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球类活动-中国古代体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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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蹴鞠　　足球在今天被称为世界头号体育运动，在五大洲的每个角落几乎都可以看到足球在孩子们的脚下蹦蹦跳跳，在人们的欢声笑语中踢来滚去。每逢世界杯大赛，地球上有近一半的人被绿茵场上那个黑白相间的皮球所吸引，通过电视追踪它滑过的轨迹。足球不仅给球星们带来了巨大的财富，也带来了崇高的荣誉，他们不论走到哪里，都有鲜花在迎接。　　然而，这些足球明星们是否知道，这个风靡世界，给他们带来如此好运的足球是由中国发明的？当然了，那时候，这项体育活动在中国不是被叫做足球，而是被称为“蹴鞠”[cuju促居]或“蹋鞠”。“蹴”和“蹋”都是用脚踢的意思，“鞠”就是球，用现代的语言来说就是踢足球。　　蹴鞠的出现可以追溯到中国的远古时期，但是它是怎样出现的，由于年代久远，难以描述它最初的发展轨迹。根据公元前1世纪西汉人《别录》的记载，蹴鞠的起源有两种说法：一种认为蹴鞠是黄帝发明的。大约在4600多年前，北方的黄帝部落与南方的蚩尤部落在名叫逐鹿的旷野打了一个大仗，这一场恶战杀得天昏地暗，日月无光，最后，黄帝终于擒杀了蚩尤，取得了胜利，但是想起在战斗中的惨重伤亡，黄帝余恨未消，为了泄恨，就把蚩尤的胃塞满毛发，做成球让士兵们踢(《十大经?正乱》)。黄帝是华族的始祖，因此，后人常常将许多东西的发明权归于黄帝，这种说法缺乏足够的论据。另一种说法认为蹴鞠是用来训练士兵的，出现在战国时期(公元前475―前221年)。这种说法也同样缺乏令人信服的证据，因为在战国时期，蹴鞠就已经是相当流行的娱乐活动了。蹴鞠究竟是怎样产生的，还是一个历史之谜。　　战国时期，随着商业和手工业的发展，城市发展得很快。战国前，城市规模都比较小，占地面积纵横不到300丈，人口不过3000户。而战国时许多大城市，像赵国的邯郸、魏国的大梁、楚国的郢[ying影]、秦国的咸阳、齐国的临淄都已成为相当繁华的都市，仅临淄一城居民就有70000多户，街上车水马龙，行人摩肩擦背。社会的繁荣也促进了文化的繁荣，各种各样的文化娱乐活动都开展起来了。战国时著名的政治家苏秦在临淄游历后，这个城市的繁华给他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他称赞临淄的富足并说那里的居民除了喜欢音乐，经常演奏各种乐器，如吹竽、鼓瑟、击筑、弹琴和斗鸡、养狗，下一种叫六博的棋外，还喜欢蹴鞠(《史记?苏秦列传》)。踢足球成为当时社会上风行一时的娱乐活动，甚至出现一些爱踢球爱到不要命地步的人。《史记?扁鹊仓公列传》中有这样一个故事：一个叫项处的人生了病，请齐国临淄名医仓公看病。仓公给他开了药后，告诉病人千万不要劳累，否则会吐血而死。可是项处球瘾难禁，实在控制不住，还是去踢球了，结果出了一身大汗，吐血身亡。　　战国时，不仅在齐国、魏国这些北方地区人们有踢球的习俗，就是在南方一些地方，如楚国，民间也将踢球作为一种娱乐活动。战国后期生活在南方的汉高祖刘邦的父亲就是一个足球迷。史书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刘邦打败西楚霸王项羽，当了皇帝后，他的父亲也进了宫，成了太上皇。可是让刘邦感到奇怪的是这位太上皇虽然吃着山珍海味，穿着绫罗绸缎，荣华富贵到了极点，却成天闷闷不乐，好像有满腹心事。一问才知，这位刘太公以前在市井中混日子时别无所好，就是喜欢斗鸡、蹴鞠，经常同一些杀猪屠羊、酤酒卖饼的好友们在一起踢球取乐。自从进了深宫，踢不到球了，因此心中不畅。刘邦就命人仿照家乡丰邑(今江苏省丰县)的样子改建离长安不远的骊邑，取名为“新丰”，并让丰邑的人搬迁到新丰，于是刘太公又可以和他的故旧们在一起斗鸡、踢球了(《西京杂记》卷二)。　　在整个汉代(公元前206―220年)，蹴鞠也一直是上层社会喜欢的一种娱乐活动。汉武帝不仅在他俘获的俘虏中寻找蹴鞠的高手，带回宫中为他表演，有时甚至自己也禁不住下到场里去踢几脚(《弹棋经?序》)。汉成帝也是个足球迷，又爱看又爱踢，大臣们劝他不要再踢了，因为踢足球是一项剧烈的运动，容易伤神劳体，像万岁爷这种身份的人在球场上跑得气喘吁吁，既有伤龙体，又有碍观瞻。但是，汉成帝太喜爱踢球了，一时难以割爱，命令大臣们献上别的好玩而不使身体劳累的游戏来。大臣们只好发明了一种叫弹棋的游戏来转移皇帝的足球兴趣(《西京杂记》卷二)。　　但是，汉代的蹴鞠与战国的相比有明显的不同，蹴鞠在汉代不仅仅是一种为人们所喜爱的娱乐活动，更是一种军队中广泛使用的军事训练手段。汉代时，北方的匈奴十分强盛，不时南下骚扰，严重地威胁着汉朝的边境。匈奴人从小练习骑射，弓马娴熟，以骑兵为主，来无影，去无踪，有高度的机动性。为了抗击这样的对手，汉朝在长达百年的汉匈大战中也发展起了规模宏大的骑兵集团，战国时期那种以步兵为主，车骑为辅的时代让位给了以骑兵为主的时代，骑兵成为战争胜负的决定因素。但是，骑兵由于长时间地以一种固定的姿势骑在马上，易于疲劳，腰部肌肉容易劳损，特别是汉代骑兵的马具尚不完善，还没有马鞍和马蹬，腿部易于僵麻。在这种情况下，过去只是作为娱乐活动的蹴鞠就成了绝好的军训手段，用来纠正长时间骑马给士兵身体造成的片面影响，蹴鞠不仅可以提高士兵的耐力，活动肢体，更能使因骑马而运动不足的下肢得到充分的锻炼，使战士矫健、敏捷，而且还可以活跃兵营生活，鼓舞士气，因此，在汉军中得到广泛的开展。　　汉代的蹴鞠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娱乐表演性质的花法蹴鞠，踢时不受场地的限制，表演者以自己的技巧踢出各种花样。从汉代的画像石(砖)上我们可以看到，这种花法蹴鞠甚至可以与舞蹈结合在一起，成为一种难度很大、舞姿优美的足球舞。另一种就是在军中开展的，按照一定规则在球场上进行的对抗性比赛，这种比赛可以在宫苑中专门建造的“鞠城”中进行，也可以在野外比较简陋的球场上进行。宫内的足球场，四周有围墙，所以叫做“鞠城”。在鞠城的两端有新月形的球门，是“鞠室”，相当于今天足球场上的球门。野外的球场没有围墙，在地上挖坑作为“鞠室”。西汉大将霍去病在远征匈奴时，就曾命令士兵在野外辟出一片球场，练习蹴鞠(《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汉代的足球比赛是怎样进行的，由于缺乏足够的史料，还有许多疑问，如，比赛的双方各有几个球门？裁判是一个还是两个？比赛时有多少参赛者上场？球场是什么式样等等。人们对这些问题有种种不同的看法。东汉的李尤曾经写了一首关于足球的诗《鞠城铭》，对足球比赛进行了描述：“圆鞠方墙，仿象阴阳，法月冲对，二六相当；建长立平，其例有常，不以亲疏，不有阿私，端心平意，莫怨其非，鞠政犹然，况乎执机。”这首的大概意思是：蹴鞠球圆而鞠城墙呈方型，是依照自然界天圆地方的阴阳规律而设计的，鞠的两端有月形的球门，两两相对，一边六个。比赛设有裁判，按照一定的规则公平执法，不因亲疏远近而有所偏袒，大家也就没有什么可埋怨的。李尤的描写使我们大致知道汉代的足球比赛采用两军对垒的踢法，争夺十分激烈，以攻入对方鞠室中的球数多少决定胜负。　　应当注意的是，汉代的蹴鞠不仅是一种有很强娱乐性的练兵手段，而且人们还从中看到了“蹴鞠亦有治国之象”，认为在进行蹴鞠比赛时，人们要遵守蹴鞠规则，服从裁判的裁决，这就在不知不觉中受到遵纪守法的教育(《文选》卷一一)。而裁判员在比赛中严肃执法，公正无私，小小的蹴鞠都是这样，更何况治理国家这样的大事呢(李尤《鞠城铭》)。寓教于乐，充分发挥体育的社会功能，这一我国古代体育的鲜明特点在汉代足球中就已初见端倪。　　足球作为军事训练的手段一直持续到东汉三国时期，这段时期连年征战，人们除了练习骑马、射箭，就是学习蹴鞠(《太平御览》卷七五四引《会稽典录》)。一些善于踢球的人，还会得到君主们的赏识，如一个名叫孔桂的人，因善于踢球，深得魏武帝的欢心，就留在魏武帝身边侍奉(《太平御览》卷七五四引《魏略》)。　　由于蹴鞠在汉代有重要的军事作用，在他的《汉书?艺文志》里把当时关于论述足球的《蹴鞠》25篇列入“兵技巧类”。可惜这些著述后来都失传了。　　唐代(公元618―907年)是中国古代足球大发展的时期。这一时期，随着马球的兴起，蹴鞠的军事作用逐渐消失，又重新向以娱乐为主的方向发展，因此出现了一系列的改革，成为一项纯粹的娱乐活动。首先，足球的制造技术来了一个革命。在唐以前，踢的都是实心球，就是在皮革做的球里填充毛发(《汉书?艺文志》)。这样的球重而且缺乏弹性，有利于锻炼人的力量，但不可能发展出复杂的技术。球只能在地上滚来滚去，所以球门也只能是在地上挖的坑。唐代出现的充气足球，是用动物的膀胱充足气作为球胆，外面包上用八片皮革缝成的球皮，(《全唐话》卷五《皮日休》)。最初是用嘴吹充气，后来又发明出一种小型的鼓风箱来打气，叫做“打揎法”。充气球的出现使足球的各种性能充分地表现出来，足球开始向高空发展，变得更加吸引人了。另外，与汉代在地上挖鞠坑不同，唐代足球的场地也有变化，开始有了立起来的球门，出现了多种多样趣味横生的踢球方法，足球的发展大大向前跨进了一步。唐代的足球主要有下列几种活动方式：　　(1)有球门的足球　　在场地的两端各栽两根数丈高的竹竿，竿上结网形成高高的球门，分两队进行比赛，以进球多少来决定胜负。　　(2)无球门的足球　　这是一种以个人技巧为主的踢法。这种技巧性的足球实际上就是战国时踢法和汉代花法蹴鞠的继承和发扬。由于唐代的充气足球重量减轻，弹性增强，这种踢法出现了许多花样：　　1) 打[ju居]，又叫一般场户，按照上场踢球的人数分为一人场，二人场，三人场，以至10人场的10种比赛方式。其中的一人场，身体的各部位都可以代替两脚踢球，因此球在身上上下翻舞，令人眼花缭乱，比赛时不限人数，各自独踢，没有比赛对手时，也可以单独表演。这种踢法在唐朝传往日本。　　2) 白打场户，两人对踢，也可以多人(成偶数)对踢。　　3) [ti涕]鞠，比赛看谁踢得高。这种踢法在唐代传到了朝鲜。　　唐代的足球开展得非常广泛，深得各种人的喜爱。唐代的皇室贵族像汉代的一样爱好足球，如，唐僖宗不仅会骑射，精通音乐，而且爱踢球(《资治通鉴?僖宗纪》)，另外许多著名的文人像(公元712―770年)、(公元701―761年)、(公元772―846年)也都很喜欢蹴鞠。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自唐代开始出现了女子足球。唐朝人康骈在他的《剧谈录》中写道，有一次，军队里的几个青年在踢球，一个传球没有接住，滚了过来，正巧，路旁槐树下站着一个衣衫褴褛，约十七八岁的少女，只见她不慌不忙，伸腿将球稳稳接住，紧接着，一记劲踢，球直飞数丈(《剧谈录?潘将军》)。这大概是世界上最早的关于女子踢球的记录了。在寒食节和清明节前后，女子足球更是活跃，不少唐就描写了这种生动的情景。 自从唐代开创了女子足球的风气以来，以后历朝历代也都程度不同地有女子足球活动，如元代大戏家曾写过两首描写元代(公元年)妇女踢球的散――《女校尉》和《蹴鞠》。到了明朝(公元年)甚至出现了以表演踢球为生，球技高超的女足球艺人，如，明代初年一个叫彭云秀的女艺人，她表演起球技来，只见球在身上左右滚动，上下颠簸，就是不落地。许多人为她的技艺所倾倒，有的文人还写赞叹她的出色表演，说她“一身俱是蹴鞠”(詹同文《滚弄行》)。一直到清代(公元年)初期，还有关于女子足球的记录。清代的一首就是描写在风景如画的二月春光里，两个活泼可爱的少女踢球玩耍的场面的(《美人踢球》)。但是，后来的这些朝代女子足球的普及性都无法与唐朝相比。　　足球在唐代以后又流行了几百年，特别是在宋朝(公元960―1279年)，由于马球的衰落使足球盛极一时。不过，在宋代足球踢法中，表演性、娱乐性的内容大大增加，而竞争性的却越来越少。宋代也有足球比赛，但是，只有单球门的比赛，叫做“筑球”。在比赛场地中间上方拉起一个高高的球网，在网上设置一个约一尺左右的洞，称为风流眼，这就是球门。比赛的双方各有12或16人，按照一定的位置分工分列在球门两边，将球踢过风流眼。每当皇宫举行宫廷宴会时就有这种筑球表演。这种比赛用球门把竞赛的双方隔开，没有身体的接触和碰撞，大大减弱了足球运动的竞争性。但是，由于球门又高又小，要踢过门去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需要有很准的脚头，这也提高了踢球的技巧性。参加这种比赛表演的球员地位很低，输了球的球队队长要遭到用白粉涂脸和鞭打的侮辱(《梦粱录》卷三)。元、明两代的足球比赛与宋代的基本相同。(图1)
　　图1 元明之间的足球竞赛　　引自《中国体育史参考资料》第七、八辑　　宋代不用球门的花法蹴鞠在技巧上比唐代又提高了许多，因为这种踢法花样多，有利用身体多种部位的10种基本技术，即“肩、背、拍、拽、捺、控、膝、拐、搭、臁”，称为“10踢”。还有针对10种踢法技术要领的“古十踢诀”：“肩如手中提重物，用背慢下急回眸，拐要合膝折腰取，搭用伸脚不起头，控时必使双睛顾，捺来肩尖微皆辏，拽论且于身先倒，右膝左手露微高，胸拍使了低头现，臁辞远近看人骁。”(《蹴鞠谱》)技术的多样性和复杂化，大大提高了蹴鞠的娱乐性，使之成为一种引人入胜的自我娱乐和观赏活动，上至皇帝、大臣，下至平民百姓不仅爱看蹴鞠，而且也都喜欢下场踢两脚。元代钱选画的《蹴鞠图》使我们看到了宋太祖、宋太宗和几个大臣踢球的神态。宋徽宗更是一个足球迷，《水浒》里写的那个高俅就是因为能踢得一脚好球，有让“这气滤票旖赫吃谏砩稀钡谋臼拢玫剿位兆诘纳褪叮虼耍鹩闾牛隽烁吖(王明清《挥麈后录》卷七)。甚至有的看破红尘，舍身出家的道士，也以蹴鞠为乐。如明代显灵宫道士郭承义就经常踢球自娱，久而久之，练就了一身耍球的绝技，他可让球沿着自己身体的“前后上下，终日飞动不堕”。他还可以与几个人同时玩球，别人踢给他球或轻而缓，或重而急，他应付自如，无一失误(沈榜《宛署杂记》卷二十《都城八绝》)。　　由于宋代以表演踢球为生的艺人已经有了相当的数量，人们对蹴鞠的喜爱成为一种社会风气，这时出现了民间专练踢足球的群众社团――“齐云社”，也叫“圆社”(因将球踢得高飞入云，与云齐平所以取这个名字。又因足球是圆的，所以又叫“圆社”)，齐云社的会员们又称为“圆友”。这大概是世界上最早的“足球协会”了。入社的既有民间的踢球艺人，也有闲来无事，喜欢蹴鞠的“富室郎君、风流弟子与闲人”(《梦粱录》卷十九)。这些人“每日闲博戏，终朝挟弹游”，日子过得十分舒适，但是感到“不入圆社会，到老不风流。”于是，纷纷加入齐云社，在社会上颇为时髦的蹴鞠活动中也呈一番风流(《蹴鞠谱》)。要入齐云社，先要拜师，“备酒礼办筵席礼物，赠与师父”，给师父送的礼或者是银钞，或者是靴袜。继而要设酒席，称为“新人会”或“圆会”，请社里诸位“圆友”。不这样做就会遭人非议，让人耻笑。　　齐云社定有各种规矩，从蹴鞠技艺、比赛规则、运动服装到运动道德，无所不包。这些规定多以口诀的形式传授，琅琅上口，易背易记。要求会员们明礼义，识家数，下场踢球时，语言要文雅，态度要诚实，注意照顾其他人，注意自己姿势的格言：“身要直不要，手要垂不要飞，脚要低不要高，踢要迟不要疾。”穿着要整齐。　　对球也有规定：“初场要添气，中场要哨水(在球面上淋水)，末场要打散(给球放气)”，这是“古今圆社礼”。还有关于行为规范的“十紧要”：“要和气，要信实，要志诚，要行止，要温良，要朋友，要尊重，要谦让，要礼法，要精神。”又有“十禁戒”，即“戒多言，戒赌博，戒争斗，戒是非，戒傲慢，戒诡诈，戒猖狂，戒讼，戒轻薄，戒酒色。”　　要练就过硬的蹴鞠技术，不是一件易事，不仅要拜到技艺高超的好师父，掌握口诀，而且要刻苦练习，正如一首里写的“若遇明师真口诀，学成须下死工夫”。　　古代的蹴鞠爱好者还总结出不宜踢球的一些禁则，称为“十不踢”：筵席前，饮食后，有风雨，泥水处，灯烛下，穿三青，无子弟，卤砥疲牟幌荆品隆(《戏鲁】品丁)。这些规定多是出于卫生保健和人身安全等方面的考虑，有一定的道理。　　值得我们今天注意的是，宋代不少城市设有齐云社，这样圆友们可以游走各方，在更大的范围内切磋技艺。外地的圆友来访，首先要在设有祖师清源妙道真君、仙师陆阳真人等牌位的圣案前拈香礼拜。安顿下后，由社司部署了解来客的基本情况，如姓名、籍贯、从师何人、练习的年限等，然后约定“撞案”时间。所谓“撞案”，实际上是对来访者蹴鞠技能进行测验，来者要把自己准备表演的各种技法，一一列成清单交上，届时依照清单，顺序逐一演示，“或脚头，或解数，或十一踢，或成套数，或截滚弄”，显示出自己有一定的技术水平，这才能取得与当地圆友们比赛、切磋技艺的资格。“撞案”的标准很高，如“脚头”一项，即用脚颠球，要求左右脚各连续颠100下，双脚不得相杂，球要颠得平稳，不得忽高忽低。一次“撞案”不成，不要紧，还有两次机会，如果三次均告失败，只好打道回府。另外，如果是没有拜过师父来路不正的人，私行来访，也不能与之切磋技艺(《蹴鞠谱》)。　　齐云社里的众圆友，十分得意他们的足球练习与比赛，认为这项活动“消闲永日，运动肢节，善使血脉调和，有轻身健体之功，胜华佗五禽之戏……踢到巧处，身生妙异。”有一个金台李氏的圆友，将蹴鞠形象地比做发汗散和化食丹(《金台李氏戏作赞圆》)。　　古代足球自明代开始衰落，明太祖在洪武二十二年(公元1389年)为了防止军人一心沉醉在娱乐中，涣散了斗志，下令肃整军风纪，规定：“在京但有军官军人学唱的割了舌头，下棋打双陆的断手，蹴圆的卸脚……。”有的军人就因为违反了不准蹴鞠的禁条，被卸去右脚，全家发配到云南(顾起元《客座赘语》卷十)。但是，一项为社会各界喜闻乐见，已有相当浓厚基础的娱乐运动绝非一道圣旨所能禁止，足球运动后来在明代继续开展起来，并有一定程度的发展，明代安徽新安人汪云程在总结前人经验的基础上写出了《蹴鞠图谱》一书，对足球的各种踢法做了详细的叙述。明代也有一些皇帝喜爱足球，如明宣宗朱瞻基，明武宗朱厚照等。但是，由于宋明理学的兴起，蹴鞠这种身体活动的雕虫小技，其社会地位江河日下。就整个发展趋势来看，足球运动从明代起逐渐低落下去，不论是统治阶层还是民间对足球的兴趣下降，有利于足球活动的社会风气开始改变。到了清代，足球运动进一步衰落，虽然爱好溜冰的满族人曾经在乾隆年间把足球与滑冰结合起来，发明了一种称为“冰上蹙[cu促]鞠之戏”的冰上足球，作为禁卫军的训练内容，但是，统治集团对足球不感兴趣，于是历史悠久，有文字记载长达2000多年的中国古代足球在历史的舞台上销声匿迹了。清代北京的少年儿童在冬天玩一种蹴石球的游戏，不过这种游戏是由于冬季的北京天寒地冻，一些穷人家的孩子们脚下很冷，就将石头敲敲打打，打成球形，用脚底板踢弄以取暖，能将石球踢出撞中另一石球者为胜(《燕京岁时记》)。此外，还有在冰上用铁球玩这种撞球的儿童游戏(《清代北京竹枝词?百戏竹枝?踢鞠》)，但是这种简单的蹴球游戏与明代以前发达的蹴鞠相比完全不同，已不能看作是足球了。　　1.2 击鞠　　马球是继足球兴起后出现的又一个风行于中国古代社会的体育活动。中国古代的马球称为“击鞠”，又叫“击球”、“打球”。比赛时，骁勇的马球健儿们，手持球杖，骑在奔驰如飞的骏马上互相争逐击球，以将球击入球门的多少来决定胜负。　　马球在古代中国是如何发展起来的，目前尚无定论。有人认为是唐代时由波斯(现在的伊朗)传来的；有人认为是由吐蕃(现在的西藏)传入中原的；也有人认为是古代中国自己创造的。“击鞠”一最早出现在的儿子、大文学家在公元3世纪写的讽刺纵情行猎作乐的《名都篇》中。但是，马球的黄金时代是唐朝。马球与古代骑兵的发展有直接的关系，它不仅是一项娱乐活动，也是一种训练骑兵骑术的军训手段。中国虽然从战国时期赵国的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学习北方游牧民族组建骑兵部队开始就已经有了骑兵，但是当时的马具还比较原始，骑兵也不是主要的作战兵种。汉代的骑术受到没有马鞍和马蹬的限制；而两晋南北朝(公元265―589年)和隋代(公元581―618年)的重骑兵无论是人，还是马，都是以重装甲披挂，笨重不灵，马的负担很重，难以开展马球活动。唐代为了争取战争的主动权，也采取了大力发展骑兵的作战方式，骑兵在唐代达到极盛。贞观后40年马匹多达70.6万匹(《新唐书?兵志》)。与以前历代骑兵不同的是，唐太宗看到了隋代重甲骑兵的弱点，建立起了快速机动灵活的轻骑兵，这就为马球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条件。此外，唐代已经有完备的马具，有鞍有蹬，大大提高了骑手驾驭马的能力，战马不披甲也使马的机动性大为提高，于是，骑手可以稳稳地坐在马上完成各种剧烈的击打动作，马也可以轻松自如地左旋右转。而打马球又反过来有效地提高了唐代轻骑兵的骑术，成为重要的军训手段。唐玄宗在天宝六年(公元747年)就曾下令全国军队开展马球运动(《全唐文》卷三七五)，马球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在唐代一下子风行起来的。　　唐代的马球场，一般在大殿前铺设，所以在史书中，我们经常可以看到在某某殿、某某宫打球的记载。球场的其他三面有矮墙环护，球场的长度大约在1000步左右，表面压制得十分平整，平坦得如同磨刀石，光滑得像一面镜子，如唐中所说的“筑场千步平如削”(《汴泗交流赠张仆射》)，“平望若砥，下看犹镜”(阎宽《温汤御赂场)。有的奢侈腐化的王公贵族，为了夸耀自己的财富，在营建马球场时，不惜财力，如唐中宗景龙年间，驸马杨慎交甚至用油浇地来铺制马球场(《隋唐嘉话》)。球场如果管理不好，也会引起人们的议论，有时还会招致皇帝的责备，如唐宪宗就曾责问赵相宗儒：“听人说你在荆州时，球场长草了，是怎么回事？”回答道：“这是臣的死罪，场上确实有草，但不妨碍球的往来”(《唐国史补》)。在风雨天打球，就得在球场上用油布搭起帐篷，进行比赛。如果晚上来了球瘾要打马球，就点燃特制的大型蜡烛，形成一个“灯光球场”，五代时，吴主杨行密的儿子杨渥在其父死服丧期间，就是这样打球行乐的(《通鉴纪事本末》)。球棍也叫鞠杖，是木制的，杖柄也有用藤做的，球杖下端呈偃月状，外部包有牛皮，杖上有各种彩色花纹的装饰。　　马球比赛分为单、双球门两种比赛方法，单球门是在一个木板墙下部开一尺大小的小洞，洞后结有网囊，以击球入网囊的多少决定胜负。由于球门很小，击球入门需要很高超的技术，张建封在一首打球诗中写道：“俯身仰击复傍击，难于古人左右射，齐观百步透短门，谁羡养由遥破的”(《酬韩愈校书打赂琛)。在飞奔的马上持杖击球，难于古人在马上左右开弓，而要在百步内击球入门，与战国时有名的神射手养由基的“百步穿杨”有异同工之妙，就像明人一首里说的“彩色球门不盈尺，巧中由来如破的”，击球入门的难度如同射箭中靶(王绂《端午赐观骑射击率套》)。打双球门的赛法与现代的马球相似，以击过对方的球门为胜。马球比赛有一种撼人心弦的魅力，在一片平坦如砥的球场上，彩旗招展，战鼓阵阵，号角声声，马蹄疾如雨，骑手们身着锦衣，手持球杖，忽而俯身仰击，忽而旁敲侧打，在马上翻上翻下，往来如风，时而像回旋冲腾的激流，时而像席卷大地的暴风，追逐着那个在场上忽左忽右，疾如闪电，用硬木制成的如同拳头般大小的红色小球。呼叫声，马嘶声，鼓号声，喝彩声，混成一片，令人惊心动魄。因为马球也是用来练兵打仗的，比赛往往进行得十分激烈，而且有相当的危险性，常有伤害事故发生，轻的使人面目受损，重的可能致残。马也很累，以致于韩愈担心早则一两年，迟则三四年马会累病(《汴泗交流赠张仆射》、《上张仆射第二书》)。天宝十四年，安史之乱时，常山太守王Y准备投降史思明的叛军，他的部将们得知后非常气愤，就趁打马球的机会，纵马将王Y撞下马来，乱蹄踏死(《资治通鉴?肃宗记》)。可见在当时的马球比赛中受伤是司空见惯的事，人们不会以此为怪。　　唐代出现了一些有着高超技艺的打球能手，如建中初，河北有一姓夏的将军，力能开弓数百斤，在马球场中央地上摞起10余枚铜钱，然后，骑马飞驰而来，用鞠杖击打铜钱，每一击都十分准确地打中一枚，飞起七丈(《酉阳杂俎》卷五)。在珍藏于故宫博物馆的打马球纹铜镜上，我们可以看到当年马球健儿们正在驱马疾驰，挥杆击球。尤其难得的她们是四个英气勃勃的女马球手，显示了盛唐时期我国巾帼不让须眉的英雄气慨。　　唐代的皇帝们大都是马球迷，他们不仅爱看，而且也会打，有的还相当出色。唐玄宗李隆基是其中最典型的一个代表。有一次，吐蕃派使者来长安迎接金城公主，唐中宗请客人们观看马球比赛。吐蕃人善打马球，看了比赛，觉得堂堂大唐帝国的球技也不过如此，于是提出要比试比试。一开赛，吐蕃队果然十分厉害，唐朝的球队不是对手，连连败北。唐中宗见势不妙，急忙派当时还是临淄王的李隆基(即后来的唐玄宗)带三个皇室子弟上场与10名吐蕃人对阵。只见“玄宗东西驱突，风回电激，所向无前，”大败吐蕃球队(封演《封氏闻见记》)。唐穆宗在长庆二年十二月，在宫中打马球时，一名宦官突然坠马，穆宗大受惊吓，下马后竟然不会走路，昏昏沉沉，三日不能上朝(《新唐书?敬宗记》)。宣宗打马球时，骑一匹矫捷的骏马，能在马上持杖连击数百击，马驰不止，迅若流电，军中的打球老手们都为之叹服(《唐语林?补遗》)。唐代的另一个皇帝唐僖宗，虽然治理国家十分无能，但是特别会玩，喜欢骑射、舞剑弄槊、蹴鞠、斗鸡，尤其精于打马球。有一次，他对宫中专门给皇帝逗乐解闷的优人石野猪开玩笑说，如果以打马球来考进士，我肯定可以得状元(《资治通鉴?唐纪六十九》)。　　在唐代章怀太子墓道的西壁上就有一幅大型彩色壁画《马球图》，现存于陕西省博物馆中，这幅壁画使今天的人们能够亲眼看到1200多年前唐代马球比赛激烈而生动的景象。　　在唐代，不仅骑马打仗的武人们喜欢马球，就是舞文弄墨的书生们对打马球也不生疏。每年科举考试后，在祝贺新及第的进士活动中，就有一项在月灯阁举行的马球会。这时，那些在金殿对策时对答如流，笔走龙蛇的书生们，又都成了身手矫健的马球行家。有的进士的球技甚至超过军队中的马球高手。在乾符四年(公元877年)的月灯阁球会上，几个神策军中的军官，仗着自己球艺高超，全不把这些书生们放在眼里，在球场里趾高气扬，发出挑战。只见新及第的进士刘覃纵马挥杆，跃入场内，快如闪电，只几下，便截下对方的球，然后将球轻轻一挑，抡圆了球杖向空中击去，小小的球如同弹丸般地冲天飞去，竟然无影无踪，军官们目瞪口呆，在几千观众的哄然大笑中，满面愧色，垂头丧气退出场去(《唐摭言》卷三)。　　唐代的妇女也爱好马球，皇宫中宫女们也以打球为乐。在唐墓中出土的陶俑中，就有女打球俑。在打马球风气的影响下，一种名为“驴鞠”的骑驴打球活动也应运而生。驴，体型较小，跑得也慢，所以骑驴打球深受妇女们的喜爱，于是，驴鞠成为一种唐代的女子体育运动。唐剑南节度使兼成都尹郭英V〔yi义〕，就很喜欢观赏女子驴鞠，不惜每天花钱数万，将小小的毛驴打扮得富丽堂皇，女骑手们一个个花枝招展(《旧唐书?郭英V传》)。这种驴鞠在宋代的宫中依然存在，被称做“小打”，以区别于骑马打球的“大打”。　　马球在唐代还传到了日本。　　到了宋朝，宋太宗曾下令制定出关于打马球的详细规则，使我们知道，当时的马球已是一项高度程式化的活动。球场设在大明殿前，两个石莲花座的木制球门高约丈余，分置球场东西两侧，比赛分左右两朋(队)进行，有守门员。宫中乐队在两廊设有鼓乐，双方球门旗下，还各有五面战鼓，左朋衣黄w，右朋衣紫w，马尾都要打结。在鼓乐声中，由皇帝开球，然后命令诸王大臣驰马争击。球门两侧置有24面绣旗。在大明殿的东西台阶下放着空旗架，击入一球，称为得一筹，由两个持小红旗的卫士大声唱筹，在该朋的旗架上插一绣旗，表示得筹。如果皇帝进球得筹，大家就要高呼万岁，群臣得筹则叫好。得筹人要下马称谢。每三筹，就暂停比赛，在御殿召群臣饮酒一番。比赛结束时，以旗数多少确定胜负(《宋史》卷一二一)。宋代人在他的中对当时的马球也有描述：“军中罢战壮士闲，细草平郊恣驰逐。洮州骏马金络头，梁州鲁∪沾蚯颉！(《冬夜闻雁有感》)　　尽管在宋代，马球被列为军礼活动，按照上述规则进行，但它已经失去了唐代时的那种重要意义。实际上自唐代后马球运动就逐渐从它的巅峰走向衰落，到明朝中期已基本消亡。这主要是因为唐代后缺乏马匹和忽视骑兵的军事指导思想占统治地位所造成的。　　因为马球的兴衰与骑兵的发展有直接关系，当马球自唐以后在中原地区逐渐衰落下去的时候，在一向崇尚骑射的许多北方少数民族中却普及开来。公元10世纪初到13世纪，契丹人和女真人所建立的辽国(公元916―1125年)和金国(公元年)每年重五(阴历五月初五)、中元(七月十五)和重九(九月九日)都要举行隆重的拜天仪式。在祭礼之后，就举行射柳和马球比赛。所谓射柳，是契丹人、女真人建立的辽金两代的一种专用于祭天的活动，也称为“射柳仪”或“瑟瑟礼”。每逢重五、中元和重九行拜天礼后，都要进行射柳(《金史?礼志》)。届时在马球场上插上两行柳枝，在离地面数寸处剥去柳枝皮，露出一段白色的枝干。系上不同颜色的手巾来表明自己的目标，然后按照尊卑长幼的顺序，先让一名骑手快速骑马作为前导，射手骑马随后，在疾驰中用无羽的横镞箭将柳枝射断，在断柳落地前接在手中，疾驰而去，这是第一等；射断了柳，但未能接住的，属二等；如果射断的是没有剥去皮的部位，或没有射断、没有射中，都算作失败。在射柳时，擂响战鼓，以助声势(《金史?礼志》)。1965年9月在辽宁北票县西官营子出土的北燕贵族冯弗的墓葬中，就有130余件皆为扁锋的横镞箭，且箭杆上缠有银丝，十分精致。在出土的辽墓中，也有横镞箭的出现，镞身扁平，就像一个倒置的等腰三角形，有的箭端刃线略呈弧形，为扇形铁镞。射柳活动一直延续到元、明和清代初期，清代中期以后逐渐消失。射柳之后紧接着就是马球比赛，然后举行盛大宴会，大家尽欢而散。辽、金的帝王们也都十分喜爱马球，因为他们明白马球的军事作用。大定八年(公元1168年)，金世宗在常武殿打马球，他手下的大臣马贵中劝他不要再打了，因为这是一项很危险的运动，前天皇太子就曾经坠马。金世宗回答说，现在天下太平，但是我们不能忘记祖先是以武力平定天下的，我打马球正是要人们不要忘记习武(《金史?马贵中传》)。在《辽史?游幸表》中关于辽国帝王们或者亲自打球，或者观看马球比赛的记载比比皆是。　　人们在体育史中，常常可以看到一种体育形式引发出另一种体育形式的现象，如今天的橄榄球就是由现代足球发展变化而来的。唐代发达的马球运动也是如此，它不仅导致了驴鞠的产生，还使得一种不骑马或驴，徒步持棍击球的棍球运动在中国出现。这种击球游戏就是“步打球”，最初它是一项女子体育活动。按照唐朝习俗，每年寒食节，就由少府监在宫内组织“献球”的娱乐活动，包括各种球类活动，如蹴鞠、击鞠、步打等(《新唐书?百官志三》)。那些在深宫中虚度自己青春年华的宫女们不仅喜欢踢不用球门的花样足球，就像一首诗里所说“寒食内人长白打”(王建《宫》《全唐》卷三○二)，而且分为两队，拿着下端弯曲的木棍徒步上场进行步打比赛，为皇帝表演。比赛以击球入门多少分胜负。宫女们对这种古代的棍球十分着迷，唐王建《宫》对这种欢快场景也有描述：“殿前铺设两边楼，寒食宫人步打拢话胱呃凑虬荩吓锵刃坏猛烦铩！闭饩褪撬担辰谑保窃诘钋吧柚貌酱蚯虺。治脚(队)进行比赛，首开纪录的朋争先恐后地来到皇帝面前跪拜称谢，再继续比赛。唐代的皇帝也时常让宫中的男供奉们分队进行步打球比赛，供自己欣赏。在唐代贞观年间，步打球还与音乐舞蹈相结合，产生了唐宋时期一种名为“打球乐”的曲棍球舞蹈，后精通音律的唐玄宗李隆基将打球乐的伴舞音乐改为“羯鼓”(胡震亨《唐音癸签》)。　　唐末，中国的步打球传到了日本。　　我国达斡尔族和回族也有类似步打球的古代曲棍球。达斡尔族称之为“打贝阔”、“波依阔”或“波列”。球有软硬两种，软球是用牛毛做成的毛球，较轻且有一点弹性，适于供儿童少年打。硬球是用骨和硬木做成，供大人们打。击球杖四尺左右，一般用柞树木制作，球杖下端弯曲，以便于击球。比赛上场的人数或多或少，没有严格规定。比赛分为有球门和无球门两种。夜间比赛时，尤其是正月十五的元宵节，把球浸油点燃，成为一团火球，进行比赛，别有一番风韵。回族的民间传统棍球称为“木球”，又叫“打篮子”或“打毛球”，已有200多年的历史。今天的木球已是规范性很高的现代竞技运动，如对场地大小、上场人数、比赛时间都有明确的规定。不过它仍然保留有其传统的痕迹，如使用的球是红、蓝两色相间，两端呈椭圆状的木球，这种球在滚动时常常变向，增加了游戏的趣味性。球杖的底端有斜角，以增加击球时的接触面。　　1.3 捶丸　　高尔夫球是当今世界上非常流行的一种体育运动。这种体育活动是在一片自然风光中进行的，脚下是绿草如茵的旷野，明镜般的湖水在微风中轻轻地荡着涟漪，头顶上广阔无涯的天空蓝得如同大海，几朵白云在悠悠地踱步，没有城市的喧嚣和现代社会的嘈杂，只有清新的空气，静静的小丘。就是在这样一种环境中，人们轻松自如地一边欣赏大自然的美景， 一边挥杆击球，这种运动使人的性情得到陶冶，体力得到恢复，精神得到放松，因此吸引了成千上万的爱好者。西方的体育史家有的认为高尔夫球起源于苏格兰，有的认为起源于荷兰。今天在高尔夫球场上乐而忘返的人们是否知道这项使他们如此迷恋的西方体育活动的真正源头却是在东方的中国，早在1000多年前的宋代，中国就已经有高尔夫球的游戏，它的中国名字叫做“捶丸”。　　“捶丸”的出现与盛行于唐代的球类活动有密切的关系。唐代的打球除了持球杆骑在马上打的马球外，还有一种拿球杆徒步打的球类游戏，叫做“步打球”。这种步打球与今天的棍球十分相似。到了宋代，步打球进一步发展，就出现了“捶丸”的击球游戏。“丸”是指球，“捶丸”的意思就是用棍打球，这就是最早的高尔夫球。到了元代，捶丸已经成为一种非常成熟的体育项目。元世祖至元十九年(公元1282年)出现了一部由宁志老人编写的专门论述捶丸的著作――《丸经》，这大概是世界上最早的关于高尔夫球的专著了。在这部长达32章的书中，作者追述了捶丸的发展历史，讲解了进行捶丸的场地、器具、竞赛规则，以及各种不同的击法和战术，还特别强调了体育运动的道德，实在是一份不可多得的珍贵史料。　　进行捶丸游戏的场地一般是有地形变化、凹凸不平的空旷场地。在场地上挖一些与今天高尔夫球穴差不多的球窝，在球窝旁插上彩旗作为标记，丸由坚固的经得起反复击打的赘木(树身上结成的瘤的部分叫赘木)制成。现代高尔夫球有各种不同的球杆，有的用于远打，有的适于近击，有的则易于使球高高飞起，越过池塘、水溪。捶丸也有不同类型的球棒，如：“撺棒”、“勺棒”、“扑棒”，供人在不同的条件下选用，打出不同的球。球棒的制做也很有讲究，击球一端的制做材料要选用秋、冬树木和牛筋、牛胶，棒柄则用刚劲厚实的南方大竹。制造球棒的时间也有一定的要求，应该是在风和日丽的春天和夏天，因为这时各种材料容易牢牢地结合在一起，然后再细细地刮磨加工，就制成了合手耐用的球棒。参加比赛的人数可多可少，比赛也因人数不同有相应的不同名称，10人、九人参加的叫“大会”，七、八人的为“中会”，五、六人的是“小会”，三、四人的称为“一朋”，只有两人比赛的叫做“单对”。分队比赛时，各队使用不同颜色的球；不分队的个人比赛，每人使用的球也颜色各异，以防混乱。用较少的击球次数将球击入球窝者为胜。捶丸有各种复杂的击法，如，用撺棒立着打，勺棒蹲着打，扑棒可站着打也可蹲着打。不同的地形、地面、位置，均有相应的不同击法，如在地表坚硬处，应当减力击球，否则容易将球打远，而在土松处，则要加力击打。基本的比赛方式是：在场上划出一个一尺见方的平地，清除瓦片、砾石、杂草。这就是“球基”，第一击必须将球放在基内击出。后继的击打在球停止处接着打，不得再设球基。球必须击出，而不能用挑、拨、推、砍、兜、刮、舀、扫、碾的手法。捶丸比赛对不道德的行为有种种严格的规定，如不能加土或做坑阻拦别人球的行进，不能妨碍他人击球，不能随便移动球的位置，比赛中不能换球棒，不许给他人指示地形等等。　　捶丸对健康的促进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就像《丸经》中所说的，捶丸时需要审视场地的干湿软硬以便设置击丸的球基，要根据地势的平峻凹凸构想制胜之道，要拽肘运杖，将球打入球窝，心不能急，意不能躁。因此，这种体育活动既可以给人一个良好的心境，又可使血脉流通，四肢舒畅。正因为如此，宁志老人到80高龄，仍然身体健康，头脑清晰，写出这部古代高尔夫球的传世之作。　　与其他中国传统的体育项目一样，捶丸游戏也把道德品质的教育摆在非常重要的位置，胜负是次要的，要做到“胜负不动于心”，修身养性才是游戏的真正目的。因此，在捶丸游戏中要对人友善，语言和蔼，不可因技术高超就孤傲逞能，举止浅薄。虽然在比赛中大家平等相近，但是尊卑长幼的秩序是不能紊乱的。身体要安舒，举止要端庄，在球场上不要议论他人，搬弄是非；屡胜而不傲，屡败而不怒；心要静定，志欲宁适，气要温和，体要安舒，容止端庄，语言简当(《丸经》)。　　捶丸的产生显然与城市的发展和市民娱乐文化的要求有直接关系。这项活动深受人们的喜爱。明代人周履靖在游历中发现在都市中不少人都精于这一运动。捶丸活动也得到上层社会的青睐，达官贵人，文人墨客，甚至仕女在酒后饭余，也都喜欢以捶丸来消食解闷。封建帝王中着迷于这项游戏的也大有人在，如宋徽宗、金章宗、明宣宗等。　　捶丸运动经过了宋、元、明三代的发展繁荣后，在清朝由于满族贵族不喜欢这项运动而衰落。后来在苏格兰开始的现代高尔夫球，有人推论是在元朝由中国的捶丸传入而出现的。　　1.4 木射　　在现代西方的球类运动中，地滚球是十分流行的一项活动，运动量不大，娱乐性强，老少咸宜，因此十分受人欢迎。西方最初的地滚球运动起源于3世纪的德国，叫“克格尔斯”(kegels)，滚动的木球击打放置在地上的小木柱。这是中世纪德国的修道士和祭司们最喜欢的一种具有宗教含义的活动。在这种活动里，放置在地上(一般是在教堂走廊地上)的木柱，代表着邪恶，如果掷球者能成功地将这些木柱击倒，就说明他已经洗净了自己身上的罪恶。这种具有宗教含义的活动后来逐渐世俗化，演变成深受人们喜爱的民间九柱球游戏，就是以球滚击九个木柱。最后进而演变成现代的地滚球运动，即在18.30米的木板球道的一端放置10个瓶状木柱，击球者在另一端用球沿球道滚动击之，击倒的木柱越多得分越多。　　我国从唐代开始，也有一种类似于地滚球的以球击打木柱的运动。这项活动采用射箭活动中的术语，以木柱为靶，以木球为矢，意思是以木球为箭矢，来射木柱的靶子，因此，这项中国地滚球的名字叫“木射”。木射游戏中作为靶子的是15个S形平底的木柱。有意思的是，这种游戏与早期德国教堂中的原始地滚球一样，也有很浓厚的精神和道德方面的含义，所不同的是，木射以游戏的方式强调人们遵从中国的传统道德。15个木柱分为红、黑两类。红柱有10个，其上分别用红色写有“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10个大字，而五个黑柱则用黑墨分别标明“慢、傲、佞、贪、滥”五个字。将这些木柱红黑相间安放在场地的一端，击球人在场的另一端以球滚地击柱，击中红柱者为胜，击中黑柱者为负。唐代的陆秉著有《木射图》一书，宋人晁公武的《郡斋读书志》还著录此图。
　　图2 拟唐代木射图　　1.5 掌旋球　　今天，在许多退休的老年人手中，我们经常可以看到两只闪亮的钢球，在五个手指灵活地拨弄下，不停地左旋右转，嗡然有声。这就是中国特有的抗衰老健身活动“掌旋球”，也叫“健身球”或“游球”。掌旋球原是用于防身的暗器和练功器具，走江湖的人随身携带，需要时则掷球击人，因为难以预防，很有几分威力。掌旋球大约在明代出现，已有500多年的历史了。最初是实心球，到了清代，将球体改为空心，并装入音板或小球丸，称之为“胆”，转动时与球体相撞，发出一种铃铃的清脆细响。“胆”有阴、阳之分，阳胆声清，阴胆音浊，这样可根据音调的高低清浊，分为雌球和雄球，这就合了我国古代阴阳互补的道理。　　转动掌旋球有各种方法，一般有顺转、逆转、快转、慢转、有声转、无声转、左手转、右手转。技巧熟练的人，一只手掌可转三颗到四颗。如果是四颗，则是三颗在下面，一颗叠在上面，下面的三颗一转动，上面的一颗也就转动起来了。如果是三颗，转动时能使球不接触球，三颗球在掌上循环追逐。要它发声，就能使几颗球一起咯啷啷地响成一片。要它不响，就只有球动而没有声音。坐、站、走均可练。　　掌旋球不仅有金属的、玉石的，还有木制的。还有一种也是人们常见的，是在手掌中转动几个核桃，核桃表面凹凸不平，还可以当作按摩器在面颊上滚动按摩，久而久之，核桃就逐渐变成古色古香的紫红色，十分好看。　　从健身的角度来看，掌旋球不仅可以增强手臂部肌肉的力量和手指的灵活性，而且可以通过不断地刺激手掌上的穴位对整个机体产生良好的作用，如能促进肠胃的消化功能。根据我国传统的经络学和中医理论，人体的四肢末梢部位与内脏器官有极其密切的关系。因为四肢末梢部位集中了许多重要穴位，如井、荥[xing行〕、俞、经、合，均在“手不过肘，足不过膝”这一范围。12井穴就在手足十指尖端部位。从人体神经分布的解剖结构来看，手足属于颈胸神经分布的末梢区，是非常敏感的，并可以通过交感神经、副交感神经的传导，对内脏器官发生反射调整作用。因此，掌旋球在今天仍然为许多人，特别是老年人所喜爱不是偶然的。　　1.6 其他球戏　　蹋拢　　表演者在一个大球上用双足驱球疾进，并做出翻腾跳跃等各种难度的动作，是今天人们经常见到的一个杂技项目。这项活动，在唐代是集观赏性和娱乐性于一身的一种球戏，叫作“蹋隆薄Ｌ拼斗馐衔偶恰芳锹嫉降笔钡囊杖嗣欠⒚髁恕疤轮贰保蚴悄局频模咴家欢撸孔叛だ龅纳省Ｅ杖苏玖⒃谇蛏希巴鹱校踊乩慈ィ薏蝗缫狻！碧拼人王邕对宫女们蹋碌那榫坝谢嫔嫔拿栊矗汗橇⑸碛诠龆那蛏希蛱逅浦椋龆绶缋祝搜账朴瘢虬绲萌缤膳路玻虿焕胱悖悴焕肭颍锺堑悖Ｅ鹋蹋咏Ｎ璧福荆媒萸嵊蝗粝桑焉贤蛎壑诳吹萌缱砣绯(《内人蹋赂场)。这种“蹋隆痹硕罄囱莼蛹肌　　抛球：　　在古希腊荷马史诗《奥德赛》里，有关于抛球游戏的描写。我国唐代也有抛球游戏，主要为少女们所喜爱。这种游戏用的是制作得色彩鲜艳，极其精致的绣球，唐代人形容它是“五彩绣团圆”。这种抛接球的游戏可能有些过于文雅，而逐渐演化为宴饮时的助兴娱乐，但对平时缺少运动的妇女，尤其是深宫中的宫女们来说，仍不失为一项锻炼身体、消烦解愁的活动。唐代人(公元701-―762年)在他的歌中也提到过宫女们玩抛球时跑来跑去，身上的珠碰撞有声的情景：“素女鸣珠，天人弄Z隆(《宫中行乐八首》)。抛球也为宋人所欣赏，南宋孝宗就曾在乾道五年十一月，与皇太子在观看百戏之前，先观赏了抛球和秋千(《乾淳起居注》)。　　水球：　　中国古代也有一种被称为水球的娱乐活动，不过这种活动与今天水中健儿们在游泳池里两队争斗的现代水球运动全然不同，是一种向水面掷气球，比赛谁掷得远的一种游戏。宋徽宗赵佶(公元年)有一首诗对宫女们玩这种水球的场景有十分形象的描述，“苑西廊畔碧沟长，修竹森森绿影凉，戏掷水球争远近，流星一点耀波光”(《宋纪事》卷一)。宫女们在宫廷花园长廊附近的一泓清流旁，向水中掷球为戏，看来与人们在河边湖畔常用石片打水漂有些相似，不同的是用球代替了石片。　　竿球：　　我国台湾高山族流传着一项独特的球戏，这项娱乐活动源于一种叫“竹竿祭”的古老的祭祀仪式。器具是实心球和竹竿。球由青藤或棕树皮将树叶紧紧地包扎而成。竹竿长达七至八米，一端用刀刮削得十分尖锐，或者装上铁刺。游戏的人数没有严格的规定，一般是十几个人各持竹竿站成一个圆圈，一个人拿球站在圆圈的中央，高高地将球抛向空中，当球下落时，大家争先恐后地用手中的竹竿去刺球，农历十二月二十五日举行祭典，要持续三天之久，称为托高会。头两天在会场上祭拜竹竿，第三天向空中连续投出10个藤球，其中吉球和凶球各五个，让每个参加祭礼的人用竹竿刺藤球，刺中吉球，表示着吉星高照，鸿运当头，大家要以酒庆贺。刺中凶球则须请巫师作法消灾。传说这项活动是为了纪念高山族一个以竹竿与虎搏斗，最终刺死恶虎的英雄。高山族人十分喜欢这一活动，据清人黄叔`记录，竿球在清代已经成为高山族聚众集会的一项民俗(《番俗六考》)。　　我国东北赫哲族民间流行的“叉草球”与竿球有几分相似，不同的是这是一种两军对垒的游戏。器具是一个用草捆扎而成的球和劳动时用的木杈。游戏时，两队人各持木权相对，列阵而立。双方轮流向对方上空抛掷草球，比赛用木权叉刺草球的准确性。如果一方用木权准确地叉住草球，不使之落地，就在场地上前进20步，而掷方则相应后退20步。这种攻城掠地，进进退退的游戏，与现代美式足球的比赛方法有些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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