，实践问题总是集中于特定的道德问题。它不涉及正当与否是不是依据上帝的意志，也不涉及道德法是不是自然法。无论这些理论有什么优点，一个人的宗教在特殊的道德问题上仍然对他有道德上的教益。《圣经》文本和教会的教诲被视为权威的，决定着一个人所持的道德立场。只举一个例子，很多基督徒认为，他们没有选择，只能反对堕胎，这是因为教会和（他们以为的）《圣经》文本都反对堕胎。
那么，在一些重要的道德问题上，信仰者是否必须接受有宗教特色的立场呢？如果是这样，这些立场与人们恰恰通过理性就能推出的道德上最好的观点是否不同呢？
我们的结论与传统的智慧相反，它可能作为反宗教的而对读者产生冲击，所以，这里应当重点强调的是，这个结论并不是要质疑宗教的有效性。我们思考的论证并没有假定基督教或其他任何神学体系是假的，它们只是表明：即使这样的体系是真的，道德仍然具有自己的独立性。
实现个人幸福是一个人的最高道德目的。
——安?兰德：《自私的德性》（1961）
是否有责任帮助饥饿中的人
每年有数百万人死于营养不良和相关的健康问题。贫困国家儿童死亡的原因通常是脱水，而这种脱水是营养不良带来的腹泻所导致的。研究者估计每天有5 000 名儿童因此而死亡，一年则有180 万名。如果加上因其他可阻止的原因而死亡的儿童，这个数字会超过1 000 万。即便这个数字估计过高，死亡的人数也是非常惊人的。
对我们这些富裕国家的人来说，这一状况就提出了一个非常尖锐的问题。我们花在自己身上的钱，不仅花在生活必需品上，也花在无数的奢侈品上——豪华的小汽车、贵重的服装、CD 机、电影票等。在美国，甚至中等收入的人们也在享受着这些。问题是，我们能不能放弃我们的奢华，而是将钱用在救济饥馑上呢？我们不认为存在这样的事实：我们将我们的奢华看得比他们的生命更重要。
当我们能够救助他们的时候，为什么让他们忍饥挨饿？很少有人会相信我们的奢华真有那么重要。如果被直接问到这个问题，我们当中的大多数人会觉得有些尴尬，并且会说我们可能应该提供更多的帮助。但如何解释我们为什么不这么做？
心理利己主义
伦理利己主义一定要谨慎地与另一种被称为“心理利己主义”的不同理论区分开来。伦理利己主义宣称每个人都应该（ought）仅仅追求自己的利益，相反，心理利己主义确信人们事实上（in fact ）只追求自己的利益。因此，这两种理论是非常不同的。一个是说，人们是自利的，因此我们的邻人将不会有任何仁爱之举；另一个是说，人们应该自利，所以我们的邻人不应该有仁爱之举。这是完全不同的。心理利己主义作出对人性的断定，或者是对事物存在方式的断定；伦理利己主义作出对道德的断定，或者是对事物应该的存在方式的断定。
心理利己主义并不是一种伦理学理论，而是一种关于人类心理的理论。如果心理利己主义是真的，它将会在道德上产生灾难性的后果。如果人们仅仅围绕着自己的福利而行动，那么谈论什么是我们应当做的还有什么意义呢？如果我们只是利己的存在，那么是不是无论我们的善意（而不是幼稚的道德理论）告诉我们做什么，我们都只会利己地行动？在我们转回伦理利己主义的话题之前，让我们评价一下心理利己主义，看一看道德是否无虞。
利他主义是否可能
雷奥尔?沃伦伯格(Raoul Wallenberg)，一个瑞典商人，本来可以安全地待在家里，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匈牙利布达佩斯度过了最后的数月。在沃伦伯格听到关于希特勒《犹太人问题的最后解决》的报告之后，自愿承担瑞典的外交使命，被派到那里。在那里，他一度成功地迫使匈牙利政府停止将犹太人驱逐到集中营。当匈牙利政府被纳粹傀儡取代以后，驱逐行动又恢复了，沃伦伯格为数千犹太人签发《瑞典保护护照》（Swedish Protective Passes），坚持他们全部与瑞典有关，并且处于瑞典政府的保护之下。他帮助很多人找地方藏起来。当他们被包围的时候，沃伦伯格站在他们和纳粹之间，告诉德国人，他们得先杀了他。直到战争快要结束，所有的事都很混乱，并且其他外交官都已经逃走之时，沃伦伯格还留在那里。人们认为他救了10 万人之多。当战争结束的时候，他失踪了，并且很长一段时间没有人知道他发生了什么。现在人们认为，他已经被杀害了，不是被德国人，而是被苏联占领军。
这是不同寻常的行为。根据心理利己主义，我们可以相信自己是高尚的和自我牺牲的，但那只是一种幻相。实际上，我们仍然只关心自己。
根据19 世纪的报纸，这个论证是亚伯拉罕?林肯提出来的。伊利诺伊州春田的《督导者》（Moniter）报道：
林肯先生曾经在一辆旧式马车上对与他同行的人说，所有的人都被自私激励去做好事。与他同车的人反对这种观点，当时他们正路过沼泽地上跨越沼泽的木桥。当他们过桥时，看见一只脊背很尖的老母猪在岸边发出可怕的声音，因为它的小猪陷到沼泽里了，有被淹没的危险。当这辆旧马车开始爬山的时候，林肯先生喊：“司机，能不能停下来一会儿？”然后林肯先生跳了出来，跑回去，把小猪拉出泥和水，把它们放到岸边，当他回来的时候，他的同伴说：“亚伯，在这个小插曲中，自私在哪里？”“天哪！爱德，这正是自私的本质啊！如果我走了，让那只痛苦的母猪担忧它的那些小猪，我的心灵一整天都会不得安宁。你难道没有看到，我做这件事是为了心灵的安宁？”　
在这个故事中，诚实的林肯先生使用了心理利己主义由来已久的策略：重新解释动机策略。每个人都知道：有时人的行为似乎是利他的，但是如果我们看得更深一些，可能就会发现一些其他的东西，并且总是不难发现，“无私的”行为竟然与做出这一行为的人的利益有关。因此，林肯谈到他从救助小猪的行为中得到了心灵的安宁。
心理利己主义有吸引力的部分是其对待人类自负的冷静、低调的态度。心理利己主义给人类的虚荣提供了一个理论上的反例。人们被它吸引也因为它极其简单，找到解释人类行为的单一模式是令人高兴的。由于自爱是动机中极端重要的因素，因此试图用它来思考人类行为是很自然的。
然而，每一个这样做的企图都是有张力的，也是难以置信的，心理利己主义不是一个可信的理论。
伦理利己主义的三个论证
伦理利己主义是这样一种思想，它认为每个人都应该
（ought）仅仅追求自己的利益。在我们谈论支持它的论证之前，我们应当准确地理解这个理论说了什么、没说什么。首先，伦理利己主义没说一个人除了（in addition to ）他人利益之外也应当推进自己的利益。那是一个普通的、常识性的观点。伦理利己主义是一种激进思想，它认为人应当只（only）推进自己的利益。根据伦理利己主义，只有一个行为的终极原则，即自利，这一原则概括了人的所有义务。
然而，伦理利己主义并没有说你应当避免（*oid）帮助别人的行为。可能在很多情况下，你的利益与其他人的利益和谐一致，以至于你帮自己也就会帮到他们。或者帮助别人就是创造自己的福利的有效方式，这也是经常发生的。伦理利己主义并不禁止这样的行为，事实上，它鼓励这样的行为。这个理论只是坚持，在这样的情况下，惠及他人并没有使这一行为正确，使这一行为正确的是追求这个人自己的利益这一事实。
最后，伦理利己主义并不意味着在追求自己的利益的过程中，一个人总是要做自己想做的事，或者总是以较少的付出得到最大的快乐。有些人可能想抽雪茄，或者在跑道上赌上所有的钱，或者在他的地下室建立一个兴奋剂实验室。伦理利己主义可能对所有这些都皱眉头，不管它能带来多少瞬间的快乐。伦理利己主义说，一个人应当做从长远观点看是自己最大利益所在的事。它赞同自私，而不是愚蠢。
什么样的论证能被提出来支持这个学说呢？不幸的是，这个理论更多地被确信而不是被讨论——很多它的支持者显然认为它的真理性是自明的，所以不需要论证。在讨论这个理论时，通常有三个最普通的推理线索。
论证一：利他主义自我拆台。……
论证二：安?兰德的论证。……
论证三：伦理利己主义与常识性道德相协调。
反对伦理利己主义的三个论证
一些哲学家试图表明伦理利己主义还有更深层次的逻辑问题。下面的论证是他们提出的对伦理利己主义的典型反驳。
论证一：伦理利己主义无法解决利益冲突。在《道德的观点》(The Moral Point of View ) 一书中，库特?贝尔（Kurt Baier ）提出，伦理利己主义不可能正确，因为它无法提供利益冲突的解决方案。
贝尔要求我们假设两个人，B和K，他们竞选总统。（贝尔的著作写于20 世纪50 年代，他不可能指布什和克里！）由于赢得竞选是B 的利益，所以杀掉K 就符合B的利益。由此可以推出，B应该杀掉K，对B来说不杀掉K是错的，并且B 也没有履行他的责任，除非他杀掉K。但是，不被杀符合K 的利益，这也是真的，由此可能推出K 应该阻止B 杀他，对K来说不阻止B 杀他是错的，并且K 也没有履行他的责任，除非他确信阻止了B。贝尔得出结论：
这显然是荒谬的。因为道德正是要应用于这样的情形——或者说，利益冲突的情形——但是，如果道德的观点是自利的，那么永远不可能有利益冲突的道德解决方案。
这个论证是否证明了伦理利己主义是不可接受的？但是，伦理利己主义的辩护者可能会回应说，他不能接受这样的道德概念。对他来说，生活本来就是一系列的冲突，在这些冲突中，每个人都努力竞争以占上风，他接受的原则——伦理利己主义的原则——赋予每个人尽力去赢的权利。根据这种观点，伦理学者不像是解决冲突的法庭审判官，相反，他在最后一搏的竞争中更像是一个裁判员，他推动每一个竞争者做得更好。（不同的是，在最后一搏中，没有什么事是不能（can’t）做的，例如撕咬、用手指戳瞎别人的眼睛。这些都是伦理利己主义所允许的。）所以，B 和K 之间的冲突将被“解决”，不是通过伦理原则，而是他们中的一人赢得竞争。利己主义者不会为此而尴尬,相反，他将认为这只不过是对事物本性的现实观点。
论证二：伦理利己主义在逻辑上不一贯。
论证三：伦理利己主义是武断的，这种武断是不可接受的。最后，我们来看这个我认为最接近于对伦理利己主义的完全反驳的论证。这也是一个最有趣的论证，因为它提供了这样一个洞识，即为什么其他人的利益与我们相关。
以我们现在的视角，基督教伦理历经几个世纪，几乎完全一致地接受这一格言：“目的不能证明手段”，这是令人吃惊的。我们现在不得不问：“如果目的不能证明手段，那什么能？”答案显然是：“没有什么能证明！”
——约瑟夫?弗莱彻：《道德责任》（1967）
伦理学革命
哲学家喜欢认为他们的思想能够改变世界。通常，这是一个虚幻的希望：他们撰写一些著作，这些著作是写给那些志趣相投的其他思想者的，而其余的人根本未受其影响。然而，有时哲学理论会改变人们的思考方式。功利主义——由大卫?休谟（1711—1776）提出、杰里米?边沁（Jeremy Bentham ,1748—1832）和约翰?斯图亚特?穆勒(John Stuart Mill ,1806—1873) 予以明确形式的理论——就是一个恰当的例子。
18 世纪后期和19 世纪见证了一系列令人吃惊的巨变。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帝国分崩离析的后果是现代民族国家陆续兴起，1848 年革命显示了“自由、平等、博爱”的新思想的变革力量；在美国，缔造了一个有着新政体的新兴国家，血腥的内战结束了西方文明中的奴隶制；工业革命不断地带来社会的完全重构。
在经历所有这些变化的过程中，人们开始对伦理学有了不同的思考，这并不奇怪。以往的思考方式已经过时，面临着挑战。在这种背景下，边沁对新的道德概念的论证有着强烈的影响力。他提出，道德不是要取悦上帝，也不是要忠诚于抽象的规范。道德是要使世界有最大可能的幸福。
边沁认为，有一个终极的道德原则，即功利原则。这个原则要求我们，总是选择给每个相关的人带来最好结果的行为或社会政策。或者，正如他在法国大革命那年出版的著作《道德与立法原理》(The Principles of Morals and Legislation) 一书中所说：　
功利原则是指这样的原则，它按照看来是增加还是减少利益相关者的福利的倾向，来决定赞同或反对任何一个行为。
边沁是一群哲学激进者的领袖，他们的目的是根据功利主义路线改革立法和英格兰的机构。詹姆斯?穆勒是他的追随者之一，他是卓越的苏格兰哲学家、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詹姆斯?穆勒的儿子约翰?斯图亚特?穆勒成为下一代提倡功利主义道德理论的领袖。这样，功利主义运动甚至在他的缔造者去世之后仍在持续，而没有衰退。
边沁是幸运的，有这样的弟子。约翰?斯图亚特?穆勒所提倡的功利主义甚至比他的老师的理论更精致、更有说服力。在他出版的小册子《功利主义》（Utilitariani*, 1861 ）中，穆勒以下面的方式呈现了这一理论的主要思想：首先，他说，我们应当预想某种我们愿意看到它出现的诸事的状态——在这种的状态中，人们尽可能地幸福康宁。那么，我们就应当在可能的范围内，试图使这种状态出现。于是，在决定做什么的时候我们应当问：什么样的行为过程将会推进所有受影响的人的最大幸福。从这种观点看，道德要求我们做最有利的事。
乍一看，这不像一个激进的观点，事实上，它看起来像是很温和的老生常谈。谁会与我们应当反对受罪、推进幸福这样的观点进行辩论？然而，边沁和穆勒正以他们自己的方式，领导着一场像19 世纪的其他伟大理性革命（如*和达尔文所领导的理性革命）一样激进的革命。为了理解功利原则的激进性，我们不得不鉴赏一下在它的道德图画中省去（le*e out ）的是什么：所有对上帝和“写在天堂的”抽象道德规范的参照都一去不复返了。道德不再被理解为对某种既定的神圣法典或一系列顽固规范的忠诚；正如彼得?辛格后来所说，道德不是“使人不快的、清教徒般的、主要被设计为阻止人们获得乐趣的禁令体系”。可以说，道德的目的是这个世界上人们的幸福，而不是别的；并且道德允许我们——甚至要求我们——去做任何对促进幸福具有必要性的事情。这在那个时代是一种革命性的思想。
我认为，功利主义者和哲学家一样，都是社会改革者。他们想使他们的学说不仅在思想界，而且在实践上产生不同的效果。为了解释这一点，我们简短地考察一下功利主义哲学在两个相当不同的实践问题中的含义：安乐死和对待动物的问题。无论如何都难以通过这些问题彻底研究功利主义的实践应用，并且它们也不一定是功利主义者认为最紧迫的问题。但是，它们能够对功利主义进路给予较好的说明。
第一个例子：安乐死
马休?唐纳利（Matthew Donnelly ）是一位物理学家，他在工作中和X 射线打交道30 多年，可能是因为过多地照射了X 射线，他得了癌症，切除了一部分下颚、上嘴唇、鼻子、左手，还有右手的两根手指。他的左眼也瞎了。唐纳利的医学知识告诉他，他只能再活一年左右的时间，但他决定，不再在这样一种状态下生活。他处于持续的疼痛之中，一位作者写道：
“最坏的时候，人们能看到他躺在床上，紧咬牙关，额头上冒着豆大的汗珠。” 由于知道他无论如何都将死去，并且他也想摆脱这种痛苦，唐纳利乞求他的三个兄弟杀了他。两个兄弟拒绝了他，另一个兄弟却没有。最小的兄弟，36岁的哈罗德?唐纳利（Harold Donnelly） 把.30 口径* 的手枪带进了医院，并且把马休射杀了。
不幸的是，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而哈罗德做得是否对的问题也就自然地被提出来了。一方面，我们可以假定他是出于高尚情感的动机，他爱他的哥哥，希望他摆脱痛苦。更重要的是，马休自己也想死。所有这些都支持宽大的判决。另一方面，根据我们社会的主流道德传统，哈罗德的做法是不能接受的。
* .30口径，这里的单位应为英寸，即口径为毫米。——译者注
我们社会的主流道德传统是基督教传统。基督教认为人的生命是上帝给予我们的礼物，只有上帝可以决定它什么时候会终止。早期的教会禁止所有的杀戮，相信在这个问题上耶稣的教诲不允许有这个规则的例外。后来，产生了一些例外，主要是允许死刑和战争中的杀戮。但是，另一种形式的杀人，包括自杀和安乐死仍然是禁止的。为了概括教会学说，神学家把这个规范形式化为：故意杀害无辜总是错的。这个观念，而不是其他任何单一的思想塑造了西方关于杀人的道德态度。这就是我们如此不愿意原谅哈罗德?唐纳利的原因，即使他这样做可能出于高尚的动机。他故意杀害了一个无辜的人，因此，根据我们的道德传统，他做得不对。
功利主义采取一种完全不同的进路。它要求我们问，考虑对哈罗德?唐纳利可能的选择，哪一种会有最好的结果？哪一个行动会在所有相关者的幸福中产生最大的幸福差额？当然，受影响最大的人是马休?唐纳利自己。如果哈罗德?唐纳利没有杀他，也许一年后，他仍然活着，瞎着，残缺着，持续地疼痛着。这里面有多少不幸福？这很难准确地说出来，但马休自己的证明是，他如此地不幸福，在这种不幸福的状态下，他宁愿选择死。杀死他会使他从这种痛苦中解脱。因此，功利主义会得出结论：在这种情况下，安乐死在道德上是正当的。
虽然这种论证完全不同于我们在基督教传统中找到的论证——正如我前面所说，功利主义不依赖于神学观念，也不使用顽固的“规范”——古典功利主义并不认为他们提倡的是无神论或反宗教的哲学。边沁认为，如果功利主义的坚持者严肃地把上帝视为慈善（benevolent）的创造者，宗教会赞同而不是谴责功利主义观点。他写道：
在很多情况下，宗教的要求和功利是一致的，上帝是宗教信仰的对象，就像被认为是全智、全能的一样，也普遍地被认为是仁慈的。……但在各种宗教信徒中间（各种基督教兄弟会只是其中一小部分）似乎只有很少（我不能说少到什么程度）人是他仁慈的真正的信仰者。他们在言词中称他是仁慈的，但他们并不是指他在事实上如此。
大多数宗教人士不同意边沁的观点，而且除了我们的道德传统以外，我们的法律传统也处于基督教的影响之下。在西方国家中，安乐死只在荷兰、比利时和哥伦比亚是合法的。在美国，这是谋杀，哈罗德?唐纳利被逮捕并被指控。（我不知道法庭上的情况，尽管在这样的情况下，通常会认为被告罪行较小并且会被轻判。）对此，功利主义会怎么说呢？以功利主义的观点看，如果安乐死是道德的，它是否也应当是合法的？
这个问题与一个更一般的问题联系在一起，即法律的目的应当是什么。边沁在法律方面也很有素养，并且想让功利原则既成为立法者的原则也成为普通民众进行个人选择的原则。法律的目的和道德的目的是一样的：它应当促进所有公民的一般福利。边沁认为，显然，如果法律服务于这个目的，它就不应当约束公民的自由，除非是在必要的情况下。特别是，没有任何类型的行为应当被禁止，除非从事这种行为会伤害其他人。边沁反对法律规定性行为要得到“成年人的允许”，例如，在这种行为对其他人无害的背景下，这样的法律减少而不是增加了幸福。但是，是穆勒对这一原则作了雄辩的解释，在《论自由》（On Liberty, 1859） 一书中，他这样写道：
人类个人或集体有正当理由妨碍其他任何成员行动自由的唯一目的在于自我保护。违背公民社会成员的愿意，权力能够被正当地实施于他的唯一目的是阻止伤害他人。……他自己的利益、身体、道德都不是足够的理由。……超越了他自己，他自己的身体和心灵，个人是至高无上的。
因此，对于古典功利主义来说，法律禁止安乐死不只是与促进一般的福利相对立，而且它也没有正当的理由限制人们掌握他们自己生命的权利。当哈罗德?唐纳利枪杀他的哥哥马休时，他是在帮助马休以自己选择的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这没有伤害任何人，所以也不关别人的事。大多数美国人现在似乎都同意这种观点。在2005 年，58%的美国人说，应当允许医生帮助那些得了不治之症并且生活在巨大的痛苦之中的病人死亡。与其哲学一致，据说边沁自己在他最后的日子里也曾经要求安乐死，虽然我们不知道这个要求是否得到了准许。
第二个例子：关于动物
对待动物的问题在传统上不被视为严重的道德问题。基督教传统说，唯独人以上帝的形象被创造，并且动物没有灵魂。这样，事物的自然秩序允许人将动物用于任何他们看来适当的目的。圣托马斯?阿奎那在总结这种传统观点时写道：
这样就驳倒了认为人杀不会说话的动物罪孽深重的那些人的错误：根据上帝的旨意，它们在自然秩序中是为人所用的。因此，人利用它们，甚至杀了它们或以其他任何方式利用它们，都没有什么错。
但是，对动物残忍（cruel）是不是错的呢？阿奎那承认这是错的，但他认为其中的原因与人类福利，而不是动物的福利有关：
如果《圣经》的任何段落禁止我们对不会说话的动物残忍，例如杀掉有幼鸟的成鸟：这或者是为了把人的思想从残忍中移开，转移到他人身上，以免由于对动物残忍，人会变得对人也残忍；或者因为伤害动物导致对人的暂时伤害，无论是行为的实施者还是另一方。
这样，人和动物处于各自独立的道德分类中。严格地说，动物没有自己的道德身份，我们可以以任何我们喜欢的方式自由地对待它们。
当这一点被如此率真地说出来的时候，传统的学说使我们感到有点紧张：它似乎极端地缺少对动物的关心，毕竟，它们中有很多都是聪明而敏感的动物。然而，只需要有一点反思，就可以看到，我们有多少行为竟然被这一学说所引导。我们吃动物，在实验室里将它们作为实验的对象，用它们的皮做衣服，用它们的头做饰品，在动物园或牛仔的表演中将它们用于娱乐，把追捕并且杀了它们当作运动。
如果有人对这些实践的神学上的“正当理由”感到不舒服，西方哲学家已经提供了足够多的世俗的“正当理由”。有各种不同的说法，比如，动物是非理性的，所以它们没有能力“说话”，或者它们不是人——所有这些都是作为它们的利益在道德关怀范围之外的理由提出来的。
然而，功利主义者没有这类观点。根据他们的观点，重要的不是一个个体是否有灵魂、是不是理性的，或者其他的什么。全部的重要性在于它是否有能力感受幸福或不幸、快乐或痛苦。如果一个个体能够感受痛苦，我们就有责任在我们决定如何做的时候考虑它，即使这个个体是正在讨论中的动物。事实上，边沁认为，这个个体是人还是动物，和他是白人还是黑人一样。他写道：
这一天可能会到来，那时人以外的动物可以得到除非*之手使然否则就决不可不给予它们的权利。法国人已经发现，皮肤的黑色不是把一个人不加任何救济地扔给善变的虐待者的理由。这一天会到来，认识到腿的数量、皮肤上的绒毛，或者骶骨的终端同样不是把敏感的存在抛弃给同样命运的充分理由。什么是应当谨守的不能跨越的界线？它是理性的能力，或者也许是交谈的能力？但是一匹发育完全的马或者一条狗，还有更易交流的动物，是超越这种比对的，它们比一天或者一周甚至一个月大的婴儿更具理性。但是假设事情不是这样，又有什么用呢？问题并不在于它们是否有理性，也不在于它们会不会说话，仅仅在于他们能否感受痛苦。
因为人和动物都能感受痛苦，所以我们有同样的理由对两者都不虐待。为什么虐待一个人是不对的？因为这个人会遭受痛苦。与此相类似，如果一个动物被虐待，它也会遭受痛苦，所以这同样也是错的。对边沁和穆勒来说，这种推理思路是决定性的。人和非人有同等的资格得到道德关心。
然而，这个观点像传统的不给动物任何道德地位的观点一样，似乎在相反的方向上有些极端。难道动物真的要被视为和人类同等吗？在某种程度上，边沁和穆勒确实是这样认为的，但他们谨慎地指出了这并不意味着一定总是（always）要以同样的方式对待动物和人。人和动物之间有事实上的不同，而这种不同经常证明了对两者加以区别对待是有正当理由的。例如，因为人有理智能力而动物缺少理智能力，所以人能够在有些事物中得到乐趣，而动物则不能享受这些乐趣，比如人能做数学题、欣赏艺术，等等。并且，与此相类似，人的高级能力使人有感受挫折和失望的能力，而其他动物则没有这种体验。因此，我们促进幸福的责任产生了为人促进那些特殊享受的责任，也产生了阻止因为他们的弱点而感到任何特殊不幸的责任。然而，与此同时，在其他动物被我们的行为所影响的范围内，我们有严格的道德责任为它们考虑，并且把它们遭受的痛苦看作与人所体验的相似痛苦是同等的。
一些现代的功利主义者已经拒绝了这方面的古典观点，这也不奇怪。我们杀死动物、在它们身上做实验或者其他以我们愿意的方式利用动物的“权利”似乎如此明显，以至于难以相信，我们的行为真的像边沁和穆勒所认为的那样恶劣。然而，其他当代功利主义者已经提出了边沁和穆勒是对的的强有力的论证。彼得?辛格（Peter Singer ）在《动物的自由》（Animal Liberation） 一书中讨论了我们对待动物的行为是十分令人厌恶的。辛格问道：我们怎么可能证明像这样的实验是有正当理由的？
1953年，哈佛大学的实验员R.所罗门（）、L.开米（）和L．温（）把40只狗放在一个叫做“穿梭箱”的装置中，它是由一个用格栅分成两个间隔的箱体构成的。最初，这个格栅和狗的背的高度一样，数百次强电击从格栅的底板传导到狗的脚上。起先，狗如果学会跳过格栅，到另一个隔间去就能逃离电击。为试验狗跳跃的“勇气”，那些实验员在狗跳到另一个隔间后，给那个隔间的底板也加上传到狗的脚上的电击，就这样，强迫狗跳了100 次。他们说，狗跳的时候，它发出“尖锐的、预料中的‘汪汪’ 的叫声，而当它落到通了电的格栅底板上时，狗叫的声音变成了‘狺狺’的狂吠”。然后，他们用一张厚玻璃板关闭了两个隔间之间的通道，又去进行试验。狗“往前跳，被玻璃撞破了头”。狗开始表现出了类似“排便、撒尿、汪汪叫、尖叫、颤抖、攻击装置”等行为，但在10 天或者12 天对狗的试验之后，被阻止逃脱电击的狗停止了反抗。这几个实验员报告说，他们自己对此“印象深刻”，并且得出结论说，厚玻璃板格栅和脚部电击在消除狗的跳跃方面“非常有效”。
功利主义的论证非常简单。我们判断一个行为的对错依赖于它们是否引起了更大的幸福或者不幸福。很明显，实验中的狗承受了巨大的痛苦。它在其他什么地方能赢得对幸福的补偿，以证明这样做有正当理由吗？或者有其他动物或人的更大的不幸福被阻止了吗？如果没有，这个实验在道德上就是不可接受的。
我们可能注意到，这种论证并不是简单地认为所有这样的实验都是不道德的——它认为要根据这些实验本身的功过来分别地判断每一个实验。例如，用狗实验，是研究“习得性无助”的一部分，这个课题心理学家认为非常重要。心理学家说，搞清楚习得性无助将对治疗精神疾病带来长期的效果。功利主义原则自身不会告诉我们特定实验的真相，但是，它支持伤害其他动物要有正当的理由。我们不能简单地认为，因为它们不是人，所以就什么都能做。
但是，批评这样的实验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太简单了。因为我们不做这样的研究，我们可能觉得自己高高在上，自以为有道德。然而，辛格指出，在这个领域里，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逃脱指责。我们全部卷入了残忍地对待动物的行动，像在任何实验里犯下的罪过一样严重，因为我们都（或者至少是绝大多数）吃肉。有关肉产品的事实至少像动物实验的事实一样令人痛心。
大多数人模模糊糊地相信，屠宰场是一个令人讨厌的地方，而被当作食物饲养的动物以别的方式得到很好的优待。但是，辛格指出，这远不是真相。比如，小牛降生后，在围栏里度过一生，围栏小得难以转身，甚至难以舒适地躺下——但是，从生产商的观点看，这是有益的，因为运动使肌肉变得坚韧，这会降低肉的“品质”；除此之外，允许动物有足够活动空间的成本很高。在这些围栏中，因为没有空间让小牛能转过头来，所以它们不可能做一些像舔舔自己这样的基本行为，虽然它们很自然地想这样做。小牛显然失去了自己的母亲，它们也像人类的婴儿一样，渴望有个什么东西能够吮吸——人们看见它们徒劳地吮吸着它们的厩的边墙。为了保持它们的肉色淡而味美，它们被喂食一种缺少铁和粗饲料的液体食物。自然，它们的成长渴求这些东西。小牛对铁的渴求如此强烈，如果允许它们转过身来，它们会舔自己的尿，虽然小牛很正常地发现它是令人恶心的。因为厩小得阻止它们转身，所以解决了这个“问题”。对粗饲料的渴求也特别强烈，因为没有它，小牛不可能形成对反刍食物的咀嚼。它们不可能睡在草上，因为动物会去吃草，从而影响肉质。所以，对这些动物来说，屠宰场并不是一个通往极乐世界的令人讨厌的终点。这必定像屠宰过程一样恐怖，对它们来说，这竟然是一种仁慈的解脱。
根据这些事实，功利主义的论证还是很简单的。肉类生产体系导致了动物的巨大痛苦。因为我们不必吃肉，素食同样美味且有营养，吃肉所产生的善——作为平衡——并没有超过它产生的恶，因此，吃肉是错的。辛格得出结论说，我们应当吃素。
在所有这些思想中，最具革命性的是这样的思想：动物的利益要计算进去。我们通常假定，就像主流社会的传统教给我们的那样，唯独人在道德思考时值得考虑。功利主义挑战了这种基本的假定，并且坚持道德社会一定要扩展到包括所有我们的行为影响到的动物，适当的道德一定会承认这一点。但是，在这个很多族类居住的星球上，我们是唯一的人类，道德也必须承认这个事实。
功利主义学说是这样的学说，它认为幸福是值得欲求的，并且是唯一作为目的值得欲求的，所有其他事物都是作为这个目的手段而值得欲求的。
——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功利主义》（1861）
人们并不努力奋斗以追求幸福，只有英国人才是那样的。
——弗里德里希?尼采：《偶像的黄昏》（1889）
理论的古典版本
古典功利主义者（即边沁和穆勒）的理论可以被概括为以下三个观点：（a）判断行为对错只根据其结果，其他一切都不重要；
(b) 在评价结果时，唯一相关的是行为所产生的幸福或不幸的总量，其他一切均不相关；(c) 每个人的幸福的计量是相同的。正如穆勒所说：
构成功利主义行为正确与否的标准的幸福，不是行为者自己的幸福，而是所有相关者的幸福。在他自己的幸福和其他人的幸福之间，功利主义要求他像一个利益无关而慈善的旁观者那样，严格地公正无私。
于是，正确的行为就是其所产生的幸福多于不幸，并且二者可能的差额最大的行为，每个人的幸福都被视为同等重要。
这个理论对哲学家、经济学家和其他研究人类行为决定的理论家有着极大的吸引力。然而，功利主义也受到了一些反对意见的严峻挑战。功利主义的反对意见很多，并且也很有说服力，以至于很多人已经放弃了这一理论。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同样有很多人没有放弃它。尽管有很多争议，功利主义仍然被广泛接受。
接下来，我们将考察反对功利主义的论证，并且思考这个理论的古典版本是否可以加以修订，以符合反对者的要求。这些论证是关于利益的，不只是为了评价功利主义，也是因其自身的原因而需要做出论证，因为它们提出了道德哲学的一些基本问题。
快乐是唯一重要的事情吗
“什么东西是善的”这个问题不同于“什么行为是正当的”， 而功利主义在回答第二个问题时参考了第一个问题。它认为，正当的行为是产生最大的善的行为，但什么是善？古典功利主义的回答是：有一个东西，也只有一个东西是善，即幸福。正如穆勒所说：“功利主义学说是这样的学说，它认为幸福是值得欲求的，并且是唯一作为目的值得欲求的，所有其他事物都是作为这个目的手段而值得欲求。”
但什么是幸福？根据古典功利主义的观点，幸福就是快乐。功利主义对快乐的理解是广义的，包括所有感觉好的心理状态。成就感、美味、悬疑电影高潮时产生的强烈意识都是快乐的例子。快乐是终极的善（痛苦是终极的恶）的思想作为享乐主义思想为人们所熟知。享乐主义一直以来都是一种很受欢迎的观点，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代。它一直很有吸引力，是因为它的简洁，因为它表达为一种直观看起来很有道理的观念：事物是善还是恶依赖于它给我们的感觉（feel）。然而，也有一些反思似乎揭示了这一理论的缺陷。
来看下面两个例子。
● 一个前途无量的年轻钢琴家的手在一次车祸中受伤了，她再也不能演奏了。这为什么对她是不好的呢？享乐主义会说，这是不好的，因为这导致她痛苦，并且消除了她快乐的源泉。但是，
假设她发现了能够给她同样多快乐的其他东西——比如，她从通过电视观看曲棍球比赛得到的快乐，与她曾经从演奏中得到的快乐一样多——为什么她的事故仍然是一个悲剧？享乐主义者只能说，只要她想到自己曾经是什么样，就会感到挫折和沮丧，而这就是她的不幸。但这种解释不幸的方式似乎误入歧途了。并不是通过感到不幸福，她就从某种中立的状态转到坏的状态中了。相反，她的不幸福是对一种不幸状态的理性反应。她本来有一个钢琴家的职业，但现在她不能弹钢琴了，这就是一个悲剧。我们不能仅仅通过让她高兴起来并且享受曲棍球比赛就消除悲剧。
● 你认为某人是你的朋友，但他在背后嘲笑你。没有人告诉你这件事，所以你从来都不知道。对你来说，这是不幸吗？享乐主义者不得不说这不是不幸，因为你从未产生过任何痛苦。然而，我们还是觉得有些不太好。你认为他是你的朋友，而你被愚弄了，即使你不知道这一点，即使你没有感到不幸福。
这两个例子都阐明了同样的基本观点：我们重视所有的东西，因为其自身的缘故，比如艺术创造性和友谊。拥有它们使我们幸福，但这并不是我们重视它们的唯一理由。失去它们是不幸的事情，但这并不取决于失去它们是否伴随着不幸福。
这样，享乐主义似乎误导了幸福的性质。典型的，幸福不是某种被识别为善的东西，也不是因为它自身的原因而被追寻，其他事物也不仅仅是作为达到它的手段而被欲求。可以说，幸福是我们得到识别为独立的、依其自身而善的事物之后所拥有的反应。我们认为友谊是一种善的事物，所以拥有友谊使我们幸福。相对于首先宣布追寻幸福，然后决定有朋友可能会使我们幸福，再寻找朋友作为达到这一目的的手段，这是不同的。
由于这个原因，在当代哲学家中已经没有多少享乐主义者了。那些赞同功利主义的人也因此而去寻找一种不再假定善或恶的享乐主义解释的方式，来明确阐述他们的观点。一些哲学家（比如英国哲学家G．E．摩尔（1873—1985））试图列出其自身被视为善的事物的列表，他认为有三种明显的、真正的善：快乐、友谊和艺术享受，正当的行为是那些增加了世界对这些事物的供给的行为。其他功利主义者回避了有多少事物自身即善的问题，只是说，正当的行为是那些有最好结果的行为，然而，这是无法测量的。还有人说，我们的行动应当使人们的偏好（preference） 得到最大的满足。这些已经超出了本书讨论各种功利主义优缺点的范围，我提到它们只是为了表明，古典功利主义的享乐主义假定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被抛弃了，现代功利主义发现很难坚持它。他们首先主要表明享乐主义不再是功利主义理论的必要组成部分，以此来抛弃它。
所有的结果都重要吗
然而，“只有结果是重要的”这一思想是功利主义的必要组成部分。这个理论的最基本的思想是，为了决定行为是否正当，我们应当看看，这样做将会发生什么结果？如果在决定正当性时，其他东西也是重要的，那么功利主义的基础将遭到破坏。
一些最有力的反对功利主义的论证攻击的正是这一点：他们力陈，在结果之外，各种不同的考虑在决定正当与否方面也是重要的。下面有三个这样的论证。
公正。在学术期刊《调查》(Inquiry)1965 年的文章中，H.J. 麦克克洛斯基() 要求我们考虑下面的案例。
假设一个功利主义者访问一个存在种族冲突的地区，在他访问期间，一个黑人*了一个白人妇女，这一罪行的结果是：发生了种族骚乱，白人暴徒在警察的纵容下，怒殴、杀害黑人。下面就更是假设了：在罪行发生的时候我们的功利主义者正好在现场，因此他的证词将会宣告某个特定的黑人有罪。如果他知道尽快逮捕嫌疑人将会停止骚乱，停止对黑人处以私刑，作为一个功利主义者，毫无疑问，他一定会得出结论，他有责任容忍去做假证，处罚一个无辜的人。
这是一个虚构的例子，虽然很明显，麦克克洛斯基是因写作时存在的种族主义的气氛而得到灵感的。无论如何，这个论证是，如果某人处于这种状态中，站在功利主义的立场上，他就会容忍去做假证，指证一个无辜的人。这可能有一些不好的后果——某个无辜的人可能被处决——但有足够多的好的结果超过了这些不好的结果：骚乱和私刑将会停止。最好的结果是通过说谎来实现的，因此，根据功利主义的观点，说谎就是要做的事情。但是，论证继续，导致一个无辜的人被判死刑，这又是错的。而功利主义又包含着这是对的，因此，功利主义一定是不正确的。
根据功利主义的批评者的观点，这个论证表明了一个理论最严重的缺点，换句话说，它与正义的理想相矛盾。正义要求我们：根据人们在特定情况下的功过，公正地对待他们。麦克克洛斯基的例子说明了正义的要求和功利的要求是如何发生冲突的。因此，说功利就是一切，这样的伦理学理论不可能正确。
权利。下面的例子不是虚构的，它出自美国联邦第九上述法院（加利福尼亚南区）1963年的记录，约克诉斯托里(York v. Story) 案：
1958 年10 月，上诉人（安杰利恩?约克（Angelynn York））去齐诺警察署，将有关袭击她的指控的材料归档，警察署的一位警官阿伯里?罗恩?斯托里（Appellee Ron Story） 身着警服，对上诉人说，有必要给她拍照。然后斯托里带着上诉人去了警察局的一个房间，锁上门，让她*服，她就做了。随后斯托里又让上诉人做出各种各样下流的姿势，并且拍了照。这些照片没有用于任何法律目的。
上诉人反对*服，她对斯托里陈述了自己的观点，认为没有必要给她拍*，或者拍他要求做的那些姿势，因为在这样的所有照片中都显现不出她的瘀伤。
那个月的晚些时候，斯托里告诉上诉人，那些照片没有洗出来，他已经把它们毁了。而事实却相反，斯托里把那些照片在齐诺警察署的职员中间传播。1960年4 月，警察署的另外两名警官——被告路易斯?莫雷诺（Louis Moreno）和亨利?格罗特(Henry Grote)——同样身着警服，并且用置于警察局的警备照相器材加印了斯托里拍摄的那些照片。之后，莫雷诺和格罗特在齐诺警察署的职员中间散布那些照片。
约克女士对那些警官提起诉讼，并且赢了。她的法律权利已经很明显地受到了侵犯。但是，这些警官行为的道德性如何？功利主义说，如果行为产生了幸福大于不幸福的有利差额，行为就得到了辩护。这就建议我们比较这一行为所引发的约克的不幸福的总量与带给斯托里和他们那伙人的幸福的总量。至少，这里的幸福多于引起的不幸福是可能的。在那种情况下，功利主义的结论显然将会是，他们的行为在道德上是可接受的。但这似乎是一种反常的思路。为什么提供给斯托里和他们那伙人的快乐就那么重要？他们没有权利这样对待约克，并且他们在这样做的过程中很享受这一事实也不是切中肯綮的辩护。
这里有一个（想象的）相关案例。假设有一个偷窥癖汤姆通过约克卧室的窗户监视她，并且秘密地拍摄了她的*照片。进一步假设他这么做没被人发觉，并且他将这些照片完全用于自己感受快乐，没有拿给任何人看。在这样的条件下，他的行为的唯一结果似乎只是增加他自己的幸福。没有引起其他人（包括约克）的任何不幸福。那么，功利主义者怎么可能否认偷窥癖汤姆的行为是正当的？但是，很明显，根据普通的道德感觉，这些行为是不正当的。因此，功利主义是不可接受的。
从这个论证中得出的关键点是：功利主义与下述思想不一致：人们拥有权利（rights），这些权利不会仅仅因为某人预期有善的结果就被践踏。在上述案例中，受到侵犯的是约克的隐私权，但是，不难想出类似的案例，其中其他权利——信仰自由权、言论自由权甚至生命权本身等待裁决。有时，可能会发生这样的情况：侵犯这些权利服务于善的目的。但是，我们认为，我们的权利不应当如此轻易地被弃置一边。个*利的观念不是功利主义观念。恰恰相反，它是在如何对待个人的问题上设置限定的观念，而不考虑可能达到的善的目的。
回溯过去的理由。假设你已经向某人许诺你将做某事——你向她许诺，下午在商场见。但是，当到了该去的时候，你不想去了，你需要赶一些工作，并且宁愿待在家里。你试图打电话取消约定，但是她没有接电话。你应当怎么做？假设你判断你完成你的工作的功利稍稍大于你的朋友站在那里等你所体验到的愤怒。诉诸功利主义的标准，你可能得出结论：待在家里比信守诺言更好。然而，这看起来是不正确的。你已经许诺的事实强加给你一个不能轻易逃避的义务。当然，如果有巨大的危险——比如，你的母亲已经被心脏病发作所击倒，你不得不带着她冲向医院——你不守诺言就会有正当的理由。但是，在功利上小的盈利不能胜过你的诺言所创造的义务。因此，功利主义看来再一次错了。
为什么功利主义易受这类批评的攻击呢？这是因为，在判断什么是正当的这一问题上，功利主义理论所进行的思考只与将来有关。因为它只关心结果，功利主义限制了我们对行为将会引起什么发生的注意。然而，我们通常认为，对过去的考虑也是重要的——就像你对你的朋友许诺你将和她相会。因此，功利主义是有缺陷的，因为它排除了回溯过去的考虑。
一旦我们理解了这一点，其他类似的例子也就容易理解了。某人没有犯罪的事实是他不被判刑的很充分的理由，某人曾经给你帮忙的事实可以是你应该给他帮忙的充分理由，你做的某事伤害了某人的事实可能是你现在应当补偿他的充分理由。所有这些关于过去的事实都与决定我们的义务相关。但是，功利主义使过去成为不相关的，所以它似乎是有缺陷的。
我们应该同等地关心每一个人吗
功利主义道德决定性的内容是我们必须同等地对待每个人的福利——正如穆勒所说，我们必须“像一个利益无关而慈善的旁观者那样严格地公正无私”。当抽象地这样说时，这似乎是有道理的，但是其含义会让我们陷入麻烦之中。一个问题是，“同等关心”的要求对我们来说太高了；另一个问题是，它使我们的个人关系受到破坏。
功利主义要求太高的指控。试想，你在去看电影的路上，这时，有人指出，你将要花的钱可以用来给饥饿的人提供食物，或给第三世界的儿童接种疫苗。当然，那些人对食物和药品的需要程度远高于你对看布拉德?皮特(Brad Pitt ) 和安吉丽娜?朱莉(Angelina Jolie ) 的电影需要程度。所以你放弃你的娱乐，捐钱给慈善机构。但是，事情还没完。根据同样的推理，你不能买新的衣服、汽车、电脑或者数码相机。也许你还应当搬到更便宜的公寓去，毕竟，什么更重要——你的奢华享受还是孩子们拥有食物？
事实上，忠诚地坚持功利主义标准会要求你放弃你所有的资源，除非你自己的生活标准已经低于你能帮助的、最需要帮助的那些人。我们可能尊敬能够这样做的人，但是，我们不认为他们只是在履行自己的责任。相反，我们认为他们是圣人，他们的慷慨早已超过了责任的要求。我们区分道德的行为和值得赞扬而不严格要求做到的行为。（哲学家称后者为分外的行为。）功利主义似乎消除了这种区分。
但是，问题还不只是功利主义要求我们放弃我们的部分物质资源，功利主义还使我们继续自己的个人生活变得不可能。我们的生活包括赋予我们个性和意义的项目和活动。但是，要求把每件事情都隶属于公平地增进一般福利的伦理学会要求我们放弃那些努力。假设你是一个橱柜制造商，虽不富裕，但有一份舒适的生活，你有两个你很爱的孩子，周末，你喜欢参加业余剧团的表演。此外，你还对历史感兴趣，阅读了大量书籍。这有什么错呢？但以功利主义的标准来衡量，你正在导向道德上不可接受的生活。毕竟，如果你把时间花在其他方面，就会创造更多的善。
功利主义使我们的个人关系受到破坏的指控。在实践中，我们不愿意同等地对待所有的人，因为它会要求我们放弃与朋友和家庭的特殊关系。我们所有的人都会在与自己的朋友和家庭有关时深深地偏心。我们爱他们，并且全力以赴地帮助他们。对我们来说，他们不只是人类巨大家族中的成员——他们是特殊的。但所有这些，与同等地对待所有的人是不一致的。当你同等地对待所有人时，亲密、爱、喜爱以及友谊都飞到窗外去了。
对很多批评者来说，功利主义破坏我们的个人关系的事实似乎都是它最大的错误。特别是，在这一点上，功利主义似乎失去了所有的现实性。如果不再关心自己的丈夫或妻子，而是关心从未相识的陌生人，那会成什么样子？这个思想是很荒谬的，不只是它与正常的人类情感深深地相反，而且如果没有特殊的责任和义务，婚姻制度甚至会不存在。再者，如果对自己的孩子不比对陌生人有更多的爱，那会是什么样子？正如约翰?科廷汉姆（John Cottingham）所说，“在着火的大楼里，父母离开孩子去救其他人”，因为“那些人将来对一般福利的贡献更大，这样的父母不是英雄，而是道德轻视的对象，一个道德上被排斥的人”。
为功利主义辩护
这些论证加起来就成为对功利主义的压倒性的指控。这个理论乍看起来那么进步，那么符合常情，现在看来却毫无防守之力。它似乎与公平、个*利等基本的道德观念不一致，也未能考虑证明行为正当的前溯原因的地位。它使我们放弃了普通的生活，破坏了对我们具有重要意义的个人关系。并不奇怪，这些论证加在一起的分量鼓励很多哲学家放弃这一理论。
然而，很多思想家继续相信，功利主义在某些形式下仍旧是真的。在回应上述论证时，他们经常会提供三个一般性的辩护。
第一个辩护：否认结果会是善的。功利主义的第一道防线是，证明反功利主义论证所作的关于世界如何运作的假设是不真实的。关于权利、正义和前溯原因的论证采用了一个共同的策略。先描述一个事实，然后说从功利主义的观点看，要求实施某个行为——容忍去做假证、侵犯某*利或者不守诺言，然后再说这些行为是不对的。由此得出结论说，功利主义的正当概念是不可能正确的。
但是，只是在我们确实同意，被描述的行为真的将会有最好的结果的情况下，这种策略才会成功。但是，我们为什么要同意呢？在真实的世界中，在誓言的约束下却要撒谎，是不可能有好结果的。试想，在麦克克洛斯基描述的案例中，这个“功利主义者”为了制止骚乱，试图归罪于一个无辜的人。他可能不会成功，他的谎言可能被揭穿，那样的话局势甚至会比以前更糟。即使他撒谎成功了，那个真正的罪犯没有被捕，真正的罪犯就可能犯下更多的罪行。如果这个犯罪团伙后来被抓住了（这总是可能的），这个谎言将会带来更大的麻烦，人们对刑事公正体系的信任会受到破坏。这里的道德是，虽然有人可能认为（think）通过这样的行为会带来最好的结果，但人们不可能确定这一点。实际上，经验告诉我们的恰恰相反：功利不会通过陷害无辜的人得到。
在其他反功利主义论证中引用的案例也是一样。撒谎、侵犯人的权利、不守诺言和切断一个人的个人关系，所有这些都会带来坏的结果。只是在哲学家的想象中才不是这样。在真实的世界中，偷窥癖汤姆被抓起来了，与警官斯托里和他那伙人一样，而他们的受害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