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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五四新文化运动反封建主义的由来及其导致的后果&
本章节提要：本章节简要介绍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历史背景，指出了五四运动的直接导因，是中国民族工商经济和民间政治行会在自己的历史发展逻辑中，与西方列强及其中国官僚政治集团所发生的必然历史冲突，再次揭示了中国民族工商经济及其民间政治必然按照自己逻辑所发展的不可阻挡的历史趋势。同时，分别分析了陈独秀、鲁迅、吴虞、胡适等人之所以“反封建主义”的历史原因。&
关键词：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陈独秀、鲁迅、吴虞、胡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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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中国历史背景简介&
现在的人们几乎都知道中国现代史上的“反帝反封建”是发源于五四新文化运动，这里，首先需要廓清一个历史基本事实，这就是，现在人们说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实际上是指的“五四运动”与“新文化运动”的两个历史事件，这就是说，所谓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
五四运动是指1919年五月四日这一天，以北京大学为首的北京数千学生聚集天安门集会示威，他们高呼“外争国权，内惩国贼”，坚决反对巴黎和会上西方列强继续蔑视中国主权，将一战中的战败国德国在山东的经济和铁路经营特权转让给日本，当时，长期遭受西方列强凌辱的中国各界高度关注此事件，五四事件立即引起全国各界的响应和支持。所以，五四运动，是中国现代史上的反帝爱国运动。&
而新文化运动，则是指日由陈独秀开办《新青年》以后直至1937年抗日战争之间，主要在中国知识分子和中国思想文化领域内所搅起的一场深刻影响了后来中国的思想文化和政治制度走向的运动事件。这场新文化运动时间跨度长达20年，甚至还延续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其分别经历了：1，由李大钊、陈独秀等人掀起的中国未来社会性质的大讨论，从而在客观上帮助了共产主义思想传播，并为后来的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奠定了人员和理论的基础；2，由陈独秀等人掀起的带有民权和民主色彩的爱国主义运动，直接影响了后来中国的新民族主义和爱国运动的形成；3，由陈独秀、易白沙等人掀起的反孔运动，直接导致了后来中国长期的反封建主义的社会思潮和政治运动；4，由胡适等人掀起的新文学革命和白话文运动，直接导致了后来中国的文体变化和中国新的社会科学学术知识体系的形成；5，由张君励和丁文江等人掀起的“科玄论战”事件，直接导致了后来中国在思想领域里的长期的反封建迷信和反形而上学及其推崇来自于西方的科学技术的思想运动和政治运动；6，由胡适和陈序经等人所掀起的全盘西化和充分世界化的文化大论战，直接导致了后来中国的自由主义思潮的崛起及其长期的“贬中扬西”思潮的流行；7，由鲁迅开创了“反封建主义”的文学方式，直接导致了后来中国长期的文艺为政治现实服务的新文艺形式及其反封建主义的新文学艺术倾向……&
严格说，从时间和事件的发动者来看，五四运动与新文化运动有一定的关系，但是，五四运动本身却又是中国自身反欧美和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历史的延续事件，并非是新文化运动的必然结果。五四运动的直接历史导因，还是中国晚请以来的路权问题，也就是中国民族工商经济产业和民间政治行会与外国列强的政治、经济及文化势力的抗衡的本身。所以，今人在分析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时候，应该首先将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分开看待，然后在做一定的历史联系，不应该也不能够把这两者混淆在一起。&
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产生，有许多复杂和特殊的历史背景，涉及的古今中外历史社会因素特别多，这是现今的人们应该搞清楚的，任何单一视角和割裂古今中外历史及其静定的分析方法，都很容易导致观察者和分析者出现认识偏差。华山剑甚至认为，现在导致中国思想文化界的理论思维之所以长期无突破创新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因为中国思想文化界的业内人士在审视分析五四新文化运动问题的时候的单一政治化视角所致。&
晚请，随着中国民族工业的兴起，该时期的中国社会实际上已经形成了三种经济政治的态势，第一种是西方列强经过百年经营，所在中国所建构的经济、政治和教会文化势力，这些势力不惜采用各种可以公开和隐蔽的手段与中国当权者勾结，力图驾驭中国当权者能够给予他们更多的在华特权；第二种是晚请以来中国民族工商经济产业和新的工商行会势力的迅速崛起，他们迫切需要中国政府的保护和支持；第三种就是处于社会中的军队与政府合一的中国军政强权官僚管理势力。按照常理讲，尽管当时中国民族工商经济的能量还不能够与外国列强直接抗衡，但是，当时的中国政府理所应当应该将国家发展经济的立场放在中国民族工商经济一边。然而，由于种种原因，晚请政府却屡屡把国家的经济和政治的优惠政策向外国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势力集团一边倾斜，这就直接导致了中国民众和工商、行会和知识分子们越来越对晚请政府失去了信心，从而直接导致了中国民众强烈的“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的社会思潮，从而引发了以四川保路运动为主的一系列中国经济政治事件，最后结果了晚请政府的寿命。&
综观人类社会中的政治、经济、文化这三者之间的关系，政治是文化和经济的派生产物，政治对经济及文化会产生影响作用，但是，经济和文化本身才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因所在。中国之所以在晚请连连在全国各地出现民族工商经济产业及政治帮会行会势力与外国的经济、政治和教会文化势力的冲突事件，这是因为中国社会历史本身具有自己的独立自主性经济和文化的排异特性所造成的！决非一些人所理解的什么“夜郎自大”和“排外”所致，这就相当于一个本来就具有能力和能量的人在参与社会交流的时候，他不可能总是被动跟在别人屁股后面作为！而必然会按照自己的文明文化特性去独立自主发展自身。这就是说，中国近现代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发展逻辑现实情况，完全与西方近现代历史上的工业资本主义与政教合一的落后的封建势力的搏斗是两回事情！某种程度上讲，中国晚请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情况，已经具备了现代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格式。&
但是，大概是由于当时的中国人普遍中了“认识自己是最难的”的认识圈套，所以，当时的许多人都没有清楚认识到以上所说的中国历史的基本国情，这样，晚请的官僚集团中的许多人，其中也包括那些资产阶级改革派人士，都把中国几千年历史本身定位在了西方中世纪的政教合一的落后经济政治制度的feudalism(由严复所对应的中国“封建”一词的指意)上。这样，当然就会造成晚请政府要把国家发展工商经济的政策往西方列强一边倾斜了，而这样的情况，又反过来造成了许多知识分子从政治的角度去看待这些历史事件，这样，就直接导致了中国现代史上的“政治认识”的恶性循环圈套。&
由于晚请政府的垮台并非直接丧于孙中山革命党之手，而是主要因为带有现代社会性质的中国民族工商经济产业和帮行会的兴起及其汉族军事政治势力的兴起，与晚请满族皇权的军政官僚政治结构的冲突所致，当然，也在一定程度上有孙中山革命党的作用在其中，所以，“辛亥革命”的这种政治历史背景，使最先由17省联合会议推举孙中山革命党为首的中华民国政府的权力，很快就被转移到了原清军中属于汉族军政势力的北洋军阀们的手中，这样，又在1913年引爆了属于小军阀的江西总督李列均讨伐袁世凯的“二次革命”事件，从此，中国开始全面进入了军阀争权大战时代。从这里可以看到这样一个历史事实，这就是，由于这样的历史原因，当时人们很难象我们后人这样能够清楚认识到经济和文化问题才是导致晚请混乱政局的根本原因，在军阀混战争权的混乱政局中，人们必然要习惯从政治的角度去看待和思考问题，所以，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一直就不可避免地搀杂了许多政治因素，这，是现今的人们应该注意到的。&
辛亥革命至五四运动之间，中国经历了如下一些影响当时中国社会运动轨迹的重大历史事件：&
日，由于年初的川汉与粤汉铁路权利被清政府转卖给西方铁路公司，导致四川爆发保路运动和成立了独立大汉政府，并引发全国许多地区出现独立大汉政府，清军派遣军队前往四川镇压，导致中原军力空虚，从而引发了武昌起义；&
1911年11月，孙中山从国外赶回国内；&
1911年12月，由17省军政工商各界代表自发联合组成的会议推选孙中山任南京临时政府的临时大总统；&
1912年2月，宣统皇帝在享受优待的 情况下正式宣布退位；&
1913年3月，袁世凯取代孙中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1913年，袁世凯向西方列强借款，同时答应经济政策利于西方列强在中国的利益；1913年7月，江西总督李列均宣布江西独立并讨伐袁世凯，爆发“二次革命”；1913年11月袁世凯下令解散国民党，取消各省的国民党参议员资格；&
1914年，孙中山去日本重新组织“中华革命党”；1914年9月，袁世凯带领百官去天坛祭祀孔子；&
1915年12月，袁世凯在部下怂恿下称帝，试图恢复君主立宪政治国体，同月，极力奋斗中国共和国制度的孙中山宣布讨伐袁世凯，同月，赞成孙中山主张的蔡锷将军在云南宣布云南独立和讨伐袁世凯，中国再次陷入新旧两种政治制度的激烈冲突和分裂危机之中；&
1915年，袁世凯与日本签定经济政策倾斜日本的“二十一条”协定，引发了上海工商学界的数万人抗议和抵制日货，袁世凯下令禁止工商界抵制日货和镇压群众；&
1916年3月，只当了不满百日洪宪皇帝的袁世凯死亡；同年，全国各地外国租界的劳工开始罢工。反帝的情绪燃烧中国；&
1917年，民国的北洋军阀政府再次向日本借款，并同时承认他们开发中国东北的经济和政治利益；&
1917年7月，依然还坚持自己的君主立宪政治主张的张勋和康有为利用当时中国政局的混乱，上演了一场试图扶持和恢复满请帝制的君主立宪政治的闹剧，由于他们的行为太不符合中国历史发展潮流，所以，这场政治闹剧很快在全国的反对声中结束；&
1918年9月，日本再次向北洋军阀贷巨款，日本在中国东北的经济和政治权力更进一部扩大；&
1919年4月，济南群众在得知一战中的战败国德国在山东的铁路等权利有可能被北洋军阀转让日本，他们愤怒要求北洋政府废除中日密约，无条件归还山东路权于中国，从而爆发示威活动；1919年5月，北京地区学生为了声援山东人民群众的示威活动，从而爆发了著名的五四运动…………&
一旦把乱麻般的历史事件梳理个基本清楚，我们就可以寻找出辛亥革命前后的中国社会矛盾的主要脉络来了，这就是前面说的，在中国民族工商经济产业和行会帮会等自发的社会政治力量迅速崛起的时候，当时中国的政府官僚集团却依然熟视无睹中国自己的国情，一味的依靠外国经济和政治势力，特别是放纵日本在中国的特权，甚至不惜出卖国家主权，而对中国民间的经济和政治文化发展采取了打压政策，最终导致了辛亥革命以后的中国继续滑向半殖民时代，这样，当然就要导致国家空前的混乱和人民群众对中国政府当局极端的不满，这些事件，甚至是后来东北被日本占领和日本全面侵华的根本原因之一。&
如何及时调整和建设出中国的科学与有自我制衡调治机制的社会官僚机构，以适应中国经济的发展和变革，这一直是中国近现代社会改革的首要重大课题。中国晚请政府和北洋政府因为害怕丧失自己即得的小集团利益，一直惧怕中国经济和政治权力向民间自治方向偏移，以至于他们屡屡依赖外国政治经济势力去支撑和维持自己的旧官僚运动机制，并去打压中国民族经济的崛起，最终逆了中国自身历史发展逻辑，导致了中国长期社会混乱，这样的历史教训，对今天的中国依然不失有启迪意义。五四新文化运动，就是发生在这样的历史背景条件下…………&
二，陈独秀为什么会激烈的反封建主义&
陈独秀（）太平天国时期太平军老区的安徽安庆怀宁人，晚请秀才，1901年到1914年间，他四次东渡日本留学，受日本明治维新的精神领袖福泽谕吉的影响很深，可以说，陈独秀的许多思想源头都在福泽谕吉这里。&
福泽谕吉被西方人称之为在日本的西方文化传播者，他一生的重大学术特点就是“贬中扬西”。因为，日本少有自己本土自创的民族哲学和思想知识文化，他们以前大多是学习的中国文化，福泽谕吉曾经多次游历欧洲，接受了许多西方功利实用主义、实证主义和庸俗进化论的思想，所以，他在建构他的日本新文明文化理论的时候，很自然的采取了贬低中国文化与颂扬西方文化的学术方法。为什么福泽谕吉会这样“贬中扬西”，华山剑经过研究认为，这主要是因为日本所接受的中国文化大多是儒家的伦理文化和佛教的宗教文化，日本对中国本土的深层的道家哲学文化了解得非常少，由于中国思想文化是“外儒内道”，所以，日本只得了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形，却还没有或者很少得到了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神，这样，他在建立日本新文明文化理论的时候，自然就会象换新旧衣服那样轻松的“贬中扬西”了。陈独秀在日本留学期间，接受了很多福泽谕吉的理论，所以，他的思想一直就象福泽谕吉一样，有用西方文明文化全面取代中国文明文化的重大思想倾向，“贬中扬西”，就是陈独秀在新文化运动中的重大思想倾向表达。但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对中国文明本身来讲，就象形神关系一样，所以，妄图用西方文化取代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简直就象是在搞“换头术”一般的可怕。&
陈独秀在辛亥革命年以前，主要是个拒俄运动组织者，对孔子文化的批评并不激烈，1914年到1917年间，发生了袁世凯恢复帝制和天坛祭孔事件，后来又发生了张勋、康有为复辟和尊孔事件，于是，陈独秀便开始把反帝制与反孔子给搅和在了一起。他说：“我们反孔教，并不是反对孔子个人，也不是说他在古代社会无价值。不过因他不能支配现代人心，适合现代潮流，还有一班人硬要拿他出来压迫现代人心，抵抗现代潮流，成了我们社会进化的最大障碍……不知道我们还要尊崇孔教的理由在哪里？”（《孔教研究》）。这道出了陈独秀之所以反孔子的政治功利因素。&
而且，当时的陈独秀的思维方式极其“非此即彼”，他认为中国的现代化就是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全面“欧化”，而欧化的中国是绝不能够容忍孔子等传统思想文化伦理的，因此，他认为：“孔子生长在封建时代，所提倡之道德，封建时代之道德也；所垂示之礼教，即生活状态，封建时代之礼教，封建时代之生活状态也；所主张之政治，封建时代之政治也。封建时代之道德、礼教、生活、政治，所心营目注，其范围不越少数君主贵族之权利与名誉，于多数国民之幸福无与焉。何以明之？儒家之言：社会道德与生活，莫大于礼：古代政治，莫重大于刑。而《曲礼》曰：‘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此非孔子之道及封建时代之铁证也耶。”（《独秀文存·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这样，他就仅凭一些古代中国的一些历史文化现象，就把整个中国道德伦理文明文化全都否定了。&
陈独秀的思维方式一直就有些奇特，他在中国新文化运动期间中表达出来的非此即彼的二值对立思维方式特别明显，这大概与他的性格有相当的关系，他的老朋友章士钊就说他像是“一匹不羁之马，奋力驰去”而从不回头，这在某种程度上讲，影响了陈独秀的正常学术研究判断，使他本人的言论更接近了政治斗争的政治宣传，而由于他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人物，所以，他的这种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影响了后来的许多中国学人。比如，他在推证他之所以反孔子和反封建的时候，他是这样逻辑思考的，他说：“盖主张尊孔，势必立君；主张立君，势必复辟，理之自然，无足怪者……若尊孔而不主张复辟，则妄人也，是不知孔子之道者也。”（《独秀文存·复辟与尊孔》），他甚至判断：“国故、孔教、帝制，本来是三位一体”（《三位一体的国故、孔教、帝制》）。他甚至还判断说：“世界文明发源地有二，一是科学研究室，一是监狱。我们青年人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这才是人生高尚优美的生活。从这两处发生的文明，才是真文明，才是有生命有价值的文明”（《研究室与监狱》）…………&
陈独秀一生言论十分激进，常常有“横扫一切”的问题。他在新文化运动中把“封建”当成为了贬义词，把帝制与封建等同了起来，这样，当他看见试图恢复君主立宪政治的人的尊孔子现象以后，他就把中国的“国故、孔子、礼教……”等统统看成为了是腐朽政治势力的固有产物，于是便将“孔子、礼教、国故、帝制”等全都装进“封建”这只框中，然后，他试图把“封建”和恢复帝制的政治势力一起焚毁掉。陈独秀判断凡是尊孔尊国故的人，就必然是恢复帝制的封建落后势力，这当然不是历史事实，是他个人的妄念，因为，当时许多中国人都是同时支持共和与同时尊孔尊国故的。他甚至判断尊孔而又反帝制的人就是妄人，这简直就是武断无理了。至于陈独秀激进的要求倒掉君主帝制的时候，也要把“封建文化”全都一起倒掉，这，已经不是正常的学术判断和国情研究，而是在搞政治斗争了！或者说这是陈独秀个人偏执性格的表达，或者说是陈独秀从日本福泽谕吉那里继承来的“贬中扬西”的思想倾向表达。&
陈独秀尽管是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袖，但是综观他的一生的思想脉络，不能够说他是个共产主义者，他在共产主义方面的理论素养上，根本无法与李大钊等人相比。陈独秀一生受福泽谕吉转手的西方资产阶级革命理论成果的影响非常深，陈独秀在担任共产党总书记以后，还在各种场合极力推广宣传他所推崇的所谓的人类社会科学的三时代定律，也就是他误读的孔德实证主义的“神权时代，玄学（形而上学）时代、科学实证时代”三时代说，陈独秀实际上一直是在模仿日本明治维新的社会变革经验，自己试图做中国的福泽谕吉，做象福泽谕吉那样在中国传播西方文明文化观的人。但是非常奇怪的是，后来的许多共产主义信仰者，则一直跟在陈独秀这样的误读言论后面跑，有的人甚至还把陈独秀宣传的孔德实证主义的三时代说当成为了唯物史观去理解，所以，他们同样热衷于反玄学反形而上学及其反神信，而极力推崇19世纪早期的实证主义思想，这，真是中国现代史上的一大奇特景观现象。&
陈独秀的独特思维方式和他激进思想的源泉问题，后来一直没有得到中国学术界的应有研究和清理，这是导致他所倡导的带有许多个人偏斜理解的“反封建主义”思潮一直在中国流行的原因所在，现在的一些激进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思想倾向，也都基本还被套在陈独秀言论的套子之中。现在，是清理陈独秀思想遗产的时候了，如果不先去正确筛选和判断陈独秀思想中的“精华”和“糟粕”所在，我们就还要继续被套在陈独秀等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偏执思维框套中，那么，我们也就没有可能去认识清楚中国历史文明文化中的“精华”和“糟粕”所在！&
三，鲁迅和吴虞的反封建主义问题&
新文化运动时期，无论是在社会影响程度上还是在激进政治倾向上，鲁迅当然都远不能够与陈独秀等人相提并论，鲁迅在生前甚至还不如他的弟弟周作人那样在当时中国思想文化界更引人注目。这正如陈独秀在他的《我对于鲁迅之认识》一文中所说的那样，真实的鲁迅不是神，也不是狗，而是个人，是个有文学天才的人。&
根据辛亥革命前鲁迅的一些文章来看，当时的鲁迅是走的务实学术道路，并不激进，对中国历史社会的尖刻讽刺也非常少。其实，鲁迅后来之所以被人称之为“反封建主义”的斗士，那并非鲁迅本人自己所为而至，很大程度上是他被一些特殊的历史原因推上了所谓的“反封建主义”斗士的位置上了。&
鲁迅在1918年的《新青年》上发表了他的“狂人日记”，后来，人们将其推举为中国现代史上的第一篇“反封建主义”的白话文小说。现在经过文艺理论界的考证，当初鲁迅写作“狂人日记”并非后人所理解的那样有那么多的社会政治理念因素，鲁迅是按照当时西方正流行的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法新文艺创作法则，写了一个具有被迫害妄想症的中国疯人的心理活动。应该说，从中国文学技艺变化的角度上看，“狂人日记”在中国文学史上有相当的地位，有里程碑性质，但是，将其高抬为抨击“吃人的封建礼教”的政治名篇，则是与吴虞刻意的政治勾联评论有很大关系。&
吴虞（）四川新繁人，毕业于日本政法大学，回国以后，任成都县中学政法教师，他曾经因为与父亲的之间的一些龌龊矛盾，而被他父亲将他告到官府，由于当时的社会原因，他遭到了社会普遍谴责，这事件曾经一度在成都引起轰动。吴虞为了申辩自己有理，于是四处印发揭发他父亲丑闻的文章《家庭苦趣》，由于他这种十分出格的举动，结果再次引起社会轰动，后来，他被当时的教育界视为是不能够为人师表者，被逐出教育界。吴虞为此气愤难平，便对旧家庭礼教制度深恶痛绝，开始撰文批评家庭伦理，后来又遭到四川当局的通缉。辛亥革命以后，这个因为自己的家庭龌龊事件而执著整治自己父亲的人一度成为了“反封建”的英雄人物，他在四川主办《政治公报》期间，主要文章都是批评旧家庭伦理和宗法制度，就在这样的情况下，他开始参与《新青年》撰文，其同样是主要批评中国家庭伦理道德。&
由于吴虞个人的特殊遭遇，在加上四川本土文化中一直就少有北方那样浓重的儒家伦理观，所以，吴虞本人几乎是把他个人的遭遇的帐全都算在了孔教旧伦理上了，这样，他大概是因为个人的触景生情，他在看到鲁迅的《狂人日记》以后，便将陈独秀等人批评的“封建礼教”与鲁迅“狂人日记”中的“吃人”勾联了起来，这样，他就在《新青年》上发表了著名的“吃人与礼教”的评论文章，他在文章结尾处写到：“吃人的就是讲礼教的，讲礼教的就是吃人的”（《吴虞集·吃人与礼教》四川人民出版社）。这样，中国传统中的礼教制度文化，就被吴虞完全描绘成为了吃人的妖魔，于是，中国历史传统开始被吴虞等激进中国文人彻底妖魔化了。&
鲁迅的“狂人日记”拿给吴虞这样一点缀和点睛，“狂人日记”的身价倍增，很快被人普遍认同成为了“反封建主义”名篇，而“封建制度吃人”这样的命题也就不径而传，成为了后来许多人批评中国传统社会伦理社会制度文化的一种固有思想套子。吴虞一度被称舆为“只手打倒孔家店的老英雄”，但是，他个人一些龌龊的行为终于使许多人逐步看清楚了这个反孔家店的老英雄的放荡，他个人激进的反孔，未必就是因为他对中国旧礼教制度有多少深刻研究批判，而是有不少个人放荡无羁的因素搀杂在其中，所以，后来吴虞便逐步不为人知了。但是，经吴虞点睛出来的鲁迅和“狂人日记”却成为了对后来中国政治和文化生活影响重大的“反封建主义”的教材。现在的人们，特别是那些习惯鹦鹉学舌的批评“吃人封建礼教”的人们，如果知道了这些历史背景资料，不知道会有什么样的感想。&
鲁迅激进的思想源头究竟是什么呢？其实，1927年，鲁迅在广州所做的“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讲演中已经表达得非常明白了。鲁迅对社会的批评的理论源头，主要还是因为他个人对魏晋才子们的生活态度所推崇所致，这就是说，鲁迅本人并没有超越出“封建”的文化传统，所以，后来的人们把鲁迅推崇得那么“反封建”，实在是在用自己的政治观念去曲解了鲁迅罢了。由此可见，在政治历史因素和视角偏移的扭曲下，许多事情都被后来的人们贴上了政治的标签，这，是应该引起今人所冷静反思的。&
四，胡适等人发起的以科学反封建迷信的运动&
严格说，在中国最早传播西方科学技术知识的人，是一批后来在中国并不知名的早期洋务运动者们，他们是当时清政府专门公派出国去学习西方科学技术的人才，回国以后，他们大多集中在军工、机械、电器、铁路等行业中从事具体的技术工作，中国早期的工业基础就是由他们所奠基的。最早开始把西方的科学提炼成为一种社会文化知识，是由严复等人所奠基的。&
而且，在中国最早给“科学”一词下自己个人比较详细定义的人，也是陈独秀1915年在《新青年》杂志的前身《青年杂志》上的“敬告青年”一文中首先提出来的。他说："科学者何？吾人对于事物之概念，综合客观之现象，诉之主观之理性而不矛盾之谓也。"陈独秀论证问题，有一贬一扬的习惯，所以，他接着又说："想象者何？既超脱客观之现象，复抛弃主观之理性，凭空构造，有假定而无实证，不可以人间已有之智灵，明其理由，道其法则者也。在昔蒙昧之世，当今浅化之民，宜有想象而无科学。宗教美文，皆想象时代之产物。"《敬告青年》。1919年，陈独秀在《"新青年"罪案之答辩书》中，又首次将中文的"科学"一词对应于"赛因斯"（Science），这，就是后来在中国大名鼎鼎的"赛先生"。&
我们这里暂时不去评价陈独秀关于“科学”的定义，几乎就是从西方19世纪的孔德实证主义那里拣来的陈旧货，但是，公正评价，陈独秀好歹还算按照科学论证事物的正常规则，事先给出了自己的“科学”定义，然后，他才开始去宣传他所理解的“科学”的，这样，我们现在清理新文化运动时期的和受新文化运动影响以来的中国的“科学观”，也就有据可查，也就有了改正的可能性。但是，可能现在的人们所想不到的是，中国新文化运动时期大名鼎鼎的“科学斗士”的胡适，一生中除了他说的那个属于中学生几何解题中的证明方法谈范畴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外，他却从来没有对什么是“科学”下过自己明确的定义，胡适这种不按照科学论证基本规范去讨论“科学”的情况，就象是一团自己混乱无序的乱麻，给今人梳理新文化运动时期以来的中国社会思想脉络，带来了许多麻烦。既然如此，胡适又是怎么会成为在中国极力宣传“科学”的领袖人物的呢？这天下哪会有这样连自己都对“科学”搞不清楚的“科学斗士”呢？！但是，中国的历史就是这样奇特，居然让一辈子都没有搞清楚什么是“科学”的胡适，成为了中国现代史上的著名“科学斗士”。&
梳理胡适个人一生中的经历，人们才能够发现，他其实是依靠激烈的反中国的“封建迷信”而成为“科学斗士”的！胡适这样不从正面的角度去宣传科学的做法，试图从大批判的捷径角度去推广“科学”的做法，除了给他自己赢得了个“科学斗士”的英名外，却直接给中国后来的历史带来了许多灾难性的政治运动后果，象文革中的“破四旧”和“兴无灭资”运动中的理论思维方式方法，可以说就是源于胡适这样的“科学斗士”作风，即，不问为什么，事先按照一定的政治思想价值倾向套子，就
开始了“拿起笔杆做刀枪，集中火力达黑帮”的革命大批判。而且更可怕的是，胡适开创的这种“反封建迷信”的“科学普及”作为，直接导致了干涉个人权利的一系列政治运动，其严重后果是众人皆知的。&
现在，中国的一些为了维护新文化运动正确的人，极力去挖掘一些材料试图证明中国文革中的种种“革命大批判运动”是来自于什么中国历史上的“封建主义”传统，并极力粉饰说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那批激进者是通过他们的“大批判”而鸿扬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我们这里暂且不去评说这些
人对新文化运动的粉饰与评说是多么的自相矛盾，这里只需要指出一个事实就足可以证明这样的粉饰和评说是多么的没有道理；这就是，在中国过去以往几千年历史上曾经出现过许多文化界和宗教界的论战事件，但是，却从来没有出现过象太平天国、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文革时期那样的“拿起笔杆做刀枪，集中火力打黑帮”和“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从触及皮肉到触及灵魂的事件，由此可见，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反传统”和“鸿扬科学”，实际上是更多的继承了太平天国的“斩邪留正”传统，文革则是继承了太平天国“斩邪留正”传统和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用西方科学彻底反中国传统”，而不管是太平天国的“斩邪留正”，还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贬中扬西”，或者是文革中的“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这些行为的根子，又都在普世的基督教的文化排异观对中国的影响作用的这一点上。&
胡适（）太平天国时期太平军老区的安徽绩溪人，外祖父曾经是太平军的下级军官，他基本上是在中国实行新的教育制度下以后的新式学校中培养出来的人才，属于美国退庚子赔款的公派留美生。胡适的一生不象其它新文化运动著名人物那样阅历单纯，而是非常的复杂。胡适在自己的学术道路上是有功劳于中国的，他有许多开创性的工作，一是他提倡的“新文学革命”使“文言文”开始大量退出了文书领域（这里需要说明的是，说胡适直接引发了中国文体“白话”化，是不确切的，因为，中国早在明代，就已经有了四大古典名著那样的白话文体了，新文化运动中因胡适引发的“文学革命”，只是使文言文体开始大量退出了中国文书中而已。）；二是他开创了中国哲学思想史的学术研究工作；三是他开创了用现代科学方法考证中国古典文献的学术研究工作。但是，胡适个人恐怕都没有想到他开创的用大批判的方式方法去鸿扬“科学”的作为，会给后来的中国带来那么多的灾难后果！&
由于胡适本人并不具备思想家的一些特殊素养，而是个典型的研究学者型人才，所以，他的许多社会行为几乎都是被动的。比如，他激烈的“反封建迷信”就不是自己对中国社会风俗和社会文化本质进行了深入研究的结果表达，而是因为他在与极力推崇中国传统文化的梁启超等人论战的时候，所做出的应急反映，这点，是现在许多人所没有注意到的。&
我们可以发现，胡适一生的研究兴趣，并不在中国社会学方面，他也从来没有对中国民间社会中的风俗、习惯、礼仪……等制度文化的产生、内因、历史等做过任何细致和有价值的研究，他当然更不会象写作了《古代社会》的美国摩尔根那样几十年如一日的去研究印地安社会，他甚至也不没有象费孝通那样几十年如一日的追踪研究中国的某一个农村社会，他甚至不能够象当时新文化运动时期中的许多普通知识青年那样去深入社会调查研究和实践。胡适之所以激烈的“反封建主义”，也就是他激烈的批判中国社会文化中的“愚昧、落后、无知、迷信”等等，就是因为他事先和陈独秀一样的认为只有中国的彻底欧化才不能够救中国，所以，他要以此来回击梁启超等人对中国文化的推崇，这就是说，胡适的“反封建”，不过就是他论战论敌时候的材料和应急需要而已！这就是说，如果胡适也深入到中国社会中去进行深入的社会学研究，那么，他就不可能那么激烈的“反封建”了。&
胡适说：“我们要知道欧洲的科学已经到了根深蒂固的地位，不怕玄学鬼来攻击了。几个反动的哲学家，平素饱餍了科学的滋味，偶尔对科学发几句牢骚话，就象富贵人家吃厌了鱼肉，常想尝尝咸菜豆腐的风味：这种反动并没有什么大危险。那光焰万丈的科学，决不是几个玄学鬼摇撼得动的。一到中国，便不同了。中国此时还不曾享受着科学的赐福，更谈不上科学带来的灾难。我们试睁开眼看看：这遍地的乩坛道院，这遍地的仙方鬼照相，这样不发达的交通，这样不发达的实业，--我们哪里配排斥科学？至于‘人生观’，我们只有作官发财的人生观，只有靠天吃饭的人生观，只有求神问卜的人生观，只有《安达全书》的人生观，只有《太上感应篇》的人生观，--中国人生观，还不曾和科学行过见面礼呢！我们当这个时候，正苦科学的提倡不够，正苦科学的教育不发达，正苦科学的势力还不能扫除那弥漫全国的乌烟瘴气，--不料还有名流学者出来高唱‘欧洲科学破产’的喊声……”（《科学与人生观·序》）。胡适后来甚至认为中国就只有小脚、八股、夹棍、太监……等国粹，中国社会文化几乎都是糟粕。胡适这样妖魔丑化中国传统文化的言行，现在依然影响着许多自以为自己先进的中国人的思想。&
胡适这里攻击的“名流学者”，是梁启超先生。由此可见，“科玄论战”的火种是梁启超的“欧游心影录”。而且，在科玄论战时期被“科学派”人士规定为了西方“玄学家”的法国哲学家柏格森的书，也是由梁启超和张君励在20年代初翻译进中国来的。问题是，胡适等人有意无意妄图霸权中国新文化运动的领导权，他们试图为中国人配制文化食粮。这种把自己当成救世主，把中国大众当成愚夫愚妇或者小孩子的价值观，是很可笑的，也是中国一些旧文人的病态心理表现。后来，胡适又得势不饶人，他又针对梁启超的《中国人对于世界文明之大责任》一文说：“少年朋友们，现在有一些妄人要煽动你们的夸大狂，天天要你们相信中国的旧文化比任何国高，中国的旧道德比任何国好。还有一些不曾出过国门的愚人鼓起喉咙对你们喊道：‘往东走，往东走！西方的这一套把戏是行不通的！’我要对你们说：不要上他们的当！不要拿耳朵当眼睛!睁开眼睛看看自己，再看看世界。我们如果还想把这个国家整顿起来，如果希望这个民族在世界上占一个地位，只有一条生路，就是我们要认错。我们必须承认我们百事不如人，不但物质机械上不如人，不但政治制度不如人，并且道德不如人，知识不如人，文学不如人。音乐不如人，艺术不如人，身体不如人。”（《胡适散文·介绍我自己的思想》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胡适的“反封建”是与他的“科学斗士”社会角色对应的，前面说了，胡适一生都没有搞清楚过什么是“科学”，所以，他在新文化运动中推崇的“科学”就变异成为了“意识形态斗争”了，这彼此刺激社会的政治斗争和无谓的内耗，这正如英国的波普尔批评说：“科学的任务有一部分是理论性的（说明），有一部分是实用性的（预测和技术应用）。……我希望我已经说清了科学革命和意识形态革命之间的区别，以及在某些情况下的一定联系。意识形态革命可能合乎理性，也可能损害理性。但通常只不过是一种时髦思想。它即使是同科学革命有联系，也可以具有高度非理性的特点，可以有意识地同传统决裂。但是科学革命不管多么彻底，都必须保留前人的成就，因而不可能真正同传统决裂。”（《科学知识进化论·科学革命的合理性》三联书店）&
中国现代史的事实，也证明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由胡适和陈独秀等人所掀起来的“科学”普及运动及其与之对应的“反封建主义”，并不是什么理性的科学行为，而不过就是“意识形态斗争”而已，是后来中国式的“阶级斗争”政治运动的源头之一。&
当然，五四新文化运动发生，是中国历史发展到自身某个阶段以后正常的必然表达，是中国在结束了几千年君主政治国家形态以后，知识分子对未来中国的“共和国”国家模式中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思想大探索，所以，这个期间中的许多人与事，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有相当的历史合理性。但是，我们不能够因此就去遮掩新文化运动中的种种失误及其给后来中国带来的许多不良后果，我们总需要在检讨自己的历史中去走向未来！这样的情况，就象我们曾经因为自己年轻而经历过常常犯毛躁错误的正常历史阶段，但是，我们不能够因为自己那时候的年轻，就可以去说当时的毛躁错误都是正确的。“正常”和“正确”，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现在许多极力维护新文化运动中的种种历史失误的人，原因就在于他们分析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时候没有真正搞清楚“正常”和“正确”这个关键的标准，他们在哲学思维上陷入了“相对主义”的套子，或者说，他们本身还沿袭着新文化运动时期所特有的非此即彼思维方式，还没有从彻底否定和彻底肯定的陈旧习惯中超越出来。&
五四新文化运动主要是发生在知识分子中的一场思想论战，任何人发表自己的看法都未必不可，问题是，当时不少的人在宣传自己的观点方法的时候，都自觉与不自觉的有救世主心态，有强烈的干涉他人和社会的心态，不少人都从外国瞎子摸象般的知道了点外国社会科学新成果，便忙不更迭的试图将其当成为真理去传播，并试图强加于中国长期的历史文明文化现实，这就导致了这场文化运动的变味，使政治的成分越来越多，活象是在中国搞了一场换了各种美名招牌的“十字军”运动，逐步偏离了探索中国未来社会模式的学术轨道，没有给国家提供出应有的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如果说五四文化运动是制造了中国社会生活的一种“爆炸物”，那么，当中国进入毛泽东时代以后，毛泽东通过自己的能量所发起的一系列政治文化运动，特别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则引爆了许多五四文化运动的成果，后果，则是尽人皆知的了！&
现今的人们，应该从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种种历史失误中去总结经验教训，我们现今的人应该自觉养成为说话做事要实事求是和对后人负责的严肃态度。在激奋情绪下所表达的言行，不仅仅经不起历史的检验，更重要的是会给后人和社会带来许多严重后果。中国现代史上的许多惨痛事实已经证明，中国新文化运动时期的“反封建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由一批幼稚的人所造就的幼稚的政治文化思潮！面对自己民族悠久的历史文明文化传统，应该是去下大工夫研究和筛选，应该是顺应历史发展逻辑的去因势利导的移风易俗，而不应该用政治的“意识形态斗争”去搞“横扫一切”！更不应该搞“十字军”排异运动，中国需要摩尔跟、费孝通这样的一批深入细致研究民族文化传统历史和发掘筛选历史传统的社会学家！而不需要陈独秀和胡适等人这样的一批肤浅和浮躁的“反封建主义”和“科学斗士”！或者说，现在的中国已经不再需要陈独秀和胡适及其鲁迅这样战斗型的“思想家”了，而是需要一大批建设型和研究型的社会学家和科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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