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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评价大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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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能喜欢　　作者简介：霍博翔（1988-），男，汉族，在读研究生，贵州财经大学，研究方向：贵州地方经济史。 　　摘要：1958年～1960年的大跃进运动是我国在经济建设中的重大失误。它具有很多特点，这些特点使它成为了我国历史上比较奇特的事件。它的奇特、再加上研究它发生的原因，有利于我国在现代经济建设过程中以史为鉴，促进经济良好地发展。因而，国内外学术界对此展开了广泛而深入地研究，并且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其成果主要有：“国际环境压力”说、“摆脱苏联模式”说、“过分强调主观能动性发挥”说、“社会主义建设准备不足”说、“政治体制弊端和毛泽东个人专断作风”说和“国际赶超热潮”说。 　　关键词：大跃进运动；特点；成因 　　1958年～1960年的大跃进运动是我国历史上比较奇特的事件。它是中共党内在左倾思想日益占主导地位的情况下领导群众发动的一场激进、冒进的经济建设活动。该运动具有许多特点：1.该运动的爆发在一定程度上具有突然性。在该运动爆发之前，中共在经济建设问题上一般持谨慎、稳妥的态度，并在“八大”上通过了许多关于经济建设的正确主张，形成了“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方针。但是后来，中共党内左倾思想日益占据主导地位，逐渐修改了“八大”经济建设的正确主张，领导群众发动了一场激进的经济建设活动。该活动可以说是经济建设上的一次突发性活动。2.在该活动过程中，“浮夸风”、“共产风”盛行，地方在经济建设中谎报经济产量数据，“放卫星”，上级不断提高经济建设的高指标、高要求的现象日益严重。全国上下在经济建设中弥漫着一股激进、浮躁、浮夸的情绪。“皇帝的新装”在当时的历史现实生活中上演。3.纵观该活动整个过程的始终，我国经济建设工作中的左倾错误在此期间没有得到系统地纠正。在此期间，中共已经开始注意到大跃进活动中所暴露的问题，并开始对经济建设中左的错误加以纠正。但庐山会议的召开，对彭德怀的错误批判，使得中共由原来的“纠左”转向“反右”，使得大跃进运动再次高涨起来。虽然大跃进活动过后，三年的“自然灾害”使得中共去纠正在经济建设中的左倾错误，但该错误始终没得到系统地纠正，以至于为后来的“文革”埋下了伏笔。4.该活动对我国经济、社会造成的损失是空前的。该活动不仅造成我国国民经济畸形发展，经济结构失调，经济发展停滞不前，甚至有所倒退，还造成我国有史以来比较大的饥荒，人口急剧下降。据不完全统计，我国当时死亡的人口大约在2000万左右。这种情况在一国和平发展时期是比较罕见的。该活动可以说是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领导人在经济建设中的重大失误。而且国外的许多学者对毛泽东的功绩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其依据在于我国在毛泽东领导中国经济建设期间把我国的人均寿命水平提高了一个档次。但是我国却在大跃进时期人均寿命水平却大大下降。由此可看出，该活动的确给我国经济、社会造成了空前的损失。大跃进运动的这些特点使得该活动成为我国历史上比较奇特的事件。所以，该活动成为了国内外学术界研究的热门对象。尤其是“该活动是怎么爆发的？它爆发的原因又是什么？它为什么能持续较长的时间？”对这些问题，我国国内的学术界对大跃进活动的动因展开了广泛的研究。 　　由于大跃进运动是我国现代史上发生的重大事件之一，且我国保留了一些比较详实的史料及档案，再加上该运动规模、影响给我国五六十年代的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所以我国的学术界在此基础上能够进行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并且取得了比较有价值的研究成果。 　　我国学术界针对大跃进产生的原因问题，从不同的研究角度出发，提出了各种不同的学说。其主要的学说有“国际环境压力”说、“摆脱苏联模式”说、“过分强调主观能动性发挥”说、“社会主义建设准备不足”说、“政治体制弊端和毛泽东个人专断作风”说和“国际赶超热潮（或两大阵营和平竞赛影响）”说。①这些学说的具体内容如下： 　　1.“国际环境压力”说 　　该学说主要把我国大跃进运动开展的原因归结为当时的国际政治和经济环境。正是因为当时国际政治和经济环境给我国经济建设造成了巨大的压力，我国才开始发动了一场比较激进的群众经济建设运动。然而，我国学术界对于国际环境对我国造成的压力的具体表述是不一致的。 　　在我国，持该种学说的有些学者认为，我国当时的经济建设主要来自两方面的国际压力。一方面是来自资本主义阵营的压力，另一方面是来自社会主义阵营的压力。其具体情况为：1.朝鲜内战结束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我国采取了政治上孤立、经济上封锁、在军事上威胁和包围的举措。该情况给我国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提出了如何在西方国家威胁和包围情况下，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中国，改变我国贫穷落后的面貌，以国际事务中的主动权的新课题。“国际反华势力十分猖獗，新中国处在被包围封锁之中，增强了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富民强国的紧迫感，促使其急于改变中国贫弱的面貌”②。2.当时许多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呈现出勃勃生机的状态。当时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在经济建设中开始摆脱苏联模式，对本国经济体制实行了一定程度的改革，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而且作为社会主义阵营的“老大哥”苏联更是宣传已经建成了社会主义，并提出了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的总任务，并成功地发射了人造卫星。在此情况下，毛泽东表示要加快中国经济建设的步伐。这两方面的压力给了当时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领导人“紧迫感”和“危机感”。这种“国际环境压力”是毛泽东和党中央发动大跃进运动的政治心理原因③。而且，这种环境不仅给我国中共造成了压力，还给我国的人民群众造成了巨大压力。 　　我国学者罗重一认为，“近代中国积弱积贫，饱受列强的侵略和欺凌，赶上和超过帝国主义列强，使中华民族扬眉吐气，立足于世界强林，是几代中国人民梦寐以求的理想。新中国成立以来，帝国主义列强对新中国采取敌视、孤立和封锁的政策，更要打一个大翻身仗来反击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欺凌。这种因长期受欺凌的地位而在中国人民中蕴藏着一股迫切要求改变现状的热情，即“摆脱落后现状，避免落后挨打”为大跃进运动得以发动准备了广泛的群众基础。”④总之，当时国际环境的压力给我国全国上下造成了极大的“紧迫感”和“压力感”，从而促成了大跃进运动的爆发。 　　2.“摆脱苏联模式”说 　　该学说认为，1958年～1960年大跃进运动是我国当时摆脱苏联模式的束缚，探索适合本国社会主义道路实践的结果。1956年，三大改造完成后，我国建立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我国可以说正式步入了社会主义社会。但是我国由于建立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时间比较短，缺乏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实践经验，而且苏联的经济模式取得了比较大的成果，因此不得不造搬苏联经济模式。但是该模式不是我国立足于本国国情而实行的模式，不一定能促进我国经济良好地发展。当时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领导人已经意识到完全造搬苏联模式不是我国经济建设的长久之计，这就为后来我国开始探索适合本国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埋下了伏笔。苏共二十大后，苏联充分暴露了它本国经济发展道路中的问题，这使得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领导人开始正式提出“以苏为鉴”、“走自己的路”。自此之后，我国走上了一条摆脱苏联模式的束缚，探索本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而后来的大跃进运动就是探索该道路实践中出现重大失误的表现。那么，我国为什么会在探索该道路的实践中出现大跃进运动的重大失误呢？我国的某些学者从我国当时的发展模式和体制方面作出了分析。 　　我国的某些学者认为，二战后，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实践中，出现了四种现代化发展模式，即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模式、发达社会主义国家模式、新独立的民族国家模式、不发达社会主义国家模式。新中国建立后，我国逐渐在经济建设中选择了第四种模式。该模式实行公有制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实际上是一种赶超型经济发展战略模式。我国当时选择这种模式反映了中共和我国人民想尽快摆脱我国贫困落后的局面，实行现代化建设的愿望和决心。但该模式固有的弱点（即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会使一国在管理国民经济中出现管理上的混乱，产业经济畸形发展等问题）会对我国经济发展产生消极的影响。而我国的大跃进运动就是其消极影响的具体反映。 　　从该学说来看，我国当时摆脱苏联模式探索自己本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实践和其发展模式中固有的弱点促成了我国产生了经济建设中的重大失误，即大跃进运动。 　　3.“过分强调主观能动性发挥”说 　　该学说认为，我国之所以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发动大跃进运动，是由于在中共党内左倾的错误意识形态日益占据主导地位，其左倾错误的主要表现之一就是中共在领导经济建设的过程中夸大了“人的主观能动性”，认为只要充分地调动人民群众生产力的积极性，放手发动人民群众从事经济生产活动，就能完成中国社会主义的伟大建设。显然，这样左倾的错误意识形态的形成是我国大跃进运动得以发动的重要原因。那么，这样的错误意识形态是怎样形成的呢？ 　　其实，左倾错误意识形态的形成与中共在以往政治、经济斗争中的经验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错误理解是分不开的。在旧中国革命年代，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重要领导人的革命过程中充分发挥了人民群众的主观能动性，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新中国。而且建国初期，中共针对我国国内资本家“五毒”的行为，以及党内干部的贪污腐败行为，开展了“三反”、“五反”的群众运动，并且该运动取得了重大的成功。以往的革命斗争、经济斗争的成功使得中共完全把其经验造搬到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来。在当时的社会主义建设中，毛泽东完全造搬群众运动的经验，并把该运动强调到“一发不可收拾”的地步。而且，值得一提的是，有学者认为，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的理解产生了偏差，并将该理论在某种程度上张扬成唯意志论⑤。毛泽东的这种见解被当时许多中共干部、群众所接受，并被当时的期刊杂志所宣传，从而促成了群众性的、大规模的大跃进运动的爆发和持续发展。 　　从上面的表述来看，该学说认为，正是因为中共在把以往革命斗争、经济斗争中群众运动模式引入到经济建设中来，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的理解产生偏差，从而造成了中共党内左倾的错误思潮日益占据主导地位，从而促进了大跃进运动的爆发和发展。而且我认为，该学说在我国学术界是占有很重要的地位的。而且我国的中学历史教材中在讲述大跃进发动的原因是，首先把中共的左倾错误当成主要因素。 　　4.“社会主义建设准备不足”说 　　我国的某些学者认为，我国大跃进运动爆发的主要原因在于中共对“社会主义建设准备不足”而造成的。其不足主要表现为：.三大改造完成后，我国建立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面临着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新任务，中共还未作好充分的准备，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没有一个清醒的认识，还未能充分发现、认识并利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的规律，对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长期性和艰巨性认识不足。在这种情况下，我国在探索一条适合自己发展的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难免会走不少弯路，以至于我国会在经济建设过程中会出现大跃进运动的重大失误。 　　5.“政治体制弊端和毛泽东个人专断作风”说 　　该学说认为，我国当时的大跃进运动主要是我国政治体制的弊端和毛泽东个人专断的作风造成的。我国当时的政治体制弊端包括：1.我国当时的政治斗争非常激烈，以至于在斗争过程中造成权力越来越集中，从而使得我国的民主体制，尤其是党内的民主集中制遭到了巨大的破坏。当时反右派斗争扩大化，使得我国许多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人士受到牵连，使得我国的中共领导下多党合作的政治体制遭到严重破坏。在此之后，庐山会议对彭德怀的错误批判，使得中共党内的民主集中制遭到巨大的破坏，使得党内持正确意见的党员受到沉重的打击，无法纠正中共在经济建设中“左”的错误。同时又使得毛泽东的个人地位凌驾于党之上，滋长了毛泽东个人专断的作风。2.我国当时的政治领导体制缺乏必要的高效的监督机制，使得中共党的领导人在决策方面一旦发生失误，并造成严重失误时，领导体制无法对其进行有效的纠正。这些弊端使得我国大跃进运动得以爆发和持续进行。 　　除此之外，大跃进爆发和持续进行还与毛泽东个人专断作风和国内个人崇拜盛行有关。其实，中共起初个人崇拜问题并不严重。1949年，新民主主义革命即将完成之际，中共召开了七届二中全会。该会通过了“不得以党内重要领导人的姓名给地方命名”，“不得将党内重要领导人与马恩列斯并列”等决议，其实就是反对个人崇拜。而且1956年，中共八大明确提出了坚持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的原则，要不断扩大党内民主和反对个人崇拜。然而，中共对个人崇拜的危害性认识并不深刻，而且也没提出具体的制度和措施来防止个人崇拜的发生以至于后来情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苏共二十大对斯大林的批判使得当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思想上产生了混乱，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趁机在国际上掀起了反共反苏的潮流。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开始批判以前反对个人崇拜的思想。他认为个人崇拜有两种：一种是正确的，如对马恩列斯正确的东西必须崇拜，因为真理在他们手里；另一种是不正确的崇拜，不加分析，盲目服从。毛泽东的这一关于个人崇拜的观点错误地把崇拜真理与崇拜个人等同起来，为中共党内大搞个人崇拜提供了依据⑥。他的这一错误想法使得他在党内逐渐形成个人专断的作风，从而严重地破坏了党的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原则，以至于大跃进爆发和持续发展。因此，总的来说，该学说认为，由于中共党内对个人崇拜的危害缺乏深刻的认识，又没有相应的体制防范它，再加上苏联当时批判斯大林引起的混乱等的国际因素，使得中共党内个人崇拜盛行，领导人个人专断作风盛行，从而促进了大跃进的爆发和持续进行。 　　6.“国际赶超热潮（或两大阵营和平竞赛影响）”说 　　该学说可以说是“国际环境压力”说的扩展。该学说认为，我国的大跃进运动是在当时国际上社会主义国家掀起赶超资本主义国家浪潮的国际环境背景下而爆发的。当时针对苏共二十大、波匈事件后西方国家的反共潮流，国际社会主义阵营掀起了一股赶超资本主义国家的浪潮，在经济建设上提出了激进的目标和口号，并加快了经济建设的步伐。比如说苏联对外宣称自己已逐步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时期，并提出要在最短的时间内在人均产值上超过美国。朝鲜出现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千里马”行动。东欧国家进行着如火如荼的生产运动竞赛。在这种情况下，我国中共逐渐形成了“超英赶美”战略，大跃进运动也随即开展起来。由此看来，1958年中国发动大跃进运动“绝非是孤立的现象”，它“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赶超战略在中国的具体实施”，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赶超热潮影响下的产物⑦。 　　以上六种学说是我国学术界关于大跃进运动成因的主要研究成果。这些学说取材于我国详实的历史档案资料，对我国大跃进运动发生的历史原因作出了比较合理的解释。但这些学说也有一些不足的地方。比如说它们仅仅只对史实作出具体的描述，而未能深刻研究我国大跃进运动发生的深层次原因（如我国当时政治、经济体制的弊端）。然而，国外对我国大跃进成因的研究则弥补了这一不足。国外学术界对这一问题的研究起步较早，并且研究得比较深入，取得了比我国较多的研究成果，其成果主要有：“毛挂帅”说、“两条路线斗争”说、“派系”斗争说、“循环”说“官僚政治”说、“宫廷政治”说、一五计划后果说、打破农业瓶颈说、独立自主发展说、解决就业说、应对危机说、第三条道路说、革命遗产说、不断革命说，两种发展战略汇聚说和综合原因说⑧。国外的这些学说依照政治、经济、历史以及模型的研究方法，提出某种假设来对我国大跃进运动发生的原因进行深刻的分析。但国外的研究也有不足的地方，那就是国外学者由于我国历史档案资料权限的缘故无法直接获取关于大跃进运动的第一手资料，因而其研究多半依据二手资料，并且其学说都是以假设的形式提出的，因而无法揭露出大跃进运动发生的真实原因。 　　针对国内外对我国大跃进运动成因研究互有不足问题，我国学者田中勋认为，应加强海内外学术界的沟通与交流，并提高对海外学者历史档案资料的开放水平，才能使得对于我国大跃进运动的研究有质的发展，开启大跃进运动研究的新局面。⑨只有这样，我国才能真正吸取大跃进运动背后的历史教训，真正做到以史为鉴，促进我国经济良好地发展。（作者单位：贵州财经大学） 　　注解： 　　①高其荣：《近十年来大跃进运动成因的研究综述》党史研究和教学，2004年第5期 　　②李安增、赵付科：《“大跃进”运动发生之国际因素论析》，《理论学刊》2001年第1期 　　③曾红路：《再论“大跃进”的历史成因》，《南京大学学报》1998年第4期 　　④罗重一：《浅析“大跃进”发动之初的政治环境》，《社会主义研究》1999年第5期 　　⑤王向清：《大跃进时期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学术界》（月刊）2011年10月 　　⑥曾红路：《再论“大跃进”的历史成因》，《南京大学学报》1998年第4期 　　⑦高其荣：《近十年来大跃进运动成因的研究综述》党史研究和教学，2004年第5期 　　⑧李春来：《对西方学界有关“大跃进”运动研究的述评》华东师范大学2010届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 　　⑨田仲勋：《海外大跃进运动研究述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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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11-20 &匿名提问
大跃进运动是指1958年至1960年间，中国共产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极“左”路线的运动，是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及其以后不断地错误批判1956年反冒进的基础上发动起来的，是“左”倾冒进的产物。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正式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尽管这条总路线的出发点是要尽快地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的状况，但由于忽视了客观经济规律，根本不可能迅速地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的状况。总路线提出后，党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大跃进”运动，在生产发展上追求高速度，以实现工农业生产高指标为目标。要求工农业主要产品的产量成倍、几倍、甚至几十倍地增长。并提出三年赶英超美，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到2000年实现共产主义等，大跃进严重违反经济规律，提出战天斗地，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等不切实际口号给人民造成严重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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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山下乡运动指的是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后期，中国共产党组织大量城市“知识青年”离开城市，在农村定居和劳动的政治运动。 【开始】 上山下乡运动最早可以追溯到 1955年，六十名北京青年组成了青年志愿垦荒队，远赴黑龙江省去垦荒。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于 8月30日为他们举行了盛大的欢送会。团中央书记胡耀邦在欢送会上把“北京市青年志愿垦荒队”的队旗授予这批青年。中共政府鼓励当时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自愿到条件艰苦的农村去锻炼自己”，把邢燕子等人做为典型模范在青年人中大为宣传。 【上山下乡】 真正有组织、大规模地把大批城镇青年送到农村去，则是在文革后期，毛泽东决定给红卫兵运动刹车的时候。1968年12月，毛泽东下达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上山下乡运动大规模展开，1968年当年在校的初中和高中生（、1968年三届学生，后来被称为“老三届”），几乎全部前往农村。文革中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总人数达到1600多万人，十分之一的城市人口来到了乡村。这是人类现代历史上罕见的从城市到乡村的人口大迁移。全国城市居民家庭中，几乎没有一家不和“知青”下乡联系在一起。 上山下乡的目的地很多，包括云南、贵州、湖南、内蒙古，黑龙江等地。政府指定“知识青年”劳动居住的地方，通常是边远地区或经济落后、条件较差的县。这一做法很快就成了既定政策。但同时，一些干部子女通过参军等方式避免了去上山下乡，或者到诸如北京郊区这样的地方落户。 在当时，有一部分青年是“满怀热血”地投入到这场运动中，所谓“满怀豪情下农村”，“紧跟统帅毛主席，广阔天地炼忠心”。但更多城市青年是被政府强制离家、迁往农村的。与其在城市的生活相比较，知青们普遍感觉在农村生活很艰苦，他们在贫困的农村地区当然无法继续接受正常的知识教育，文化生活也几乎没有，他们和当地农民的关系也远非融洽。 “上山下乡”的“知青”当中，大部份是到农村“插队落户”，但还有一部份虽然也是务农，过的却是“生产建设兵团”的准军事化生活，他们的状况与“插队知青”有很大不同。“上山下乡运动”前期，全国各地组建了许多“生产建设兵团”，有一大批“知青”到这些“生产建设兵团”参加“屯垦”。“生产建设兵团”虽有“屯垦”的功能，但却非正规军队，它同时兼具安排城市失业青年就业和备战的目的。1968年底，中苏关系对立，毛泽东向全国发出了“全民皆兵”，“招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备战备荒为人民”，“深挖洞、广积粮”等一系列关于备战的指示。城市里开始修建防空洞，沿海地区不少军工企业纷纷西迁。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各地组建了以“知青”为主要成员的大量“生产建设兵团”。从1969年初到1970年，原有的“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大规模扩大建制，同时新成立了内蒙古、兰州、广州、江苏、安徽、福建、云南、浙江、山东、湖北共10个“生产建设兵团”以及西藏、江西、广西的3个农垦师，加上50年代组建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国共有12个“生产建设兵团”及3个农垦师。 【回城】 进入70年代以后，开始允许知识青年以招工、考试、病退、顶职、独生子女、身边无人、工农兵学员等各种各样名目繁多的名义逐步返回城市。到70年代后期，出现了大规模的的抗争，知青们通过请愿、罢工、卧轨、甚至绝食等方式的抗争强烈要求回城，其中以在西双版纳的抗争最为出名。1978年10月，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决定停止上山下乡运动并妥善安置知青的回城和就业问题。1979年后，绝大部分知青陆续返回了城市，也有部分人在农村结婚“落户”，永远地留在了农村。有人因为害怕不被政府允许返回城市，所以即使和人同居并有了孩子也不登记结婚。 据统计由于各种原因滞留农村边疆的知青约有数十万人。 上千万的知青回城后，似乎并未出现某些官员担心的城市因容纳不下这么多人而引发的大规模混乱。相反，由于这个决定得到了全国人民的欢迎反而使得城市社会和农村社会都更加“和谐”。邓小平政府在八十年代初骤然强化的计划生育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是对知青返城后产生的就业压力的一种反应。 【影响】 上山下乡虽然暂时缓解了城镇的就业压力，毛泽东借此达到了解散红卫兵组织的目的，但是几千万年轻人的青春被荒废，无数家庭被强行拆散，这场运动也造成了各个层面的社会混乱。由于无数本应成为学者专家的年轻人莫名其妙地在乡间长期务农，八十年代以后出现了知识断代，学术研究后继乏人的现象。 上山下乡运动令无数中国城市青年接触了中国广大的农村地区，他们中的很多人在此之前从未去过农村，对农村的了解仅仅局限于课本的文字和政府的宣传。一些曾经积极参与过文革运动的城市年轻人经过在农村的艰苦生活后，意识到自己被人所欺骗利用，至此彻底放弃了曾经坚信不疑的马列主义革命理想以至于一切理想，中国社会在改革开放后的道德失序可以在此找到部分根源。 一些曾经参加上山下乡运动的人后来经过自己的努力成为了作家，如史铁生，叶辛，梁晓声，张承志，张抗抗等，他们都曾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创作了知青文学。然而，更多的知青则永远失去了受教育的机会，他们在九十年代的下岗潮中更是首当其冲，经常被工作单位裁减而失业。 这场运动改写了一代人的命运。 【运动目的】 一种解释是: 中共把“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作口号，很明显是把无业城镇劳动力到农村安家落户视为解决失业的办法。失业在中共的意识形态中，是资本主义社会特有的现象，社会主义社会当然没有失业问题。可当时的中国大陆的工业和农业在大跃进和文革后完全停滞，粮食总产量逐渐不足以满足日益增长的中国城市人口的需要，政府无法给城市青年人在安排工业和服务业领域的工作。更重要的是，毛泽东在他所发起的文化大革命中，已经达到了清除刘少奇等对手的主要目的，难以控制的红卫兵逐渐成为麻烦，数量巨大的对政治高度热衷的无业青年会对政治稳定构成严重威胁。把大量城市青年遣送到农村进行农业劳动，除了经济上的考量外，主要是一种分而治之的政治策略。 毛泽东政府对场运动的解释是: 为了防止“修正主义”和让年轻人“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毛泽东后的中共政府避免讨论这场涉及到几千万人命运的运动，也没有对受害者进行任何赔偿。 【评价】 有人认为这场运动是对人民的愚弄和迫害。据说是林彪等人所起草的反对毛泽东的纲领性文件“五七一工程纪要”指出，让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变相劳改”。 运动过去几十年后，当年的知青们已经成为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的主力，不少知青对当年的下乡表达遗憾，但也有对自己留在农村的青春年华抱有怀旧情绪，甚至有人自称“在广阔天地里度过了少年和青年时代的这一代人们，有一个共同的感受——决不后悔。” 邓小平曾说：我们花了三百亿，买了三个不满意：知青不满意，家长不满意，农民也不满意。
1968年,毛主席讲话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因为要&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好象柬埔寨共产党也干过。“变相劳改” “三个不满意”也有道理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为了解决年轻人的就业问题, 但是当时政府是死要面子,不好意思说青年面临着失业, 编了什么&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到农村大有作为&之类好听的词, 实际上当时有相当多的人是被迫下乡的,要不怎么后来那么多人闹着回城.
这个问题被删除一次了，其实也没有删除的必要。即便是当事人也是当时不理解以后想通了。不那样怎么办？谎话当然是有的，不那样说怎么办？治国方略不允许竹桶里到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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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跃进已经过去了四十多年，但是它的影响却是深远的。1958年以后，一直作为一面红旗高举若干年，对这次大跃进的经验与教训，应当认真地总结与思考。 作为一个在基层工作的人员，体会是很深刻的，谈一下粗浅的看法。  首先，用大搞群众运动的办法，去抓经济建设是不可取的。  大跃进对一个曾经因为落后挨打的中国人来说，本来是个美妙的字眼。中国又是个大国穷国，不跃进行吗？国家领导人明确的认识到这一点。因此，就企图通过几个运动、几场人海战术，就可以改变中国的落后面貌，用几年的时间，就可以超过英、美等国家。办法只有一个，就是放手发动群众，搞个大跃进。放手发动群众，在战争年代是一个成功的经验。但是，转入经济建设阶段后，再用大搞群众运动的办法，显然是不适用了。因为经济是按照规律发展的，要有科学的管理，严格的工艺要求，还必须遵守各种规章制度。只有这样才能够生产出来合格的产品，才能够持续的发展。 否则，采用大轰大嗡的办法，则会是得其反。在当时的情况下，放手发动群众，过分的强调发挥职工的积极性，打乱了各种规则制度。进入1959年后，各个工业企业废品增多，事故频出，火灾不断，事实证明，良好的愿望，并不能促进经济的发展。只有尊重和掌握经济发展规律，尊重科学技术，靠先进的管理，才能高速发展经济。  其次，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要从实际出发，做到实事求是。  1958年大跃进，最惨痛的教训是脱离了实事求是的精神，说大话搞弄虚作假。农业放高产“卫星”，亩产万斤粮，甚至12万斤粮食，又有那个是真实的呢？群众心里早就明白。天津市新立村把几十亩的稻秧苗，快成熟的时候都移植到一亩地中，这样明显的造假行为，不但不加以批评，反而各大媒体却争先恐后的报道，岂不是怪哉！其结果是浮夸风四起，各地报喜不报忧的事情，甚嚣尘上。全民大炼钢铁，浪费了大量的能源，砍伐了树木，所炼出来的钢铁都是豆腐渣形状的废物，根本没有用处。就是这样的废铁有300多万吨，都统计到全年的钢产量中去了。在农业方面，粮食产量比1957年只提高3.4 %，比前五年的平均产量增幅 3.8 % 还略少了一些，这样的产量怎么能够谈上大跃进呢？  这些事情老百姓心里都很清楚，在当时的情况下，又有谁敢于发表个人的意见呢？因为1957年反右派运动刚刚过去。如果说错了话，不知道又要扣上一顶什么名称的“帽子”呢？老百姓只好“唯上是听”、“唯上是从”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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