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内作品集2&&【云中人】
“娇子·未来大家top20"第18集&路内作品集2.
云中人（节选）
& &作者：路内
云中人 第一部分
巨大的恐怖像吊扇坨子一样砸下来，
奇遇正如显示器，
奇遇中的世界一下子灰飞烟灭。
我们只是在梦中颤抖。
某一天，我梦到自己拎着一把锤子，徒步穿过学校操场，向看台后面的小夹弄走去。那应该是秋天，T市的秋季多雨，操场上日复一日积着水。别的学校都是塑胶跑道，围着一个绿色的球场，工学院的操场依旧是铺着煤渣，黑得发亮，且凹凸不平，小小的水潭遍布其中，站近些能看到倒映着的云。一簇簇被踩得扁平的野草像海星一样贴在地面，暑假里它们疯长，开学了就成为煤渣操场上聊以自嘲的草皮，到了秋天的某个时候它们会自动消失。
我们管它叫中世纪的操场。
空无一人，白天近似于夜晚，远处的房子只是一些明信片搭成的幕墙，雨也只是人工的景观。我走向操场，穿过它，手里的锤子沾着黑色的血迹和一缕长发。
这只是梦。
那座看台近似于废弃，水泥剥落，栏杆生锈，即使天气晴朗的日子也很少有人走上去。看台后面是一条小夹弄，种着些水杉，再往外就是学校围墙了。
五米高的看台，背面是个峭壁，有一个拱形门洞，深度大约一米。门洞尽头是一扇铁门，用生锈的大铁锁锁住，从来没有人知道里面是什么。
门洞形成天然的遮雨场所，又是视觉死角，钻进去就像是个迷你窑洞。那并不是个有趣的场所，为什么要钻进去，答案在那排水杉树上。就在那里，高高的树枝上挂满透明橡胶的小套子，乍一看以为是琳琅满目的圣诞树。那是全校男生的小蝌蚪。在门洞里做完事，把套子摘下来打个结，抛向夜空，坠落于树枝。水杉带着它们年复一年向天空生长，无数男生的蝌蚪寂寞地死在半空中。
某一年某一天，有个女孩带我来到这里，那时我才刚考进工学院。她打着手电筒，穿着当时最浪漫的黑裙子白球鞋。我穿着高中时代的校服，活像某种史前动物。她用手电筒指着树上的套子，我看得目瞪口呆。女孩说这就是我们学校著名的淫乱场所，每个大学都有这么个淫乱场所，供新生做启蒙教育。
“老师不管吗？”我问。
她说：“我们学校没老师。”
那显然是夏末秋初沉闷而躁动的夜晚，那晚上附近工厂的车间里有摇滚演出，几支拼凑而成的末流乐队，有个粗口乐队的长发歌手在台上一个劲地骂脏话，动用了无数关于性交的同义词。很多人在台下喝啤酒，跟着骂。我也在现场，听得头昏脑涨。女孩就是我从场子里认识来的，她长什么样，叫什么名字，说了什么话，我已经记不太清，只记得喝了很多啤酒，一部分水分沉积在下半身，一部分酒精在血管里左冲右突，大脑像吱呀呀即将关上的城门。我和她一起走出工厂，随后就来到了这里。
她柔软而温暖，头发像丝一样。她走进门洞里，对我说，来不来？我说怎么来。她说得这样。她背过身去，自己将黑裙子撩起来，发出窸窣的声音。我在她的大腿位置摸到温热的内裤，被她的双腿绷成了一条直线。
很多很多头发，很多很多。当我贴着她的后背以及脖颈时，那些占据了全世界的头发将我埋葬在她身上。她问我感觉怎么样，我说这样很好，我们做爱吧，我爱你。
套子是她带的，我肯定不会随身带一个套子，其实我也很难想象一个女孩随身带着套子。事情结束之后，她让我把套子打结，扔上去。我照做了。她说，欧洲的新娘在婚礼时都会扔一束鲜花，你这个野合新郎得在事毕之后扔套子，多好玩，扔得越高越好，像一个仪式。
她问我：“以前没做过吗？”我说没做过，第一次。她很高兴，说：“姐姐给你个小红包。”
我问她：“你叫什么名字？”她说：“名字不能告诉你，你以后出去乱说可不好，记住我是校花就可以了，是美女，不是恐龙。”
我就揣着一张十元面值的人民币独自走回了宿舍。
那以后我再也没有遇到过她。在同样沉闷而躁动的周末，我还是会去工厂里听摇滚乐，一个人靠在墙上喝十块钱一瓶的啤酒，看那些黑暗中起起落落的人头，耳朵里塞满了声音，近似失聪。哪一个是她呢？我甚至想不起她的样子，只记得很多很多的头发，而我身上的某一部分就留在了她的头发之中。事实上，我失去了那天晚上的好运，不管我喝得多醉，再也没有带过任何一个女孩去操场后面扔套子。
我非常想念她。
秋天时，工厂被封了，说是要改造成创意园区。摇滚乐演出搬到了学校西边的铁道边，一个废弃的仓库里，去那里得走上半个小时。有个女生夜里从现场回来，遇到了敲头杀手，凶手用锤子敲了她的后脑勺，后面散场出来的人看见她横卧在街头，凶手早就跑到不知哪里去了。她也是工学院的校花，比我高两届，长得很美，听说一头长发像黑色的孔雀开屏，铺散在地上，血顺着路面上破碎的缝隙，慢慢地流进阴沟里。
长而又长的头发，人们描述着校花。我想到那个在看台后面的女孩。但愿不是，但愿她只是消失在漫长而又清醒的午后，像血管里的酒精一样释放掉，而不是死去。
两个月后，凶手被捕，继而伏法。一个无目的的连环杀手，七起敲头案的唯一罪犯。没有人来向我解释，究竟发生了些什么。
偶尔我会走到看台后面，在众多树杈之间寻找我的蝌蚪，那个被我抛向夜空的套子和无数个套子在一起。冰冷的天空将所有蝌蚪和所有时间冷藏起来，二十世纪的精子库，属于下个世纪的我在此为之默哀。
时至二〇〇一年，我在工学院读到三年级，计算机专科，还有六个月就可以毕业。这一年万事太平，敲头党消失了，女孩也消失了，所思所想就是在浪潮般的新时代找一份工作。满世界都是为工作发狂的孩子，GDP的尾巴翘得那么高，如不能攀上那根阳线，则必然跌入万丈深渊。僵尸电影里也是这个套路。
我也在找工作，计算机当然是热门专业，计算机是我们时代唯一的荣光，但我找到的实习工作却是在电脑城里给菜鸟用户装机杀毒，永无休止地干这个，像不像鞋匠？
不想做鞋匠。
在距离毕业还有半年之际，我又回到了学校，一部分同学已经消失了，一部分像嗡嗡乱飞的马蜂。我把大部分时间都扔到了网吧里，在聊天室向各种各样的人打字，扮演着喝咖啡的孤独男子，或者是刚到T市流落街头的帅气民工，或者是百无聊赖的SOHO族，有时狂妄，有时啰唆，有时多情，有时又完全相反。总而言之，什么性格都可以沾点边，扮演着一个连我自己都不知何去何从的角色。
毫无成就感，即使闭上眼睛做梦也是如此。我蜷缩在全世界最破的黑网吧，位于学校附近新村一处六楼的民宅，一排几近淘汰的旧电脑，显示器都是十四英寸球面的，硬盘发出嘎嘎的呻吟，键盘比鞋底还脏。一抬眼看到的都是些民工、高中生和社会青年。“不要沉溺于虚拟的互联网啊。”想起某个老师的教诲。是的，网瘾很可怕，当你从虚拟世界中抬起头来，打量着现实的世界，如我所描述的黑网吧，唯一的念头就是低下头去——万恶的资本主义快来侵蚀我幼小的心灵吧！
某一天，头上的吊扇坨子忽然掉了下来砸在显示器上。网络那一端，聊天室里的女孩正在问我什么时候可以见面，显示器突然之间就变成了一堆冒烟的碎片，差点把我的眼睛给崩瞎了。我呆坐在原地，好久才反应过来。女孩像中了符咒的鬼魂一样消失了，砸烂的显示器是空虚到连黑暗都不能概括的现实。
二〇〇一年有过一些奇遇式的经历，得一件件说。事情像散落的珍珠项链，或者说是一个人在路途上拍到的照片，还得是数码相机，以完全不考虑胶片成本的方式对线性风景做出的无意识的散乱的乃至最终冲印出来被遴选并打乱了次序无法恢复其线性状态的记录。
一次发烧；一次被城管执法队抓进了收容所；两次喝醉了倒在草坪上睡到天亮；一次在学校澡堂洗澡被人偷走了所有的衣裤，包括内裤；六次吃食堂吃出蟑螂；两次散步时被足球飞袭于后脑；十次求职被踢出局；无数次买香烟多找了三块五块的……基本上都是被动语态。这是第一季度的记录。做爱次数为零。
某一天，巨大的恐怖像吊扇坨子一样砸下来，奇遇正如显示器，奇遇中的世界一下子灰飞烟灭。
D罩杯、斜眼、便利店（1）
小白给我讲了一个斜眼男孩的故事。小白是一个D罩杯的姑娘，我知道这么描述别人是非常失礼的。小白很漂亮，小白很懂事，但小白无论拥有什么优缺点，她首先会被描述为D罩杯的姑娘。这就是命。反过来，她说起那个男孩，首先将他描述成斜眼。这有什么办法呢？人们对世界的认知常常是基于极为表象的东西。
斜眼男孩是个高中生，他的左眼有问题，当他平视你的时候，左边的瞳仁依旧会古怪地翘向外侧向上的地方。我对斜眼不太了解，以为就是斗鸡眼，小白便告诉我：“斜眼分为内斜和外斜，他这是外斜，和斗鸡眼正好相反。”
“斜眼男孩怎么样了呢？”
“住的地方很差，几十年前造的筒子楼，煤卫合用。我去做家教都不敢喝水，卫生间没人收拾，到处都是很小的蟑螂，至少有几百个，等到夏天就是同样数量的大蟑螂。我实在受不了，喷了点雷达，不得了，成千上万只蟑螂都扑了出来，像打翻了蟑螂的地狱。那男孩就在这种环境里成长。”小白说，“你会觉得他挺可惜的，长得蛮帅气，偏偏是个斜眼。”
我喝着手里的罐装啤酒，问她：“喜欢他了？”
“不，听我说完。他虽然帅气，但他看你的眼神，因为那个瞳孔是斜的，会令人不寒而栗。他目光飘移的位置，有时候像在瞥着你，有时候又像是没有瞥着，说不清道不明的。”小白说，“眼神古怪的人都很可疑，对不对？”
“理论上是这样。斜眼除外，斜眼是病理性因素作祟，生病的人没办法的。”
“但你可曾被斜眼的人瞥过胸部？”
“没有。”我继续喝啤酒，“任何时候都没有这种经验。”
“那小孩的父母总不在家。我头一次遇到这种情况，上门做家教从头到尾就是和小孩在打交道。听他说，他父亲是保安，母亲在一家超市做营业员，都没什么文化，每天很晚才回家。这小孩对我特别有礼貌，一口一个‘白老师’的。”
“嗯，其实你就是挣工分的。后来呢？”
“小孩乍一看很懂道理，闲聊过几次以后，发现他什么国际时事啊，社会热点啊，都能说出些道道，比一般的高中生成熟。成绩嘛，严重的偏科。数理化好得不得了，高三的学生，就能做微积分的题目了，语文也马马虎虎可以，就是英语差了点。”
“你是给他补英语的。”
“是的。”
我开玩笑说：“一个生理正常的高中男生，又没有父母在旁边，深更半夜的瞥你几眼也算是人之常情。下回穿得正式一点，千万不要喷什么香水。”
“胡说八道嘛你，我哪有喷香水，穿得也很厚实。”小白说，“你不要打岔，让我说完。有一天晚上我在他书桌上随手翻一本课本，发现里面夹着一张我的照片。”
“爱上你了。等等，他怎么会有你的照片？”
“是他从我包里偷的，有一阵子了，我还以为是我自己弄丢了。我问他怎么回事，他竟然对我动手动脚的。”
“后来呢？”
“后来我说，你别动歪脑筋，我但凡有一点差错，学校的同学就会报警。他想了想就放我走了，我打定主意再也不去这户人家。”小白嘘了口气说，“可怕的事情在后面。那天晚上我回学校，坐上公共汽车，车上也没有什么人，可我坐在那儿老觉得背后有人在盯我。一回头发现他就坐在我后面，用他的斜眼死死地盯着我看。车一到站，我没命地逃，逃出去几步又回头去看，发现他的脸贴在车窗上对我笑。你知道人脸贴在玻璃上的那种样子吧？”
D罩杯、斜眼、便利店（2）
“知道，跟猪头一样。”
“那小孩太可怕了。”
“你别老是小孩小孩的，他根本不是小孩了。”
“被你一说我更发毛了，幸亏我胆子小、忘性大，什么坏事儿过几天就想不起来了。”
“哪个中介给你介绍的业务啊，太不靠谱了。”
“小广东那里的，出事以后我特地去骂了他一顿，让他请我吃饭。”
“这个人的饭你都敢吃。”我悻悻地说。
小白和我是同乡，念大二。工学院里有相当一部分学生来自我的故乡，Ｔ市下面的县级市麦乡。麦乡的大学生自然而然凑成一堆，近似同乡会，认干哥哥干妹妹的比比皆是，也不乏上了床的。我和小白关系很单纯，既不上床也不罩着她。我认识她已经好多年了，曾经是同一所中学的校友，曾经住得很近，曾经一起玩过……考上大学以后有一年时间没见到她，以为见不到了，不料第二年她也出现在了这里。这就算再续前缘了。偶尔我会请她吃顿饭，气氛总是很沉闷，有时也会聊些无关的人。
D罩杯的女生在学校里是珍稀动物，小白就是其中之一。拥有D罩杯，人生经历便会有超乎常理的一面。这是小白自己说的。
比如招惹了斜眼式的变态，比如招惹了各种既非斜眼也非散光的其他变态。这些事说过也就忘记了。
那是三月多雨的天气，气温不是很低，却总是感到冷。工学院应届毕业生正陆续打铺盖离开学校。黄昏时我头昏脑涨地从网吧里出来，沿着正在下雨的小路往学校走，在一家名为“杞人便利”的小烟杂店门口停下。店主是我所熟识的一个孩子，大概十六七岁，我叫他杞杞。我趴在柜台上，要了一听冰可乐，喝了几口觉得稍微舒服了点，便坐在小马扎上看风景。杞杞问我找到工作没有，我说我辞职了，正打算在杞人便利旁边开一个叶公超市，把他的生意全抢走。杞杞想了半天，大概听懂了叶公是为了和杞人对仗，不过他并不觉得有趣。
天色一点点暗下来。
后来我看见小白打着伞从对面走过，她由东向西，很快走进了学校的边门，消失在拐角处。我没喊她。
大约半分钟后，有一个少年走进便利店，在石棉瓦搭起的蓝色雨棚下要了一包香烟。他打着保健品促销赠送的雨伞，有一根伞骨已经断了。买了烟之后，他并没有离去，而是背靠着柜台点了一根，看着工学院的边门，吐出了白色的烟气。
吸烟的姿势很潇洒。他时不时地瞄一眼货架，我顺着他的目光看过去，明白了他不是在看货品，因为杞杞的货架上都嵌着镜子，他是在看他自己。
促销雨伞收起来，弯曲的伞柄挂住柜台，忽然滑了下来，啪的一声摔在地上。他弯下腰捡起伞，将伞柄挎在自己的手肘上继续抽烟。他捡伞的动作很慢，好像那不是伞，而是一枚炮弹。
他捡伞的时候斜眼瞄了我一下，我也在看他，坐在小马扎上。
这是一个斜眼的少年，即使他站直了身体继续望向学校边门的时候，他的左眼仍然瞄着蓝色雨棚的一角。
我不动声色地继续喝可乐，直到他抽完那根烟，把烟蒂弹在一个小水潭里。他打起伞，却没有走进工学院，而是沿着道路折返，往大马路的方向走去。
只出现一次的女孩（1）
关于我的大学并无太多可说之处，多少年来学校就是在一片工厂区之中，以显示出工学院的本色。早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学生毕业后大多都分配到附近厂里。那时候的专业没那么多，去工厂恰是专业对口，到了厂里便等着分配房子，房子也在这一带。也就是说，当你考上这所学校之后，你的一生差不多就被圈定在这片区域中。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迅猛扑来，宇宙能量爆发，物质重组，等这个十年过去之后，一切无可挽回地成为记忆，整个工厂区在时代的加速度之下被甩到不知哪里去了。非线性变化是世界的常态，而线性变化只不过是学者们用来欺骗大众的，线性变化使事物具备了预测的可能。学者们正是靠预测来谋生的，一如印第安营地的巫师。
第二股浪潮挟带着教改、转制、地价暴涨以及远在互联网一端的IT业兴起，滚滚而来，不可阻挡。二十一世纪劈头盖脸出现在眼前。每一个年代都拥有它独特的咒语，其魔法所呈现出的效果也大相径庭。我们的校长被称为“成功企业家”，开一辆别克出入校园，显示出本校具备的超强竞争力。这都是非线性变化的结果。到二〇〇〇年，校长因贪污而被抓，直接判了个无期徒刑，在监狱里迎接了新世纪的曙光。
入校的时候讲过校史，糗事自然不谈，光荣事迹还是有不少的。虽然是大专院校，大概连全国三千强都排不进去，但在T市尚能唬人，出过三个厅局级的干部、好几个国家专利发明者、劳模若干、大款若干、高管若干、中层干部无数，总之是个很实用的学校，就像精心制造拖把的工厂，别的拖把可以用三年，这里的拖把可以用五年，而且可以拆开了当裙子穿、当棍子使。区别仅此而已。
不幸的是，毕业即失业的既定法则并无多大改善，无论开多少热门专业，无论把学校描绘得多么壮丽，毕业，就是失业。这可能是命运，也可能是程序背后隐藏的意志力。
学校不大，被四周的厂房和老新村挤压在一个很小的空间里。二〇〇一年，附近的工厂已悄然无声，厂房被改造成建材市场、大超市、Loft，或者干脆推平，清场之后为未来的CBD腾出空间。有一座高架桥已经造到学校南侧，像巨大的雷龙伸过来的长长的脖子。所过之处，一片废墟。
学校的东侧，向着市区方向，是一片有着悠久历史的住宅区，十来个新村里住着几万号人。西侧是郊区，有厂房，有仓库，日落时景色凄迷，血色残阳像一枚打碎的鸡蛋，散黄之后正洒在那儿。有一条铁道穿过其中，它呈现出一种锃亮的灰黑色，令人恐惧而心碎，是在调色板上永无可能找到的颜色。铁道以外，是一片新兴的开发区，以前是农田，如今都填平了，正努力转型为剩余价值大卖场，国际品牌和OEM流水线像真菌一样扩散蔓延。
我在这里生活了两年半，是一段枯燥无味的时光。平时的娱乐，就是在黑网吧里泡着、抽廉价烟、喝啤酒、半醉着晃回宿舍。周末稍微好过一点，去铁道旁的仓库里看摇滚，反正总是那几个拼凑型的乐队，看了百十来场，吉他手什么时候会做出高潮般的表情，主唱什么时候会跳下舞台，一清二楚。在场子里喝的依然是啤酒，但不敢喝多，怕被人一锤子敲翻在街道上。那一带到了晚上没什么人。
我属于扩招之后的那一批学生，赶上了一个波峰，既可额手称庆，也无所谓大学生的自豪感了。如此这般，虚度时光，有一天发现好日子过完了，得去找工作，便跑到开发区应聘无数次，皆无功而返。最后通过熟人的关系，在市区电脑城的一家公司里给各种各样的顾客安装软件。一排坐着二十个技术员，穿着同样的工作服，佩戴着印有公司Logo和姓名的胸牌，每天装机十个小时。办公地点在地下室里，环境马马虎虎，不能抽烟也不能喝酒。半夜干完了活，和几十个电脑专业的师兄一起回到员工宿舍睡觉。宿舍是与学校一样的铁架子床，分上下铺，睡醒了继续上工。我开始怀念学校，辞了工作又回来，每天躺在寝室的铁架子床上，世界开启，合拢，开启，合拢。我给自己的大脑按下了Sleep键。
只出现一次的女孩（2）
对我来说，这与其说是回归，毋宁说是一次非线性变化，失去理智的结果。我一再地徘徊于摇滚仓库和操场看台之间，试图证实两年前和我做爱的长发女孩的存在，试图清晰地看到她和死去的校花，她们或者是同一个人，或者毫无关系，这都可以。但我收获到的只能是无穷无尽的迷惘。记忆已经风化，事件已经凝固。
非线性变化的世界总是企图抹平一切，在抹平的基础上拔地而起，雄伟固然雄伟，但有时有点超现实。相比之下，虚拟的互联网世界其实是线性的，带有强烈的记忆能力，即使被抹平，仍然能利用技术手段找回记忆。当然，吊扇坨子砸下来的情况除外。
曾经有个女孩对我说过，我们生活在一个乳沟时代，乳之风光必然依赖于乳沟，但乳沟之存在则没有任何实际效用，它甚至连器官都算不上。它其实是个负数，是一道阴影而已。从切面来看，乳沟正是典型的非线性变化。
二〇〇一年是个衰败与繁荣交相存在的年份，乳沟时代是否存在，我不敢确定，乳沟困境倒是的的确确缠绕着我。
我一直没有女朋友。
大学一年级的深秋，近乎谈过一次恋爱，近乎。女孩是我同班同学，长得很一般，瘦高个子，剪一个很温驯的短头发，碎碎的很好看，但经不起风吹，一吹就变成男人。这和长发女孩不能比。
女孩的脾气和她的发型颇相似，看着温驯，其实是个很有洞察力的家伙，平时话不多，更不活跃，开学头三个月她基本被忽略掉。她是T市人，家在市区，走读生，平时不在学校里，唯有上课的时候才露个脸。她似乎是挺有钱的，听说家里有房有车，不过我和她混在一起的时候，大部分时间还是靠走路。
她研究了一点植物学，确切说是植物方面的奇谈怪论。比如颠茄在性爱方面的药用功效，天麻是如何置人于死地的，梧桐与悬铃木的区别，猫薄荷又是一种什么东西。记得最清楚的是她说世界上最好吃的苹果叫麦金托什苹果，这么一说我才理解了苹果电脑和麦金托什系统之间的关系。
这样，她多了一个绰号——植物学女孩。我只是在心里这么喊她，以示一种区别。
没有确认男女关系，没上床，没接吻，没去过看台后面。那年深秋，因为空虚，跟着她在T市到处晃悠，实指望她能做我的导游，结果遭遇了一个又一个的雨天，像两个湿淋淋的旧皮箱被放置于不同的场所。
我们在雨中参观了T市的商业中心，在雨中蹲在铁道荒凉而杂乱的货场上，在雨中徘徊于植物园、动物园，就连一年一度的菊花展似乎也受了她的感召，明明是选了个晴天去参观，到公园里居然下起雨来。
面对着雨中的景物，心情当然好不到哪里去，作为从小在T市长大的女孩，她当导游的话基本上可以使这个城市的旅游业破产，说出来的话比雨还烦人。我跟着她东跑西颠的，似乎只是为了让她有机会多抱怨几句。
“步行街容易使人产生消费欲望，与他人近距离并行的嫉妒感、不满足、疲倦导致的思维能力下降。”在商业街上，她这么说。
“货场不为城市所容，欲望未赋予它应有的概念。”在铁道边她说。
“T市的植物园只是一群花匠在经营，但比动物园好一点，动物园看上去就像虐待狂的仓库。”
“菊花得以专门展览，全因其命贱、品种多，又正好开在适合观光的季节。”
只出现一次的女孩（3）
类似的话不胜枚举，我认为其具备一定的洞察力而又没有任何意义，正如她高高的个子却没有身材。但是，她仍然让我略微地动心，说不清道不明。
某一天，记得是冬天，我们在五块钱一小时的网吧里泡着，泡了足足一个通宵，她埋单，出来的时候彼此都是一张隔夜脸孔。冬天的早晨，四周起了浓雾，路灯还没灭。她忽然提议去附近的宾馆睡一觉。那是在市中心，我说我来付账，去提款机上提了两千块钱带她走进一家皇冠假日。她看到提款机上的余额，八万元，毕竟是有钱人家的小姐，也没表示诧异，也没问我的钱怎么来的，只是很安静地看着罢了。
在酒店里开了个标房，两张床，我们各自洗澡，各挑一张床睡了下去。电视机一直开着，处于静音状态。直到下午，我们同时醒了过来，觉得很饿，她从背包里拿出夹心饼干，吃了个精光。然后她说，今天没有下雨，能不能做爱。
在静音的电视画面中看到很多汽车追尾，场面壮观，联想到我们当时的姿势也像是一次次的追尾。
“喂，说说你自己。”她说，从宾馆出来以后，她带我去了一家咖啡馆，很有兴趣地望着我，“你是有钱人家的小孩。”
“就为存折上那八万？”
“你用IBM的手提电脑，Discman是索尼的。耳机是铁三角的正货，起码值一千块吧？非常暴发户的样子。”
“无可奉告。”
她只是和我一起巡游城市的人，但无法成为倾诉对象，在所有的电影里，这一对儿人都是默默地蹲着、站着，看着风景而不会相互倾诉。即使说出来，听到的大概都是类似回声的东西。
她似乎看懂了我的心思，笑笑不说话了。
两个阀门在一起，没有谁是扳手。我心想。
“你不简单。”她说。
做爱之后，她消失了一阵子，再出现时已经是寒假之前。那会儿我的存折上已经只剩下六万元了。她告诉我，家里出了一点事。
“我爸爸查出来肝癌三期，可能救不回来了。我得回去照顾他。请你吃顿饭吧。”
她开着一辆福特，把我带到市中心一家十分雅致的西餐厅。整个餐厅就我们两个人，安安静静的，连音乐都没有，服务员像是忍者一样无声地穿行在铺着雪白桌布的座位间。我极为中意的餐前面包，吃了一份不够又加一份。她在一边笑眯眯地看我吃，从来也没见她这么得意过。
“这么说，你就不来上学了？”我问。
“对啊。”
“辍学太可惜了。”
“也无所谓，我爸爸要是真救不回来，我就得去继承他的产业了，哪个大学都去不了，弄张MBA的文凭倒是有可能。”
“你爸爸做什么产业啊？”
“开公司的。”她无所谓地说，其实是示意我不必再问下去。
“噢，恭喜你。”
“恭喜我爸爸生癌？”她手肘撑在桌上，手掌托腮，近乎妩媚地说。
我举杯和她庆祝。
“你最近过得怎么样？”她问。
“很倒霉，手提电脑被人偷了，买了一台二手的结果是坏的，也不想再买了。Discman和铁三角耳机被人借走了，结果那个人打架被打伤了就再也没出现过。”我叹气说，“所谓每况愈下。”
“都可以再买嘛。”
“买不起啦。我要做的事情就是在读大学的三年里，把存折上的钱细水长流地花光，而不是一会儿做大款，一会儿做乞丐。”
“钱是身外之物。”
“也不能那么说，爱情还是身外之物呢。”
她笑笑说：“最近我在研究佛法。”
“佛法好，但佛法只是菩萨口袋里的零钱。”
“受用不小。等我爸爸死了，可以用这个来超度他。坏事干得太多了，不知道能不能给他减免一点惩罚。”她依旧是笑眯眯地说。
“别想那么多，要活得通俗一点。”我说。
“你也是哦。”
“祝你顺利。”我举起酒杯和她碰了一下。
“以后还联系吗？”
“你说呢？”
“总觉得没有这个必要了。”她说，“没别的意思，只是就事论事地觉得，没有这个必要了。我也说不清。”
我说：“可能是因为我们度过了太有意义的一段时间吧，再继续下去的话，打个比方我娶了你，后半生反而会显得没有意义。”
“这么说差不多。”她想了想，又说，“不过还是留个手机号给你，如果有特别困难的时候可以来找我。”
“好的，我没有手机，你要是有事就发邮件给我。”
“好的。”
她把手机号抄在一张餐巾纸上，我揣在口袋里。吃完饭，她开着福特离开，我坐上拥挤的公交车独自回学校。餐巾纸很快就找不到了，她也从来没有给我发过邮件。按照阀门的生存方式，一切都是必然的，但是阀门也会感到虚无，在很久都没有扳手的情况下，我还是会偶尔地想念她这个阀门。
直到同寝室的老星告诉我，植物学女孩是一个建筑承包商的女儿，家产大概有几千万吧，那辆福特对她而言已经是很低调了。我有点诧异，不知道她为什么要挑中我。
“和她睡过吗？”老星问。
“没有。”我撒谎。
“可以少奋斗几十年呢。”
“几百年。”
“太可惜了。”老星说，“要是个美女就更可惜了。幸好不是。”
不知道她继承了家产没有，是不是已经变成了一个富婆，像她这么年轻的富婆一定已经找到新的玩伴了。
她退学以后，我再也没有去T市游荡过，生活范围立即缩小到学校方圆三公里以内。这反而是一件好事，初读大学时的不适感渐渐消退。对我来说，偌大的城市是封闭而干燥的，只有退缩到小小的工学院里，才会有一种如鱼得水的感觉。
我已经忘记了货场，忘记了植物园和动物园。这段生活像拔牙一样从我的记忆中强行摘除，留了一个空位置在那里，有一段时间空荡荡的，虽说并不妨碍什么，但被空出的位置无法用其他东西填补。一直到那个冬天过去，旧的事物变成陨石坑，它终于和周遭的一切完美地融合在一起，成为记忆，真实意义上的从前。当然，她和长发女孩不同，她成为抽象的历史，而长发女孩是非常具体地埋葬在我心里了。
& & & LUSH
有那么一段日子，我固执地寻找Lush乐队的唱片。记得这个乐队的人并不多，名字不够响亮，音乐也只是一般的时髦，在他们很红的时候就已经过气，让人联想到某种好吃但易腐的热带水果。
乐队成立于一九八八年的伦敦，两个匈牙利与日本的混血女孩Miki Berenyi和Emma
Anderson遇到了鼓手Chris Acland、贝司手Steve
Rippon，组建乐队，起名为“Lush”。出道时很红，可运气似乎不那么好，并没有大厂牌抢着要签他们的场面出现。之后签在独立唱片公司4AD旗下，一九九一年换了贝司手，由Philip
King担当。
现在归纳他们的风格，不外乎缥缈美声，以及Shoegazing，意为“自赏”。Shoegazing的音乐内涵暂且不提，有一个特征是在现场表现出极度的低调，眼睛看着脚下，如低垂的花朵，除了唱歌与演奏之外仿佛一切都与他们没有关系。Shoegazing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的英国颇为流行，等到Lush乐队引领这股风潮时，它却迅速过气了。
据说这两对俊男靓女是情侣，Miki Berenyi和Chris Acland，Emma Anderson和Philip
King，颇有偶像组合的潜质。乐队从一九九一年至一九九八年出了若干唱片和EP，卖得不怎么样，评论界也未给予好评。《Lovelife》是其中最棒的一张大碟，也没能让人对他们高看一眼。一九九六年Emma
Anderson宣布离队，同年十月，鼓手Chris Acland由于抑郁症在家中悬梁自尽。
乐队解散，再也没有听到过其他三个人的名字。
时至二〇〇一年，Chris Acland死后五年，我在地球另一端的T市寻找他们的唱片。Dream
Pop也好，迷幻噪音也好，在网上问了很多人都说不知道。我独自跑了T市的各个碟片市场，正版的、盗版的、打口的，都翻了过来，踪影杳然。他们在哪里呢？在网上我搜到了很多他们的介绍、乐队概况、评论，以及四个人在一起的照片。我找人刻录了他们早期的两张唱片，唯独《Lovelife》像尘埃落入荒漠一样消失了。
找唱片的心情，平常人很难体会。是一种渴。你需要它就像在吃了毒蘑菇以后需要一杯水，仅有的水，无可替代的水。那阵子只要路过唱片店就会从脑子里跳出“Lovelife”的名字，无可救药地钻进去翻弄唱片，十足的变态猎杀者，只纠结在那一个点上。我要她我要她，非她莫属，死而无憾。
最后是在一个摇滚论坛上，有个南京师范大学的女孩告诉我，她们学校附近的唱片店就有《Lovelife》。一月里我跟着春运大军坐火车到南京，在火车上遇到了一个读大学的女孩，从摇滚一直聊到诗歌，她熟知Radiohead、碎瓜、绿洲、山羊皮等等。我问她知道Lush吗，她摇头。我把乐队的故事告诉了她。
下车后我们一起去了南师大，终于找到了《Lovelife》，一次买了两张。女孩买的唱片几乎塞满了背包。
那天的天气真是好，干任何坏事都很惬意，绝无负罪感也绝无犹豫。后来她把我带到一个咖啡馆，很宽敞，半透明的天棚将日光均匀地洒下，周围都是一人多高的盆栽植物，几个和我差不多大的男孩招呼那女孩，我跟着一起坐了过去。他们开始谈论地下摇滚、诗歌，南京的某个牛逼作家最近在干什么，以及某某谁是个呆逼。这些显然与我无关，我对南京不熟，只是凑在一边听着。既然插不上话，我就从包里掏出Discman，撕开唱片塑封，塞上耳塞，在沙发上听我的《Lovelife》。第一首歌，《Ladykillers》，电吉他和女声轰然而起，我便被它们包围住了。
不久我闻到异样的味道，知道他们在抽叶子。女孩拍拍我，我摘下耳塞，只听她说，也来一口。我并不抽叶子，知道它很贵，不好搞，如果拒绝就像别人请吃大餐我还偏要拿谱，很不识抬举，就凑上去吸了一点。第一茬下去根本没有反应，男孩们一点不吝啬，说：“你可能反应有点迟钝，再来一口。”第二茬下去之后我立刻晕了，继续塞上耳塞听歌，随后一头栽倒在沙发上。
鲍勃?迪伦金斯堡凯鲁亚克大卫?鲍伊吉姆?莫里森科特?柯本……
醒来发现天黑了，耳塞里静静的，音乐早已停止，男孩女孩们都不知去向。侍者说他们结过账了，然后冲着我诡异地笑笑，我不明白他什么意思。
我发了很久的呆。吃了点东西后，就近找一个小旅馆躺下。没有空调，洗澡有如冬泳，二十秒钟之内冻得我大脑充血，只得跳回床上，把自己塞进被窝，身体像停转的马达重新启动，努力制造热能把被窝焐暖。随后，在墙脚找了一个插座，插上变压器，在黑暗中继续听我的《Lovelife》。
我终于找到了你，人海茫茫，道路纷乱，神经迷幻，哪儿都不去，听你一遍遍地歌唱。你这失败的隐秘天使，总会带我去想去的地方。
风投王子创业史（1）
二〇〇一年春天，我回到学校。看台后面的四棵水杉树在一夜之间被人锯倒，无条件地宣告死亡。对我而言，寻找记忆的漫游结束，用一种很矫情的说法，意味着一个时代彻底收场。
事情是我们寝室的锅仔干的。他不想活了，早晨五点拿了一把锯子，独自穿过操场，来到看台后面的夹弄里。他的套子也在树上，但他已然不记得是哪棵树。对一个妄想症患者而言，把所有的树都锯掉，也许不是一件特别费劲的事。他干成了，四棵水杉树咔嚓咔嚓倒下，鱼鳔似的套子撒了一地。天亮后，他又做了根上吊绳，一头扎在看台的栏杆上，另一头垂挂在迷你窑洞之上。他踩在倒下的水杉上，将脖子伸进圈套里，往下一蹦。
那天早上有个清洁工阿姨听见了动静，扛着扫帚过来看究竟。很幸运，锅仔遇到了全世界最冷静也最有行动力的清洁工阿姨。她扑过去抱住他的腿，使劲把他往上抬，并且大声喊救命。保卫科的人赶来，叫了救护车把他拖走。
当天清晨我们都还在睡觉，只听有人大喊：“快去看，有人上吊死了。”各个寝室的人披挂而出，踩着清晨的阳光向操场跑去。那里早已拦起警戒线，什么都看不到，几个警察向里面走去。老星叹息说：“我们全校男生的DNA都在那儿啊。”
齐娜问：“谁死了？”
旁边有人说：“锅仔，不过他没死成。”这句话说完，周围所有人的目光都射向齐娜。
齐娜说：“人没死就好。”
“但他把所有的水杉都锯掉了。”
我们寝室一共六个人，到二〇〇一年春天时，有两个去了外地找工作，剩下我、老星、亮亮，还有一个就是锅仔。大学两年半，锅仔一直睡在我的斜上方，我只要平躺在床上，用右眼的余光越过一张桌子，看到的必然是他。
他有一个别致的绰号叫“风投王子”。那几年，“风投”这两个字比一切格言警句更让人头皮发麻，尤其对我们学计算机的。人人都希望能得到一笔风投，至于该如何得到，以及得到以后该去干些什么就没有人关心了。一些去大城市发展的学长回校，说IT行业火得不行，全球风投像捅了马蜂窝一样到处飞，美刀砍得IT人都快晕了，IT人将其兑换成人民币把全国人民砍倒。回来的学长俨然衣锦还乡，报出自己的月薪年薪或者股份，让鞋匠们集体自卑。与这个词相关的还有硅谷、软银、上市、纳斯达克、第一桶金等等。
根据锅仔自己的吹嘘，他首先是个黑客天才，十六岁就会编程，十七岁就攻击过FBI的网站——当然没得手。这点水平在国际黑客之中也不过就是个修鞋的，但他至少敢于修鞋。后来说不能再攻击FBI了，一旦攻破，FBI就会请他去美国上班，但他对联邦调查局这份工作不是很care。
说这些话的时候，他非常严肃，一点都没有开玩笑的样子，以至于我们都认为他是在开一个大玩笑，后来看着又不像。他睡在我的上铺，我虽然对他有成见，但只要不影响到我的日常起居，便可以视之为空气。那几年经常听说有哪个大学的男生把室友给弄死的，我不想惹上这种麻烦。
有一次隔壁寝室的人过来打牌，揶揄地说：“锅仔，风投拉得怎么样了？软银谈过了吗？”
锅仔说：“我正在准备和软银谈，最近很忙，我的每一秒钟都是在为第一桶金做准备。”
“不就是等发财吗？我们也在等发财。”那个人一针见血地说。
风投王子创业史（2）
“第一桶金非常重要，人生最难挣的就是第一个一百万。”锅仔说，“等是等不来的。”
“我已经有一百万了，我爸爸是大款。”
人人都在吹嘘，炫富的同时也在炫贫，这种话谁会当真呢？但是对于锅仔而言，却成了一个巨大的打击。这孩子沉闷、分裂，有逻辑而不懂人情世故。等到牌局散后，他问我：“夏小凡，世界从一开始就是不公平的，对吧？”我说：“世界只是偶尔不公平。”他问我：“偶尔不公平是什么意思？”我说：“偶尔不公平，就像你在拉斯维加斯玩老虎机，那里有几千台老虎机，每一秒钟都有人赢钱，而你却赢不到，这就是偶尔不公平。”他说：“归根结底还是不公平。”
“万一你第一把就赢到了呢？”
“正解。”锅仔说，“我要提前我的创业计划。”
我心想，你这个心理素质，赢到钱大概也会输进去。这我没对他说。那是大二，周围的人都在忙着谈恋爱，像我这样不谈恋爱的，平时看看书也能消磨时光。大家都是躺在床上想发财，真正动手去创业的人实在少而又少。过了没多久，锅仔说他接了一个项目，给一家营销公司设计数据库，据说要把全中国年入三万元以上的人口全部收罗在内，包括这些人的年龄、性别、住址、体重、身高、性取向以及品牌忠诚度，绝对是庞大的工程。这个数据库即使只完工1%，都可以卖给FBI。我们被他唬了一下，以为他很快就会捞到第一桶金，但他却被这个软件搞疯了。因为数据老是出错，要不就干脆弄丢，最麻烦的是他设计的数据库软件无法用EXCEL导入，全靠手工输入。数据丢了三次之后，营销公司负责数据输入的女孩们合伙在他脸上挠了四十多道血杠，脸像布满公路线的地图一样。他一分钱工资没拿到，带着四十多道血杠回来了。
这是他人生的重大挫折。经历了一个不算漫长的调整期，他跟着我们几个人混吃混喝，打牌、听摇滚、蹦迪。等伤口愈合了，大三上学期他开始梦想成为媒体大亨，到处集资要开一家传媒公司，在T市的大街小巷发送DM，手下有一千名员工（把本校的学生都算进去了），十二个分部，四大支撑产业。这很唬人，电视台都来采访他，把他当成是T市大学生创业的典范来报道。按照当时的分配，老星、亮亮和我可以各管一个分公司，将DM事业做到全国各地去，低成本运作，掌握地区性的核心资源，建立一个可复制的赢利模式，然后等着美国公司来买我们，然后纳斯达克，吃完了风投吃股民，写他妈的自传，上财经杂志的封面，于是我们就成了天天开着宝马在大街上撞美女的大亨。这个流程有点混乱，但却打动了我们，问他：“给多少股权？”锅仔说：“股权现在不能给，股权太混乱的话，风投就不来了。给期权吧。”
传媒公司开了两个多月，他最终拉到的客户只是我们学校附近的大排档，印了几千张传单，居然将菜价印错了，老板拒不付款；同时还有两个发送传单的学生被城管部门生擒在马路上，打得鼻梁骨都险些蹿到脑子里。如此，他的公司倒闭了，欠了不知道多少债，大多数都是百十来元的小债务，别人看他可怜也就算了。我们几个有期权的比较惨，几个月的生活费都被他骗走了，也休想再还给我们。亮亮有点心疼，想找他讨债，被我和老星劝住了。
风投王子创业史（3）
“看锅仔那样子，马上就要精神崩溃了，别再去刺激他了。”
第二轮调整期到来，还没来得及带他出去散心，有一天他告诉我们，他爱上了齐娜。我们都吓了一跳，首先是时间出现了偏差。大二时我们谈恋爱，大三时找工作，锅仔却像倒时差一样，大二搞创业，大三快毕业了追女孩。其次是搞错了人，他爱谁不好，偏偏爱上了齐娜。
本校最厉害的斗地主女皇，傲慢与偏见的女主角，火暴的不靠谱的大姐，精英主义的底层代言人——齐娜，她绝不会接受一个欠一屁股债的男人的爱。
那以后锅仔变得不太正常了，不谈创业，不再沉思，醒过来就上牌桌，不赌钱（也没钱），赌的是谁输了谁去女生宿舍楼下大喊“齐娜，我爱你”。我们都很寒，谁都不敢输，最后是他输了，跑到女生宿舍楼下刚喊了一嗓子，上面伸出很多可爱的脑袋，对着他喊：“风投王子，喊个屁啊，还我的钱！”
有一天，锅仔说齐娜和他一起在夹弄里做过爱，套子也扔到了树上。他说得非常认真，连细节都说，酷似我们不久前观赏过的一部色情电影。我们都知道他脑子出大问题了。还没商量妥当，到底是送他去福利院呢还是再凑钱给他找个心理医生，却被齐娜知道了，冲到我们寝室里，当着很多人的面劈头大骂道：“老处男，你自己打手枪扔的套子吧？”
我们都知道锅仔并不是一个道德败坏的人，他仅仅是有点妄想症，而且运气很糟糕。在妄想症患者的眼中，不存在的事件可以如此具体地刺激他的神经，而存在的世界却钝化消弭。但是，即使你是一个妄想症患者，你也不能在大庭广众之下把自己的性幻想和某个具体的女孩对接起来并且说出来。究竟是爱护一个精神病人，还是爱护一个被精神病人伤害了的女孩，我们还没想清这件事，锅仔就把自己吊在了看台的栏杆上。
出事以后，齐娜很后悔骂了锅仔（尤其是骂人家老处男），说：“其实他也是个可怜人。”是的，他不但可怜，而且让我们预知到了泡沫经济的后果，如果他能坚强地活下去，我们每个人都会觉得自己很幸福。过了几天，医院里传来消息，说他被救活了，但是他出现了严重的精神分裂倾向。他把医生当成是骗子，把护士当成是齐娜，最后，他把自己当成是比尔?盖茨。
他又上了本地新闻。T市的晚报将他作为大学生心理问题的典型进行了报道，做了他妈的一个整版，这样，他就被传媒再次吊上了看台。报社记者还特地来采访我们班的学生。每个人都说：是的是的，风投王子应该及时得到心理辅导；是的是的，大学生应该树立健康良好的人生观，经常参加体育锻炼，戒除网瘾，回到现实中来。
三天之后才发现了锅仔的遗书，贴在寝室门背后，打印在A4纸上，如一张逃生地图，文字功底令人折服。
我决定尝试着去死，我的死与任何人也没有关系，即便冒险也好，结束也好，甚或什么都不是也好。这样的死，于任何人来说委实没有意义，因此伤害不到任何人，希望如此，最好如此。
大概会真的死去吧，这样的死，是齐娜投向天空的小石子。无论以什么轨迹落下，去六月的荒草里，去夏天的某一条河里，还是索性掉在暗无天日的深井里。齐娜是不是爱过我？只有这件事会让我悲哀。答案或许就在小石子最终坠落的地方吧。
遗书被某个缺德鬼扫描下来，打印了二十份贴在学校宣传栏上。整整二十份。这封遗书让齐娜彻底崩溃，后面半个月都成了狂躁抑郁症患者，好像是遭了诅咒，对我们说：“等锅仔来上学了，你们给我打他一顿。”
她没能等到这一天，因为锅仔休学了。
之后不久，有一对校园情人在看台后面幽会，也是那个迷你窑洞，激情到半途时，忽然听见有人狂笑，那笑声与挨了烙铁的惨叫相似。女生吓蒙了，顿时瘫倒在地，男生提了裤子，壮着胆子出去看。周遭是令人恐惧的静谧，黑漆漆的夜晚百物难辨，唯有水杉树留下了白色的树桩，亮得吓人，像是什么东西的眼睛。
某一天，学校在看台后面装了两盏射灯，照得明晃晃的。无神论者仍然在那里野合，射灯被一砖头砸得稀烂，性爱中的男女犹如固执的驯鹿，每到迁徙季节总要渡海去阿拉斯加交配。但是，再怎么无神论的女孩都受不了有人在那种时候狂笑，那并不是幻觉，而是实实在在出现的东西，无神论在狂笑面前是不顶用的。吓昏过去好几个女生，看台后面再也没有人敢去了。
有一天我们坐在一起聊起锅仔，老星说锅仔现在不知道怎么样了，还被关在精神病医院里？竟然也没有人去看望过他。
齐娜说：“其实我是受不了他的固执，幸亏他是个精神病，要是个正常人的话一定更可怕。”
“努力把锅仔定义为精神病，以此反衬我们的胜利。”我说。
老星说：“锅仔的悲剧不在于他的性格，而在于他程序出错。严格来说这不是悲剧。”
对于老星来说，一切问题都是程序出错造成的，正如一切成功都是程序合理的结果。但我不相信这个，我相信在程序背后有一个意志力存在，否则无法解释它为什么会出错。
“每一个自杀的人都是上帝。”我说，“由此而言，毁灭和疯狂都应该受到尊重。”
“你这句话很警句。”
“前半句是陀思妥耶夫斯基说的。”
“后半句呢？”
“我说的。”
莉莉卡（1）
凡读大学的，都能听到一大堆的变态故事，这些故事未付诸文字，而是通过每一届的学生口口相传下来，有点像旧社会讲的评书。故事无限演绎，在不能预知的某个地方被修改，原始的文档被永久覆盖掉，既不是现实世界，也不是虚拟网络。
说说三号楼的故事，以及由此衍生出的奇谈异闻。三号楼是工学院著名的凶楼，在T市高校界颇有名气。
故事是齐娜告诉我们的，在所有讲鬼故事的人之中，我们最钟爱的就是齐娜，博闻强识，有数据做论据，并且时不时地会被自己的鬼故事吓着。我劝她：“齐娜，你很有恐怖小说家的潜质啊，快去读斯蒂芬?金。”她说：“我对写小说没有兴趣，我要做马尔克斯的外祖母。”
“最凶的是位于四楼的一间空屋子。”齐娜说，“一九八八年有个机电专业的女生因为失恋在那间屋子里上吊，挂在吊扇上，过了七十二小时才被人发现。楼下是实验室，后来的人在实验室里，每到半夜都会听见楼上砰的一声。”
“那是什么声音？”
“凳子被踢倒的声音啊。”齐娜说，“后来那屋子就关上了，贴了封条，到了一九九四年，又有个女生因为失恋，在那间屋子里上吊了。她自杀的那天，封条和锁都莫名其妙地自动开了。”
“从此以后，是不是就变成砰砰两声？”老星哈哈大笑。
“根据统计，大学生最热衷的自杀方式就是跳楼，失恋的、失学的、压力过大的、生活贫困的。总之，不幸的人生各不相同，选择的结束方式却惊人的一致。但是在我们学校，上吊似乎是一个独特的传统。到一九九六年，第三个人也在那间屋子上吊，但他的方式更为特别，他把绳索套在脖子上，一头系在钢窗上，然后往楼下跳，绳子大概有两米长，一秒钟之内他的颈骨被拉断。死得很痛快，只是吓坏了路过的人，尸体像广告牌一样挂在那里，连学校外面的人都看见了。”
“影响很坏。”我说。
“有一个在实验室里的女生被吓到退学，半截尸体就挂在她窗口。”齐娜说，“至于这个人为什么要自杀，无人知晓，永远成了个谜。”
“后来呢？”
“后来？没有后来了——后来就把门给锁了，听说那屋子里空荡荡的什么都没有，连吊扇都被拆掉了。你们去过那里吗？”
“挺害怕的，没去过。”老星说。
锅仔退学后不久，齐娜在三号楼的实验室里着了道。当时她得到了一家德国公司的面试机会，在实验室里补外语——那儿清静。夕阳穿过窗户斜照在她和她的书本上，像某一部恐怖电影即将开场前的宁静，突然之间，窗外拉拉杂杂的声音消失了，齐娜抬起头，听到楼板上方发出沉闷的一声砰，吓得一激灵。她坐在那儿，屏息良久，没有第二声砰，也没有尸体从窗外飘下，但夕阳的光线在某一瞬间忽然消失了，屋子里立刻从橘黄变为暗蓝，一天之中最后的暖意迅速转换成阴冷感。齐娜放下书，思想斗争了好一会儿，决定到楼上去看看。
她是狂奔出三号楼的，虽然她是一个热衷于奇谈异闻的女孩，但仅限于面对文本，真遇到鬼，她跑得比谁都快。我们正端着饭盆去食堂，她揪住我们，结结巴巴地说：“有人上吊了。”按说不应该有那么多人去看热闹，但那阵子我们过于无聊，巴不得找点事情来闹一闹，或者根本就是想弥补一下没有看到锅仔上吊的遗憾，男男女女几十个人直扑三号楼，先在楼下看了看，并没有谁挂在钢窗上，再闯进实验室。天已经快黑了，窗外只见暗蓝的夜色和灯光稀疏的二号楼。齐娜说：“就在楼上，我看见有个人挂在天花板上。”
莉莉卡（2）
有女生尖叫起来。我说：“别上去了，报警吧。”不料尖叫的女生拽着我的胳膊说：“我想看！”
到了四楼那间屋子门口，一阵阴风吹来，我全身的汗毛都竖了起来。仗着人多，大家一起走上前去。门是虚掩着的，锁坏了，似乎是被人一脚踢开的。老星走在最前面，也觉得有点害怕，一手推开房门，里面黑漆漆的什么都看不清，摸到了电灯开关，吧嗒一声按亮了唯一的那盏日光灯，所有的人屏息三秒钟，发出鬼哭狼嚎一样的惨叫——有一个人正吊在天花板凸出的吊扇挂钩上。前排的人吓得往后倒退，后排看不见的人还在问：“谁又上吊了？”前排的人说：“是个女的！哇！”后排的人跟着一起喊：“哇！”
老星喊道：“嘿，真好玩！”
那吊在半空中的人，是一个穿着空姐制服、面容姣好、嘴角含笑的姑娘，但她不是立体的，而是个二维图像。她脖子上挂着绳子仍然保持着职业的微笑，比《法医学图鉴》上的死者更为恐怖——这是航空票务处门口常见的广告牌，和真人等大，专业说法叫做“人形模板”。在她的下方有一张踢翻了的凳子。
老星把凳子搬好，爬上去，解救了这个二维空姐。立刻有人想起来，她是机械系一个男生的宠物，当年那男生把她从航空票务处偷来的时候，我们都曾经看到过，问他偷这玩意儿干什么用，他说这是他的充气娃娃，晚上放在被窝里抱着，睡得更香。这话有点像开玩笑，但是经证实，该男生确实这么干了，所以他成了全校闻名的变态。
齐娜大怒，扛着二维空姐去男生宿舍找碴儿。冲到那人的寝室，那儿冷冷清清的，被子铺盖基本都消失了。隔壁寝室的人说，这个变态刚走，买了火车票去广州了，下次再见到他应该是拿毕业证书的时候了，然后又问：“哎，你们扛着莉莉卡干吗呢？”
“谁是莉莉卡？”
那人指着二维空姐说，她的名字叫莉莉卡，是那个变态给取的，但是建议齐娜赶紧去洗手，莉莉卡太脏了，沾了很多变态的DNA，如果不洗手的话，搞不好会怀上那个家伙的后代。说完哈哈大笑着逃掉了。
恐怖本身是有逻辑可循的，讨厌的是不按常理出牌。
齐娜说，那天下午在实验室里，听到楼上砰的一声，大概是机械系的变态踢翻了凳子的声音，但为什么天色就在那一瞬间暗了下来？而她在数分钟后跑到楼上，看到的绝不是一个身穿制服面带微笑的空姐，而是一具长发如柳枝般飘摇的女尸。说完这个，她又说：“我真不该讲三号楼的故事，这是报应。包括锅仔选择用上吊的方式自杀，应该也是受了我的暗示。”
“如果用其他方式，比如跳楼什么的，锅仔现在就不是在精神病医院了，而是在火葬场。”我只能用这种方式安慰齐娜。
几天后，我又独自去了三号楼，在四楼的那间屋子里抽了一根烟，空荡荡的屋子里什么都没有，窗户上都加了铝合金的栅栏，我在里面吹口哨，选了Lush乐队的《Ladykillers》，有低低的回声像什么乐器在伴奏，轻轻泛开，轻轻合拢。并不恐怖，只是有一点冷，有一点在时间中悬浮的哀愁，被我身体的某个部位无意中触摸到了。
唯独人形模板莉莉卡无处安放。
最初几天，她就放在我们寝室门口，我花了点时间，打了一盆清水将她擦洗干净，毕竟是塑膜贴面的，焕然一新地成为我们寝室的前台小姐。凡从过道走过的人，无不啧啧称赞，说我给莉莉卡带来了重生。我也有点得意，没顾及老星和亮亮已经在私下里将我归类为潜在的变态。过了几天，同一楼面上有个男生半夜里上厕所，厕所在走廊的尽头，三月里的夜晚还很冷，他穿着汗衫短裤急速地穿过走廊，忽然觉得有冰凉的东西摸了他的屁股，顿时毛骨悚然，回头一看，灯光昏暗的走廊里，只有莉莉卡站在那里对他微笑。
这人忍着尿，踢开我们寝室的门，对着我的床头大喊道：“老夏，把你的女妖精藏被窝里不行吗！”
我把莉莉卡放回寝室里，由于没搞清状况，懵懵懂懂继续睡觉。翌日清晨被亮亮推醒了，亮亮说：“老夏，把你的莉莉卡挪走，行不行？今天早上我梦见她了，而且我遗精了。”我说遗精是正常的生理现象。亮亮便大吼道：“我梦见莉莉卡所以遗精了，这个因果关系请你搞清楚！”这时听见老星在磨牙，梦里嘀咕道：“莉莉卡——”我和亮亮一起打了个寒战。
不知是谁告的密，中午我被保卫科请去了。三个保卫科的干部像面试一样坐在办公桌后面，我坐在一张凳子上。
“为什么要这么干？”问话的是科长，他很严肃，平时坐在保卫科的窗前，除了透过窗户看着校区，基本上无事可干。我将那六片窗玻璃视为六个十二英寸的监视器。其人在问话时不停地抓挠自己的两侧肘弯，根据一般常识，他患有湿疹，我就叫他湿疹同志。
“因为无聊啊。”我说。
“无聊你就用这种方式来吓人？”
“不想吓人的。”我说，“当然，我不否认确实有人被吓着。”
“这种色情玩具必须没收。”湿疹同志说。
“如果是色情玩具，它就不是用来吓人的。”我说。
“能不能不要做这么无稽的事情？”湿疹同志愁眉苦脸地说，“你是毕业生，你不想背着一个处分出校门吧？这样的处分是入档案的。”
“不想。”
“那就把它交给我们吧。”
“你们要那玩意儿干吗？”
“我们是没收它，并不是要它有什么用。”
我想了一下，莉莉卡就留给他吧，其实我也想扔掉她，但她过于美丽，又始终在向我微笑，把她扔垃圾桶边未免太残酷了，而交给保卫科，确实有一种监禁之美。湿疹同志以及他的同事们，常年值班，免不了空虚寂寞，莉莉卡的存在或许可以缓解他们的压力。或许我可以去电信局门口偷一个类似的回来，或许可以给她取名字叫海伦？
大概没有人能算清楚，工学院到底有多少只野猫存在，也许二十只，也许五十只。随着季节的变化，老猫会死去，小猫会出生，数量不定，难以计算。
说它们是流浪猫，稍嫌不够准确。这些猫并不流浪，它们生活在这里，其行动方式是以某一点为圆心，在固定半径之内做无序运动。真正的流浪应该是线性运动。齐娜将它们称为“非豢养猫”，如同人们将私生子称为非婚生子，将莫名其妙称为非主流。
事情得说到一九九九年去。
那年猫多，春天里我们听到四面八方的惨叫，伴随着淅淅沥沥的春雨，有些叫声近得就在窗台之上，持久，绵延，突兀。猫在交配时所迸发出的能量惊人，到了夜里我们全都缩在被窝里，熄灯之后，在猫的淫声浪语中发抖。
这些猫平庸而神秘，在比较正常的日子里，它们伏在墙角打盹，或沿墙而行，也有从树枝飞行到屋顶的。平庸而神秘是猫的天然气质。
一般来说，野猫和人类处于绝对的相安无事状态，野猫的数量和学生一样都处于一个常数，后来学校扩招，学生的数量翻番，野猫的数量也跟着猛增。大量泔水和垃圾导致的食物过剩引起了连锁反应。
认识的人中间，对猫抱有特殊感情的也有，比如小白就极讨厌猫，她对一切带毛的动物都敏感，又比如在家教中介所的小广东，他有吃猫的癖好。至于齐娜，她对猫的感情古怪到了极点，既曾贪恋过一只傻猫，后来又对一切猫退避三舍，居然还因为一只猫把我们的校长送进了监狱。
一九九九年春天，齐娜经常到我们寝室来看打牌，手里挟着一只猫。那猫的长相和加菲猫一模一样，只是脸色阴沉，好像有严重的心理疾病。猫的名字就叫“加菲”，念顺了变成“钾肥”。钾肥不是野猫，正经家养的还被骟过一刀。性格嘛，谈不上温驯，而是人工制造的虚弱，倒也配得上它那张阴谋脸。
没人搞得清钾肥是怎么来的，照齐娜的说法也是一个人的罗生门，一会儿是捡来的，一会儿是某个大排档的老板送的，一会儿又说是自己从家里带过来的，最离谱的一次说这猫是初恋男友中了魔法。我们一边打牌一边看看钾肥，钾肥被齐娜挟在腋下，它也在看我们，带着厌倦和轻蔑的表情，好像还是中魔法的初恋男友比较可信。老星问：“齐娜，你男朋友是先被骟了再变身的呢，还是先变身然后被你骟了？”
后来齐娜上了牌桌。这姑娘牌技惊人，记性好，胆子大，斗地主每每都揣着一把零钱回去。打牌自然不能挟着猫，钾肥就被放在齐娜的脚跟，像挨了麻醉枪一样，长时间一动不动。等到齐娜打完牌，赢够了钱（通常不需要多久），一手把钱塞口袋里，一手挟住猫，施施然离开。我们在寝室里青着脸一起摇头。
赢得多了，齐娜便说，钾肥是她的幸运星，带着它逢赌必赢。我们信这个，但更多地认为钾肥是我们的霉星，有了它逢赌必输。
钾肥养在齐娜寝室里，那个寝室的女孩都养宠物，有人养兔子，有人养乌龟，有人养金花鼠。有一天出事了，据说是金花鼠的笼子门没关，钾肥把金花鼠夫妇全都干掉了，剩了两个鼠头，像纪念品一样放在齐娜的枕边。养金花鼠的女孩对金花鼠的感情之深，也到了匪夷所思的程度，看到这个场面挟了钾肥就送到小广东那儿，想来个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亏得有人报信，齐娜把钾肥解救下来时，小广东正抱着钾肥在中介公司里吃方便面，那样子似乎很爱它，也似乎随时都会把它宰了做浇头。
养金花鼠的女孩并不就此罢休，等齐娜和钾肥回到寝室里，她抢过钾肥，一抬手就把它从窗口扔了出去。寝室位于二楼，正下方就是宿舍的大门，钾肥在空中飞行了几米，一头扎进一个洗澡回来的女生的脸盆里，居然毫发无损。命大如此，令人赞叹。
猫被扔下去的瞬间，齐娜的样子就像一个麻风病患者，脸都扭曲了，容貌之动人处消失殆尽，难看之处以几何倍数速扩张，而金花鼠的主人是一个本来就很难看的女生。她们扭打在一起，观者无不心惊胆寒。后来保卫科的人来了，别的不说，先把女生宿舍抄了一遍，抄出来几十只宠物，猫猫狗狗、兔子乌龟、蜥蜴螳螂，以及赤裸男生两名。好多女孩子都喊：“我们这儿养蟑螂呢，来抄啊，来抄啊。”
钾肥从此离开了齐娜，被送到一家很小的旅馆里抓老鼠。那里靠近铁路，是我陪着齐娜一起去的，那阵子我和齐娜的关系比较火热。我们穿过七零八落的工厂区，又经过仓库区，走了半个多小时，绕得我都有点迷糊了，估计钾肥也不可能这么有灵性，还能找到回家的路。齐娜照旧是挟着猫，吹着轻软的口哨。我问她：“心情真有那么好吗？”她说：“反正我也想通了，钾肥要是还留在学校里，会被她们药死的。送走拉倒。”我再次端详钾肥，这只脸色阴沉不怀好意的猫，它确实是个霉星，坑害了女生宿舍所有的宠物们。
灰黑色的旅馆与铁路仅隔着一道铁丝网，左右都是相似高度的平房，门前的道路上飘着一些雪白的泡沫塑料盒子，屋里弥漫着方便面的味道。齐娜认识一个朋友在这家旅馆上班。把猫放下之后，她摸了摸它，说：“记得别去铁路上乱跑。”猫一动不动，她又轻轻踢了它一脚说，“滚吧。”
回学校的路上，齐娜说：“夏小凡，你想要女朋友吗？”
我说：“不想。”
“为什么？”
“我怕被人变成阉猫。”
她听了大笑起来。我赶紧严肃地说：“真的不想。没有什么理由。”
“蠢货。”她说。
在萧条的街道上，隔着栅栏和树木，列车轰轰地开过。再也没有猫可挟的齐娜哗啦啦地倒塌了。那以后，她的牌也打臭了，算得照样很精，但牌运不再，其打法也被我们摸透了，逐渐地把她赢走的毛票又赢了回来。看来钾肥确实有点魔法，有些事情说不清。
有一天，是下雨的早晨，我在校门口遇见齐娜，她说：“钾肥死了。”
既不是被火车撞死的，也不是吃了什么中毒的老鼠，也不是因年老力衰而死，反正就是死了，尸体在街道旁的一根电线杆后面被人发现，湿淋淋的不成样子。我再次陪同齐娜来到旅馆。旅馆那个人说，钾肥吃得香睡得好，平时也很安静，一点看不出有病的样子，忽然有一天就死了，死前的晚上还吃着剩饭在电视机前面看了一集动画片。
齐娜给钾肥收尸，装进一个马夹袋里。淋湿的猫都有点像魔鬼，不过钾肥已经死了，至多像块墩布而已。我告诉她马夹袋可不能打结，钾肥会没法托生。她便又去旅馆里要了一个瓦楞纸盒，装了钾肥，跨过一片潮湿的灌木，在铁路沿线的树林里给钾肥挖了个浅坑，埋了。草地上隆起一个很小的土丘，鞋盒那么大。自始至终没有一列火车开过。
“毕竟没有像故事里说的，死了以后就恢复原形啊。”齐娜说。
“变回初恋男友？”
“要真那样就好了。”
“照古代的做法，太监死后得把割掉的宝贝东西缝回去，钾肥的宝贝在哪儿呢？”
“还真不知道。从认识它的那天起，就是个阉猫。下辈子投胎做个母猫吧，阿弥陀佛。”齐娜双手合十，在钾肥的坟前嘀嘀咕咕地祈祷着。
据说猫的死亡特别干脆利落，既不会流露出不甘，也不会对主人有什么交代。猫很清楚，只要自己死掉，随时都会有另一只猫来取代它的位置。死亡于猫而言就像是一次简单的跳槽。
钾肥死后，齐娜对猫的热爱稍稍减退，从此再也没有看见她挟过一只猫。有一次在杞人便利店里遇见一只不那么纯种的蓝短，按市场价没有几千也得值几百，我们问杞杞这猫从哪儿弄来的，杞杞说搞不清哪儿来的，自己跑来了就不肯走了，在店里负责捉老鼠吧。
“搞错没有，蓝短捉老鼠。”齐娜嘀咕了一声，和那只智商不太高的蓝短玩了一会儿。杞杞说如果喜欢可以送给她，齐娜摇摇头，“再也不养猫了。”
野猫的出生与死亡都是非线性状态的变化。一九九九年的春天过去，学校各处有很小的野猫钻出来，娇滴滴地泛着傻气，令人惊喜。这些小猫被各类爱猫人士用各类猫粮喂养，剩饭居多，其次是饮料，也有人会去一站路以外的超市买正宗的伟嘉猫粮。
这些小猫也稍稍抚平了齐娜的哀恸，经常看见她在校园的小道上喂猫，和小猫混熟了，好几只都被她起了名字。有一只小猫和钾肥长得几乎一样，简直就是钾肥的童年版，或疑似钾肥的私生子（这当然不可能）。我们叫它“小钾肥”，齐娜却说钾肥这个名字独一无二，于是改叫“二肥”。
没到暑假二肥就死了。
才几个月大的猫，爱躲在汽车的底盘下面，不知道汽车会开动，只顾着享受阴凉，结果被碾得稀烂。此后陆陆续续还死掉几只，尸体粘在停车位上，非常残酷。齐娜在道路边贴了很多A4纸，打印了一只猫在轮胎底下的图案，形同交通警示牌，还说要提请政协把这条列到交规考试中去。清洁工阿姨受命将A4纸全部撕掉，猫继续死。
轧死猫的汽车之中，有一辆是我们校长的别克，正是它将二肥轧成了一张血淋淋的猫皮。一九九九年，这位校长马上就要因为经济犯罪而被抓进去，当时还坐着别克进进出出。有一天我和齐娜走过别克，齐娜正在嚼着口香糖，唾的一下就把口香糖吐在了车顶上。
我说：“听说有人给车子放气。”
齐娜满不在乎地说：“那也是我干的。”
“离你这种危险分子得远点儿，”我说，“逮住肯定开除。”
“一辆车而已嘛。”
“你不知道吗，汽车代表着男性生殖器，你这是在破坏校长的生殖器。”
齐娜听了，停下脚步，对我看了半天，好像是要看清我到底是不是个精神病。过了一会儿她走回去，照着别克保险杠猛踢一脚。校长的生殖器立刻发出尖锐的报警声，不远处办公楼里伸出一个脑袋对我们喊道：“嗨！干什么呢！”我拉着齐娜拔腿就跑。
和猫有关的日子结束在那年夏天，连同校长的黄金时代。
那天齐娜和我们一起闲晃，在已经启动的别克下面捞起了一只小猫，不过，只差了十厘米，或者说只差了一秒钟。汽车后轮从齐娜的左手和小猫的身体上碾过。天日昭昭，众目睽睽，猫的身体很有层次感地卷入死亡。在生命的最后一瞬间，它努力昂起头颅，眼睛逐渐凸出，嘴张开，露出粉红色的舌头和小小的尖牙。她被这表情震慑了，巨大的恐怖甚至盖过了疼痛。她整个人被车轮轧得扭转过来，好像挨了大擒拿手，这一瞬间她甚至都没有叫喊。
齐娜跪在地上，手掌上沾着猫的血和内脏。别克车没打算停下，我和亮亮一起扑上去拍打着车顶，而老星索性趴在车头上，当车停下的时候，看上去就像是老星用大力金刚掌阻挡住了轿车的去路。
车窗摇下来，长着一张猫脸的校长极具喜感地手握方向盘，面无表情地扭过头看着我们。
老星说：“快送医院，轧了人了。”
校长说：“你们送她去医院。”
老星大吼道：“有点儿人性好不好！”
跪在地上的齐娜发出非人的号叫。
齐娜说她做了梦，无数只猫在别克轿车上飞过，像鸟群一样拉下臭臭的猫屎。猫的身影遮蔽了阴沉的天空，在一望无垠的草原上，黑色的别克轿车长出了四条腿，缓慢地爬行着，从车盖里伸出舌头，像蜥蜴般舔噬着天空中的猫，每吞下一只，从后备厢那儿就会滚出一个血肉模糊的猫尸。猫们惊叫着，向高处飞去，散开。别克轿车拖着衰老残破的身体，踏过长草，沉默地走向深渊般的远方。
老星拍拍她的肩膀说：“以后别再去玩猫了。”
“真是个诡谲的梦啊……”
“告诉你一个好消息，”老星指着烈日下晒得滚烫的别克说，“咱们校长被抓起来了。”
当然不是因为轧了齐娜的手，而是贪污。校长被有关部门请去喝茶了，一口茶喝出了近五百万的涉案金额，再一口茶喝出了两个情妇。坊间有个笑话，说校长那天开着别克是想外逃的（平时有司机），结果被老星给拦住了，与此同时，有关部门也赶到了。听起来很有启发性。
猫还在校园里进进出出的。那年暑假军训，我们都住在学校，白天走正步，晚上傻头傻脑躺在宿舍，哪儿都不想去，就想熬过这个夏天。猫在夏天长得飞快，小猫变中猫，中猫变大猫，某一天，猫的数量忽然又恢复到了正常水平。齐娜说，老猫发飙了，把新生的猫都赶走了。
“以后，一不养猫，二不玩猫。”齐娜说。
有时我会怀念钾肥，尽管他们已经不记得它。我记得这只阉猫，如同我记得小学时音乐老师脸上的粉刺，顽固而又无意义的东西。在我的梦里，我和齐娜走过凌乱的工厂区，来到铁路边，路程遥远，我累得不行。钾肥孤坐在破旧旅馆的凳子上，齐娜伸手去抚摸它，但它溜走了。作为一只阉猫，搞不清它的孤独来自何处。孤独这东西，总是与荷尔蒙有关，如果连荷尔蒙都没有，孤独又有什么价值？在齐娜梦中飞翔于天空的猫，集群轰炸巨大的别克轿车，在那样酷烈的场景中，钾肥一定还是坐在某一块石头上，舔舔爪子，一言不发。
无意义的时刻（1）
“你好。想请你给我办一件事，破解一个邮箱的密码。”
“犯法的事情偶不做。”
“是我老公的邮箱，不算犯法。”
“偶向来不参与夫妻之间的隐私战争。如果偶帮你做了这件事，他会怀疑偶和你有一腿什么的。”
“你太绝情了，上次我还在聊天室里公开喊你‘老公’呢，那个‘文学评论家’都吃醋了。”
“偶不管，偶也不会破解邮箱，偶不是黑客。”
“你说过你学计算机的，你还会编程呢。”
“偶计算机学得很烂，没办法，函数没学好，编程编得跟草鞋一样。目前只会装装WINDOWS。”
“你这个骗子！”
“好吧，偶承认偶其实不是学计算机的，偶是你老公雇用的侦探。”
“那你告诉我老公，浑蛋，我明天就去找‘文学评论家’上床！”
“偶认为，你的这句话，其实是想告诉偶这个浑蛋。”
“滚蛋！”
在黑网吧里，我关了聊天室的窗口，站起来舒展了一下胳膊，把香烟揣进口袋里，离开座位。黑网吧的账台里坐着面色苍白的女孩，对我一笑，说：“过阵子这里要拆迁啦。”
“正好，我也快毕业了。”
“这两年一直麻烦你帮忙修电脑，以后见不到了。”
“哪里的话，我只是偶尔帮忙，应该的。”
“上次吊扇砸了下来……”
“够吓人的。”
“吓人。”
这家黑网吧位于新村的一幢房子里，六楼，爬上来很累，晚上也没有感应灯，很容易踏空楼梯。当初有一个老奶奶在楼下负责拉客，因为长得面善，我就爬到了六楼，久而久之也习惯了。其实我不太爱爬楼，万一客满的话，就意味着我得再跑下去找另一家网吧。女孩的奶奶特别好，刮风下雨都站在楼下的过道里，一则拉客，二则告诉熟客楼上还有没有空位置，有时还会提醒我多穿点衣服什么的，很有人情味。去得久了，偶尔我也会给她们看一看电脑故障，并不是每次都能修好。
一直以来就是老奶奶和这女孩在打理网吧，女孩在楼上负责收账，老奶奶在楼下负责拉人。有个网管偶尔来这里看看，不过此人很不靠谱，经常找不到人，以至于我要客串着顶替他的职务。老奶奶说，我来上网一律免费，被我拒绝了。我毕竟是个有钱人。
有一天老奶奶消失了，女孩说是在楼下站着，冻成了感冒，接着就并发肺炎，送到医院了。没过一个礼拜，女孩的手臂上戴上了黑臂章。
老奶奶去世以后，剩下女孩一个人守在网吧里。每每爬到六楼，看到客满，我还得再下楼去。逢到这时，女孩就一脸的抱歉。我说没关系，每次还是坚持着爬上来，这家网吧始终是我的首选。
我付了账，女孩说：“等你毕业的时候，差不多我也该搬走了。”
“找个好一点的门面，换一套设备，再去弄张正规的营业执照。”
“很难的。”女孩笑笑，找给我零钱。我对她说再见。
那已经是夜里十点，我独自下楼，楼道里一片漆黑。我掏出打火机，点亮了，凭着微弱的火光和脚下的感觉，从六楼走下去。下到一楼时，忽然觉得脚底下发飘，打火机被风吹熄了，最后两个台阶我一脚踏空，往后仰倒，一屁股坐在台阶上。
我站起来，黑暗的楼道里好像有人影，一动不动地站在靠墙的地方。我手里的打火机已经弄丢了，凑过去细看，但实在看不清。我忽然想起来，那个靠墙的位置就是老奶奶惯常搬一把凳子坐着的地方，这时觉得头皮发麻，喂，老奶奶，你不能这么吓唬我啊。
无意义的时刻（2）
我从口袋里掏出一枚硬币，照着黑暗中的方位扔过去，硬币砸在墙上，又落回在水泥地上，发出叮叮的声音，弹落在某个角落。什么人都没有，冷风再次吹过，发出叹息一样的声音。我心想，不知道老奶奶找我有什么事，答谢我？和我告别？如果是想把脸色苍白的女孩托付给我，那恐怕只能说抱歉了。无论如何，您不至于来掐我的脖子吧？
从网吧出来，出了新村得走过三条街，才可以到达学校的边门。边门不远处就是杞人便利店。
外面下着细密的雨，T市的春夏天各有一次雨季，春天的雨季从三月中旬开始，大约会持续一个月，雨下得异常冷，没日没夜地下，中间几乎没有停顿，每次探头望向窗外都是灰蒙蒙湿漉漉的一片，耳朵里听到的总是雨水的滴滴答答声，令人失去希望。
夜间的雨反射在路灯的光晕中，细密而难以捉摸。走过的三条街都是冷冷清清的，毫无内容却又充满了内容。一直走到杞人便利店门口，看到暗淡的灯光，小店还没有打烊。
“杞人便利”是个牛逼名字，笆斗大的红字四仰八叉地刷在墙上，有一种无可置疑的傲慢。而事实上，它只是一个门面不到两米宽的小烟杂店，地基比街面还矮一截，打通了墙壁，装了卷帘门，放两截粗制滥造的铝合金柜台就自称是便利店，其实只是个烟杂店。店里的货品少得可怜：几种香烟、几种碳酸饮料和啤酒，还有一种口香糖、一种打火机、一种蚊香、一种低档白酒、一种小包装的餐巾纸，以及十来种卫生护垫。为什么要搞那么多卫生护垫，不得而知，但就算有卫生护垫凑热闹，这里仍然可称是世界上最寒酸的烟杂店。
杞杞裹着一件深蓝色的棉大衣蜷缩在柜台后面。
这孩子一年三百六十五天都守着他的店，和黑网吧的女孩有得一拼。小店开张以来他就是这副样子，我很佩服这些守店的人，有时感觉他们像是生长在某一根朽木上的蘑菇。
我趴在柜台上，对杞杞说：“一包福牌，一个打火机。”杞杞侧对着我，面前有一台九英寸黑白电视机正在播放足球比赛，屏幕上有两组人围着一个小白点在跑来跑去，穿条纹衫的球员惨遭飞铲，像可乐罐一样在边线附近蹦蹦地翻滚，随后切到中镜，反复重播。杞杞注视着电视机，我把钱放在柜面上，他面无表情地转头看我一眼，从屁股后面的纸箱里拿出一包福牌香烟。打火机就在柜台上放着，我自己挑了一个。紧跟着一把硬币叮叮当当被他扔在柜台上，一串动作像是被程序设计好了的。
挨了飞铲的球员在地上痛苦地呻吟，裁判挺胸而上，掏牌。
“你说说看，谁会赢？”杞杞问我。杞杞有着非常好听的中性的嗓音，其人也是瘦瘦白白的，有时还戴一副宽边的黑框眼镜。其实我觉得，黑网吧的女孩和杞杞倒是很般配。
“穿条纹衫的。”我说。
“那是尤文图斯。”杞杞淡淡地说。
“噢，尤文图斯。”我揣了烟和打火机打算走。
杞杞说：“这里就要拆迁了。”
“正好，我也快毕业了。”
“以后见不到了。”
我摸摸脑门，这些话和刚才黑网吧里的女孩所说的如出一辙。我又回到柜台前面，给自己点了根烟，问他：“以后打算怎么办呢？”
“不知道啊。”杞杞说，“店肯定是要关掉了。”
“可惜。”
“算了，起码不用担心被抢劫了。”
他的店被人抢过，是春节之前的事，有三个歹徒，半夜撬他的卷帘门，不料这孩子平时是睡在店里的，守着他那一堆不值钱的货品和一把毛票。歹徒所配备的武器并不高级，一根撬棒、两把菜刀，对付杞人便利却是绰绰有余，只哐当一下就把卷帘门给撬开了，菜刀架在他脖子上，抢走了所有的零钱和几包红塔山（店里最贵的香烟），合计不超过二百元。卫生护垫倒是不少，歹徒抢回去糊墙都够了，这太羞辱歹徒了，用菜刀柄在杞杞额头上蹾了一下，将其砸开花之后遁入茫茫夜色。翌日我去买烟，这孩子头上缠着纱布，淡淡地告诉我，卷帘门给弄坏了，这扇门修一下得三百块钱。
“想做碟片生意。”杞杞说，“碟片生意很好的。”
“做碟片可以，像你这样不挪窝的做不来。至少工商局来冲摊的时候你得抱着碟片狂奔。”
他看看我，眨了眨眼，大概在琢磨自己究竟能跑多远。很久以来，我甚至连他站起来的样子都不曾看到过。
我故意说：“你要是腿脚利索呢，可以做毛片生意，那个利润最高，但是需要你跑得很快很快。”
“什么是毛片？”
“……就是黄色碟片。”
他又看我一眼，虽然面无表情，但明显是在暗骂我。我决定浪费一点口舌，便继续开导他：“你不要觉得毛片有什么不好的，毛片在大学边上卖，就像草纸在厕所边上卖一样。一张唱片挣三块钱，一张毛片可以挣十块钱，而且不用大批量进货，卖掉多少进多少，不占用资金。一年卖一万张毛片你就净赚十万，不用交房租，不用交税……”
杞杞说：“警察会抓我的。”
“警察哪有工夫来抓你啊？上次抢劫你的那几个坏人都还没抓到呢。”
杞杞说：“你才是个坏人。”
我哈哈大笑起来。我很喜欢杞杞闷头生气的样子。因为有了这一出，刚才在新村里看见老奶奶的恐惧感也消失了，雨季也不那么忧烦了，说再见的日子也不那么迫在眉睫了。
“点球。”杞杞指着电视机说。条纹衫的球员站在十二码罚球点上，一脚把球踢到了守门员的怀里。
“软脚蟹啊！”我大骂起来。
云中人 第二部分
莉莉卡之终结篇
乐观者分为理性和不理性两种，对于生活的灾难，不理性的乐观者总是心不在焉，即使这灾难发生在自己身上。大多数时候他们看起来就像是一群幸灾乐祸的人，并且，在某种极端的情况下，不理性的乐观者比悲观者更加不可救药。
而悲观者是不存在理性或不理性的。
吊诡的是，尽管不理性的乐观者显得盲目、无知、粗鲁，有时还会做出种种非人的举动，看上去很容易被淘汰掉，世界却恰是由他们来统治的。
悲观者厌弃同类，理性者怀疑同类，中性者不认识同类，只有不理性的乐观者才会团结在一起，尽管他们并不是大多数，却因为团结而显得像是大多数。由此推论，想要在这个混账的世界上如鱼得水，那就扮演一个不理性的乐观者吧，同类们会来找你的。荒诞世界像巨大的单细胞生物，吞噬一切并自我繁殖，没有容貌和躯体，只是一堆扭来扭去的黏液而已。
莉莉卡被没收以后一直放置在保卫科的墙角，有一次我路过那儿，探头进去张望，觉得挺有意思的，冷不丁一看以为学校聘用了女保安，再细看又觉得莉莉卡的笑容中隐藏着什么意思，具体不明，有点像勾引，又有点像嘲笑。我问湿疹同志：“你们现在把她当宠物养起来了？”湿疹同志很郁闷地告诉我：“我想扔掉，他们不让。”
“谁是他们？”
“保卫科的其他人。”
“理解，他们爱上她了。”我说。
雨季来了。
某一天看到莉莉卡被扔在垃圾桶边，雨水打在她身上，竟然还是那种微笑，怎么看都觉得诡异。我打着伞，远远地站在雨中端详她。过了一会儿从办公楼里出来一个人，是保卫科的老秦，肆无忌惮地扛着莉莉卡走回了办公室。看得我目瞪口呆。
广播台的大喇叭里正好在播放Radiohead的《Creep》，轻快而破碎，老秦的脚步也沾上了那样的节奏，一跳一跳的，还带着点心悸。“老变态。”我低声说。
在电信营业大厅门口，很多伞拥挤着，人形模板的女郎站在玻璃门后面，穿套装，面带微笑，看着来来往往的人。她长得和莉莉卡很像，大概作为人形模板都应该是这个类型的，干净明快没烦恼，身高适中，优良的小腿曲线，适合大众审美的要求。对了，想起来我打算叫她“海伦”的。我走进去，坐在连排塑料椅子上，连连打量海伦。
和莉莉卡相比，海伦稍微胖一些，这情有可原，毕竟作为空姐的莉莉卡比电信女郎的海伦更需要注重身材。从笑容方面来说呢，莉莉卡更严肃一些，而海伦相对妩媚，也相对有点不自然。两个人的化妆都是没得说的，姿势都很绷，小腿并拢，牙签都插不进一根。当然，以这个姿势放倒在地，横着，效果应该是惊人的。
我再看大厅里的营业员，和海伦相比还是有差距的，更比不上莉莉卡，难怪那个变态狂会把莉莉卡藏在被窝里。绝了。
我想我是不是也应该把海伦偷回去呢？旁边站着一个虎视眈眈的保安，让我打消了这个念头。究竟会被定义为窃贼还是色情狂呢？看来，即使理性的乐观者也不是那么坚定的。
几天后的一个深夜，我们在宿舍里抓到个贼，是个民工。几十个人揪住他送往保卫科。学校保卫科晚上有人值班，搭一张钢丝床睡在办公室里。一路上，贼不停地告饶，说自己上有老下有小，外出打工盘缠用尽才出此下策，烦得我们直想堵他的嘴。
到了保卫科门口，看见气窗上映出昏黄的灯光。我们一伙人敲门，动静大得翻天，其间还夹杂着贼的惨叫，但保卫科始终没有人来开门。有人从走廊里搬了把凳子，站在凳子上朝气窗里面张望，发出一声怪叫，倒栽下来，嚷道：“太可怕了！”后面的人一脚踹开保卫科的大门，老秦赤身裸体仅穿着一条内裤暴露在我们眼前，并且，即便是那条内裤，也是五秒钟前刚套上去的。莉莉卡脸朝天，平躺在钢丝床上，作为一个实际上的平面摄影，她在任何角度向着任何人微笑。在场的都是男生，所以没有人捂眼尖叫，都看傻了。
几十个人和老秦对峙着，谁都不敢走进去，老秦在几十双眼睛的注视下手忙脚乱地套衣服。倒是那个贼最先反应过来，对我们说：“今天算是开了眼界了。”
我不想说老秦的下场，免得难过。二〇〇一年的春天有很多不如意的事情，雨季并没有那么快地过去。
只说莉莉卡。某一天她又出现在垃圾桶边，收垃圾的清洁工阿姨还没来得及赶来，她又被挪到了操场看台顶上，继而出现在传达室门口、食堂里、天台上……她出现在任何可能的场所，后来，她不知所终。
齐娜说：“上个礼拜我又看见莉莉卡了，在马路边，好吓人，眼珠被谁抠掉了，剩下白色的两块。”
“谁去把她找回来啊，免得到处害人。”老星说。
“真吓人，你肯定不敢碰她。”齐娜说，“就像这样。”她忽然转过头来，对着我们翻了一个巨大的白眼。“哇！”我和老星毛骨悚然，从椅子上跳了起来。
失去了眼睛的莉莉卡在黑暗的走廊里行走，她走得很慢，黑暗对她来说已经不再重要，失去了眼睛就不会再担心黑暗。她只是一个偶人，甚至连偶人都算不上，失去了眼睛的莉莉卡不会想知道自己是谁。从哪里传来一点声音，她手扶着墙壁，慢慢地向前走去。墙可以是障碍，同时也指明了道路。莉莉卡沉默着，带着微笑与惨白的眼珠走向某一扇门。她只是一张厚纸板，从侧面来看完全没有体积。门虚掩着，不需要推开门，她就能从那道狭窄的门缝里穿过。
她走进屋子。她已经是个盲人，但她知道我坐在屋子里，只有我一个人。
“想我吗？”她说。
我屏住呼吸，努力克制着颤抖和勃起。
她慢慢地向我走来，空洞的眼珠，残破的身体，每一步都像是走在积雪上。
我没有醒来，这个梦会继续下去。
咖啡店女孩（1）
某一天下雨，我独自去了咖啡店。咖啡店离学校不远，在一条破旧失色的商业街上，两旁都是建造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的老新村，一楼沿街的住户把墙砸开了，做成店面出租出去，理论上讲都是违章建筑。
这片商业区庞大而肮脏，污水横流，油烟弥漫，鼠患猖獗，老鼠们不仅从下水道里钻出来，还会从行道树上掉下来。由于紧贴居民区，客流量倒是完全不成问题，尽管平均消费能力不高，但绝对人数之众也造成了强大的局部内需。所经营的都是些需求弹性特别小的商品，米店、小吃店、廉价服装店、杂牌超市，间或有亮着红色灯光低回暗淡的洗头店。
雨中的商业街略显凄惨，行人稀少，万物残破。从远处看，咖啡店是穷街陋巷中的小庙，香火惨淡，陈旧失色的招牌像一件忘记收回来的衣服，孤悬在半空怪可怜的。
走进店里，灰色的水泥地坪，被硬物砸出星星点点的坑，原木吧台已经发黑发亮，咖啡座无序地聚在一起，像一群遭遇枪击后失去了主张的人，那是几张破得连旧货店都不肯收的人造革沙发，铺一条花纹莫名其妙的床单，坐着居然还很舒服，令人气恼。一个架子上摞着些旧书，其中有《列宁选集》、《托洛茨基自传》。所有摆设都歪歪斜斜的，令人不敢造次。这套家什放在高尚地段还有点情趣可言，放在这条街上，就像脱衣舞女跑进了女澡堂的感觉，非常糟糕。
我到这里来找咖啡女孩。
从一九九八年到二〇〇一年，咖啡店里经历过不下十五个女招待，绝大部分都是我们学校的学生，鼎盛期竟同时雇用了四个女孩，虽然是个破店，看上去却非常有气势。可惜好日子没能持续多久，莫名其妙就走上了下坡路，生意日趋萧条，店面更显破旧。说起来，宏观经济蒸蒸日上，股票起起落落，地产进入爆炸期，这些竟然和咖啡店没有任何关系，它按照自身的生命周期无法避免地走向死亡。做招待的女孩们一个个来了又走，回到学校里，就像盐溶化在了海水中。一旦她们离开了这里，我就一个都认不出来了。
我经常来这里，两年多来喝掉了不下一百瓶啤酒，每次都是啤酒，永远不喝咖啡。大部分时间我都是闲坐着，听店里放着各种各样的音乐，有一阵子是比莉?霍莉黛，有一阵子是小野丽莎，有一阵子是陈绮贞，视吧台后面的女孩的爱好而定。那些女孩都知道我是个有钱人，只有有钱人才会去咖啡店里喝十元一瓶的啤酒，傻坐着听音乐。
如今咖啡店里只剩下一个女孩，另外有个打杂的阿姨。阿姨丑陋而能干，从做咖啡到扫地，甚至炸春卷都会。我经常到这里来要一份春卷，非常好吃，就着啤酒，完全把咖啡店当成小吃店。
女孩不是我们学校的。
十五个咖啡女孩消失后，仅剩下她一个还在这里，好像哪儿都去不了的样子，经常看见她百无聊赖地站在店门口抽烟。只要她在，咖啡店里播放的永远是Radiohead，《OK
Computer》循环播放一百遍都不够。我承认这是一张永不起腻的唱片，但音乐都是被听旧的，听了整整一季，那个节奏已经融化在我身体里。
人少的日子里，我陪着她听《OK
Computer》。店里没什么事情，可以时不时和她聊天，端着啤酒似乎更适合坐在吧台前面。她似听非听，音乐也好，我说话也好。屋子里弥漫着微醉的气氛。说累了，或者她不再理会我了，我便回到沙发上，看看风景，读一会儿托洛茨基。
咖啡店女孩（2）
“很久没见你了。”她说。
“开学以后来过一次，你不在。”
“寒假回家了？”
“别提了。”
我挑了一张沙发坐下，整个咖啡店就只有我和她，会炸春卷的阿姨不知道去了哪里，也没有音乐。
她隔着吧台问我：“啤酒？”
“下了一星期的雨，你是今天的第一个顾客。”
雨水彻底击溃了咖啡店，想想也很悲惨。我记得一九九九年圣诞节，老板请了一支民谣乐队来表演，唱得固然不怎么样，但气氛非常棒，沙发里都填满了人，更多的人站着，进门的地方有一棵半人高的塑料圣诞树，挂着五颜六色的饰物。四个女招待在人堆里穿梭，戴着红红的圣诞帽。歌声像一块破旧的丝绒擦拭着我的心。那样的场面恐怕不复存在了。
她换了发型，过去一直是剪得齐肩的头发，像幼儿园的滑梯一样顺溜，从头顶到太阳穴是一个弧度，从太阳穴到肩膀又是一个反过来的弧度，那样子要多乖有多乖的。取而代之的是染成枯草色的卷发，这使得她的五官有点模糊。头发可以是荆棘、是海浪、是火焰，而她的发型则是大风吹过的潘帕斯草原的缩影。我猜想她一定也是换了心情。
总得说点什么。我记得她寒假之前说过要去看海，便问：“看到海了吗？”
“看到了。”
“风景不错吧？”
“哪有什么风景，你以为我去了哪里？”
“海南？”
“不，我是坐上长途汽车，渡江以后到了一个小镇上，小镇靠海。不过既没有白沙滩也没有礁石，是一片灰色的海涂，海也是灰色的。风吹得厉害，根本没法靠近海，只能站在远处看看。”她总结性地说了一句，“我是去看冬天的海。”
“好情调。”我说。
寒假之前我曾经找过她，我请她喝咖啡。她说店员不能坐那儿喝咖啡，态度温和地拒绝了。我很无趣地回到沙发上翻看《托洛茨基自传》，她又说，喝一杯，就一杯。她给自己弄了杯清咖。
她说她爱喝清咖，在清咖之中可以感觉出微酸的单宁味、果香味，收口时的回甘，高原地区阳光的苦涩味，是非常纯粹又复杂的味道。说得头头是道。
为了那杯咖啡她回请我看电影。当天晚上，两个人跑了很远的路，坐上公共汽车到T市的一个商厦，顶楼是影院。坐在光线昏暗且变幻不定的小影院里，周围影影绰绰有很多情侣，很多女的手里都捧着一个装满爆米花的纸盒子。我想是不是也应该给她买一盒爆米花，但是看她那个样子似乎是什么都不需要。我闻了两个小时的爆米花味道，始终担心着外面的天气，那天下雪珠，一场大雪似乎就要来临。
散场时，商厦已然打烊，从一道消防楼梯走下去，外面的雪果然下了起来。我们在公共汽车站等了很久，来了一辆塞满乘客的夜车，半小时后将我们连同半车人抛在夜晚映着雪光的道路上。她住在附近的新村，我送她回去，脚底踩着雪，感觉软绵绵的。其实积雪很薄，软绵绵的可能是我的心理暗示。
那段路有点长，气温很低，在路灯的弱光中可以看到她嘴里呼出的白气。也就是那时，她说她春节要去海边，我当时误以为是海南岛，也就没有接茬。海南岛并不是我想去的地方。在黑漆漆的门洞口，她按亮了照明灯，沉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