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护国百年&·昆明记忆】护国运动首义为何会在云南？
<img src="/blog7style/images/common/sg_trans.gif" real_src ="/large/76a0722agw1ezbxhypdm0j208x0c0q3u.jpg"
ALT="【护国百年&&昆明记忆】护国运动首义为何会在云南？"
TITLE="【护国百年&&昆明记忆】护国运动首义为何会在云南？" />
&&朱德在护国战争中
<img src="/blog7style/images/common/sg_trans.gif" real_src ="/large/76a0722agw1ezbxi5pis4j20b308mwf4.jpg"
ALT="【护国百年&&昆明记忆】护国运动首义为何会在云南？"
TITLE="【护国百年&&昆明记忆】护国运动首义为何会在云南？" />
&护国军出征
今天是护国运动100周年纪念日。
100年前的今天，蔡锷、唐继尧、李烈钧等人向全国发出通电，宣布云南独立，明确提出“与全国人民竭力拥护共和国体”，反对帝制，武力讨袁。
“霹雳一声，云南举义”，这一天标志着震惊中外的反袁护国战争爆发；这一刻，让华夏震动，全世界对云南投来极为关注的目光；这一事件名垂青史，被梁启超评价为“以一隅而抗天下，开数千年历史之创局，不计厉害为天下先，拯国命于垂亡，当为全民感谢”。
护国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粉碎封建帝制复辟的一次重要历史事件，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历史走向和国家命运。辛亥革命之后，从武昌首义、二次革命、护国运动、护法运动，直至大革命时期，唯有护国运动取得了胜利，而这场胜利是偏远西南边陲云南发起，以少胜多、以弱胜强，创造了革命战争的奇迹，作出了全局性、根本性、历史性的伟大贡献，突显了近代云南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地位。
护国起义在昆明发起，护国军也从昆明出发。当年护国军出征的场面，至今留有照片，悬挂在云南陆军讲武堂内。步履整齐的军队，凛然肃穆的气息扑面而来，这凝重的历史画面是护国先辈的真实写照。
回顾历史——我们要对为这场维护国家独立和反对封建独裁、巩固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作出贡献的护国先烈和护国志士们表示敬意，牢牢记住100年前，云南曾以一隅而抗天下，拯国命于垂亡，捍卫中华民族之正气。
展望未来——护国运动中迸发出的爱国主义精神，敢于担当的勇气，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100年后，我们回眸、纪念，更将昨天的护国精神融入今日云南实现跨越式发展的自信奋斗中，为实现第一个百年梦想冲刺……
<img src="/blog7style/images/common/sg_trans.gif" real_src ="/large/76a0722agw1ezbxidpjkmj20fb0a8jsh.jpg"
ALT="【护国百年&&昆明记忆】护国运动首义为何会在云南？"
TITLE="【护国百年&&昆明记忆】护国运动首义为何会在云南？" />
&&讲武堂东大门
讲述人：昆明市政协文史委顾问
发起护国首义，护国志士和云南民众不仅为反对帝制捍卫共和而战，也是为反对帝国主义侵略而战，“此次举义，所争者非胜利，乃四万万众之人格也”，坚定
“誓与国家共存亡，决不与袁共天地”的坚强意志，赢得国人的感佩和尊敬。护国运动为什么在云南爆发？千百年来积贫积弱、保守落后的云南何以敢为天下先？我们有必要再一次翻开那尘封的典籍，再一次走进当时的中国和云南社会，倾听久远的护国号角，方能全面理解研究云南在护国运动中的作用和地位。
创造南北之冠
隆冬时节，来到嵩明嘉丽泽高原水乡，湖泊河溪愈发澄澈明净，林木花草愈发艳丽浓郁，依然是旅游好时节，周末酒店、温泉总是客流如潮。如果这里不是老昆明熟知的“嘉丽泽松坡桥”所在地，人们很难想象这个闻名遐迩的风景旅游胜地百年前曾是洪患泛滥、民不聊生的沼泽地区。
1912年，昆明重九起义领导人、云南第一任都督蔡锷将军为根除嘉丽泽水患和促进生产，亲自前往嘉丽泽地区考察，提出改造河道，规划低洼地带水利工程，命令县长拨出仓谷作为兴修水利资金，派48个村的百姓出工，很短时间洪患面积大为缩小，数万亩土地可种植小春作物，根据蔡锷建议建造的木桥，便被命名为“松坡桥”。
这是辛亥革命结束后，一个新兴资产阶级地方政权领导者为改变当地落后面貌的真实一幕。
“护国运动首先从云南开始，是因为云南与辛亥革命后的中国诸省相比，具备了得天独厚的条件，最主要的一条是资产阶级革命比较彻底，民主共和思想在云南有了深厚的基础。”李晓明如是说。
在辛亥革命中，云南是全国响应武昌起义的第四个省区，西南第一个省区。尤其是昆明重九起义的战斗之激烈、代价之大，可以和湖北武昌首义的战斗相媲美。辛亥革命后建立的云南新政权，牢牢掌握在同盟会员和革命志士手中，这种情况在全国各省也是罕见的。
云南军政府成立后，推行了一系列带有资产阶级性质、发展资本主义的改革措施，涉及内政、经济、财政、教育、实业、交通等方面，收到较为明显的成效。以财政改革尤为瞩目，历来财政入不敷出的云南实施增开财源、节俭支出，其中蔡锷两次带头减薪，都督月薪由600元（两）减至60元，仅为原来的10%，
“举国未有如云南者也”，廉洁成为一时风尚。日，云南第一家省立地方银行——云南富滇银行正式成立，“金融机关甚为活跃”，这一年的云南财政，不仅没有发生赤字，反而结余20万元滇币。
还有改革人事制度，军政府实行文官考试，革新云南吏治；开展司法改革，成立立法、司法机关，确定了三权分立原则，省议会通过《云南全省征收钱粮规则案》《豁免陋规案》《提倡办各属贫民习艺所意见书》等许多法规、法令，是云南法制史上开创性的工作；采取一系列发展近代工业的措施，昆明近代工业取得了奠基性的发展……这些充分展现了作为中国资产阶级地方政权的活力和信心，“一切善后布置，俱能井井有条，秩序上之严正，实为南北各省之冠”。
同时，经过辛亥革命洗礼的云南军队，在全省光复、统一全滇，以及援川、援贵、参与西藏平叛过程中，展示出良好的纪律和作风，再通过掌握先进的武器，建立扩编骑兵、炮兵、工兵和辎重等特种兵，战斗力较强，所向披靡，成为追求正义的新式军队，诸多指挥员经历枪林弹雨迅速成长起来，一时间“滇军精锐，冠于全国”。
更为重要的是云南民众支持革命向往革命在云南三大起义中得到充分培育和发展，起义胜利后看到新兴政权清明有为，更喁喁望治，更盼欣欣向荣，使得民主革命思想、民主共和观念更加深入人心，民心之振奋，士气之高亢，在全国各省可以称之为少有的范例，为云南举行护国首义聚集了军心民心，创造了有利的群众条件。
云南军政府、军队和民众彰显了革命坚定性和连续性，当袁世凯卖国妄图称帝倒行逆施时，云南敢为天下先，有勇气担当谋划独立和起义“荡平帝制
再造共和”，这时候地处边陲之地的云南在中国诸省中产生了举足轻重的影响，云南护国首义振臂一呼，各省乃至民众应者云集，反袁浪潮迅速席卷全国。
讲述人：云南民族大学教授
护国战争是有史以来首次在云南发生的、影响全国历史进程的重大历史事件。1915年云南护国起义发生后，蔡锷等率领护国军出滇讨袁，在他们的推动下，全国反袁浪潮高涨，黔、桂、粤、川、陕、湘、浙等省先后宣告独立，致使袁世凯被迫取消帝制。护国战争的直接目标是反对袁世凯复辟封建帝制，维护辛亥革命以来建立的共和制度，间接目标是反对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尤其是反对日本侵华的“二十一条”，是近代中国民主革命发展的主流。它突显了近代云南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这不仅在云南历史上，而且在中国历史上也具有重大意义。
感悟赤子情怀
12月23日9时，暖阳照耀下的云南陆军讲武堂庄严挺拔，内操场上已经聚集不少游览者等候开馆参观。
70岁的郝志成先生来自太原，探亲之余提出一定要到盼望已久的云南讲武堂转一转。他对记者说：“中国近现代革命史上都有讲武堂师生的身影，这样一个彪炳青史的地方，不来参观的话肯定很遗憾。”
老人的话让我们深深地体会到，即使穿越百年，弘扬爱国主义精神，顺应时代潮流，应当成为我们走进讲武堂、追溯护国运动历史获取到的精髓。
辛亥革命和护国运动中，云南较其他省份之最大不同是云南的同盟会员和革命者依托云南陆军讲武堂，在新军的中下级军官中大量发展革命者，牢牢掌握了革命的武装力量，使云南不仅成为较早响应武昌起义的省份，更在袁氏窃国称帝的关键时刻接过了辛亥革命的火炬，发动武力讨袁，击碎了袁世凯的皇帝美梦，成为再造共和的英雄之省。
1916年元旦，护国军在昆明誓师，发出讨袁檄文，声讨袁世凯谋叛民国，复兴帝制的罪行，在整个昆明城张灯结彩、欢呼声“震动山谷”的背景中正式出征。护国军由三军组成，分别由蔡锷、李烈钧和唐继尧为总司令，第一军出兵四川，第二军出兵广西。
毫无疑问，讲武堂师生已经成为这场战争的中坚力量。护国三军营以上官佐中，讲武堂师生占86%。云南都督、护国第三军总司令唐继尧、总参谋长庾恩旸，护国第一军总司令蔡锷、总参谋长罗佩金，护国第二军总司令李烈钧均是讲武堂专兼职教官出身，11个梯团长（旅长），讲武堂教官就占了9名。讲武堂的优秀毕业生朱德、邓泰中、杨蓁等均担任了支队长（团长）职务，营连长一级中也有大批讲武生，成为军中主力。
在历时6个多月的护国战争中，云南护国军以一省不足3万兵员的微薄之力对抗袁世凯北洋军的10万虎狼之师，讲武堂师生身先士卒，浴血奋战。
讲武堂教官、身患重疾的第一军总司令蔡锷告诉下属：“我的日子不多了，我要把全部生命献给民国。”
讲武堂教官、第一军参谋总长罗佩金毁家纾难，把祖产抵押给银行，抵押款12万元全数捐做军费。
讲武堂三期学员、第一军第一支队长杨蓁行军日达百里而不乘骑，每战身先士卒，“用布裹弹伤若无然”。
讲武堂三期学员、第一军第三支队长，后来成为新中国十大元帅之一的朱德，在川南最惨烈的棉花坡鏖战中，一连激战45个日日夜夜，毫无间歇，赢得勇猛善战、忠贞不渝的美誉。
讲武堂三期学员、第二军炮兵连长鲁子材，在皈朝血战中向敌人密集点发炮轰击，连发数炮命中敌人要害，留下“三炮定皈朝”的神奇传说。
不为艰难险阻，不为功名利禄所牵绊，不惜死，讲武堂师生、云南护国军将士爱国爱民的赤子情怀可见一斑。
护国军抵达前线打出了不俗的战绩，更进一步促成了黔、桂、粤、川、陕、湘、浙等省先后宣告独立，使全国的讨袁护国战争终成燎原之势。
后来，孙中山先生说：“云南起义，其目标之正确，信心之坚强，士气之昂扬，作战之英勇，以及民心之振奋，响应之迅速，与黄花岗之役，辛亥武昌之役，可谓先后辉映，毫无轩轾，充分表露中华民族之正气，使筹安丑类胆战心惊。”美籍华人教授朱永德说，“这一轰轰烈烈的起义运动，可说是中国近代史上罕有的关键性的历史转折点。”
回顾历史，云南在护国战争中所作出的牺牲和贡献是巨大的。有资料表明“护国战争中一年之内，（云南）人民财产的损失，公家财力物力之消耗，虽竭数年之力也难以恢复。”而且据白之瀚先生统计：“入川一军死亡兵额，前后不下十万，他路可知。”
讲述人：同盟会员、护国志士吕志伊外孙
从上世纪初叶以来，云南人民就以富于追求民族复兴真理，富于爱国反帝传统，敢于投身反帝反封建斗争而著称。作为云南民主革命的先驱，我的外公对护国运动作出了杰出贡献。但他只是云南革命前辈、护国志士的典型代表之一。我外公那一辈革命党人，在以辛亥革命为标志的民主革命洪流中，代表着云南人民革命精神的一批云南志士，进入了中国民主革命先驱者的行列。在整个中国的近代史上，云南始终走在民主革命的前列，为国家民族的复兴和富强作出了重要贡献。作为他们的后代，我们研究和学习他们的精神品格，更要启迪后人，矢志不渝为国家和民族作贡献。
弘扬护国精神
坐在对面的叶祖荫戴着厚厚的眼镜，着装朴素。他外公吕志伊1940年去世的时候，叶祖荫还没有出生，但是他从30多岁开始，用了大半辈子研究未曾谋面的外公，尤其是退休以后，叶祖荫更把时间精力放在这个上面，省图书馆的经典文史资料全部都翻遍了。他说：“我就是想知道他们那个时候在想些什么？”
同盟会早期会员吕志伊长期追随孙中山先生，是黄花岗起义唯一滇籍革命义士，在孙中山组阁时曾担任司法部次长，后回滇策应反袁斗争。南京中国历史档案馆保存着护国运动中，吕志伊起草的《云南将军行署巡按使署照会》原稿，还有吕志伊所著《云南举义实录》成为研究护国运动的经典文献。
叶祖荫介绍外公事迹的时候，非常骄傲和自豪，但是让他感到外公最有血性、最有特点的地方却不是这些，而是从母亲口中了解到的一些往事。晚年赋闲在家的外公不事张扬，从不以民国元老自居，也不曾为子女谋取私利，他对女儿说：“我们从事革命时从未想过要得到什么，你们现在能进很好的学堂读书，已经很好了。”
“外祖父高洁的品德和气节，一直激励着我们。”受家风影响，叶祖荫教育子女做自食其力之人。
以古观今，更有些事情让人难以释怀。护国名将顾品珍的孙子顾国诚听奶奶讲得最多的也是顾将军生活俭朴的故事，将军最喜好的饮食是一碗米饭，佐之白菜汤，再加一碟青椒炒太和豆豉。
他们为了什么？后人们的追问，也许我们可以从“护国”名称做一些探讨。
护国运动是从“护国军”的名称得来，有资料表明是护国志士李曰垓提出并得到一致同意使用该称谓。从此，这一饱含爱国主义精神的“护国军”之名，即载入史册。
“来者勿忘，亿万斯年。”近日，南屏街西口的护国广场上，新立起了一个碑刻——云南会城护国门碑记，提醒后来者勿忘历史。这一碑刻与护国起义纪念标、护国门、护国桥和护国路形成一个整体，也成为纪念护国百年历史最集中的地方。
护国首义、护国战争、护国运动，多少仁人志士迸发出敢为天下先的勇气和勇于担当的精神。护国战争中，云南人民积极捐献踊跃参军，关心国家命运、反对历史倒退，甘愿抛头颅、洒热血、毁家纾难的爱国主义精神和无私无畏的奉献精神表现得淋漓尽致。而所有这一切，使得人人皆愿为护国而奋斗。也正因护国精神之深入人心，使得云南在整个中国的近代史上，始终走在民主革命的前列。
“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奋力谱写中国梦的云南篇章，努力建设成为我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生态文明建设排头兵、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更好更快地融入“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等国家发展战略，培育壮大区域经济增长极，需要大力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百年前那种万众一心、向着既定目标奋勇前进，以及爱国、爱家、爱人民的护国精神仍可借鉴。如何让护国篇章永不褪色，让护国精神发扬光大，为云南加快跨越发展步伐注入新的力量，亦值得我们深思践行。
讲述人：昆明市政协秘书长
纪念护国起义，就是要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奋力谱写好中国梦的昆明篇章；纪念护国起义，就是要继承敢为人先、勇于担当的护国精神财富，加快推进昆明建设发展；纪念护国起义，就是要广泛凝聚中华民族一切智慧和力量，弘扬胸怀大局的团结精神，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群策群力谋发展；纪念护国起义，就是要进一步丰富和拓展昆明历史文化名城内涵，凸显昆明城市自信、展示城市形象，进一步提高城市文化品质，擦亮昆明护国运动的历史名片，为建设区域性国际城市和世界知名旅游城市而努力。
打造历史名片
云南人敢为天下先，护国起义是最好的范例；云南建设民族文化大省，护国起义是璀璨夺目的亮点；昆明建设历史文化名城，护国起义是最宝贵、最丰富的人文资源。
如今，又有多少人知道并关心这段波澜壮阔的历史。
“12月25日是什么日子？”几乎人人都能回答是“圣诞节”。可护国纪念日呢？知道者寥寥，年轻一代许多人仍然茫然无知。
云南本该为护国先辈的业绩而骄傲、而自豪，可惜放眼当下，“历史之大事，前人之风烈，且将湮没而不可考”。除了云南陆军讲武堂历史博物馆，展览着护国运动及其他相关历史事件，让后人可以一睹青史。这主要得益于1990年云南陆军讲武堂文物保护管理所成立之后，专门对讲武堂进行维修保护和管理，先后迁出了在讲武堂内办公的十多家单位，并按历史原貌修旧如旧，维修主体建筑、恢复内操场、修建东大门、改造外环境等。
但是以“护国”命名的遗迹还是很少，护国桥埋没多年终得见天日，护国门几经沉浮只剩锈迹斑斑的“铁栅栏”，护国广场、护国纪念标等局促在闹市一隅，全无历史的庄严肃穆和厚重之感。
昆明作为全国最早被命名的24个历史文化名城之一，却不能很好地保护和挖掘如此宝贵、如此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岂不令人扼腕？更重要的是昆明一直没有形成真正有代表性的文化地标，令人惋惜。
云南师范大学教授、云南省中国近代史研究会会长吴宝璋认为，昆明城市的历史文化碎片现象十分严重，大拆大建让昆明更缺少标志性元素和吸引人长留的原动力。
近两年来，不断有专家学者和代表委员提出，护国首义是云南一张闪光的历史名片，是最能代表昆明城市内涵的历史事件，呼吁昆明开展纪念活动，建设纪念设施，最具代表性的建议是把东风广场更名为护国广场，建设大型群雕、恢复护国门、建护国运动纪念馆、立护国运动纪念碑……“这也许会成为昆明真正的标志性历史文化景观。”
抚今追昔，奋力谱写好中国梦的昆明篇章，建设区域性国际城市和世界知名旅游城市，既需要我们继承和发扬敢为人先、勇于担当的精神财富，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群策群力谋发展。同时，更需要我们反思昆明城市规划与建设的短板，不能再大拆大建，要让深埋于地下的文物遗迹“浮上来”，让记载于史籍文献的文化“走出来”，让湮没于历史尘埃的文化遗存“活起来”，通过历史文化品牌的塑造，真正把文化融入这座城市的灵魂，提升城市的文化气质。
记者 雍明虹 茶志福
已投稿到：
以上网友发言只代表其个人观点，不代表新浪网的观点或立场。浅谈究竟什么是护国运动 - 武林网
>> > 浅谈究竟什么是护国运动
什么是护国运动是发生在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一场内战，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和政治意义，但是，什么是护国运动呢？护国运动的首领旧照护国运动又被后人称为“云南起义”，发生在1915年和1916年之间，由于北洋政府的复辟帝制，引起了以蔡锷、等人为首的反对，并在云南宣布起义，向北洋政府宣战。日，蔡锷、唐继尧等宣布云南独立，组织了近两万余人，拉开了轰轰烈烈的护国运动的序幕。随即蔡锷、唐继尧等人向全国通电，表明了自己拥护共和，反对帝制的决心，希望四万万同胞站起来，一起反对袁世凯的复辟行为。袁世凯得知这个消息后十分震怒。面对云南方面的独立，他做出了三个应对措施。首先，他削夺了蔡锷、唐继尧等人的官职，着令周围的所有军阀，皆可对其进行讨伐，将他捉回北京治罪。其次，派遣三路大军，共计八万余人，由马继增、、龙觐光等人率领，从四川、湖南和广州，分别向云南进攻，企图消灭云南的护国军的势力。第三，先后派遣李经羲、等与蔡锷、唐继尧相熟的人士，邀请他们远赴云南，说服蔡锷、唐继尧等人归降。袁世凯的三条计策除了第二条对护国军造成了一定威胁之外，其余的皆没有起到什么作用。护国军先后经历了四川、湘西、滇桂边等战役后，击败了袁世凯的三路讨伐军。尤其是刘显世继云南之后也在贵州宣布独立，之后四川、陕西等地也相继独立，对袁世凯造成了巨大的压力。因此袁世凯不得不宣布取消帝制，没过多久，就忧郁而死。什么是护国运动？护国运动的本质，其实就是反对袁世凯的复辟，拥护共和体制的一场内战。护国运动时间中国近代史上，护国运动时间是哪一年？对于这段历史，是发生在距不久之后的公元1915年。护国运动剧照日，袁世凯公然宣布恢复帝制，改国号为“洪宪”，并欲登基为“中华帝国”的皇帝。消息传来，举国上下一篇哗然。云南军阀唐继尧、蔡锷、等人当即在昆明联名宣布云南独立，并于12月23日发布“讨袁”，通电全国，组建护国军，并成立护国军政府。12月25日，大军兵分三路路向四川、贵州、广西等地进发，中国近代史上，轰轰烈烈的护国战争终于爆发，因此，护国运动时间发生在日。由于护国运动时间发生在民国早期，又主要为云南军阀领导和推动，因此在历史上，护国运动又被称为“云南起义”。主要领袖为前云南督军蔡锷将军和现任云南军政总司令唐继尧等人，皆为民国时代有名的将领。宣布云南独立后，起义军领导团队随即建立云南都督府，由唐继尧任都督，组建两万余人的“讨袁护国军”，分别由蔡锷、李烈钧等担任第一、第二路军总司令，向四川、广西等地进军。唐继尧本人则亲率第三路军经黔入湘，而后，三路大军在武汉会师北伐，征讨“袁贼”。由此可见，日，不仅是爆发护国运动的时间，同时，也是云南独立政权建立的日子。
/ / / / / / / / / / / / / / / / / / / /梁启超与两广护国运动(下)
&&&&□林文俏&&&&一&&&&1916年4月初，梁士诒来电以帝制已经取消为由劝护国军息兵，梁启超在复电中断然拒绝“试就四年来所蕴毒所造孽以推例，将来岂犹谓有一线光明之可希冀者。帝制之发生与撤销，朝四暮三，何关大计”。&&&&龙济光独立后，广东战事暂停。梁启超开始筹划军务院。此时正是护国战争的后期，袁世凯已被迫撤消帝制，在这种情况下，梁启超为何还要成立军务院？有三个原因：第一、早在护国战争前，梁启超与蔡锷、唐继尧等人就有成立军务院的初步设想，梁启超与蔡锷在天津密商时就曾设想“侯云贵两广独立，观形势如何，即先组织一临时政府，戴黎公元洪为总统。盖袁氏即以叛国失去大总统资格，依约法由黎公继任也。”袁氏宣布撤消帝制后，唐继尧在致梁启超函中与梁议道：“溯自滇军举义，原以俟袁逆推倒即举黄陂为总统行内阁制，以先生为总理，届时发表，庶不失先后程序。”梁启超以为然，随即四方奔波，致电独立各省总督商讨成立军务院的具体问题。就军务院设立地点、组织条例、人员安排等问题进一步进行详细、具体的商讨。第二、护国战争虽已取得很大胜利，但形势上未必乐观。首先，袁氏取消帝制是迫于形势的缓兵之计。根本目的在于取消护国运动攻击的目标，平息国内外的舆论，以便卷土重来。其次，北洋军3月上旬先后攻占四川叙府、纳溪、紊江一带，并进抵滇北，战局发生了重大变化。此后，四川战场双方一直处在僵持状态。在军费、弹药、给养等问题上，护国军此时也存在严重困难，单是军费一项，就有燃眉之急。蔡锷在给梁启超的电报中说“前示南洋募款，务恳速予运济百万，以舒眉急”。第三、随着独立省份的逐渐增多和反袁护国力量的扩大，如何协调和指挥各派反袁势力，集中力量，对袁迸行政治讨伐和军事进攻，也成为一个急需解决的问题。第四、外交方存在着不利因素。云南首义之后，日、英、俄、法、意等国对袁称帝提出措辞严厉的警告，表示反对，但其中各国的态度是不尽相同的。它们对待袁氏复辟的态度是以中国不发生内乱为宗旨。因此，对护国战争的支持是有限的。&&&&从上述形势看，袁世凯虽已宣布撤销帝制，但摆在护国军和各派反袁力量面前的任务仍是艰巨的，他们必须要粉碎袁氏妄图东山再起的计划，解决如何协调和指挥护国军以及各派反袁力量，解决如何争取和扩大反袁力量、使尚在拥兵观望之省起而响应的问题。他们还必须稳定外交局势，争取各国的同情和支持。否则“反袁护国、迫袁退位”的任务就会前功尽弃。可见，军务院的诞生实乃护国战争形势发展的必然。&&&&二&&&&日，护国军在广东肇庆成立两广都司令部(故址在今肇庆中学)，公布《都司令部组织令》和《都司令部暂行办事细则》。规定两广都司令统率广东、广西两省军队，管理一切军务，兼筹政务、财务。都司令部置参谋部，设都参谋一人，协助都司令掌管军政、军令。由岑春煊任都司令，梁启超任都参谋，李根源任副都参谋。显然，这主要是针对龙济光拒不肯让出广东都督一席而设置的。正如《时报》)菊庄通信中所指出：“明明都督之任(指广东都督)不能接收，故特设此都司令之名，使都督亦受其节制，此提高一级以图可以驾驭，特一委曲求全之术而已”。据当时参与其事的吴贯因说：“首持此议者为广西军界，而广东各独立地之司令和之，龙氏见桂军及广东独立军皆推戴岑、梁，不敢立异，亦赞成此议。”两广护国军都司令部的成立为军务院的产生奠定了基础。&&&&鉴于两广护国军都司令部的设立只能解决两广统一领导的问题，而其他独立的各省还没有统一领导的机构，为此，梁启超提出设立军务院，并草拟《军务院组织条例》。经过多方的活动，滇、黔、桂、粤四省的护国军代表于5月8日在肇庆举行联席会议，根据《大总统选举法》第五条第二项的精神，宣布“中华民国军务院”成立，所在地暂定在广东。以袁世凯称帝已丧失大总统资格，应由副总统黎元洪继任，但又由于黎正蒙难，应由国务院摄行大总统职权，然国务院已遭废止，重设须经国会通过，而国会亦不存在，故暂设军务院，主持全国军事、庶政。&&&&据《军务院组织条例》，军务院直隶大总统，统筹全国军机，施行战时及战后一切政务。大总统不能亲临军务院视事时，一切军政、民政、对内、对外，以军务院名义行之。军务院实际具有临时军政府性质。军务院设抚军若干人，名额不定，凡独立各省都督、都司令、都参谋及独立各省确已成军有两师以上的总司令，均为抚军。军务院设正副抚军长各一人，由抚军互选产生。军务院内设政务委员会、秘书厅、参议厅、编撰处、两广都司令部等，关键者为政务委员会，设委员长一人，委员若干人，分掌外交、财政、法制等各项事务。由抚军会议裁决庶政。&&&&军务院抚军长为唐继尧，抚军副军长为岑春煊，秘书长为章士钊。因唐继尧不能离滇赴粤，由岑春煊摄行抚军长职权。政务委员会委员长为梁启超。梁启超成为军务院政治领导人。从军政府公布的组织条例来看，军务院相当于国务院。军务院为各派反袁力量在一定程度上的松散结合，也是与袁世凯政府相对立的临时政权机构，在某种程度上说，军务院的成立实现了各派讨伐袁世凯的力量联合，壮大了护国军的声威，推动了全国反袁护国运动的高涨。&&&&军务院把云南和两广的军队编成护国第一至第六军。总司令分别为蔡锷、李烈钧、莫荣新、李耀汉、谭浩明、林虎。蔡锷第一军和黔军戴戡部已入川，下一步就是大举北上，以实现会师中原的计划。军务院命令驻两广的护国军均归陆荣廷节制，于是陆荣廷以粤桂护国联军总司令的名义下达出征令，分湘、赣、闽三路，加紧对袁世凯进行军事“围捕”。5月7日，陆荣廷乘湖南零陵镇守使望云亭宣布独立之机，亲督陆裕光、马济、林俊廷、汰鸿英等部三十余营入湘北伐，由祁阳进迫衡州(今衡阳市)。为配合陆、望作战，岑春煊命龙济光驻粤北连县、乐昌、阳山等处军队移扎出境，向郴阳、桂阳方面前进。两广护国军数万之众辚辚发动，征尘弥漫，誓灭独夫国贼，豪气万丈！&&&&三&&&&5月11日，军务院发出第一号布告，开始对未独立各省进行政治攻心：“本院非以现在已独立之各省为范围，而以未独立之各省立界限。此次为国讨贼、实全国民心理所同然，独立之迟速后先，不过地理上一种方便，虽未独立省份其敌忾之心，早已为独立省分一致。故本院组织不采分部主政之形式，惟就军事上之职掌规定抚军资格，一省继起独立，则增加抚军员数。”在军务院致未独立各省的公函中，又进一步力陈袁逆罪孽，号召各党派齐心协力，共济艰难。&&&&在对外方面，军务院进行了一系列外交活动，争取各国在外交上对军务院的承认和支持，逼袁退位。军务院成立时，于5月9日通告各国公使、领使“以后除地方商民交涉，照例仍由各该省军民长官，与各国驻近该地各官厅就近办理外，其中央外交事务，一概改由军务院办理。”在举国舆论压力下，在军务院的外交攻势下，帝国主义各列强看到袁逆大势已去，不得不忍痛抛弃了袁世凯，美国也停止了向袁政府支付借款。各国对帝制态度的变化，对于袁世凯来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军务院成立后，迫于巨大的政治压力，袁的亲信陈树藩、陈官、汤多铭等入也宣布独立。独立省份己达八省。未独立各省的护国军讨袁斗争也四处烽起，如奉天有辽东护国军的起义，东北有东三省护国军举义，山东护国军组织都督府。&&&&四&&&&为了与冯国璋等势力协调反袁运动，梁启超于5月21日抵达上海，旋赴南京。冯等乃在南京举行会议，谋劝袁退位。袁已陷于四面楚歌之中。然而，5月24日，梁启超在上海给岑春煊写了一感情真挚的信。信实质为一封表明辞职意图的信。梁启超被举为政务委员长及抚军之后，时论或有梁启超钻营官位、怙权贪位之传言，沪上人士颇多攻击者，梁遂写此信向岑春煊表达反袁决心。&&&&此信除了向岑春煊表达反袁的决心，也有对人事纷争的担忧。当时广东诸军人事纷争。龙济光被迫宣布独立，但与护国军仍不友善，并在4月12日，发动海珠之变，设伏诛杀前来与会的汤觉顿、谭学夔、王广龄、岑伯铸诸人。其中汤觉顿当时是梁启超的代表，一直被梁视为心腹与臂膀。梁启超在信中明确表示，自己实在不愿意去贪图什么权力，即便是自己愿意，也没有这个能力。梁此意是为了消除广东诸军的疑虑。揆诸当时情境，对梁有这一疑虑的，或绝不止龙济光一人。从梁启超这些书信来看，护国军内部纷争正多，正如梁启超所抱怨“人之难相与也！吾避世之想益浓矣”。因此，梁启超在书信中，表露出当时已有退隐之心，并且在护国运动尚在进行之时，便屡屡声明此役结束之后，将退出政坛。&&&&当然，这种声明除部分表现其心境之外，更多或是为了免除护国军中要人的猜疑。为了表达自己的反袁决心，梁启超甚至在信中不惜将自己说成是贪恋权势的政客，只要能反袁，他甚至可以不惜牺牲自己的名节，他梁启超的名字可以任意使用。他说自己“千万死罪”，既“钻营都参谋”，“又钻营政务委员长”，这还不知足，还要“钻营办外交”，把自己描述成了一个活脱脱的投机钻营的政治小人，梁启超如此自我解剖，自我嘲讽，实在万不得已，他并不是出于谦逊，而是为取得护国军诸将领的信任。意思就是，不管我是什么样的人，我可以被你们任意利用，只要能反袁，你们怎么看待我都行。也正是有鉴于此，梁启超才要在信中表态，等护国战争一旦胜利，自己即辞去全部职务。&&&&五&&&&日，袁世凯在众叛亲离和全国人民的声讨中忧惧而死。7日，黎元洪就任大总统。军务院内部就军务院的存废问题展开了一番争论。梁启超认为目前大局已定，当务之急在于巩固黎元洪和段祺瑞的领导地位，要稳定大局就必须结束南北军对峙状态。&&&&他一面督促北京政府尽快恢复民元约法和国会，一面主张向北京方面做出适度妥协，即撤销军务院。他重申了军务院撤销的条件，即按照《护国军军政府第四号宣言》第十条的规定“军务院俟正式国务院成立时撤废之”。梁启超一向标榜国家主义，反对地方势力过度膨胀妨害中央权威。&&&&为了尽快结束动荡的时局，他极力主张西南地区采取同一立场，支持中央政府。7月2日，梁启超则直接劝说陆荣廷，认为从道义角度出发，肇庆方面应向北京方面做出适当的妥协。地方实力派是军务院存在的物质基础和保障。就实力和当时的影响而言，实力派中以唐继尧、蔡锷、陆荣廷为声望卓著者。他们的态度对军务院的未来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在军务院的存废问题上，唐继尧态度暧昧：时而支持保存军务院，视段祺瑞政府的表现优劣而有所进退；时而主张维护中央政府地位迅速废除军务院。陆荣廷与唐继尧一样为地方实力派，不过他对军务院的态度却更接近梁启超，认为“此次我辈举义，拥护共和，目的均已全达。请由蓂公领衔通电京省，将军务院刻日撤销，使国权统一，恢复和平”。&&&&日，黎元洪正式宣布遵行《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恢复国会，任命段祺瑞为国务总理。7月14日，唐继尧、岑春煊、梁启超等13人联名通电全国，正式宣布撤销中华民国军务院和两广都司令部，护国战争宣告结束。&&&&◎林文俏，学者，广东财经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