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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职博弈的筹码|如何挖掘“相关工作经验”？
求职博弈的筹码|如何挖掘“相关工作经验”？
&&&&发布时间：日&&&& 来源：徐州招聘-徐州英才网
80%的企业在招聘简章中会公开注明“有相关岗位工作经验者优先”；100%的企业在招聘时会将“同等条件下，优先录取有工作经验者”作为非公开录用原则。不要嚷嚷着这不公平，因为，世上本就没有绝对公平的事。如果不想被“相关经验”阻碍求职路，那就必须努力挖掘过往历程中与应聘岗位有联系的事，以增加自己的博弈筹码！
也许很多人会问：我也不知道哪些经验，是与应聘岗位有联系的，怎么办？
在回答上述问题之前，我先给大家讲个真实案例：
一个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应届生毕业生，没有任何营销策划方面的工作经验，却在10:1的群面中突出重围，成为唯一的入职者。结果出乎意外，很多人背后偷偷的议论说“这人肯定有背景，一定是走后门进来的。”我原以为这个女孩肯定是靠关系的，可是，看完她的求职简历后，我却推翻了自己的观点。
她的简历很简洁，只有【个人信息】、【求职意向】、【工作经历】这三个板块。而其中工作经验只有两条。其一：做过3个月的手机卖场兼职；其二：在报社实习过两个月。
在第一个工作经验，岗位描述中她这样写到：“三个月的兼职销售，我的主要工作，就是将手机推销出去，完成更高的成交量。为了更好的开展工作，我曾花一个礼拜的时间，研究与XX手机性价比相当的几款手机性能。通过对比分析，做出一张对照表，将XX手机的优势罗列出来。在推销期间，通过了解客户的需求，有针对性的选择与他们要求相关的优势，着重突出。通过这种方法，我在3个月的销售业绩，保持前三名，XX手机销量，比前一个嫉妒提升X%。”
第二个工作经验，岗位描述她这样写到：“通过跟随老记者的采写，在2个月的实习期间，熟练掌握新闻稿、软文、人物专访等几种问题的写作方式，并独立发表过N篇文章。”
总结一下从工作经验中反应的个人能力：1、知道搜集市场行情，能在进行相关分析后，做出应对方案；2、推销手机时与客户沟通，积累一定的人际交往能力；3、语言表达能力不错，能说服客户购买；4、有一定的写作功底，且在报社实习过，对新闻部分新闻媒体比较熟悉。
对比某企业营销策划岗位招聘要求：1、协助制定公司营销战略，负责年度营销计划的编制；负责对行业市场信息、竞争对手进行分析，定期提供分析报告，供领导决策参考；2负责编制营销企划方案，组织开展各类市场营销活动，扩大公司品牌和产品影响力；3负责对营销企划案、营销活动实施效果的评估；4、具备商务谈判能力、应变能力和较强的观察能力；5、具有一定的写作能力。很容易就能发现大部分共通点，也就是说，虽然没有相关岗位工作经历，但前两份学习的工作能力，在应聘营销策划岗位时都能用到，用人单位的招聘要求她都符合。
所以各位，不要一根筋的想问题。不一定非得是相同的岗位才算是相关工作经验，只要是与岗位工作内容相似或是有部分想通的地方，都能算的上是“相关岗位工作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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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道：中国历史中的博弈术　　任浩之　荆时光
一、设局之策　　做局者的必修课　　心照不宣的驭人术　　的长线投资　　千古第一反间计　　与虎谋皮的招数　　借船出海借树开花　　借刀杀人　　无风也能起大浪　　把潜在对手解决在摇篮　　连环计走不出的迷局
　　二、观局之法
　　浑水摸鱼的几种技巧　　怎样不战而屈人之兵　　看碟子下菜　　不要轻易亮出底牌
　　三、开局之需
　　局不仅要做得好，还要演得好（　　把别人引入你的局　　如何做大自己的局面　　仁义道德也是做局的资本　　没有东风可造东风　　在上级面前的种种表演　　不急于明确表态
　　四、控局之道
　　做一个耐心的垂钓者　　刚与柔的统一　　一场和平的权力移交　　内紧外松制造烟雾
　　五、对局之争
　　把对手拆得七零八落
　　无处不在的三方制衡　　退避三舍是为了后发制人　　趁火打劫速战速决　　温水煮青蛙　　把对手推上绝境　　李渊的反客为主
　　六、僵局之救
　　败中求胜之计　　关键时刻要有决斗的勇气　　巧用力才能扳倒大石头　　通过造势来救市　　扬汤止沸不如釜底抽薪　　借助外力办自己的事
　　七、搅局之技
　　露出些破绽给人看　　制造假象借机敲打　　扯后腿拆后台　　忽真忽假把对手玩晕　　彻底消除一切隐患
　　八、败局之训
　　分析历史上的败局　　绝对不可永远与狼共舞　　要想好如何退场　　一定要把利益格局看清楚
设局之策做局者的必修课 　　要想把别人拉入你的局，一定要“抚摸”他，使他感到舒服；一定要和他建立一种认同关系，使他愿意顺着你的思路走下去。在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中，把精明挂在脸上，不一定是好事。做人朴拙一点，“傻”一点，会使人感到踏实，反倒受人欢迎。当然，这种“傻”不是真傻，而是一种低姿态，是一种掩盖。 　　设局要抓住对方的心理特点，甚至是弱点。陈平巧解“白登之围”，在于他抓住了一个重要女人的心理特点。 　　历史上的厚黑人士 　　翻开历史，我们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成就一番大业的，往往不是项羽等英雄豪杰，也不是张良、诸葛亮等谋略家，而是那些资质平平的人物。比如刘邦、刘备、朱元璋，甚至《水浒》中的宋江。为什么会这样呢？下面就拿刘邦和项羽来比较分析一下。 　　《史记》记载，韩信曾对刘邦说，项羽是“匹夫之勇”，“妇人之仁”。“匹夫之勇”容易理解，那什么是“妇人之仁”呢？其实就是不够黑。而刘邦的强项就在一个字：黑。 　　史书上说：“项王见人恭敬慈爱，言语呕呕，人有疾病，涕泣分食饮。”然而“所过无不残灭者，天下多怨，百姓不亲附，特劫于威强耳。名虽为霸，实失天下心。”一个会因为别人的痛苦掉眼泪的人，怎么可能够黑呢？项羽出身贵族，“恭敬慈爱，言语呕呕”是自幼教养形成的。“人有疾病，涕泣分食饮”和“所过无不残灭”并不矛盾。秦将章邯求降，“见项羽而流涕，为言赵高”，项羽就很有风度地饶了对手，还立他为雍王。 　　项羽是豪杰，是英雄，是君子，在鸿门宴上，项羽放过刘邦，也并不难理解。对他来说，在酒席上杀人是很丢脸的一件事情。他要的是面子，失去的却是千载难逢的机会。所以，对于做局者而言，他是不合格的。 　　而刘邦却是个泼皮无赖，他要的是天下，不是脸。他作为一个做局者，是非常理智的，也是合格的。很著名的例子是，当项羽抓住了刘邦的父亲，威胁“今不急下，吾烹太公”，刘邦说：“吾与项羽俱北面受命怀王，曰‘约为兄弟’，吾翁即若翁。必欲烹尔翁，则幸分我一杯羹。”多么无情无义的话！可是这确实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刘邦可谓摸透了项羽的贵族脾气，可是项羽却不懂刘邦的流氓思维，他又被绕晕了，结果并没有杀太公。非但如此，一旦约定鸿沟为界，“即归汉王父母妻子”，以为大家从此相安无事了。刘邦呢，老婆一回来，立即毁约攻打楚军。这个事例中，谁厚谁黑，立见分晓。 　　三国中，曹操的心够黑，也能杀戮。而刘备有什么长处可以与曹操竞争呢？从表面上看，的确不可理解——一个动辄就哭泣的刘备简直是无能到了极点，怎么可能有如此成就呢？其实，这正是刘备最大的优势，即脸皮厚。他可以四处求人，可以三顾茅庐，可以以哭泣来获得同情和支援，可以借荆州之后赖着不还。这一切都是很突出的优势。刘备占了一个“厚”字，就取得如此成就。可见，厚黑的威力有多么大。 　　成大事者要不拘小节，不能顾虑太多，不能为俗世的道德清规所束缚。在做局、对局的过程中，常常是脸皮厚一点、手段黑一点的人获胜。很多人在最后总结自己的失败原因时，往往会说，要是自己当初脸皮厚一点就好了，心硬一点就好了，颇有遗憾后悔的意思。其实，这是很有道理的，当社会上很多竞争者都在运用厚黑之道的时候，你要是不学不用就难免吃亏，要想成功，就只能比别人用得更多更好。 　　其实，厚黑学这个词汇，本身就是世俗观念对一种谋略方式的误读。我们不妨深究一下，厚黑学所主张的脸皮要厚，心肠要硬的规则，到底错在什么地方了呢？难道脸皮只有薄才是正确的吗？这又是什么道理呢？难道只有兔子的生活方式才可取，而豺狼的智慧就是邪恶的？只要不违反法律，又有什么清规戒律值得万世如一地遵守呢？何况，这些所谓的清规戒律往往只是针对弱者的，那些所谓的英雄豪杰所要追求的则是目的的实现，对手段却是不问不究的。 　　一张看不清本色的脸 　　兵者，诡道也。想玩计谋，就不能胡同里赶猪——直来直去，必须掩盖真实的意图，不见兔子不撒鹰。那些圆滑世故的人都是些两面派，都是没个性的人，一般人看不清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笔者最近对清末民初的这一段历史很感兴趣，看了些史料，对这一点感受尤深。还是拿袁世凯做例子吧。 　　袁世凯是一个典型的两面派、阴谋家，不过他也有苦衷，谁让他生在晚清那个复杂的社会格局中呢？他八面玲珑，不管风向哪面吹，他都会顺风而动。他先是趋奉李鸿章，得到仕途上的保障；在康有为革新派受到欢迎的时候，他便到处侈谈“维新”；在看到慈禧一派守旧势力依然不可摇动时，便转脸之间毫不犹豫地出卖了光绪和维新派。 　　在北京，袁世凯广交权贵，很快就博得官宦们的欢心。他们认为袁是少有的“知兵文臣”，进而要求皇上越级提拔他。同时，袁还极力谄媚巴结慈禧太后的亲信——握有兵权的荣禄，他把翻译的兵书呈递荣禄请求指教，并百般地向荣表白其倾慕之心。于是，袁世凯很快就在荣的心目中有了位置，荣称其为“特殊人才”，欲大力提携。从此，袁世凯打通了步入最高统治阶层的道路。 　　康有为“公车上书”在朝野内外引发了一场地震，袁世凯觉得康有为提出的变法主张很可能会符合光绪的心意，前途不可限量。于是，袁世凯便有意接近康有为，在饮酒商谈中，他随风倒柳，大谈练兵、变法，还把康有为称为“大哥”，显得异常亲切。他还常向康有为吹嘘自己在朝鲜时，与日本人如何如何打过仗以及主张对日强硬等“英雄壮举”，一时间产生了“人皆喜聆其言论，目为一世之雄”的效果。袁世凯很快便取得了康有为的信任。8月底，康就和学生梁启超共同发起了“强学会”，袁慷慨解囊捐银五百两；从此康有为等维新派将袁视为“同志”，并对他寄以无限的希望。 　　当时朝廷上分成了维新和守旧两股势力，维新派以光绪为主，守旧派却是以握有实权的慈禧太后为主。光绪帝主张变法却苦于无权，相反，慈禧太后掌权30多年，心腹极多，树大根深，是很难撼动的。话虽如此说，但光绪毕竟是皇帝，占据法理上的有利地位。袁世凯一时无法算定哪一派会最终得胜，便采取两面讨好的策略，静观时局的变化。光绪召见袁世凯时，袁世凯为讨光绪欢心，慷慨激昂地大讲“国政腐败，只有推行变法才能有所转机……”之类的豪言壮语，光绪也觉得“维新”得有“有力之助”，于是破格提拔袁世凯为候补侍郎，继续专办练兵事宜。袁连连磕头，对光绪皇帝感激涕零。然而，袁世凯刚刚表演完了便摇身一变，接着就登门拜访了几乎所有的老臣，向顽固派表白自己反对“维新”的心迹。 　　当谭嗣同携带密诏“说袁勤王”，“杀荣禄、除旧党”之时，袁一再表白“青天在上，不敢辜负天恩”，“圣主乃吾辈所共事之主”，“但能有益于君国，必当死生以之”。谭见如此，便把“诛旧党”、“杀荣禄”的方案和盘托出。 　　谭嗣同走后，袁世凯才悟出光绪破格给自己升官的用意，这时他权衡两派实力，着实犯了难。据说他回到家，他的老母亲问他：“儿啊，什么事让你心神不宁？”袁世凯说：“母亲，好比有这么一件事：有个仆人侍奉一个大户人家，那家的母子不和，你看这个仆人该听谁的？”母亲说：“当然要听母亲的了。母亲经历多，能主事。”袁世凯恍然大悟，马上作出决定，立即乘火车去天津荣禄处，彻底出卖了维新派，同时建议“欲破奸谋，卫慈圣耳”。随着谭嗣同等“六君子”的人头落地，袁世凯也飞黄腾达了。他获得赏银四千两，荣升为工部左侍郎。 　　袁世凯在关键时刻为慈禧立了大功，深得慈禧赏识。慈禧太后和荣禄一致认为：袁世凯既熟悉洋务、为洋人所信赖，又有魄力，尤其是对太后忠心不贰。于是这个八面玲珑、诡计多端、极其阴谋狡诈的袁世凯，又一次受到提拔，在李鸿章死后，便被任命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 　　自古以来，两面派作为贬义词深为正人君子所不齿，其实，在局面混乱不清，各方势力难解难分的时候，不妨学着做个两面派甚至多面派，这样不仅能保护自己，还能取得意想不到的成功。袁世凯是这样骗光绪的，蔡锷不也是这样骗袁世凯的吗？ 　　当年袁世凯要称帝，为拉拢云南督军蔡锷，请其进京商议。蔡锷为了掩盖反袁意图，在北京花天酒地，并与妓女小凤仙混在一起，迷惑袁世凯。乘其不备，他东渡日本，绕道香港，回到云南，举起反袁旗帜，可见其心机之深。袁世凯喜欢搞两面派，护国英雄蔡锷不也是大搞两面派吗？看来中国人的心机真是看不透啊，这难道不是中国文化的传统吗？ 　　谢某嗜酒如命。一日，赴友宴会，友因家贫而不能多沽美酒者，预戒斟酒之童子，每客只斟半杯，苦不酣畅。因出席小遗，纸封土块，招童子密授之。谓：“我因脏病不能多饮，今以数文钱劳汝。求汝浅斟我酒也。”童子发封，得土块，恨甚。斟酒时独多加满之。谢是日因得畅饮。 　　两面手法是个中性的东西，就看使用它的人了。用它的人心术不正，就会干出坏事；用它的人出于正面的目的，就能干出好事。 　　拙诚也是做局的一种道具 　　有点小聪明的人玩弄权术，常被人讥笑，而对人推心置腹的人往往能获得人心。久而久之，拙诚，也就成了权术的道具了。清代大臣曾国藩深谙权术，可他的嘴上却常挂着一个“诚”字。 　　曾国藩总结道：“君子之道，莫大乎以忠诚为天下倡。”李鸿章初入他的幕府时，他说：“此处所尚，惟一诚字而已。”给李鸿章以极大震动。曾国藩将自己的“诚”称为“拙诚”。他以“拙诚”这种传统社会的精神基因来鼓舞湘军士气，终于使朴实的农民成了敢于死战的士兵。他又以“拙诚”鼓动气势，聚合了乱世中有报国之心的知识分子。 　　在人们都被他的“拙诚”感动之时，他的目的也就达到了。然而，没有人看到“拙诚”不仅是一个人道德修养的境界，同时也是一种收拾人心的权术。 　　曾国藩并不是一个拙诚而迂腐的人。他自称“久历世变”，知“天下事无所为而成者极少，有所贪有所利而成者居其半，有所激有所逼而成者居其半”，“有所贪有所利”和“有所激有所逼”指出了靠真正的“诚”无法影响到的一方面。对于这一方面，他并不恪守“拙诚”，而是充分利用权变。这反映了曾国藩的两副面孔，一副是“拙诚”君子，一副是“权变”智士。其实人总是一个，这两面都是他办事成功的手段，只不过不同情况下有所侧重。对于重义气之人，如彭玉麟，他待之以真诚，以诚感之，使他永远是自己的心腹。对于塔齐布这样的满人，因为勇敢率直，曾国藩便以诚相待，极力推举，从而使之成为湘军中唯一的满人将领。而对于李世忠、苗沛霖等首鼠两端之徒，无法用真诚感化，在有用之时自是百般抚慰，当不用之时，则一再打压，利用机会将之消灭。对于老练世故者如李鸿章，则有张有弛，既不一心笼络置于自己掌握之中，也不能反目。小处可让，大局必争。 　　曾国藩这种两面派做法，甚至表现在对家里人的关系上。他的家书中有一段话如是说： 　　“澄弟办贼，甚快人心。然必使其亲房人第知我家是图地方安静，不是为一家逞势张威，庶人人畏我之威，而不恨我之太恶。贼既办后，不特面上不可露得意之声色，既心中亦必存一番哀矜意思。” 　　这段话中半是真话，半是做作。真话与做作之间，显露了一个“拙诚”君子不诚的一面。对此，曾国藩有时也加以反思。如他在同治元年（1861年）十二月给心腹将领李续宜的书信中说： 　　“吾辈位高望重，他人不敢指摘，惟当奉方寸如严师，畏天理如刑罚，庶几刻刻敬惮。鄙人今岁忧灼过甚，虽亦近于怔忡，然较之八年情形则异。八年所以内疚者，以忠孝之地而用意气，以朴拙之人而讲权术，是以且愧且憾，无地自容。” 　　“以朴拙之人而讲权术”，这是曾国藩的自白。他在另一封信中说：“吾自信亦笃实人，只为阅历世途，饱更事变，略参此机权作用，把自家学坏了。”他曾经以为“惟忘机可以消众机，惟懵懂可以祓不祥”，但“忘机”并非不知“机变”，“懵懂”也不是真的糊涂，以此消除机权，不过是一种更深的机权。因此，曾国藩的行事风格，可以归结为：讲拙诚，亦讲权术。 　　在错综复杂的人际中，把精明挂在脸上，不一定是好事。做人朴拙一点，“傻”一点，会使人感到踏实，反倒受人欢迎。当然，这种“傻”不是真傻，而是一种低姿态，一种掩饰。 　　设局之策心照不宣的驭人术 　　在做局的过程中，必然要涉及用人、驭人的问题。有的局只需要驾驭一个人，有的局则需要驾驭一大批人，而搞政治的人则要驾驭举国的人。对有的人，花点银子就能搞定；可有的人不吃这一套，你就要另想办法。袁世凯想拿小恩小惠收买宋教仁等革命党，可这些人是有政治抱负的，对袁世凯的这一套格外厌恶，他的驭人术就不灵了。蒋介石在和冯玉祥、阎锡山等人争地盘的时候，就是一手拿枪，一手拿钞票，收买冯、阎的将领倒戈。果然，冯玉祥手下的军长石友三、韩复榘被蒋收买，在蒋冯打得昏天黑地时突然撤出阵地，宣布拥蒋，这无异于从背后捅了冯玉祥一刀。冯战败，只好通电下野。 　　好处要给在恰当处 　　想驾驭别人，就要给人好处，因为一切关系归根到底还是利益关系。施恩术是人情关系学中最基本的策略和手段，是开发利用人际关系资源最为稳妥的灵验功夫。但是帮助别人时，要掌握以下基本要领： 　　一、施恩时不要说得过于直露，挑得太明，以免令对方感到丢了面子，脸上无光；给别人已经帮过的忙，更不要四处张扬。 　　二、施恩不可一次过多，以免给对方造成还债负担，甚至因为受之有耻，与你断交。 　　三、作为领导要培养下属对你的感情依赖，让他们心甘情愿为自己效力。 　　另外，我们还要注意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那就是：给人好处，要选准时机和方式，力争用最小的代价换得最大的人情，避免花了钱却不讨好。 　　在《水浒》中，有精彩的一幕，就是宋江杀了阎婆惜后，逃到柴进庄上避难，碰上了武松。当时武松因在故乡清河县误以为自己伤人致死已躲在柴进庄上。但因为武松脾气不太好，得罪了柴进的庄客，所以柴进也不是十分喜欢他。《水浒》上说：“柴进因何不喜武松？原来武松初来投奔柴进时，也一般接纳管待；次后在庄上，但吃醉了酒，性气刚烈，庄客有些顾管不到处，他便要下拳打他们，因此满庄里庄客，没一个道他好。众人只是嫌他，都去柴进面前，告诉他许多不是处。柴进虽然不赶他，只是相待得他慢了。”显然，武松对柴进也是有很大的怨气的，尽管柴进在武松身上花了不少钱。 　　但是，宋江的做法就高明多了，他见到武松马上拉着武松就去喝酒，似乎亲人相逢，看武松的衣服旧了，马上就拿钱出来给武松做衣服（后来钱还是柴进出的，但好人却是宋江做的）。而后“却得宋江每日带挈他一处，饮酒相陪”。这饮酒的花费自然还是柴进开销的。临分别时，宋江一直送了六七里路，并摆酒送行，还拿出10两银子给武松做路费，而后一直目送武松远离到看不见的地方。 　　宋江从头到尾不过花了10两银子和饯行的一顿饭，却把英雄盖世的武松感动得五体投地。而柴大官人庇护了武松整整一年，就算后面有所怠慢，也不会少他吃喝用度的，在武松身上的花费岂止区区10两银子。但在武松心目中的分量恐怕这位宋大哥要远远超过柴大官人，这也就是为什么柴进名满江湖，出生高贵，却成不了老大，而宋江却可以。实是因为柴进花的冤枉钱太多，不善于用钱，所以往往事倍功半，而宋江常常把钱用在刀刃上，以很少钱就能达到柴进花无数钱都达不到的功效。由此可见，有的人钱花得不少，却没有赚下人情，而另一种人，则花钱不多，却收买了对象，使之入了自己的局。其原因就在于给人好处的时机和方式的区别。 　　对于一个身陷困境的穷人，一枚铜板的帮助可能会使他握着这枚铜板忍一下极度的饥饿和困苦，为你赴汤蹈火而在所不辞。对于一个执迷不悟的浪子，一次促膝交心的帮助可能会使他建立做人的尊严和自信，从此对你忠心不贰。 　　就是对一个陌生人很随意的一次帮助，可能也会使那个陌生人突然悟到善良的难得和真情的可贵，从此多了一个合作者。 　　其实，人要做一番事业，既需要别人的帮助，又需要帮助别人。从这个意义上说，帮人就是帮自己。但是，一定要选好时机和方式，争取最大的收益。 　　恩惠要一点儿一点儿地赐予 　　南宋初年，面对着金人的大举入侵，当时号称名将的刘光世、张俊等人，只会一味地避敌逃跑，不敢奋起反击。这一方面因为他们天生患有软骨病；另一方面，也因为他们官已高、位已尊，认为即使自己立了大功，也不会有更大的升迁，便安于现状，什么国家利益、民族利益，在他们的心目中根本不占什么地位。 　　当时岳飞入伍不久，虽然已崭露头角，毕竟还没有太大的名望，只有他在和金人进行着殊死的战斗。当时有个叫郡缉的人，上书朝廷，推荐岳飞。那封推荐书写得很有意思：“如今这些大将，都是手握强兵，威胁控制朝廷，专横跋扈，这样的人怎么能够再重用呢？驾驭这些人，就好像饲养猎鹰一样，饿着它，它便为你搏取猎物；喂饱了，它就飞掉了。如今的这些大将，还未出猎都早已被鲜肥美肉喂得饱饱的。因此派他们去迎敌，他们都会掉头不顾。 　　“至于岳飞却不是这样，他虽然拥有数万兵众，但他的官爵低下，朝廷对他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恩宠。这正像饥饿的雄鹰迫切希望振翅高飞。如果让他去立一功，然后赏他某一级官爵；完成某一件事，给他某一等荣誉。用手段去驾驭他，使他不会满足，这样他必然会为国家一再立功。” 　　在这封推荐书中显然涉及到了两种封官的手段： 　　一是分割封官的过程，不能一步到位。君主必须不断地满足臣属加官晋爵的欲望，才能换取他们持续的忠心。但是，臣属升迁的欲望是没有止境的，而官爵的晋升却不能没有止限。在这个难题面前，君主们奉行着“分割”恩惠的原则，就是把官爵分割得越来越细，种类尽可能地繁，等级尽可能地多，火箭式的封官办法是不可取的，因为它只能使臣属获得一次满足。只有让臣属在众多的仕途台阶上一步一步地逐级登攀，才会增添他们不断升迁的希望和心理满足的次数，造成受赐者对施惠者持续的依赖和仰仗。 　　二是封官不只不能一步到位，而且最好永远不要到位。官做大了，立功进取的意志便懈怠了；一旦官做到了头，不但立功进取的意志消失，而且还可能滋生野心。从历史上看，那些官职到了头的人，如王莽、曹操、司马昭、刘裕等人，最后都变成了篡权者。 　　利益捆绑 　　驾驭别人，要懂得投其所好，对症下药。精通驭人术的袁世凯最擅长的就是“利益捆绑”，这一点在他的小站练兵活动中表现得尤为突出。有一次他对张之洞透露自己的练兵秘诀道：“练兵的事，看起来很复杂，其实也很简单，主要的是要练成‘绝对服从命令’。我们一手拿着官和钱，一手拿着刀，服从就有官有钱，不服从就吃刀。” 　　当时在“新式陆军”中，每棚（相当于一个班）都供奉有袁的肖像，朝夕焚香跪拜。袁世凯还亲自为士兵发饷，又经常派人到各营演说，向士兵灌输袁世凯是所有士兵的衣食父母，大家都是靠袁世凯养活之类的理念，以至于部队中弥漫着对袁世凯的个人迷信，“但知有袁宫保，而不知有朝廷”，更不用说国家民族了。这一手非常厉害而且有效，袁世凯日后的发迹正是以这支队伍为后盾的。 　　对士兵采用这样的控制手段，对重要部属，袁则另有一套笼络控制的手段，一种更为高明的手段。如袁手下有一个文案叫阮忠枢，有一次结识了妓女小玉，欲纳为妾，结果遭到袁的痛骂。事过之后袁却秘密派人将小玉赎出，并购置了房舍和各项陈设，然后带阮过去，这时天色已晚，阮随袁进入一个院中，只见房中铺陈异常华丽，堂上红烛高烧，摆着丰盛的酒席。及至进入屋里，看见自己朝思暮想的小玉，方才恍然大悟，从此对袁更加忠实效劳，甚至在袁称帝失败，落到了国人皆曰可杀的地步的时候，阮还在四处活动让袁留任大总统。 　　有儒生赴岁试者，舟抵岸，行李迁起。尚未议定脚价，姑坐行李上守之。忽有衣冠而来者，对之长揖曰：“兄台何自来耶？”生忙回揖。细认，彼此皆不识。来人曰：“误矣。”揖谢不安而别。生退坐，仰跌倒地，方知行李已为人抽去。 　　袁世凯对他的许多心腹，高一级的如有“北洋三杰”之称的段祺瑞、冯国璋、王士珍，次一级的如曹锟、张作霖等都使用过类似手段。据袁世凯的女儿回忆，有一次时任师长的张作霖由东北来京谒见，当时袁的办公室内陈列着四块打簧金表，样子极其精致。袁在和张谈话时发现张不时地注视离他座位很近的这四块金表，于是当场就送给了他。北洋军之所以除了袁之外，谁都无法驾驭，这套驭人之术是起了很大作用的。 　　但是，当一些新型人物出现之后，袁世凯的这套百试不爽的驭人之术开始失效。袁就任临时大总统后，极想笼络众望所归的宋教仁，他派人暗中了解宋的体型，送去的西装，比宋自己定做的还要合体。他给宋一本交通银行的五十万元支票，请他自由支用，但宋教仁只留下衣服，支票却让人退还给袁，并修书一封曰：“绨袍之赠，感铭肺腑。长者之赐，仁何敢辞。但惠赠五十万元，实不敢受。仁退居林下，耕读自娱，有钱亦无用处。原票奉璧，伏祈鉴原。”这件事是使袁对宋起了杀机的一个重要原因。驭人之术失效，标志着袁无法再随意羁縻他人为自己效劳。后来的史家多认为“刺宋”是袁走向末路的开始，这还是很有道理的。 　　袁世凯的驭人之术为什么一直屡用不爽，可到宋教仁这里却失效了呢？因为宋教仁是有革命理想的人，与袁世凯志趣不同。凡是被袁世凯的驭人术击倒的人，在骨子里都有与袁世凯同样的封建官场积习。这也给我们启示：如果你想用小恩小惠拉拢收买人，那么你是得不到优秀人才的。 　　对待不同的人，要有不同的驭人之术。对好利的人，许之以利；对好名的人，许之以名；对有抱负的人，你不如给他发展的空间。 　　名誉要挟 　　对好利的人，就以利诱之；对有弱点的人，就抓其把柄。那对不好利而好名的人怎么办呢？自有办法。珍视名誉其实就是他的“软肋”。 　　西汉时期的司马相如和卓文君，是一对郎才女貌的有情人。司马相如是当时的大才子，卓文君是富豪卓王孙的女儿。可是卓王孙不同意他们在一起，他们干脆私奔了。他们从临邛逃到成都，司马相如家境贫寒，什么产业都没有。卓王孙得知此事后，非常愤怒，一分钱也不给他们。司马相如和卓文君商量后，两人一起又回到临邛，卖掉了仅有的车马，开了一个小酒馆。每天卓文君坐在酒店前亲自给顾客打酒，司马相如则系着围裙，和小工们一起在街上洗涤杯盘碗碟。卓王孙听到这件事后觉得很丢脸面，不得已，分给卓文君一百个仆人，一百万贯钱。于是卓文君和司马相如高高兴兴地回到成都当富人去了。 　　卓文君和司马相如的爱情故事传为千古佳话。从这个故事中，我们能得到什么启示呢？司马相如和卓文君违背父命私奔了，卓王孙大怒，不给他们资助，好像是要等着看他们过不下去日子。但是他们二人抓住卓王孙性格的特点——要面子，又大老远从成都跑回了临邛，开了个小酒店，夫妻二人当街叫卖，这自然让卓王孙很难堪，于是不得已资助他们。卓文君和司马相如拿捏住了卓王孙，计谋就这样得逞了。当然，卓王孙出于天然的父爱，不可能真的对女儿不管不问，这可能也是他被女儿拿捏的一个原因吧。 　　诸葛亮用激将法，说服孙权联刘抗曹，这也是抓住了孙权自命不凡、不肯屈居人下的特点。 　　当时，刘备进驻夏口，曹操已率百万大军南征，孙权在一旁观望。诸葛亮来到孙权那里，对他说：“天下大乱，将军起兵江东，刘备也在汉水以南招集兵马，与曹操一同争夺天下。现在曹操已基本上平定了北方，接着又南下攻取了荆州，军威震动天下，致使英雄无用武之地，所以刘备才逃到这里。请将军认清局势而制定对策，如果用江东的军队与中原的曹军抗衡，就应早早地与曹操断绝关系，如无力抵抗，何不放下武器而束手就擒，向曹操称臣呢？” 　　孙权反问：“刘备为何不投降曹操呢？”诸葛亮故意说：“刘豫州是汉朝宗室之后，雄才大略，超过世人，人们仰慕拥戴他，如同河流奔向大海。如果功业不能成功，那是天意，但怎么能再做曹操的下属，听一个奸臣的指挥呢？” 　　这话可伤了孙权的自尊——刘备不愿投降，难道我孙权就甘为人奴吗？他勃然大怒：“我不能拿整个东吴土地和十万军队去受别人的摆布控制，我的决心已定，与曹贼誓不两立！” 　　这话正是诸葛亮需要的。他在心里笑了。于是孙刘达成了联盟。联军集中兵力，利用曹军长途跋涉，又不习南方水战的特点，败曹军于赤壁，奠定了三足鼎立的局面。 　　美国励志大师卡耐基说过这样的话：“送人一个好名声。”意思是说，你先赞扬对方，使他得到一个好名声，此后他格外珍惜自己的好名声，不愿做有损自己名声的事，从而不断激励自己做得更好。卡耐基说的是如何激发人性美好的一面，和我们所说的驾驭对方虽不完全相同，但确实有相通之处。 　　抓其弱点，逼其就范 　　袁世凯善于抓住每一个对手的弱点，给予致命打击，达到控制别人的目的。在袁的一生中，被他算计的人无数。各种各样的手段被他用得淋漓尽致，活灵活现。 　　在袁世凯算计他人的实例中，比较突出的是对黎元洪。在镇压革命军时，袁世凯就企图通过革命军从中获得利益。因此袁世凯一边用武力对付革命军，另一方面又积极与革命军政府和谈。 　　在和谈中，袁世凯发现武汉军政府的都督黎元洪是自己可以利用的人。黎元洪是一个性格懦弱、政治立场不十分坚定的人。身为都督的他曾经是清军协统，因此其骨子里仍然带有封建官僚的气息，只是由于革命党人错误地认为依靠旧势力中有名望的人来领导，一定能将旧势力中的其他人号召过来。可是事与愿违，黎元洪不但未能将袁世凯号召到革命队伍中来，反而被袁世凯利用，成为其一个棋子。 　　袁世凯对黎元洪采取了长期战略，极为重视抬举，以期拉拢他，然后截断其后路，迫使黎元洪听命于己，成为他的俘虏。 　　在和谈之初，袁世凯加紧同黎元洪联系，处处向黎元洪表示尊重，这使黎元洪感到受宠若惊，因为黎虽为军政府都督，但并未有实质权力，而且由于其性格懦弱，军政府内的事情一般不发表意见。袁世凯如此看重他，使黎逐渐强硬起来，拿起了做都督的架子。和谈成功后，袁世凯加紧了逼宫的步伐，并顺利地使清政府退位，同时孙中山如期提出辞职，袁世凯登上了临时大总统的位置。这时他也不忘把黎元洪选为副总统。另外，袁世凯为了阻止革命党领导黄兴加入新政府，把参谋总长的位置也给了黎元洪。 　　袁世凯向黎元洪大大施恩，但他知道仅仅如此也不能完全控制黎元洪。于是袁世凯使出了毒招。 　　黎元洪在革命军政府中一直处于有职无权的地位，为此黎非常苦恼。但是革命军政府中“三武”一直控制着局面，使黎没有出头之日。“三武”指的张振武、孙武、蒋翊武，三人都是革命军政府的功臣，享有很高的声誉。有这三人在黎元洪身边，黎便只能像傀儡一样。这种局面，袁世凯早就看在眼里，他特意派人假惺惺地对黎元洪表示同情，并暗示黎元洪说袁世凯可以帮他调开这三个人。黎元洪听后特别高兴，由衷地感谢袁世凯，于是听从了袁世凯的提议。 　　袁世凯找了个理由将“三武”调到北京，授予他们一个有职无权的“总统府军事顾问”。后来张振武无法忍受，率先返回到武昌，即他的根据地——革命军政府。 　　黎元洪的权力又受到了威胁。这一次黎元洪发下狠心，拍电报给袁世凯，要袁世凯杀掉张振武。 　　袁世凯接到这份电报时，发出冷笑，他要用这张电报整垮黎元洪。袁世凯一面派人将张振武杀害，一面将黎元洪给他的电报公开在报纸上。由此，革命党人完全不信任黎元洪，使黎失去了权力的基础。从此黎便只能依靠袁世凯，听从袁世凯的调遣。在二次革命中，黎元洪就站在袁世凯一边，帮助其镇压革命党。 　　后来，黎元洪无法在革命军政府中呆下去，就从武昌到北京，被袁世凯安置在瀛台，虽然名为副总统，但始终无权，终日以散步、读书、写字度日。在权力争夺场上，黎元洪只能说是袁世凯的败将。 　　袁世凯对黎元洪的策略是利用了黎元洪的弱势地位，先宠之，后控之，似乎有点像钓鱼一样，用诱饵套中他，然后再任意摆布。 　　袁世凯对付不同的人，采取的方法是不同的。袁世凯对熊希龄的控制，就采取了不同于对黎元洪的方法。 　　熊希龄是光绪朝进士，曾在翰林院任职，因为参加了维新变法而被革职。后来熊希龄被起用并派往各国去考察宪政，回国后一直被认为属于进步党人士。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的时候，熊希龄曾大力拥护，并任财政总长和热河都统。 　　袁世凯为了取缔国民党，摆脱国会的束缚，决定利用熊希龄作为过渡人物。他首先将熊希龄任命为国务总理，由熊希龄组织进步党内阁。 　　袁世凯之所以这样做，并不是希望熊希龄的内阁能帮助他来主持工作，而是想通过这个内阁来取缔国会，解散国民党。袁世凯了解熊希龄的一些丑事，他想利用这些事来挟制熊希龄。 　　熊希龄任热河都统期间，办公地点就设在承德避暑山庄。熊曾派他的亲信去查看避暑山庄内的国宝，由于朝夕与这些宝物相处，又没有别人监督，熊希龄不免动了贪欲，私自将宝物转移到秘密处。 　　除此之外，熊希龄还将乾隆的珍贵折扇盗出，竟送给了姜桂题。姜桂题乃是袁世凯的亲信，就将此事告诉了袁世凯。本来这在当时也是常有的事，如果袁世凯不加追究，也就无事。但是，此时袁世凯正要利用熊希龄达成自己的心愿，便决定在这件事上大做文章。 　　就在熊希龄刚刚将内阁成员组织完的时候，袁世凯就派人去查热河失宝案，这给熊希龄造成了紧张和压力，他不得不处处小心，以免东窗事发。 　　日，袁世凯登上正式大总统位置后，便紧急召熊希龄来总统府，说是有事商量。两人见面后，谈了几句话，便有人来通告说有外国大使求见。于是袁世凯让熊希龄去他的办公室等一会。其实这是袁世凯有意安排的。 　　熊希龄走进袁世凯的办公室，随意看看四周，没想到一下子就看到了桌子上的热河失宝案的卷宗。卷宗的资料特别详细，有失窃的宝物种类、数量，知情人的口供，甚至还有那把乾隆折扇的去处和姜桂题的供词。熊希龄看到这些不免胆战心惊，正在不知如何是好时，袁世凯走了进来。 　　袁假装不知道熊希龄看过卷宗，也避口不谈热河失窃案，只是问熊道：“你是不是不舒服？”熊只能硬着头皮说好，不敢言及其他。 　　突然袁世凯大声指责起国民党，说国民党闹革命是要取消责任内阁制，如果不除掉国民党，国家就不会安宁。然后，袁世凯问熊的意见如何，熊此时已为笼中之鸟，只能点头称是。袁世凯从抽屉里拿出已经准备好的命令，让熊签署，这份命令的内容是勒令所有国民党议员及家属立即离开京城。由此，袁世凯顺利地铲除了国民党在政府中的成员。没有了国民党，国会也就形同虚设，不久也被取消。 　　1914年2月，袁世凯又将这个由进步党组成的内阁也抛弃了，熊希龄被迫辞职。在没有了国会、内阁这些形式上的约束之后，袁世凯的权力行使得越来越畅快。 　　设局之策吕不韦的长线投资 　　近几年来，盛宣怀、胡雪岩等大商人被炒得非常热，各种传记和电视剧层出不穷。的确，他们作为商人，达到了经商事业的顶峰，其手段是非常了不起的。 　　但是我国历史上，最大的一单生意，还是另外一个人做成的。什么样的人可以买到一个国家？在今天，这似乎是一件不可想象的事情，但在2000多年以前，有一个人做到了。 　　他买了一个国家，即使自己最终失败而死，但是他的儿子却成为中国历史上最负盛名的统治者。他就是吕不韦。 　　吕不韦出生在韩国的阳翟，也就是今天的河南禹县，在当时，他只是一个商人。在中国古代，商人是没有地位的。吕不韦很希望光大门楣，争取政治地位，他知道，改变现状的途径要在社会现有的机制内寻找。或许是出于商人的本能，他选择了“风险投资”。吕不韦看中了子楚，把他当作可以创造巨大价值的“奇货”。 　　子楚是什么人呢？他是秦国派到赵国做人质的王子。秦昭王40年，秦国太子死。昭王42年，立昭王次子安国君为太子。安国君有子女20余人。其爱姬被立为正夫人，赐号华阳夫人。华阳夫人膝下无子。安国君有一排行居中的儿子子楚，子楚的母亲叫夏姬，不受宠爱。子楚就被作为秦国的人质生活在赵国。因为秦屡次攻赵，所以赵国对子楚也很不礼貌。 　　子楚作为人质，经济拮据，日子过得很不称心，天天借酒浇愁，当时的人们都不大看得起他。 　　有一次，很懂得研究市场的吕不韦去邯郸做生意，见到子楚被酒家揪着衣服索债，大为感慨地说：“这真是一个难得的可积存的财货啊！”心里就已经有了一个谱。认为子楚就是他弃商从政的切入点，发现自己利用子楚不仅可以改换门庭，还可以赢得政治地位时，他开始了自己的计划。 　　上海某衣肆，一日有华服者至，言欲购貂马褂。选择既合，旋服之以试身量。已而步至柜外，若欲就明处细视者，遽举步出门去。肆中人大惊，遽跃出将追执之。至门外，忽有一人持瓷瓶过，突相撞，瓶堕地碎。遽拦门牵伙衣索赔，他伙复不得出，逮与徐言致慰，使稍候，则贼已去久矣。盖二人固串通为之者。初时使追捕者仓猝阻不得前，事后又无从致诘，亦狡矣哉！ 　　于是，吕不韦走上前解了围，子楚自然是感激不已。这时，吕不韦却说：“我能让您富有天下贵为天子。”子楚听后，讥笑着说：“这怎么可能呢？你先自己富贵了再说吧！” 　　吕不韦神秘地笑了笑，说：“您有所不知，我的富贵得待您富贵后才能实现啊。”说完，便带着子楚回到自己府上。到了密室，吕不韦才把话挑明了，他说：“秦王老了，安国君如今又是太子。我听说安国君最宠爱华阳夫人，而华阳夫人膝下无子，如此，能推立继承人的就只有华阳夫人了。您兄弟20余人，而您排行居中，且您长年在外国做人质，又如何能被安国君重视。如此看来，即使昭王死后，安国君得立为秦王，您也没有多少把握和长兄及诸公子争得太子之位。”这一席话打动了子楚，子楚深以为然，说：“那依先生之见，该如何是好？” 　　吕不韦说：“您现在没有钱财，我吕不韦可以出钱去帮你铺路，让安国君及华阳夫人立公子为继承人。”子楚一听，高兴都来不及，忙说：“如果能够做到，我当秦王后，我们一起分享荣华富贵。” 　　如果认为吕不韦只是一时投机走上政治之路，或者只是为了谋取高官厚禄、赢得无数资财，那么也未免太小看吕不韦了。以吕不韦当时的家资来看，已经足够用上一辈子，大可不必做这笔很可能惹来杀身之祸的生意。所以说，吕不韦的兴趣不是金钱，而是一个国家。倒腾皇帝玩真是NB到顶了！ 　　在这一环节里，吕不韦以最廉价的价格买下了一只最大的潜力股。 　　虽说，吕不韦和子楚已经结交上了，但是，子楚能不能变成成长股，也就是能不能当上太子，还不是件容易的事。因为吕不韦清楚，现在的太子已经有20多个儿子，并且子楚不是长子，又长期不呆在秦国，要想让子楚能够被太子（安国君）看中并立为嗣，谈何容易。 　　于是，吕不韦便开始推销了，也就是游说秦国的决策层。 　　如何让秦国的决策层听自己的话呢？吕不韦的超强社交能力开始显山露水了。 　　他坚信，只要是人，他就有弱点，只要有弱点，就可以利用。他发现秦国的决策层的弱点是贪财，只要开出足够大的筹码，就能使得秦国的上层之流都被牵着鼻子走。吕不韦有钱，也舍得花钱。 　　吕不韦拿出五百金交给了子楚，以供日常用度及结纳宾客贤达之需；又以五百金买了很多珠宝，这些奇珍异宝被吕不韦爱妾看到后，很是喜欢，就缠着吕不韦要，吕不韦说：“这些东西是要派上大用场的，等我这单生意成功了，一定一件一件地给你找回来！” 　　吕不韦来到秦国，他决定走“枕头风路线”。 　　首先，他找到当时太子宠爱的华阳夫人的姐姐，求她引见华阳夫人，以子楚的名义，将奇珍异宝转送给华阳夫人，又极赞公子子楚才高德贤，且结纳天下贤士豪杰，把子楚包装成一个贤人。然后，针对华阳夫人又搞起了精神贿赂，对女人，这一手是很管用的。 　　吕不韦说子楚常念叨：“华阳夫人是我子楚的精神依靠，日夜泣思父王及夫人。”华阳夫人听后大为感动。 　　吕不韦又对华阳夫人说：“自古以来，以美色而得到宠幸的，等人老珠黄时，宠幸也就不再有了，现在您侍奉太子（安国君），也是这样！” 　　这句话点中了华阳夫人的要害！这的的确确是她的最大担忧所在！华阳夫人露出了焦虑。 　　这时，吕不韦便趁机鼓动说：“夫人应该赶紧选出有利于自己的继承人，这样一来，安国君百年之后，您也能永葆荣华富贵。”华阳夫人深以为然，急忙追问吕不韦是否有合适人选。吕不韦继续加紧对手中潜力股的促销，他说：“子楚对您最孝，但自知排行居中，而且按照国律，次子又不得立为继承人，其母亦不见宠幸，故想依附夫人。夫人如能在此时立子楚为继承人，那夫人将终生得宠于秦国啊！”华阳夫人听后，深有同感。这里，吕不韦的诡辩之术可就表现得淋漓尽致了，与张仪、苏秦、苏代等相比，似乎毫不逊色。吕不韦的“枕头风路线”到此成功了一半！ 　　枕头风果然是世界上最大最强的风。有一次，在侍奉安国君时，华阳夫人就说起子楚，夸他虽身在赵为人质，实是诸公子中最为贤孝者，从赵国来的人都称颂他。接着哭道：“我得大王错爱以服侍左右，却不幸膝下无子，我想让子楚立为继承人，以减贱妾无后之过。”安国君见夫人为了国家如此悲切，就答应了。为防日后生变，又与夫人刻玉符为据，立子楚为继承人。安国君和夫人厚赐子楚，并请吕不韦做子楚的老师，时时侍其左右。子楚因而在诸侯中名声大振。 　　吕不韦的游说十分奏效，已经完成了在秦国初级阶段的任务。剩下的就是让子楚如何回到秦国了。 　　子楚，这支潜力股终于有了起色。吕不韦决定加大投资，在子楚回到秦国之后也能将这支潜力股牢牢把住，不让别人争走。 　　加大投资？嘿嘿，说到底，不是用钱，就是用色。吕不韦深知子楚的为人。 　　他决定用色，但是，他的“美人计”又多了一层意思，完全称得上是历史上最高明的美人计。 　　吕不韦的小妾中，有一个不仅漂亮，并且能歌善舞，最关键的是已怀有身孕了。大家都知道，送别人一个怀孕的女人，还不如不送。但是，吕不韦就是要送这个怀孕的女人。因为他要让子楚当自己孩子的父亲。当然，这个怀孕不能是外观上明显的怀孕，只能是天知、地知，吕不韦和他女人知。 　　吕不韦开始给子楚下套了，先是设了酒局，酒在促成男女好事的时候很起作用的。 　　果然，子楚在醉眼朦胧之际，爱上了这个绝色的女子。借着酒劲，他请吕不韦把那个漂亮姑娘赐给他。 　　吕不韦表演了一番吃惊、发怒的戏后，马上就答应了。 　　吕不韦的继续投资，使他实际上成为控股方。到此为止，这单生意成功的基础，已经结结实实地打好了，无论子楚日后如何经营，都逃不出吕不韦的算计。吕不韦通过慧眼参股、发股上市、注资控股，最终赢得了一个国家，做成了历史上最大的一单生意。 　　秦昭王四十八年（前259）正月，这个女人生了个儿子，取名叫政，这就是后来的秦始皇。这段历史是记载于《史记》中的，说“姬自匿有身，至大期时，生子政”。意思是政是吕不韦的儿子。秦孝文王元年（前250）安国君即位为秦孝文王，但登上宝座刚三天就去世了。子楚继位，是为秦庄襄王。按照原来的约定，就让吕不韦任相国，这样秦国的大权开始操在吕不韦手中了。 　　吕不韦才华出众竟不得善终，他在秦王嬴政年少时，还经常与自己的老情人、嬴政的母亲，也就是当时的太后私通，随着嬴政逐渐长大，他开始感到恐惧，竟然想办法送了一个性能力极强的男人给太后，太后“绝爱之”。他想借机脱身，其实已种下大祸。当太后的奸情败露后，吕不韦受到牵连，服毒而死。当然，也有小说写道，吕不韦的败亡是秦王嬴政要求归政、反抗父权的必然结果。 　　吕不韦的成功，我们作为现代人来分析，用现代词汇来讲，就是他具有商业眼光和投资勇气。的确，吕不韦的这个优势是超越时代的，在今天仍不失为经典之作。首先是投资五百金给穷困潦倒的子楚，“为进用，结宾客”，然后再以五百金“买奇物玩好，自奉而西游秦”，用贿赂的手段使子楚顺利成了秦国的嗣君。最后的一笔花销是当赵国要杀子楚时，吕不韦又慷慨“行金六百斤予守者吏，得脱”。结算下来，吕不韦共花费一千六百金，终于完成了历史上最大的一桩买卖，使走投无路的子楚当上了最强大国家的君王，吕不韦也理所当然地成了威势熏天的宰相。当然，吕不韦还通过赵姬的肚皮，顺利完成了一桩偷天换日、暗移江山的好把戏，为中国培育了一个历史上最残暴，也是最伟大的君主——秦始皇，这要算买卖之外分得的一个大红包了。 　　一个人，一个企业，要想获取最大的投资回报，要么出最大的成本，要么冒最大的风险，没有其他超越经济规律的道理可讲。吕不韦就是付出了最大的成本，不仅罄尽所有的资金，还搭进了自己的老婆，并且还冒了最大的风险。为什么说是最大的风险呢？因为他所投资的对象在当时被普遍不看好，认为那是一个扶不起的阿斗，不值得投资。但是，吕不韦不这么看，他以过人的眼力发现了这个机会和目标，这也正是他的高明所在。 　　更高明的是，吕不韦没有只是单纯的投资，他还想方设法地去包装这个投资对象，使他尽快地发展，尽快地出效益。这简直就是现代一些顶级投资家的手法了。在现代社会，各种投资者也是可以从中学到不少道理的。首先的一条是，要能够以独到的眼力，发现不被别家重视的潜力股。其次是，要敢于投资，具有倾囊而出的魄力，不要斤斤计较，过于算计。最后，也就是最重要的，就是要主动地积极地对被投资对象进行经营，只有这样，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投资家。 　　设局之策千古第一反间计 　　天下的“做局者”们，利用人性的弱点，五千年的时间里挖了无数的“坑”，但其中最黑最深也最险的，当数令对手祸起萧墙的反间计了。 　　在反间计的大坑里，无数的英雄奸雄枭雄倒在自己人的刀下，含恨而死。这个“局”的特点是非常鲜明的，首先，它的成本出奇的小，可以借刀杀人，可以不战而屈人之兵。其次，它的收益相当的大，在中了反间计的情况下，对手阵营祸起萧墙，人心惶惶，失去了凝聚力和战斗力，内耗不止，往往变得不堪一击。 　　秦汉战争中的陈平，就用了这一损招：离间项羽与范增的关系，加速了项羽的灭亡。范增是追随项羽叔父项梁起兵的老臣，项羽的手下猛将如林，但真正有战略头脑的谋士似乎只有范曾一人。离间这位被项羽尊为“亚父”的能人，的确相当有难度，但难不倒离间计大师陈平。 　　有一次项羽的使者来访，陈平“做局”的机会来了，他先是故意地隆重接待使者。声色犬马之下，使者被感动得坐卧不安，当然礼节性地说出代楚霸王项羽向诸位感谢的话来。谁知招待人员就此突然翻脸，撤下大餐和美女，换上窝头和稀饭，当着使者的面说，你倒是早说你是项羽派来的啊，我们还以为你是亚父范增派来的呢。使者羞怒之下，回去把这件事添油加醋地向项羽作了汇报，头脑简单的项羽当然怒火中烧，从此不再信任范增。后来范增几次直言相谏，更是惹得早有成见的霸王不高兴了，终于被扫地出门。范增已经是七十多岁的老人了，受了闷气，加上背上毒疮发作，不久就负气归西。而他一死，项羽的末日也就不远了。 　　从表面上看，使项羽怀疑范增好像非常难，但在当时那个年代，这种事情是很容易理解的。当时，天下大乱，群雄并起，谁能最终获胜实在不好说，所以有的人今天站在这个阵营，明天可能又站到了另一个阵营。站在项羽的角度想，范增也许真的觉得刘邦更有王者之气，想跳槽倒向刘邦哩！韩信、黥布之流不都是出尔反尔，忽左忽右吗？ 　　某甲尝为人居间公事。其人约于公所封银存贮。正较量间，有一跛丐，手持竹篮，篮内盖有破衣，捱入行乞。甲拈零银与之。丐嫌少。甲佯怒，取元宝一锭掷篮中，叱曰：“汝欲此耶！“丐惧曰：“财主不添则已，何必怒？”双手置于几上而去。后事不谐，其人启封，则元宝乃为伪物，丐者易去矣，丐即甲之党也。 　　人性是不可捉摸的，人心隔肚皮啊。我们知道，关系越是亲密的人之间有时越是容易出现矛盾。就拿刘邦来说吧，他就曾因萧何在后方权力过大而怀疑萧何，萧何及时看出不妙，就把自己的家属子女送到战场（可以说是做人质），同时他也搞些贪污财物、挪用公款的事来，刘邦这才打消疑虑：哦，萧何看来并无异心，只是贪些小便宜罢了，这倒不打紧。从此放下心来。 　　历史上还有一个著名的反间计，那就是皇太极借崇祯皇帝之手除掉袁崇焕，扫除了灭明的一大障碍。 　　当时，后金南下，势如破竹，明朝的辽东守将袁崇焕独撑危局，使皇太极如鲠在喉。公元1627年，崇祯帝即位，很想有所作为，他一即位就除掉了大阉魏忠贤，又给杨涟、左光斗等正直的大臣平反了冤狱。许多大臣请求把袁崇焕召回朝廷。崇祯帝接受了这个意见，提拔袁崇焕为兵部尚书，负责指挥整个河北、辽东的军事。崇祯帝还亲自召见袁崇焕，问他有什么计划。袁崇焕说：“只要给我指挥权，朝廷各部一致配合，不出五年，可以恢复辽东。” 　　崇祯帝听了十分兴奋，给袁崇焕一口尚方宝剑，准许他全权行事。 　　袁崇焕重新回到宁远，选拔将才，整顿队伍，军纪严明，士气振奋。东江总兵毛文龙作战不力，虚报军功，不服从袁崇焕的指挥。袁崇焕使用尚方剑，把毛文龙杀了。 　　皇太极在辽东屡屡败于袁崇焕，当然不肯罢休，他知道宁远、锦州防守严密，决定改变进兵路线。他做好一切准备，于公元1629年十月，率领几十万后金军，从龙井关、大安口（今河北遵化北）绕到河北，直扑明朝京城北京。 　　这一着可出乎袁崇焕的意外。袁崇焕赶快出兵，想在半路上把后金军拦住，可是已经来不及了。后金军乘虚而入，到了北京郊外。袁崇焕得到情报，心急火燎带着明军赶了两天两夜，赶到北京广渠门外，没顾上休息，就和后金军展开激烈的战斗。别路明军，也陆续赶到，投入战斗。 　　后金军突然进攻北京，引起了全城震动。崇祯帝更是急得心慌意乱，不知该怎么办才好，后来听说袁崇焕带兵赶到，心才定了一些。他亲自召见袁崇焕，慰劳了一番。但是一些魏忠贤的余党却散布谣言，说这次后金兵绕道进京，完全是袁崇焕引进来的，说不定里面还有什么阴谋呢。 　　崇祯帝是个猜疑心极重的人，听了这些谣言，也有些怀疑起来。袁崇焕向皇上请求说，将士们长途跋涉，十分劳累，请准允入城休整，但被崇祯帝拒绝了。 　　正在这个时候，有一个被金兵俘虏去的太监从金营逃了回来，向崇祯帝密告，说袁崇焕和皇太极已经订下密约，要出卖北京。这个消息简直像晴天霹雳，把崇祯帝惊呆了。 　　原来，明朝有两个太监被后金军俘虏去以后，被关在金营里。有天晚上，一个姓杨的太监半夜醒来，听见两个看守他们的金兵在外面轻声地谈话。 　　一个金兵说：“今天咱们临阵退兵，完全是皇上（指皇太极）的意思，你可知道？” 　　另一个说：“你是怎么知道的？” 　　一个又说：“刚才我就看到皇上一个人骑着马朝着明营走，明营里也有两个人骑马过来，跟皇上谈了好半天话才回去。听说那两人就是袁将军派来的，他已经跟皇上有密约，眼看大事就要成功啦……” 　　姓杨的太监偷听了这番对话，趁看守他的金兵不注意，偷偷地逃了出来，赶快跑回皇宫，向崇祯帝报告。崇祯帝听了也信以为真。他哪里知道，这个情报完全是假的。两个金兵的谈话是皇太极预先布置的。 　　崇祯帝命令袁崇焕马上进宫。袁崇焕接到命令，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匆忙进了宫。崇祯帝拉长了脸，责问说：“袁崇焕，你为什么要擅自杀死大将毛文龙？为什么金兵到了北京，你的援兵还迟迟不来？” 　　袁崇焕不禁怔了一下，这些话都是从哪儿说起？他正想答辩，崇祯帝已经喝令锦衣卫把袁崇焕捆绑起来，押进大牢。 　　有个大臣知道袁崇焕平日忠心为国，觉得事情蹊跷，劝崇祯帝说：“请陛下慎重考虑啊！” 　　崇祯帝说：“什么慎重不慎重？慎重只会误事。” 　　崇祯帝拒绝大臣的劝告，一些魏忠贤余党又趁机诬陷。到了第二年，崇祯帝终于下令把袁崇焕杀害。 　　反间计是名副其实的毒计，其毒不仅仅是手段，更重要的是其对人性弱点的残酷利用和无情玩弄。对于人类来说，这既是一种让人津津乐道的谋略，又是一个讽刺。但是在“目的总是证明手段的正确”和“最大的法，不是宪法，而是看法”的规则下，那些试图谋取胜利的人总是看重“津津乐道的谋略”，何况，“胜利者是不受谴责的”。 　　设局之策与虎谋皮的招数 　　与虎谋皮，这事情可能吗？可能，但要调虎离山，使它离开自己的龙盘虎踞之地。调虎离山的关键是“调”，即如何“调”它到虎穴之外。对手在其经营的稳如泰山的阵地里，是有虎虎生气的，各种地利的自然条件使得它如虎添翼，但一经被调离“虎踞龙盘”之所，就由强变弱了。 　　调虎离山是个掌握和控制主动权的问题，运用此计要特别谨慎，因为你面对的是虎而不是羊。要特别小心调虎不成反被虎调，误入虎口，陷进虎穴。倘若如此，那就可能导致全军覆没。至于不入虎穴，焉得虎子，那是侦察的需要，或者对于小股溃败潜逃之敌所施的战术。当然，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则又是英雄胆壮、实力雄厚、计高一筹的表现。 　　抗日战争初期，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三集团军总司令韩复榘为了保存自己实力，竟然弃守山东，使日军长驱直入，这事让蒋介石大为恼火，决心擒杀韩复榘。 　　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韩复榘本心不想抗日，一心想保全他的山东地盘。蒋介石要他抗日，也是想借抗日消灭杂牌军，所以蒋韩二人在抗日问题上仍是明争暗斗。 　　上海八一三抗战爆发后，韩复榘被委为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三集团军总司令，负责在山东方面的对日军作战。韩要求发重炮30门配备在黄河南岸，以便固守。李宗仁允许“立即照办”，一面派驻在徐州的炮兵旅史文桂旅长率领全旅炮兵立即开往山东泰安，一面向蒋报告。可是蒋介石得悉一旅重炮调到山东听韩复榘指挥，心中大大不以为然。到11月初旬，蒋下令调走驻在泰安的重炮旅。韩复榘听说后，愤不可当，当即破口大骂蒋介石，说蒋介石这样做法，不是抗日，而是想牺牲他的实力，消灭他的军队；那么，他也只好保存实力了。 　　不久，日军偷渡门台子黄河渡口，拟横断胶济铁路进攻济南。韩复榘告诉部下：“日军已过黄河，我们没有重炮是挡不住的。”他一面命令各军向泰安、兖州方面相机撤退，一面到蒋介石驻济南的总参议蒋伯诚那里说道：“日军已过了黄河，我军没有重炮，难以固守。我已决定放弃济南，候中央增援，再行反攻。”蒋伯诚说道：“请示蒋委员长后再决定吧！”韩很不耐烦地说道：“我已命令各军撤退，你不走，我先走了，济南已命令孙桐萱率部留守。”韩即乘钢甲车离开济南，到达泰安暂停。这是12月22日的事。蒋介石得到蒋伯诚的电话报告，给韩复榘十万火急的电报，命令韩不得无令撤退。但韩这时已退到泰安，蒋再命令韩固守泰安。可是韩竟抗命不遵，置若罔闻，又由泰安退到兖州，继而退到济宁，最后退到鲁西曹县，方不再往后退了。这是什么缘故呢？原来鲁西与河南省境毗连，他原想撤退到豫西、陕南的山区里去，避开日军的侵略锋芒，保存自己的兵力，以便割据地盘。因河南省驻有程潜指挥下的第一战区部队甚多，韩的退路受阻，于是暂驻曹县。 　　这时候，蒋介石定下了捉拿韩复榘的计谋。 　　日，先由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在徐州召开军事会议，韩是第三集团军总司令，当然是与会的一个主角。且李宗仁前在济南召开军事会议，韩对李印象不错，因此，也就没有什么顾虑，由济宁乘钢甲车到了徐州。就在韩到了徐州的次日，蒋介石由汉口发来了军机密急电，电中有45个高级将领定于1月11日在河南省开封召开重要军事会议。当然李宗仁召开的徐州军事会议要受到影响，只有到开封开会去了。韩复榘手下的军长孙桐萱（最心腹的部下）也列在45个将领之中，韩当时虽然稍有犹豫，但觉得这样大的军事会议，当不会出什么岔子；而且和李宗仁等人一齐去，又不能有所托词；加之还有孙桐萱和一营手枪队保护前往，也就不起什么怀疑了，于是就同李宗仁、孙桐萱同去开封了。 　　韩于1月9日到开封，住在黄河水利委员长孔祥榕的公馆里。他的一营卫队被留在钢甲车上，对韩说是因为城内驻着很多军队不方便。他带了参谋长刘书香，参谋处长张国选、张钺，交际处长曹青山和传令队等计有40余人，都一同住在孔祥榕公馆里。 　　1月11日下午7时，蒋介石在河南省政府召开高级将领机密军事会议，并先通知说为了避免日本飞机扰乱，会议在夜晚举行。到了夜晚开会的时候，韩同孙桐萱等同坐汽车到了省政府大门口，即看见电灯旁贴有一张通知，上写“参加会议的将领请在此下车”，并有军警宪兵在指挥车辆，把车辆排列到旁边的空地上。韩当时和很多与会的将领，一样下车向里走。到了第二道门口，左旁屋门上贴着“随员接待处”，于是韩带去的三个卫士和孙桐萱带去的一个卫士，均留在接待处了。韩同一些参加会议的将领，一路谈谈笑笑地来到了“副官处”，看见贴有一张通知，上面写着“奉委座谕：今晚高级军事会议，为慎重起见，所有到会将领，不可携带武器进入会议厅，应将随身自卫武器，暂交副官长保管，给予临时收据，俟会议完毕后凭收据取回”。同时，当着韩的面，也有些将领纷纷地将手枪从腰间掏出来交给副官处，取回收据。韩也不疑有他，就将自己身上带的两枝手枪，也掏了出来交给副官处，把收据放在衣袋里，跟着大家一齐进入会议厅。 　　在会议厅里，韩的座位左边是刘峙。蒋介石亲自主持会议，他起头一开口就说：“我们抗日是全国一致的，这个重大的责任应该说是我们每一个将领义不容辞的责任，可是，竟有一个高级将领放弃山东黄河天险的阵地，违抗命令，连续失陷数大城市，使日寇顺利地进入山东，影响巨大。我问韩主席：你不发一枪，从山东黄河北岸，一再向后撤退，继而放弃济南、泰安，使后方动摇，这个责任，应当是你负担！”韩复榘是有胆量的，而且他有傲上的老资格，他听了蒋介石的话，毫不客气地顶上去说：“山东丢失是我应负的责任，南京丢失是谁负的责任呢？”韩的话还未说完，蒋正颜厉色地截住韩的话说道：“现在我问的是山东，不是问的南京；南京丢失，自有人负责！”韩正想开口反驳，可是，刘峙拉着韩的手说：“向方（韩的号），委座正在冒火的时候，你先到我办公室里休息一下吧！”于是他拉着韩从会议厅边门走了出来。 　　刘峙装着很亲热的样子，握着韩的手走到院内，早有预备好的一辆小汽车，刘峙手指着说：“坐上吧，这是我的车子！”韩哪里知道这个小汽车就是逮捕他的工具。韩先上了车，刘峙说：“我还要参加会议去。”说时就把车门关上了。在这个时候，汽车前座上有两个人爬到后车厢里来，分左右坐在韩的两旁，出示预先写好的逮捕令给韩看，并且对韩说道：“你已被逮捕了。”韩起先还以为前座上两个人是刘峙的随从副官，看见了逮捕令，至此才知道这两个人是军统特务，又向外边一看，沿途布满了宪兵岗哨。汽车飞快地开驶到了火车站月台上，由两个特务拉着韩的双手，并肩登上了预先备好的一列专车，并有大批荷枪实弹的宪兵、特务等分布在车厢内。汽笛一声，火车开了，沿途不停，直达汉口车站。在专车上押送韩的是特务头子戴笠和龚仙舫。汉口车站上也有预备好的押送韩的大小汽车，一共有五辆之多，满载宪兵特务，一齐到了江边码头，专轮渡江到武昌，即把韩交“军法执行总监部”，关押在军事委员会办公厅旁边的一座二层楼上。这时已到了1月12日的夜晚。 　　一直到1月19日，才组织高等军法会审，何应钦是审判长，鹿钟麟、何成浚是审判官，贾焕臣等是军法官。21日开始审讯，问韩以下各条款：不遵命令、擅自撤退、在山东强索民捐、侵吞公款、搜缴民枪、强迫鲁民购买鸦片等等。问韩：“这些罪证确实，你有何话可以申辩？” 　　韩只昂首微笑，一句也不答复，也不请求宽恕。法官再向他追问，他还是一言不发。法官无可奈何，只好命令关押回去。这个审问，就等于宣判，而且在逮捕令上，已注明韩的罪状和革除韩的二级上将及本兼一切军政职务。因此，韩已拿定主意，一句话也不回答。到了24日晚上7时左右，有一个特务走到韩的面前说：“何审判长请你谈话，跟我过去！”韩当时还以为何应钦真的找他谈谈，就随着下楼。到楼梯半腰中一看，院子里布满了持枪待放的哨兵，他方知自己死到临头，当时他说：“我脚上的鞋小，有些挤脚，我回去换双鞋再去。”他边说边回头，就要上楼，刚迈了一步，站在楼梯边的特务已开枪向韩头上打去，韩一回头，说了一句“打我……”这时连续的枪已打倒了他。他歪倒在楼梯上，躺在血泊中。头部中两弹，身上中五弹，计中七枪而死。 　　可是，事后蒋介石说，已嘱令不要打韩的头部，因他是二级上将，又是一省的主席，并在《中央日报》上宣传韩的五大罪状及审问多次的情况。但实际如上面所说的只审问过一次，那一次的审问就等于宣判而已。 　　蒋介石为什么要费这么大的心计来逮捕韩复榘呢？蒋介石很清楚地知道韩拥有很大的兵力，假如他首先召韩参加军事会议，韩也许会借故不到，那便是放虎归山，为患无穷，韩复榘可能要率部突围而出，那就有不可估计的伤亡和损失，更成为蒋介石的心腹之患了。因此，蒋事前设谋定计，很用了一番心计。蒋先嘱李宗仁在徐州召韩去开军事会议，所以当时报纸上及外间传说韩复榘是在徐州被逮捕的，并宣传韩带有很多的贵重物品金条、纹银等想逃跑，被中央军截住等等。这些都是蒋方的捏造。说是临时发觉韩要逃跑，才下令追捕截获的，借以激起民众恨韩的情绪，掩饰蒋介石借口放弃山东捕杀韩复榘的阴谋。而且西北军的将领中还有些同情韩复榘的人，所以《中央日报》始终没有披露在开封捕韩和召开军事会议的消息。 　　在开封召开的会议上，孙桐萱当时曾起立要求蒋介石对韩复榘予以宽大处理。蒋介石说，“韩复榘罪有应得，应交军法总监部组织会审，你安心供职”，并宣布韩的军政职务已革除，所遗第三路军总指挥委孙桐萱继任，另委韩的军长曹福林为津浦铁路前敌总指挥。这样，蒋在表面上重用韩的两个军长，以安军心，而孙、曹两人，各得升官，韩的部下也就安定下来了。 　　调虎离山是做局者常用的计策。一般来讲，人们都争取能在自己熟悉的地方和对手谈判，谁能将对手调离其熟悉的环境，谁就会争取到主动权。这就能利用自己的天时地利去打击对手，以谋略引诱对手就范。正面交锋有危险，就设法把对手引出后，在“运动”中制服对手。 　　设局之策借船出海借树开花（1） 　　桂槐飘香，杨柳飞絮，桃花灼灼、梅花点点……树上开花这花团锦簇的自然景观渲染着世界的缤纷，也吐露着自然的玄机。 　　树上开花，再自然不过的现象了，但并非所有的树木都能开花，倘若一株本不开花的树木却一身姹紫嫣红，里面就必定有些蹊跷。比如，也许是一根藤爬到了树上，在树上开了花，不明真相的人还以为是树开的花呢。 　　李园的夺权之路 　　如果你只是一根藤，却想把花开在高处，那么你只有借助大树了。战国时，一个叫李园的野心家就做到了。 　　楚考烈王没有子女，丞相春申君就四处搜寻美女献给楚王。有个叫李园的赵国人，有个妹妹长得很漂亮。他本想把妹妹献给楚王，但是他临时改变了主意，把妹妹献给了春申君。 　　春申君非常喜欢这个美女，没过多久，她就怀孕了。美女想到了一条妙计，和她哥哥偷偷商量后，对春申君说：“夫君，楚王跟您的感情真是好啊！”春申君动情地说：“是啊，我和楚王的感情就连亲兄弟也比不上。”美人又说：“可是楚王没有儿子，他死后只有让自己的亲兄弟做国君。新国君一定只重用自己身边的人，哪轮得到您呢？而且您现在的地位这么高，肯定有对楚王的兄弟不够礼貌的地方，那您的处境岂不是更危险了吗？”春申君听了，说：“是呀，可是又有什么办法呢？”美女眨了眨眼睛，说：“办法倒是有一个。我已经怀孕了，如果楚王现在喜欢上我，那我生下的孩子就可以当上国君。这您就不用担心以后的前途啦。” 　　春申君照这个美女说的，把她献给了楚王。美女然很快就得到了楚王的宠爱。后来，这个美女在王宫生了个男孩。随后这孩子便被立为太子，美女也就当上了王后。楚王又提拔她的哥哥李园当了高官。 　　这时的李园随着地位的提高，想得更多了。李园怕春申君泄露了秘密，便在私底下养了许多杀手，计划伺机杀掉他灭口。 　　此时的春申君却还蒙在鼓里呢。他的一个门客朱英对他说：“您做楚国的丞相已经二十多年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有一天楚王死了，您就要辅佐年幼的太子，直到他长大成人。这是您的福气，但这其中也可能隐藏着灾祸。正所谓福兮祸之所倚，祸兮福之所伏。”春申君没有将他的话放在心上，满不在乎地说：“我现在过得很好啊，至于将来，会有什么不幸呢？”朱英忧心忡忡地说：“李园一直想夺取您手中的权力，他早就偷偷养了许多杀手，只等楚王一死，便将矛头指向您。这就是我说的灾祸啊。不过，现在挽救还来得及，您只要先把我派到楚王的身边，替您干掉李园，就能免除您的后顾之忧。”春申君听了，哈哈一笑，拍拍朱英的肩膀说：“先生多虑了。我了解李园，他是个胆小、温和的人，我又一直对他那么好，他不会做出什么对不起我的事。” 　　过了十几天，楚考烈王死了。李园先到宫里，安排杀手埋伏在宫门内。春申君匆忙进宫，刚走进宫门，李园的杀手就从两旁杀出来，他还没来得及喊救命，头就被割了下来，更悲惨的是连他的家人也没能逃过这场血光之灾。 　　李园作为一个赵国人，借助其他力量轻而易举地就获得了楚国的政权，这种“树上开花”的妙计确实胜过战场上的厮杀。 　　“树上开花”计用在处世上，说白了就是“拉大旗做虎皮”。在形势不利于己或自己弱小的情况下，借用其他可以利用的力量，从而扩大自己的影响力，是本计的妙处所在。李园的确是利用“树上开花”计的高手。以他妹妹一个弱女子这朵“花”，不停地变换“树”，终于使这朵“花”越开越艳，并最终获得了楚国的实权。 　　借树开花，可以进一步理解为找靠山。在现实生活中，有了靠山就意味着有了向上爬的机会。不要怕别人说你拍马屁拉关系，最关键的是，要有背景。朝里无人是升不上去的。当然，这番话是说给有做局想法的人。至于志向不在这方面的人，那就悉听尊便了。如果能够得到上面人的赏识，经由“他”的提携一路升迁，无疑是最便捷的途径。 　　宦官赵高的能量 　　赵高，本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太监，却毁灭了一个强大的王朝，杀死皇帝、王子、公主、丞相、将军等不计其数的贵人。关键就在于他占据着重要的位置，能够假借君主的威势操纵君主，实现自己的野心。 　　宦官夺取权力和行使权力，大致有三个基本的特点。其一，由于他们本不是正常的权力结构中的成员，要想从假借君主的威势到操纵君主，不能不凭借阴谋手段。其二，宦官篡权，根本上是对统治秩序的破坏，终究不能为皇族和士大夫所容忍，再说宦官没有子孙可以继承他们的权位和财产，所以他们很少从国家的长远利益来考虑问题，往往只是图一时之快。其三，宦官的心理几乎都是变态的，因为他们丧失了性功能，正常的天性得不到满足，又是以卑贱的身份生活在最显贵的人群中，精神上的压迫尤为深重。所以一旦得势，他们内心中长期积蓄的怨毒便会转为疯狂的报复行为，以杀人流血为乐。由此三点，决定了宦官篡权对封建国家的强烈的破坏性。但这也是野蛮的社会制度的自我惩罚。向来士大夫对宦官总是鄙视的，对如何防止宦官的破坏也有很多高明见解，可是对惨无人道的宦官制度却冷漠得好像没有这回事，这也显示了传统士大夫文化卑劣的一面。 　　宦官祸国的历史，差不多同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相始终。而第—个搞得轰轰烈烈、天翻地覆的，要数秦代的赵高。秦这个中国历史上第一个集权统一的大帝国，可以说是毁在他的手上。 　　公元前210年，秦始皇出巡，随行的有丞相李斯、宦官赵高、幼子胡亥等人，七月，秦始皇病死于沙丘（今河北广宗县境内）。当时知道这个真相的，只有李斯、胡亥，以及赵高等亲信宦官五六人。暂时秘不发丧，是丞相李斯的主张。因为皇帝生前未立太子，尽管他临终时已口授遗诏，让正在长城边蒙恬军中监军的长子扶苏赶赴咸阳，主持会葬，表明了让扶苏继位的意思，但扶苏毕竟不具有正式的太子名份。二十几位公子，当大统未定之际，谁能担保没有人领兵发难，惹出麻烦来呢？李斯想等到回咸阳之后，由扶苏亲自发丧。他是长子，又有先皇的遗诏在，天下自然太平无事。 　　晚上，赵高在自己的住处坐立不定，好像热锅上的蚂蚁。他要做出一个决定：始皇给扶苏的遗诏，还在他的手上，究竟要不要发出去？这事关系到他的荣辱和生死。因为，他虽然在宫中有些地位，与公子胡亥又很亲近，然而，说到底，他不过是皇家的奴仆，如果扣下遗诏，而后的计划不能成功，就只有死路一条。但是，如果发出遗诏，皇位就是扶苏的，将来掌管国政的，自然是蒙恬、蒙毅兄弟。蒙毅过去在审理赵高的一件罪案时，曾把他判处死刑，幸亏始皇看重他机敏干练，才特意赦免。不过，他对蒙毅有仇恨，还是小事，等扶苏做了二世皇帝后，他在宫中的地位再也无法保持，永远只能做一个默默无闻的宦官，能甘心吗？ 　　赵高生来就是不幸的。他的父亲犯了罪，母亲被送入官府，成为奴婢。这使他一出世就带着奴隶的身分。他和几个兄弟，从小被阉割，送入宫中服役。幸亏他聪明机警，特别善于揣摩别人的心思，才得以摆脱下贱的杂差，被选出来培养成处理文字事务的宦官。读了不少书，尤其对秦国的法律用了很多功夫去钻研，弄到烂熟的地步，以后才受到始皇的青睐，提拔为中车府令。多少年了，见贵人就低头弯腰，事事小心，处处迎合，仍然不免遭受羞辱，令他对这些贵人仇恨无比。他一定要做出一番惊人之举，让那些贵人在他面前俯首贴耳，显出猪狗—般的下贱相。为了实现自己的目标，他不怕冒险。赵高深知每个人都有所企求、有所畏惧，只要抓住他们的要害，就很容易对付。但是，胡亥固然不用怎么担心，李斯却比谁都精明能干，抓得住吗？ 　　关于李斯，有一个流传很广的故事。据说他年轻时，在家乡楚国的上蔡做小吏，一次上厕所，见到茅坑边有几只精瘦的老鼠在吃脏东西，一见有人进来，吓得惊惶逃窜。后来，李斯又到粮仓去，看到粮仓里的老鼠，个个肥肥胖胖，一副养尊处优的架势，不禁长叹道：“人不就像老鼠一样吗？大家同是老鼠，只看你活在厕所里，还是活在粮仓里罢了！”想到这里，赵高的主意也就定了。机会稍纵即逝，与其束手受制于人，还不如拼命—搏。 　　赵高去见胡亥，直截了当地说道；“皇上归天，只有一封诏书留给长子，却没有分封诸公子的遗命。长子回来，就立为皇帝，你却没有尺寸土地，以后怎么办？”胡亥懒洋洋叹一口气：“是啊。可是父亲要这么做，又有什么话可说？”赵高道；“并非如此。如今天下大事，掌握在公子、赵高与丞相三人之手，你要好好想一想，要么受制于人、臣服于人，要么君临天下，享有一切，这难道是可以同日而语的吗？”胡亥不由得怦怦心跳起来，怯生生地望了赵高一眼，犹疑地说：“废兄立弟，这是不义；违背父诏，这是不孝，才智浅薄而坐享成功，这是无能。三者都是违逆道德的行为，必然受到天下人的指责，恐怕只会自招危险吧？” 　　赵高听了，发出尖锐刺耳的哈哈大笑，说道：“成功就是有德，只要果敢决断，鬼神都要避让，还说什么天下人！那些话，不过是说给蠢人听的。你想，商汤王、周武王不都是以臣灭君？可人人都说他们是圣人；卫国有弑父的国君，卫国人照样感激他的恩德。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一朝错过，后悔莫及！”胡亥点头称是，又担心地问；“丧礼末终，能拿这样的事去同丞相商量吗？”赵高站起身来，边退边说：“丞相处，我自有办法。” 　　走进丞相的住所，只见李斯心事重重，食案上堆放着酒肉，却似乎没有动过。见赵高入内，李斯先问道，“皇上的遗诏发出了吗？”赵高不理，却反问：“皇上驾崩，临终留书与长子扶苏，二事尚无人知。符玺如今在胡亥那儿，另写—封诏书也不难。定谁为太子，我们两人说了算，你看怎么办？”李斯大怒变色：“怎么能说出这样的亡国之言！这种事难道是做臣子的可以议论的吗？” 　　苏州通贵桥某富室儿，头戴一珠帽，值数百金。乳媪携立厅事。一人盛装昂然直入，谓儿曰：“叫声公公。”乳媪亦曰：“阿官叫声公公。”其人曰：“不叫公公，要取帽儿。”遂戏揭其帽执手中，曰：“不叫公公，取帽儿去矣。”以其帽置怀中，缓步下阶曰：“真个取帽儿去矣。”遂自庭中昂然竟出。复回身立于门外，曰：“不叫公公，取帽儿去，不转来矣。”乳媪又谓儿曰：“阿官叫公公，公公好还汝帽儿。”意谓戚党长者与儿戏也。候久不复入，出视之杳然矣。 　　赵高不动声色，只顾自己往下说：“丞相同蒙恬比怎么样？功劳高过他吗？才能高过他吗？智谋高过他吗？威望高过他吗？”李斯有些沮丧，答道；“都不及蒙恬。但现在说这些干什么？”这时，赵高的神色变得温顺谦恭了，声调却透着阴冷：“我不过是内宫的奴仆，但在宫中管事也有二十多年了，从未见哪一位丞相、功臣一旦被罢免，自身和子孙安然无恙的。这，您也知道吧？”李斯当然知道秦国法律的严酷，而愈是地位高、功劳大的臣子，一旦失宠，就愈是危险。想到这里，李斯不禁一颤，却仍装着不懂，问赵高：“这又与我何关？”赵高阴阴地笑了，“长子扶苏即位，必用蒙恬为丞相，您就是想回到乡里过清闲日子，恐怕也不能够吧？”接着说了一通胡亥的好话，其实是暗示胡亥无能而容易操纵。 　　李斯此时已经心动，但另外一种力量仍然抑制着他，勉强打起精神，厉声喝道：“你回去管你自己的事吧！我不过听天由命罢了！想我李斯本不过是上蔡的—个普通百姓，受到皇上的器重，提拔到丞相的高位，子孙都享受富贵，岂能辜负皇上的重托？忠臣不避死，我不过听天由命罢了！” 　　赵高听得“上蔡”二字，不由想起那个厕所里的故事，讥讽地说：“听天由命，岂是丞相这样的人说的？我听说圣人变迁无常，应时而动，决不固守陈法。丞相若是听天由命，岂有今日？” 　　话题不知不觉在转换。李斯担忧地说：“过去晋献公改立太子，晋国动乱，三世不止；这样的事历来不少，我怎敢打这样的主意？”赵高听到这里，心知大事已成，强压着高兴，恭敬而有力地说：“只要上下同心，便可长久。丞相若听我的计谋，自然世代富贵，长有封侯，如不听，只恐祸及子孙，令人寒心。善谋之人，因祸得福，您到底打算怎么办？” 　　李斯老泪纵横，仰天长叹：“唉，遭逢乱世，又不甘心去死，我还能怎么样？” 　　上郡（今陕西榆林附近）监军府的大堂上，携带着伪造的始皇诏书的使者率领几名随从急急赶来。扶苏与蒙恬闻讯，连忙赶到，领受诏命。诏书怒斥扶苏与蒙恬率数十万军队屯边，空耗粮草，损伤士卒，竟无一点功劳；扶苏屡次上书，诽谤父亲，又因不能回京做太子，日夜埋怨，为子不孝，赐剑自杀！蒙恬不能匡正扶苏，反而参与阴谋，为臣不忠，亦命其自杀！ 　　蒙恬大惊失色，扶苏则双泪长流，接过剑转身向内房走去。他知道自己几次对父亲的行为提出劝谏，令他很不高兴，也知道父亲的性格刚戾暴躁。他对诏书竟毫无怀疑，蒙恬却有些不信，劝扶苏暂且等一等。使者紧跟着扶苏，不耐烦地催促着。扶苏无可奈何，横剑于颈，鲜血迸射。蒙恬坚持要等第二道诏书证明事实，就被拘禁起来，不久也被杀死于狱中。 　　那一边，胡亥、李斯、赵高率领队伍，日夜兼程，赶回咸阳。天气炎热，始皇的尸体不几天就发臭了，赵高让人载了一车臭咸鱼跟随御驾，以臭乱臭。闻着臭哄哄的气味，赵高心里觉得很舒服，很得意。途中得到扶苏遵命自杀的回报，三人大为高兴。回到咸阳，一边发丧，一边公布假造的始皇写给丞相的遗诏，说是立胡亥为太子。始皇下葬后，随即就请这位“太子”登位，称为秦二世皇帝。 　　胡亥当上皇帝，高兴得不得了，天天在宫中拥着一群妃子、宫女胡闹。一天，胡亥把新升作郎中令的赵高叫来，跟他商量：“人活在世上，不过是一转眼的事情。我如今君临天下，想要痛痛快快玩乐一番，不想做什么事情，让天下人跟我一起快乐，你看行不行？”赵高惊喜地回奏道：“这正是贤明君主的作为呀！”说着脸色又一沉，“只是有件事还得留心。沙丘之谋，诸公子和大臣多有疑心。公子们大多是皇上的兄长，大臣是先皇所命，他们心中不服，恐怕要生变故。再说蒙恬虽死，蒙毅却领兵在外，更令人担忧。如此情势，皇上岂能安享快乐？” 　　胡亥被他说得有些害怕，问道：“那怎么办？”赵高回奏：“其实也不用皇上挂心。只要将法律改得更严，刑罚用得更重，凡有罪之人，一律连坐，直到灭族。渐渐地疏远那些公子，将先帝的老臣全部除灭，专用家世贫贱的人，他们感恩戴德，必成为皇上的亲信，天下自然安宁，皇上可以高枕无忧地享乐。”胡亥觉得有道理，便命赵高照此办理。 　　咸阳终于成为赵高的杀人场。花几个小钱，就有人不断密报大臣和公子犯罪，然后赵高将他们捕入狱中，严刑拷打，将罪名落实。于是蒙毅等前朝老臣被杀，胡亥的十二个兄长被杀，牵连的人更是不计其数。最可怖的，是十个公主，不知用什么罪名，同时被处以磔刑，即肢解身躯的酷刑。 　　法令越来越苛刻，刑罚越来越严酷，不但群臣人人自危，百姓更是尸骨相积。为了享乐，胡亥又大兴土木，继续修建秦始皇营造未完的阿房宫等各种工程，动辄征发数十万人服徭役。人民无以为生，只好铤而走险。先是陈胜、吴广揭竿而起于大泽乡，而后六国旧贵族也纷纷起兵覆秦。烽火遍地，秦王朝已岌岌可危。 　　赵高因为报私怨杀人太多，恐旧大臣入朝奏事时揭露他，又劝告胡亥说：“天子老是和群臣见面，就不显得高贵了。况且陛下年纪轻，若有举措不当，容易受到大臣的批评，这不是显示天子神明的办法。陛下不如安居在深宫，百官奏事，由小臣和熟悉法令的内侍加以处置，如此天下都会称颂陛下为圣明之主。”这办法也很合胡亥的心思，于是国事都取决于赵高，他几乎成了实际上的国君。 　　见不到皇帝，别人倒也罢了，丞相李斯真急坏了。天下如此纷乱，他这个丞相怎么个当法？赵高听说李斯要见皇帝，知道他地位高、功劳大，也不容易阻拦，便先去见李斯，表示愿意帮忙，趁皇帝空闲时通知他，省得他碰钉子。 　　不久，赵高在宫中安排下酒宴，陪着皇帝玩乐。正当此时，有人报告丞相求见，有要事奏告。胡亥很不耐烦，连说：“不见，不见！就说宫中有事，忙着呢！”李斯碰了个钉子，问清楚皇上正在宴饮，似乎赵高的通知也未错，只好怏怏地走了。 　　如此一次，二次，三次，弄得胡亥火冒三丈，对赵高说：“我日常空闲的时候，丞相不来，每次玩得高兴，丞相就来求见，这是怎么回事？莫非丞相以为我年轻可欺，看不起我？”赵高显出一副紧张的神态，说道：“这可危险了！沙丘的密谋，丞相是出了力的。陛下立为皇帝后，因丞相官阶已到极顶，未能再提高他的地位，他怕是想要裂地封王吧？”说着，声音转低，显得很神秘的样子：“有件事，小臣一直不敢说：听说丞相的长子李由做三川太守，同楚地的盗贼陈胜一伙有来往呢！再说，为什么楚地盗贼横行？不就因为丞相与他们是同乡吗？丞相在外，陛下在宫中，丞相的权力，比陛下还重啊！这可危险了！” 　　胡亥从来没有把什么事情弄清楚过，赵高说什么，他就信什么。本想把李斯抓起来，毕竟还怕搞错，他就让赵高去查清。李斯听说，又气又急，连忙上书，指控赵高是下贱小人，窃据权柄，危害国家。然而为时已晚，胡亥不但不信，还把消息告诉赵高。赵高反咬一口，说李斯搞掉自己以后，再无障碍，就要自己做皇帝了！这可把胡亥吓了一跳，连忙下令，“将李斯交付郎中令审理！” 　　李斯这位杰出的政治家，终究斗不过赵高这个大阴谋家，落到身系牢狱的地步。他的家属、宗族乃至门客，也统统被关进牢狱。在审讯中，李斯受尽拷打，忍不住皮肉之痛，只得承认谋反。不久被处以腰斩，并夷灭三族。走出狱门的时候，他拉着同时被押往刑场的儿子的手，叹道：“往年在家乡，同你牵着黄狗出上蔡东门猎兔子，如今想过这样的日子，再也不能够了！”他这时似乎觉得还是厕所里的老鼠比较安全。 　　李斯死后，胡亥便拜赵高为丞相。秦王朝的权柄，这时全部落到赵高手中。为了证实自己的权威，赵高献了一头鹿给胡亥，说是一匹良马。胡亥觉得很好玩，问赵高；“这不是鹿吗？怎说是马？”赵高严肃地回答：“分明是马，陛下怎看成是鹿？”胡亥大奇，问左右大臣、随从，都回答是马。这下他弄糊涂了，怀疑自己是否中了邪。 　　胡亥就这么糊里糊涂地做皇帝，哪里知道天下早已不可收拾。秦二世三年（前207），项羽在钜鹿大破章邯所率领的秦主力军队，同时，刘邦的一支军队攻入咸阳。赵高派阎乐去逼胡亥自杀。阎乐冲到胡亥面前，数说他的罪过：“足下骄横恣肆，随意杀人，天下人都已背叛足下，请足下自行裁决！”一口一个“足下”，已分明不把他当作皇帝。 　　胡亥问道：“能见一见丞相吗？”阎乐断然回答：“不行！”胡亥只好一步步讨价还价，先是要求得一郡之地为王，再让到万户侯，最后杀价杀到做一个平民百姓，只求一条命。但他的要求都遭到拒绝。阎乐见他一副怕死相，便严正警告他：“我奉丞相之命，为天下人诛足下，足下不必多言，我也不敢回报丞相！”说着，挥手招呼士卒上前。胡亥见此状，只好狠狠心，拔剑在脖子上抖抖颤颤，量来量去，终于抹了下去。这一年他才二十三岁。 　　逼死了胡亥，赵高立胡亥的侄子子婴为帝。子婴不甘被人摆布，杀死赵高。三个月后，刘邦兵围咸阳，秦宣告覆灭。 　　赵高在不到三年的时间中，不但毁灭了一个国家，还杀了一个皇帝胡亥，杀了精明能干的丞相李斯，杀了秦最著名的将领蒙恬、蒙毅兄弟，杀了秦始皇的公子、公主三四十人，杀了几十名大臣，另外被他杀死的，多到无法计算。 　　他本是一个卑贱屈辱的宦官，却放射出这么大的破坏能量。可见，地位低微的小人物也是不可小视的，只要他占据了关键的位置，或抓住了重要的靠山。这个故事可以加深我们对“借树开花”的理解。 　　设局之策借刀杀人 　　借刀杀人，文字质朴，但比喻形象，生动传神，意蕴丰富。不过，处世做人的日常生活中运用借刀杀人的伎俩，尔虞我诈，刻薄尖酸，必置人于死地而后快，则不仅不可取，而且是为人唾弃的。当然，在军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