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职业球员相比，业余球员差的就是速度和力量_虎扑
见到过很多踢野球踢的不错的球员，技术上和职业球员相比并不孙色
真正的差距在于力量，还有速度。
很多的业余球员缺乏的就是长期的力量和速度训练。
如果有条件系统性训练，很多的业余球员还是能和职业球员掰掰手腕的
引用26楼 @ 发表的
你说的业余球员是连田径的吧，路人爱好者的话界外球也比不了
那不一定，腰腹力量好的人还是仍的挺远的，比如我~
差的不是一星半点
引用3楼 @ 发表的
样样都差，意识，体能，跑位，抢断，卡位，包括小动作。
张呈栋不是说了吗？中国球员在欧洲基本都属于业余类的。按他们的节奏只能踢70分钟。
技术，这东西在小场地上看得最清楚。某年五人制室内赛，在大场地上看毫不起眼的刘军基本是爆表了，就连毛毅军都能熟练的过人。技术更加出色的申思、吴承瑛...
样样都差，意识，体能，跑位，抢断，卡位，包括小动作。
张呈栋不是说了吗？中国球员在欧洲基本都属于业余类的。按他们的节奏只能踢70分钟。
技术，这东西在小场地上看得最清楚。某年五人制室内赛，在大场地上看毫不起眼的刘军基本是爆表了，就连毛毅军都能熟练的过人。技术更加出色的申思、吴承瑛还都没参加。
你开玩笑啊，刘军的小技术是上海申花队里面最好的，10强赛踢伊朗，简直再遛狗的感觉毛易军，申思，吴成英加一起，小技术都不够刘军一个人显摆的@
刘军小技术，呵呵。有本事上视频检验一下，对比一下就知道了。
也就自以为是，没见过世面。不谈职业11人，就讲室内五人，来个刘军视频呢，我倒很有兴趣看看刘军拉球这些技术是不是野球帝糙哥风格。话说回来，国内真有人室内小技术屌，早就偷拍视频传网上了。国内室内基本都是整体传控，半场大力轰门这种。个人耍的真心难得一见。
引用43楼 @ 发表的
你开玩笑啊，刘军的小技术是上海申花队里面最好的，10强赛踢伊朗，简直再遛狗的感觉毛易军，申思，吴成英加一起，小技术都不够刘军一个人显摆的@
刘军的基本功和小技术肯定是最好的啊，他的身体爆发力不行，所以不大会过人。
但我还是那个观点，井底之蛙，跟技术流之前的被喷成糙哥的德国球员都没法比，更别说南美。
和职业球员踢过就知道，整个身体的频率就不在一个水平上，尤其是脚频
引用28楼 @ 发表的
张稀泽在武汉踢野球，传中想传哪基本就到哪。亲眼所见。野球和职业的节奏不是一个档次的。
张稀哲长传水平在中超也是靠前的，和踢野球的比也有点太那啥了
我举个例子我，很多职业球员如果踢友谊赛什么的，会表现很多过人什么的，为什么正式比赛就少了？因为对抗力度不一样，对抗强了几个级别以后，很多过人动作是无效的，所以能像大罗梅西那样直的过人的都是天才
你们也不看看职业球员是怎么选出来的，年级里踢的最好才有机会进校队，整个区里最好的才有机会进区体校，一个体校里能有几个人进专业队？最后能走上职业赛场的球员都是细筛子过了多少遍淘汰了无数人选出来的，业余球员那是全方位差距，职业球员随便拿一个出来都是你们野球场球王。
引用17楼 @ 发表的
世界冠军级别来打，当然是这个差距。当年跟我打的也就是一个省队替补，然而我最多也就是两三板就完蛋了。
我也有类似经历。父亲有个40年代生的老友，华侨，据说年轻时进去过专业队，然后和我们练习，那些功架让我们完全无法抵挡几拍
如果和中国的职业球员比，我认为是的，当然其它方面也不是没差距，只是容易弥补而已
引用3楼 @ 发表的
样样都差，意识，体能，跑位，抢断，卡位，包括小动作。
张呈栋不是说了吗？中国球员在欧洲基本都属于业余类的。按他们的节奏只能踢70分钟。
技术，这东西在小场地上看得最清楚。某年五人制室内赛，在大场地上看毫不起眼的刘军基本是爆表了，就连毛毅军都能熟练的过人。技术更加出色的申思、吴承瑛还都...
样样都差，意识，体能，跑位，抢断，卡位，包括小动作。
张呈栋不是说了吗？中国球员在欧洲基本都属于业余类的。按他们的节奏只能踢70分钟。
技术，这东西在小场地上看得最清楚。某年五人制室内赛，在大场地上看毫不起眼的刘军基本是爆表了，就连毛毅军都能熟练的过人。技术更加出色的申思、吴承瑛还都没参加。
刘军现在在上海各区县里指导基层教练
引用35楼 @ 发表的
一个梅州的受过点专业训练的学生来我们这里踢业余联赛，马上最佳射手。。。
兄弟点破真理
现在虎扑不少球迷看到足协杯那几只所谓业余球队很猛就相当然了。
那几只球队根本就不是真正的业余队，都是有过职业经历的球员。
业余球员的差距很大，我们这叫业余，受过训练没踢上职业联赛
的也叫业余，两者能一样？
引用29楼 @ 发表的
张稀泽 也是顶级职业运动员了 大把中乙中甲的职业球员真的很一般
智诚以前跟一个在当地很强的业余队踢，半主力，基本无对抗，9:0。
当时篮球也有差不多的话题。去年曹芳参加CBA试训的视频出来以后，业余与大学篮球，大学篮球与职业篮球，职业与CBA，CBA与NBA，NBA一般球员与顶级之间的差距，每一个门槛简直让人绝望。
足球也一样，也可以说所有受众群体多的热门运动项目都是一样。还是当做 爱好和锻炼的方式去看待这项运动吧，别因为几个动作就去浮想联翩了，真是两码事。。。
虎扑的都是一群牛人，胆子大，什么都敢说，无畏
中国最不缺的就是不重视专业两字的人，看什么都觉得只不过尔尔，一项技能有几万小时的反复练习，被只耗过大概10分之一精力的人觉得不过尔尔。要猴年了用西游记打个比方，真正看过西游原著的人大都不说自己真正懂西游，看过电视上那本老少皆宜剧的大都觉得自己懂西游
相对来说足球恰恰就是职业和业余差距最小的体育运动项目。但是仍然没法逾越。
篮球职业业余差距都完爆足球，别提更离谱的乒乓、羽毛、体操、举重 跳水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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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人正在看一针见血告诉你，中国球员与日韩球员相比差别在哪里
一针见血告诉你，中国球员与日韩球员相比差别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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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百度派 @David多年前，中国队打韩国日本从来都没有怕过，但多年之后，中国队逐渐患上了“恐韩症”。近几年，我们的近邻韩国日本足球发展迅速，已经远远的把中国足球甩在身后。曾经我们引以为傲的中国女足也在走下坡路，而日本女足已经夺得了女足世界杯的冠军。到底中国球员和韩国球员相比，差在哪呢？中国足球也出过好苗子。当年的中国球员董方卓曾被曼联相中，但随后董方卓因为自己不自律，抽闲喝酒泡吧自毁前程。当年韩国球星朴智星也在曼联效力。对于董方卓，朴智星说道，“我认识他，他比我更早加入到曼联，我们也曾经一起踢过比赛，他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是他的速度和力量兼具，这在亚洲球员中非常难得……但他最后回中国了。”由此，衍生到对中国球员的看法，朴智星表示，中国不缺乏好球员，中国球员甚至在力量和速度上比日韩都有优势，但如今却没有球员能够在欧洲联赛踢球，那是因为中国球员缺少努力和对比赛的专注！现如今，很少有中国球员能够在欧洲五大联赛立足，只有一个张玉宁还在荷甲能够打上比赛。曾经的李铁、孙继海等球员都成在欧洲效力过。再看看日韩，他们有太多的球员在征战欧洲五大联赛，且绝大多数都是球队的主力。他们与欧洲球员相比，没有强壮的身体，但他们凭借顽强的毅力和努力还是立足于世界顶级联赛中。正如朴智星所言，中国不缺乏好球员，我们甚至在力量和速度上比日韩有优势，但如今却没有球员能够在欧洲联赛踢球，我们缺少的是努力和对比赛的专注！以上内容由百度派作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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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最新文章仅两名现役国手！北京国内球员力量太薄弱 想夺冠需重金砸易建联
北京男篮放走了马布里，他们是想引进高水平的外援，再次冲击总冠军。在有过4年3冠的辉煌之后，北京男篮已不甘于平庸，他们想再次夺冠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然而，对于北京男篮来说不利的消息是，就算踢走了马布里，引进了高水平外援，但也无法解决球队所有的问题。北京国内球员的力量太薄弱了，这可能会使他们的争冠梦想破灭。
之前中国男篮公布了44人的超大集训名单，但北京男篮仅有翟晓川方硕两人入选，而新科冠军新疆则是有7人入选，差别之大可见一斑。虽然北京男篮有孙悦张庆鹏和段江鹏等老国手，但他们的状态已远不如从前。孙悦打过NBA，当过国家队的绝对主力，但他2016-17赛季的场均得到不到8分。到了没有外援的全运会，孙悦表现非但没有好转，反而更萎靡了，5场比赛共拿14分，还有单场挂0的尴尬。
孙悦状态一泻千里，段江鹏也好不到哪里去。段江鹏曾是个出色的射手，在很长时间内都是山西最好的国内球员，名气跟大。然而，2016-17赛季，段江鹏沦为了场均只有3.1分的边缘人。张庆鹏偶尔会露出峥嵘，但他更多的时刻还是打酱油。
国内球员力量不够强大，北京男篮就应该想办法补强，只有一个办法就是花大价钱引援。易建联应该是北京男篮的头号目标，之前北京男篮着实追求过阿联。只不过当时广东男篮依然实力强大，易建联才拒绝了北京男篮。2016-17赛季，广东虽然杀进了总决赛，但他们与新疆的差距非常明显。没有拿到总冠军，对于易建联更痛苦的是，广东也没有花大钱补强的意愿，他们下赛季的目标竟是重建。
易建联已不再年轻，他恐怕已不愿意和广东一起重建，换个地方冲击总冠军对他来说应该是不错的选择。有了离队的理论可能，易建联还有着吸引新东家的实力，他仍是最出色的国内球员之一，常规赛场均得分超过24分。这样的易建联与北京男篮是互相需要的，只要北京男篮舍得砸重金，挖到易建联是非常有可能的事。
如果能拥有易建联，北京男篮立刻就能成为总冠军的有力争夺者，但仍是不够的。北京男篮还应该向高尚抛出橄榄枝，这是不需要太大代价的引援。高尚入选了新的国家队，但他在广东却不受重用，已沦为可有可无的铁板凳。然而，高尚终究是有实力的，曾是国青男篮的头号明星。迟迟不得重用，高尚应该是想离开广东的，去北京可以获得重新证明自己的机会。
对于广东来说，他们也有放走易建联高尚的意愿，因为易建联年薪太高，而高尚又用不上了。广东的目标是重建，有易建联在，他们就无法彻底重建，还要支付他高达2000万的年薪。放走易建联高尚，广东彻底重建，而北京男篮引进他们则可以冲击总冠军，如果成行，也是皆大欢喜的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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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安装浏览器，或使用别的浏览器体制之困——中国足球落后原因深度分析　　剑气如霜/文　　　　2008年年终，全球国家足球队排名，中国不多不少刚好排到第100位，其在世界足坛的地位与其大国形象相比，极其不相称。2008年，又是一个中国足球全面溃败年。国家队在世界杯预选赛亚洲区小组赛即遭淘汰，国奥队在奥运会上小组未能出线，且一场未胜；女足国家队奥运会未能进入四强；国青、国少、女足国青均没能从预选赛中突围从而拿到世界大赛的参赛资格。颇具讽刺意义的是，今年唯一取得佳绩的足球队是残奥会上的中国盲人足球队——他们获得了世界亚军。毫无疑问，新一轮“倒足”、“骂足”运动已经展开，足球从业者一如既往地过着风口浪尖上的生活。　　中国足球落后已是由来已久的事情，并不是今年才突然出现的。然而随着中国各领域，特别是其他体育项目不断取得进步，足球却非常不“合群”地继续着退步的趋势，更加引来各界强烈的非议声，甚至骂中国足球已经成了一件时髦的事，无论是谁，何种场合，只要张嘴骂中国足球，立马能引起一片喝彩声。中国足球，业已成为众人不满情绪的宣泄地，实在是足球运动的悲哀。　　长久以来，针对中国足球落后的原因分析，可谓连篇累牍、汗牛充栋，见仁见智，众说纷纭。或曰，技术粗糙、打法落后；或曰，拼搏精神不够，敬业态度欠佳；或曰，青少年培养没有做好；或曰，中国足协管理无能；如此种种，不一而足。这些分析或多或少都指出了一些问题，也看到了部分原因。但是，却少有人能够真正触及到其根本因素，更多地是指向了直接原因，未免流于肤浅，而因没有找出真正根源所在导致的责任指向，则又有失偏颇。比如，中国足球无能论者，自然把矛头指向中国足协，而球员无能论者，又猛烈抨击运动员。其实这些看法都是片面的，基本上把足球和整个国家、社会大环境割裂开来，不能全面、深刻、真实地分析中国足球为什么落后的原因。我认为，真正的根源其实在于中国足球的体制，这必须结合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来分析。体制这个词，很多人都会说，中国足球落后在体制方面，也不乏有人提出。但这个词的内涵和外延又是如此之大、如此之虚，以至很少有人能够真正说清楚，体制的问题究竟是什么问题，什么原因产生什么结果。的确，就中国之大，要说清楚体制问题不是件容易的事，但是如果不从体制入手进行分析，任何结论都是没有基础的，任何解决方案都是缘木求鱼、舍本逐末。　　一、足球的定位与发展模式　　为什么要首先提出正确认识足球？先把概念定义清楚，才能进行正确的逻辑推理。在国人历史形成的、根深蒂固的观念中，足球和其他体育项目一样，是为国争光的事业，是代表了国家、民族精神的载体，它必须要为国人去争取金牌，为国家取争取荣誉，否则它就没有存在的必要，除此之外，别无他义。在这种观念的支配下，足球也效仿其他领域，由政府一手操办起来。各级政府为此投入财力人力物力，并将足球成绩列入政绩单中，将足球运动员全部圈养起来，为他们退役以后的工作作安排，由此形成了最早的专业体制。应该说，中国足球这样的开局和定位，是和国家大环境分不开的。在一个政府集权性质的国家里，任何领域都是被政府权力、行政权力所掌控，特别是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前，个人或者小群体在社会一切领域都没有自由权利可言，他们的一切必须等待政府权力来安排，因此政府搞一切自然成了理所应当之事。　　反观西方足球发达国家，他们是怎样形成今天的局面呢？众所周知，西方自工业革命以来，经济上奉行的是自由市场经济的准则，政治上走的是自由民主之路，由此形成了发达的市场经济、商品经济社会，足球也没有例外。在英国，19世纪便开始出现足球俱乐部，这完全是按照公民个人意愿成立的组织。国家的足球联赛都是由自主成立的足球俱乐部组成，并按照民主政治的原则成立管理机构。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足球已经象文化、娱乐等其他行业一样，成为了一个产业，足球的商业化历程和钢铁、消费、金融等并无太大区别。这个产业链中，俱乐部就是企业，球员就是员工，此外还有电视运营商、赞助商、经纪人等一系列参与者。在意大利，足球产业早已被称为“无烟工业”并进入十大产业之列。足球是具有相当商业价值的东西，每个从业者都可以从中获得收益。而国家除了必要的国际比赛组织工作外，根本不会给足球有什么投入，这正是秉承了西方经济学教父亚当•斯密的理论，遵循了自由市场经济规则的结果。西方发达国家正是在这种思想、这种社会形态下，才能够发展到今天的地步，才能够产生可口可乐、微软、IBM等顶尖的企业，也同样产生出皇家马德里、曼联、米兰这样的百年经典俱乐部。倘若某天英国打算投入巨资给足球，可以想象在国会上不可能获得通过，民众的理由很简单：凭什么拿纳税人的钱去搞足球？　　由上面的对比可见，中国足球和西方走的路子根本就不是一回事，这是和国家体制密不可分的。中国是集权、人治、管制一切，所以才有计划经济的失败，数十年发展时间的耽误；西方是自由、民主、法治，所以才有今天的高度发达。中国是自上而下的投入力量去建立足球队，而政府资金以及资金的经营者是不讲究经济效益和回报的（至少很难成为首要目的），这种投入和国有企业的失败一样，是历史的必然、逻辑的必然，所以中国足球的失败早已在开始时就已经注定。　　从西方的足球现状可以看出，足球其实就是一种产业，俱乐部老板是经营者，球员是产业工人，是把足球当作自己职业的人群，这和其他行业的企业并无二致。足球是可以给消费者提供产品和享受的行业，足球产业本身具有造血功能，能够实现自我发展。足球产业照章纳税，带动相关产业为国家贡献GDP，提供就业岗位。对于球员来说，赚钱才是他们的首要目的，养家糊口才是他们的首要之义，市场自有“无形之手（斯密之语）”来调节，为国争光（或为地方争光）只是客观结果。足球这个产业本身具有商业价值，能够产生经济效益，足球并没有比其他产业更崇高的内涵、更深远的意义，谁也不能苛求足球从业者担负起比其他公民更多的义务，除非你给他更多的权利。但是在中国，一切都是另外一副景象。由于中国足球历来受政府资金所供养，这直接导致了足球、足球运动员所担负责任的错位。为国争光才是他们的首要责任，投钱搞足球就是为了在国际上争得荣誉，不能为国争光就失去存在意义，这是一切专制主义国家的共同特征。由于是政府投钱搞了足球运动，足球和足球运动员理所当然成了国家荣誉的代表者，一旦成绩不好，全国便会响起“中国足球干脆不要搞了”、“运动员缺乏爱国主义精神”、“足球浪费国家财富”等声音，运动员自然变成千夫所指。大错而特错，中国足球从一开始的定位就完全错误，必然导致它的结局走向悲剧。说白了，足球已经变异，成为了政治的工具，向权力献媚的产物，脱离了它本身的乐趣和价值，一旦任何事物沦落到这一步，所有从业者和旁观者都不可能再感到愉快。　　足球唯一责任是为国争光是大错而特错的观念，这种观念是畸形社会形态下的结果，也是中国长期管制经济、指令经济、计划经济下的必然归宿,它把足球的概念狭隘化、片面化、政治化、极端化。固然，为国争光是每一个公民应该追求的情操，但首先公民是生活在社会中的个体，他自出生到死亡，都必须为自己负责，为自己的健康、家庭、前途负责，他只有在做好自己事业的同时，才具备为国争光的能力。因此，足球作为一个普通的产业，为国争光只是从业者职业外的义务，国内足球联赛和足球俱乐部、足球队员本身不应只有这一个职责和功能。但是，中国传统的专业足球体制决定了足球运动员和球队都是依赖国家资金来培养和建立，这就使观念自然成立：国家培养了你，你有什么理由不把为国争光放在首要地位？这就和市场足球、职业足球的逻辑发生矛盾，所以为什么说中国足球的路子走错了，原因就在这里。所以中国才会有“对内练兵、一致对外”的荒唐言论，才会有“不搞了”之类的泄愤之语。须知，在西方国家，足球作为一个自发兴起的产业，根本不是你要不要搞的问题，而是大众社会的需要，是一种客观存在。　　这一节的结论很简单：足球只是一个产业、一项职业，所谓投钱搞足球的观念是非常荒谬可笑的，西方国家没有投入一分钱，足球不知道比中国发达多少倍。中国足球之落后，根源在整个国家的体制上。这时候有人会问，国家投钱来搞足球，球员为国争光，逻辑上也没有什么错误，路子虽然和西方不同，但是为什么足球水平就会落后这么多呢？请看下一节的分析。　　二、“政治足球”体制下的俱乐部（球队）　　上一节已经说过，在民主、自由、平等、法治的社会环境下，西方的足球运动以及俱乐部都是顺应社会需要而自发兴起的，这和他们的政治、经济理念规则完全一致。中国由于没有这样的政治、经济、社会、法律环境，中国足球的发展则是依靠政府行政力量来推动，因此中国足球从一出生便和其他领域一样打上了深深的政治烙印，可以称之为“政治足球”或“行政足球”。　　有人在分析中国足球落后的原因时曾说，中国足球落后是因为政府不重视，支持力度不够。实际上，中国政府不是不重视、不支持，而是很重视、很支持，但是方向、方式、方法都完全错误。最初，为了发展足球运动，承担为国家和各自省市争取荣誉的任务，政府包办一切。包括青少年体校、成年省市足球队、国家队，足球的各个环节，教练、医生、主管部门等，甚至运动员退役以后的工作都在政府统一安排之下。试问，有哪个国家能够做到这一点？也只有集权政府的国家可以有这样的力量和权力推行这种发展模式。中国政府这样做是有根据的。首先，国家各个行业都是这样的发展模式和历程，也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其次，体育领域其他项目，如跳水、乒乓球、羽毛球等也都依靠国家包办获得了一系列的国际荣誉，足球也没有理由例外。这种模式我们一直称为专业体制，中国足球的起步就是从专业体制而来，其体制下的运动员我们叫他们专业运动员。　　然而，专业体制实行了很多年，中国足球与世界的差距不但没有缩小，反而有增大的趋势，完全不象其他体育项目那样为国人扬眉吐气。更重要的是，中国政府越来越感觉到对足球的投入已经不堪重负，投入产出严重不成比例。专业体制怎么到足球这里就不灵了呢？首先，足球运动的特征和其他运动不同，需要相当大的投入，见效周期很长，其技术的进步很缓慢，通常需要几代人才能见到成效。其次，足球不同于跳水、乒乓球等中国传统优势项目，后者可以说是属于“静态技术”，不需要身体直接对抗，只要了科学的训练体系，一般经过刻苦训练都可以达到比较高的水平。而足球必须有长期高水平的对抗练习才能逐步得到提高，闭门造车式的训练无济于事。再次，足球技术和意识必须在世界范围内进行大融合、大碰撞才会得到进步，并且足球运动上场人数多，需要的团队意识、职业精神都受到文化的影响，不是简单靠训练场能练出来的。由于足球具有其他项目没有的特征，所以那些项目上的成功经验并不都适用于足球。同时，中国的政府完全缺乏一套运作机制、制度安排来保证所投入的资金产生成果，由政府行政力量推行的事情往往不可避免产生腐败、低效、偏差等弊端，单纯依靠政府投入来使足球得到更大发展已经成为事实上的不可能。实际上，世界上也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做到这一点。专业体制下的足球，当然也不能说没有一定程度上的成功者，比如前苏联、北朝鲜，虽然足球水平不算很高，但仍然保持了一定的竞争力。但这个结果的代价则是由全社会来买单，巨大的成本加诸于全体国民头上，以此维持水平并不高的国家足球队，用纳税人的钱撑起完全没有经济回报的足球运动，从本质上讲就是极其反动的。　　经过对足球发达国家的考察之后，有关部门才发现，原来人家的运作体制和我们根本不同，人家叫做职业足球，运作的核心载体是俱乐部，运作的重点在国内联赛；而我们叫足球，运作的核心是政府部门，运作的重点是国家队。于是才有了后来的足球职业化改革，才诞生了职业联赛，试图通过模仿发达国家的运作模式来推动中国足球的发展。但是这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做法注定不可能取得成功，足球的发展离不开国家和社会的整体环境。西方足球发达国家之所以能够取得职业化的成功，是和他们整个政治、经济、法律、文化环境分不开的，只有在他们那种制度建设、法治环境、游戏规则、从业素质相当完善的情况下，才能够成功地运作一家俱乐部，足球才能够作为一种产业实现自我成长、自我输血、自我发展、自我盈亏。而中国足球的生存环境不具备这样的条件，因此也就不可能取得那样的成功。　　要想学习西方足球发达国家，首先必须弄清楚他们的足球产业是如何运作的，在此仅以五大联赛（英格兰、意大利、西班牙、德国、法国）为例来分析。如果说足球是一个产业，那么足球俱乐部就是这个产业中的企业，俱乐部老板是企业主，球员是打工者，其他的参与者还包括电视台、赞助商、经纪人、纪念品制造商等，企业之间的经济活动就是联赛（包括国内联赛和欧洲冠军联赛）。这个产业中的所有参与者首要目的就是盈利，他们必须为自己的前途负责，这和其他行业完全一样。俱乐部就是一个自负盈亏的经营主体，国家不可能为他的生存兴衰承担责任。球员也必须努力踢好球，使自己具备更高的价值，才能得到更好的收入。可以看出，足球行业和其他行业以及国家整体经济运作规则是相同的，这也正是西方几百年来经济发展到如此高度的不二法门，他们的足球水平能够和经济发展水平相一致，不是偶然因素的结果，而是历史的必然。（至于为什么自由市场经济才能造就发达的国家，有兴趣者可以研究西方经济学、西方经济发展史以及中国的历史，在此不赘述。中国计划经济体制的破产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已经证明了一切）　　俱乐部作为足球产业最重要的载体，它的兴衰直接影响到一个国家足球水平的变化。俱乐部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它首先考虑的是如何通过合理的经营来盈利。一般来说，盈利的途径有几个：1、球赛转播权收入的分成；2、广告赞助商的赞助；3、球票、足球附属产品（如球衣、纪念品）等销售收入；3、球员买卖的差额收入、球员肖像权收入的分成；4、组织机构发放的奖金、给俱乐部老板企业带来的广告效应等其他收益。不论何种盈利手段，都依赖于同一个因素，那就是球队成绩的好坏。因为一个成绩糟糕的俱乐部乏人关注，自然在赞助、销售等各方面都会遇到困难。球队成绩好自然号召力就强，经营收入水涨船高。长年成绩好的俱乐部就发展成为豪门，如巴塞罗那、米兰、曼联等。这和其他行业的企业道理一样，企业只有提供优质的产品，才能盈利并不断发展成为大企业、知名企业。球队的成绩就是俱乐部的产品，俱乐部的经营有了这个动力，可以想见经营者会激发出怎样的智慧和热情。首先，会建立起一整套现代企业管理制度，制订长远的发展规划，确保俱乐部长期稳定地良性发展；其次，会不遗余力地建立系统科学的青少年培养体系，以确保人才输送的持续性，并可以通过买卖球员谋取收益。再次，会很好地经营管理球队，建立良好的形象，拒绝假球、黑哨、赌球等丑恶现象，以免破坏形象。在依靠政府力量发展足球的国家所出现和担心的问题，在俱乐部的自我经营下，很多都得到了比较好的解决。就如同国有企业多年解不开的难题，一旦民营化就迎刃而解一样。道理很简单，因为产权属于自己，要对自己负责，必然会想尽一切办法，尽最大的努力。　　俱乐部之间最重要的活动就是联赛，只有依靠高水平的联赛，才能吸引观众，以上一切才有商业化的可能，一个没有消费者的产业是不存在的。因此，俱乐部存在的唯一意义就是参与联赛，这和中国所谓“对内练兵，一致对外”或者“为某省某市争光”的观念截然相反，因此在这些国家出现联赛重于国家队比赛的现象不足为奇。国际比赛以及地方之间的荣誉之争只是联赛的客观结果，是这些俱乐部、这些球员附带的义务以及增加身价的机会，没有经济回报的行为本就不是自负盈亏的俱乐部该负之责和应有之为。反过来，正是因为他们以联赛为根本，对比赛高度投入，才能够真正提高其足球整体水平，从而促进国家队成绩的提高，两者相辅相成，并不矛盾。中国多年来也有人呼吁把重心放在联赛上，而不是国家队，却少有人同意，更少有人理解，其实它的真实含义正在于此。　　回过头来再说中国足球的专业体制，随着中国市场经济改革的不断推进，这种政府包办一切的做法必然要遭到历史的淘汰。中国社会正是因为一切都自上而下地依靠行政力量来推动、经营，不给社会个体自由的空间，才有了最近几十年的落后，足球领域同样不能例外。著名经济学家、诺奖得主弗里德曼曾归纳过四种经济行为：1、花自己的钱为自己办事，既讲节约又讲效果；2、花自己的钱为别人办事，只讲节约不将效果；3、花别人的钱为自己办事，不讲节约只讲效果；4、花别人的钱为别人办事，既不讲节约又不讲效果。很明显，第四种行为是最糟糕的模式，但不幸的是，在中国这种体制下，政府所推行的事情基本上都沦落为第四种。国有企业大面积的亏损、经营不善，历经几十年却没有任何进步；政府工程铺张浪费、质量低劣等种种事实即是明证。依靠政府行政力量发展起来的足球行业，面临着相同性质的问题。本来投入就不足以支持这项庞大运动的开展，同时又产生惊人的腐败、低效，真正能落到实处并发挥作用的部分少之又少，中国足球水平长期没有进步是顺理成章之事，专业体制成为中国足球发展的死胡同已成为和尚头上的虱子——明摆着的事实。　　足球管理者对此显然也有所察觉，伴随着中国市场经济改革的不断深入，足球管理者也开始推行职业化、市场化改革，改变政府投入巨额资金来搞足球的现状，发动社会力量来推动足球运动的发展。应该说，这种改革其本意是好的，出发点和改革方向都很正确，如果中国足球能够朝着这个方向发展，未来是值得期待的。然而，国家和社会目前并没有给予足球真正达到改革目的的环境和机遇。众所周知，中国的市场经济改革已经推进了十几年，但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严重滞后于经济体制改革，极大制约了市场经济的发展。其表现为政府集权过重，行业垄断依旧，市场管制过多，行政权力插手经济领域扰乱正常的市场交易秩序，严重的官僚腐败，极度缺乏守法执法意识，等等。关于这个问题已有许多学者论述过，在本文中提出的目的在于说明足球的改革其实也是市场经济改革的一部分，中国所存在的市场经济改革受累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情况同样发生在足球领域。西方高度发达的市场经济是建立在其自由民主的政治基础之上，在一个专制权力过重的国家产生高度发达的商品经济，从理论上和实践上，在过去、现在、将来都不可能出现。说形象一点，如果政治体制改革不跟上，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就是改下半身、不改上半身，改一半留一半，最终的结果就是四不象的畸形产物。（至于为什么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迟迟没有得到推进，为什么现在是改一半留一半，话题敏感，有兴趣者自行研究）　　中国足球职业化改革就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拉开了序幕，如果明白以上这样的原理和逻辑，从一开始便可以想象得到中国足球职业化改革的现状和结果。从前面关于欧洲发达足球国家俱乐部的论述中可以看出，只有当一家俱乐部以经营足球为主业和盈利来源，具有自主产权，自主经营、自负盈亏，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俱乐部的经营问题，也才能从根本上推动足球水平的提高。中国足球职业化改革本也是冲着这一目标而去，但直到现在也没有达到目标。足球俱乐部和职业联赛（开始叫甲A，现在叫中超）都建立了起来，但最多算形似而神非，俱乐部根本不能从经营中盈利，事实上也确没有一家俱乐部在历史上有过单纯依靠经营俱乐部赚到钱的记录。而足球队员的收入水平却是一夜之间和国际接轨，相比巨额的工资支出、俱乐部日常支出，俱乐部所得取的门票、赞助商等收入是小巫见大巫，两者之差永远不会是正数。所谓经营足球俱乐部能够为企业带来广告效应也早被证明是无稽之谈，每年上亿的投资放在媒体上的广告效应一定比臭名远扬的足球好得多。更何况，象山东鲁能这样的垄断行业巨无霸，又何曾需要靠足球来做广告。至于国外俱乐部的大头收入部分——电视转播费分成，则因为现在中国还没有在这个产业形成成熟的模式而缺位。那是不是这些搞足球的企业老板大脑短路以至算不清这笔帐呢？非也，他们不但算得清，而且从中赚了大钱，这又是拜我们特殊的体制所赐，这一回体制的代言人是“政绩足球”。　　中国特殊的政治体制决定了一个政府官员的升降皆来源于上级组织，这种机制是自上而下的，就必然导致上级要对下级进行政绩考核。由于客观条件所限，上级对下级的监督、考核成本非常巨大，几乎很难做到真实、全面地考核，于是政府就要通过设立硬指标的方式来进行。这种自上而下的政绩考核相当片面、相当机械、相当狭隘、相当偏颇，为应对上级部门而不是广大民众的考核，政府官员即使从理性出发，也能意识到做好表面文章是一种最省事、最容易出成绩的方式。在这样的体制下，我们全国人民深恶痛绝的政绩工程便应运而生，比如为单纯追求GDP数字而不顾民生、环保，为追求城市形象而大兴土木工程引发铺张浪费，等等。政府官员为追求政绩考核上的成功、仕途上的升迁，一定会动用手中的权力做足文章，无论在经济、文化、科教等领域，种种违背客观规律的事情（比如国有企业重组强拉硬拽，为面子工程而挥霍国家资金）由此得以发生。这就是中国社会发展受制于政治体制，或曰体制阻碍社会发展的真正含义。　　体育也不可避免地成为了政绩的一个组成部分，足球也成为政府官员特别是体育管理部门的官员成绩单上的一个重要科目。职业化以来，各种打着“树立城市形象”、“打造城市名片”旗号的足球工程纷纷大行其道，各地涌现出一批“足球书记”、“足球市长”，以亲自操盘、间接干预、关心过问等不同方式表示支持。其中最出名的一位是如今的重庆市委书记、当时的大连市长薄熙来，大连被称为足球城亦是其一手之功。政府依然不放手足球，即是前面所说“不改上半身”。从专业体制中醒悟过来的政府决定自己不直接投资金钱去搞足球，而是要求或支持企业去搞，即是“只改下半身”。这样看起来，似乎从政府到民间，都重视和支持足球，对足球运动只有好处没有坏处，且让我们看看政府是如何支持足球的。　　企业家都是聪明人，他们深知足球是政府所需要、所重视的事情，既然政府不愿意也搞不来足球，企业来接盘也未尝不可。但是我企业家为你市长政绩出了力，你市长怎么回报呢？总不能让企业学习雷锋，自己承担亏损吧？市长自然也不可能让搞足球的企业吃亏，否则谁还愿意来趟这滩混水。这就是他们的逻辑，在这样的逻辑下，一种变异的“权钱交易”便产生了。政府不再象专业体制下那样直接投入资金，但是政府有无边的权力。当企业以经营足球俱乐部为条件向政府提出优惠政策、土地等要求时，政府不可能不考虑进行这种交易。对于政府来说，不直接投入资金不会影响到财政，而优惠政策、土地则是在政府的权力范围之内，完全可以作为交换条件。举个例子，当年大连万达集团在经营足球之前，只是当地一家籍籍无名的企业。而当老板王健林介入足球领域之后，从政府手中得到了不可数计的土地和政策支持，短短十年时间，现已成为全国知名的地产集团。另外一个例子，山东鲁能集团属于国有企业，直接受政府指挥，政府为了足球政绩直接指定一家国有企业搞足球俱乐部亦在情理之中，反正鲁能集团是电力行业垄断企业，本质上资金都属于国家，虽然未必便向山东政府要求什么政策或土地，但肉都是烂在锅里，也是一种变相的政府资金投入。企业经营俱乐部的终极目的已经真相大白、路人皆知——企业并不是指望通过经营足球本身赚钱，而是以此作为交易条件，向政府交换本应属于公共资源的东西，这和欧洲足球发达国家的俱乐部经营宗旨完全背道而弛，中国足球职业化改革达不到目的，足球水平得不到良好发展，其最大的根源就在这里。对于政府官员来说，他们所控制的权力和资源并不属于个人，而是属于国家，属于全体公民的公共权力和资源，这种打着公共旗号却被少数官员掌握的资源被用于交换给足球这种本应自我发展、自我实现价值的东西，成为足球经营者个人腰包和官员个人政绩的一部分，对官员和企业老板个人有百利而无一弊，但对全体纳税人来说则是资源的极大浪费。由于资源不合理地让渡给足球经营者，实质上也损害了其他商业竞争者和纳税人的利益，破坏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这种行为本质上是政府官员慷他人之慨、成自己之美事，是一个民主自治社会绝对不能容忍的现象，但此时它却披着华丽的外衣横行于中国众多地方。例外的地方仅是少数，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深圳。深圳政府似乎并不把足球作为政绩里很重要的部分，也许是深圳可资关注的东西太多，不管怎样深圳一直没有出足球市长，足球行业的市场化程度比较高，说白了就是政府不怎么管这摊事，最多发挥协调作用，而不会和企业进行什么交换。这种市场化的直接后果就是深圳足球举步维艰——政府也不管，企业又靠足球赚不到钱，球队怎么能够生存？有很多人不理解，深圳经济如此发达，企业怎么会没钱搞足球呢，反而还不如那些经济落后城市？这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其实很好理解，企业通过足球既赚不到利润又得不到政府资源，谁会愿意掏钱养活球队？这不是有没有钱这么简单的问题。　　指望由不把提高足球水平为首任、不把经营足球产业为主业而只作幌子的俱乐部组成的联赛能推动足球水平发展无疑是痴人说梦话，中国足球俱乐部的出生目的已决定了中国足球职业化只能是伪职业化，连半职业化都算不上。首先，企业抱着这样一个目的来经营俱乐部，就不会有长期经营的打算。欧洲的足球俱乐部很多都有上百年的历史，百年来地点不变、名称不变，几代人经营，其长远规划经营的思路在中国没有根植的土壤。94年职业化改革以来，各家俱乐部一直处于不停的变动之中，甚至多次迁移城市，从沈阳迁到长沙，从上海迁到西安。多次变更名字，有的俱乐部甚至已五易其名、六易其名，无非是哪个城市给出的政策好，哪家企业出的钱多，球队就到哪里。一直没有变过名称的似乎只有北京国安、上海申花两家俱乐部，这种现象在欧洲是不可想象的。正是由于经营者从来没打算要长期搞足球，只是为了博取政府的交换资源，因此俱乐部就不会真正制订什么长期发展规划，俱乐部也就永远不可能发展成为那种百年豪门俱乐部，只能是打到哪里算哪里。其次，没有长期发展规划，青少年培训体系也无法真正建立起来，这对足球这项投资周期长、见效慢的运动是致命性的打击。邓小平曾经说过“足球要从娃娃抓起”，话说对了，但是怎么抓直到现在都没有一个人做对。原先是政府投资建体校，不行了就改为职业化，想效仿国外由俱乐部自己来做，但到现在成了谁也不做的结局。其实俱乐部老板的想法也很现实，青少年培养需要很长的周期，投入的资金能否收到回报还很难讲，既然我搞俱乐部是为了和政府交换资源，哪一天我甩手不干都有可能，我为什么还有投资去培养青少年呢？这些年来因为得到资源或者没有如愿得到资源而退出足球的企业一直络绎不绝，想让他们真正花大力气去建立青训体系是不现实的。再次，既然企业并不依靠经营俱乐部本身去盈利，因而俱乐部就没有足够动力来为俱乐部制订良好的管理机制，对球员个人的发展、管理、约束就非常随意。最突出的体现就是球员天价的薪酬。因为要在短期内追求好成绩，光通过培养青少年球员已经不能达到目的，俱乐部之间只能靠互相挖角，竞相提高薪酬待遇。反正企业的收益来源是政府资源的获取，或者企业本身就是具有雄厚资金实力的国有企业（鲁能），他们就不太会考虑球员工资成本会给自己带来多大的影响，为了一个冠军指标或好成绩，可以不计成本地投入(又不花自己的钱，多么潇洒)；同时足球运动员数量有限，一下变得奇货可居起来，这就是职业化以来足球运动员收入病态地暴涨，严重脱离社会发展实际并广受人们诟病的根源。试想，如果一家只能靠经营产品盈利的企业，怎会不绞尽脑汁去降低员工工资成本从而给企业带来更大利润？众多民营企业相比国有垄断企业的低薪水水平的事实已经充分说明了这个问题。最后，既然企业经营足球是短期行为，难免为了追求短期效益不顾长远发展去做一些假球、赌球、贿赂裁判等违法之事，导致联赛充斥着各种丑恶现象，严重影响联赛的水平。　　在这种“半改半不改”的改革整体环境下，足球俱乐部走到今天这个地步，已经很难去责怪具体的某一个人或某一家企业，甚至也不能去责难俱乐部经营者。既然社会环境给了我这样的机会，我为什么不可以在不违法的前提下去获取呢？这也正是中国足球俱乐部和欧洲足球俱乐部的本质差别所在，正体现了本文的题目——体制之困，非某个人或某些人能够解决。当俱乐部经营者不是按照足球运动的发展规律来办事时，足球运动水平的下降、足球运动员的沉沦已是必然的结果。可以想象，一个企业的老板都不想做出好产品，他的员工和产品会是什么样子？如果一个国家的企业都不想做好产品，这个国家的国力绝对强盛不了。作为足球运动核心载体，俱乐部（球队）偏离了发展宗旨，其功能和职责已被严重扭曲，由俱乐部球员选拔出来而组成的国家队水平得不到提高就不是什么奇怪的事。　　中国足球现在所处的阶段就是专业化体制解体，职业化尚未真正实现的尴尬阶段，出现阵痛实属在所难免。政府直接间接插手，以权换政绩，国有垄断企业用纳税人的钱来经营足球，种种此类破坏公平竞争环境的行为严重干扰了职业化过程。中国足球出现的问题并不是因为职业化改革本身，而恰恰是改革不彻底所带来的。体育总局有人提出恢复举国体制，回到专业化的老路，乃属不折不扣的开历史倒车，其观点之腐朽、论据之荒谬、眼界之狭窄就算满清遗老再世恐怕也要甘拜下风。中国足球真正的问题不是政府做得不够，而是政府做得过多，做了许多根本不应该由它做的事，其实西方市场经济以及职业足球发展史已经明白无误地告诉了国人答案，而中国政府仍旧一意孤行、死抓不放，已经不能用认识有限等理由来解释，只能理解为中国政治的根本体制和不愿意放弃手中权力等利益驱动的结果。这种体制导致的政府力量对社会各领域窒息式的控制和无孔不入的渗透业已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毒瘤，以腐败、低效、长官意志、不讲客观规律为特征的政府行政权力体制不改革，不要说中国足球，包括中国任何领域在内都很难实现最终的成功。西方在自由市场经济法则指导下迅速发展成为高度发达的国家体，奉行的就是政府不干预、少干预原则。即便二战盛行的凯恩斯主义，那也是重在政府宏观调控，而不是直接干预，其政治体制的基石并没有因凯恩斯主义而改变，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出现的国有企业失败和民营经济的崛起也给予了充分证明。中国足球要想实现真正的职业化，就绝不能象现在这样“改一半留一半”，而应使俱乐部象非国有企业一样，具有自主产权，自主经营权，不能给予政府特殊待遇，给他们创造一个平等自由的竞争环境，促使他们从经营好俱乐部本身入手，以提高球队成绩为己任，政府不插手、不设障碍，届时相信青少年培养不力、球员不合理的高薪、假球赌球等问题会逐步得到解决，从而达到职业化的目的。　　三、官僚作风支配下的管理机构（足协）　　体育也和其他行政、立法、司法等部门一起成为国家权力机构这一现象，恐怕也是中国（或集权国家）的特色。作为一级政府部门，无论是国家体育总局还是地方体育局都承受着政绩的压力，掌握着资源分配的权力。以唯上的政绩出发点作基石来支配着体育主管部门的行为，象地方行政官员单纯追求GDP一样，体育官员追求运动员在国际国内比赛成绩几乎成了他们唯一的目标，为此可以不惜动用一切能动用的国家财富，劳民伤财的“全运战略”、颇具争议的“奥运战略”便应运而生了。本文并不讨论这类行为的合理性与否，而是分析在官僚体制的体育主管部门强力支配下，足协（政府部门）如何妨碍体育运动的发展。　　中国和西方最大的区别之一在于，政府部门所扮演的角色截然不同。中国的政府主管部门是以上级管理者的姿态出现，无论是对球员、教练，还是对俱乐部、商业运作公司，足协都是上级领导，是一切决策的拍板者。西方政府主管机构则是以协调者、服务者、仲裁者的面目发挥作用，它和俱乐部、赞助商之间完全是平等的法律关系，不存在上下级之分，它参与但不控制着商业运作，除国家队事务外也不具有完全拍板决策的权力。源于各自国家政治理念和体制的区别，这种本质上的不同导致了足球领域也形成鲜明的反差。中国足球界一切都要听从足协的决策和领导，足协几乎百分之百影响到足球运动的发展，俱乐部和其他参与方相关权利缺位，无法建立起平等协商的商业环境，无法形成自愿平等的交易规则。足协的单方决策蕴涵极大的道德风险和专业风险，其他参与方则缺乏参与积极性和热情，这种情况下极易出现长官意志、冤假错案、强权压人、暗箱操作、违背客观规律等事情发生。西方国家在平等、自由、民主的环境下建立职业联盟，充分发挥民主的优势，避免个人专制的风险，运作透明公开，参与各方均有较好的参与方式和权利实现路径。两者的优劣，可以说是市场经济对计划经济全面胜利在足球领域内的浓缩版。　　先来看看长官意志的危害。中国的政治体制的特征之一就是“唯上”，在上级面前，什么规律、原则、专业都可以靠边站，唯上的准则造就了长官意志，其表现为一切都听从上级领导，而上级领导通常都是门外汉，其所作所为经常违背客观规律，但下级仍然奉若经典，这种事情已经数千年在中国历史上日复一日地上演。先看一个例子：据说2000年选拔国家队主教练时，足协照常先“民主”后“集中”，找专家开会提名人选，完事后送呈总局领导批准决定。当足协官员向总局领导汇报候选人念到米卢的名字时，该领导眯着的眼睛一下睁开了，盖因米卢名气太大，连这个足球外行都听过，而其他人选则从未耳闻。领导一敲桌子：就是他了。也许这个传说有点夸张，但类似的情形相信是真实存在。应该说该领导运气不错，如此戏剧性决定一件严肃的事情，其结果是赌对了，米卢是中国男足最成功的教练。但是，长官意志不会每次都这么好运。比如：出台12分钟跑、选没有执教经验的张海涛当女足主教练导致奥运会0比8惨败，几次决议要将联赛南北分区，阎世铎在位时暂停几年升降级，选阿里汉、裴恩才等做国家队教练均遭惨痛失利，等等一系列令人匪夷所思的决议，都拜长官意志所赐，严重违背客观规律，中国足球被这些离奇的政策折腾了多年，能够有什么发展才真是怪事。长官意志的根源又在于中国政治的“外行领导内行”之顽疾，只讲级别，不讲专业是中国政府的普遍现象。工作可以轮岗，只要级别对口，阎世铎、谢亚龙等几任足协领导均非足球专业出身，薛立、南勇等几位现任副主席也和足球不搭边，除了南勇、杨一民等少数几人外，主要领导的水平甚至极有可能不如一个资深球迷。而这些球盲又听从于总局领导等更大的球盲，这样的一个决策机构和体制，我们还能对它抱有什么希望吗？当一把手上任的台词通常是“我要慢慢开始学习”、“一切从最基本的开始”时，这个机构基本可以宣告是废物了，对它最大的期望是不要发挥负作用即可。　　其后再来看看追求政绩的危害。对一名中国体育官员来说，最大的政绩就是在国际比赛中，其所管辖球队取得好成绩，扬我国威。这本来也不是什么坏事，但是急功近利的官员并不愿意直视足球运动的规律，而想追求速成，于是他们开始建造沙堆上的摩天大楼。在这种观念支配下，中国足协死拼全力来博取国家队的胜利，从而完全看不到国家队水平的提高只能建立在俱乐部水平的提高、建立在联赛水平提高的基础之上这一简单事实。足协的政策经常因为要保证国家队集训比赛而变化不止，每年都要出台联赛暂停制度，联赛缩减的政策也经常甚嚣尘上，不惜损害联赛的发展；长期圈养集训国家队的做法也是在最近几年才逐渐改变。足协主席长年跟随国家队集训比赛，被称作敬业，甚至亲自出马为球员示范动作，指导战术。这种滑天下之大稽的事情也只能出现在中国足球这种体制之下，当巴西足协主席也教卡卡怎样踢球时，当大卫斯特恩开始对科比淳淳教导如何投篮时，五星巴西和百年NBA也会迅速堕落并消失。每一届足协，我们都说他们在豪赌，豪赌世界杯出线，豪赌奥运会出线，不惜一切代价豪赌国家队的成绩而不顾国内联赛和俱乐部的死活。这种杀鸡取卵的赌博方式注定了其豪赌只输不赢，即便唯一一次成功也是再各种机遇下的碰巧而已。而即便是赌赢的次数增多，又能说明什么呢？国内联赛水平不提高，俱乐部经营不走正轨，青少年培养不得力，中国足球就算偶尔出线一次，也必将迎来更大的失败。但是足协官员并不在乎，他们在乎的只是任期内能否赌成功一次，于是他们便拿国家资源和球迷痴望作筹码，企图赌对了能够换回自己的乌纱帽和仕途高升。这就是政绩危害的基本原理，在一切领域都通行。　　最后来看看绝对的行政权力对商业环境的损毁。中国之所以没有成熟的职业化环境，是由政治体制决定的，是由于行政权力的不恰当控制和干涉导致。众所周知，一个自由市场经济社会，一个高度商业化、职业化的社会，最基本的原则应是参与各方法律地位的平等。然而，中国社会缺少的恰恰是这一关键因素。中国足协作为一个政府主管机构，它和其他参与方的地位明显不平等。如果把中国足球也看作一个产业的话，足协则垄断着这个产业的一切。只有它自己不想做的或者做不了的，才会放给俱乐部、赞助商、运营公司去做，但是游戏规则的制订权、收益分配的决定权，它却牢牢抓住不放。最初，足协把各级国家队的经营开发权全部交给能力非常低下的内部公司——福特宝来运作，导致多年来商业开发不利，国家队热身效果奇差，长年得不到和强队锻炼的机会。垄断无法产生好结果，足协开始转而寻找合作者，结果又因自身专业水平不够，被盈方公司忽悠，运作结果仍然相当糟糕。勉强成立一家中超公司，试图学习英超搞职业联盟、搞股份制，发挥民主的优势，又因行政权力意识过于膨胀，足协一股独大，搞一言堂，以行政权力取代股东会董事会等公司治理结构，其他股东均成下属和摆设，如此远离法治原则，又使中超公司名存实亡。在日常管理方面，中国足协也是一言堂，政策摇摆不定，奖惩首鼠两端，分配暗箱操作严重不公，基本上完全丧失公信力和权威性，以至国内联赛黑哨、假球、赌球现象泛滥成灾。在这种体制下，游戏规则荒诞不经，游戏裁判监守自盗、颜面扫地，游戏参与者各怀鬼胎，成熟的商业环境绝不可能产生和形成，最终受害的只能是足球本身，包括足协自己在内。中超商业价值连年下降，冠名权标的逐年缩水已是证明。　　客观地说，把中国足球落后的责任都归结为中国足协也是不全面的，足协本身就不应该具有这样的功能和职责。足球发达者如英、意，其国足协并没有如中国足协这样大的权力，也没有做中国足球做的这些事情，然而结果却完全不同。但是如果是中国足协全面学习他们，在中国既无可能也不明智。因为中国足球的体制也是被大环境、大体制所决定，即便中国足协开明到改掉上述一切顽疾，中国足球也好不到哪里去，这是因为中国并不具备足球职业化的环境和条件，同样会出现“一抓就死、一放就乱”的现象。　　四、集“肇事者”“受益者”“受害者”于一身的球员　　运动员是足球运动的直接参与者，足球水平的落后归根结底要体现在赛场上，从这个角度说，运动员是一切问题的最终体现者，是处于风口浪尖上的人。中国足球水平低下，问题重重，可想而知中国的足球运动员承受多么大的压力。对于中国的足球运动员，人们往往用“不思进取”、“缺乏爱国心”、“只图享受，不愿付出”、“素质低下”等词语来形容和描绘。应该承认，很多类似描述都是事实，中国球员确实普遍存在这些现象。然而，仅仅把中国足球落后的原因归结为这些则不免流于肤浅，没有触及到问题的根本。的确，中国足球水平落后是因为球员技不如人，但是为什么球员一代又一代都是技不如人呢？这个客观事实是否都是由球员自己主观造成的呢？持批评态度的人认为，主要是因为球员自己不努力训练，不刻苦钻研才导致技不如人，这种观点显然有失偏颇。按照这个逻辑，水平比足球还低的橄榄球、棒球、马球等，其运动员比足球运动员更懒、更不思进取。而非洲运动员之所以赶不上中国运动员的跳水、乒乓球水平，都因为他们天天睡大觉；英国人打篮球永远也打不过美国人，也源于他们无心训练；中国女足水平被日本女足赶超也是因为这一代的中国人比日本人更懒。很可笑的结论说明很简单的道理，问题不能这样分析，就算是个人主观不努力，也一定有更深层次的原因，因为这不是一个人不努力，而是一代乃至数代人如此。在原先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国有企业吃大锅饭，经济怎么也发展不起来。你能责怪全国的员工都不努力吗？后来改革了，经济迅猛发展，同样是那个人、那批人，怎么做出来的事完全不一样呢？原来问题并不出在人身上，而是出在制度上，出在制度所造就的整体环境上。又有批评者认为球员拜金主义严重，只想赚钱不好好踢球，这个论点更是荒谬。贝克汉姆、罗那尔多赚的钱比中国球员多得多，但球却踢得好得很。计划经济体制下的职工赚钱很少，但你敢说他们比现在的员工干活更卖力？想赚钱不但不是踢球的障碍，反而是动力。一个不想赚钱的人根本不能指望他会干活，关键在于有没有合理的制度保证他能够完全通过自己的努力去赚到合理的钱。　　在以前的专业体制下，足球运动员从进入少体校开始即进入官办体制，自此每进入一个层次都有相应的待遇安排，到一定阶段便可被国家安排退役后的工作出路。他们以地方或国际比赛为全部工作内容，依靠上级颁发的奖金发点小财，但总的来说收入寒酸。由于受困于户籍以及一系列繁复的调动手续，也几乎使得运动员的流动变得不可能或相当困难。基本上球员的运动生涯会在这样固定的程序中结束，混得好的获得N级运动员头衔或好的工作安排，差的就难免一身伤病然后下岗。足球运动员和其他行业的工人、干部其实也没多大分别，基本谈不上什么发财致富、个人的前途理想，更没听说过职业生涯规划、商业价值等概念。在这样一个既看不到前途又缺乏竞争和流动的环境里，我实在想不出球员还有什么动力去踢好球，光凭爱国心和荣誉感去坚持十几二十年的枯燥、艰苦的训练和比赛，恐怕只是看客们和道德家的一相情愿罢了，放在谁身上也做不到。　　职业化改革以来，球员收入突然大幅增加，俱乐部之间也开始出现球员转会的现象，客观上为球员提供了动力，这也正是商业化、职业化所带来的后果。但是职业化改革的不彻底和伪劣性，使这种职业化能够给球员在职业上所起到的积极作用大打折扣，因此我们也没能看到职业化给中国足球带来真正的起色。职业化不彻底的原因和结果在前面已经分别讲了俱乐部和足协，这一节主要讲球员。　　足球运动在中国历史不算短，普及面也不算窄，基本上每个学校的学生都有机会接触。但是，把足球当作自己的职业或专业，这一意识和现象在国内都是很罕见的，也就是说，踢球的人不少，但都是当作娱乐和锻炼，很少有人打算把足球当作养家糊口的饭碗。这种现象的出现并不奇怪，中国既缺乏欧洲那样完善的足球人才选拔、输送等产业链运作体系，又没有南美那样广泛的基层基础和组织，绝大多数踢过球的人一般都在工作之后逐渐结束了自己的业余足球生涯，包括作者本人。这样看来，中国的足球基础非常薄弱，所以中国虽然人口众多，但是真正能够为足球运动贡献人才的基数却小得可怜，人才的数量和国民人口总数被证明并不存在任何线性关系。　　中国足球青少年体系就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建立起来。前面已经讲过，专业体制下，各级政府搞足球，承担青少年培养任务。在政绩心理驱动下，各级足球队为追求短期成绩，违背足球运动规律，违背青少年运动员成长规律，在青少年阶段便一味选拔身高体壮者而忽视技术意识良好者，因为青少年阶段依靠身体优势可以取得更好的成绩。这一做法导致青少年成年后技术意识普遍较差，而少年时间赖以吃饭的身体优势在成年后也不复存在。长年累月实行错误的培养选拔方式，致使大量优秀的苗子在青少年阶段夭折，被选拔出来的都是日后没有太大发展潜力的人，中国球员技术粗糙、意识落后在青少年时期就埋下种子。当各级国家队教练都抱怨可选面太窄时，我们都可以理解根源在哪里。职业化以后，青少年培养逐渐转到了俱乐部，前面也已论述过，俱乐部同样缺乏足球的动力来做还这个事情。可见错不在球员，并非因为他们不努力踢球，而是因为生存在这样的体制内，在起步上这些运动员就已经落后一大截。　　在欧洲，足球产业拥有相当完善的阶梯式球员输送体系，各级联赛都是足球运动员发挥才能的领地，遍布全国的球探随时可能发现好苗子。中国则只依靠有限的足球俱乐部、足球学校，显然已经落后得不只一个时代，即便有天赋的少年运动员也要依靠很好的运气才能够踏入职业足球行业。有些俱乐部一旦降级或成绩不佳，即宣布解散或退出，极大损害了足球运动员利益和从业积极性，并给后来者带来非常坏的示范效应。　　球员成为职业足球运动员之后，即成为某个足球俱乐部的一员，和俱乐部形成雇佣和被雇佣的关系。从本质上讲，这种关系和企业与员工的关系并无二致，实际上我们每个人都扮演这样的角色。每个人的成长、工作以及成就的大小，不但和自身的努力相关，也受雇主实力、经营情况等各种因素影响。球员水平的提高建立在自身努力基础上，由俱乐部训练水平、教练水平、提供高水平热身赛的机会、俱乐部对球员教育培养等因素决定。由于俱乐部经营宗旨的偏差，其发展战略、制度建设、管理机制等并不能构成一个球员健康成长所必须的良好环境，致使球员很难得到发展的机会，水平的提高也就成为一句空话。在这样的环境里，即便再有上进心的球员，被训练水平、比赛质量所限，也只能感到空有壮志、有心无力。　　球员不仅受困于俱乐部内部环境，而且受困于中国足球的整体政策。中国足球一贯而之地把自己摆在管理者的角度（实际上它也是），其出台的政策便自然秉承集权时代政策的特点，就是要把管理对象管住、管死，最大的体现就是不放权，不给自由。国际足坛经过上百年的商业化历程，早已有一套完善科学的自由转会法则，这和其自由市场经济原则如出一辙，每个球员都有自由身，不受任何人和机构限制，和俱乐部的关系也仅是合同关系，合同之外球员可以自由选择俱乐部。然而中国足协所出台的转会制度完全沿袭计划体制那一套，直到今天仍然给球员转会套上层层枷锁，严重限制球员自由。俱乐部依靠这种政策，在和球员的商业关系中占据着绝对优势地位，掌握了球员的去从大权，球员彻底成为弱势群体，主宰不了自己的命运和前途。为了俱乐部或地方的利益，俱乐部或地方政府合作，无视球员的利益，扼杀球员的前途。近年来越来越多球员为转会事件和俱乐部闹得不可开交，很多球员被转会所困而不能去往自己想去的环境。当越来越多日韩球员到国外联赛参加更高水平联赛的同时，中国球员留洋潮却渐渐消退，这一方面是由于中国球员水平不高，另一方面也是国内俱乐部以成绩为由，极力阻碍球员出海，球员无可奈何，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早期的郝海东被乌拉圭球队看中，却被中国特殊的军队体制所阻扰。尽管郝当时声称愿意为八一队尽力，但此事对郝本人以及中国足球的损害却不可估量，设想郝海东年轻时能够出国踢球，水平自不可同日而语，给国家队水平提升带来的帮助亦是极大。我们都可以设身处地想一下，当一个公司职员在工作不如意或看到更好的机会时不能够自主决定跳槽，你还能指望他在原单位踏踏实实地干活吗？这不能责怪个人觉悟不高，这是人性的自然选择。中国老一代管理者自以为限制了流动就可以稳住一个球员，稳住一家企业，实际上给生产力带来了极大的束缚。在这种环境里，个体谈不上任何职业生涯规划，看不到实现价值的途径，严重影响工作积极性，扼杀发展潜能，多少国有企业和行政机关效率低下、职工蹉跎岁月的例子摆在我们眼前，管理者却视而不见，仍然抱残守缺，固守早已被历史抛弃和淘汰的那一套，只顽固地指责球员缺乏爱国热情和职业道德，一味要求球员什么都不想只想踢好球，这是严重缺乏人性的表现。孙继海曾经说过：中国球员就象民工。一句惊人，引来无数批判，实际上他说的不是没道理，我们都知道要保护职工权益，球员的权益却因足球水平低下而被忽视，确不应该。没有流动就没有竞争，没有竞争就没有动力，没有个人前途就会缺少热情，铁一般的规律已被自由市场经济运用成经典，职业足球最基础的东西就是自由和平等，靠政府行政力量强扭永远也不可能职业。中国足协以其落后几十年的政策来管理、指导、规划中国足球的发展，倘若还能造就优秀的运动员才叫天理不容。　　西方的足球运动员在赛场之外，还具有不同的商业价值。根源于球员个人名字和形象的商业价值，是俱乐部和球员财富的重要组成部分。球员由于名气大、形象健康，可以吸引更多更好的广告商和赞助商，并可以用其形象制作成球衣、球鞋等附属品牌产品出售，收入都可以由球员和俱乐部签署分成协议来分享。由此，俱乐部十分注意球员的包装，球员也很在意自身形象，不敢肆意出现不良行为，这也是为自己前途负责的表现。中国的球员缺少这方面的商业价值，不懂得要维护良好形象，职业意识非常差，自律精神严重缺乏，所以经常出现酗酒、斗殴、赌博等行为。客观讲，中国足球水平不高既不能全怪球员，也不能不怪球员。中国足球青少年培养机制决定了中国球员自小便疏于文化知识的学习，自身素质不高。成年后受社会风气影响，加上伪职业化带来的暴富效果，或多或少有满足现状、为富不仁的行为举止和种种恶习，更遭到社会各界的严重诟病。　　任何运动终究要靠运动员来进行，任何活动也终究要靠人来完成，如果结果不好只会指责承担任务的个体，可能永远也不会进步。研究如何激发人的积极性和创造力，然后设计科学的制度保证各项运作都良性进行，这是千古不变的课题。西方工业革命以来，自由市场经济的成功很大部分解答了这一问题，西方管理学、经济学、心理学、社会学、公司治理等一系列科学已经给了我们很多答案。中国足球问题不能单纯归结为球员的个人问题，球队成绩不理想，立刻被归罪为“丧失斗志，无拼搏精神”、“缺乏取胜欲望，不思进取”，甚至上升到“没有爱国心”的政治高度。只要亲自踢过球、比过赛的人都知道，踢球的人只要一上球场，没有想输球的。就算我们当年中学班级之间的比赛，也必竭尽全力，何况在万众瞩目之下，代表国家队比赛，我就不相信有谁敢抱着在一旁歇歇脚、留点力的念头。精神面貌、士气斗志不是任何时间都成为决定因素，怎能输球便一棍子打死？　　在中国足球职业化以后，由于国有垄断企业的介入和行政权力的干预，球员收入暴涨成为最大的罪责。这是被体制决定的，不应该成为球员的罪状。虽然中国足球尚未形成真正的产业，但是这个领域依然存在上亿的商业价值，如果算上相关投入和产值，可能高达几亿甚至几十亿。作为这样一个产业的顶级从业人员（国家队和中超球员），年收入达到几十万或上百万其实并不是一个特别高的数字（比比那些亏损国企老总的收入、歌星影星的收入）。固然球员个人素质也是足球水平落后的原因之一，但真正的原因是促使球员不想踢好球或无法踢好球的体制问题。从这个角度讲，球员既是职业化的受益者，又是足球落后的肇事者，还是体制的受害者。　　五、需要正确认识的几个问题　　本文论述的是体制问题是中国足球落后最深层次的原因，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最根本的差异就是自由市场经济原则的贯彻与否，在足球领域则体现为是否真正的职业化，是，便发达；否；反之。这是被历史证明的真理，但一定会有以下几个问题出现：　　1、美国的足球为什么不发达？　　美国是西方世界的老大，也是自由市场经济最发达者，是民主政治的典型代表。然而美国的足球职业化始终不成功，水平比欧洲也差得很远，这一事实是不是与本文论点相悖？持此论点者缺乏市场经济理论的基本常识，这恰恰是自由市场经济最真的体现。一个没有顾客的产业不成其为产业，除非政府行政权力不顾经济规律强推。美国人不喜欢足球，是美国足球运动不能职业化、不能发展的唯一原因。没有消费者，怎么能形成产业呢？门票没人买，没人看球赛就没人看广告，也就没有赞助商，附属产品更乏人问津，如果这个产业还能存在，只有一个原因——政府为了某种所谓崇高的意义，拿纳税人的钱在填窟窿（如中国的跳水、冰雪、游泳等没有商业价值的项目）。美国是高度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商业化是其特征，NBA赛事已成体育经典，一点不用怀疑其职业化能力，美国足球水平的提高也唯有靠观众热情的点燃，除此别无他法。　　2、为什么南美的足球水平很高？　　以巴西、阿根廷为代表的南美足球一直保持很高的水准，而南美也并非如欧美一样市场经济高度发达、职业化高度完善的国家。首先，南美有别于世界其他地区，足球在其国家有着不可比拟的悠久传统和基层热情，经过一百多年的沉淀和积累，足球已成为他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部分，这种雄厚的基础确保了大量人才层出不穷。其次，由于地缘因素，南美幸运地躲过了两次世界大战的硝烟，当战争对东西方无数国家造成严重摧残的时候，南美人从未间断过自己的正常生活，包括足球运动也没有受到伤害。再次，虽然南美还没有如西方那样完善、规范的市场经济体系，但总的来说其国家是自由的，军政府政权并没有过多干预足球领域。一百多年的发展，南美国家也形成了相当稳定的足球组织体系，职业化程度并不低，这确保了足球运动良性发展。最后，更应该看到的是，南美国家真正顶尖的球星，无一不是在欧洲五大联赛中成长并成名的，但凡有潜力的球员都会远赴欧洲，踏入真正的职业足球行列。历数巴西、阿根廷国家队，90%以上的队员都是在欧洲踢球的球员，马拉多那、大小罗那尔多、卡卡等巨星都是在欧洲发展起来的，这正说明职业足球才是现代足球真正的正确发展方向。　　3、为什么有的举国体制或计划体制的国家也有较高的足球水平？　　这个问题前面已经谈到过，持此论点者无非是拿前苏联、朝鲜甚至伊拉克做例子。不可否认，上述三国也实行着类似中国的体制，足球水平也不见得很差。但是，首先，他们的足球水平至少不能说很高，并且多年来也一直没有什么突破且渐走下坡路，比如苏联已经解体，朝鲜也很少能在国际比赛中露面，其水平也不会比中国高一个档次。其次，集权计划体制的国家不少，却没有一个国家可以跻身于一流足球国家行列，足球发达国家全部是市场经济发达、职业化水平高的国家，这是普遍现象，只有普遍才能成为规律。再次，举国体制投入足球，并不是不会产生效果，而是投入产出严重不成比例，事倍功半，政府行政推行的事情效率低下，滋生腐败，已经论述过，不赘述。最后，举国体制投入足球，意味着花费国家，也就是纳税人巨额的资金去养活若干足球队、足球运动员、足球教练、足球官员等一系列机构人员，而这种投入除了为国家争取体育比赛的成绩外无任何回报。这种耗费巨大社会成本，占用有限的政府财政资金的做法，应该不是现代国家和社会的发展方向，也不是现代国家政府应负之责，是被历史淘汰的行为。设想，国家拿出建设基础设施的资金量来搞足球，在全国各地兴建大量足球学校，给足球从业人员大量奖励和资金，虽然因为低效和腐败会抵消很大一部分投入，但足球水平应该还是会比现在有所提高。然而，全体国民会期待这一结果吗？作为纳税人，会希望自己的税款这样花吗？企业（只要不是国有企业）愿意花钱搞足球，无论盈亏，任何人都没有理由干涉指责。但是国家的投入是全体国民的事，国家的投入有没有效益、值不值得、有没有腐败低效，每个公民都有权诘问。只有在国家公共领域，要不要搞足球，要怎样搞足球才轮得到国民来发表意见。　　六、结束语：被误伤的中国足球　　中国足球沦落到今天的地步，并不是偶然，也并不值得大惊小怪。总的来说，足球的水平和中国各行业发展还是基本适应的，不是太离谱。中国经济总量已居世界前列，但是企业管理水平、竞争实力、社会福利、政治制度、廉洁公正、国民素质等很多方面都处于落后状态。奥运会上中国多数金牌都是依靠国外没有职业化、商业化的冷门项目所获得，在这种投入产出见效比较快的项目中，中国的举国体制显示出了优势，政府投入得到了政治方面的回报。　　多数时候，人们往往拿这些项目来和足球做对比，光从成绩上自然足球不堪入目，骂声自然响成一片。骂足球的人很多，但真正了解足球的人却很少，对于一个不了解的事情，你有什么理由去批判呢？被骂最多、也是最可笑的一项是：足球浪费钱财，不出成绩不要再搞了。虽然这个问题我在前面已经拨乱反正过多次，但这里还是要再次指出：足球现在不仅没有花政府的钱（花企业的钱不关其他人事，他人没有权力指责），而且为政府贡献收入。目前中国政府除为各级国家队的运作支出不多的费用外，并没有其他的投入，这方面基本向西方看齐了。同时，由于职业联赛的建立，足球运动吸引了一些企业成为赞助商，每年的冠名费、赞助费、广告费已使中国足协成为体育系统内最富有的部门。这些收入中很大一部分转而投入到了跳水、体操、游泳、田径等根本不产生经济效益的项目，以弥补政府资金的不足。可以说，这些中国传统优势项目离不开足球的支持，他们的国际比赛中摘金夺银也有足球的一份功劳，这恐怕是那些张口闭口不搞足球的人所不知的吧？　　中国特殊的体制决定了足球职责和功能的初始定位错误，将一项自主发展、自我输血循环、为社会创造价值、为国家贡献产值、为民众提供就业机会、为观众带来精神需求的产业狭隘地定位为为国争光、为地方争光，不求经济回报的政治工具，从而将足球运动导入传统集权计划体制下的一项政府工程，企图用政府资金，依靠举国体制来支撑如此庞大、复杂的运动，其失败的结果早已不难想象。足球领域举国体制的失败和计划经济体制、国有企业的失败一样，不遵循自由经济法则必将受到规律的惩罚。对足球的各种批评在未建立在对中国体制的深刻认识基础上都陷入肤浅和片面，诚然，技术落后、打法落后等是足球水平不高的直接原因，这些结论与体制因素并不构成矛盾，因为这些分析和体制分析不是一个水平面，而是阶梯递进式的关系。中国足球的问题非常复杂，落后的原因也远非一两篇文章所能概括，其中的因素既有现实的，也有历史的；既有客观的，也有主观的，受到政治、经济、文化、法律、管理、人种等多方面因素影响，体制因素也无法全面涵盖一切。然而，体制却是多数问题的根源，只有抓住核心因素，才能纲举目张，其他问题才有望逐一得到改善，否则只能永远陷在“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泥沼中，永远都只能发现各自的分析都有道理却无人知道究竟该怎样去解决。　　行文至此，结论很简单：中国足球的唯一出路就是职业化，如同中国经济唯一出路是市场化、中国政治唯一出路是民主化一样。中国足球现处在职业化尚未真正建立，而又失去专业化和举国体制某些优势的阶段，成绩不能进步甚至有所退步都不足为奇。针对足球水平退步的现象，举国体制论又开始抬头，思想僵化、对历史和经济学知识一无所知的管理者又准备部分恢复举国体制，这才是中国足球新一轮噩梦的预兆。纵观世界体坛，那些水平高超、影响力大、热门的体育项目无一不是高度职业化和商业化的项目，如NBA、足球、网球、高尔夫等，其高水平选手的水平远远高过号称世界最高水准的赛事——奥运会的选手，以至很多顶尖运动员都不参加奥运会，但是全世界无数的人们从这些体育项目中获得了无穷的快乐和享受。可见，职业化、商业化是体育运动正确的发展趋势，无论是实现产业化，实现商业价值，实现体育运动良性循环和发展，还是追求体育运动水准的不断提高，职业化和商业化都是唯一出路。　　民主、自由、平等是世界历史发展的主流趋势，这是任何力量都阻挡不了的。自由市场经济经过数百年的实践证明是人类经济活动目前所能找到的最好的方式，虽然今年的金融风暴被指责为自由市场经济过于放任的结果，但是大部分有识之士早已明了，错不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问题只能由发展本身解决。有亚当斯密就有凯恩斯，有市场经济就有政府宏观调控，人类社会总是在不断地修复中前进，但是人类永远追求的基本法则不会改变，这个法则是自由、是民主、是平等，而绝不是集权、不是专制和管制、不是被领导被代表。历史早已证明了自由、市场是人类活动最佳、最公平的方式，那些口口声声恢复计划体制、举国体制的人要么是无知，要么就是别有用心。恢复举国体制，进一步加大掌管全体纳税钱财的权力，这意味着当权者拥有了更大的权力，即为他们可以带来更大的利益，而真正的市场化、职业化便意味着投入产出和他们个人并无太大关系，个人在其中更无利益可图，这恐怕是主张计划体制、举国体制的人的阴暗心理写照，也是在其他领域内以种种借口阻扰、拒绝市场化改革的守旧者们不可告人的意图，但是企图开历史倒车的人迟早会成历史和人民的公敌。　　从这个意义上讲，把中国足球和中国历史、社会割裂开来是不科学的，我们无法苛求中国足球能够脱离中国社会的现实而单独发展，现在不能实现真正的职业化也很正常。只有等待中国能够实现真正的自由市场经济的那一天，没有了政府的野蛮干预，没有国有垄断企业的不计成本投入，没有了管理者制订的腐朽政策，足球职业化自然水到渠成。这一点，中国的近邻日本、韩国已经初俱雏形，而与韩国一线之隔的朝鲜陷入怎样的境地，事实无须多说，我们应有怎样的追求应是不言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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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长，中国足球没得说头的
　　体制只是一个方面 人的自身的各种
　　这次扫赌确实大快人心，但治理中国足球的痼疾依靠扫赌风暴只是治标不能治本。加强足球的立法和综合治理，让我们中国足球自身具备抵御假赌黑的免疫能力，这才是扫赌打黑的根本目的。
　　打假的目的不是打假本身，而是要推动足球的体制改革，最重要的是使足球回归到举国体制的模式。
　　足球内部监管已经收效甚微,借助今年的扫赌契机,赶紧建立司法介入足球监管的长效机制吧.
　　你好　　我是中国周刊的记者　　你的文章写的很棒　　我们想跟你聊聊　　已经在你的用户资料里发了短消息　　随时联系我
　　中国足球健康环境受损，各部门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公安做的好，强烈要求足协、国家体育总局一起行动起来，彻底铲除赌球毒瘤。
　　分析的准确到位，希望足球在自由、民主的大环境下发展。
　　官本位的思想,足协官员一心只想通过足球来追求个人政绩,不顾足球的根本规律,拔苗助长,舍本逐末,贪赃枉法.面对黑赌势力,不但不去制止,反而息事宁人.出了问题以后一走了之.袁伟民,闫世铎是中国足球的罪人,中国足协的官僚体制是中国足球落后的根源!
　　支持打黑，中国不能没有足球。
　　想不到仁兄比我写得还多……　　也说到根源了。就是解决很难，这不是什么方法好，而是如何让既得利益者吐出利益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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