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我与老师陈巨来&许培鑫&（三）
书法杂志举办全国篆刻比赛
　　学习了篆刻的人，都非常高兴参加书法杂志社举办的全国篆刻比赛，因为那是打倒“四人帮”文化革命结束后的第一次，象新生事物一样。
　　在那段时间里到老师家去的人热闹了许多，是老师的学生都表示要参加。记得有一方指定要刻的是《春雨杏花江南》。
　　老师对这样的比赛并不看重，他对我说：“是没什么意思的。”他有这样的看法并不奇怪，在他看来你即使得了第一名也比不上我陈巨来，再说评委中人在他看来也不过是小字辈和学生一样的所谓篆刻家，而从后来看到的也确实有不懂篆刻的人在上面指手画脚。只是学生们看得很重，当时的报上为吸引大家参加，说参加者都能有纪念品。
　　结果老师是经不了学生的鼓动，也算是为学生关心起比赛来，不过他显然是能免即免。最后确定了四个学生的作品由他出面嘱君君送书法杂志社。其余学生一律由自己邮寄。
　　送到书法杂志社的四人是：一、君君。他当然该送，他是老师当然的继承人。二、蔡乃康，他是当时老师的代笔（代刻）人。三、张颂华，她有现在的女秘书一样的地位。几乎每天到老师家，什么事都参与，每天下午老师听书几乎都是她陪伴的。四、陈某：他是名演员的儿子，父辈与老师有很好的关系。
　　过了一段日子，外界没见动静，我去老师家问起比赛事，我满以为四人都能得一等奖了，没想到老师说他托大学生子高式熊，高式熊来了一次，因他只有一张选票。他是评选委员会的委员，因为是委员，所以只要他投谁，谁至少得个优秀奖。但他只有一张选票，来问老师四人中投谁。
　　老师说：“我想了想，决定嘱他投张颂华，所以，君君也不会得奖，只她一个得优秀奖。”
　　我听了老师的话觉得这不是什么公平比赛，老师在尚未开奖就知道了结果。这四个人中也不是张颂华刻得最好！不过老师的决定却非常英明：老朋友的儿子未得奖能有交代——君君也未得奖。另外你们三个男的去与女的争奖吗？谁也不能开口。这样一切舒适平稳，学生中不会有任何矛盾。张颂华每天陪老师听书当然格外用心。
　　这里我想要提一下高式熊。老师不止一次地说高式熊是他学生，我想这不会错，篆刻比赛期间要他来，他就来了，要他投谁的票，他就投了谁的票。老师从未讲高式熊图章刻得好，但高式熊可能对篆文颇有研究我倒是听说的。
　　那是上海博物馆曾经整理一批旧图章，有很多图章中的篆文没法识。博物馆印后发了一份给老师，老师也给我看过，我是一个不识，而老师也识不了几个。
　　当时我问老师：“不认识的字怎么办？”
　　老师说：“不要紧，我可以让高式熊去识，他要是也识不出，我就退回去算了。”
　　我想老师没给徐云叔只给高式熊，可能是徐云叔印刻得好，高式熊对篆文研究得深吧！
老师回过头来对我说：“许培鑫，你要记住不要刻人不识的字。我陈巨来一辈子没有刻过一个人家不识的字。”
　　老师同时又教我：“《汉印分韵》、《六书通》等等书上都会有错字，不是个个能用的。特别是《六书通》。
　　若叼一些字让编者离开了《六书通》去识，他也会不识的。只有《说文解字》才没有错，若它错的亦作为对的论了。”
　　篆刻比赛时期，在报上果然看到有不懂篆刻的人在上面指手画脚：曾看见一篇赞美《叶落归根》一印的文章，这文章好象记得还是一位名家写的。内容是这印好，好在什么地方呢？好在叶上吊，因为树叶总是长在树的上部的；落铺满一格，因为叶子从树上落下，总是满地皆是喽；归字单边，为什么呢？因为归总该有个方向性的，家不能不认得，得有个去向；这根嘛！意思大致是下面要象扫帚一样扒开，扎在泥中，以示牢固。这名家的评论真是妙不可言，篆刻的布局不以疏密论而以字义论。学到那时尚属初次听见，真是听君一席话，少读十年书。
　　我要是买方印材来，不动刀就盖一个印给这位篆刻家看，不知他识得我的印否！我的印是“天地玄黄”。天上了天，到了上边线里面去了；地当然也就在地下，在下边线之内；这左面“玄黄”二字是什么意思呢，看不清，最彻底就是没有，没有你还能看见什么呢？当然彻底“玄黄”了。你看可好？不过我不知道当时比赛的评判标准是这样的。
　　传统的印章重在布局：也就是章法，有言要疏可跑马，密不透风的，又称要取得不对称平衡的，也有说要有疏密，但疏密要有呼应。老师教我们还多了一种——匀。匀就是无疏无密。从哲学上来讲无疏无密就是有疏有密。疏密就是对立，呼应就是统一，取得平衡。
　　而那位名家的高论实在不敢恭维。难怪一九八三年第四期篆刻专辑中有不堪入目的作品也得了奖。张颂华的得奖是因为高式熊作为评委委员投了她一票，高式熊是因为老师的叮嘱，老师又因为张颂华能经常搀扶老师去听书，老师是因为觉得女的照顾要比男的更仔细，况且学生中也没有一个男的每天有空陪老师去听书。
　　老师说：“钱君匋一个人硬要保三个学生得一等奖。”
　　我说：“那么你也设法保几个学生得奖嘛！”
　　老师答：“钱君匋他一会儿到这里，一会儿到那里。还亲自去了苏州。我哪能行啊！”
　　我也就不响了。
　　篆刻比赛中不服气的人大有人在，老师总要大家看开些。虽然是好歹不分，然而用石伽老师的话来说：“艺术这东西的好歹是不能用尺来量，也不能用秤来称的！”
　　但是，得奖总还是得了奖，谬论多喊喊总是有人会听的，曾参的母亲听人三次说了曾参杀人也会坐不住屁股。
　　文革中又经常用到的一句话——谎言说一千遍就变成真理。是大家熟悉的事情。那位名家完全可以不用脸红，只要多喊几遍，谎言就成真理了。
　　话得说回来，得奖作品中确有好作品。我说的是比赛好歹不分，不是没有好作品。那么哪些作品是好的，哪些作品是歹的呢？我想只要你懂得了区别好歹的标准后，看一看哪些是符合艺术标准的，又能给人以美的精神上的享受的——这就是好作品；反之当然是差的或歹的喽！
　　篆刻比赛结束后一等奖获得者陈辉拜望了老师，我正巧碰上，他刻得很好，老师也称赞了他。
　　他自制的一本小巧的印谱，打了不多的印，显示了他的精思。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陆康与徐云叔
　　老师最得意的学生数陆康了，陆康为人随和，人居澳门。但那时学生们不把澳门另称，都习惯地一律称作香港，况且，来时都从香港过来。在艺术上多有建树，待老师特好，深得老师器重。
　　陆康跟老师学成后，收有二个学生——谢家林和杨忠明。一天陆康与谢家林走过某处，见一断手断脚的人也在刻图章。一是感到好奇，二是感到此人不容易。便走了进去。大家一聊，原来那断手断脚的人竟是迷上篆刻的自学者，正苦于无人指点。便一心一意要跟来人——陆康学习，要拜为师傅。连称陆康为爷爷。陆康为他的毅力而感动，也见他诚心诚意要学，于是收为学生，还常常上门施教。这断手断脚之人就是蔡天石。
　　由于陆康的关系，蔡天石亦去拜见过师祖巨来老师。蔡天石开业篆刻，老师还为他题写了润例。
　　老师平反后陆康从香港回来看望老师。凑巧那时蔡天石要求师祖能与他一起照相，老师说：“你要照相很好！这几天你老师也正好在上海，你与老师约定日子一起来，照在一起。”
　　没想到蔡天石这几天就是不来，待他老师陆康回了香港，他到师祖处要与师祖一起照相。老师对我说：“我勉强与他一起照了。蔡天石心地不纯，他老师在，我嘱他与老师一起来照相，他不来。他老师回香港去了，他马上就来了。他想中间甩掉他老师，想寄名于我的名下。”
　　我一听当然也不舒服，一个人在要老师时称呼老师为爷爷，学了些，自觉翅膀硬了便想甩掉老师，不象是个心地真实的人。便对老师说：“象这样的人，你今天与他一起照了相，有一天他也会把你甩开！”
　　老师说我怎么这样戆！说：“他学篆刻，甩开我还跟谁？当今世界谁篆刻的名气还能比我大？”
　　我一想这话倒也不错，他抛掉老师跟师祖，再抛掉师祖还能跟太师祖吗？再说他若抛掉了师祖便失去了师承，这在中国是行不通的。
　　不过后来蔡天石作为一个搞篆刻而能自力更生的残疾人，在邓朴方的关心下大为走红时，我看到书报杂志上对他的介绍中只说是自学成才，没见过他师从陆康，也有刊物说他受陈巨来指点。他谁也不靠了。那时老师已经去世几年了。老师的在天之灵恐怕是不会知道这些了。
　　老师另一个高足是徐云叔。老师《安持精舍印最》后面的印话也就是他代笔写的。他大约在我们那时接触的师兄弟中可算是最早的跟老师的大师兄了。因为老师谈到他就是这样开口的——你们大师兄为我代刀了十五年……。
　　徐云叔与老师的关系说好难，若说差也难。我只能谈一些我知道的罢了。
　　徐云叔曾经在黄陂北路（见前文所说）的古玩市场上购得一瓦砚，根据落款以及收藏人的姓氏是东汉王莽所用砚台。徐云叔仅以三十元的价格购入了此砚，但他不能断定真假。于是，拿到老师处请老师看看鉴定一下。老师见后说不但真，而且好。无论文字的风格与制作都与东汉风格相合，收藏的人也都有考。可说字字流传有源。徐云叔当然高兴，三十元人民币能购得如此堪称国宝的事物，自然喜不自胜。
　　过了些时日，老师越想越觉得此砚好，况且学生蔡乃康又善制拓片。于是，待徐云叔再次来时，便对他说想借以拓一拓片作欣赏。徐云叔当时同意，可是，迟迟不拿砚台给老师作拓片。老师忿忿不已，知道是徐云叔不肯，与我说起此事不止一次，每次少不了叹息。
　　可是，奇怪的是老师要到日本去访问了，徐云叔得知后到老师处来，还带来了自己的印谱，要求老师带往日本宣传宣传，老师满口答应。那天我正好碰上。见他们师徒俩谈得还挺亲热呢！
　　后来徐云叔去美国，老师对我说，徐云叔到美国去都是老师帮的忙，他是通过他美国的叔父走的，而这是个西贝叔父，不是生来就有的，是老师因为他要去美国而想的办法帮他介绍的。我也未问老师心中的气是如何消去的。
　　徐云叔去美国后，不但老师觉得可惜，还对我说某副市长也说可惜，说他篆刻好，字也写得很好，在国内应该是有很好的前途的，现在去了美国当然不会再有国内的前途了。他单位也觉得很可惜。好象徐云叔去美国前是友谊商店工作的。
老师的治印和代笔
　　老师治印可以说很早就有代笔了，他自己也从不讳言。说徐云叔代他刻印十五年，一分钱也没给他，也是给他多了。老师的意思徐云叔之所以今天成为篆刻高手，与外界知道他为老师代笔是分不开的。一个学生能为老师代笔是老师对他的认同与爱护。另外，老师认为凡是老师所篆，经过老师指点与修正的印，老师认同的，都应该算老师的作品，书画如此，篆刻也如此。这种观点是与传统一致的。
　　据我所知徐云叔代刻后由黄志毅代刻，之后便是蔡乃康，当君君（外孙孙君辉）能接上手时就都由君君代了。一次新春在博物馆展出的几方印有一方是我看着老师指点君君刻就的。为老师代笔其实也不难，老师常把一些应酬章，或普通人求刻的印章随便吩咐学生刻的，对一些有地位的人则是自己刻的，还有一些是介于二者之间的——由老师篆稿，学生代刻，再经过他看过，修正。这种印老师强调是他的作品，等于说是借了别人的手由他刻了个印，在传统中也作为本人的篆刻作品的。这一点从现代的观点来说也说得通——借了一只机器手。
　　老师生活中最后一段时期是由君君代刻的。君君刻的印与蔡乃康刻的印有一个最大的不同是：君君刻的是由老师篆的，刻后还由老师指点着修正。而蔡乃康刻的是由他独立完成的。也就是说君君刻的倒是真的，蔡乃康刻的倒是假的或一半是假的。
　　为什么呢？因为蔡乃康是学出世后，老师照顾他生活困难，拿钱代刻的。当然老师不会为蔡乃康篆印稿，更不用说边看边让蔡乃康修正了。君君是刚能刻就代刻的，又是外孙，特别关心，精心培养。老师对君君的培养是可能类于黄志毅，要培养得十分象自己的。是接班人的培养，情况不同，也就不同对待了。
　　据我所知蔡乃康只代友谊商店来的生意。
　　老师说：“蔡乃康这个人极坏！图章倒刻得好的。”
　　我问老师：“他坏在什么地方？”
　　老师说：“他一来就问图章有伐，图章有伐？脑子里一天到夜是钞票。我是看他没工作又有孩子，生活困难，挑挑他，让他赚两钿。他却盯牢子有伐，有伐！有自会给他的。”
　　显然老师友谊商店的活也不多。被蔡乃康盯着：“有伐，有伐？”有点反感了。
　　老师说：“我友谊商店挂牌一百元一个字，还有生意。钱君匋只有二十七元一个字，照样没有生意。并且我与友谊商店四六分成是我拿六，友谊商店拿四。，这是最高的分成了，没有一个人能这样分成的！”
　　我问老师：“那蔡乃康为你代刻拿多少钱一个字？”
　　“我给他五元钱一个字。”老师答。
　　“什么，你只给他五元钱一个字？”我有些嫌少。
　　“怎么！我给他五元钱还少吗？我不给他钱还多呢！我是看他生活困难才给他的。”老师继续说，“学生子不代老师就不出世，代老师是老师看中他，也是他的福气。徐云叔为我代了十五年，我一分钱也没有给他，他现在外面多有名。”
　　我被老师这么一说，也就不响了。心想：少也确实不少了，我单位中做木工一天八小时工作一个月也只有四十八元五角的工资。他一个图章就得二十元。若我刻起来最费时的元朱文，一个一般大小的印，最多也只四个小时就足够了。一个月有三个五个贴补贴补比我的工资还多呢！
　　在后来的一段时间中，我觉得蔡乃康会钻营些，可能老师是下意识地感觉到了，故说他人极坏。但老师讲话常常是二个极端，究竟如何坏老师心中一定有数——不过如此而已。
　　蔡乃康刻后的印蜕老师给我看过。他好象擅于满红印及汉印。
　　老师也叫我代过印，记得好象是老师乡下来的亲戚，可是我没有刻这方印，为什么呢？因为我是业余爱好，时间自己用还不够，常常刻到深夜二点钟才睡觉此其一；其二呢，我那时正对钮式发生兴趣，正在探索钮头。草草了事，怕老师会不高兴；其三，心中还有些别扭，不相信不代就不出世——老师在狱中收我这个学生时说：“齐白石说的‘学我者生，似我者死’。”代笔不是要我越似越好吗？
　　所以那方印我没有刻，第二次去时老师的乡下亲戚已经走了，老师大约也忘了没提刻印事，此事也就不了了之了。
　　从对老师代刻的方便看起来，陆康肯定也代过不少。一是他是老师最钟爱的学生，二是老师可多听书多看戏了。
　　从我出狱跟老师学印后一直未见老师刻过印，初时只见老师写过一篇隶书的书法作品，老师说是市里某某人要他写的（姓名记不起了）。平时老师篆印稿倒是常常看见的。
　　有一次听老师说起四方印，也不知是什么四方印。老师说某人是看他刻起来的，而某些人硬说他现在已刻不动了，是别人代的。老师说时好象心中有气，象真的一样。再说他一般什么都不骗我。可我想这是用不到申辩的，可以“就在这里跳舞吧！”嘛。我当时当然唯唯诺诺啦。可是联想起从未见老师刻过印，总想看一看，证实一下老师现在到底能不能再刻。
　　我特地磨快了刻刀，拿了一方青田石问老师：“这边款切刀应如何用刀，如刻？”
　　老师用手做了个拿刀的样子，随后把手一摇一摇地说：“喏！就这样刻。”老师万没有想到我身边立刻拿出了一把刻刀与一块青田石，递到老师的面前说：“老师！你刻几个字，不管什么字，示范给我看一下。”
　　老师看似有些为难了，但还是接过了石头和刀，用刀在石头上一按，手一摇，立即说：“唷！钝刀，钝刀！不能刻，不能刻！”
　　“怎么会是钝刀呢！这是我特地磨起来的刀，一个字也未刻过！”我争辩着说。
　　老师一看蔡乃康在旁边就说：“蔡乃康，你刻给他看。”说着把刀和印石递给了我。
　　我看了心里明白，但面上不能说不要看了。我把刀与石头递给蔡乃康，蔡乃康刻了“许培鑫刻”四个字，我还装得挺认真。他一面刻我一面看着：“嗯，嗯……原来是这样刻。”
　　蔡乃康的边款刻得也很好，但与我所见黄志毅刻的显然不是一路，或说不是一钟风格。黄志毅学老师极象，蔡乃康象我一样反正一刀一刀地切，至于象谁，想也没想过，若有人一定要问个象谁，那只能说象自己！
　　我也请老师刻过二个印，一方是自己的名印，另一方是一个姓鄂朋友的姐姐要到美国去，请老师刻一方给她留个纪念。
　　我明知老师已不能刻了，那么为什么不自己刻呢？这因为一、这样刻出来的印总算是老师的作品，自己刻就少不了自冒的说法。二、作为与老师一起服刑，平反后又一直跟着老师的我，没有一方老师为我刻的印也说不过去。三、送人我辈是买不起名贵印石的，偶尔得到好印石又不舍得送人。只是普通的印石，若又不是名家所刻，则显得礼太轻了。
　　君君代刻，老师与君君都不避我，一次君君所代作品给老师指正时，我问：“老师，我的二方印也是君君刻的吧？”
　　老师也很坦率说：“不过是我篆的，他刻好后经我看过，再嘱他修过，这要算是我的。”
　　尽管我早就有数我这二方印是君君刻的，但我没有一点不乐意的，这是老师亲手给我，又是老师花了精力的作品，还有什么不满意的呢？
　　其实，老师从狱中出来是否刻过印，我不敢断定，我从我去老师处的七九年开始，可以说老师是不刻了。从那时起一直到老师作古，凡求老师图章的人，拿到的都是君君刻的。老师不会花钱嘱蔡乃康刻。友谊商店来的生意才是蔡乃康刻的。
老师对我的培养
　　老师对我的培养可以说一是毫无保留，二是很有些心思的。
　　在狱中分分秒秒在一起，老师只我一个学生，也可说只有我一个亲人在身边。不管你问到哪里，他都讲给你听，不但无保留而且凡是老师自己想得到的都主动谈给我听。一直到谈天说地再到干脆说书。我与老师同狱，时日虽短短一个月还差几天，但这是什么日子，抽象的篆刻法可说没有不谈到的。
　　具体的说——我刻了一方肥皂印；学写了老师所写的篆文姓氏；画了几方印算是创作；也照着报纸上的印印了些，算是临摹。不过，真的用刀刻印石则一方也没有。
　　出狱后，到老师家可说是重新学了，那也就是有条件了，具体了。老师首先嘱我买的是孔云白编的《篆刻入门》，嘱我临摹里面的汉印。后来又临了些秦印。当古籍书店出了《说文解字》又嘱我买了，老师说：“《说文解字》上的字没有错的，错的也要作对的论。”
　　初学临摹汉印有些烦了，问老师：“刻图章就这样一分四地刻吗？就这样呆吗？”
　　老师说：“刻图章就是要越呆越好！”
　　我简直不能相信，象老师说越呆越好那我就呆吧！照着老师说的呆且呆下去。
　　没多久，老师见了我的图章说：“你刻的图章怎么这样呆？刻图章要活，要有借让。”
　　我真的呆了。这图章就是要呆明明是老师的教诲，而且还说越呆越好，现在怎么又嫌我呆了呢？可我从未见到有学生与老师争辩的，哪怕是玉嫦姐与她的丈夫从来只是服从的。所以我也不争，心中想对了现在你说对了。刻图章怎么能越呆越好呢？要我刻得呆，只是基本功，要我的刀听话，要练到要怎样就怎样。现在基本功差不多了，便要我刻得活了。
　　以后一段时间老师嘱我刻满白，刻了一段时间我产生了怀疑，便问老师：“你的图章就这样死吗？都刻成满白便算了。”
　　老师一听说：“什么！我的图章死？我的图章最活。我不但元朱文第一；我的白文也是第一。我白文中有圆有方，有圆中有方、方中有圆，变化无穷。我给你的印谱你怎么不好好去看？”
　　说实话老师给的印谱我怎么不看呢？可是不经老师指点，象瞎子一样。只觉得老师的印谱中图章比我刻得好看，而自己刻出来的东西就是与老师两样。可为什么两样却一点不知道，只可以说叫做熟视无睹。老师一点，再去看，看出东西来了。才知道了什么是外圆内方，什么是外方内圆。以后我临了些老师的印，同时也临了老师的元朱文。老师说：“元朱文要圆，要疏密得体。”老师说的疏密得体，就是疏密要有呼应。
　　我被老师骂过狗屁。那是老师通过张素心介绍我到胡亚光处学画，我说：“初次拜老师见面，我为胡亚光老师刻方印好伐？”
　　老师很赞同说：“好！”
　　我回家刻了一方我最拿手的元朱文“亚光长寿”，到老师处，递给老师看，老师拿在手上一看就说：“狗屁，狗屁！你怎么刻图章刻到现在还不知道元朱文要搭边？”
　　我别扭极了，说不好，不说也不好。不说吧！那是根据老师印谱中一枚《江南吴氏世家》刻的。说吧，没人在老师面上争辩过。
　　玉嫦姐正好也在也听到，她为我开导说：“你还好，算给爹爹骂得少的，骂得最多的要算蔡乃康了。”
　　老师说：“学生不骂不成器！”为自己骂人找出了理由，不过象我这样的人，听到这种骂声根本就没把它当作骂人。只觉得是严肃的批评。骂人——自己被别人批斗时，才被骂得狗血喷头呢！
　　我当时还是没有说这是仿老师的《江南吴氏世家》所刻，反正刻印是我业余的爱好，重刻一方算了，不刻“亚光长寿”也要刻这刻那的。于是又重新仿汉印刻了一方白文“亚光长寿”。经老师认可后，去胡亚光老师处赠给了胡老师。
　　我经过老师看来似乎有些矛盾，其实并不矛盾的教诲，终于掌握了篆刻的真谛。
　　一天，老师见了我的图章对我说：“许培鑫，图章刻到这样，也就算是可以了。但是你要知道，记住我的话：图章刻得再好，没人捧是没用场的。没有吴湖帆、张大千就不会有我陈巨来。再说我号称刻印三万方，其实哪里有这许多，我真正刻的印不过三千方，而真正刻得好的也不过三百方。”
　　我毛估估刻三万方，一天刻二方要刻四十年，成名后还会这样不断地刻吗？况且与老师教我们一星期刻二方已足够的教诲也不符。
　　老师对我讲的话实在知心，我的热泪在心中翻滚。
　　老师与我说了这样的话，我觉得老师是要我今后的道路自己去闯了。其实我从小一直喜欢的是绘画，我之所以会学篆刻是因为在狱中巧遇了老师。平反后我想学国画。可是哪里能去找一个象老师一样贴心的师傅呢？于是我决定先学篆刻，以后再学绘画。
　　现在听了老师的一席肺腑之话，在激动之余也向老师倾吐了想学画的愿望。没想到老师很乐意为我介绍一个老师，他要求我下次把自己绘的东西带些来给他看看。
　　那当然使我高兴，我在家中自己临摹的画稿中挑了些画出来，不过那时画的不是山水，是花鸟为主的杂画。
　　我几乎不出二天，带着画到老师处。老师一见我的画，一面看一面说：“对，对……”看完后说，“都对，都对！你现在图章不要刻了，你绘画，我希望你成为一个大画家。”
　　希望我成为大画家却叫我图章不要刻了，到底是捧我还是辱我；见了我的画不说好、只说对，我的画少不了都是临摹扬州八怪之类的名家，构图上错不了，不是自己的创作，只是依样画葫芦。
　　“我给你写个地址，你去。”老师说着，一面写好了地址，“就在这里过去点，王家沙就是。他弄堂口有一挂牌的妇科医生的便是，你找到他就是了。我已与他说好了你去跟他学。”
老师当时姓名地址都写了，也告诉了我。（现在都忘了）
　　我一听显然不满意。与我心中想的太远了一些：我想的是老师经常说起的，他所要好的画家——程十发，刘旦宅等。给我介绍的老师怎么不是他们而是一个从未听说过的人。又想，倘张大千在国内的话老师大约也会介绍我给大千作弟子吧！
　　我根据老师给我的地址找到了他，一见是个与我年龄不相上下的中年人，他很热情地接待了我，并且当场示范画给我看说：“喏！就这样画竹叶，嗒一撇，嗒一撇……”
　　我听他也说不出什么来，看他手下的画，心想我与你大家上小学时也许你的毛笔字还不如我……。
　　他对我说起了他的老师：“刘海粟是我的老师，我是跟刘海粟学的。”
　　我听他一提刘海粟更觉不对了，刘海粟与老师是一个辈份的艺术家，现在我与你年龄也差不多，你是刘海粟的学生，我是陈巨来的学生，怎么叫我跟你学画？你为什么不跟我学篆刻呢？
　　回到老师那里，我就对老师讲：“老师！那人年龄太轻，我不想跟他学。我希望找一个年龄象你差不多的人做老师。”很高兴我的要求老师又同意了。
　　老师说：“那好，让我想想，以后再说。”
　　当我去了不几次以后，老师对我说：“我帮你介绍一个好老师，叫胡亚光，年龄与我差不多，是张承宗的亲家。”
　　我一听说年龄与老师差不多，又是好老师，当然是画好喽！一定是个老画家了。虽然不是程十发、刘旦宅，也总是个老画家了。
　　我曾问过老师国画国内现在谁画得最好？老师说是刘旦宅；问现在活着的人谁字写得最好？老师说大字胡问遂最好，小字任政最好。只是任政的字写得太多太滥了。老师又说画家中最相好的人是程十发。所以，这次我非常高兴。老师说：“等我与张素心约好后嘱她陪你去，给你地址你找不到的。”
　　我想老师你卖什么关子，你给我地址会找不到吗？不过由张素心陪我去这还有什么不好呢！
　　张素心我在老师家见过多次面，老师也说是学生，可没见她刻过图章，也不与老师谈图章事，与老师、玉嫦姐所聊都是生活琐事。当时玉嫦姐曾说：“张素心现在大约在谈朋友了，所以不常来。”
　　学生中张素心还算是熟悉的，那是怎样约好的我也忘记了。总之，我们是老西门车站碰的头，她好象也住在老西门附近。那天她还带了一个男的，那是她要介绍给胡亚光老师学画的。记得我们三人是一起乘二十三路电车去的。
　　跟着张素心走到了海防路某号，真没想到上了某号的楼，竟然象十八街胡同一样，张素心带着我们转弯抹角地走了好一段，才到了胡老师的家。
　　在胡老师家张素心象是一个养娇了的女儿一样，当我与她带来的朋友把所带的画给胡老师看过后，她一定要问二个人谁的画绘得好，胡老师说一样，差不多。她不依，一定要胡老师分个高低。胡老师被她缠得过不去，才说她带来的那位好些，于是张素心满意地笑了。
　　其实，我与他难比。因为我出示的是毛笔画的国画，他出示的是铅笔画的西洋画——素描。从我多年与魏景山的接触来说，也可以说不是个西洋画的外行，看来他也是一个需要拜师学习的人。
　　胡老师有二间房，一进门大概算客厅或算画室，左面挂着张大千的山水画，右前方挂着一张郑板桥润例的拓片，中间是一张大桌——可能是画桌。胡老师还和我们一起欣赏了郑板桥的书法。
　　张素心象在自己家一样熟，要老师把给她画的肖像拿给我们看看。胡老师尚有些犹豫，张素心已领我们到里间去看她的肖像了。
　　原来胡老师给她画了肖像画，这是一幅中西合壁的肖像画——是用国画用品，西画方法绘就的。上面题满了大家的赞语。记得二点：其一、当时评论下来是老师陈巨来的行书最好。其二、胡老师的题字是——彼美女兮！西方之人也。此外题字的有刘旦宅或程十发等人，记不清了。
　　最后，张素心要老师把发表她作品的日本某杂志拿出来，让她献献丑。张素心说这是胡老师帮他介绍到日本去发表的作品。张素心在胡老师家与巨来老师家完全是两个人一样。
　　遗憾的是我到胡老师家拜老师就此一次，为什么呢？首先是正如老师说的——给你地址你也寻不着，所以要由张素心陪着去。现在去是去过了，可我根本没有太好的记忆天分，自知自己去是肯定找不到的。其次再要请张素心陪我去的话，怕有意外想法——彼美女兮！西方之人也。尽管我才结婚，家有漂亮的妻子，但这不能说，也必须注意的。
　　张素心也正如玉嫦姐所说的那样来得少了。我正寻思不出一个好办法，等机会的时候，老师突然去世了。
　　巨来老师去世了我还去送行。每年周年连续去了四年。第四年，玉嫦姐不做周年了我才不去了。而胡老师什么时候去世，我到今天也不知道。他的去世一直到我到石伽老师处求画才知道。
　　我把我从师胡亚光的经过说给石伽老师听后，石伽老师说：“胡亚光好象已经故世了，你说的情况大约是他晚年的事了。张素心我一点也不知道。”
　　为此石伽老师大慈大悲收我为徒，圆我学画之梦，至今已六年矣。
杨晓珍要想请刘旦宅绘肖像
　　我与魏景山是青年时的邻居，又是一起学小提琴的同年朋友。他结婚后妻子待我也很好。我们之间象兄弟姐妹一样。
　　那时我想学国画，他妻子勇士（也说原作永士）对我说她父亲现在国画绘得不错，介绍我到她父亲那里去玩，去向她父亲学习。勇士还对我说，她父亲很好说话，嘱我不要陌生。当然我也愿意去，可她父亲不肯收我做学生。他是退休后自己喜爱而自学的，竟然无师自通，画得很好。玉佛寺有他的作品与唐云等挂在一起。他请我刻了好几方印，有一方是：六十岁学吹打，咪哩吗啦。
　　我经常去看他绘画，他也喜欢与我这样的年轻人交谈，我管他叫伯伯。黄浦区文化馆也是伯伯介绍我去的，在那里认识了王家骅、董芷林、周逸范等人。
　　勇士有个兄弟叫永利，妻子杨晓珍，生得一张雪白的圆脸，中高的身材配以健美而发达的胸部，一见就会使人联想到貂禅。她的脸庞象满月一样美丽动人。
　　杨晓珍想请刘旦宅绘肖像，与公公说了要公公想办法。钱伯伯知我老师与刘旦宅熟悉，就要我带杨晓珍上我老师处去，请我老师作个介绍人为杨晓珍画一张。
　　我陪着杨晓珍到老师家说知此事，老师说：“不要请刘旦宅画了，就请胡亚光画好了。这样能省钱，而且不用你去做样子，只要一张照片即可。”
　　闲谈中老师得知杨晓珍是专业学校学京剧毕业的，老师就请杨晓珍清唱了一段。杨晓珍毫不谦逊，拉开嗓子就唱了一段。老师大大地夸奖了一番，说她&&&的韵味十足。我这个外行也算拣了个便宜，听了段听不懂的但很好听的戏。
　　杨晓珍回家后说知情况。杨晓珍有些难——因为她是要刘旦宅绘的，花钱本来也愿意，在意料之中。是我老师太为杨晓珍着想，要不花钱为她请胡老师画。其实这本来不难解决，只要我再与老师说明一下就行了。但是杨晓珍是景山阿舅的妻子，象妹子一样的人，而景山又是国内有名的油画家，这西洋画与国画的门户之见到现在还没消除，更何况那时。魏景山知道了说：“他们画国画的画不来肖像，我替你画一张只有好。”这事大约相持了数天。
　　据我想：杨晓珍原想请刘旦宅画一张中国传统的仕女图，月下花中，凭着自己的美丽一定会楚楚动人。而景山可能想有我这样的画家在家中，还要什么国画家去画呢！
　　凭心而论，老师说刘旦宅国画画得最好，特别是人物。我也觉得好，好就好在他笔下的人物个个仙风道骨，飘逸动人。魏景山西洋画的根底，国内首屈一指，特别是人物，有精神，有灵气。不但抓住你的性格特征，而且还考虑到与你职业的协调——他给我绘的肖像，我的一位朋友说：“一看就知道你的性格，强头倔脑，什么都不服气……”我提出这抱着琴的手是否大了点？景山回答我说：“帕格尼尼的手比常人大，要不如何拉伸指八度。”哦！原来我一点也没有想到的事情景山都想到了。我又想你画得是好，可这不是一个帕格尼尼而是一个爬格尼尼呦！
　　杨晓珍的肖像终于由景山画了，当然如果画后不满意还可以再设法请刘旦宅画喽，可杨晓珍没有委我去老师处再提请刘旦宅画肖像。
　　景山画的肖像果然精神，但太肖像化了。布局是半身照相，没有风，没有月；没有山石，没有花草。美女是纯粹的美女，少了点诗意。
　　杨晓珍委托老师介绍请刘旦宅画肖像一事，刘旦宅若不见我的文章是不会知道此事的。
　　杨晓珍尽管老师嘱她常常去玩，以后再也没去过。
吴跃光儿媳来看老师
　　在老师的生平中有一个暗暗的，不象张大千一样明朗却与张大千一样有力地支撑着他的人，那人就是吴跃光了。
　　老师在狱中曾告诉我，他被领导送安徽白茅岭劳教时，家中的生计全靠吴跃光从香港汇钱来支持的。
　　出狱后，老师比较详细地谈起过，说老师仅为吴跃光刻了一方印，而且也未见面，印是吴跃光托朋友转来的。
　　以后，吴跃光时时把老师放在心上，象这样见情的好人真是少有。老师一发生什么事，他的钱便到了。原来文革中老师受冤入狱，他的钱又到了。不但到，而且不是救急不救穷，是救急又救穷。你不嘱他不要汇了他每月汇钱不拖时日。
　　自师母进文史馆有一份工资领了后，老师便致谢吴跃光，说知此事，提出现钱已够用，请不用汇来了后，吴跃光才不再汇钱。
　　可是吴跃光对老师这朋友是交定了，他时时没有忘记老师。一天我去老师家，老师又高兴地谈起了吴跃光，说：“前几天，吴跃光的儿媳到国内来白相，吴跃光嘱他二个儿媳一定看望我。”
　　他二个儿媳到老师家。老师说：“她们性格都很开朗，说话声也响亮。”吴跃光的儿媳说老师是戆徒：“为什么他给你钱你写信去回断他，不要了？你要尽量问他要，尽量去花，他（吴跃光）现在钱多得花不光。每逢农历年三十，他五个儿子都会齐香港，吃了年夜饭后，每人必须拿二万港元去施舍穷人，不施舍完不能回家睡觉。”
　　老师说：“吴跃光是孤儿出身，解放前在国内很苦，后来去香港，如今发了财他不肯忘记穷人的苦，所以如此。”
　　当我初见到师母时，老师就叫我不要理会她。说来奇怪，她却与我很亲热。也许是自幼家教所决定的。她常常笑着与我说话，可我从未听清楚她对我说些什么。
　　一次她与我说话，我当然不敢怠慢，认真地要听清楚她要对我说些什么。老师见了插上来说：“你不要去理会她，她已搞不清什么事了，是脑动脉硬化，看不好！”
　　“哦！”我这才知道老师要我不要理会她的原因。以后她笑着与我说话，我总是点点头，鼻子里嗯，嗯……地了事。
　　自从张承宗请老师写信给张大千以后，可能是作为一种回报，师母进了上海市文史馆。她作为是况蕙风的女儿与陈巨来的妻子是完全有资格进入该馆的。
　　师母比老师先去世了一年左右，由于师母多年脑动脉硬化（其实可能是一种老年痴呆症，只是老师说是脑动脉硬化），所以老师一家人并不是很悲恸。大殓时也没通知老师的学生，只是认真地清理她的遗物。
　　老师给我看二张她过去绘的画，画是绘在毛边纸上的。老师说，这是过去师母绘给孩子看的示范作品，绘得对！只是不成一张画，要拿到刘旦宅处，请刘旦宅补成一画，挂起来看看，以示纪念，寄托自己的哀思。
　　后来刘旦宅为她补好后，老师给我一看果然一幅一尺的小品。老师说没有画框。我当即自告奋勇：“这区区小事包在我身上，我来为你做。”
　　老师当然高兴，不几天我把画框拿到老师家中，老师一看，很满意，但又担心框太细了：“这边框是不是太细了，吃得消吗？”
　　“这框子只能这样细，粗了太难看，你是一尺的画，框小边怎么能粗呢？”我解释着。
　　老师说：“好，好！谢谢你了！”
　　可是，过几天我去老师家见画是挂起来了，框却不是我做的。我问老师：“怎么不用我做的框？”
　　老师说：“他们说你做的框边太细，要吃不消。这是乡下做上来的。我看是太粗了，有些木头木脑，也没有办法。”
　　我苦笑着说：“老师，你知道我是做木匠的吧！我是正宗的木匠，做这么一个画框会做不来？我做的框会吃不消吗，不能挂吗？”
　　老师说：“我叫他们换掉，这框边太粗，实在太难看！”
　　我再次到老师家的时候，画框换了我做的了。老师说：“你做的框太好了，这样就好看了。”这画与张大千的照相一朝南，一朝东，都一直挂在老师的床边墙上，直到老师去世。
“女大不中留”
　　老师的学生中有一个女学生是必须谈一谈的。我初去老师家时老师就介绍给我听了。说是女排运动员，现在离开女排，跟他学篆刻。
　　此女学生就是张颂华。她与其他女学生有些两样。如岳美堤、张素心等叫名是老师的学生，其实不然。岳美堤是俞振飞的学生；张素心是胡亚光的学生；她们因为老师之间都是好朋友，所以也作学生论。
　　张颂华是正式学篆刻的学生，而且曾经是老师非常得意的学生。她是退役的运动员，老师说她浑身有伤，一个人有四张劳保卡，不管去哪家劳保医院都不用花钱可直接看病，而且都是大医院。
　　我见她有一段时间可能是天天在老师家，吃饭是否在一起我未见，但每次去她都在。
　　由于她是女排的退役队员，所进的单位大约也对她特别照顾，几乎用不到上班。
　　上午呆在老师家，这个那个都参与。玉嫦姐忙不过来时她也搭搭手，除了跟老师学篆刻以外，每天下午老师听书总是她陪伴的。她又长又大搀扶着老师，不要说搀扶，就是当个保镖也不会逊色，老师当然满意。正象领导人当年年龄大了，搀扶他们的常常是女性一样。
　　对于她的篆刻也一味称赞，老师曾赞她是当代找不到的女篆刻家，在清朝的女篆刻家中找出一个来相比。老师对她的指导我虽未见，但想来一定特别耐心，别人刻得不对时老师习惯称“狗屁！”她可不会受“狗屁！”的唾弃。她刻得稍一好，老师便逢人常常拿出她的印蜕来褒扬。其实传统的讲作为女子能学篆刻是不差的，她也刻得不差，但要说怎样好，我看也只是老师的宣传罢了。不过是因为能陪他听书。
　　老师一时有这样一个学生非常得意，去日本访问前还多次说要把她向日本人介绍。篆刻比赛又嘱高式熊投她的票以使得奖（见前文）。
　　可是后来不对了，老师的外孙君君参加工作了，不论君君有什么事她都要轧一脚，君君要到什么地方去，她都要陪着一起去。
　　君君随着年龄的增大开始反感了，与母亲（玉嫦姐）说：“她这样陪着算是姐姐呢还是算什么人？路上碰到了同学怎么说法子？”——这话是玉嫦姐对我说的，老师也对我说过。
　　玉嫦姐还说过不配的话：“人比君君又长又大，年龄又比君君大，君君也不会要她……”
　　张颂华一定也知道了玉嫦姐或君君的意思，或者受到了回绝。
　　有一天我去老师处，老师对我说：“张颂华对张素心说：你应该嫁给香港人，她要嫁给西欧人，因为她人长得长大。弄得人家张素心难为情得面孔通红……”
　　由于君君的事看来无望，张颂华渐渐到老师家的次数少了。老师一时可能没想到什么，问她她只是忙、有事之类地应付过去了。
　　一天，我去老师那儿，老师大为光火，说张颂华某人说她是“跳槽”，问我“跳槽”懂不懂？我真的不懂了，本来嘛！“跳槽”没什么难懂，给老师这样一问我倒真的不懂起来了。老师的解释好象与唱戏中不光彩的女子的行为搭界。后来才说到：原来张颂华为找对象，借学篆刻去跟陈茗屋不知怎么了。老师气愤的是你张颂华是我陈巨来教出来的，我把你教成又把你介绍到日本，又叫高式熊投你的票使你在篆刻比赛中得到优秀奖，你张颂华不感激老师也罢了，你怎么去跟陈茗屋学呢？在老师看来陈茗屋算什么呢？我陈巨来世界第一，你张颂华跟我学了怎么还去跟陈茗屋学呢，这简直是“倒配葫芦”了（打扑克牌十三只用语）。
　　后来老师终于知道了张颂华不是为学篆刻而到陈茗屋那里去的，是因儿女之情到陈茗屋那里去的。在老师看来：你到陈茗屋那里为儿女情去是无可非议的，但你借学篆刻而去，贬低我陈巨来，有负我陈巨来一片教诲，有侮我陈巨来的名声。
　　老师为此事闷闷不乐！年龄大了一受刺激，终日少言寡语，身体也明显走了下坡路，以至一次偶然的感冒造成了肺炎，在去医院的救护车上离开了人世。
　　玉嫦姐多次与我说：“爹爹一半是死在她身上的。”
　　老师的兄弟陈左高就在隔房，老师死时我去坐过一会。他说，老师一年中妻子去世，后又大千去世，特别是大千去世后老师常闷闷不乐，心情不好，也就造成身体的不好，以至今日……。
　　我想人总有一死，况且人在社会中生活总有喜怒哀乐，死因常常是多方面的，我只是记叙看到的、听到的。究竟如何？各人心中自主。
老师与文艺界
　　老师晚年若说有业余爱好的话，那么，也就是听书了。几乎不管哪里来的评弹名角都会亲自把票子送到老师家，而且是二份。演员们不是求方印，便是求捧场。（文革后评弹几近消亡，生意清淡）
　　老师对我暗暗讲：“他们送我一张票子只几角钱（指每日的书票，票是一月一送的），我每天轿车钱倒必须六元：三元去，三元来。又不能不去，不去脸上过意不去。”
　　其实老师也喜欢听书，说脸上过意不去只是借口，因为从当时的情况来看，老师家的经济还算允许。一个上了年龄的人每天听一档书，车子外面兜一圈，对身体也有好处，况且开场前在后台与演员们有说有笑，我见他非常快乐。
　　后来每天轿车一出一进总觉开支大了些，所以玉嫦姐设法为老师找了一辆三轮车。老师乘三轮车觉得比轿车更舒适。人在风头里，东看看西望望，车又不快不慢非常合适。每天听书时间一到，车已在家门口等老师了。书场散场时车又等候在门口来接老师回家了。车费节约了一半，一去一回只三元了。
　　玉嫦姐对我说：“这样不但省钱，而且不用每天打电话约轿车了（当时轿车很难叫到，不象现在，老师是特别的，他有一张叫车的卡，无卡是叫不到车的）。三轮车是一月一包的，一个月一次讲好就行了。”
　　老师听书天天还得有人陪伴。除了家里人外，陪伴次数最多的就是张颂华了。
　　我也陪老师去过一次，那是凑巧，我下午到老师家坐了一会要走了。老师说：“今天正好没人陪我去听书，许培鑫你陪我去吧！”我当然也就答应了。
　　记得那次听书在马当路的《大华书场》。三轮车停在边门口——演员进出的门口。看门的人是熟悉老师的，不会阻拦。那次有一档是黄异庵说的《红楼梦》，老师说黄异庵学问很好。一个女演员很漂亮，也许是胖了些，换妆时穿罩裤困难了一点，那时是没有减肥一说的。
　　老师到后台时大约离开场还有半小时左右，大家都很熟悉，有说有笑，女演员少不了还会发几声嗲。那天一女演员还送了老师一盒糕点。当老师从后台走到场里自己的座位上时，演员也就出来了。女演员一上台频频地对老听客送上一个个微笑；男演员也频频点头致意。对老师点头微笑是少不了的，而最有趣的是演员往往会象专门说给老师听的一样，有时又象与老师对话，只不过是老师没开口罢了。听完书我扶着老师照例从后台边门出去，三轮车已在招呼我们了。
　　在老师家中我碰上过多次的一位老艺人，他姓程，好象叫咬程。老师说他解放前在无线电（收音机）中说《列国志》，是赫赫有名的杨六郎，杨六郎的空谈，老师很佩服他的发嘘，说是怎么会给他想得出的。那时他也求了一枚印章。
　　后来杨六郎生癌住院，老师对我说：“杨六郎没有妻室，单身一人，现在医院没人照应，很可怜！你为我去看他一次，说是代表我去看他的。”
　　我便遵嘱，买了二听麦乳精之类的饮料去看他，见他人很瘦，旁边有一女人陪着。床边橱上空空如也的没有一样食品，不象其他人放满了食品。他一见我是老师嘱我来看他的，立刻坐了起来，简直象抢一样地从我手中接去二只罐头，二眼盯着我好象在问还有什么吗，还有什么吗？你不要揩油！我想这已经很好了，至少是我一个月工资的四分之一了，随后我又十分可怜他，想杨六郎啊！你出风头时想到过今天吗？你会缺二罐头饮料吗？你不要人穷志短啊！
　　当我说老师很关心他的健康时，他很感激。
　　一个多才多艺的演员，也许是不会营生，也许是什么别的原因，最后是穷极潦倒一副窘相。我亦不愿多坐，离开了他。
　　不多久，老师告诉我他死了。
　　老师这里，文艺界内幕的各种消息都会有，正是出门唯听书，来者送消息。老师的消息是不用外出打听的，都会有人送上门来，且很及时。什么越剧团上香港访问有什么事啦，回来后什么演员写检查啦。不过老师似乎有些看不起越剧。他自称与昆曲、京剧有缘，而最要好的朋友就是俞振飞。不过我从没见老师去过，也没见俞振飞来过。也许岳美堤是俞振飞与老师之间的交通员吧。老师还说岳美堤是正宗的岳飞的后裔。老师是当着岳美堤面对我说的，可当时岳美堤自己却未作声。
　　尽管老师说俞振飞是他最要好的朋友，但有一件事却再要好也不管用。那是什么事呢？是房子。
　　老师自平反后落实政策，再也不是狱中登记时给他定的小学文化程度了，而是一个被称作特殊的知识分子了。
　　由于住房较小，国家要给他安排房子，几次都不满意。现在给他与老朋友分在一起——俞振飞的旁边，让他们好朋友做邻居。当时玉嫦姐很愿意，她对我说：“这里不满意，那里不满意。现在给他与老朋友分在一起还不满意，不肯搬。”老师为什么不肯搬呢？他自己不是讲与俞振飞是最要好的朋友吗？那么与最要好的朋友做邻居又有什么不好呢？
　　老师说，他住的房子第一任住户是汪精卫。而就是他现在住的这一间，从来没有死过一个人。所以他对别处的房子不可能满意的，他是说什么也不愿意搬的，玉嫦姐可能没有想到这一点。
　　老师是相信迷信吗？不是的。是怀念汪精卫吗？也不是的。老师从来不拜佛，也从不做礼拜，老师的思想是什么呢？我隐约地觉得老师有一种佛教旁边的一种中国人传统的迷信思想——中国人有一种星宿的说法。一个有迷信思想而不相信迷信的人——这在常人看来奇怪的说法算是我的创造吧！大凡是有名的大人物都是大星宿下凡，若你能依托到大星宿的衣钵下，那么任何妖魔鬼怪都奈何不得你，你必然会遇难又呈祥。
　　老师的居室，第一任住的是汪精卫，那么不管汪精卫的为人如何，对他的评论如何，他总是个大人物，是个大星宿下凡。且在这幢房子的这一居室中又从未死过人，当然就不会受妖魔鬼怪的侵犯了，老师怎么肯搬家呢？
　　不过老师终究也还是死了，因为大星宿们也要死的，只是老师也未死在这间不死人的房间中——去世在救护车上。
　　后来大概老师觉得汪精卫星宿不够大，又刻了个中国的印，打了印蜕后暗暗藏在身上，乞求保佑长寿健康。
　　那就是老师去世后有人传说在老师的衣口袋中发现中国印蜕的事吧！不过这事只是传说，我未亲见，玉嫦姐也未为大家说起过。
老师口中的张大千和吴湖帆
　　与老师闲聊，我保证半小时之内必然会聊到张大千。张大千给老师的印象实在太深了，而老师对张大千也实在是忠诚，犹如小弟对大哥。囹圄中老师的精神支柱不是沈钧如了（沈钧如已于六三年去世），而是张大千，他认为张大千就是他的保护神，只要张大千还活在世上，就有他陈巨来站起来的一天。
　　老师的房间中挂着的唯一的一张照相，不是父母，不是妻儿，恰恰是张大千与四姨太的合影。这照片可能是十二吋，就挂在他的床头，也许老师每天睡下或起床时都要看看这位在解放前时刻都会守护他的大哥。
　　老师所谈的张大千，在我眼前出现的是一位活生生的画家，他有优点，有缺点，为人慷慨，乐于助人……。
　　在与老师“同窗”之时就听老师说起张大千了，说张大千明明是画家，偏说自己烧菜第一、绘画第二。还说自己发明了一只清蒸鲥鱼。老师介绍说：“他的清蒸鲥鱼需要二只大青蟹，把二只青蟹的盖辦开来盖在鲥鱼身上一起清蒸。”老师说：“他有钱，不在乎二只青蟹，一般人家哪有这样吃法，没人想到，他却说是他发明的。”
　　“他与朋友们三天五天便要聚餐一次，请一个上海市有名的厨师，烧几只有名的菜……”
　　我听老师这么讲时心想：张大千是个谗唠胚。不过现在的名称好听了——这叫做美食家，也称家了。
　　张大千好女人，因为女学生生得好看，就会不知不觉地去亲上一口（见前文）。晚年到台湾定居后，绘得少了，外面的人求画更不容易了，便想出个办法，找个年轻漂亮的女人去陪他，向他发嗲讨画，通过这样的手法搞到大千的画。这一定是老师听来的，他几乎每月有香港过来的人来拜望他。
　　老师还说大千在台湾生活得很好，他与蒋经国、张学良、张群四人每月要会餐数次……。
　　老师说张大千好游山玩水，他在世界上很多国家都有别墅，巴西还有他的庄园。他游山玩水喜欢一个人瞎跑，跑得不认识回家了，便从身边摸出一个小本子，周围随便找人，给人看。原来这本子是他早就请人用各种文字——英文、德文、法文、西班牙文、日文……等等写就的，内容是：我是中国人，画家张大千，现在走得不认识家了，请你帮助我回家。我的家住在……地方。谢谢！
　　人家见了这样一个老人也很愿意帮助，用车送他回家后，还要留一句“还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请讲！”之类的话。在老师的口中，这国外都是天国，上帝的家园。没有欺诈，没有绑票……。
　　张大千还乐于助人，那是解放前。不管有谁，求张大千帮助，他是有求必应的。身边有马上摸给你，身边不便到家里去拿，家中没有他会绘你一张画，反正他的画能变钱。老师说自己受过他多次帮助。老师讲这些时使我想起了《四杰传》中唐伯虎绘画能当钱，李太白千金散尽还复来。　
　　老师不但赞美张大千在金钱上气量大，还十分赞美他画品上气量大。老师说：“人常言同行是冤家！可张大千就不是这样的人。他说他十分佩服齐白石，说齐白石的画一面是极工细的蝴蝶、蜻蜓之类，一面是极粗旷的写意荷叶和荷花，二面配合得天衣无缝。”
　　我从外界书报上只知张大千说朋友的画个个好。如：傅心庵、吴湖帆等。听老师讲张大千佩服齐白石时也觉新鲜。
　　老师还比较张大千与吴湖帆的画，老师说张大千绘的山水都是蜀中的山水，是真山真水；吴湖帆的山水都是从书上来的。张大千绘的人或鸟都是活的，可老师未讲吴湖帆绘的人、鸟是死是活。
　　老师是否去过四川我不知道，他从来没有对我说过去四川。那么老师怎么会说张大千绘的都是四川的山水呢？是真山真水呢？我想他可能只是人云亦云，或是凭自己的想象吧！
　　老师说张大千家中长期养着裱画师傅，这裱画师傅也许老师也认识，姓什么叫什么，裱得如何如何都熟悉。可我记不得了。
　　说起做假画，张大千与吴湖帆都做假画。老师说：“吴湖帆还自称是外科大夫，他能把一幅变成二幅；能把山下的亭子搬到山上。”吴湖帆做假画也养着裱画师傅。
　　一对画界的老朋友，又都是当代著名的大画家，又都做假画。可最后吴湖帆恨透了张大千，把大千看作仇人也是因为假画。
　　张大千做了一幅梁楷的《睡猿图》托人在市上出手。不料被吴湖帆认作真迹购去了，吴湖帆得到了梁楷的“真迹”非常高兴。他请大千等好朋友去欣赏，大千一看自己做的假画，一时不能说穿，就暗暗地对吴湖帆说：“我看这画靠不住，不如再出手卖掉它好！”
　　张大千本是好意，没想到吴湖帆太相信自己的眼睛了，他认为自己不可能看错，再说吴湖帆在当时社会上也是排得上号的鉴定家。他不相信张大千说的此画靠不住，反而因气量狭小对大千作了不良推测。吴湖帆认为张大千看了这幅《睡猿图》也想得到它，嘱自己脱手那么他便可得手了。认为张大千想挖他的宝贝，可谓警惕性颇高。
　　没想到过了不久，这幅《睡猿图》是张大千做的假画传到了吴湖帆的耳朵里，吴湖帆确认后，从此就恨死了张大千。
　　老师讲这段往事时还添了一句：“吴湖帆自家不好，不听大千的话，还以为大千要挖他的宝贝呢！”
　　老师最后还是加了一句：“吴湖帆这样大的家业，文革中死得惨啊！隔离室里一只勺、一只碗、一张地铺……”寄托了无限哀思。
老师说起丰子恺
　　尽管丰子恺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要高于吴湖帆，甚至高于张大千，可是老师谈丰子恺的事却不多。只是因为与老师一起被批斗，都是文革中的同命人才谈起的，在丰子恺的追悼大会期间，老师又一次义愤填膺地谈起了丰子恺与钱&&的事。
　　老师在狱中就对我讲，他与丰子恺在画院召开的批斗大会上曾一起被批斗。老师说：“我真佩服丰子恺。他与我一起被人楸着斗后好象没事一样，整整衣服耸耸肩，就自己走回去了。”
　　老师的佩服丰子恺，说出了丰子恺先生蔑视“四人帮”的傲骨。使我想起了在外面听说红卫兵批斗滑稽演员的事——要给他戴高帽子，他说自己已经做好了。就从身边摸出高帽子戴上去。红卫兵说：“太低不够高。”他说不要紧，随即把它拿下来一拉，这帽子便高了许多。引得看客哄然大笑，破坏了所谓的秩序，使红卫兵们尴尬。
　　但我眼前又立即出现了一幅极需人们同情的画面——一个弱女子被红卫兵捉弄得喘不过气来，还半带凌辱地要她唱《小燕子》。
　　又想起了自己第一次被他们莫名其妙地批斗，高帽子一米二十。判刑时横了一颗心，示众时挺起了胸膛昂起了头。以致楸我的警察说我是死硬派，花岗岩头脑……。
　　丰子恺先生是我在孩提时代就知道的音乐家、画家、书法家，也是一位文学家。他没有看到文革的下场。不！
　　他看到了文革的下场，要不为什么会对红卫兵对他的批斗如此不屑一顾呢！
　　在“四人帮”打倒后丰子恺先生的追悼会隆重召开。人们都又一次地怀念起丰子恺先生。老师也又一次谈起了丰子恺。
　　老师与丰子恺一个单位，一起批斗过。他的话大致是可信的。
　　老师说：“文化大革命了，外面抄家破‘四旧’的风声很紧。丰子恺感到少不了要轮到他，于是，某天晚上在自己家里整理起来，几十年来的文化生涯——绘画、写作……该整理的就整理一下，不要的东西，或可能惹事的东西，能不要就不要了……。”
　　那天，钱&&也来帮老师丰子恺整理。老师说：“钱&&是丰子恺多年的学生。那天整理到一张四十年前在广西桂林绘的漫画，那是一张讽刺漫骂国民党的作品，当时丰子恺欲把它处理掉。那时钱&&说：‘老师这张画很好，你不要，我倒挺喜欢，送给我吧！’”
　　丰子恺见他要，也不考虑说：“你要你拿去好了！”
　　没想到第二天钱&&即把那幅画交到画院说：“这是丰子恺昨天晚上画的。”算是与老师划清界线。
　　老师说：“你想四十年前画的变成昨天晚上绘的，针对国民党的就变成针对共产党了。那还了得？从此以后丰子恺便被批斗，而他自己怎么也想不通：这样一个多年的学生怎么会咬他一口，诬蔑他的？就这样丰子恺每天喝一杯高粱，终于慢性自尽了。”
　　丰子恺在“四人帮”打倒后，平反开追悼会的时候，他的家属，守在殡仪馆门口不让钱&&进去。若钱&&来要打他出去。钱&&终于没去！老师去世时，蔡乃康等对黄志毅采取的一套，就是从此学来的。
　　文化大革命一切都会倒悬的，师生关系会成敌我，搞成你死我活，夫妻关系、父子关系因观点不同、立场不同而搞成冤家。但象这样无事生非、硬咬一口的恐怕也少见！
老师与谢&&
　　老师与谢&&原本是很好的朋友，那么他们俩人如何会成冤家的呢？
　　老师曾对我说：“为谢&&刻印的那人原是我的学生，但那人刻得不好。我好心帮谢&&介绍另一个刻得好的学生，谢&&不要他刻，喜欢那个学生刻。其实那学生是个屁精，谢&&是因为喜欢屁精才不肯换人的。”
　　老师说此话显得很随便，看来老师既然这样对我说，也一定会对别人这样说。老师的这种说法少不了一传十，十传百地传到谢&&的耳朵里。
　　另外，老师把知恩图报看得比什么都重，本来这是美德，但我所知道的老师知恩图报到了有些不够理智的地步。怎么说呢！那就是对吴湖帆与张大千的态度。老师不知多少次对我说过——先是没有吴湖帆就没有我陈巨来，后来是没有张大千就没有我陈巨来。
　　老师不允许任何人在他的面前说坏这二个人，甚至不能说这二人的画有什么不好。若有人在他面上说这二人坏话，或贬低这二人，那么老师一定会与他当面大吵起来或给他一个下不去。
　　老师房中唯一挂着的相片是大千和他四姨太太的，而且挂在他的床头处之墙上。据我所知老师对大千的思念更甚于吴湖帆。
　　当老师在画院听到有人贬低大千，甚至说去敦煌是他带大千去的时，老师便怎么也按耐不住胸中的感情了。尽管老师身材矮小，手无缚鸡之力，但是今天能丈义说话的人只有老师了。老师象一头雄狮那样吼了起来——
　　“你与大千是四十多年的朋友，而我与大千是五十多年的朋友了！（恐怕当时在场的人，没有一个人与大千的交往时日超过老师了。）你以为人家都不知道吗？不但不是你带大千去敦煌，而且是你哭着跪在大千面前磕头求拜要求大千带你去，大千才带你去的。我亲眼看见你磕头的……”（我想老师的说法一定是矫枉过正了罢。真的要他磕头才带他去也不是张大千了。）听说那次在画院是闹得不可开交了。
　　老师与谢&&的矛盾我想基本上是由这二点造成的。如果真如这样，那么他俩的矛盾就必然不会调和。一是谢&&喜欢屁精，不管真假，谢&&都受不了。二是老师不允许任何人贬低张大千，而且谢&&是在造谣以抬高自己（还听说谢&&说泼彩不是大千创造的而是他创造的。）老师同样受不了——这是由老师的性格和他与大千的关系决定的。
　　至于谢&&反对老师入画家协会，我看尚是小事。老师与吴湖帆合作画松是实实在在的事，再说作为鉴定家入画协也应该。
　　然而，一个是篆刻大师，被人称为“在世国宝”的人；一个是国画家，在画界亦大名鼎鼎。成了冤家对头，毕竟影响不好。所以既是政府又是领导，又是老朋友的汪道函、裴先白、王一亭等出面规劝了。也许都明白老师说了谢&&喜欢屁精。至少是老师打断谢&&发言引起争吵。都要求老师先去叫应谢&&。
　　老师呢？可能也感到了自己的这种说法太使谢&&难堪了，所以也同意主动叫应谢&&。于是在日后的画院活动中曾二次主动去与谢&&握手，但谢&&均不予理睬。
　　记得老师对我讲述第三次去与谢&&握手是裴先白在场，嘱老师与谢&&去握手，可谢&&还是拒绝，裴先白这位老领导亲眼见了，也只能摇头了。自此以后便再也没人出面调定老师与谢&&的矛盾了。
　　一日我到老师家去，老师一见我就对我说：“我这口气总算被我出了。我三次与他握手他不理我，我叫看在汪道函、裴先白等人的面上……”
　　我坐定问老师是怎么回事，老师才一五一十地告诉了我。（由于日子多了，我也记不得是谁请老师绿杨村吃饭了）
　　也许那是老师的一位亲朋好友从香港来邀老师吃饭，但他根本没有想到昔日的好朋友，今日已成了冤家对头。
　　他请老师吃饭，还请了谢&&来作陪。谢&&也一定不知道为什么请他吃饭。
　　酒宴开始前，二人四目相对都不作声，也许二人都在盘算着对方是怎么会来的，也许是双方都在作能量上的积蓄。分把钟后，老师开口了说，谢&&白老师眼睛（后来我听说谢&&那天戴着墨镜，即使白老师的眼睛老师也不会看得见，是老师故意找茬）。这话一出口，双方便争吵起来了。
　　谢&&不知怎么，骂老师不是人。于是老师亦骂谢&&不是人。由骂不是人到双方对问有什么不是人？谢&&应该知道老师对他的过去和现在都非常了解，可是一吵架昏了头，还问老师：“我有什么不是人？”老师说：“某某人是你的什么人？她是你的过房女儿怎么会与你生了两个孩子？某某、某某是谁生的？你才不是人，是畜生……”
　　一吵架老师不管谢&&下得了台下不了台，也不管自己该不该把“畜生”挂在口上，可说是斯文扫地了。
　　谢&&翻不出老师不是人的地方，只能狠狠地说：“这个人最坏，这个人最坏……”一面用拐杖敲击着地板。
　　副市长都没能让他们俩握起手来，主人哪能劝得下来。不过谢&&在听老师讲了“今天他在这里吃饭就没有我！要么他走，要么我走！”的话后，谢&&“这个人最坏，这个人最坏……”地离席而去。
　　老师又说：“我看在别人面上，三次与他握手，他不睬我，今天他饭没吃上，吃了一肚子的气，也是报应！”
　　接着又说：“压在我胸中多时的一口气，今日终于出了！”
　　我见老师痛快得很，心情太好了，人也好象年轻了许多。
老师真的死了
　　记得那是新春中的日子，我们喜欢印石的人常常迫不及待地到江阴路花鸟市场去，因为石农春节回家过年去了，他们最晚的要到元宵节后才出来，但最早的有可能在初十前就来了，大家都想首先看到他们带来的石头，以便挑选到喜欢或难得的好印材。
　　那天没有青田的石农来，我就走到老张摊旁聊了起来。老张——张寿民，是上海人做印石生意，在花鸟市场第一个设长摊的人。
　　老张对我说：“听说你老师死了。”
　　“什么！”我虽吃了一惊，但立即就平静下来了：“我老师，人常常传他死了，他活得很好呢！我前天还去过哩！”
　　“你前天去过！你今天去过吗？”老张问我。
　　“今天，今天才早晨我哪能去过！”
　　“哎！你今天没去过，我告诉你他是昨天死的。”老张说，“你今天去了就知道了。”
　　下午，我到老师家中，啊！老师的床已拆了，灵台前点着香烛，放着照片。
　　玉嫦姐告诉我：“爹爹感冒发寒热，我叫他上医院去，他不肯去，他还说这一点寒热不是发在陈巨来身上的，是发在G身上的。陈巨来发三十九度寒热还能刻图章，而且刻得咯好呢！”
　　玉嫦姐说到此，我的眼前出现了老师说的一幕：那时敌伪时期的事了。陈璧君乘飞机特地从南京到上海老师家，要刻一方图章，恰逢老师发三十九度的寒热。陈璧君说：“不要紧，不要紧！”说后弄来了鸦片烟让老师吸，老师一吸鸦片顿觉得有了精神，起床刻图章，自觉还刻得特别好呢！
　　这就是老师多次将三十九度寒热不放在心上的原因。说：“这点寒热不是发在陈巨来身上的，是发在G身上的。我陈巨来……”
　　玉嫦姐又谈到了张颂华，说老师这一时期很气，身体也大不如前，所以抵抗力下降，以致稍一感冒便引起了肺炎，这毛病一半是给张颂华气出来的。
　　我只是听着，再也说不出什么话来。
　　那天我也到师叔陈左高那里坐了一会，他告诉我自从大千死后老师一直闷闷不乐，身体也变坏了。我好象是听到了真正的死因。
　　大殓前我写了一首挽诗“印坛巨臂殒春早，铁笔遗珠犹嫌少。回首仰望总不如，生徒恸哭胜父老。”
　　大殓前老师所在单位《上海中国画院》说老师的丧事由单位全包，与玉嫦姐商量国外的讣告一律不要发。单位最怕讣告发往日本。若梅舒适等人来就很麻烦。因为他是国会议员，要由相应的中央委员接送。玉嫦姐和陈左高商量后都同意了。以致大殓时日本一个人也来不及来，只有唁电了。
　　大殓那天我们学生各有各的分工，提前一小时到了会场。我在花篮中看到了吴跃光的花篮，这位敬重和帮助老师而从未与老师见过面的长辈引起了我很大的尊敬，是他在老师二次受难时，从物质上和精神上支持了老师。
　　陆康从香港赶到上海，因为飞机误点而直奔火葬场，参加大殓，路上也够辛苦了。
　　那天还听说黄志毅被赶走了，最起劲的是蔡乃康。究竟真假没有看见。
　　大殓后照例在绿杨村吃了豆腐饭。
　　大殓后我们学生大家刻二方印以示不忘老师教诲之恩德。我刻的一方是“铁笔扫千军”，是刘海粟挽联中用语；一方是“元朱君独步”，是钱君匋挽联中用语。
　　在老师家中还来了个人说要对学生训话，我从未见过此人，也未听清介绍，不过有人认识。我心中想不明白他是谁，来训人！老师活着时，我也算来得多了，一次也未见过他，年龄也不比我大多少，现在老三老四训起人来。若要训话为什么陈左高不来训呢？他是老师的弟弟。然而再一想这有什么可计较的呢？老师也死了，由他去吧！
　　以后每逢年初四——老师的忌日，我总买盆花到老师灵台前凭吊。四周年时，玉嫦姐告诉我灵台不设了，因常人都以三年为限，嘱我以后要多去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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