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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绵山的记忆
谢朝平/支世军
历史在这里沉寂了半个多世纪
这里是太行山系支脉上的莽莽绵山。源于沁源县马跑泉的水涛沟瀑布群穿越远古的辉煌和当今的宏愿，从嶙峋苍莽的崇山峻岭中奔腾呼啸而来，奔汾河匆匆而去。
它身后那无数的奇峰怪石像一个个冷峻的历史巨人，目睹和见证着山西先贤们在此修炼成“真神真佛”的故事——春秋时，晋国大夫介之推归隐此山，成就了功不言禄、志在政治清明的千古典范。唐朝空王佛田志超积德行善，造福一方百姓，在云峰寺修成汉人成佛第一人。还有被梁武帝称为“肉身菩萨”的昙鸾，将儒、道、释三学融于净土思想，在佛教中国化的变革中作出了重大贡献……岁月流淌，洗去了无数厚重的历史。斯人远去后，唯留下绵山寺院道观的香火经久不息。晨钟暮鼓里，吟诵经咒之声悠远而绵长，给这座大山增添了许多的神奇和神秘。唐贞观年间，关中大旱，唐太宗李世民到绵山祈雨。空王佛田志超向空中泼洒淘米水，于是关中普降甘露。从此，每遇干旱，民间百姓也学着皇帝的样子上绵山祈雨。从古至今，绵山雨神总是有求必应。
山中广嗣峪那个小小的求子洞也能向世人展示一种无法解释的神奇：不孕者到此摸石求子，摸到圆石生儿，摸到扁石生女。善男信女们屡摸屡准，无不灵验……还有一个“泥菩萨”吓退日本鬼子的故事也许更能显示绵山的灵气。1942年4月，日军进剿抗日武装时，炮轰并纵火云峰寺、介公祠等寺庙，十多处千年古迹化为灰烬。鬼子兵还想捣毁庙里那些唐宋高僧的泥塑包骨真身，但当刺刀拨开泥塑外层，见到一千多年前坐化的人体筋骨不朽，衣服犹在时，鬼子兵吓得屁滚尿流而逃，此后不敢再踏进绵山半步……1942年那次，日军焚烧绵山寺庙的大火燃烧了半月之久。从此，这座红火了两千多年的圣山背负着一片残缺的记忆和一段沉重的历史暗淡沉寂了下来。沉寂得在后来的半个多世纪里竟不被世人所知。
沉寂中，山里的僧人却依然满怀希望。
1966年，被“文革”风暴“卷”到山下接受改造时，云峰寺住持悟觉大师告诉弟子：
不要悲观，用不了30年，就会有人重振绵山。
大师强调：眼下，劫数未尽，绵山还需要等待……
年近“不惑”，告别贫穷去创业
不知是绵山和尚的神机妙算还是历史的巧合，29年后的1995年，山西三佳集团董事长阎吉英真的对绵山进行了修复开发。
修复已成废墟的绵山庙宇需要很多钱。而悟觉大师当年断定会有人重振绵山时，阎吉英却正被苦难的生活追赶。
在山西三佳集团公司人事部的档案里，有这样一段记录：
阎吉英，男，1945年8月出生于介休市义安镇义安村。1964年，19岁的阎吉英担任义安大队团支部书记；1966年入党，1969年成为义安大队的民兵营长；1978年担任大队党总支委员兼第五生产队队长；遭遇“割资本主义尾巴”之后，阎吉英于1983年自己成立三佳煤化厂，由此开始了他的企业生涯……眼下，阎吉英已是身价百亿的富翁，他在人生的“麦城”里经历的那些不堪回首的往事已在人们的记忆中一天天模糊起来，正褪成一个幽幽的旧梦——这旧梦甚至让人觉得有些缺乏真实感。但自小就与阎吉英一起撒尿和泥、一起上学，后来又一起农业学大寨、一起烧焦炭创业的伙伴靳维俊说，那时，他的确一文不名。
如今，靳维俊仍清楚地记得：解放前，阎吉英家很穷，六个子女全靠父亲做些小生意和母亲没日没夜地苦干来养活。人民公社时，母亲周兰英虽然总是大队黑板报上表彰的劳动模范，但勤劳并没能改变阎家贫穷的境况，连她的围裙上也老是打满了补丁。20世纪60年代，阎吉英的父亲去世时，阎家竟然操办不起这桩白事，还是生产队砍棵树做了口棺材才让他父亲草草下葬。
日军焚烧后残存下来的绵山寺院
因为穷，阎吉英只读了五年半书就辍学了。后来结婚时，阎吉英的新房是解放初从地主老财那里分得的一间半马夫房。山西人结婚历来讲究聘礼和室内家具等排场，但阎吉英那时不敢也无法讲究，给妻子家没有聘礼不说，他的新房里唯一的家具也只是把一张小桌改造成了小柜用于存放不多的几件破衣。炕上家家户户都会必备的油布买不起，他就用白灰把炕抹平贴上牛皮纸，再画上画来对付……在大队和生产队为“官”20年，阎吉英的日子也从来没有轻松过。义安大队第五生产队的近千亩地全是“春天白茫茫，秋天水汪汪，守着大片地，就是不打粮”
的盐碱地，每年春节前后，生产队的五百多号人就开始闹粮荒了，在小麦收割前的四五个月里，全凭向外借贷度日。
曾担任过绵山镇冀家庄大队党支书的李金锁说：“1964年，在义安大队当团支部书记时，阎吉英就一直在本生产队包队，社员们没粮吃了，他就赶着马车到我们大队来借粮。6月，麦子收割了再赶着马车把麦子送到镇里的粮站抵冀家庄大队的统购粮任务。”
为了借粮，阎吉英煞费苦心——经常无偿地帮借粮生产队的队长们干私活，经常用家里本来就入不敷出的钱粮给人送情，他甚至不辞辛劳地跑到内蒙古贩马回来提供给肯借粮的友好生产队使用。这些方式虽使他感到“缺少尊严”，但他仍不得不以这种方式“笼络”周边关系。
问题是，有人不认可他的忍辱负重。大队领导警告说，阎吉英，你这是搞歪门邪道呐！
1978年，担任义安大队党总支委员兼第五生产队队长之后，阎吉英的“歪门邪道”越来越多——他组织马车队运煤给生产队赚钱，他让生产队的社员到义安火车站装卸货物给集体增加收入，他买拖拉机耕地，腾出人手到城里搞副业，最后，还干脆用赚来的钱买了五辆汽车跑运输……这些举措使得第五生产队的劳动日一下达到了1.2元上下。而此时，其他生产队的劳动日还只有几分几毛钱。
他因此没能逃脱能人遭受嫉贤妒能的宿命。那些年，他越是干得好，那“木秀于林，风必摧之，行高于人，众必非之”的攻击也就愈加猛烈。在大队当会计的朋友靳维俊隔三岔五就会给阎吉英通风报信，“悠着点吧，别人又在告你搞资本主义了！”
那是一个“宁长社会主义草，不要资本主义苗”的思潮仍然很有市场的年代，不管是谁，一旦沾上“资本主义”后果都会很严重。公社每年的整党整风运动，阎吉英少不了都会被“运动”一番。
但他依旧不思悔改。他瞄上了炼土焦。他在盘算：一吨煤才二三十元，炼成一吨焦炭就有40元左右的利润，比到火车站搞装卸划算多了！
但这“划算”的买卖没做多久，他的政治生涯也就到头了——有人怀疑，“给集体干事他凭什么劲头那么大，是不是想贪污？”
阎家从来就有着老实做事，清白做人的家风，这样的怀疑简直就是对他家门和人格的侮辱。阎吉英觉得自己“可杀不可辱”，一怒之下，他挂印辞职，开始了自己的创业生涯。
那是1983年4月，阎吉英年近“不惑”。
对于“不惑”之说，阎吉英并不认可。后来，他给人重复自己的创业故事时多次强调，“38岁那年，我迎来了改革开放的好政策。”
当时政策虽好，阎吉英却没有什么创业资本。
但他有人心。后来成为三佳集团总经理的王建镇来了，靳维俊辞去了舒适而又握有实权的大队会计愿意跟随他炼焦，驾驶技术不错的李爱国愿意给阎吉英开车跑腿，李士海、乔启辉等七八个村民也都愿意跟随阎吉英创业谋生。
这支想创业谋生的队伍出师不利——大队干部不准阎吉英在义安的土地上“搞资本主义”。好在阎吉英人缘好，村南10里外的连福镇大许村给了他一块荒地炼焦。
没有资金，可他同很多煤矿有交情，不付款就赊来了煤炭。那时炼焦炭还不知啥叫环境污染，炼土焦技术含量也低，不需要机器，也不必盖厂房，在空地里挖个坑，把煤炭堆成蒙古包状就可以点火生产，然后在滚滚浓烟中烧上七八天，再往“蒙古包”上猛浇冷水，焦炭就可以卖钱了。
阎吉英炼出的土焦一车车销往外地时，嫉恨者也在暗地里撂下狠话：不能让这个搞资本主义的人赚钱！
1984年年初，“要把阎吉英赶出大许村”的风声越来越紧。冥冥之中，似有神灵保佑，就在快被人驱逐出境时，阎吉英无意间听到了几里外的三佳乡有一块荒地没有人愿意承包的消息。他觉得奇怪，就带着靳维俊、李爱国等人去看个究竟。原来，三佳乡所谓的荒地其实是一座40亩的水库，名为水库却又蓄不了水也不能种庄稼，唯有蓬蒿疯长，荒草萋萋。草丛间，饥饿的老鼠、麻雀在白花花的盐碱地里从容地觅食，寻找着昔日那些苍凉的记忆。
在水库里放牛的老农告诉阎吉英：这块荒地的承包条件是一年向乡政府上交2000斤高粱和500元人民币。
阎吉英听后眼前一亮：在良田密集的地方，炼焦释放的高温和污染会影响周边庄稼，这块周围无人无田的不毛之地用来炼焦实在合适不过！
他当即决定去与三佳乡的乡长王维信商谈承包事宜。怕因自己人太寒酸而弄砸了承包的事情，阎吉英专门进城给同去的靳维俊、李爱国买了身新衣服，还把大家脚上的布鞋统统换成皮鞋才走进了乡长的办公室。
乡长王维信很爽快，表示欢迎并支持阎吉英到三佳乡创业。阎吉英也快人快语，说，“我需要的支持必须是长久的。至于承包费不成问题，我可以一年给乡政府交5万元……”
原本指望让那个荒凉的水库种上庄稼能有点人气，免得一片白茫茫的盐碱地影响三佳乡的形象，不想这个不毛之地的承包标底由2000斤高粱和500元钱一下蹿升到5万元的真金白银，简直就是天上掉下了个大馅饼，王维信等乡干部自是喜不自禁。但高兴之余又觉得这意外之财来得有些不踏实——5万元给乡里的30多个干部发两年工资都还用不完，到时阎吉英交得起吗？
阎吉英似乎看出了乡长的心思，主动挑破说：“要是不放心，我们就先签合同吧。”
合同签了。人们对阎吉英也有了新的评价：傻帽！
阎吉英心里却明白：自己并不傻。义安村不待见自己，到大许村又使别人为难，没有固定的根据地谈何创业？三佳乡政府能让一个外乡人长久承包那片荒地已是大恩大德了，还计较什么承包费的多少！
阎吉英的三佳煤化厂在荒芜寂寥的水库边开张了。12座土焦炉一字排开，40亩荒滩火苗跳跃。在土焦炉间忙前忙后的阎吉英当时可能没有意识道：“焦炭大王”
和“焦都”的历史已经由此开始书写，此后，他的经历将成为神话、成为传奇，他将是神话和传奇中的亿万富翁……日后的亿万富翁开张时只有700元钱，是从二姐夫梁树信处借来的。
企业的道德良心问题
开张大吉。一年下来，三佳煤化厂虽然没有赚到很多，但也算收获了创业的第一桶金。为了让支持自己创业的乡干部们在人前人后说得起话，阎吉英除按合同给三佳乡政府交足5万元外，还另外多交了2万元。
这次，乡干部们又犯嘀咕了：这阎吉英难道真是个商界“另类”？
更“另类”的是，在并没谁要求他阎吉英环保时，他却主动找到乡长王维信谈污染治理，谈炼焦的技术改造。1984年年初，还从四川的威远县弄回12座比较环保的“萍乡”炼焦炉，有效控制了炼焦的黑烟和污染物排放。
这样的事情改变了阎吉英“另类”的形象，乡长王维信在大会上说，芸芸晋商之中，敢于把良心掏出来见人的，一定有阎吉英。
这种表彰并未减轻阎吉英内心的焦急。当时，介休的很多农民都炼起了土焦，到处浓烟滚滚，遮天蔽日。直线上升的产量使介休从此有了中国“焦都”之称，乌烟瘴气也给“焦都”带来了严重的污染。三佳集团公司副总经理杜国华至今还记得人们那些调侃中的埋怨：“卫星在天上看不到介休，介休的麻雀和鸽子全都是黑的……”
这样的说法也许有些夸张，但介休人硅肺病严重，有一年征兵时，某镇体检竟没有一个青年身体合格的事实却真实得令人震惊。
阎吉英不安了。强烈的责任感使他意识到，改变环境污染，自己应该有所担当。
但一个企业所能做的，也只能是从自己做起，从炼焦的技术改革做起，以求影响带动更多的炼焦企业加入环保的队伍。
从1984年开始，阎吉英一直没有停止过炼焦的技改，与一帮技术人员对萍乡炉升级改造，成功研制出了“倒焰炉”，并增加了89型炉盖。这一技术改造的结果得到了环境监测部门的好评：“与同类型改造后的萍乡炉相比，相对污染物排放量大为减少，环境质量明显提高。”
阎吉英还是不满意。他发现，机焦生产中，装煤、出焦时污染物的排放量占到了整个焦化生产过程污染物排放总量的70%以上。他把技术小组的人召集起来说，这萍乡炉还得改造。有人想不通了，低声嘀咕道：“别人炼土焦照样挣大钱，我们的萍乡炉已改造好几次了，还折腾个啥？”
平时豁达的阎吉英在这样的问题上却非常较真，他朝“嘀咕”的人吼道：“炼焦的烟气你不觉得呛，你老婆孩子难道也不觉得呛？为人要讲道德良心，光顾自己挣钱，不管别人死活，不要说党性，就连道德良心也谈不上！”
为了自己和企业的道德良心，他安排工程师出身的宋维杰，“技术改造的事情没商量，你来当技术改造的攻关组长。什么时候改造好了什么时候调换你的工作。”
后来，宋维杰回忆说，一次又一次的实验都宣告失败，眼看着大把大把的钱打了水漂，我心里也急啊。老总却安慰我，钱的事你们不用操心！
但试验老不成功，阎吉英也不耐烦了，“宋维杰，你要是干不了，就让别人干吧！”
有时，他还朝自己发火，“人家能造原子弹，能让卫星上天，我们这些人难道连个不冒烟的炉子都搞不出来？”
那些日子里，阎吉英经常睡不着觉，也不让技术攻关小组的人睡觉，研究讨论，讨论研究，天天折腾到半夜三更。
学历不高的阎吉英爱看书，做什么工作就看什么书虽有些临时抱佛脚，但在焦炉改造时，他在现炒现卖的学习中琢磨出的那些技术也还真令宋维杰等工程师佩服不已。宋维杰说：“在炉子上竖一排铁皮烟囱，让污染集中排放集中治理，就是老总的主意。把窑跟窑连在一起，解决点火的问题，也是老总的想法。”
在投资7500万元，历经6年技改之后，1996年，SJ-96型热回收热电联产炼焦机终于顺利通过山西省科技厅、环保局和省经贸委组织的技术验收，填补了山西省无主导焦炉的空白历史。
三佳的SJ-96炼焦机在保护环境的同时也提升了生产规模和产品质量。销往首钢、太钢等大钢铁厂的焦煤都成了免检产品。
在媒体欢呼声四起之时，阎吉英却套用一位伟人的话说：“三佳尚未成功，兄弟们还需努力！”
　　永不满足的阎吉英常做些别人不敢想更不敢做的事情：在山西，他第一个引进减少污染的“萍乡炉”；第一个以个体企业的身份在铁路系统开户，拥有了自备火车；第一家确立环保生产指导思想，自行成功研制环保除烟设施；第一家成为民营中外合资企业；后来，又第一个投身旅游开发。不过，有些事都是后话，暂且不提。
需要强调的是，SJ-96型炼焦机技改成功后，三佳的焦炭生产量不断加大，国内焦炭市场却日渐低迷。此时，阎吉英开始寻找海外合作伙伴。他在介休、太原、北京之间穿梭般地跑来跑去，在与美国人合作失败后又要去德国寻找合作伙伴。这次，连市里的一领导都不相信了，“阎吉英能跑成与外国人合作的事？”
他淡淡一笑，宠辱不惊。
1991年10月，阎吉英带着本公司的考察团抵达德国波恩市。此次波恩之行非常不顺。当时，中国焦炭生产行业在国际市场上名声很糟糕，高傲的欧洲人认为，中国人根本就不会炼焦，尤其像阎吉英这种农民出身的企业家大概只会炼“垃圾焦”。
“垃圾焦”的阴影从一开始就笼罩着三佳与德国人谈判的进程，不管考察团的人怎样底气十足地宣称三佳的焦炭在中国是免检产品，是国内首钢太钢等大型钢厂的炼钢用焦，但优越感非常不错的德国人一边嚼口香糖一边不屑一顾地问：“合作？
和你们？”
英德国际贸易进出口公司总经理保罗·格林的表达则更加毫不隐晦，他耸耸肩，双手一摊对阎吉英说：“阎先生，非常遗憾，中国的垃圾焦太可怕了！要买你们的焦炭，我实在不敢在合同上签字。”
这种无端的贬损几乎使自尊心极强的阎吉英终止谈判。但他又觉得，德国人贬低的不止是三佳的焦炭，而是在侮辱中国企业的形象。那一刻，阎吉英只有一个念头：要为荣誉而战，要用三佳的产品质量维护中国企业的声誉！
主意既定，阎吉英不露声色地向德国人显示中国企业家的商场豪气，“保罗·格林先生，我可先运一批焦炭来让你们试用，产品质量不过关，我不但一分钱不收，连处理不合格焦炭的费用也由我付！”
自己不担任何风险，德国人当然同意试用。
与德国人约好之后，阎吉英在波恩住下来，耐心地等待德国人按部就班地去考察、鉴定、试用三佳的焦炭。严格地“试用”完成后，德国人的优越感和惯有的居高临下没有了，他们冲着阎吉英竖起拇指，“阎，你的三佳OK！”后来，阎吉英才知道，德国人之所以认为“三佳OK”，是因为三佳的三级焦比他们国家的一级焦都好。
当初“不敢”在合同上签字的德方总经理保罗·格林先生主动向三佳伸出了橄榄枝。谈判后，德国人毫不犹豫地在那份有“英德国际贸易进出口公司出资1075万元，三佳出资3224.5万元，共同成立山西三佳煤化有限公司，由阎吉英出任董事长兼总经理。三佳每年向德方出口20万吨焦炭，连续供货10年”等条款的合同上签字。
那之后，欧洲人不再提什么“中国垃圾焦”。1993年，德国蒂森钢铁公司和丹麦曼内斯曼钢铁公司分别把欧洲商业界对合作伙伴给予最重要奖项的“质量奖杯”
颁发给了三佳煤化公司。1999年和2000年，在美国举行的第58届制钢大会和第59届国际生铁大会上，三佳公司被接纳为国际制钢协会会员。欧洲人称三佳“开创了炼焦业的新纪元”。
良好的声誉为三佳不断赢得合作伙伴，满载三佳产品的货轮在大西洋、太平洋上川流不息，忙碌地奔波于德国、法国、美国、日本等多个国家。到1995年，三佳年出口焦炭48万吨，创汇4100万美元，实现利税4500万元。至此，“焦炭大王”
再一次用太阳的颜色点燃了沉甸甸的辉煌，使滚滚东去的汾河上空增加了一个新的亮点，使气势非凡的绵山从此有了新的高度……阎吉英并未就此止步，他建集洗选、炼焦为一体的生产线，建办公楼，还成立三佳学社，办起了医学班和煤炭化工班，高薪从太原的山西大学、太原工业大学请来教授培养自己的人才队伍。这些人才使三佳集团很快拥有了自己的医院，一部分成为了三佳焦化生产的中坚。特别是在介休开展“先富带后富”时，那批人才更是大显身手。
当时，介休市很多中小型焦化厂因为各种因素而面临着倒闭的危机。1995年9月，原介休市市长张怀文要阎吉英帮扶25家中小型焦化企业。历来就喜欢扶危帮困的阎吉英毫不犹豫就让公司注入3000余万元作为25家企业的启动资金，并派出三佳学社培养的那些焦化人才指导帮助炼焦技术改造。很快，那些原来只能生产三级焦的工厂产出了一级冶金焦。接着，阎吉英又让三佳的营销部门协助其扩大销售……25家企业被救活了，阎吉英却落得个“人财两空”——那些支援的技术力量被自己扶持的企业“扣留”了，三佳的市场被那些活过来的企业占领了，那3000万的扶困启动资金当然更是有去无回。
对此，媒体评价说，三佳扶危帮困，先富带后富，在尽三佳的道义和责任的同时，也展示了一个企业良好的素质和胸怀。
当人们正为这种“素质和胸怀”感动不已时，“焦炭大王”却以完美的姿态谢幕，潇洒地退出山西焦化的舞台，转身进入了有机硅领域——2007年，随着年产6万吨有机硅的实现，三佳集团迈出了转型发展战略性的一步。接着，三佳在内蒙古广袤的沙漠上建设工业硅厂，同时大举开发硅矿……三佳集团的不断发展也不断给阎吉英带来荣誉：山西省第九届、第十届人大代表；入选“全球100佳晋商”；获得了“功勋企业家”、山西省特级劳动模范、山西省乡镇企业十大新闻人物等荣誉称号；获山西省产业结构调整突出贡献企业家等奖项；地球理事会还授予他“领导才能与成就奖”……“救救绵山！”
《绵山志》载：1991年11月，山西省宗教事务管理局拨款22万元，在绵山云峰寺原址上复建空王殿。复建进行一半，拨款告罄，三佳公司赞助20万元，复建工程于1992年8月圆满竣工。
当时，20万元的赞助对于三佳公司真正是不足挂齿的区区小事。但复建工程竣工时，市领导说，你们公司赞助了钱，还是参加一下剪彩吧。碍于情面，阎吉英去了绵山。
走进绵山，阎吉英再次走进了那段他早就烂熟于胸的历史。
介休原名定阳县。公元前655年，晋国内乱，大夫介之推随后来成为“春秋五霸”之一的晋文公重耳逃亡时忠心耿耿，他甚至从大腿上割肉奉君。重耳感动，问：
“我若返国称王，您要什么封赏？”介之推说：“我不要封赏，只求您能做一位清明的国君。”
后来，重耳果然成就霸业。
从臣狐偃等人纷纷以要挟手段请赏。介之推却冷眼看尽繁华，不留恋功名利禄，在封赏前夕悄然跨出尔虞我诈的仕途之门，携母隐居于绵山的山光水色之中。
晋文公亲临绵山求访，介之推母子不出。晋文公便令三面放火烧山，希望逼出介之推受封。
奸臣狐偃却暗中四面放火，致介之推母子葬身火海。晋文公为此懊悔不已，于是封绵山为“介山”、封定阳县为“介休”县——即介之推休息之地。恐再有烟火烧到之推，晋文公令举国禁烟火三月，只吃冷食。次年，晋文公上绵山祭扫，发现介之推墓旁被烧死的柳树居然复活，便折下几枝盘戴头上。想起介之推曾经希望他做一位清明国君，晋文公遂将柳树赐名“清明柳”，当日赐为“清明节”。
因一高洁之士，三晋大地有了以县（市）铭记，以山铭记，以节铭记，以俗铭记的历史。寒食节、清明节由此延续，2640多年经久不衰。2008年，国务院把源于绵山的寒食、清明节定为了国家法定节假日，同时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绵山的这段历史在阎吉英心中永远都是一种骄傲。当小学生时，他就计算过：
当老子瞑目苦思着《道德经》之时，当孔子周游列国传播他的儒家学说之时，介之推的大道思想早在距其150多年前就传遍四方，深入人心。而纪念介之推的清明节、寒食节更比纪念屈原的端午节早358年。特别是介之推对功名利禄鄙弃的那种“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民族精神，更使阎吉英觉得，承载、凝聚三佳集团公司董事长阎吉英和着名作家冯骥才在介之推墓前祭奠一个民族文化血脉和思想精华的绵山就是一座圣山……但1992年的绵山之行，曾引以为豪的圣山却在阎吉英心中泛起了深深的失落与凄凉——4月，正是空王佛田志超的生日，春寒料峭的凄风苦雨中，源源不断的信男善女诚惶诚恐地在崎岖蜿蜒的羊肠小道上磕着等身头前行，最后拥挤在日本鬼子留下的残垣断壁间磕头烧香。
这样的镜头在烙进阎吉英脑海的那一瞬间，悲壮和悲痛都是巨大的。他分明感觉到：日军五十多年前那把罪恶的大火之后，有着两千多年历史的古老文明正在绵山的沉寂中悄然消失。
1988年，介休市就出台文件开发绵山。1992年年初，市人大又发文鼓励民间开发。无奈，已习惯在煤矿里一锄挖个金娃娃的老板们响应寥寥。
那次绵山剪彩时，市长张怀文又不失时机地动员阎吉英参与绵山开发。当时，国际焦炭市场风起云涌，三佳公司正忙于进入市场，公司资金虽并不宽裕，但阎吉英毫不犹豫地表示：先赞助200万修复大罗宫的道教建筑群。他喃喃地解释说：朝山的人都集中在云峰寺太挤了，有两个地方，也好把烧香的人分散一下，让老乡们进香时能多个遮风避雨的地方……1995年年初，三佳已在国际焦炭市场牢牢站稳，良好的市场为三佳聚集起了巨大的资本，这笔庞大的资本该怎样投资？
当时，很多热门投资频频向三佳招手：到瑞典发展钢铁产业；到陕西开发油田；最不济也可以承包晋城到长治的高速公路或投资暴利的房地产市场。
阎吉英却放不下绵山。灵魂的缆绳已把一段历史牢牢套住——日本人留下的那一堆堆残垣断壁成了他挥之不去的噩梦，噩梦中，他仿佛听见废墟下那些包骨真身的先贤们在痛苦呻吟的同时是怎样伤心地责骂“见死不救”的不肖子孙。他仿佛看见，一个遥远的地方，有无数人正向自己投来嘲笑的目光：聚集大量财富的晋商，怎么还不能医治好一座圣山半个多世纪前留下的创伤？
那个遥远的地方是德国的波恩。在德国考察的几个月里，阎吉英几乎踏遍了波恩的每个角落。这个2000多年前几乎与绵山同时辉煌的文化古城也有着与绵山一样不幸的历史命运：公元1世纪初，罗马军团的铁骑曾踏碎过莱茵河岸边那些漂亮的家园。后来，被法国占领后，市内那些诸如亚历山大·科林博物馆，古老的波恩大学，被视为波恩象征的市中心大教堂等古老建筑都曾毁于战火，建于700年以前的波恩市政厅还曾两次遭到战争严重破坏。但每次战后，波恩人都及时对其进行了修复，将那些古老沧桑的面孔融入现代城市绚丽缤纷的花草丛中。
而绵山，50多年前那把战火给绵山造成的伤害还没有平复，1993年4月的一场烧了6天的大火又烧毁600多亩森林，山上残存的一些古建筑也被付之一炬……绵山面临的严峻现实还不仅仅如此。
因地域和利益分配的关系，绵山的管理自解放以来就十分尴尬：绵山地底下的资源及地面的文物、庙宇归介休市管，而山上一草一木的管理权都属于数十公里外的太岳林业局。这种畸形的管理方式给山下那些贫困的村民带来了“致富”的机会。
曾任冀家庄村党支书后来成为绵山绿化负责人的李金锁说，早些年，当地老百姓靠山吃山，经常“腰别一把斧，上山去砍树”。特别是秋收后，一天至少有300人在绵山砍树。
他承认，“连我这个村党支书都参与砍树。我们砍树盖房子，砍树卖钱解决油盐酱醋。砍过树，再把牛羊放进山里。负责管理山上树木的太岳林业局鞭长莫及，把我们根本没办法。”
鞭长莫及的太岳林业局在一份报告中惊呼：至1994年，绵山的森林覆盖率由98%锐减至68%！
这种局面使绵山森林管理的“局外人”介休市政府着急了，1995年，市里出台了“谁开发、谁投资、谁管理、谁收益”的政策。曾率3000多人在绵山苦战6天才扑灭1993年那场大火的市长张怀文在会上痛心疾首地呼吁：救救绵山，还我青山绿水！
市长的呼吁再次惊醒了阎吉英心灵深处的那个噩梦。他向市里表示：自己愿出资开发绵山。
他的表态遭到了抵制。先是来自家庭——家人和亲友劝阎吉英“不要脑袋发热”，直“劝”得阎吉英不敢回家。接着，这种劝告蔓延到了公司——他召集“有关人员”
开了六次会，前五次都有人反对，最多的时候，13人参会就有8人反对。不但公司上层反对，就连职工也议论纷纷：“老总咋的啦？是不是钱多得没处撂了！”
“绵山只有毛驴才上得去，怎么开发呀？”
“几个寺庙破破烂烂，有啥好开发的？”
有人甚至预言：开发绵山就是往无底洞里扔钱，撂多少钱进去也会连个响都没有！
三佳公司是独资公司，对重大问题，阎吉英有绝对的决断权。但他一向民主，遇到有反对意见的事，他总是不厌其烦地同大家研讨商榷。见大家对投资绵山不理解，他循循善诱地给大家提了很多问题：“几十年还不能消除鬼子制造的灾难，不怕别人笑话我们？”“群众烧香连个遮风避雨的地方也没有，作为当地企业，于心何忍？”“如果绵山的树被砍光，环境遭到破坏，怎么向我们的后人交代……”
当然，他也讲企业的利益。“三佳的6000多员工2万多家属要吃饭要生存，所以，我们不能只是‘君子言义不言利’。我们崇尚宗教文化，主观上是用民营资本修复与企业风马牛不相及的庙宇道观，但客观上，这些庙宇道观却是极富魅力的旅游景点。在寺庙的香火重新旺盛之时，三佳集团也会在旅游的利益中获利……”
发人深省的呵问直击心灵，与会者听得如鸡啄米。他们终于明白：“拯救绵山，也是在拯救我们自己。”
1995年4月，三佳公司的19个“元老”扛着土豆、面粉和锅碗瓢盆踏荒而来，叩开了绵山紧闭的历史，用拓荒者的欢声笑语冲走了这片山地的寂寥。
　　后来，阎吉英在一篇文章中记述说：那是一段艰辛而富有乐趣的时光。我和绵山工程指挥部的总指挥孔繁富、工程建筑部部长王建安等十多人几乎踏遍了绵山的75平方公里，齐心协力地把埋在地下的文物和山里的遗址清理出来，再详细做好记录……阎吉英和“元老”们记录下了他们顺着绳索爬上悬崖看到那块“大唐汾州抱腹寺碑”时的欣喜若狂；记录下了在龙头寺、云峰寺、大罗殿等寺庙前的思古之情；也记录了在风景如画的水涛沟，在悬垂于绝壁终年泉水叮咚的圣乳泉下，在仙山妙境的南天门前的指点江山……阎吉英不愧为精明的晋商，他懂得历史的价值，懂得风景的价值，更懂得一座风景如画的名山和一种古老文明结合在一起后的价值。每到一处，他都以旅游家的眼光去发现景点，把这些景点楔入绵山人文历史和自然景色之中后，再以商人的“灵感”去捕捉这些景点在绵山开发修复中的分量。面对一堆堆废墟和满山的累累伤痕，他总能幻想出日后香火缭绕、游人如织的情景。他兴奋地告诉“元老”们，“等着瞧吧，用不了几年，这里就会热闹非凡……”
对美好未来的憧憬并未能冲淡阎吉英与他的“元老”们初上绵山时的艰苦。如今担任绵山文化院院长的丁庆昌对当时生活的艰难记忆犹新。“无处住，睡觉的地方冻一寸厚的冰。馍馍蒸不熟。吃水非常困难，距云峰寺一公里有个一锅泉，早上能挑三担水就并没有了，要第二天才又能挑三担水。还需要用水，就只有穿过哀号坡，到七里地外的水涛沟挑水了。”
三佳集团公司副总经理杜国华是绵山开发的“后来人”，他曾听“元老”们讲，“山上没有路，就用刀砍。用水桶熬稀饭，馒头就咸菜，席地而坐，有时，阎总从家里带来牛肉分给大家算是加餐。”
而公司总经理王建镇印象最深的是，“那次去的都是爷们儿，炒菜时切的土豆丝比筷子还粗……”
介入1995年的那次考察的还有云峰寺住持历正禅师。历正8岁上山，“文革”
刚开始，他和师傅悟觉就被赶到山下，“文革”结束，又才回到了绵山。1995年，历正已是年过八旬的耄耋老人，这个随时都可能从生命出局的僧人听说三佳公司开发绵山，喜不自禁，拄着拐杖，给大家指绵山庙宇的位置，帮助绘制图形。
还先贤之尊，给漂泊的神灵安个家
1997年春天，修复开发的队伍刚开进绵山，便遇上一群“狙击者”——三佳公司不准砍树，还不准放牛羊，断了财路的村民们在一个“为民请命”的村干部带领下责问阎吉英，“山是我们的山，水是我们的水，凭什么你来修复开发？”为了缓解矛盾，三佳以损失自己的利益换取农民不进山砍树——绵山的景观由三佳公司恢复，旅游门票却由当地农民去卖去用，一直到2000年才收回卖票权。有人不愿丢掉这笔丰厚的收入，于是组织100多号人把三佳公司的保安蒙住头一顿暴打，以泄其愤。
三佳公司保住了绵山的树木，当初对农民砍树束手无策的太岳林业局却找阎吉英理论说，介休市只有管理庙宇道观和地下资源的权利，你们公司开发修路时会毁坏草木，你们在林区煮饭有火灾隐患。要么停止施工，要么赔偿损失。没有得到“赔偿”，状就一直从太原告到了北京，2005年，得到一大笔“赔偿”事情才算有了了结。
针对仍有村民悄悄进山砍树和开发中需要大量民工的情况，阎吉英找到冀家庄村当年曾帮他借粮的村支书李金锁，“李书记，来给三佳公司当公关部长吧。”
李金锁一听乐了，“我平时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社会上也没有什么关系，我能当啥公关部长？”
“但你是村支书，在村里一呼百应，让你当部长，就是要你帮我去攻那些悄悄砍树村民的关。另外帮我们的开发组织些劳力。”
李金锁的公关部长当得很称职，他不但组织本村村民去阎吉英那里干活，还动员长寿村、南槐志、北槐志等村的人往山上运东西挣钱。
一个叫李志的村民当年曾在绵山开发时搞过搬运，他说，阎吉英为人仗义大方，给的运费很高。
前期的开发中，搬运的工资的确很高。因当时既无路也无电，修复所用的砖、瓦、木料、钢材要沿南槐志14华里崎岖小路人扛马拉上山，搅拌机、空压机、发电机更是要大卸八块往山上搬。8分钱一匹的砖运到云峰寺变成1.26元，运一斤水泥上山两毛钱。每天需20人去几里外的水涛沟挑水到云峰寺，每挑一担水8元，一个人一天能挑50元，运砖的一天能挣100元。南槐志村一村民买一二手摩托三轮车运水，一个月挣1000多元——那时，机关干部一月才200元左右。
那是山下村民积极性最高的一个时期。每天天不亮，山下几个村的灯都会早早地亮起，接着，大家吆三喝四地集中到山下的山神庙，有骡驴牛马的就让牲口代力，没有牲口的就自己装满货物往山上或背或扛。一时间，狭窄的山路上人来人往，马嘶驴叫，好不繁忙热闹。
这条繁忙的运输线也充满危险。因道路太窄太险，只容得下一人通过，下山的人遇到上山负重的人或牲口，就主动让到旁边待其通过再走。其间，常有牲口累倒，还有驴、马掉下山涧，其状十分惨烈……按三佳公司当初的计划，只投资2000万元，把云峰寺、大罗殿等几个主要庙宇修复好，这样，既可以还先贤之尊，给漂泊几十年的神灵安个家，又可以让老百姓上山烧香时有个遮风避雨之地。
经商的风云变幻不是平常人想象得到的，就连阎吉英也并未能意识到，自己所从事的修复开发竟是一个填不满的窟窿。修复了云峰寺、大罗殿，又觉得介公庙、正果寺等寺庙也该修复，修复了寺庙又觉得天桥、南天门、抱腹岩铁索岭等标志性建筑该修复。这样，越修越多，越修越远，修复量越来越大。绵山风景区导游部副经理徐晓婷是2000年后加盟三佳集团的，她说，自己一进公司就见证了绵山的修复资金是怎样越投越多——原计划2000万，接着增加至几个亿，后来工程搞到七八个亿，公司决心无论如何也要打住时没能打住，到目前，投入开发绵山的资金已达20多个亿。已恢复了十四大景区，360多个景点……当修复规模一再扩大时，三佳公司的决策者们合计，无论如何都应修一条进山的公路了。
先是修山神庙加油站到龙头寺的7公里，然后又修通了龙头寺至云峰寺的九里十八弯，接着，再向后山的水涛沟挺进。工人们手擎风钻，一寸一寸地掘，一镐一镐地凿，一锨一锨地挖。路面出来了，推土机、装载机、破石机等大型机具一齐出动向前推进，在悬崖里边拓宽一点，再把悬崖边上补一块，下边做库房或职工的宿舍，上面通车。有的地方实在没办法拓宽就打山洞，开始时是人工在坚硬的岩石上一锤一锤地凿，进展非常缓慢，在打栖贤谷的象鼻洞时，跟一个四川人学会了使用炸药，以后在开凿紫云洞、兔桥洞等几个山洞时使用这一技术，工期大大缩短。
随着公路的抢通，庙宇道观的修复进程也在加速进行。阎吉英一再给各个工程强调他的修复原则：给先贤们安家不能抠抠掐掐，要舍得花钱，修复的建筑要大气，要有当地特色。
望峰门、云峰寺、一斗泉的一条街、大罗殿的三清殿，按原来照片或其他资料记载的样子修复好后，一看规模、样式不大气，阎吉英毫不犹豫地大手一挥：拆掉重修！重修的一条街上，加修了邀月楼等建筑。阎吉英看后这才点头说：这回才像那么回事嘛！
阎吉英强调的大气在大罗殿的修复上得到了充分显示。大罗宫依狮子山而建，整体建筑共十三层，高110余米，建筑面积达三万多平方米。整个修复耗资1.7亿。修复后的大殿青墙金瓦、画栋雕梁、层楼迭阁、气势宏伟。殿内还存有300平方米全国百位名家题写的《道德经》木刻，木板是从国外进口的红木，单红木木板的造价就在每平方米3000多元。殿内还存有300平方米的布画，艺术水平之高，收藏价值之高，都是全国一绝。
一斗泉的天桥栈道是一千多年前修筑在悬崖绝壁上的古栈道，原来未连通，为了使天桥景观更加壮观，修复时耗资一个多亿，连通了东西两端，形成了悬于危岩，上离峰顶80余米，下距沟底300余米，长500米的天桥栈道。
正果寺原来只有少林寺塔林那么小的塔子，2008年动工，3年后建成，修复后的正果寺灵应塔明七暗九层，高69米，高出寺后的山峰，甚是巍峨壮观，是我国高山寺院中最高的佛塔。塔里边供奉着十多尊坐化千余年后依然保持身体金刚不坏，筋骨不断，灵气不散的包骨真身。
介神庙从1999年修到2005年，原来的庙宇位于栖贤谷的上方一个小洞里，只有5间狭窄的小房子。修复时，阎吉英说：介公是千古先贤，这么个小庙太憋屈他，把庙建得宽敞点吧。
此后的几年间，在介庙的石窟里，一群群石匠挥动着铁锤和錾子凿开了一个感天动地的故事，凿开了一段圣洁的伤感，让介之推和他周围的人物穿越了千年的风雨扑面而来——洞内，两个直径五米的大石柱顶着高18米，深28米，宽30米的巨形石窟，供奉着介之推、介母、解张三尊高11米的塑像，崖壁和两根大柱上采用高浮雕和浅浮雕相结合的雕刻技艺将介之推的生平、流亡、隐居、羽化等过程一一展现，整座大殿庄严肃穆，宏伟壮丽，令人肃然起敬。
提到这些工程，三佳公司副总经理杜国华滔滔不绝，如数家珍，他忘不了工程建设那热火朝天的场面，“两三千人投入了修复，光我们公司在绵山的管理人员就去了300多人，3个工程处，每个处又分3个组，一个后勤处。从龙头寺到云峰寺沿途都有食堂，为了慰劳在山里艰苦奋斗的公司人员，阎董事长决定，凡公司的人吃饭不交钱，白吃。”
杜国华以骄傲的口吻回忆着三佳公司在绵山干的那些值得骄傲的事情：“大罗殿1998年12月开始，1999年1月主体工程完工，三个月完成，一月一层。不分白天晚上，大家累得干着活都会睡着。”
1995年至2001年，龙头寺、云峰寺的工程基本完工，到2005年，沿途的四海龙王殿、五龙殿、三方阁、妈祖殿、文殊殿等修复工程完成。
接着，开始修建那些蔚为壮观的山洞电梯和上山的缆车——进入30余丈的清风洞再乘坐180米高的山洞式电梯通往后山的正果寺；栖贤谷山洞电梯长168米，大罗宫电梯60米，云峰墅苑观光电梯75米；龙脊岭缆车斜长449米，从山下到山顶约7分钟，介公岭缆车两站间斜长593米，上山约需10分钟……参观过绵山的修复工程后，前国家旅游局规划发展与财务司司长魏小安赞不绝口，“大罗宫是中国最大的道教宫殿，堪称天下第一道观，可与布达拉宫媲美。”对介公庙，魏小安说：“这是我看到的中国目前最大气最壮观最漂亮的石窟神庙！”
时任湖南省委书记的杨正午考察过后也连连称赞：“绵山修复开发具有一定的前瞻性、方向性，建筑的大气在全国范围内都可圈可点，值得湖南好好学习。”
有人却认为：绵山建筑大多是新的，景观也是人造的。
这其实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绵山旧的庙宇道观都让日本人烧了，要追求纯古的建筑，绵山就无法修复。阎吉英告诉那些“纯古追求者”，“现在的旧东西，就是古时候的新东西，现在的新东西，就是未来的旧东西，没有新哪有旧？古人能给我们留下一些东西，我们也要想想留些什么给后人！”
“建筑纯古追求者”们认可了阎吉英的说法，“你的观点有道理。其实绵山的修复坚持了修旧如旧，还是很符合历史的真实的！”
阎吉英追求的不只是一种历史的真实，和国内那些专家学者几经探讨，他有一个全面而系统的构想：既要尊重历史，又要因地制宜；既要有广泛适应性，又要具有休闲性；佛、道、儒并重，突出一个道字，借以弘扬绵山的大道思想和介之推崇高的道德精神；以介之推的史实为主，融儒、道、佛、革命文化为一体的独特绵山文化；形成人文景观和自然景观浑然一体、密不可分的75平方公里的大景区；开发唐宋元16尊太息坐化而成的真身舍利佛的天下奇观……于是，绵山就有了松柏怀抱瞻者如云的介公墓，修旧如旧香火旺盛的云峰寺，金碧辉煌高耸入云的大罗宫，真身舍利天下奇迹的正果寺，天下第一石窟寺庙的介神庙等。还有十里画廊，瀑布成群的水涛沟，九曲一线，水流湍急的栖贤谷，自然幽静天然氧吧的古藤谷。
对绵山的景色，游客最普遍的感觉都是“很令人心旷神怡！”
特别是挂在悬崖上的云峰墅苑宾馆，夹在两山半空的卧龙宾馆，倚在岩沟边的琼崖宾馆……清晨推开门，看到一片白云从脚下掠过。住宿在这里如同童话，让人有如临广寒之感。
如此“仙境”，却因日寇当年的那把火，使它成了被人遗忘的角落。被冷落了半个多世纪后，如今虽已修复得美轮美奂，但它却失去了人们对它了解的连续性，失去了它本应具备的那种名气，甚至还不为很多人知道。对此，三佳集团宣传部经理支世军感到“很遗憾”。但他相信，“好的不一定是有名的，有名的不一定是好的。
真正优秀的旅游名山远比名不副实的‘着名’的景点更有价值……”
“挥金”20亿，也为修复一种古老的道德思想恪守传统美德，苦心修炼于灵魂深处的阎吉英近年来有些忧心郁闷。
　　介之推的故事还在，远古的历史还在，历史沉淀的光芒还在，社会上却世风日下，人心不古：老人倒在地上没有人愿意或者是没有人敢去扶起；不仅民间的坑蒙拐骗防不胜防，就连个别“无冕之王”也沦落为敲诈勒索的骗子；毒牛奶、毒胶囊、地沟油在伤害国人健康的同时，也黑掉了一些商人道德的血液；一些富起来的老板宁可花数千万去操办一桩婚事，去醉心于花大价钱混入官场却不肯拔一毛而利他人……民族传统美德的日趋失落引起了阎吉英深刻的焦虑与痛苦。他茫然四顾，大声疾呼。他以“非礼莫视，非礼莫听，非礼莫言，非礼莫行。念念行正，处处诚实，做事须循天理，不要狡诈虚伪，对人应讲良心，不可口是心非，尊师重道，正心修身”这样的警句警醒世人。他全身心沉浸在博大精深而又奥秘无穷的宗教文化的海洋里，隔着时空与倡导美好道德思想的远古先哲们对话，探寻历史沉淀的精华，寻求遵道行德的做人之根——西汉就从外邦传入中国却让很多中国人感到晦涩难懂的佛教让他悟出了如何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业；倡导王道德治、尊王攘夷的儒家思想使他明白了如何放弃商人的唯利是图，造福于社会和民众；而教化世人积德行善，追求自然和谐的道家思想则使他明白了商人的社会道义与责任……他找到了天地之大道，人间之至德。尤其是介之推忧国忧民的爱国热情和不求名利的高尚情操等中华民族的传统道德更令阎吉英如闻禅意，心旌肃然。他蓦然感悟：绵山的介之推，不仅只是一个动人的故事或一个古老的旅游资源，介之推忠君爱国、功成身退的奉献精神，清正廉明的政治抱负，隐不违亲的孝道品德更赋予了一种体现中华民族隽永深沉的文化底蕴。作为旅游企业，绵山的开发不仅仅只是人文或风景的开发，也应是一种古老美好思想品德的开发，自己斥巨资修复的绝不应仅仅只是绵山那些被毁损的历史遗迹，要修复的还有被尘封已久的仁义德行、忠贞诚信、知廉识耻的精神文明，要展示给旅游者的还有正在失落和泯灭的中华民族古老而又年轻的道德思想……于是，他以朝圣般的神圣，请81位现代书法家在大罗殿400多平方米的红木上书写《道德经》传播大道思想；在介庙前，他用文化大柱的形式推崇介子推“忠、孝、仁、信、礼、义、廉、耻、慈、俭、温、良、谨、让、谦、和”十六字箴言；在各风景区的悬崖上或一块石头上也常常能看到劝导世人“善”、“孝”的字样，使旅游者在游玩中潜移默化地受到一种灵魂的洗礼和思想的修复。
他从自己做起，努力营造“平等待人，扶弱济贫，救苦救难，广行善事……”
的社会氛围。绵山的“元老”靳维俊说：每次回家，见村里的老人走在路上，阎吉英一定会将其让上车捎回家，临别，还会孝敬上三五百元，弄得那些老头老太们手足无措地叫着他的乳名连连说：“金虎，这可怎么好！”
在绵山，秋儿、怀亮、铁蛋都是阎吉英的特殊“兄弟”，这几个当地农村的弱智或智障者无家无小无依无靠，阎吉英便把他们接到山上，干些捡垃圾、搞卫生的轻活，帮他们自己赚钱过日子。每逢过年过节，阎吉英还会给些钱慰问。
特殊“兄弟”们感恩不尽。阎吉英却说，这不过是一些小事。但靳维俊这些老人明白，这样的“小事”都是阎吉英一直在寻觅和追求的一种意境。他常爱说的几句话是，“己之温，思人之寒，己之安，思人之难”，“我也是穷苦出身，致富怎敢忘本？”
这种朴素的中国式的爱心沉淀为他崇尚“上善若水，厚德而载物”的古典美德，以“位卑未敢忘忧国”的担当秉承着“昌则达济天下”的助人准则，以大爱之心扶危济贫，极尽所能惠及百姓。
绵山周边农村长期处于贫困状态，为了帮助村民致富，在绵山开发初期，阎吉英实行工程和旅游用人，优先使用当地劳力；优先使用当地建筑材料和农产品；优先让当地群众承包经营景区小商品摊点，使当地群众收入直线上升。据统计，开发前当地人均年收入800元，第二年上升到1600元，第三年上升到2400元。目前，已达到介休全市农村的中上游水平。从前，山下兴地村的人买头毛驴都困难，如今，该村已有6部汽车，80多部农用三轮车。介休市有600多下岗职工在绵山就业，有800多介休人在绵山工作。
为了彻底解决当地群众的生产生活困难，阎吉英出资200余万元，打深井四眼，使当地摆脱了几千年来靠天浇地的困境。他还为绵山脚下南槐志村硬化村内街道，安装自来水，捐资新建学校……景区修复开发后，三佳便决定：绵山周边的群众一律凭身份证免费进山旅游参观，先是介休50多万人享受这一优惠，接着逐年扩展到灵石、沁源、平遥，每年下来，仅此门票一项优惠周边农民就达500多万。
他的捐助对象不仅仅局限于绵山。亚运会他捐几十万；1998年洪灾他捐出100多万，2008年汶川大地震，照样处在经济危机中的三佳公司仍捐出460万元……对公司的职工，阎吉英更是出手大方。有位职工的孩子得了白血病，他知道后二话不说给了十万；为鼓励职工子弟上学，他设立了“升学奖学金”，大专5000元，本科10000元；这些年，当初跟他干的人多数老了，公司建立职工退休制度，身体好、不想退休的，就安排到绵山浇树、看庙、搞卫生……对于金钱，阎吉英心如止水。对耶稣的一句话他悟得很透：“一个人赚得了整个世界，却丧失了自我，又有何益？”他说：经营企业，人心才是一笔无形资产，才是一笔不可忽视的巨大财富。对公司而言，经营人心才是事业健康、持续发展的关键。
2003年，“非典”爆发，绵山景区没有一个游客，三佳公司怕放假影响职工收入，让大家栽树搞绿化；2008年金融危机，大部分的企业都被迫裁员、减薪，但三佳不停产，不减员，不减薪，还补贴生活费；今年，油价上涨，阎吉英宣布把原来1天1元的交通费免掉，还在职工住宿集中张兰镇增开两路交通车……因他不算计不亏待自己的职工，他赢得了人心。
王元根，一个有很多落魄故事的雕塑工，因超生一个孩子失去了工作，阎吉英让他在绵山的修复中找到了用武之地。其间，因种种原因，王元根三次离开绵山，阎吉英又派人三次将其找回。如今，负责绵山修复雕塑工作的王元根说，阎董事长如此待人，拿棍子赶也不走了。
靳维俊的父亲去世后，从买花圈、制孝服、守灵、接待客人到找墓地、安葬，整个丧事都由阎吉英操办。靳维俊至今仍感动不已，说，他就像是我的亲兄弟一样办理着我父亲的丧事。现在，我快70岁了还守在山里，我就是要像守着自己的企业一样帮他经营企业。
阎吉英有时也很“抠门”。伙食团有人把白菜帮子扔掉，阎吉英吩咐司机，“捡上，回去洗干净炒给我吃”。司机以为他只是说说做个样子，不想到了午餐时，那些被扔掉的白菜帮子真的成了他的盘中餐。
三佳公司的职工食堂最初不收费，但见有人把白白的馒头扔到潲水桶里，阎吉英心疼不已，“不花自己的钱吃饭不知心疼，今后吃饭一律收费！”——不过，他在收了生活费后马上又给每个职工每月发300元的补贴。一收一发之间，一种崇尚节约的美德在职工中形成了。
对此，阎吉英很满意。在三佳公司就没有浪费掉的东西，煤炭炼焦不但要提炼焦油，还要利用余热发电供暖。污水经过处理后成了浇花浇树和打扫清洁的用水，既环保又清洁……多年来对环保的坚守使得三佳集团在三佳乡永庆村那占地500多亩的办公区、厂区和医院都同绵山的景色一样美：古色古香的办公楼，假山，喷泉，花园。房檐下有燕子垒巢，树上有喜鹊、麻雀、布谷鸟鸣叫，城里很难见到的松鼠也常在三佳绵山风光的绿茵丛中探头探脑。一阵轻风吹过，满院子的绿草垂柳随风舞动。行走其间，令人心情格外舒畅……走出三佳集团的大院，也许谁的心情都不会舒畅了——碧草绿树、鸟语花香在三佳的门外戛然而止，一条尘土飞扬的公路边，到处浓烟滚滚，机声隆隆，炉渣炭灰堆得触目惊心。那些厂区里几乎看不到什么树，甚至看不到一只鸟……这样的情景叫人怎能不想念绵山？叫人怎能不对三佳有着深刻的记忆……谢朝平，从教师到监察官、检察官到记者，三十多年几乎一直在不停地写写画画，着有《罪恶家族》、《大迁徙》、《蛛网》等400多万字的纪实作品和小说，作品多次在全国获奖。
辉煌的人生起点
——记“藏獒”张继科不平凡的童年
北京时间日晚22：30，万众瞩目的第30届伦敦奥运会乒乓球男子单打决赛正式拉开帷幕。经历了一场惊心动魄、荡气回肠的“虎獒肉搏”，最终现世界排名第一的“藏獒”张继科在这场精彩纷呈的“经典德比”之战中技高一筹，以4：1的总比分战胜队友“东北虎”王皓。自此，他成为史上首位连续挺进世锦赛、世界杯以及奥运会单打决赛的男单选手；从而也当之无愧地登上了世界乒坛男单历史上成就个人职业生涯大满贯用时最短运动员的宝座！随着北京时间8月9日凌晨中国队成功摘取乒乓球男团金牌，张继科如愿加冕“双冠王”。而在这场夺冠之战中，张继科一鼓作气：先后出战并顺利拿下第二盘的单打和第三盘的双打。为中国队的成功卫冕立下汗马功劳！
摘取成功桂冠的道路上从来都是遍布荆棘的。任何一位王者的成长历程都充满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艰难辛酸。毫无疑问：张继科也不例外！到底是什么因素酝酿和缔造了这位来自岛城的乒乓巨星？带着千万个问号和无尽的遐想，日前笔者亲自前往青岛第二体育场，见到并采访了山东鲁能乒乓球俱乐部青岛训练基地的两位教练员：张传铭（张继科的父亲）、申蓬华（张继科的启蒙教练）两位教练非常愉快地接受了采访，详细叙述了张继科整个童年的成长历程。并针对一些大家普遍比较关心的问题，阐述了自己的看法。
青岛是一座体育之城。二体是众多体育明星的摇篮，它培育过我国一代代杰出的体育人才：乒乓球世锦赛冠军、奥运会亚军乔云萍，悉尼奥运会女子击剑铜牌得主杨绍琦（排球转项），田径运动员“女刘翔”黄潇潇以及多位在甲A、中超赛场上闪现过耀眼光芒的绿茵骄子如：李小鹏、舒畅、“王克汉姆”王珂……这些优秀的运动员都曾经在这里挥洒过汗水，留下了自己成长的足迹。张继科的大部分童年时光也是在这里度过的。而他却无疑是这绚烂的星空中最为璀璨、夺目的一颗！乔云萍在1993年夺取瑞典哥德堡乒乓球世锦赛女双冠军后却没能乘胜追击：1996年的亚特兰大奥运会上她再度和刘伟合作，杀入决赛后遇到的对手依然是3年前的老对手：如日中天的世界头号“天后组合”乔红和邓亚萍。那次她们很不走运：在第一局获胜后第二局又领先对手7个赛点的情况下却被对手反超，最终以1：3的总比分落败。最终乔云萍不得不非常遗憾地与岛城历史上第一枚奥运会金牌擦肩而过！而这次，张继科没有让机会再次从自己的眼皮子底下溜走，从而也一举改写了二体没有培养出奥运会冠军的历史！
张继科祖籍山东省泰安市，日出生于青岛。与“眼镜侠”胡凯走上体育之路存在着一定的偶然性有所不同，“藏獒”张继科似乎纯粹就是为了体育而降生到这个世界！他的父亲张传铭就是乒乓球运动员出身：年轻时的张传铭服役于济南军区乒乓球专业队，曾代表部队参加国内全军运动会，夺得过乒乓球项目男单、团体两枚铜牌。张传铭显然是希望儿子将来能够子承父业，走上体育之路。
这一点单纯从他给儿子所起的名字当中就窥见一斑：“继科”实际上是巴西着名球星“白贝利”济科的同音。张传铭特别希望孩子能练足球，最好和济科一样棒！
或许是由于看到了当时中国足球大环境的“不景气”，张传铭没有让儿子选择“大球”，而是像自己一样选择了“小球”。就在父亲替他做出了人生中一个重要转折点的抉择之际，中国足坛或许从此与一个“巴神”或“C罗”失之交臂；然而谁也不曾想到：在中国的传统“国球”——乒乓球领域，一颗辉煌灿烂的未来之星正在悄无声息地孕育、升腾着！
从“入迷”到“入门”
童年是人生的起点，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童年。对于大多数普通的孩子来说，童年是依偎在父母温暖的怀抱里撒娇的幸福美好时光。而对于命中注定与体育有着不解之缘的张继科来说，为了打好基础，则必须将自己的童年奉献给或许将与自己终生相伴的体育事业！张传铭虽然疼爱儿子，但却从不溺爱他。从张继科四五岁开始，张传铭就开始引导他接触纯业余性质的乒乓球练习，促使他朝运动员的方向发展。
在父亲的熏陶下，小继科逐渐迷上了乒乓球这项运动。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而一旦“入迷”，则能够使一个顽皮的孩子听话、能够使成年人痴迷于追求的乐趣、执着热衷于自己的事业。日本着名教育学家木村久一在他的着作《早期教育与天才》
一书中曾这样评论：“所谓天才，就是指那些具有毅力的人、顽强的人、入迷和忘我的人！”张继科也不例外：
除了来自父亲的遗传基因让他秉承了那与生俱来的天赋，强烈的兴趣和顽强的入迷驱使他叩开体育之门，踏上了一条极为崎岖坎坷的人生道路。
父亲对他的要求是非常严格的，甚至可以用“苛刻”这个字眼来形容！
张继科从小就生活在一个“白色”的世界里：成百上千的乒乓球几乎伴随了他的整个童年。一年四季、酷暑严冬，无论是周末还是节假日，甚至是每天父亲下班后，只要稍有闲暇，爷俩就会将时间全部“泡”在练球上。为了陪儿子练球，张传铭特意去一家体育用品商店购买了一个专门供乒乓球训练使用的球台，摆放在居住面积并不是很大的卧室里。喂球、击球、正拍、反拍、接发球……这一系列单调而烦琐的机械动作就是小继科每天所必须面对的。在常人看来，这种枯燥乏味的童年生涯对于一个未成年的孩子来说无疑是有些“不公平”！而对于尚在幼年的张继科来说，他的感觉就是“刺激”和“好玩”。每当自己挥拍将父亲“斩落马下”，然后用稚嫩的童音尽情地欢呼一声“我赢了”！那种发自内心的自豪感和成就感是非常惬意和难得的……提起儿子的童年，张传铭不由得流露出一丝感慨：“对于他，我有些亏欠。在他小时候，我很少带他出去玩。”逛公园、洗海澡、看电影，这一切现代普通人童年时的正常生活对于张继科来说简直是一种“奢望”。为了练球，他失去了许多本该属于自己拥有的童年乐趣。
　　张传铭深情地对笔者回忆起一件他至今记忆犹新的往事：在张继科六岁那年的夏天，由于看到儿子近期球技进步得比较快，张传铭破天荒地表示：周末要带他去海边钓鱼，作为对他成绩提升的“奖励”。话音未落，小继科顿时乐开了花，几乎都要蹦高。他已经很久没有享受过这种优厚的“待遇”了……
星期天，一家三口来到位于市北区的小港湾码头上进行海边垂钓，其乐融融。令人惊奇的是：第一次拿起钓竿的小继科那天“手气”极佳，居然一连钓上了六十六条鱼。让周围许多有过多年钓龄、经验丰富的老钓鱼迷们都对这个“初出茅庐”的小家伙刮目相看，惊讶不已！看到儿子那天真烂漫的笑容，张传铭不由得感到由衷的欣慰。在他的记忆中，儿子整个童年生活中这样的快乐幸福时光是极其少见和宝贵的。除了那次难忘的海边垂钓，他很难再回忆起其他某次像这样父子同乐的休闲时刻。“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教师，为了培养儿子走上成才之路，张传铭不得不狠下心来：长年累月对小继科进行着近乎残酷的“魔鬼式”训练和栽培……1995年初春，张传铭将七岁的儿子送到了青岛市第二体育场参加业余训练，师从岛城乒乓界名宿申蓬华（助理教练是荆涛）。根据相关规定：直接主管运动员训练和比赛两年以上的教练，才可以被确认在运动员成长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从张继科七岁开始，直到他进入职业乒乓球俱乐部，申导在他身上倾注了将近六年的心血。因此申蓬华当之无愧地成为张继科的启蒙教练！对于这一点，张传铭给予了充分的肯定，毫无半点居功之意：当时自己还没有成为业余的乒乓球教练，而是一家山东外运集团下属公司的企业员工。每天忙于繁重的工作，加之受到训练条件所限，直到进入二体之后张继科才开始接受正规的系统训练。所以申导才真正算得上张继科的启蒙恩师！同时，张传铭对所有曾经为张继科付出过的省队、国家队的教练员表示出自己由衷的感激之情……当时的二体乒乓球运动队根据队员的年龄段、训练水平、比赛成绩等多方面因素进行全方位综合衡量，将队伍区分为业余组和专业组两支。年仅7岁的张继科刚刚入队时被列入了业余的组别。这时刚刚背起书包迈进小学校园的他，开始了半天学习、半天训练的运动阶段。每天上午，张继科就像其他同学一样，在课堂上接受文化知识的教育。下午上完（第一节）课之后，他就会早早地从学校来到位于二体的训练场馆，跟随申教练进行基础的技术动作和身体素质的练习。业余组的训练时间从每天下午的三点开始，至晚上八点结束。此时张继科的球技开始了“入门”的阶段：
在申导的悉心指点下，他开始接受一些较为复杂的新技术：如正手攻、反手攻、侧身攻、发球抢攻、接发球、弧圈球……虽然张继科的训练已经开始步入正轨，但父亲还是丝毫没有放松对他的观察和督导：每天下班后，张传铭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马上赶到二体的乒乓球训练馆。一年四季，风雨无阻。晚上八点，队内训练结束之后，申蓬华、荆涛和其他队员纷纷离开训练场馆。而此时张继科却总要在父亲这位“编外陪练”的伴随下单独“开小灶”，每晚加练一小时左右。每当夜幕降临之际，二体的排球、举重、体操等其他室内项目训练场馆的灯光纷纷熄灭。从室外远远望去，唯有乒乓球训练馆墙壁上的一盏明灯依然闪耀着亮光。格外清晰、醒目……文武全才的“多面手”
结束了上午的采访，笔者马上赶往张继科的母校：距离二体不远的“青岛市市北区无棣四路小学”，见到了暑期坚守工作岗位，正在校内值班的该校校长马燕女士。
马校长难以抑制自己那发自内心的激动与兴奋之情，直言不讳地告诉笔者：“今年对于学校来说可谓双喜临门：在政府和教育部门的关怀下，上级领导投入大量建设资金，在校园原址的基础上对学校的操场、教室等硬件教学设施进行了翻新改建的工作。如今经过重建的校园面貌焕然一新！而奥运会期间勇夺‘双冠王’的张继科，则永远是我们无棣四小的骄傲。学校将永远为他而感到自豪！”在马校长的帮助下，笔者联系到了张继科小学低年级时的班主任吴秀霞和曾经在校内辅导过张继科进行业余田径训练的体育教师李苏青（已退休）两位女士。得知笔者是需要了解张继科的成长历程，两位老师马上在第一时间赶到学校，给予了积极支持与配合，为笔者提供了许多宝贵的资料。
在吴老师看来，张继科并不是许多人传统观念中那种“四肢发达，头脑简单”
的运动员形象：虽然从一年级开始他每天就只能在学校里上半天课，但却从未因此而影响到学习和考试的分数。每次学校的期中、期末考试，他的各科平均分数从来没有低于95分以下。据吴老师介绍：小学一、二年级，张继科曾经在班里担任过中队长的职务。他非常乐于帮助别人，总是积极热心地在学习上帮助那些成绩落后的同学。反之，一旦当自己因为训练或参加一些业余比赛而影响到最近的功课，他也会虚心地向班里的学习尖子请教，争取尽快跟上其他同学的步伐……就这样，张继科在班里和同学们的关系相处的特别融洽，人缘极佳。通过批改作业，吴老师发现张继科的字迹不仅工整，而且非常娟秀。都说“字如其人”，但幼年时张继科的字迹却很难让人相信这是从一双长年与球拍打交道的稚嫩小手所握住的笔尖下书写出的字迹……提起张继科，体育教师出身的李苏青更是印象颇为深刻：小学一至三年级，张继科的体育课一直是由李老师教授。除了授课，李老师还负责主抓学校田径队的短跨、跳跃等项目业余训练。由于张继科每天下午都要去二体练习乒乓球，所以无法参加田径训练。但他却一直对田径存在着浓厚的兴趣。有一次下课后，张继科略带腼腆地用试探性的口气询问李老师：是否可以从体育器材室取出垫子和横杆，让他过一把“跳高瘾”？想不到李老师居然痛快地答应了他的请求，这让小继科感到兴奋不已！经过李老师简单讲解了一番起跳和步点等最基本的动作要领后，此前从未经历过任何训练的张继科就像一头初生的小牛犊，勇敢地向前冲去。虽然他没有越过横杆，而且动作非常不正规，带有明显的“野路子”味道。但从事过多年体育教学工作的李老师却独具慧眼：通过极其细微的瞬间环节，发现这个孩子的弹跳力和爆发力极佳，具有良好的运动天赋。如果经过正规的训练，一定会出成绩、成为一名优秀的运动员。李老师非常希望能够将张继科招入校队参加田径训练，但由于他每天下午都要去二体练球，不得不忍痛割舍。无法参加田径队，李老师只好抽空挤出体育课的课内时间，见缝插针地对他进行一对一的辅导练习。由于受到时间和硬件设施落后等不利因素的局限，张继科的田径训练完全是那种“业余中的纯业余”
性质！然而就是这样一位纯业余的小选手，其运动成绩提升之迅速却超过校队的其他队员。这一点着实出乎了李老师的意料：在张继科小学三年级那年，作为校内的体育尖子，他先后代表学校参加了市北区和青岛市的小学生年度运动会。结果毫无任何参赛经验的他作为新手初经战阵却能够在高手如云的赛场上崭露头角、力挫群英，连续轻松摘得区、市小学生运动会男子丙组的跳高冠军。在参加完跳高比赛后，他还作为校内的主力队员参加了青岛市小学生运动会男子丙组4×100米接力的比赛。赛场上张继科的“横空出世”曾引起不少当时到场观摩的青岛市田径界业内教练员广泛关注，其中包括“眼镜侠”胡凯的启蒙教练：已故的原青岛三中体育教师张衡善。
在李老师的印象中，张继科是一个非常懂事的孩子：每次下课后，其他同学早已纷纷离开场地走向教室。而此时小继科却总会主动地来到自己身边，勤快地帮她将软垫、横杆及其他所有的体育课教具拿进器材室并逐一摆放整齐。一旦当他看到室内卫生环境出现“脏乱差”情况，就会毫不犹豫地拿起扫帚和喷壶，义务充当“清洁工”，将卫生打扫得干干净净。在那次组队参加青岛市小学生运动会时，学校特意为每一名参赛队员准备了一份盒饭。当时队内有一名队员家庭经济条件较差，平日在家中很少能够品尝到这样的“美味佳肴”。张继科对于他的家庭情况十分了解，于是非常“慷慨”地把自己盒中的大鱼大肉毫无保留地分给了那名队友。对此，他幽默地调侃道：“为了控制体重和保持形体的‘美’，自己必须适当控制饮食；而那名同学则存在明显的营养缺乏，所以今天的伙食应当‘按需分配’……”
后来由于张继科进入了二体乒乓球队的专业组别，而队内实行寄宿制。因此张继科不得不几乎完全中止了学业，很少到校上课，体育课上的业余训练自然也随之画上了句号。对此，李老师至今依然感到有些遗憾。她丝毫不怀疑：如果当时没有选择乒乓球；而是选择了田径、足球等项目，张继科依旧会是其他领域内一个非常优秀的体育明星！
小“藏獒”这样炼成
当天下午笔者回到二体后，已过花甲之年的申蓬华动情地回忆起张继科进入专业组之后的那段难忘的岁月：1998年11月，张继科由业余组进入专业组继续接受训练。而自己教练员的职务也同时由业余组更换为专业组！申导告诉笔者：“此前单位领导曾经找自己谈过话：为了提高专业组队员的训练质量和保证比赛成绩，希望他能尽快到专业组从事教练员的工作。”然而此时申蓬华早已认定“小荷才露尖尖角”的张继科就像一块包在璞里的美玉：如果经过精雕细刻，一定会大放异彩！
考虑到不满10岁的张继科成绩虽然比较突出但年龄尚小，如果过提前进入高水平组别、过早地接受一些专业性较强的系统训练，无异于揠苗助长！从长期发展的角度来看，并不利于他今后的成长道路。本着爱才心切的责任感和长远的大局观，经过一番慎重的斟酌，申蓬华最终婉言谢绝了领导的意见：没有上调到专业组，而是选择继续留在业余组对张继科进行着不断的栽培和挖掘。直到1998年4月，年满10周岁的张继科代表青岛市参加山东省“希望杯”少年儿童乒乓球锦标赛夺取了一枚男单金牌之后，申蓬华认为时机已经成熟，才允许他进入专业组接受更深层次的科学手段和高难度技术环节的训练。而自己也同时来到专业组担任教练员的工作。
专业组无论在训练量还是训练强度上都要远远超过业余组，采取的是一天三练的训练制度：每天上午8：30-11：00、下午2：30-5；张继科教练、父亲合影00、晚上7：00-9：00。而且每周七日天天如此，除法定节假日之外，根本没有休息日。因此队员们的日常生活是极端枯燥、单调和乏味的：虽然二体地处闹市，毗邻繁华的辽宁路商业一条街。
但网吧、游戏厅、电影院这些常人眼中普通的娱乐场所对于这些未成年的孩子来说却是可望而不可即的。在许多教练员看来：只有那些来自乡下、家境贫寒的农村子女才是最能吃苦耐劳的。因此在选材的时候，他们总是普遍把目光瞄向郊区，而不是城里。张继科却是一个地地道道生在城市、长在城市的孩子，而且还是家中的独生子。他能否适应和接受得了那种近乎军事化管理的生活制度和高强度的训练科目？带着一连串的问号，笔者向申导提出了自己的疑惑。对此，申导给出的答案是充分肯定的：多年来，张继科通过自己的实际行动和优异的比赛成绩彻底打破了那种世俗传统观念。身为城市孩子的他，除了具备头脑灵活、接受新事物能力强等先天优势外，其意志、品质和心理素质等多方面综合能力远远超乎常人，比起许多来自农村的队内同龄和年龄比他大的队友做得更好！面对笔者的提问，申蓬华无限深情地道出了自己发自内心的一番肺腑之言：“早在很多年前我就曾在人前说过这样的话：如果将来张继科不能成为世界冠军，那简直就没有天理了！”在亲眼目睹自己当年不经意间一句看似玩笑般的话语如今变成了事实之后，这位岛城乒坛元老不禁心潮澎湃，思绪万千……意志是一种心理现象，而品质则是意志的具体表现。这两者在运动员的整个训练课程中占据非常重要的地位：它们包含坚定不移的目的性和追求奋斗目标的顽强性、果断性、主动性及运动员本身严于律己的自我控制力等诸多综合因素。这些都是作为一名优秀运动员所必须具备的，也是运动员不断完善、提高自我的必修课！
申导认为：张继科能够很好地做到以上方方面面，除了与父亲从小对他进行严格的训练和教育密不可分之外，更多是源于他血液中流淌的那种自强不息、不达目的誓不休的天性。
申蓬华这样评价张继科：“在跟随自己训练的六年光阴中，他始终都是以奉行‘我要练’，而不是‘要我练’的坚定原则来要求和约束自己。正是这看似一字之差的顺序颠倒，决定了张继科一生的命运，也因此而早造就了一位乒乓球世界冠军大满贯得主！”
有一次在训练课上，申蓬华提醒张继科：“你在攻球时左右摆速不够快，应当加强练习！”说完申导转身又去指导别的队员。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张继科从来对于教练的每一句提示都是铭记于心的！那天是周日，晚上队内没有安排训练。而他却在完成了当天正常的训练之后，主动约了一位和他关系非常要好的队友晚饭后来到训练场，针对申导的提示让队友给他喂球，主动加练了两个多小时。第二天上午，他主动找到申导，让教练观看自己在相关的技术环节上是否有所改进……由于训练课时间长、队员人数多等原因，教练在场上不可能面面俱到，时刻死盯每一名队员。于是有些年龄小、尤其是刚刚入队的新队员经常会“钻空子”：采取“出工不出力”的消极手段应付训练。而抱有这样心理的队员在训练时如果与张继科分在一组，那可是他们非常“不走运”：一旦张继科发现与自己同组对练的队友出现“怠工”现象，不但不会被“拉下水”，反而会马上提醒对方注意认真训练。如果对方还是不听劝阻，平时与队友非常团结、打成一片的他此时就会立刻毫不留情地责备、训斥对方，甚至会冲队友“发火”！在他的带动下，不少队员发生了转变。既激发了大家的自尊心和团队责任感，同时又锻炼和加强了其他队员的坚强意志。
　　一些运动学专家曾经提出过“田径是一切竞技体育之母”的科学观点。的确，体能是至关重要的：它是确保任何项目参赛选手取得胜利的基础！乒乓球比赛采用五局三胜制或七局四胜制，而且一场比赛连续进行。在局与局之间运动员只有权要求不超过两分钟的休息时间。在如此紧张激烈的赛制下，如果没有充沛良好的体能作为保障，是很难顺利击败对手，笑到最后的。队内没有配备专门的体能教练，只能靠队员利用训练之余的时间自觉加强练习。当时的二体没有铺设塑胶跑道，简陋的400米炉渣跑道是他们唯一可以用来作为体能训练的场地。几乎每天清晨和上下午之间的训练间隙，都会在场地上看到张继科围着跑道练习长跑的身影。由于笔者中学时曾经作为学校里的体育生在二体参加过中长跑训练，因此对于当时那片炉渣跑道的印象非常深刻：每逢下雨天，场地格外泥泞不堪，根本无法落脚；如果遇到刮风天气，场地上尘土飞扬。这时煤灰极容易吹进眼睛里。就是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下，张继科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挥汗如雨地坚持着。足球是他最大的爱好，在业余球员当中，张继科绝对算得上高水平。跑道中央的那片足球场也是他在训练之余唯一可以尽情撒欢的地方，在这片场地上，经常能够看到他那追风逐电般“破门机器”
的矫健英姿。而此刻，平时一见到足球脚就发痒的张继科面对足球场上热火朝天的场面和踢球兴致正浓的球员，却丝毫不为所动。他总是能够做到严肃、认真、坚定地完成在结束了一天的正常训练内容之后，自己给自己布置的“课外作业”……“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辛勤的耕耘收获了累累硕果，当年稚嫩的小马驹终于锻造成为了一匹驰骋在赛场上的千里马：继1998年上半年勇夺山东省“希望杯”男单冠军后，张继科在此后的短短两年之内先后蝉联了1999年、2000年山东省“希望杯”男单比赛桂冠。并一举斩获2000年上半年全国北方赛区少年乒乓球比赛男单冠军和同年10月全国南北赛区业余少年乒乓球总决赛男单冠军和技术、身体素质两项比赛的总分冠军。机遇总是垂青那些“咬定青山不放松”
的有志者，出众的成绩终于引起了高水平职业队伍的关注：2000年12月，山东鲁能乒乓球俱乐部与青岛乒乓球队合并。初露锋芒的张继科幸运地与队内其他十五名队友被山东鲁能乒乓球俱乐部总部选中。12岁的他背起沉重的行囊、乘坐开往济南的列车，带着教练、家人对他的殷切期望和对远大前程的无限憧憬，踏上了遥远的征途。从此张继科拉开了自己职业运动员生涯的帷幕；同时也是沿着前人的足迹，去为中国的乒乓事业开创未来……展望未来，期盼2016续写辉煌采访临近结束的时候，张传铭指着馆内一群正在训练的小队员告诉笔者：现在队内的大部分队员都来自外省市，上午上课，下午训练。集中食宿。
这种走出去引进来、流动性训练机制非常有利于提高全国各地市乒乓球运动的地方普及和水平提高。每天面对这样一群生龙活虎的小家伙，已经年过半百的张教练感觉自己现在很年轻：在他们身上，自己仿佛时刻都能够看到儿子童年时的身影……出于好奇的心理，笔者针对两年前如同一枚重磅炸弹、一时在国内乒坛激起了千层浪的“科雯恋”绯闻，对张传铭提出试探性的旁敲侧击，希望能够从中“探”
出点什么。发现笔者试图涉猎这一敏感的“雷区”，一向诙谐幽默的张传铭顿时“一反常态”，开始变得严肃起来。他直言不讳地告诉笔者，那纯属子虚乌有之说！自己早已对儿子“约法三章”：在28岁之前，绝对不许谈情说爱。因为对于一名乒乓球运动员来说，23岁至30岁是自己运动生命中的黄金时代。为了备战巴西里约热内卢奥运会，对于状态正处于巅峰期的张继科来说：在今后的4年中，唯一要做的就是专心致志地练球，为下一届奥运会做好铺垫！显然：张传铭已经对儿子未来的人生坐标勾勒出了详细的规划方案。此时此刻，笔者的耳畔仿佛回响起十多年前自一家三口己经常在电视和音乐广播中收听到的一首悦耳动听的歌曲《乒乓球飞起来》：小小银球飞起来，爱我的眼睛亮起来。祖国母亲望着我，走上拼搏的竞赛台。小小银球飞起来，爱我的掌声响起来。颗颗爱心激励我，小球要震响大世界。啊，乒乓球、乒乓球飞起来，我的心儿多欢快。唱出我的歌，唱出我的爱。乒乓就是我的爱……乳虎啸谷，百兽震惶。“藏獒”一声怒吼，世界乒坛为之地动山摇！岛城及全国人民坚信并期待着：在2016的桑巴王国，这只狂野、威武的血性“藏獒”必将能够迈出坚实的步伐、踏上更高的台阶，续写今日扬威英伦三岛的辉煌，实现新一轮的飞跃……陈敬刚，男，文学爱好者、影视创作人。其作品散见于国内各大报纸、杂志。在多家报社、杂志社拥有个人专栏，并担任特约编辑。现居山东省青岛市区。
文章里写的多是已故文艺家，权作挽歌；还写了几位寿星老人，祝他们健康长寿，再造辉煌！至于八十岁以下的文艺家，他们的艺术生命还很旺盛，新作迭出；文艺新秀更是蒸蒸日上，正大展宏图。现在写他们还为时过早，由我写也未必合适，所以就没写。
在汉水与长江的交汇处，这里不算是有文化积淀的地方。
武汉三镇有文化积淀的地域是汉阳的琴台、晴川阁、归元寺和汉阳铁厂博物馆，是武昌的黄鹤楼、粮道街、双湖书院、昙华林和珞珈山，是汉口的汉正街和江汉关、江汉路、大智门。而盘龙城的发掘，那是远古文化积淀的裸露。
这里原来是武汉市洪山区东湖公社东亭大队，我在武汉师范学院读中文系时，同班同学涂怀章1964年参加农村社教就住在这个大队，担任大队工作组的秘书；而与我同住南湖公社红星大队第八生产队的专业工作队员周世焱恰好是东湖公社东亭大队的团支部书记。那时这里是一片荒野，有丛竹、杂草、坟茔，有小山丘、小池塘和稻田；现在这个地方叫翠柳街1号，2006年建成的十一层的连体双座办公楼，朝武汉大道那边的是湖北省文化厅，朝翠柳街这边的是湖北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和湖北省作家协会。天外客从武汉天河机场下飞机，从新修的武汉大道长驱直入，到湖北省文化厅一转弯，就到这个院子了。712和108两路公共汽车经过门前，现在还报站为“东亭小路”，它曾经叫东亭二路特一号、东湖路417号。邮政编码由430071改为430077，因在黄鹂路设立了东亭邮电支局，这里是它的投递范围。
翠柳街上无柳树，既没有杨柳树，也无垂柳、龙须柳，一条百余米的小街两旁清一色的栽着樟树。一株株樟树亭亭玉立，树冠相连，遮天蔽日，散发着特有的幽香，文联大院门可罗雀，倒也清静。为何不叫樟树街呢，只因它南邻的街，提前叫了黄鹂路，黄鹂路上雄踞着湖北日报社，现在是湖北日报传媒集团了，那条街在前，这条街在后，新闻在前，文艺在后，因了“两个黄鹂鸣翠柳”的杜诗名句，它便被命名为翠柳街。
翠柳街恐怕是武汉市最短的一条街、最小的一条街了，却从1983年起，入住了一批又一批文化人，一些文艺家有了自己的安乐窝。但这座大院的时间太短了，资历也太浅了，还谈不上文化积淀；有资历有声望的文艺家已陆续离世，他们在中国现当代文化史上的地位摆在那儿，他们的着作还在，这里留下了他们的足迹，出现过他们的身影。
原湖北省文联有两处房产，一处是汉口黎黄陂路35号，解放初期为中南文联所建，有四栋三层楼房，“文革”前的省文联在编人员在那儿工作和生活；一处是武昌紫阳路215号，有两栋两层楼房，“文革”中由湖北省文联蜕变为湖北省文化局文艺创作室的几年，原文联的部分文化人在那儿工作和生活。1978年，湖北省文联恢复建制，省里在水果湖高知楼给徐迟、碧野、任清、洪洋分了单元房，在大东门又分给了八套单元宿舍；据1979年10月从“对越自卫反击战”前线部队转业而担任湖北省文联办公室主任的贺铁肩讲，当时省市批给省文联30万元的开办费和30亩用地，后来得到省委书记陈丕显和副书记王群的重视和关照，用地增加到63.4亩用地，追加基建工程款130万元和设备购置费70万元，人员编制由80人扩大到96人。在小山坡上盖了五栋两层小楼，可住十户人家，每户进门都是楼上楼下，建筑面积130平方米，房前有小院，植草坪，修剪女贞矮墙，后来围了雕花铁栏；屋后也留有空地，裁着树。林荫掩映的小楼，花木扶疏，典雅舒适，号称高知别墅。当时在全国文艺界首屈一指，令北京、上海复出的文艺家羡慕。前面盖起了四层的办公楼和一座食堂，西边盖了6号楼、7号楼两栋五层三门单元宿舍，1983年10月至1984年4月，有大批人员入住。后来，西边又盖了8号、9号、10号、11号楼，东边陆续盖起的四栋五六层的单元楼房，就没编号了，问某某住在哪一栋，说都不好说。
1984年6月，我从鄂西北的竹山县文化局文艺创作组调入湖北省文联，那时高知别墅还有一栋做招待所，我一报到就在里面住了几天。第一次睡透明的尼龙丝网眼蚊帐，第一次坐抽水马桶，第一次洗卧式浴缸，像刘姥姥进了大观园，很是惊奇。
当时下雨，我穿着布鞋，在土路上沾了泥巴进门去，弄脏了铺地的白花花瓷砖，被管理员大嫂劈头盖脸地熊了一顿。我这后来人，已无宿舍可分，只见五栋别墅之后的山坡上还有五间小平房，心想我能不能住进去呢，去了一看，是基建办公室，才落实政策回到文联的杜良骥和鲁明忠两家住在里面，我挤不进去。政治处将我分配到《今古传奇》编辑部工作，年轻的文联秘书长安排我住办公楼底层的一间办公室，接着有从华中师范学院中文系毕业分来在《长江文艺》做评论编辑的高晓晖和从广州美术学院国画系毕业分来在《长江》丛刊做美术编辑的黄必顺，三个人三张窄床，蜗居于一间十多平方米的房间里，权可栖身，倒也其乐融融。
文联大院门前没有街道，只有一条土路是外出的通道，走下坡路左边是东湖小学校舍，右边是湖北日报的编辑部办公楼，一转弯，在湖北省社会科学院门前，乘14路公共汽车，到了水果湖，才能换乘别的公交车，到达想去的地方。1984年中秋时节，我借《长江文艺》编辑部吴耀崚的自行车，带着同事张守元去水果湖要上餐馆去解馋，从这条土路下坡，先避让迎面开来的大货车，又避让东湖小学放学的小学生，一让再让就让到路边的干沟里，被沟里的石头一颠，摔倒了，自行车倒没摔坏，张守元也毫发无损，我却被摔成左腿股骨胫骨折。住了半个月医院，做了三翼钉内固定手术，回到三人居，躺在窄床上看了几百万字的稿子。能下地拄着双拐在院子里学走路时，迎面来了一位瘦弱的小老头，我不知道他是谁，身边的杜良骥说：“他就是吴奚如呀，老资格，林彪当排长时，他当连长。”哦呀呀，我知道住在水果湖边的徐迟、碧野，和住在北京的姚雪垠，两年后被洪洋称为湖北“文坛三老”，而这个吴奚如的资格比这“三老”就更老了，便感慨道：“这院子里尽是参天大树，就我是匍匐于地面的小草。”
革命家PK小说家
吴奚如与聂绀弩同乡，都是湖北京山县城关镇的人。京山县挨着我的家乡随州，但他们在我出生十几年前就离开京山了，地搭界人却沾不上边儿。吴奚如原名吴席儒，1925年他19岁就奔赴广州入黄埔军校（四期），很快加入中共，与周恩来是一个支部。吴奚如黄埔毕业，参加北伐战争、土地革命，1927年四·一二事变以后，曾任讨蒋运动委员会常委、主编《讨蒋周刊》。他参加南昌起义后，于1928年冬被捕，1932年秋出狱，到上海以文学活动为掩护从事地下工作。1933年吴奚如加入左翼作家联盟，任大众工作委员会主席，与邱东平、周文、叶紫等一起为《动向》写稿，参与《海燕》的编辑工作，在《文艺月刊》、《作家》、《文学季刊》、《小说月报》等刊物上发表小说和杂文。1933年至1936年，吴奚如在上海加入中共“特科”，在周恩来的领导下工作。1937年，吴奚如到了太原，担任八路军西北战地服务团副主任，主任是丁玲，他们住在太原的八路军办事处，直接受华北局书记***的领导；1938年，吴奚如在武汉与茅盾等人发起成立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战联合会，并负责八路军驻汉办事处的工作，后又到桂林建立八路军办事处，并任主任。1941年5月，***电令吴奚如赶赴新四军驻地，担任第五师政委。这时***说：“哦，吴奚如，大名鼎鼎；文武双全，了不起！从上海来的鲁迅派，还是黄埔系。”而要他到中央军委直属机关政治部当科长，于是，吴奚如又成了胡耀邦的部下。
1979年，吴奚如作为特邀代表参加全国第四次文代会，回湖北后增补为省政协委员、省文联委员、省作协理事。胡耀邦的秘书廖井丹向湖北省委打招呼，要解决吴奚如的困难。省委组织部立即派专人前去看望栖身于紫阳路215号一隅的吴奚如，安排他住进了黄鹂湾省委第五招待所的一栋小别墅，还派人在他门口站岗。1983年冬天，他才搬进省文联高知别墅，可以安居乐业了。1984年3月，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吴奚如小说集》，约30万字，选的多是他1942年以前的作品。
日（正月初八），因患感冒转肺炎，抢救无效而溘然长逝。而这一天，我恰好送春节前来探望我的妻子和两个女儿回竹山，并不知道吴老走了。
这样一位老革命、老作家，我读他的第一篇作品却是1990年6月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散文文库·现代卷》第981页的《他乡遇故亲》（原载日《太白》第二卷第三期），文中的京山方言，我们随州话里也有，读来十分亲切。2008年秋我编撰《长江文艺志》时，才读到吴老复出后所写的两部重磅作品：
　　一是小说《一个伟大的死》，两万三千多字，发表于《长江文艺》1980年第十一期，描写了瞿秋白被捕坐牢、大义凛然赴刑场的英雄气概；二是纪实文学《惊雷》，三万多字，发表于《长江文艺》1981年第一期，是写西安事变的。1936年秋吴奚如奉命秘密赴西安张学良将军处，担任张学良的秘密政团组织抗日同志会的机关报《文化周报》主编。《惊雷》记录了日张学良自驾飞机到洛川会见李克农，到日中共代表团匆匆撤回延安，历时十一个月中发生的震惊世界更影响了中国社会进程的历史巨变。正如刊发这两部作品的《长江文艺》编辑家蔡明川（苏群）所说：“真想不到，这位老人家会有这样的笔力！三四十年不动笔，一提笔就一泻千里，语言这样鲜活有生命力，真不简单。但愿他能活一百岁，写出更多的东西。”可惜吴老享不起住高知别墅的清福，只活了79岁。
直到去年，我才读到湖北省作家协会选编2008年元月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湖北作家文库《吴奚如》卷，发现吴奚如的重大题材作品，何止《一个伟大的死》和《惊雷》！他的《老革命碰着新问题》，描写一个红军小战士对军帽上的红五星要换成青天白日的帽花而闹情绪，反映出国共两党即将联合抗日的大问题。他的《汾河上》描写日寇兵临城下时山西地方政权土崩瓦解的实况，表现农民群众保家卫国的激情。小说写了西北战地服务团，写了丁玲和他自己，写了牺盟会的空谈家郁文，写了从西北军复员声称“中国的政治制度不从根本上改革，是没有办法的啊”的县长，写了村民选举村长，新当选的村长赵老七组织起山西农民抗日游击队，最后推出全村农民毁家杼难的悲壮一幕，结尾的一句话是“今天是日——太原失守后的第二天”。真是惊心动魄的血与火的文字。他的《黑夜泥泞的窄巷》描写却是另“一个伟大的死”，身在昆明的民主斗士李公仆日夜晚被国民党特务暗杀。
我住的11号楼前面的10号楼上住着《长江文艺》的退休编辑张炎，她的丈夫姜弘是江汉大学中文系的退休教授。
姜弘1957年被划为右派，第二年就认识了才回湖北而唯一敢跟他说话的吴奚如。右派改正后的姜弘对吴奚如亲近有加，对吴奚如的生平和文学独有研究，他认为：
吴奚如与胡风、萧军、聂绀弩是“鲁迅派”的“四条汉子”；而吴奚如处于鲁迅——胡风——周恩来这个三角中间。
吴奚如跟萧军一样是“出土文物”，在第四次文代会上，他破天荒地呼吁为胡风平反，所写的文章《我所认识的胡风》，发表于《芳草》1980年第一期，很快在海内外引起强烈反响，因他第一个为胡风仗义执言，有了“义士”的美誉。1980年3月，为纪念左翼作家联盟成立50周年，姜弘把吴奚如请到他担任教席的武汉师范学院汉口分部，给中文系全体师生作报告。吴奚如一开口就点名评论周扬和夏衍，说昨天发表的周扬纪念左联的文章写得很好，概括了左联的历史，肯定了冯雪峰的功绩，虽然闭口不提胡风，却与夏衍大不相同；时至今日，夏衍老兄还在《文学评论》上乱箭横飞，掩盖历史，攻击雪峰，两人相比真不可同日而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