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旭初：中国文化与中国人的未来
陈良：佛教伦理与生态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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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问题是当今世界共同关注的热点问题。随着科学技术和现代工业不断发展，人类对自然资源的消耗和对生态系统的破坏日益加剧；土地荒漠
化，资源枯竭，生物物种灭绝，臭氧层空洞，水污染，泥石流等等，一连串生态问题已经成为悬在人类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英国著名科学家霍金预言，依照人类
对地球的掠夺日盛之势，200年内地球可能毁灭。
&&&&地球是否在200年内毁灭，谁也无法逆料。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地球上的资源是有限的，根据能量守恒定律和热力学第二定律，地球自身资
源并非用之不竭，熵的增加不可避免。今日生态问题的出现，无疑是人类自身活动的结果，或者是人性的“自私、贪婪”所致；作为能左右地球命运的强势物种，我
们一直奉行人类中心主义，漠视甚至危害别的物种生存，导致大量物种灭绝；为了满足贪婪的欲望，人类以经济伦理中心，追求效用最大化，把GDP增长奉为头等
大事，掠夺式地开发自然资源，导致生态环境不断恶化。
&&&&毫无疑义，人类不能不依赖自然条件而发展，改善自然环境，建设生态文明，关乎人类及众生的福祉。建设生态文明，不是大量投资建设生态项目
就能实现的，关键在于改变我们的心性和理念，形成良好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情趣。佛教是一个充满生命智慧和人文关怀的宗教，在其广博深远的思想体系中就含有系
统的环境伦理观和生态意识，对于净化人们的心灵，追求高尚的生活方式，构建现代生态文明都有难得的借鉴意义。
&&&&佛教生命伦理的思想内核是众生平等和生命轮回。根据缘起论观点，世界上没有任何事物可以离开因缘而独立产生和存在，每个人都与众生息息相
关，宇宙间的生命实质上是一个整体，众生具有存在的同一性、相通性。也就是说，人与自然万物互相融合。佛教认为构成整个生命群体的个体生命，彼此之间要慈
悲戒杀生。佛教的“缘起论”更是把诸种生物置于六道业力轮回之中，认为宇宙万物都是依因托缘即关系和条件而生，人与人、人与动物、人与植物，都是息息相
关、相辅相成、相互转化的。各种生物在求生方面，在追求安宁幸福方面并没有根本的不同，在佛性上更是平等的。
&&&&为了做到尊重生命，爱护生命，佛教提出了一系列戒律。《大智度论》卷十三说：诸罪当中，杀罪最重；诸功德中，不杀第一。杀生不仅意味着对
人生命的伤害，而且也包含着对所有生物的伤害。在《戒杀文》中说我们至少应在七种情况之下不易杀生：一是生日不宜杀生；二是生子不宜杀生；三是祭先不宜杀
生；四是婚礼不宜杀生；五是宴客不宜杀生；六是祈禳不宜杀生；七是营生不宜杀生。在世人认为喜庆祝贺的时候应杀生吃肉喝酒来庆贺，而在佛教看来则应当戒杀
放生以修功德，这样才能获得好福报。
&&&&今天，野生动物资源日益受到破坏，动物种类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消亡，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被人类吃掉了。这在中国表现得尤为明显，
经常有媒体经常报道馆珍稀动物捕杀，成为人们的盘中餐。诚然，我们要生存，不能不进食，不能不摄取动物蛋白，所以难以实现众生绝对平等，不过我们可以在大
自然生命共同体中做一个“善良公民”，弘扬佛教所倡导的戒杀护生精神，积极参与到保护动物的行动中去，保护濒危动物，关注动物受虐，保持物种多样性，使生
态得以平衡。
&&&&人的欲望很多，要之不外食、色两个方面。佛教注重自我克制，节制欲望；佛家不追求饮食的享乐，以进食为疗治饥疮，强调素食、不非时食，甚
至提倡日惟一餐、过午不食；在衣食住行各个方面，佛教都表现出了过人的节制和节俭，体现了佛教崇高的道德追求和坚韧的自我克制能力。与此同时，佛家对色欲
的控制更加严格；出家人完全禁绝男女关系，与动物的本能彻底决裂；在家信徒排除夫妻之外的性生活，做到不邪淫。在世界各大宗教中，佛教在这方面的戒律是最
严格的，它最突出地体现了宗教教职人员的神圣性与超越性。马克斯&韦伯认为，以禁欲主义为核心的新教伦理培育了资本主义精神和资本主义制度的整个体系。在
资本主义发展的初期，新教伦理的禁欲主义造成了财富的积累，它使劳动合法，刺激了生产的积极性；同时倡导节俭，将多余的财富变为资本，投入再生产，导致了
生产的扩大。但是，现在的经济和生态问题已经反映出现代人们已经远离，甚至是背弃了新教伦理的精神；在生产、技术、社会进步的同时，在人的尊严与自由提高
的同时，它也导致人的放任，自我约束能力下降。
&&&&时至今日，人们毫无节制地释放各种欲望，不择手段地满足欲望各种欲望，给自然和社会带来了无尽的灾难。很明显，人类的幸福指数并不没有随
着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而提高，这主要是由于人的需求跟着水涨船高，社会发展赶不上人欲的增长。很多人认识不到贪欲的危害，迷失于消费主义泥潭不可自拔；消
费主导型的经济模式其实就是贪欲主导的模式，这种模式鼓励、刺激、制造人们的消费欲望，引诱人们不断膨胀贪婪的欲望，追求超出自己能力的高消费；这种模式
制造了很多人们根本不应该有的需求，甚至是完全对人有害的需求，如烟草、毒品、酒类、游戏等，以消费者的身心健康为代价来换取商业利益；这类产业越繁荣，
人类的灾难就越深重。这种模式带来诸多的外部效应，为了满足人的过分的欲求，森林不断被砍伐，环境不断被污染，物种不断被灭绝。最为严重的是，过度生产和
过度消费导致了温室气体的大量排放，使得地球的温度不断上升，冰川在融化，海面在上升，自然环境的不正常变化已经严重威胁了包括人类在内的所有生命的生
&&&&佛家讲三界如火宅，这种火主要就是欲望之火，欲火烧坏了人的身心，还烧坏了生命的家园。要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真正建设生态文明，就必
须认真遵循佛教的伦理精神，倡导一种节俭的生活方式，自觉控制贪欲，减少不合理、不必要的需求。佛家讲“境由心造”，所谓“心净则国土净”。我们人类所生
存的环境，不只是生物的自然，它是同时反应出人的道德自觉与宗教实践的“人化自然”。佛家教义历来重视净化我们的内心，扫除贪、嗔、痴三毒，才能达到心灵
佛教的生态意识，使得我们跳出人类中心的窠臼，向生命中心乃至生态中心的环境伦理的方向更有信心地迈进，从而将人类的道德关怀从人类自身扩展到多种生物甚
至是整个自然界。环保理念的落实到位，还须从家庭环保、社区环保等做起，而佛教”心净则行净，行净则众生净，众生净则国土净“的思想则启示我们生态意识最
终要归向于每个人的心灵环保。在当下，我们应该不断地自我告诫：人类不应该完全停留在征服自然、利用自然和改造自然的思想框架下，更需要加强贯彻落实尊重
自然、保护自然和建设自然的环保理念。只有如此，人类才有希望。
&&&&1983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向联合国递交的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中明确指出：我们面临的首要“问题不是科学和技术的，科学方面我们
有知识，技术方面我们有工具”。我们今天所面临的生态危机并不是生态系统自身的原因造成的，也不是因为科学技术的发展造成的，科学技术本身对自然没有善恶
的观念和功利的追求，它听命于发现和制造它们的人类。
&&&&科学技术的发展，能够提高社会生产力，不断改善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条件；但是，科学技术的发展，也极大地提高了人们改造或破坏自然的能力，
也能够给自然和社会带来无巨大的灾难，由此可见，科学技术是一把双韧剑，合理利用科学技术，可以为人类带来许多方便和福祉，否则会危及自然和人类自身。比
如，互联网是当代最伟大的科技创造，对人类生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互联网为我们提供诸多快捷而便利的服务，如果我们沉湎于网络游戏，将不利于个人身心健
康；互联网可以用于电子政务和商务，既节约而又环保，可是强制人们订阅纸质报刊，既浪费资源污染环境，因为造纸业是高污染行业。所以，我们“需要新的社
会、道德、科学和生活概念，这些概念应由今世和后代人新的生活条件所决定。
&&&&在浩瀚的宇宙当中，目前尚未发现除地球之外可以合适于人类生存的星球。即便将来找到这样的星球，人类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是不可能移居上去
的。关爱地球，保护生态环境是人类共同承担的神圣责任。从科学角度看，生命就是一个能量转换过程，能量耗尽，生命终结。地球除了自身蕴藏着能量，还不断接
受并转化太阳的能量；如果人类能够节制自身的欲望，扫除心灵的污垢，以佛家的态度对待众生，崇尚俭朴而高尚的生活方式，是完全可以创造出生态文明，实现可
持续发展的。
朱旭初：中国文化与中国人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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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旭初
&&&&坛主小传
&&&&朱旭初，独立艺术评论家、文博专家，曾任上海博物馆副馆长兼教育部主任，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艺术与考古系客座教授，纽约大都会博物馆东方部特邀研究员，加州大学伯克利学院艺术史系客座教授。现致力于文化艺术的交流传播和社会教育工作。
&&&&核心提示
&&&&孔子与儒家学说、三教合一、天圆地方与万物和谐等等，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特别要素。
&&&&“知足常乐”、“随遇而安”是外国人心目中纯朴的、正宗的中国人的代名词。
&&&&有诚信就有希望，没有诚信就没有希望。
&&&&如果毁灭了一个民族的传统，结果就必然毁灭这个民族。
&&&&当一个民族还有一些人在仰望天空，那么这个民族是有希望的。
&&&&中国文化的三大特别要素
&&&&中国的传统文化是非常复杂、深刻的，用最肤浅的中国元素是不能表达的。下面我来讲一讲和中国传统文化有关的几个特别要素。
&&&&第一个，孔子与儒家学说，这是中国所特有的。有一部电影《孔子》，我还没看过，我也不知道这么一个伟大的学者，用一个电影两个小时怎么去
表达？很难。孔子思想最核心的是家与社会，孔子的理论、立足点是从家庭开始的，因此有家庭、有家族，然后发展到家国，也就是现在所讲的国家。孔子认为只有
家安定，家族才安定，家国才安定，因此这是一连串的，要做到它靠什么呢？要靠礼。这个礼不仅仅是我们现在讲的礼貌，它关键讲的是秩序。有了秩序，社会才能
和谐。孔子在全世界的威望很高，因为他的构建是人人都想要的和谐社会。但是，这个世界是以利益作为启动的杠杆，产生了很多人性负面的东西，最后导致了世界
慢慢往下走的趋势。因此，大家都很怀念孔子。在美国著名学者、终身哲学教授、普利策奖获得者威尔·杜兰特所写的《历史上最伟大的思想》里，有一个“十个最
伟大的思想家”排名，第一位就是孔子。孔子不是最早的，但他排第一个，也就是说孔子不仅是中国的骄傲，也是世界的。
&&&&第二个，三教合一。公元十二世纪初，朱熹把儒家的思想发展了，创造了一个三教合一的世界，把道家、儒家、佛家综合起来的世界。现在想想也
是中国人的骄傲。在古代，科技没有像现在这么发达，人们对世界的了解没有现在这么多，人在茫茫宇宙中间觉得很压抑、很无助，觉得失控，宗教就这样发生了。
要祈祷、要崇拜、要求老天给我们扶持，表达了人类的恐惧。有了道家以后想法就不一样了，道家讲的是自由的与天地交流。把自己从宇宙中、自然中超脱出来，什
么都不在乎。这就是道家的精髓。特别是庄子，一个人，解决了人跟宇宙万物的位置。但两个人的时候怎么样？你跟社会怎么样？这时候就有了儒家学说，讲秩序，
讲伦理。人跟宇宙的问题解决了，人跟人的问题解决了，那么人跟自己的问题怎么解决呢？怎么超越自己呢？这时候佛家就出来了，就讲超越自己。一个人如果把世
界三个最大的问题都做好了，就能达到真正高标准的自由状态。在西方很多哲学里，这些问题都是分裂的，而且是互相矛盾的，只有在中国三教合一里面完全是水乳
交融的状态。
&&&&第三个，源于《易经》的“天圆地方，天人合一，万物和谐”。天是圆的，地是方的，为什么地是方的？因为我们有方向，东南西北还有中，阴阳
五行里边也是这样的，都可以解释。东面用颜色表示就是青的，绿的，就是木；中是土，黄色的就是土；西就是金，就是我们现在讲的白金；南面是火。用这个方法
来表达，就是以人为中心，所有的一切都是围绕着人，老天给人很多很多恩赐，人必须对老天要顺从，要达到万物和谐的境界，这就是中国的基本哲学。
&&&&所有这一切，中国人叫做“道”。在日本，很有体系，很成熟的，都叫道。做生意要讲商道，医生叫医道，喝茶叫茶道，插花叫花道，打架叫柔
道，什么都叫道。对道的理解，比如说师生关系，讲“师道”，在家里讲孝道。为什么孔子最后大哭，他说“哪一天‘道’回来了，我能看到‘道’了，我死也甘
心”。也就表明在孔子那个时代，“道”就已经走下坡路了，找不回来了。文化的失落是令人悲哀的事。
&&&&当初孔子的学生子贡问他“老师，你要用最简单的话来回答我怎样治国？”孔子说：“一个是兵，一个是粮，一个是信。”就是说要治国，第一件
事情要有国防；第二是老百姓有饭吃；第三是官民都有诚信。这个国家一定会好。子贡让孔子拿掉一个，孔子说拿掉第一个，他说如果武力不够强，被人打败了，这
个国家还可以恢复，可以重建，所以没关系。子贡说还嫌多，再拿掉一个，只给你一个字，孔子说，那就把“粮”字拿掉，他说没关系，饿死了，子孙还会生出来。
但第三个绝对不能拿掉，国家可以亡，人可以死，但是不可以没有诚信，有诚信就有希望，没有诚信就没有希望，所以，治国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诚信。
&&&&中国人是什么样子的？
&&&&什么是中国人呢？在古代，这个问题非常好回答，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什么呢？大人生了小孩出来，就要培养他，让他读书，
一到学校读书，老师教的就是孔孟之道，后来就做官，不管做多大的官，都是为朝廷、为社会做贡献的，他的目标很清楚。还有很多小孩子，因为家里困难，或者因
为小孩笨没出息，读不下去了，那也没什么关系，那就安安分分的做一个平常人，很勤劳、很克俭、很俭朴，知足心平，没有非份之想，也就是我们常常说的“知足
常乐”、“随遇而安”。几千年来，世世代代的中国老百姓就是这样活的，这就是外国人心目中纯朴的、正宗的中国人。另外，中国人还有一个基本特点，他们很讲
和谐，很听天的话。我们以前不用公历的，而是用农历。比如现在还有皇历，上面会说今天不宜造房子、不宜婚嫁、不宜出行……你不要以为这个是迷信，它是把整
个世界变成一个系统，在这个系统里面，万事万物能找到自己合适的位置。
&&&&现在很多中国人看上去在人种上没有什么变化，但是文化上起了很大的变化。吃的、穿的、用的，模仿的、向往的、行为追随的、崇拜的几乎都是
西方的东西。现在，年轻人结婚用的《婚礼进行曲》、婚纱，都是西方的；开生日Party，唱的都是Happy
Birthday；情人节、圣诞节等等。现代社会的一些年轻人结婚很轻率，离婚也很轻率；为了财产分割，杀儿子、杀父亲、杀妻子、杀丈夫，这样的家庭矛
盾、社会矛盾不胜枚举。前面讲到一个观点，就是人伦次序——人跟社会、人跟宇宙、人跟天地、人跟自己的关系，都包括在里面。而我讲的文化，不是文化局的文
化，也不是文化产业的文化，在这里，它不是一种学问，而是中国人应有的精神状态。大家都围着这个中心思想在活，按照这个标准在互相要求，或者要求自己。
&&&&后人这样评价孔子的：“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是什么意思呢？孔子当然是绝顶聪明的人，绝对是能称为大学者、大政治家的人，但孔子却说自
己一辈子都没著作过任何东西。《论语》，其实也只是他平时讲的语录，是他的学生子贡做领头人，把这些记录下来的。孔子认为他不需要做什么东西，只要把古代
的经典恢复就好了，叫“信而好古”。如果要形容一个地方非常仁爱、乐于助人，对人很热情，我们会用“古道热肠”；如果一个地方世风日下，道德败坏，我们常
常会说“人心不古”，就是说人心不像古代人那样了，道德失去了，就是这种意思。所以，只有你明白“古”，才会明白历史上发生的事情。就像古希腊、罗马的时
候，那是西方世界人文主义和艺术文化达到最顶峰时代的辉煌的历史阶段。后来一个黑暗的中世纪开始了，人性受到了摧残，整个世界开始走向没落。后来
13-15世纪，到了文艺复兴时期，又来了个人文主义的高潮，这个高潮一直影响到现在的人文主义。为什么叫文艺复兴呢？其实就是提倡回到古代希腊、罗马辉
煌的时候去。在我国唐代中期有一个古文运动，是由韩愈、柳宗元提出的，他们提倡要像古人那样写文章。其实，不管是古代、现代，中国、外国，只要是好的就照
做，不好的就摒弃。只要是好的，能体现中国文化精髓的好东西，我们都要坚持。而这样的东西，我们失落得很多。
&&&&文化的自觉与自信
&&&&费孝通写的一本书叫《文化的生与死》，里面提到“文化的自信”和“文化的自觉”这两个概念。现在，很多中国人没有文化的自觉，因此就没有
文化的自信，所以，费老非常希望大家通过对文化的自觉，对自己的社会和文化进行反思。他认为，文化自觉是当今世界多种文化的接触引起人类心态的诸多反应，
而这些反应提出了非常迫切的哲学命题——中国人为什么这样活着？这会给我们带来什么结果？它的本质是什么？它把我们带到哪里去？这本书是回答这些问题的。
它关系到中国的老百姓，也提出了中国人的精神就是文化的观点。
&&&&对于学术腐败泛滥的知识分子群，我个人认为他们不少人学问虽高，但并没有文化。有时我跟山村里的农民聊天，他们很真诚、很纯朴、很热情，
而且他对人生很有想法，虽然他并没有读过很多书，但我觉得他们很有文化，这就是我心里对文化这个概念的理解。我不是来讲学的，我是一个很普通的中国人，来
跟大家交流我们怎么做中国人，其精髓是文化。在《文化的生与死》这本书里提到，有一群土著人，像美国印第安人一样，正在慢慢消亡，但是人没有死掉，人都活
着。当文化被冲击、消亡的时候，人也就没有活下去的意志了，也就没有文化了，这个群这个族也就不存在了。
&&&&没有灵魂的民族，只是乌合之众
&&&&中华民族是一个不断演变的大家庭，五十六个民族，汉族算是一个；当家作主的，到了唐朝很多都是胡人，到了唐太宗那代，很多都是少数民族
人；到了宋代都是正宗的汉人；到了元代又变成蒙古人；明代稍微恢复了；清代马上又是满族人。所以，汉人作为主流的种族在很长的历史阶段里都没能作主。但
是，中华民族一直有，从来没断过，这是因为以汉文化为主体的中华文化一直没有断过，不仅没断过，汉文化还吸纳大量其他民族优秀文化而成中华文化。余秋雨写
过《广场的背影》，里面谈到了乾隆皇帝和康熙皇帝对中华文化、儒家文化的痴迷、热忱、崇拜，这种态度吸引了中国的士大夫，所以他们的朝代非常顺利地替换了
明朝，没有受到强大的抵抗。所以，只要重视文化，民族就会好。康、乾时代可以说是清代最辉煌的时代，也是中华文化发挥得最好的时代。莫砺锋教授在《百家论
坛》里讲了一句话，我很欣赏，他说：“传统是一个民族的基因、是一个民族区别于其它民族的身份的标志，也是一个民族继续生存的根本理由。”如果毁灭了一个
民族的传统，结果就必然毁灭这个民族。正如大家常说的“亡国先亡史”，所以，如果一个民族不知道自己的历史，它就已经亡国了。现在大家都在讲爱国主义教
育，我认为，不能把“爱国主义教育”这个词非常庸俗化地、简单化地理解成“爱我们现在的政权”。当然，政权是要爱的，这样国家才会稳定，才会兴盛发展，但
更需要的是爱民族的文化，爱我们的遗传基因，爱我们的老祖宗。因此，余秋雨的要求是要学习、要继承、要发扬，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
&&&&中华民族文化非常需要重建。因为中华民族是一个超强的社会结构，这个社会一直可以延续很久。在“五四”前期，提出要砸烂孔家店、打击封建
礼教，那时，有的人采取的完全是一种虚无主义，粗犷的态度，不分清红皂白，全部消灭。但也有人认为，把传统的都毁掉中国怎么活下去？没办法活下去了，不知
道怎么活呀！这是个文化问题。因此，“五四运动”的时候，中国所有的有影响力的、有力量的、知名的、优秀的社会精英全部参与到运动中间去，都去写文章、去
发表声明。所以，“五四运动”是个文化运动，是新文化运动。现在，大家一听到“五四运动”就会想到天安门游行，因为它很快就变成了政治运动。政治运动以后
就不停地战乱，国共再次打仗、合作，然后八年抗战，一直到1949年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现在我们的国力越来越强盛，已经可以跟世界叫板了，而我们所做
的一切，是为了什么？毫无疑问，是为了中华民族的一个主流价值观，也就是我们祖宗的文化基因遗传的问题，而且创造了现代化的版本，造福于未来。因此，我认
为民族的灵魂是最最重要的，而且必须自觉的，如果没有这个灵魂，那充其量不过是个乌合之众。说到这儿，我想到温家宝总理前几年在上海交大做过的一次演讲，
他最后朗诵了一首诗，他说，当一个民族还有一些人在仰望天空，那么这个民族是有希望的；如果一个民族每个人都忙忙碌碌，为了鼻子底下那些事，那么这个民族
是没有未来的。我听了温总理这个朗诵以后，对他肃然起敬，一个日理万机的总理、一个务实的总理，他居然还有这样抽象的哲学思考，他在想人与天地的关系、人
跟宇宙怎么和谐，在想民族的未来，想这些文化上的问题。这就让我觉得中国就很有希望，这就是我所说的大文化的概念。
&&&&中国文化是中国的核心竞争力
&&&&易经里有这么一句话，“关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所谓“化”就是一切消失在没有形式、没有压力的情况下，能接受他，成为你的血液，成为你
的灵魂，你一讲话、一抬手、一投足都体现它润物细无声的结果，那就是文化。而且关键是成天下，这个天下不完全是指的中国，整个世界最后就是以文化、人文来
&&&&现在的经济危机，各国的专家都从经济上想方设法去挽救，因为大家都认为这是个经济的危机。其实不然，上世纪70年代的时候，有本书叫做
《展望二十一世纪》，其中谈到了“人出问题了，世界一定出问题”这个观点。什么人提出的？文化人。所以，现在如果还有人把文化理解成边缘的一个点缀，那
么，这个世界就有很大的危险。《展望二十一世纪》主要记录了两位文化人对话，其中一位汤因比是英国的历史哲学家，另一位池田大作是日本的思想家、世界和平
的活动家，他主张反战，主张和平，曾经获得联合国的和平奖，当年中日恢复邦交，他是一个重要的牵线人。在1972年，他们有个对话，那时汤因比已经83岁
了，资本主义还在高峰阶段，他曾经预言：“今天的人类社会已经到了最危急的时代，而且还是人类咎由自取的结果。”他就已经意识到今天了，包括自然灾害。他
预言人类因为过度的自私和贪婪而迷失了方向，科技手段将毁掉一切，加上道德衰败和宗教信仰的衰落，世界必将出现空前的危机。对照今天发生的一切，是多么英
明的预见啊！比较重要的是，这两个人不是中国人，一个英国人，一个日本人，但他们有惊人的共识，他们说拯救二十一世纪人类社会，只有中国的儒家思想和大乘
佛法，从这个意义上讲，二十一世纪将是中国的世纪。但我有一个困惑，我们拿什么作为核心竞争力，拿什么向世界去叫板，拿什么去拼？是我们的科技吗？GDP
吗？我认为只有一个，就是中国的文化。而外国人看中的未来世界，可以起最大作用的是我们祖宗的文化，这也是现代人需要深思的。
&&&&（本报记者
葛灵丹 根据朱旭初在江海大讲坛的演讲编辑整理，未经本人审阅）
李云雷：我们能否重建一个新的价值世界
进入专题： 电影 电视剧 价值观&&
● 李云雷&
摘要:“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我们讲述的所有故事也都是当代经验与想象的投射，在整体上可以看到，这个时代的价值观是支离破碎的，在历史与现实的剧烈变动中，尚未形成一种能被普遍接受的具有恒定性的新型价值观，仍然处在历史的巨大转型之中，仍然需要继续探索
&&& 关键词: 李云雷
职场小说 官场小说 宫廷戏 传统价值观 穿越剧
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中国处在巨大的转型之中，30年来，我们所经历的是激烈而又全面的社会变革，这在中国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在世界范围内也是绝无仅有的。不仅最近30年，从19世纪中期以来，我们中国不仅经历了艰难而曲折的历史，中国人的价值观与道德伦理观念也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从晚清的“三纲五常”与传统伦理，到集体主义、理想主义与社会主义，再到以金钱为核心的价值观，在短短一百年的时间中，我们中国人的内心世界发生了那么激烈的转变，可以说每个置身其中的人内心都是动荡不安的，每个人都有着独特的“心灵史”。在剧烈的社会变革中，很多曾经坚信不移的人生信条都已成了明日黄花，而在纷繁复杂而又瞬息万变的社会现实之中，我们究竟该相信什么，该怎么说与怎么做？我们如何将那些价值的碎片重新凝聚为坚定的价值观？这不仅需要我们重新梳理我们的心灵史，而且需要我们在面对现实的基础上进行分析、思考与选择，这对于个人来说，是一个寻求内心安宁的过程，而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则是一个重新凝聚民族精神的过程。影视剧作为我们这个时代最重要的艺术形式，既是我们这个时代心灵生活的表现，也塑造或影响了大多数人的价值观念，我们可以从影视剧入手，探索一下我们这个时代的心灵问题。
1、传统价值观的瓦解与重建
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传统伦理价值观念，是传统中国的国家意识形态，数千年来塑造了中国人的内心世界，也是社会秩序与人生行为的基本准则。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以“忠孝”为主要内容的传统价值观念受到了强烈的冲击，皇权观念、家族观念、等级观念，以及对妇女的歧视等传统文化中的弊端得到了批判与改造，“自由、平等、博爱”等来自西方的观念注入到了现代中国思想的内部，中国人的心灵世界与现实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中国人的价值观不可能全盘西化，传统文化中的精华部分也需要继承与转化，比如在去除了忠君思想中“皇权观念”的因素之后，我们仍然需要爱国主义与民族精神，在去除了“家族观念”中的压抑性机制之后，我们仍然需要家庭内部的和谐与人情的温暖，在去除了“等级制”中的尊卑观念之后，我们仍然需要稳定的社会秩序与各司其职的职业伦理。在这个意义上，我们需要重建一种既“现代”又“中国”的新文化与新价值，这种新文化既不同于西方文化，也不同于传统中国文化，而是在批判继承的基础上融汇创新出来的“新的中国文化”，可以说这样的“新文化”尚需要我们去创造。
在陈凯歌的《赵氏孤儿》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对“忠”这一传统价值中核心观念的质疑与反思，在影片中，程婴的救孤行为带有相当的偶然性，他既非赵朔的门客，也不是行侠仗义的英雄，只是出于一个医生对庄姬遭遇的同情和对无辜婴儿的悲悯而施以援手，程婴几乎是被动地卷入了这段历史，他也没有想到这会使他付出妻儿生命的惨痛代价。影片以现代的人道主义与个人主义改写了这个传统的忠义故事，让我们看到了历史的偶然性以及程婴、屠岸贾与赵孤的复杂关系与命运悲剧。我们可以看到，陈凯歌试图讲述一个可以被当代观众所理解的故事，但是对历史复杂性的表现，也让我们看到了“忠”的偶然性及其作为一种价值观的脆弱性。
在陈可辛的《投名状》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兄弟相残的故事，在传统的伦理观念中，“义”作为一种兄弟关系与江湖道义具有天然的合法性，但是在《投名状》中，我们看到的正是这一道义被践踏与撕裂的过程，姜午阳、赵二虎本为草莽，在一次争斗中与庞青云结识。三人惺惺相惜，结为异姓兄弟。不料日久生变，赵二虎的妻子莲生爱上了大哥庞青云，庞青云也对莲生心生爱慕。不久后，庞青云升为两江总督，欲望逐渐膨胀，变得心狠手辣。他的道德防线也逐渐崩溃，霸占莲生，还要对兄弟下手……，影片在三兄弟自相残杀的过程中，展现了“义”的伦理观以及江湖世界的崩溃。
吴宇森的《赤壁》改编自我们熟悉的三国故事，但影片改变了故事的结构，使这一故事更像是一个西方的海伦故事和“特洛伊”故事，而在价值观层面，影片虽然没有颠覆“忠义”的传统，但对男女之情与兄弟之情的过度渲染，使影片的表达较为错乱，此外《关云长》重点表现的是关羽的勇武而非“忠义”，《战国》以一个女人的爱情结构孙膑和庞涓的故事，都显示了对传统价值观的疏离或隔膜。
在当前的电视剧中，家庭伦理剧的兴盛可以说是一大特色，《金婚》、《中国式离婚》、《媳妇的美好年代》、《老大的幸福》等一系列电视剧的热播，让我们看到了传统价值观念在当代的继承与转化。这些电视剧所注重处理的是父子、夫妻、兄弟、婆媳等伦理关系，对伦理关系的重视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特点，但是与传统文化的伦理规范相比，这些电视剧中所表现的伦理也呈现出了新的特点：（1）伦理关系已经大为简化，如果说传统伦理规范是以“家族”为单位的，那么当今的伦理主要是以“家庭”为单位的，现代的伦理关系已很少再关注妻妾、主仆、妯娌以及家族兄弟关系，这当然是社会发展与变化的结果；（2）伦理关系注重平等，强调“相互理解”，与传统文化中强调“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不平等关系不同，现代伦理关系强调家庭内部人与人的平等；（3）伦理关系与当代社会结构密切相连的复杂性，在城乡二元社会结构的两端以及不同阶层的人群中，遵从着不同的伦理与价值观念。
我们可以看到，传统的价值观念在今天处于一种复杂的状态，“忠孝仁义”的价值世界已经分崩离析，我们需要在当代社会的发展中，汲取这些价值碎片的合理性因素，重建一种新的文化与价值体系。
2、如何重新讲述革命的故事？
20世纪的中国革命不仅极大地改变了中国的命运，将中国从一个落后、挨打的旧中国熔铸为一个独立自主的“新中国”，而且极大地改变了中国人的内心世界，理想主义、集体主义与社会主义曾经塑造了几代人的世界观与价值观。但自1980年代以来，伴随着“告别革命”的思想浪潮，20世纪中国革命所凝聚的价值与信仰却逐渐黯然失色。在复杂多变的世界格局与中国情势下，如何汲取革命传统的核心要素，凝聚成我们新的民族精神，是关系到未来中国命运的重要问题。
“主旋律影片”一直试图重新讲述革命的故事，但如何在革命故事与当下生活之间构成一种有效的连接，从而使革命传统参与当下精神生活的建构，却是一个尚未得到很好解决的问题。近年的《张思德》、《铁人》等影片在这方面做出了有益的尝试，但是这些影片在市场上发行不利的状况，也使之并未真正走入公众的视野。《建国大业》、《建党伟业》等“主旋律大片”，以“大片”的方式运作，在市场上取得了极大的成功，但是影片独特的题材、垄断加市场的制作模式却使之难以复制，另一方面，影片的商业化运作也削弱了其历史与价值内涵。
冯小刚的《集结号》是一部从新的角度讲述革命故事的影片，影片以极具智慧的方式将两个相反的主题组织在一起，创作者宣称影片的主题是“每一个牺牲者都是不朽的”，而网友的概括则是“组织是不可靠的”，如果说前者是迎合“主旋律”的，那么后者则是反主旋律的——但却暗合了自由主义思潮的“主旋律”，更重要的是它在市场的“主旋律”也斩获颇丰，影片在三重“主旋律”之间走着钢丝，并获得了成功，我们可以说这是一部极为聪明的影片，但就对革命价值观的传承上来说，却更多具有瓦解与解构的效果。
姜文的《让子弹飞》可以说是一部以隐喻的方式讲述革命故事的影片，影片讲述了革命起源的合法性，革命的狂欢化过程以及革命之后“革命者”
无奈的处境。影片极具创作者个人的风格化色彩，以及第五代电影人擅长的隐喻、夸张、变形的艺术形式。但是影片将主人公设置为一个具有草莽英雄气质的土匪，并极力突出其个人英雄的形象，因而更多地只是表达或宣泄了一种情绪，而并没有触及到“革命”的深层次问题，但就隐喻所达到的效果而言，我们可以说此部影片是对革命传统的一种抽象性继承。
姜伟的电视剧《潜伏》不仅创造了收视市场的奇迹，也是重新讲述革命故事的一部力作。《潜伏》的创新之处在于，它既以曲折动人的故事讲述了革命者的信仰，又找到了一种当代观众可以接受的方式，这一方式的主要特点在于：（1）谍战题材的悬念与戏剧性；（2）办公室政治的明争暗斗；（3）“夫妻”二人的反差及其喜剧性。《潜伏》是一部从正面讲述革命者的信仰并获得成功的电视剧，这在当代是极为罕见的，而其成功恰恰在于对上述三个特点的出色运用。从这一角度我们也可以反思我们这个时代的价值观念，尤其是“办公室政治”的接受视角，在网络上曾有广泛的讨论，后来还曾出版过《“潜伏”在办公室》等实用性书籍，教人如何以“潜伏”的方式在办公室竞争中获胜。我们可以看到，如果说在《潜伏》中，办公室政治只是实现理想与信仰的一种斗争方式，那么在当代社会的接受中，“办公室政治”则脱离了理想的光照，而成为了一种实用性的“尔虞我诈”的技巧，这一方面反映出我们这个时代理想与价值观的缺失，另一方面也折射出微观的权力斗争已构成了很多人的生存方式与人生目标。
在这样的时代，我们是否能够理解理想与信仰，或者说，我们是否能够重建一种整体性的价值观？如果我们需要重建，那么我们就必须重新审视革命传统及其凝聚的价值观，我们需要尊重并理解历史，并在现实的基础上寻找到一种重建的方式。
3、现实中的精神与道德困境
如果说《潜伏》“办公室政治”的接受视角折射了当代社会对权力斗争的想象，那么在以反腐倡廉、打黑除恶为题材的电视剧中，则更加展现了现实中权力斗争的严酷性，在《抉择》、《大雪无痕》、《省委书记》、《浮华背后》等电视剧中，我们可以看到正反面人物的尖锐斗争，以及以正面人物胜利为结束的乐观结局。这一类电视剧不仅满足了观众渴望看到“内幕”与“真相”的心理，而且塑造了他们对政治斗争的想象。需要指出的是，在这类电视剧中，很多贪腐案的破除都是建立在更高层领导介入以及“偶然性”事件的基础之上的，因而这类电视剧所建立的叙述逻辑以及“正义必胜”的价值观是脆弱的，并非必然的，这也显示出我们这个时代价值观的破碎性。
电视剧《蜗居》向我们讲述了当代现实中的精神与道德困境，剧中的郭海萍夫妻感情甚笃，但因钱少难以在江州买房，只得暂住弄堂。海萍极力想改变困境，但苦于房价压力，即使生下一个女儿，也只得送回家乡由父母代为抚养。海萍的妹妹海藻大学毕业后，与公司职员小贝相恋，两人也感受到攒钱买房的辛酸。因为工作关系，海藻结识了市长秘书宋思明，后者对她一见倾心，并多次帮助海藻及其姐脱离困境。海藻为了报答，跟他有染，一发而不可收拾。期间，海萍曾多次劝说海藻，不要辜负小贝的一片痴情，但是海藻为了帮助姐姐达成心愿，还是委身于宋思明，做了他的情人。《蜗居》以当前的高房价为切入点，展示了一个女孩为生活所迫，放弃了自己的恋人而去做官员情人的过程，这是一个扭曲与异化的过程，也是一个向现实屈服的过程，《蜗居》向我们揭示出，以“个人奋斗”与
“自由恋爱”为核心的现代价值观在社会中已经濒于破产。值得注意的是，《蜗居》中的官员宋思明并非一个反面人物，而是一个颇具人情味的成熟的男人形象，一个“成功者”的形象，与之相比，海藻的恋人小贝虽然富有青春气息，但却是幼稚的、无能的，《蜗居》对宋思明这一形象的塑造既为海藻的选择提供了合理性，但在价值观层面，却缺乏对不公正现实的批判性，而只是呈现了现实中的道德困境。
电影、电视剧《杜拉拉升职记》都来源于同名畅销小说，徐静蕾版的电影只是提取了小说中的核心元素，王珞丹版的电视剧则相对完整地呈现了小说的内容：以杜拉拉在世界500强公司DB公司的升职经历及其爱情故事为主线，描述了一个白领的奋斗过程。这一作品的独特之处，在于其价值观是建立在“升职”基础上的，而“升职”除了地位的变化，还有一个重要的标志是薪水的增加，从月薪，再到1万，再到年薪23万，可以说是这是一种以金钱为核心的价值观。另外值得关注的是，小说《杜拉拉升职记》不仅仅是讲述故事，而是在讲述故事的过程中不断总结杜拉拉的成功经验，具有“实用性”的价值，因而此书的畅销与影视剧的热播，也向我们展示出，精神性与艺术性的文艺探索在社会领域已经越来越少人问津，而具有实用性的书籍则大行其道，或许这也显示了我们这个时代价值观的一个侧面。
与《杜拉拉升职记》等“职场小说”相类似的是“官场小说”，这类小说也是畅销书市场的一个重要类型，近年来每年可推出约200种，但较少改编为影视剧。但是我们在宫廷戏、穿越剧的忠奸斗争、妻妾争宠之中，也可以发现中国人的“官场智慧”或者计谋与机心，这类作品大多围绕权力与地位展开斗争，权位本身就构成了他们的最终目标，而缺乏一种更加开阔的精神上的追求与价值观。
以上我们大体勾勒了影视剧中所存在的价值观及其中的问题，“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我们讲述的所有故事也都是当代经验与想象的投射，在整体上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这个时代的价值观是支离破碎的，在历史与现实的剧烈变动中，我们尚未形成一种能被普遍接受的具有恒定性的新型价值观，我们仍然处在历史的巨大转型之中，我们仍然需要继续探索。
李云雷：“生活的”，“批判的”，“诗意的”
——《马路天使》与中国电影的“新传统”
进入专题： 中国电影 《马路天使》&&
● 李云雷&
这次"迎接新中国，回眸旧中国"电影放映，我选了《马路天使》、《十字街头》、《一江春水向东流》与《乌鸦与麻雀》，这四部影片都是电影史上的经典影片，艺术价值很高，在时间上也大体涵盖了三四十年代的中国现实，可以让我们看到新中国成立以前旧社会的状况，30年代前期的底层社会，抗战时期的艰难困苦，国民党政权崩溃前的黑暗，等等，我们可以从影像中了解到那时的生活，认识到新中国是从什么样的道路上走过来的，可以增加一些感性认识，也可以说是一种"忆苦思甜"。
我们可以看到，去年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和今年纪念建国六十周年，不少人也在"忆苦思甜"，但他们是把新中国的前三十年作为"忆苦"的对象，好像前三十年是一片黑暗，只有改革开放以后才真正地迎来了解放，这就将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割裂了开来，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我们做这个"回眸旧中国"
的活动，也是想纠正一下这样的看法，只有看到旧中国的状况，我们才可以更深刻地认识到，新中国的成立是一个划时代的事件。正像有人所说的，前三十年我们解决了"挨打"的问题，后三十年解决了"挨饿"的问题，到现在我们也没有解决"挨骂"的问题，所以不论我们做什么或怎么做，都会有人说三道四，这是将来我们要解决的问题。而在这三个问题中，解决"挨打"的问题是最为关键的，没有一个独立自主的新中国，其他一切都无从谈起，我们希望通过这样一个活动，也能增强朋友们对于这个问题的认识。
在这四部影片中，我选了《马路天使》来谈，其实是有些私心的，因为我很喜欢这部影片，这部影片我看了好几遍，看过碟，也在纪念赵丹诞辰时看过胶片，但每看一次都觉得很新鲜，很感动。我也在想，为什么我会喜欢这部影片？以前看到过贾樟柯推荐这部影片的一句话，说这部影片的长处在于对"活泼泼市井生活的描绘"，我觉得说出了部分原因，但不全面，这部影片不仅写出了"生活"，而且在于它是"批判的"与"诗意的"，批判是指它对现实的态度，对于不合理、不公平的社会生活及其秩序，不是粉饰、认同或漠然置之，而是质疑、批判与否定，是站在底层或弱小者的立场上发出声音，表达他们的心声与愿望；"诗意"是指它的艺术表现方式，不是僵化的或生硬的，而是生动的、形象的，其中洋溢着乐观、自信与浪漫的色彩，这也包括具体的结构与情节安排，比如以青年男女的恋情为主线，《天涯歌女》与《四季歌》这两首歌，以及一些空间、巧合的巧妙运用等，整体上呈现出了一种"诗意"的美学效果。可以说，"生活的"、"批判的"和"诗意的"构成了《马路天使》最根本的艺术特征，也是30年代中国左翼电影的特色，而这在世界电影史也具有重要的价值。法国电影史家、《世界电影史》的作者乔治·萨杜尔说，"看过袁牧之的《马路天使》的人，如果不知道该片是在1937年出自一个对法国电影一无所知的年轻导演之手，他一定会以为这部影片直接受了让·雷诺阿或是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的影响。"我们知道，让·雷诺阿是法国"诗意现实主义"的大师，以诗意的方式表现对现实的观察与思考，如《游戏规则》、《大幻灭》等，"意大利新现实主义"是出现于二战后的电影流派，代表作有《偷自行车的人》等影片，以平实的视角表现失业等社会问题，而1930
年代的《马路天使》等电影，则早于"意大利新现实主义"与雷诺阿，从现实生活中汲取诗意与批判的激情，写下了中国电影史与世界电影史上的辉煌一页。
我们先来分析一下《马路天使》，然后再以这部影片为例，谈一下中国电影的"传统"及其对当下的启示。谈这部影片，可以从两个层面切入，一个是影片所反映的现实生活，另一个是其艺术方式及其成就。在《马路天使》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底层的世界，影片的主人公是小号手小陈（赵丹饰演）、卖唱的歌女小红（周璇饰演），以及报贩、剃头匠、妓女等等，影片表现的是他们的生活，在大上海的底层讨生活的小人物，影片的第一个镜头是一座大楼，从顶上摇下来，直到最底层，这有着强烈的象征与隐喻意义，让我们看到，在整个社会结构（整个大楼）中，作者所关注的是"底层"。从影片中我们可以看到，尽管他们的生活很窘迫，很穷，但他们是质朴的、真诚的、可爱的，他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个性与性格，他们心中有着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对社会正义的朴素追求，在困难面前，他们相互扶助，相互安慰，他们之间的关系是自然的、温暖的，尽管他们受着种种压迫，但他们是乐观的，积极的，寻找着个人的幸福与社会的出路。那么，与"底层"相对的是什么呢？那就是"上层"，在小说中也可以看到，像那位律师，他傲慢的态度与高昂的价格，把"赵丹"吓跑了，他们并不维护正义，而只关心自己的收入，像影片中最后小云快死时没有请来的"医生"，他们对于穷人的死活是毫不在意的，还有影片中的有钱人"老顾"，这是个有点黑社会色彩的人物，正是因为他看上了小红，想占有她，才有了后面的抗争，还有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无能，这在影片中是通过暗示表现出来的，通过对旧报纸上的"新闻"，让我们看到了国民政府对日寇进攻的软弱无力。这就是1937年的上海的一个切面，影片通过不同阶层的生活与生活态度，让我们看到了那个时代的整体氛围。
现在有的史学观点，认为年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黄金时代，是民族资产阶级的黄金时代，这有一定的道理，当时欧洲列强无暇东顾，中国的民族工业有了一定的发展，但是我们不应忘记，那时的中国仍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是帝国主义与军阀共同统治的分裂的中国，蒋介石从来没有建立起实质性统一的全国政权，他的政权也是在屠杀工人、农民及共产党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代表大地主与大资产阶级的政权，而且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民族危机日益严重，中国面临着从"半殖民地"变成完全的"殖民地"的危险，如果不顾这种历史局势，仅从经济角度肯定它是"黄金时代"，是一种短视。
现在的文艺界，对三四十年代，尤其是三四十年代的上海，形成了一种"怀旧"的氛围，月历牌、旗袍、画报，包括对张爱玲无限制的吹捧，等等，仿佛那个时代的上海真的是一个天堂，一个乐园，一个失去的不再有的"好梦"。不错，那时的上海是"冒险家的乐园"，
但我们应该意识到，它也只是"冒险家的乐园"，是外国人和高等华人的乐园，是帝国主义、殖民者、买办、资产阶级的乐园，而并不是所有人的乐园，尤其不是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乐园，对于他们而言，是生活与精神上的剥削、压迫与侮辱，是血腥的屠杀与无情的镇压。现在处于上升期的民族资产阶级怀念"
老上海"，想要接上旧时的传统，有的人也跟着起哄，这是很可笑的，想要了解那时上海的真实情况，我们不妨看看夏衍的《包身工》，看看茅盾的《子夜》，看看鲁迅晚年的杂文，看看丁玲的《一九三○春上海》（一、二），当然还有我们这里谈到的《马路天使》。
再来看看这部影片艺术上的成就。从我们现在的视来角来看，这部影片的主创人员都是"重量级人物"，不过那时他们都很年青，影片的编导是袁牧之，摄影是吴印咸，主要演员是赵丹和周璇，主题歌和插曲的词作者是田汉，曲作者是贺绿汀，真是名人荟萃，但我们也应该知道，不只是这些名人成就了这部影片，这部影片也成就了这些名人，周璇在晚年见到赵丹，说她一生中最满意的影片就是《马路天使》，就是一个例子。影片中的故事安排、场面调度、表演、音乐、摄影，都达到了极高的水准，即使以现在的眼光来看，也是一部难得的杰作。尤其是周璇的表演，可以说是"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她把"小红"这个人物的性格与个性真实而又自然地表现了出来，她的可爱，她的委屈，她的小心思，幼稚中又有沧桑，天真中又有成熟，具有一种独到的魅力，让人很喜爱。再如影片中周璇所唱的两首歌《天涯歌女》和《四季歌》，是一直流传至今的经典，这两首歌不仅是"情歌"，而且寄寓了民族危亡的感慨与忧思，内蕴十分丰富；这两首歌尤其是《天涯歌女》，几十年间被无数人翻唱过，包括邓丽君、蔡琴、徐小凤等"歌后"级人物，但如果我们将她们演唱的版本，与周璇的版本比较一下，就可以发现周璇的版本尽管配器、编曲很简单，但却更有韵味，更动听，她很好地将天真与沧桑感结合了在一起，与她相比，邓丽君过于甜美，徐小凤过于沧桑，蔡琴则太抒情、太有"文艺腔"了；作为电影插曲，这两首歌在电影中的运用也恰到好处，尤其是《天涯歌女》在不同场景中的出现，形成了很好的对比效果，第一次出现，是周璇与赵丹饰演的人物"两情相悦"的时候，而第二次出现，则是二人出现了误会，"赵丹"在酒楼上借酒消愁，正好遇到卖唱的"周璇"，于是他作为一个客人，点这个歌女为他唱歌，而"周璇"在琴师的逼迫下，也只好演唱，于是听的人与唱的人，情感的关系与金钱的关系，往事的甜蜜与现实的残酷，主动的抒情与被迫的卖唱，相互交织在一起，形成了一股强大的情感冲击力，令人感慨，令人动容。
影片的故事也很有层次感，我们来分析一下整个故事的结构，贯穿全片的主要线索，是赵丹饰演的"小号手"和周璇饰演的"小歌女"的爱情故事，他们的爱情受到外部和内部双重威胁：外部是有钱人"老顾"看上了"小歌女"，让琴师逼迫"小歌女"去跟他，这个矛盾的最后解决，是"小号手"和他的朋友们带着"小歌女"逃跑了；内部主要是"小歌女"最初不知道"老顾"的恶意，很喜欢他送给她的一副衣料，兴冲冲地拿给"小号手"去看，但"小号手"以为她变了心，对她很冷淡，还把那副衣料扔到窗外，落到了泥水中，"小歌女"很奇怪，也很生气，不再理"小号手"了，这个矛盾的解决，是最后"小歌女"终于明白了"老顾"的意图，情急之中，在"姐姐"小云的指点下，又去找"小号手"，最后跟他一起逃跑了，影片中他们两人的"误会"及"误会"解除的场面，是极有情感冲击力的，上面提到的第二次唱《天涯歌女》的场景，也是这种误会的一部分。如果说外部威胁是恶势力的压迫，让整个故事充满了紧张感，那么情人之间的误会与冲突，则使故事颇具心理张力，这两种"威胁"及其解决，使这个爱情故事曲折、饱满而富于冲击力。
在这条主要的线索之外，还有另一条线索，那就是"小云"的爱情故事，小云是一个在街上拉客的妓女，她在心中爱着"小号手"，但又自惭形秽，也看出了"小号手"与"小歌女"的爱情，所以在那个暗夜的场景中，当"小号手"掰开她的手，去追逐"小歌女"时，她尽管伤心与失望，最后仍理解了他们，在关键的时刻帮小红去找"小号手"，后来在面临威胁时甚至挺身而出，冒着生命危险掩护小红逃走。"小云"对"小号手"的爱意，使这条线索与主要线索联系起来，但是还有，在她爱着"小号手"的时候，小号手的朋友报贩"老王"也在爱着她，在她最后也逃了出来时，她们也最终走到了一起。所以这个影片的结构是两个三角恋爱故事，一个大三角，一个小三角，大三角的焦点是"小歌女"，小三角的焦点是"小号手"，他们两个是最重要的人物。此外，还有一些插曲，像理发店的故事，像"小号手"和他的朋友们的故事，包括影片开头女房东对"小号手"的暧昧心思，都是有意思的小插曲，它们使影片更有层次感，更有丰富的意蕴，但并不具有结构上的意义。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结构上，这部电影是以爱情为核心构建起来的，但同时很有层次感与丰富性，触及到了不同的社会层面。
在较为一般的意义上，我们也可以说这部影片借用了"革命+恋爱"的叙述方式。一般人以为，"革命+恋爱"的模式是早期左翼文艺的一种方式，经常会出现公式化、概念化的弊病，将革命与恋爱强行结合起来，以恋爱来证明革命的合理性，我们不讳言早期左翼文艺有这样简单化的处理方式，但却不能由此将"革命+恋爱"的叙述方式完全否定掉。恋爱是青年人生活的一部分，"革命"作为改变不合理现实的一种方式，也是有志青年生活或理想的一部分，都是文艺应该关注的对象，将它们作为表现的对象有什么不对呢？我们应该反对的是那种简单、粗暴的方式，而应该从生活的内在逻辑出发，去寻找批判的力量与诗意的表现方式，从而力求在思想与艺术上达到一种完美的境界，不要一说"革命+恋爱"，就认为是不好的作品，肯·洛奇的《面包与玫瑰》（2000年），在严格的意义上，也可以说是"革命+恋爱"的叙述方式，但今天看起来仍然激动人心，仍然在艺术上能够打动我们。也有的人认为，艺术本来就是自由的，为什么要一定的叙述方式？是的，艺术固然是自由的，创作者有完全的表达自由，但要为读者或观众易于接受，借鉴既有的模式又加以突破，也是一种很好的方式，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借鉴了侦探小说，但他又突破了一般侦探小说的模式，这就比单纯地讨论思想或社会问题的小说更胜一筹，电影也是一样，希区柯克的电影很长时间被人看不起，他讽刺那些批评他的人，说，"我挨了骂，没有别的办法，只好到银行去数钱了"，观众的认可使他敢于藐视那些自以为高深的评论者，当然他也并不是专门做通俗电影的，后来法国的"新浪潮"将他奉为先驱，也是对他在电影语言、叙事方面探索的肯定。研究通俗文学或类型电影的人都知道，读者或观众接受一部作品的过程，会受到既往阅读或观影经验的影响，希望找到自己熟悉的东西（故事、人物、"程式"等），这就是为什么通俗作品有那么多读者或观众，但另一方面，仅仅是熟悉的东西又让他们感到不满意，他们还希望看到新鲜的东西，所以即使通俗作品也在不断地变换形式，比如琼瑶的小说和影视剧，在不同时期也都有不同的风格与形式，而先锋性的文学与电影，当然也可以借用通俗作品的模式而加以改造。
《马路天使》的成功，离不开对"革命+恋爱"模式的借鉴与改造，也离不开其思想性与艺术性的高度结合。艺术性我们已做了些分析，其思想性体现在哪里？那就是对底层小人物的深刻同情，对生活逻辑的内在把握，以及对不合理现实的批判。这不只是《马路天使》的长处，也是30年代电影所形成的优秀传统。为什么中国电影在30年代能够创造辉煌？按照电影史的解释，有两个因素，一是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特别是1932年上海八一三事变之后，民族危机日益严峻，以上海为主要生产基地的电影界受到了极大的冲击，单纯的娱乐影片几乎没有了市场，这时一些电影公司邀请一些进步作家，如夏衍、田汉等人进入公司，组成了编剧委员会，同时以瞿秋白为首的左翼文化界，也加强了对电影工作的领导；另一个因素在于当时电影技术的进步，比如蒙太奇手法、有声电影技术的应用，等等。可以说，正是左翼知识分子的介入与技术的进步，使30年代中国电影创造出了一个奇迹。而在这一过程中，也形成了中国电影的"新传统"。
我们可以大略概括一下这一"新传统"的独特之处：1）这一传统并不将"电影"仅仅作为为娱乐或赚钱的一种工具、一种产业，而是将之作为一种精神与艺术上的事业，但同时并不排斥娱乐性因素与市场上的成功，而力求将之结合起来；2）影片在思想立场上是站在底层小人物一边的，而并非站在精英阶层或既得利益者群体一边，也不是"为艺术而艺术"的；3）影片的艺术风格，是"生活的"、"批判的"、"诗意的"，而不是公式化的，不是粉饰的，也不是简单粗陋的；4）影片追求思想性与艺术性的高度融合，同时采用最新、最先进的技术，力图达到尽善尽美。我觉得这样一个传统，是我们今天应该借鉴并继承的传统。
戴建业：《澄明之境》再版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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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戴建业
&&&&诗人卡里马卡说，一部厚书就是一个社会灾难——不是浪费读者的时间，就是浪费社会的资源；我个人觉得，每写一本册子对作者便多了一份遗憾——或者尚存知识错误，或者论证不够严谨，或者议论失之浮泛。
&&&&正是为了弥补或减轻这种遗憾，我才将十几年前出版的《澄明之境——陶渊明新论》进行了修订。拙著1998年作为我校学术出版基金丛书出
版，第二年稍作修改后出版社又进行了重印。《文艺研究》很快发表了刘明华教授为拙著写的几千字书评，著名陶渊明研究专家、也是我的学界前辈吴云先生，在他
的专著《魏晋南北朝文学研究》里，在《文学遗产》的《陶学百年》长文中，在几次学术会议上，都对拙著谬加称赞。二年后我又看到学者对拙著提出的批评。称许
增加了我的自信，批评更促使我的反省。研究者对陶渊明理解的深度，自然昭示了研究者自身存在的深度。不管是识力还是学问，不管是阅历还是心境，那时我对陶
渊明难有很深的理解，更不可能成为陶渊明的知音。
&&&&八九十年代西方各种学术思潮和方法，像破闸的洪峰一样涌进中国，我就是在这种方法热的文化氛围中走上教学和治学道路的。虽然在这些新方法
面前有点目迷五色，但由于念大学时旁听过刘纲纪先生的美学课，由于那时是李泽厚先生的学术粉丝，我的主要兴趣还是集中于德国古典美学，后来又喜欢上了海德
格尔，海氏《存在与时间》中对此在抽丝剥茧的分析让人叹为观止。《澄明之境》就是从存在论的角度阐释陶渊明的生命境界，以及这一生命境界与其诗歌境界的内
在联系。现在看来，有些地方求之过深，有些地方又识有未逮。陶渊明生命境界的特征，陶渊明对死的超越，陶渊明对生的安顿，近年来我对此都有一些新的体悟，
原想通过修订以便将新知融进旧作，好让拙著既有年轻人的锐气又中老年人的“成熟”。花了不少力气改完第一章后，我才发现一个新的观点不可能随意“稼接”在
旧作上，把“两好合一好”的想法十分可笑。第一章的修改稿酷似一件旧外套上打了很多新补丁，那样子要多难看就有多难看。
&&&&于是，我放弃了那篇四不像的修改稿，也放弃了对旧作大动干戈的打算，只是改正了一些知识和文字错误，少数地方进行了一点补充，并以龚斌教
授《陶渊明集校笺》为底本，重新校订了拙著中陶渊明的引文。这个修订本只是对旧作做了点小小的美容，比第一版减少了一些知识和文字错误，但愿它在读者眼中
不至于“惨不忍睹”。
&&&&十几年前我曾在拙著的《导论》中说：“我当然希望自己的阐释能切近历史上真实的陶渊明，但同时我也明白自己是在特定的语境中接受陶渊明
的，对他的理解因而有着自身的历史性，这包括不可避免的作为前理解的先见，和可以而且应该避免的属于个人个性及知识的局限。”这段话既适合拙著初版也适合
拙著的再版，它既是作者诚恳的自白也是作者无能的自辩。
&&&&谢谢上海古籍出版社李鸣先生，感谢他为拙著的出版热心张罗，感谢他为拙著所作的细心审校。谢谢五编室田松青主任。谢谢总编赵昌平先生多年
来对我关心和帮助。正是由于该社出版了许多学术精品，正是由于该社有这些热心的师友，我对上海古籍出版社一直心存感激，对该社一直有一种学术上的亲近感。
&&&&戴建业
2012年6月于华中
&&&&师大南门剑桥名邸
岳鹏：30年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基本规律研究的回顾与分析
进入专题：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 岳鹏&
胡锦涛总书记指出：“我们必须始终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继续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1]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同志也指出：“要注意充分研究并揭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规律和基本经验。”[2]改革开放30多年来尤其是新世纪头10年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基本规律研究已成为学术界特别是国内马克思主义理论界反复探讨并引起激烈争论的热点问题之一，形成了各种见解独特的鲜明观点，出版并发表了较高水平的学术论著和研究论文，这些论著和论文的内容基本架构起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基本规律研究的框架体系。为此，梳理并总结改革开放30多年来国内学术界和理论界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基本规律研究的主要成果和不足之处，将为我们深入探讨和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等相关问题提供明确指导和有益借鉴。
一、30年来国内学者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基本规律研究的成果梳理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基本规律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人们必须遵循的根本原则，了解和遵循这些根本原则，就能更好地推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但从学术界现有研究成果来看，学术界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基本规律的具体内容仍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21]其中较有代表性的观点有如下几种：
(一)一个规律说
徐松林教授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规律就是‘结合律’，即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必须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必须是对称性、匹配性、持续性的结合。它包括‘结合’主体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中国具体实际以及将两者有机结合起来等三个层次的认识和把握，其中的多次具体结合都经历了由不对称或不匹配到不完全对称或不完全匹配再到基本对称或基本匹配的过程，经历了失败、挫折和成功、胜利的多次反复比较的过程，才找到实现正确结合的道路。”
(二)两个规律说
宋一博士后认为，“从本质特征上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规律体现为个性与共性的对立统一，体现为理论与实践的对立统一。”而且“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包含了三对基本矛盾，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规律，中国实践对马克思主义的推进规律，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相融合的规律。”
(三)三个规律说
黄友牛教授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出现“三次历史性飞跃”、“三个十三年”和“三次思想解放”的角度认为，“‘三个十三年’反映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效性规律、实践性规律和认知性规律。”[5]包心鉴研究员则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规律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原则;坚持以与时俱进的科学态度探索客观规律，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活力源泉;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根本保证。”[6]潘绍龙教授也指出，“马克思主义只有与本国国情相结合，才能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只有与时代发展同进步，才能焕发出强大的创造力;只有与人民群众同命运，才能焕发出强大的感召力。这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基本规律，也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规律。”[7]
(四)四个规律说
学者张录平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科学的理论形成过程角度指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基本规律为“正确解读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是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前提条件;准确认识中国的独特国情是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逻辑起点;深刻揭示中国的社会发展规律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要内容;立足群众实践，集中全党智慧，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根本途径。”[8]
(五)五个规律说
贾玉珍副教授从时代课题、客观依据、实践基础、民族特色和理论品格五个方面探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规律问题，指出“正确解决时代课题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前提;科学分析中国国情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客观依据;总结实践的经验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基础;继承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民族特色;坚持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品格。”[9]
(六)七个规律说
余品华研究员从井冈山道路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发展历程角度思考，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规律主要体现在“始终注重解决党的思想路线问题;立足中国国情，正确认识和把握中国国情;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宽广眼界观察世界;始终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善于总结国内外正反面历史经验;将普遍真理具体化，善于抓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革命和建设都要走自己的路。”[10]
(七)八个规律说
宋一博士后从整体性的角度再次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规律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内在的、本质的、必然的联系。从整体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包括了八个基本关系，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八大规律：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具体实践的适应规律，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具体实践的结合规律，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中国具体实践的指导规律，中国具体实践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推进规律，中国具体实践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融合规律，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的提升规律，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具体实践的非线性规律，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具体实践中的创新规律。”[11]
(八)九个规律说
张国新研究员认为，从九个方面来认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特点和规律比较恰当，主要有“东方社会理论：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途径;科学信仰：支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前进;科学国情观：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石;传统文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母体文化;实践创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的生长点;理论创新：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性飞跃;反‘左’防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前进之路;正确处理‘社’与‘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之路;
不断成熟的中央领导集体：实现与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键。”[12]
(九)十个规律说
韩振峰教授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十大规律，它们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性与现实性有机结合规律;马克思主义真理性与实践性有机结合规律;马克思主义普遍性与特殊性有机结合规律;马克思主义主导性与多样性有机结合规律;马克思主义继承性与发展性有机结合规律;马克思主义建设性与批判性有机结合规律;马克思主义原则性与灵活性有机结合规律;马克思主义先进性与层次性有机结合规律;马克思主义过程性与阶段性有机结合规律;马克思主义坚定性与探索性有机结合规律。”[13]
(十)多层面规律说
林志友副教授认为要用整体马克思主义深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基本规律研究，从整体马克思主义、规律外在表现、文化传播、民族主体等视阈角度来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是一个由低到高、由浅入深、由表及里、由此及彼、逐步演进的过程，它首先是从策略层面开始的，然后进入到制度层面，最后发展到理念层面，其间，始终保持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坚持与发展的统一;始终表现阶段性与连续性的统一、曲折性与前进性的统一，它们共同构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实践发展形态上的规律性。”[14]
通过对国内学术界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基本规律研究的思想梳理，我们强烈地感受到学者们对这一问题的探究达到了相当高度，研究方法是灵活、多样的;研究视角是全方位、多角度的;研究结论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然而，学术界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基本规律的研究虽然正逐步走向成熟，但其研究还存在很大提升空间和较多空白领域，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基本规律的认识和把握仍需要进一步探索和深化。
二、30年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基本规律研究的具体分析
列宁曾说，“规律就是关系。……本质的关系或本质之间的关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基本规律研究主要是指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生动实践、基本经验进行理论概括和总结，并上升到规律的层面，从规律视角切入进行研究，它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基于此，通过对资料的检索、分析及述评，结合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前沿问题研究的把握，我们对当前国内学术界和理论界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基本规律所进行的研究进行了具体分析，得到以下几个基本结论：
首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基本规律研究力度的薄弱。我们在中国知网(CNKI)中，以篇名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行精确检索，查得从
1980年至今共有2840余篇文章。通过多种渠道，查得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相关学术编著有10余部。但在这些专题论文和论著中，我们发现有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内涵、历史进程、理论成果、主要启示、基本特点、基本经验、基本特征等方面研究无论从论文数量和论著的质量来讲成果都较为丰硕，达成的普遍共识也较为宽泛。而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基本规律的研究则相形见绌，论文数量仅40余篇，很多论著对基本规律的探讨也较为肤浅，大都避而不谈或很少涉及，显得研究力度不够，没有形成规模。
其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基本规律研究内容的芜杂。单就40余篇涉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基本规律研究发表的学术论文和新近出版的编著来看，学者们把基本经验当基本规律来认识和论证的现象还广泛存在，在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基本规律内容的探讨中，有很多观点是与基本经验混淆的，甚至是等同的。在对基本规律的概括和总结方面，离从实质上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本质的要求还有一定距离，而且很多论断都值得商榷，甚至是不攻自破的，还难以服众。同时，我们也充分认识到，在现有研究结论中是不乏有真知灼见的，这些新见解、新思想、新论断的确启迪了学者们的研究思路，但想在短期内取得定论还没有形成标准。
最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基本规律研究方法的不足。学术界探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基本规律的研究方法主要采用社会科学研究的根本方法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方法，以及历史与逻辑相统一方法，比较与归纳相结合方法，系统研究方法等。可以说，这些方法的成功运用对于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轨迹，总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经验，进而揭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规律是有一定功效的。但能否突破传统的规范研究，通过结合对具体案例的分析和其他实证性研究方法的运用来加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基本规律的研究尚没有先例，还迫切需要学术界群策群力，通过创新性探索来科学地构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基本规律研究的方法论体系。
除此之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基本规律研究视角亟需转换。随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深入开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基本规律研究不仅需要对较为充分的现实经验材料进行凝练概括，需要对国内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成果进行比较、分析和借鉴，更需要在全球化和时代化这样一个宏观背景下来审视和反思，真正做到与时俱进，进而丰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基本规律的研究视角。
&&& 三、几点认识
学者周治滨教授在其新著《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史论》(总论卷)中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规律有较为深刻的论述，他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规律主要有共性个性统一律、理论实践统一律、历史逻辑统一律。对此，中国人民大学秦宣教授在对该书所写的书评中指出，“尤其是《总论卷》，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经验和基本规律的研究，具有相当大的难度。虽然作者总结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经验只属于一家之言，虽然作者概括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规律可能只反映了学术界概括规律的一个侧面。但这种总结和概括需要相当大的理论勇气，也需要相当深厚的研究积累和学术功底。”[15]我们对两位教授的观点极为赞同，同时在学习和借鉴周教授观点基础上，促使我们进一步思考，形成了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基本规律的一些肤浅认识，以期抛砖引玉，求教于学界同仁。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共性与个性统一律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共性与个性统一律，侧重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和建设具体实际的有机统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有其普适性一面，但“它所提供的只是总的指导原理，而这些原理的应用具体地说，在英国不同于法国，在法国不同于德国，在德国又不同于俄国。”[16]所以，马克思主义传播与发展过程中这种共性与个性的统一内在地包含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共性与个性统一律，是马克思主义本真化与民族化的有机结合。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与实践统一律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与实践统一律，揭示了主观与客观、认识与实践的辩证关系，反映了理论自身形成、发展的内在规律。我们知道，马克思主义不是僵死的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17]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过程实质上就是一个认识、实践、再认识、再实践这样一个循环往复的动态过程，是经由实践来检验真理，再由理论来指导实践的辩证唯物论知行观的有机结合。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与逻辑统一律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与逻辑统一律，强调的是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自身的演进规律，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形成发展过程与中国革命和建设发展进程的相互关系。“逻辑的方式是唯一适用的方式。但是，实际上这种方式无非是历史的方式，不过摆脱了历史的形式以及起扰乱作用的偶然性而已。”[18]中国共产党历经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实践，这90年的历史进程实质上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发展，这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坚持、继承、发展、深化和融合的有机结合。
(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开放与创新统一律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开放与创新统一律，是指要根据当今时代特征和世界发展形势，不搞抽象的理论争论，在兼容并蓄和相互激荡中激发自身活力，从而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前进。“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
[19]“任何一个国家要发展，孤立起来，闭关自守都是不可能的。”[20]所以，奠定在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基础上，深化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是积极探索、抓住时机和大胆实践的有机结合。
(五)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矛盾与对立统一律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矛盾与对立统一律，是指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在具体结合过程中出现的内在张力或“水土不服”。列宁曾指出，“我们完全以马克思的理论为依据。”但是，“我们决不把马克思的理论看作某种一成不变的和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这也就是说，“化”的实质不是神圣化、绝对化和教条化，而是在吃透理论，摸清国情基础上的成功结合和合理嫁接，是在内容传递和形式表达上突出中国做法、中国气派和中国特色的有机结合。
(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隐性与显性统一律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隐性与显性统一律，是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探索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的有机统一。这种隐性与显性统一律不仅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断深化以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现实要求，同时也是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必然。过程是潜在的，是随着实践的向前发展而不断拓展的。而理论成果则是外显的，具体体现在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思想理论成果中。
&&& 参考文献：
[1]胡锦涛.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10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
[2]李长春.在“全国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10周年学术研讨会”开幕式上的讲话[N].光明日报，
[3]徐松林.也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规律[J].景德镇高专学报，2005(6)
[4]宋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规律与启示[J].学习论坛，2007(12)
[5]黄友牛.“三个十三年”反映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规律[J].社会主义研究，2003(5)
[6]包心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规律[J].中共云南省委党校学报，2004(5)
[7]潘绍龙，王伟娜.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基本规律探析[J].南京政治学院学报，2010(1)
[8]张录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规律[J].湖南行政学院学报，2007(6)
[9]贾玉珍.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几个规律问题[J].毛泽东思想研究，2003(5)
[10]余品华.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经验和规律——从井冈山道路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思考[J].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学报，2008(3)
[11]宋一.略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八大规律[J].淮南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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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林志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基本规律的多维解读[J].社会主义研究，2010(1)
[15]秦宣.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和基本规律的有益尝试——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史论》[J].社会科学研究，2010(2)
[16]列宁选集，第1卷[M].人民出版社，
[1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人民出版社，
[1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人民出版社，1995:43
[1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人民出版社，
[20]邓小平文选，第3卷[M].人民出版社，
&&& 注释：
[21]2008年，河南师范大学高中建教授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基本规律之结合律、斗争律、与时俱进律等七个方面进行了研究综述。(高中建，孙嵩：《论近年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基本规律》载《运城学院学报》2008年第3期。)2009年，华中师范大学李敬煊副教授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基本规律进行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结合的必然性、与民族化形式间的继承与创新性、来源于人民群众实践的渐进性与可认知性以及内容、形式的民族特性等四个方面的系统梳理。(李敬煊，张安：《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基本规律研究的若干思考》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9年第1期。)我们则结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新近发展，从基本规律的量化视角继续予以跟踪述评和探讨，以期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基本规律研究的不断深化。
(作者单位：成都大学政治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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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良：中国人灵魂深处的价值观
进入专题： 价值观&&
● 陈良&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都有其核心价值观。众所周知，儒家文化是在漫长的中国古典社会一直被奉为圭臬，似乎是中国人的核心价值观念。儒家的人生态度是积极用世的，讲究“经世济民”，“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应该说，“经世济民”就是古代精英的精神追求，但实际上，当官发财才是他们真正的人生理想。说白了，中国人内心深处就是崇拜权力，崇尚升官发财。这似乎是一个悖论，值得我们深刻反思。恩格斯日在致梅林的信中指出：
“意识形态是由所谓的思想家有意识地、但是以虚假的意识完成的过程。推动他的真正动力是他所不知道的，否则这就不是意识形态的过程了。因此，他们想象出虚假的或表面的动力。”恩格斯这番话表明，在人们的集体意识或意识形态背后存在别的动机，它们是无意识的，但却是真正的心理的根本因素。
恩格斯还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文中写道：“在社会历史领域内进行活动的，全是具有意识的、经过思虑或凭激情行动的、追求某种目的的人；任何事情的发生都不是没有自觉的意图，没有预期的目的的。”古人也好，今人也好，都是有意识的、追求某种目的的人。中国古代社会，尽管有儒家的道德标准存在，但是真正身体力行的人却屈指可数，历史上也曾出现“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诸葛亮、范仲淹等仕大夫，也曾涌现充满正气、“不爱钱、不怕死”的文天祥、岳飞等文臣武将，也曾有过包拯、海瑞和于成龙之类清官，可惜他们在历史的天空寥若晨星，而且昙花一现；绝大多数旧式官僚对那个标准缺乏诚意，他们以圣贤的话语装饰门面，却成天都在做收刮民脂的勾当，即使是看门的衙役，也要利用他那点权力向有求于他的人索取“介绍费”；像知府、县令这些人俸禄很低的官员，一个个活得非常滋润，家财万贯，良田豪宅，妻妾成群；读圣贤书只是为了考取功名，当官发财才是他们的真正意图。
为什么大家那么热衷于当官？因为在那个时代，是否做官以及官做得大小，是衡量一个人成就价值的主要标志。官做得越大，说明他的成就越大，他的人生价值就越高，他就越会受到人们的尊重。“经世济民”只是儒家精英的道德政治理想，普通的读书人，把读书做官看作光宗耀祖、封妻荫子的唯一途径。做官除了带来权势和声望，还带来财富。当了官，可以发财，发了财，还可以继续升官，官做得越大，财发得越多；当官发财，二者紧密联系，互为条件，相得益彰，相辅相成。
为什么做官容易发财，这是由中国古典社会形态所决定的。中国古典社会最显著特点是大一统的专制体制，国家权力和社会资源都掌握在统治集团（皇族和各级官员）手里，权力对社会生活各领域起支配性的作用。这意味着，权力的拥有者（官员）发财致富的概率远远大于平民百姓。很明显，最大的官当然是皇帝老子。“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做了皇帝，老子就是天子，开口就是圣旨，天下臣民任我使唤，天下财富任我支配，天下美女任我享用。在以皇帝为核心的官僚机器中，那些大大小小的官员只是一个零部件，但在官员所管辖的地方或部门，他们是至高无上的“土皇帝”，可以代表皇帝行使国家权力和控制社会资源。“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是做官发财的生动写照；这里的“清知府”，不是指大清朝的知府，而是指相对清廉的知府，就是说当三年比较清廉的知府，也很容易获得十万雪花银。如果当得不清廉，获得的银子就更多了。
价值理念是一种无形无色的存在，它产生于特定的社会环境，却深深扎根人们的灵魂，甚至成为世代相传的文化基因。“千里做官为求财”、“当官不发财，请我也不来”，依然是中国人内心深处对在政府任职的世俗看法。许多官员因为具有双重人格，在公开的场合表现得非常马列，“人民、国家、社会主义、三个代表、群众利益”等话语时刻挂在嘴边，实际行动只考虑自己升官发财；不过广东佛岗县有一位姓廖的县长，曾经在县中学的开学典礼上，还是最直接而坦诚地说出了心里话：“你们（学生）为什么要读书？读书就是为当官发财。当官就要当大官，当个科长有什么意思？要当就当县长、市长、省长，发财就要发大财。”尽管这个廖县长后因受贿30万元被捕入狱，但是他的所作所为给当官发财的价值取向做了最好的诠释。何止廖某一人为当官发财而奋斗，时下各级官员中大量存在的贪污受贿、营私舞弊、买官卖官等腐败行为，已经是众所周知的事实。这方面的事例不胜枚举，仅媒体上公开曝光的就令人触目惊心；那些被查处的贪官，除了拥有大量的能说明由来的赃款，还有巨额钱财来历不明。
钱财来历不明，这是典型的中国式说法。世界上哪有来历不明的事物，大到宇宙的诞生，小到物种的起源，都有明确的来历，只是因为时间久远和科技局限，我们才弄不清准确的来历。贪官来历不明的钱财从哪里来？显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从地上长出来的，更不是他自己劳动创造来的，而是他当官当出来的，是当官当来的副产品；假如无官无权，谁会悄悄地给他送红包？他怎么能顺手牵羊占便宜？！说白了，巨额钱财来历不明，其实就是做官带来的隐形好处，就是相对清廉的官员，即使他不刻意以权谋私，也会有红包源源不断地送上门，只要他一概笑纳，时间长了也会积累成巨大的金额。这就是“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的真正秘诀。
对于一个社会来说，人们都想发财致富并不是坏事；对于一个来说，包括在政府任职的官员，想发财致富也不是坏事。官员也是人，也有七情六欲，也有追求个人幸福的权利。问题是，任何人发财致富，都必须选择合理合法的方式；作为公务人员，官员如果滥用职权谋取私利，有悖于社会道德和法纪，这是法律制度所不允许的。目前我国官员的工资待遇还不高，但是相对工人和农民而言也不低，官员要追求更高的物质待遇，可以寻求正当的第二职业增加收入，或者辞去现有职务，另谋收入待遇更好的职业。这就要求官员提高自身素质，不仅仅在机关混得过去，还要有其他的谋生本领。大家知道，西方人对当官看得很淡，不管什么官员，很少以升官发财为第一要务，今天当部长就努力当好部长，明天当不成了，就去当经理、教授、顾问，不可能“在一棵树上吊死”；即使是总统这样的高位，选上去就好好地干，选不上就去干别的，没什么了不起。
然而，我们官员的官本位意识和国民对做官的崇拜，并没有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而淡化。读书做官，现在仍然是许多读书人的梦想和追求。尽管舆论大肆宣传“行行出状元”、“职业不分高低”、“劳动最光荣”、“干部是人民的公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撇开等级森严的官场不说，就是在工厂、大学等企事业单位，几乎都是以相应的官位来衡量其身价或待遇，如某某企业厂长相当于县处级，某某大学校长相当于地厅级，甚至远在深山的寺庙，和尚也有相应的级别；高级工程师被任命为科长，教授被任命为系主任，在人们眼里都被看作“提拔”了，只有当官了才算有地位。现实也确实如此，一个科长或系主任再怎么不学无术，不仅比没有官衔的高级工程师、高级工程师有脸面，而且还可以收获副产品（钱财）。正是因为如此，我们的国民把做官看得高于一切，一旦进入了官场，都热衷于
“做官弄权”、“升官发财”。
刘景：中国社会转型期价值观演进基本特点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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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景&
现实生活中的一切活动都在一定价值观的指导下进行，没有正确价值观指导的活动注定要失败。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中国的价值观与社会转型同步发生了很多变化。社会转型期价值观演变的基本特点是多样性和主导性并存，交流性和互补性并存，继承性和发展性并存。应切实把握价值观演变的规律，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观建设的方向。
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进程中，经济体制改革、社会结构变化带来了利益分配等的调整和变革，全球化浪潮更是给我国的政治和文化发展带来了深远的影响。在由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化工业社会转变的过程中，人们的价值观念发生着明显而深刻的变化，同时也出现了种种价值冲突，价值混乱和价值危机问题亟待解决。如何正确把握我国社会转型期价值观念演进的基本特点，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观体系建设，成为特别值得关注的问题。
多样性和主导性
价值观念是对人们经济关系的反映，任何价值观念都代表了一定经济基础及其发展方向。现阶段我国实行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经济制度，造就了多样的价值主体，其分类也甚为复杂。另外，在今天的中国社会中，既存在着反映封建社会和新中国成立后至改革开放前社会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要求的价值观念，也存在着反映改革开放后，全面进入现代化建设时期新生的经济制度和社会制度下的价值观念，以及西方涌入的各种价值观念。
虽然封建主义在我国已经被推翻，但是其积淀下的文化传统没有马上消亡，封建主义价值观念在社会上还有一定的影响力。在社会规范和秩序上，遵循严格的等级制度，造成了社会上的“权本位”和“官本位”现象。新中国成立后一段时期内，要求个人无条件地服从国家和集体的利益，否定个人尊严和权利的极“左”的价值评价标准的影子还在某些领域存在着。改革开放后，大量与市场经济契合的西方价值观念出现在中国大地，大大刺激了中国人自我意识的觉醒，在利益观上也表现出一种重利轻义的倾向，追求实惠成为大众的普遍心理，更有甚者为了谋求一己私利，不惜泯灭道德，破坏法律，将对个人的利益追求推向极端。人们不断用更新更多的高科技手段改善着生活，但也发现“科技决定论”给人类的生存环境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威胁。市场经济原则的扩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