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鼓楼：“中国秋叶原”三十年浮沉录

合众人的“最好”以调和折衷，造出一个偶像，此即所谓“鼓楼的黄金时代”。

与北京那些不胜计的狭窄老巷子不同，地安门大街十分宽敞，东西向横亘在北京的中轴线上。当年这里本有座气象恢弘的地安门和老城墙，1954年把城门和城墙拆了辟作马路，才有了这般光景。

穿过老城门改造而成的干道，沿地安门外大街径行往北，在老城区中轴线的尽头，始建于元代的钟鼓楼便坐镇于这北京城古今的分界点上。历史上钟鼓楼虽经多次火灾与战乱破坏，仍能得以重建保全，岿然屹立在此700多年。

鼓楼在前，红墙金瓦，微胖。

钟楼在后，灰墙绿瓦，略瘦。

在古代，钟鼓楼肩负报时职能。每天亮更（3点-5点）及定更（19点-21点）先击鼓后撞钟，其他更天则只击鼓不撞钟。敲鼓与撞钟方法相同，北京民谚归纳为“紧十八，慢十八，不紧不慢又十八”，如此重复两通，共计一百零八下。因为一年有十二个月、二十四节气、七十二侯（五日为一侯），相加之和为一百零八，所以古人用一百零八象征一年。

每到定更天鼓响，百业渐歇，城门关闭，内外城交通隔绝；待到来日亮更天伴晨钟复启，九流十家内外交通，羁旅往来不绝，城市重新运转。是以钟鼓楼成为北京一个文化符号，老北京形容帝都的生活“晨钟暮鼓、钟鼓相闻”。

钟鼓楼的报时传统一直延续到民国。1924年已是民国12年，五四运动业已过去五年了，然而钟鼓楼却仍属前清的銮舆卫管辖，北京还能听见钟鼓和鸣，定更后还有九门提督衙门的差役出来巡街打更，显出不合时宜的前朝余续。后冯玉祥进京，将溥仪赶出紫禁城，钟鼓楼才彻底卸下职能，变成纯粹的古迹。

对北京人来说，钟鼓楼，就是时间概念的具现。

鼓楼一代拥有保存较完好的胡同和四合院建筑群，是北京最著名的民俗旅游景区。街道两旁清一色磨砖对缝的古典风格建筑与鼓楼相对望——虽屡有修补、翻新，店铺也换了几茬，然多年来大抵还是这副风貌。

地安门外大街径直向北延伸，到鼓楼脚下被东西两向分隔出了泾渭，形成一个三叉路口：鼓楼西大街沿什刹海折向北通德胜门；向东去是鼓楼东大街——今天中外驰名的民俗旅游景点南锣鼓巷，出口就在这趟街上。

以地外大街为经，鼓楼东大街做纬，隔出的这块只有0.88平方公里的街区，星罗棋布着僧王府、可园、末代皇后婉容故居等37座文物古迹；往西去有北京最古老的商业街烟袋斜街；穿过斜街就到了什刹海——名字叫“海”，其实是人工湖，据说过去此湖沿岸有十座佛寺，因此得名“什刹海”。

什刹海湖面最窄处，银锭桥像一条元宝装饰的玉带，收紧了湖水的纤腰，连接起东西两岸，并以桥为界区分出了前后海：桥南为前海，桥北为后海。银锭桥始建于明朝，后屡经翻修。1910年，汪精卫在此桥下埋炸弹，意欲暗杀溥仪生父、清朝摄政王载沣，后因事败被捕。汪在狱中做好了就义觉悟，写下“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的壮怀诗篇，其事迹传诵一时，银锭桥也藉此驰名全国——然而后来因汪精卫名声太臭，这典故便少有人提了。

早年什刹海广植荷花，沿湖垂柳傍岸。每临盛夏，荷花映日，风吹柳动，窸窣有声。清代竹枝诗赞道：“地安门外赏荷时，数里红莲映碧池，好是天香楼上座，酒阑人醉雨丝丝。”待到傍晚，天光云影间彤霞掩映，吃罢了晚饭的老人坐在湖边的石椅上，身旁的收音机流出京剧、鼓曲的唱段，有时兴致来了，还跟着收音机唱上几句，有板有眼，伴蝉鸣相和，画面动人心魄。这些北京大爷特别可爱，甭管认不认识，只要过去问候一句“大爷您挺好的？”老人就能拉着你聊半天。

鼓楼自元代起就是北京最重要的商业区之一。什刹海曾是连接大运河与海路漕运的枢纽，百市兴旺，商贾如云；鼓楼周边居民，不是过去的八旗贵胄、达官显贵，也多是三代以上的老北京；而再往北不到两公里还有解放军总政大院，这些大院子弟普遍家底殷实，消费能力强；鼓楼周边有多所学校，其中包括有100多年办学史的鸦儿胡同小学、80多年办学史的北京市第十三中学，以及培养了陈道明、姜文等人的名校中央戏剧学院等等，文化氛围浓厚，年轻人很多。

或许是因为以上历史和社会原因，鼓楼成了北京年轻人的潮流集散中心，无数模玩手办、轮滑、球鞋之类的店铺，随着社会流行趋势在鼓楼留下过自己的印记；全长不过1.1公里的鼓楼东大街两侧有十几家乐器行，被誉为北京的“音乐一条街”；后海沿岸有100多间酒吧，是年轻人和外国游客消遣的圣地。这些酒吧与北京传统文化的融合也饶有趣味：过去歌手在酒吧霓虹灯下弹唱，相声艺人则在传统茶楼和炸酱面馆里说相声，彼此泾渭分明；而现在，茶楼面馆里不时会想起民谣歌手的吉他，在酒吧也能听见相声艺人使灌口——估计放眼全国，这种奇妙体验也只有北京鼓楼独一处了。

但以上这些，都没有游戏给鼓楼留下的烙印深重——从80年代末到21世纪头十年，游戏，曾是鼓楼的标签。地安门外大街加鼓楼东大街全长约1.8公里，今天看来，这里只是普通的民俗商业街——但在不到二十年前，这段不足两公里的街道旁罗列着多达五六十家ACG类门店，以游戏店居多；如果再算上那些只是兼卖一点盗版游戏、周边、动画光盘的其他店铺，巅峰时期两条街上做ACG生意的商户多达百余家，被誉为“中国秋叶原”。

然而今天，伴随着潮流起伏，两趟街上的ACG类门店只有12家游戏店、1家模玩手办店和1家桌游吧幸存，动漫专门店和女仆咖啡厅之类的店铺全军覆没，早已不复当年盛况。

我们今天的故事，就是有关鼓楼脚下这两条大街的——可以说这两条街的故事，是北京两代玩家成长的故事，也是电玩在北京发展三十年的缩影。

鼓楼与游戏的缘分之深厚，堪称罕见：从电子游戏进入中国伊始，鼓楼的发展轨迹就与游戏紧紧结合在一起。游戏之于鼓楼的历史，甚至远超“二次元”之于日本秋叶原的历史。

尽管北京直到80年代末才出现第一家游戏专门店，但鼓楼的孩子对游戏却并不陌生。鼓楼西南1.5公里是小西天，北京的街机文化的中心，机台种类又多又便宜，是80后心中的“打机圣地”，直到2000年初才衰落下去。而尽管没有正规购买渠道，家用机却也已小范围地流进了鼓楼居民的生活。

有100多年办学史的鸦儿胡同小学

“第一次接触游戏是5岁左右，大伯带来一台游戏机，只能玩那种乒乓球类的游戏；手柄没有方向键，只能用旋钮控制上下，往后才有雅达利和FC，”卢鹏这样向我介绍。

卢鹏，绰号秃子——叫“秃子”却不真秃——1981年生人，自小在鼓楼长大，职业是通信工程师。卢鹏算是北京第一代家用机玩家，最喜欢的游戏是《莎木》系列。虽然现在工作压力很大，且已是一个四岁孩子的父亲，但仍没有放弃游戏。

卢鹏说的主机是任天堂1977年推出的第一代家用机产品Color TV-Game 15，今天收藏品市场的“神器”，有市无价。80年代前后电子游戏画面十分简陋，让今天的玩家提不起兴趣，但迅速征服了那个年代的用户：“就像第一次开车那种兴奋，手的动作可以直接导致电视画面上有相应的变化，感觉无比神奇。当时大人对游戏也没什么成见，全家人围一起玩，输的下去了立刻有人补上，大脑一直处于高度兴奋，不知道饿，不知道困那种。”至于这台游戏机的来历，卢鹏也不是很清楚：“大伯是做生意的，可能是他从国外买的，也可能是借的——因为我们家玩了一段时间，机器就突然不见了，可能是还了。”卢鹏的经历具有一定代表性，我们还采访了另外三位在鼓楼长大的“80初”玩家，他们的经历大同小异，基本都能追溯到雅达利时代。

不过鼓楼出现北京第一家游戏门店卡姆乐屋，却是个实实在在的巧合。

游戏的鼓楼，鼓楼的游戏

卡姆乐屋是北京第一家电玩专营店，在鼓楼经营了30年，我去采访时才刚从鼓楼搬到20多公里外的京西隆恩寺地区。这里是老板蓝姐的家，一间很宽敞的两居室，但各种商品货物堆起来再加上几位店员，还是显得有点拥挤。“因为鼓楼周边的市政规划要减少商业，不给续营业执照了，咱们肯定要支持政府，”蓝姐讲道。“我们在太阳宫组了一间店铺，还在筹备阶段，之后会把店迁到那去。”

卡姆乐屋的创始人姓王，是蓝姐的叔叔。王老爷子打小痴迷机械和电子设备，曾经对着杂志教程组装过电子管收音机，后来入伍当过装甲兵，有一身机械工程师的本事。老先生今年60多岁，发色全白，但身材瘦削轻健，腰杆笔直，能看出一股行伍的干练。

80年代，王先生在一家报社当记者，因为工作关系认识了台湾三洋电子的朋友。当时三洋正在研发自家的FC兼容机“小精英”，王老觉得这才是自己兴趣所在，便辞掉报社工作加入三洋。游戏机上市后，老板觉得台湾市场还是比较小，打算把产品推向大陆，于是回家乡创办了卡姆乐屋。卡姆乐屋开始只做三洋产品的代理，后来随着主机世代的发展，渐渐把销售范围扩展到了所有机种。之后老先生年纪大了，不常去店里，就把店委托给了蓝姐。

卡姆乐屋最初选址在西直门。1988年，因西直门马路拓宽要拆迁，王老板将店迁到了鼓楼脚下地安门外大街96号——斜对1952年创办的地安门百货商场的黄金位置——鼓楼第一家游戏专门店就此扎下了根。当时去鼓楼也没什么特别的理由，只是因为王老板的亲戚在那有间门脸房，环境还不错，就搬过去了。

88年的鼓楼远没有今天繁华，过马路都不用看红绿灯，街上根本没几辆机动车；东大街上买卖家不多，基本是住户，也见不到那么多新潮玩意。蓝姐说：“我们隔壁是家裁缝铺。那个年代家庭教育普遍比较开放自由，家长心态平和，不会因为没考上重点就歇斯底里，对游戏也没有那么大成见；学生压力没现在大，放学早、作业少，回去就是玩，但娱乐方式比较有限。”卡姆乐屋的出现，在鼓楼地区投下了一颗种子。

当时卡姆乐屋的客源主要来自周边的学生。他们对游戏接受度特别高，以致店铺不打广告、不提供试玩与演示，只靠口耳相传，来买机器的人就络绎不绝。蓝姐回忆那时店铺的火爆程度：“最火的时候店里是站不下人的。我们周末开张晚，到店经常发现还没开门，门口已经排起长队了。”

1988年是改革开放十周年。经过十年快速发展，北京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改善，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对比改革开放前翻了三倍，达到1437元——注意这可是年收入！对那时的国人来说，游戏机仍是不折不扣的奢侈品。卡姆乐屋销售的“小精英”主机最初定价800元，卡带平均100多一盘，贵的可以破200——买一台主机带三个游戏几乎就掏空了普通人一年的收入，所以游戏机畅销，某种程度上是当地居民生活水平的写照。但是换个角度说，80年代末没有今天这么花样繁多的消费品，人们物欲也不高，真有想买的东西，攒钱的能力和意愿比现在要强。

经济水平也定义了鼓楼地区独特的游戏文化。除北京鼓楼外，“包机房”曾一度风靡全国，直到PS2中后期才渐渐淡出中国玩家的视野。这些包机房每小时收费6-10元不等，比今天的网咖还要高，与买机器相比实在不划算，但却是很多家境一般的学生接触主机游戏的唯一渠道。然而在鼓楼——北京最大的电玩集散地——这类租赁服务却一直非常罕见。间或有一两家，也是因为店老板本人是玩家，在经营闲暇有自己玩的需求才设立的。我们采访了多位店主和玩家，大家一致认为可能是这一地区的家庭经济条件较好，感兴趣的大多直接买了，对包机需求不强。

总之，卡姆乐屋在鼓楼渡过了十分风光的第一年，随后，鼓楼的游戏店便如雨后春笋般生长起来，这时已经有了七八家。“（游戏店大量落户鼓楼）理由不谦虚地说，是看我们买卖好，”蓝姐说到这，像银铃般笑得很清脆。“另外当年大家普遍收入就那样，上班待遇也就那么回事，所以很多人倾向自己干点买卖，比较自由。”

不过这时期的店铺大多比较短命，普遍撑不过一年。FC时代的鼓楼与其他商圈比较，并没显现出日后发展成电玩中心的相对优势，其中很大一个原因是当时客户对大商场的盲目信任。

80年代末的经济条件决定了那时购买游戏机和卡带对家庭来说是一项高支出的重大决策，孩子基本是没有话语权的。而那个年代的父母比起私营的专门店还是更信赖大商场或者国营商店，所以即便鼓楼住户家门口就守着很多游戏店，很多家庭还是倾向坐车去几公里外的大商场买机器。鼓楼在游戏领域甩开其他商圈决定性的分野是世嘉MD时期，这是源于专营店的经营者对行业更深刻的理解。

软件是产业的核心——任天堂确立的这一准则早已成为业界共识，但在当年，很多大商场和国营商店的经营者根本没有“软件本位”的概念，仍然把销售硬件当做核心业务。这就导致这类店铺或因不重视，或渠道能力差距，卡带种类少，且大多不提供二手服务。鼓楼店家则能反其道而行，因势利导，发展出了专业化的服务。FC时代，卡姆乐屋就率先推出了卡带置换服务，旧卡带可以折现或加钱以旧换新，降低了软件的价格门槛。王老板在白板上手写下长长的细则，对二手卡带的成色及折现标准都有明确的规定，该业务很快便在整个鼓楼普及开来。二手服务再加上专业游戏门店集中带来的天然整合优势，使MD时代的鼓楼卡带种类齐全、价格便宜，成为玩家购物的首选。

另外，当时鼓楼店家销售的游戏机多为自家仿制的兼容机。这些机器品牌五花八门，质量良莠不齐，故障率远高于日本原装机，但也因此，店家获取零部件比较容易，且不少老板和卡姆乐屋的王老爷子一样是工程师出身，能提供售后保障和维修服务——这些服务在没有行货的年代解决了消费者的刚性需求，远胜过商场里那些机器一出问题就抓瞎的导购。

以上两个原因，使鼓楼一举确立了自己在众多商圈中的优势地位，也渐渐形成了中心化倾向。91年前后，鼓楼已经聚拢了相当庞大的玩家群体，初步形成了聚合优势与良好的玩家社区氛围，带动了周边街机的火爆，街机厅从小西天开到鼓楼周边，甚至开进了鼓楼里面。

“那时候文物保护和管理工作做得不好，鼓楼院墙里就有街机厅，最开始是占用鼓楼边上的角房开的，后来直接搬进了楼里。店门口总是淅淅沥沥停着几辆自行车，每到放学时间就被围得水泄不通，”柳楠回忆道。

柳楠跟卢鹏一样是“鼓楼脚下的孩子”，鸦儿胡同小学的学生。尽管他步入社会后就不再玩游戏，但提起当年经常驻足的鼓楼币厅，回忆却马上在眼前晕开，童年的光影仍历历在目：“门口挂着竹帘，到冬天还要加钉一层棉布。掀门帘进去，里面声音很嘈杂，靠墙摆着街机，游戏以三国和《街霸》为主——我们都喜欢《街霸》，但机台总被高个孩子霸占，很难玩到。当年一帮孩子里我是跟老板关系最好的。那老板约莫30来岁，有个1米7多点的身高，方脸，身材胖乎乎的，人很Nice，我们几个相熟的孩子去了经常赊币，老板也不介意。鼓楼里面还有家录像厅也是他的。”

当年这里曾是一家街机厅

根据楠哥回忆，当时鼓楼周边还有两三家街机厅——今天后海游船码头的位置过去就是一家，只不过去那家打机的人龙蛇混杂，小孩子去了鲜有不被劫钱劫币的，所以他们一般只往鼓楼跑。

鼓楼街机厅一直营业到93、94年，后来政府加强了对当地文物古迹的保护，便将这些非法圈占古迹的商铺取缔了。不过换个角度思考，在有700年历史的文物古迹里开街机厅，老板也算完成了一项辉煌的人生成就；更甚者，恐怕放眼世界，也再找不出第二家选址这么奢侈的游戏店，堪称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命运就是这么神奇，以鼓楼街机厅关停的94年为标志，正好可以将这一地区乃至家用机发展史划分出两个时代。

94年底同期推出的世嘉土星和索尼PlayStation（下简称PS）堪称主机史上的“绝代双骄”，二者的对垒将家用机拉进了32位时代。而从94年起，中国经济经历了飞速发展，北京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4731元，环比93年涨幅高达22%，并在此后十几年里翻了数倍，人民消费能力显著提高。这年还有一件大事，就是中国第一本游戏杂志《GAME集中营》（《电子游戏软件》前身）创刊，玩家有了自己的舆论阵地，鼓楼的商人也因此找到了口头传播之外的宣传手段，开始尝试在杂志上投放广告。

中国最早的游戏杂志《GAME集中营》

各种客观社会条件都十分积极，使鼓楼从94年起迎来腾飞，到土星/PS中后期，周边游戏店数量已增长到20多家。广告效应加上一些北京学生长大去外地念书，将鼓楼的名声传播到了其他地区，使其影响力逐渐从一巷一城辐射到整个北中国。蓝姐说：“FC时代就偶尔有从北京周边跑来的客人，土星后期鼓楼就名声在外了，有顾客特意从其他省份过来——比如山西、内蒙——也不再是什么新鲜事。让我印象最深的一位客人是暑假从辽宁骑自行车过来的。”

不过那个时期对鼓楼的游戏店来说也不尽是好事。90年代中期，社会舆论对游戏的风向开始转变，也偶有带着孩子来店里却反悔的家长，更甚者有时矛盾激化，家长会当着大庭广众打骂孩子，这是蓝姐以前没见过的，对此她很不认可：“说游戏影响学习，我觉得是你没教育好吧？我们老顾客‘学霸’多得是。我觉得，既然带孩子来了，证明你在家肯定答应他了，那就别让孩子在外面没面子。”

但总的来说，94到08年，鼓楼亚文化圈仍是蓬勃向上发展的，这条老街也因此成了年轻人的聚集地；年轻人增多，反过来又吸引其他新潮行业在鼓楼落户。

跟随游戏步伐，第二批进驻鼓楼的是卖盗版影视、音乐光盘的小贩。这些商贩都是小本经营、流动性强，不适合整租店铺，只能依附游戏店生存。他们每月付店主1000来块钱，在店里承包一个柜台兜售自己的商品；而有人分摊房租，游戏店主当然也乐意合作。

卖影视、音乐光盘的小贩与游戏商走的完全是两个渠道。这些人手眼通天，路子很野，商品更新极快，上架一周的电影、专辑就能在鼓楼找到盗版，而且中外资源都有，品类齐全。最初，游戏商和影视盗版商在一间屋檐下做买卖，彼此形成了一种默契，泾渭分明，不会涉水对方的领域。然而后来，部分游戏店主发现这些盗版影音产品受众比游戏广，销路很好，而且生产技术成本更低，不依赖东南沿海供货，潜在利润可能比游戏还高，便在自己本行经营有余力的前提下开始兼卖影碟，不再向小贩转租柜台。

盗版音乐和影视产品进一步巩固了鼓楼年轻人聚落的地位，紧接着，乐器行、高达模型、轮滑、趴赛、潮牌、篮球鞋等潮流玩意一股脑涌向这条老街，“98年我打工的时候鼓楼大概有四五十家游戏店，乐器行已经很多了，高达模型刚开始有，”鼓楼东大街酷玩e代的高健老板这样告诉我。

高健，1979年生人，家住小西天一带，打小便常流连于周边各街机厅，最爱《侍魂》，从雅达利开始接触家用机，此后成为鼓楼游戏店的常客。跟大多数孩子的童年一样，高健的父母极其反对孩子打游戏，亲子没少为此闹矛盾，打骂也是常有的事。当时高家电视尺寸比较小，为了限制小高健打游戏，父母出门或睡觉前会把电视搬到衣柜顶上——不曾想小高健虽然搬不下来，踩着椅子手指却刚好能够到电视开关，他就保持仰着脖子的姿势在夜里偷偷玩。

1998年高健高中毕业，家里给他找了几份差事，但他除了游戏，什么都不想干，于是选择到鼓楼的游戏店打工，月薪600，不包吃住。

2000年，高健打工的店老板不想干了，此时高健省吃俭用攒下一点钱，他和一位同样喜欢游戏的发小商量，二人合资在鼓楼另一家店里盘下一个柜台，自主销售PS2等游戏产品。但好景不长，经营一年多后兄弟失和，高健选择了离开。至于闹掰的理由，高健以“一起做生意常有的事”轻描淡写地带过，我便不好意思再问。

从阵痛中恢复后，打工时代就梦想拥有一间自己的店的高健决定赌一把，玩回大的。他哄骗父母说想干点“正经买卖”，需要一笔投资，老两口还以为儿子转性，愿意做点正经营生了，欢天喜地给儿子投了一笔钱。然后2003年，鼓楼东大街213号多了一家叫“酷玩e代”的电玩店，打工的“小高”摇身变成了“高老板”，为此父亲气得好几天没跟儿子说话，但木已成舟，除了接受也别无办法。

听了这些个人经历，我笑着说高老板恐怕是天生注定要干这行的：他出生的1979年是国家正式施行改革开放第一年；他是国内第一批接触家用机的玩家；他打工的98年是土星和PS在中国最火爆的时候；他和哥们盘柜台做生意的2000年索尼推出了划时代的主机PS2；他开店翌年，在中国引发风潮，后来成为“街机”的PSP上市——高老板每次决策都赶上了主机在中国发展的大“风口”，命运之奇妙，有时候不得不服。

“当时鼓楼东大街刚开始商业开发，很多临街的房子开墙打洞改建成商铺，地租比地安门外大街便宜不少，所以2000年前后出现的新店基本都开在这条街上，”高老板向我们详细介绍起他创业时鼓楼周边的环境。

率先将动漫元素带进鼓楼的是高达模型店。由于二次元和御宅文化天生就与游戏亲和力更强，相关店铺和业务以令人惊诧的速度在鼓楼扩张。短短一两年，小贩手里的盗版影碟就迅速被盗版日本动画光碟取代，并且买卖比以前还要红火。其中1999年开始放映的《海贼王》、2000年的《火影忍者》和2002年的《高达SEED》风靡达数年之久，是拉动鼓楼动漫市场的“三驾马车”。

因为动画光盘销路实在太好，成本又低，以至于周边的小卖铺、服装店、手工艺品店这种主业与二次元八竿子打不着的商户也进来掺一脚，在店里摆上了成箱成册的盗版碟，使鼓楼做动漫相关生意的店铺实际数量已超过游戏店。同时，由于顾客选择太多，对商品种类和到货速度的要求也越来越苛刻，像《火影忍者》这种人气番剧，如果某家店新碟到货速度比其他家晚上几天，客人立马不认可你，以后都不会再来。

街道两旁专门的动漫周边店也多起来了，这些店销售的周边绝大多数是国内作坊生产的“山寨品”——不过正版模型、手办做工确实比国货精良得多，这类商品一直是正版居多。另外，一些比较大的周边店会销售正版的动漫、游戏原声CD，这东西当年全北京几乎只在鼓楼有。

激烈的同业竞争也倒逼鼓楼商家推出一些个性化、专业化的服务来增强竞争力。比如鼓楼的模型店提供代组服务——一些单纯喜欢高达动画却从没玩过组装模型的“小白”，如果担心技术潮浪费了宝贵的模型，可以委托店家找高手代组，只收50-100元不等的工本费；有时“大手子”们也会拿自己做的成品委托店家寄售。这些成品做工精良，售价却比未组装的板件还低，是只有陈列需求的轻度玩家非常好的选择。靠近核心用户、聚合优势、多样的服务和灵活的经营手段使鼓楼成了北京的模玩手办和动漫中心。

这时期鼓楼店铺竞争激烈，淘汰率非常高，大量店铺一两年就倒掉；而部分标榜“XX年老店”的铺子，其实也只是保留了招牌，实际经营者已数次易手。但总地来说，到04、05年，伴随着PSP和NDS两台现象级掌机的出现，鼓楼周边游戏、动漫、音乐等各种亚文化都十分繁荣，达到全盛。一些外地“御宅族”来北京旅游，鼓楼往往也被列入必去景点，颇有点“朝圣”的意思；网络上，逐渐开始有人将鼓楼称为“中国秋叶原”。2008年，国内著名游戏公司久游代理了万代官方正版网游《SD高达OL》，在游戏的官方论坛，久游特意开辟了“北京鼓楼”专区，专区描述就是“中国秋叶原”——这是第一次有比较官方的机构承认北京鼓楼在ACG领域的商业领军地位。

第一次来鼓楼的“宅”很容易误认为自己身在天堂，然而常光顾的老客都知道，这里遍地明枪暗箭，是个让北京玩家又爱又恨的地方——盗版与奸商，是鼓楼绕不开的两个关键词。

其实国内正版玩家群体一直存在，鼓楼渠道能力比较强的店，很早就可以帮玩家从日本订购正版游戏。蓝姐说，卡姆乐屋有位老顾客是音乐学院的老师，在业内很有威望，他的学生参加国际大赛都经常获奖，收入很高，从FC时代就开始买正版，“盗版他也玩，但真正喜欢的游戏都会买一张正版收藏，多的时候一个月就能买四五张。我卖得最贵的一张正版是PS上的《寂静岭》，650到手700卖的（原价6090日元，按当时汇率约合人民币440元）——当年汇率、物流条件都不好，订一张正版很贵很麻烦，差不多要等一个月才能到货，那个年代买正版的孩子真不容易！”高健老板也说，在PS2时代他就见过只玩正版的玩家，但从宏观上看，正版用户绝对是“稀有物种”，鼓楼游戏店从发迹到兴盛，几乎完全依赖盗版。

早期鼓楼乃至整个北京销售的FC绝大多数是国内仿制的兼容机。当时国内电视普遍还没有视频输入端口，使用电视天线（RF端子）来传送信号，即便能买到日本原装FC也用不了。国产兼容机基本是使用电视天线输出信号的，那时候游戏机信号很强，有时邻居调台也能收到隔壁的游戏画面，一家人就饶有兴致地看着对方打游戏，可能算是最早的游戏直播了。

最早卡姆乐屋销售的三洋“小精英”主机是任天堂授权产品，但卡带是台湾生产的盗版。那时盗版卡带售价100-200元不等——当时正版卡带官方定价也不过三百左右，只是很少有人能原价拿到。90年代初，我国东南沿海的工厂已具备自主制造FC卡带的能力，不再依赖台湾进口，大幅降低了卡带售价。

出人意料的是，尽管这时鼓楼和日本厂商沟通的渠道都没有，但日厂的维权嗅觉和动作倒十分敏锐。任天堂在FC时代就在国内找了代理律师事务所，委托处理在华维权工作——有趣的是后来世嘉、索尼找的律所和任天堂是同一家。这些代理律师每隔两三个月就要带工商部门来鼓楼突击检查，不过即便查出盗版，也仅仅是给予口头警告，很少闹到扣货或罚款的程度——何况鼓楼的店铺彼此互相通气，一家被查，马上有人向其他店报信，大伙把店门一锁，假装歇业，检查的人进不去，也就不了了之了，基本没有强制力。不过一旦触及日本厂商底线，也有后果特别严重的例子。蓝姐记得当初卡姆乐屋对面有家店，卖的主机牌子叫“先锋壹号”，其实是小作坊自己开模生产的“山寨”MD。世嘉查到后跟他们较起了真，导致这家店被勒令停业整顿长达两年之久。

进入土星和PS时代，软件载体变成光盘。光盘生产成本更低，使盗版价格下探到60-80元，但仍超过同期国内正版PC单机游戏的售价。主机发展到这一阶段，技术含量已高到国内小作坊无法仿制，但山寨零部件则开始呈泛滥趋势——比如光头、电源和手柄。随着周边店铺增多，价格战竞争激烈，为压低经营成本，很多奸商便打起了歪主意，开始了鼓楼奸商和玩家长达十几年的斗智斗勇。

最早玩家对零部件的需求和盗版是密不可分的。当年土星的破解方法是“飞盘”，详细说来就是先将主机开仓刹车禁用，在开机状态下放入正版引导盘，等光盘旋转起来进入游戏片头动画后迅速取下正版光碟换上盗版，这样就可以玩引导盘以外的游戏了。这个过程技巧要求极高，需要一把抓住高速旋转的光盘快速取下并更换，既要把握准位置，又要控制好时间，赶上个手脚不灵活的要半天才能学会。

这种破解方法对主机光头损耗极大，所以土星玩家更换光头需求也大，给了奸商可乘之机，开始有人将国产光头冒充原装卖给消费者；还有奸商会把原装光头三个核心元件电机、金属线圈、马达拆出来，分别装在三个组装光头上，就生产出了三个“原装光头”——这已经算是稍微有节操一点的了。

换原装配件现象在PSP时期最为严重，因为最早PSP破解需要拆机，主机附带配件又多，可动手脚的地方比比皆是，导致玩家在鼓楼买机器恨不得每颗螺丝钉都要拿放大镜仔细检查。

当年买PSP先上网看上万字的鉴别说明是常态

让奸商另有空子可钻的还有修理业务。因为国内主机一直以水货为主，没有任何官方售后保障，所以修理完全依赖这些第三方个体商户。早期这些商户卖的是自产的山寨兼容机，也有渠道拿到零部件供给，然而在主机无法仿制后，修机器的零部件完全依赖于拆解回收的二手机甚至新机，成本提高了数倍，不免就有奸商打起了歪脑筋。

鼓楼的“老炮”顾客都知道，去鼓楼修机器，如果老板让你“出去逛逛，两小时后回来拿”，你一定要在店里立等，不能让机器离开视线。坊间传闻，在鼓楼修机器，十个人里就有一个倒霉蛋修不好——因为店家拆解一位顾客的机器，将完好的零部件换走当储备了。至于这个被偷了零件的倒霉蛋，等你回来拿机器，老板便装出一副遗憾的嘴脸说：“毛病太大确实修不好了，就不收修理费了。”保不齐还会进一步撺掇你将机器贱卖。

当然，正规渠道维权无门，玩家也不会甘心当“大头”逆来顺受，他们会以自己的方式与奸商斗争。

我学生时代唯一一次跟校外人士“茬架”就是跟鼓楼奸商。高中时我在鼓楼买了一台PSP——当时PSP破解分“硬破”和“软破”，所谓“软破”就是通过软件漏洞刷自制系统；硬破则需要拆机对主板和CPU动手脚，不但本身有安全隐患，对“全新未拆”有精神洁癖的买家也受不了，所以硬破机市价要比软破便宜二百多，但也因此有无良奸商拿硬破充软破卖——笔者就不幸着了道。

我在购机一周后才发现被骗，那天恼怒至极的我放学后叫了六个同学，抄着板凳去店里讨说法。那老板看面相还不到30，梳一头中分，白净清瘦带个眼镜，斯斯文文的，实在不像会坑蒙拐骗的样子。见我们人多势众来者不善，他唯唯诺诺也没了主意，最后以退了我200块钱作罢。

在采访中还有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玩家分享了他朋友“暴力维权”的趣事：小时候这位兄弟在鼓楼买了一台“全新未拆”的GBC，结果正常使用几天屏幕上盖就微微翘起，证明这很可能是台翻新机，而且本身是瑕疵品。他去店里讨说法，店家翻脸不认账，耍无赖说“商品出店概不负责”。这位老哥实在气不过，某天放学叫了两个同学，一人假装要买东西，跟店主问东问西吸引注意力，一人当人墙打掩护，他瞄准柜台里的GBC，顺手牵羊拿了就走。等店主发现，人已经跑远了。

今天，每个受访者谈起在鼓楼被坑和“暴力维权”的经历都能当做青春时代的有趣剪影一笑置之——但仔细想想，笑容里实在充斥着愤怒、挣扎和无奈。

巅峰时期，鼓楼两条街上游戏店的数量超过今天淘宝上全国游戏店的总和，这是鼓楼发展十几年积累的硕果——然而从2008年开始，鼓楼亚文化迎来衰退的拐点，并且速度之快令人震惊，仿佛只一夜间，这片街区就换了天地。

事实上苗头在迈入新世纪初就已开始显现，原因大致可以归纳为三个：街区定位、正版化和互联网。

最先发生变化的是鼓楼的市政规划定位及游客属性。

过去的鼓楼与长城、故宫等驰名国际的景点相比，旅游资源并不十分突出，是一条人文气息浓厚的、生活化的街道——这种环境对游戏和其他文化产业发展是有利的。然而后来随着北京大拆大建，很多老街被破坏，鼓楼周边却因为有大量古迹，整体风貌得以保全，成了今天北京保存最完好的传统胡同区。老北京胡同文化对外国和外地游客具有独特魅力，鼓楼的名声也因此传播出去，慕名而来的游客很多，使地区的核心客流逐渐从居民、亚文化爱好者向观光客转化，周边的商业格局也朝景区转型。

2000年左右，酒吧像雨后春笋一样在后海一代落地发芽。这些酒吧装潢洋气，都有英语菜单摆在外面，名字也起得特别文艺，颇能体现其独特的定位与顾客画像。嗅到商机的政府调整市政规划，鼓楼的文化生活气息逐渐让位于商业。2003年，南锣鼓巷和烟袋斜街经过翻修，成为政府靡费巨亿打造的胡同商业街；同年，有50多年历史的地安门百货开始了长达15年的改造，至今仍未正式恢复营业；2010年，什刹海地铁站开工修建，选址恰好定在卡姆乐屋，卡姆乐屋被迫拆迁到了二次元文化从没有渗入的鼓楼西大街，半数老客因此流失……

今天卡姆乐屋旧址变成了地铁站

从结果来看，鼓楼的商业改造无疑是成功的：短短十余年间，南锣鼓巷完成了从传统老街到民俗商业街，再到全国知名景区的“二段跳”，日均接待游客达3万人次，节假日峰值突破10万。2017年，美国《时代》周刊评选“亚洲你不得不去的25个景点”，南锣鼓巷榜上有名。

这种商业成功刺激鼓楼周边百业繁荣，却偏偏对游戏没什么帮助。“来游戏店的还是那拨人，有明确的目的性，”高健老板说。“大部分游客进店发现是卖游戏的扭头就走，极少数能留下听你做点介绍，但因此买机器的基本没有。”游戏店没享受到客流暴涨带来的商业红利，景区化酿成的苦果反倒一个不落全吞下去了：不到10年，鼓楼周边一间不足20平米的门脸房租金从2000块每月疯涨到20多万每年，其他营业成本更是两三倍于房租，游戏机的利润涨幅没有跑赢通货膨胀。面对飞涨的成本，倒闭、搬离鼓楼、改行做其他生意的店铺不计其数。

第二个发展趋势是正版化。

随着经济和科技的发展、思想观念的进步，游戏正版化是不可逆的潮流，经销商和玩家只能去适应；从道德角度来说，用了企业的产品并藉此获得了快乐就该给钱，这是天经地义——但“正版时代”的降临对鼓楼和中国玩家来说比较突然，几乎毫无准备，反应非常被动。

鼓楼从PS3时代开始越入正版时代，理由非常简单：2010年，PS3问市4年后才宣告破解，2011年才诞生了第一个可用的自制系统，正版化完全是被迫的。最初商人普遍不欢迎正版——与盗版相比，批量引进正版进货成本提高了上百倍，利润反而不及，亏损风险还大得多：“一张盘经常只挣一两块钱，好多人听了都不信，”谈到收益，高健显得非常无奈。“有时候再赶上客人是信用卡或者花呗付款，不收手续费根本没有利润。现在预订游戏都是‘多退少不补’，但我们也没法提前知道进货价是多少，根本就是赌博。”

另一方面，因为游戏产品的特殊性，发售后是否能成功并无明确规律可循。叫好未必叫座；反之万众期待的大作“暴死”也屡见不鲜。比如去年发售的《GT赛车Sport》就让高健特别受伤：“我335进货价拿了1000张，货还没到舆论评价就崩盘。到货后我进货价原价抛售，结果游戏发售三、四天后就开始崩值，价格一路俯冲到190左右。现在卖了半年多，还剩200多张卖不出去。”而与过去不同的是，盗版赔钱一次不过几千块；正版崩值，价值可是以十万计的。但作为一个玩家，高健心中至少还有一份情怀支撑着他：“还是要做正版。网上下100个游戏，真正玩的有几个？绝大多数是进去看一眼再也不打开，那根本就不是玩游戏了。正版你在购买前就对它有一定了解，决策比较审慎，玩起来自然就比较投入、认真。”

从“5元”甚至“0元”一夜间变成正版，价格跨度确实太大，过渡不够平滑，玩家一时也难以接受。我们采访的几家店主均表示PS3销量不如同世代的Wii和Xbox 360，不能破解是一个很大的影响因素。

大环境最后一个重大改变就是互联网兴起。

进入新世纪后，互联网在中国高速普及，鼓楼受网络冲击最大的业务恰恰是原本买卖最红火的盗版动画光盘。到2008年前后，网络追番全面普及，这些光盘几乎已没有市场，率先被淘汰。

动画光盘出局后，殃及池鱼的就是动漫周边店。国产盗版“三低”周边（质量低、附加值低、技术含量低）利润无法覆盖鼓楼实体店的营业成本。而在此时期中关村和崇文门搜秀商城都开设了动漫城，招商条件比鼓楼更优渥，动漫类门店大量搬迁到其他商圈或转型线上。

游戏店同样遭受着互联网冲击，最大的影响是电商普及，一定程度敉平了“奸商”的信息不对等优势，使产品价格更透明，坐地起价、坑蒙拐骗的现象有所减少。但总的来说，游戏店抗互联网冲击的能力比动漫店还是强一些：第一是因为主机仍属于大额消费且圈里水很深，玩家不能看到实物难免不放心；二是即便已经能从网上下载盗版游戏ROM，但这时期国内网速普遍不佳，进入高清时代的游戏容量却膨胀了数倍，下载耗时太长，所以很多玩家选择带着硬盘去鼓楼拷贝或者买盘；第三是国内主机玩家群体比较固定，这些人早已形成消费习惯，更乐意去实体店，一时半会改变不了。

2010年的鼓楼，与人潮熙攘，每逢节假日摩肩接踵，连腿都卖不开的繁荣景象形成鲜明反差，游戏店的日子实在有点凄凉。老玩家隔月去一次，可能就会发现眼熟的老店又少了两家或是换了门庭；而对还在坚守的经营者来说，连物伤其类的时间都没有——营业成本飞涨，游戏利润反而降低，他们必须不断拓展玩家数量才能保证自己的收益……要思考的问题太多了。

酷玩e代的“镇店之宝”

可以说，今天在鼓楼活下来的店，每家都有自己的生意经。

我在卡姆乐屋采访期间，来了一位买Switch的顾客。蓝姐说抱歉没法招待你，喊店员给他拿货。这位客人约莫三十四五，但言谈举止仍是一副少年派头。调试机器期间，他很熟络地跟店员攀谈起来：

“我媳妇说过两天给我买个展示柜，把我所有的游戏机放进去展示起来。”

“呦~你媳妇可真体贴！你打算送人家点什么呀？”

“嘿嘿，她知道我不抽烟不喝酒不泡吧，生平就这么点爱好……”

因为我注意力集中在采访，几米外的对话听得有一搭无一搭，但把握到一个特点：两人聊的都是家长里短，没有涉及价格、机器成色、质量等问题——比起买卖，更像弟弟见了久未谋面的姐姐，拉起了家常，比我当年在鼓楼买东西心态放松太多了。我突然有点开窍，明白了这些老店是怎么做生意的。

要说生意经，鼓楼东大街153号，自由人电玩的几位老板颇有发言权——自由人曾是一家在鼓楼衰退期濒临倒闭的店，然而今天，自由人淘宝店的店铺信用和PS4主机销量均位列北京第三，是当之无愧的“京城名店”。景波是自由人的三位股东之一，对店铺过去的坎坷，他感慨良多；但在鼓楼衰退的大环境下，他却对自由人的未来充满雄心。

在“宅”的眼里，自由人是鼓楼东大街的终点——尽管再往前去大街还有500多米，但十几年来，自由人更东面都没出现过其他ACG门店，可谓是鼓楼二次元王国的“国境线”——看见自由人，就意味着该折返了，所以这家店选址实在说不上好。

2009年一个普通的下午，自由人老板刘硕又约了景波等几个好朋友在店里切磋《实况足球》，并根据战况不时调侃或者骂几句闲街，20平米的屋子内外充满快乐的空气，他们已经在这踢了5年——但与以往不同，今天踢完，店里气氛一下凝重起来。刘硕告诉景波，店铺一直赔钱，已经到了难以维持生计的地步，他不想干了。

景波比刘硕小一岁，二人是踢实况认识的。03年前后，景波在中央电视台工作，某天下班，他约一位老友见面——两人都是实况忠实玩家，久未谋面，决定去鼓楼找家能包机的店踢踢球，便来到了自由人——自由人是鼓楼罕见提供包机服务的店铺，因为老板刘硕本身是非常核心的玩家，在经营之余也有玩游戏的需求，做包机其实主要目的是满足自己，能赚点外快只是添头。

景波是朋友圈里的高手，跟他一起来的哥们水平则马马虎虎，双方实力悬殊，踢了几把都是“虐菜”。景波觉得没意思，便强拖在一旁观战，默不作声故作深沉的刘硕下来踢。

结果，景波被灌了个1:9。

过了两天，不服输的景波开车拉了一箱饮料来自由人，点名找刘硕切磋，一来二去两人以球会友成了莫逆之交。后来，他们一起创办了自由十一人实况足球俱乐部——那时候线下实况俱乐部这种模式在全国范围都很火，各省有自己的代表队，经常举办民间比赛，还能吸引到英特尔、英伟达等知名厂商赞助，竞技氛围一点不比今天的主流电竞项目弱。

自由十一人当时是北京仅次于完全实况的第二大实况足球俱乐部，同样高手云集，外出比赛斩获荣誉无数。他们创办的“自由十一人联赛”巅峰时期有50多位选手参与。因为自由人店面不大，每周六下午，刘硕会包下隔壁饭馆的包间，扛着四台笨重的显像管电视和主机去那打比赛，一直打到傍晚，算积分，来的大伙再一起吃个便饭，嘻嘻哈哈好不热闹。

发展到08年，因为游戏网络功能逐渐完备，线下俱乐部和联赛这种形式没那么火了，收入已不足以维持日常运营，俱乐部停办；终于到09年，实体店本身都快开不下去了。

景波听了心里难过，他不想承载了大伙五年回忆的归宿就这么没了，于是跟当年俱乐部里另外两位好朋友一合计，仨人给刘硕投了一大笔钱，从熟客、老板朋友摇身变成了合伙人和股东。从此，景波白天上班，晚上顾店两头忙着，几人合力开始了对自由人的“抢救”：“当时我对这业务也没什么期望，只是希望我们这帮人还能凑在一块玩。不过理性分析一下，鼓楼作为北京，甚至全中国都很有名的游戏集散地，有刘硕这么一个7年经营经验的人，理论上（开店）至少不会赔。那么我们为了给它续命，也愿意加入进来。至于行业未来会怎么样，当时没考虑。”

景波和刘硕对营业方法做了一系列改造，比如重新装修网店，使商品分类和检索更清晰；优化渠道和物流降低成本；实行4人轮班制，变相拉长营业时间等等。他们还搞了一个“自由人正版俱乐部”，只要交几百块钱会费，玩家就能以置换的方式玩到当年发售的绝大多数新作，非常划算，是自由人一大特色业务。但景波认为，他们做得最正确的一件事，就是确立了以服务为核心的经营理念。

“卖游戏利润低，这其实不是游戏业面对的，而是整个实体经济和零售业面对的问题。不做游戏，去做别的，服装也好餐饮也好，同样有这个问题。解决之道不是怎么在实体店把东西卖的更贵，而是你要考虑你的行业有什么特性，并据此做一些高附加值的业务，”景波打开话匣子，侃侃而谈他对实体店经营的理解：“国内的游戏店在把这个行业越做越小，只会打价格战，你卖十块我卖八块，这不是正常的生存方式。这个东西等市场规范了，应该是由厂商来控价的——十块就是十块，你卖八块是你有问题。”

至于什么样的附加服务适合游戏店，景波的想法已经很具体了：“你在网上买东西，可能感受不到服务——你说人家给你发货，然后有问题给你退换，是不是是服务？是，但这只能叫‘基础服务’。游戏这个事，如果你不太懂游戏，那么我们给你讲什么游戏好玩、什么游戏适合你；把人群聚集起来，不管合作、对抗、研究新的玩法，探讨这样会不会让游戏更好玩，可能是比较高级的服务形式。”

景波说，他特别怀念过去，十一二点甚至凌晨两三点，周边所有店都关门了，自由人还亮着灯，他和刘硕还在踢：“游戏这个事，我说句实话，一个人玩，娱乐效果有限。我们当年在这踢球那种快乐，说真的一般人体会不到。也许游戏实体店的最终形态可能就是我们04、05年做的形态：需要有人去聚集、有人去消费、有人去玩——游戏最根本的目的是玩，是为了获得快乐。这种快乐很大程度依赖分享，而分享就需要聚集，这才是最根本的，也是实体店的存在价值。”

我接着问景波，今天鼓楼一带游戏店少了那么多，作为“集散地”是不是已经不合格了？他回答这不取决于我或商户，而取决于玩家：“集散地这个概念一定是分人群的——人有需求它就是集散地，没有就不是。鼓楼在过去那些老玩家眼里还是集散地——哪怕今天这条街上只有一家店了，只要玩家有需求，它就还是集散地，这一点不会变。有一天玩家不需要集散地了，那鼓楼就真的结束使命了。”

北京玩家对鼓楼的感情是复杂的：一方面我们痛恨奸商，每个玩家都被迫在那练就了一副火眼金睛；另一方面，这两条大街是维系北京玩家的情感纽带。景波还记得，以前有位常来看他们踢球的客人，不清楚什么身份，但看着很有钱，每天都是晚上十一二点司机开着豪车载他来。车到鼓楼脚下，他就下车步行到自由人，让司机在后面慢慢跟着。你让他下场踢两把，他不踢，但他说：“看你们还在这踢球，我心里就踏实。”

年纪稍长的北京玩家无比怀念十几年前的鼓楼，认为那是“鼓楼的黄金时代”，也是主机游戏在北京的发展的黄金时代。北京的玩家和其他亚文化爱好者常年来实在太孤独、太压抑。在这种痛苦中坚守喜好，甚至像笔者一样最终“玩”进业内，把喜好变成职业，是需要些“行业能变得更好、我们并不孤独”的佐证的——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鼓楼充当着这个佐证。我们怀念的，或许更多的是一段有青春加成的集体记忆，外加“游戏的鼓楼”这一形而上的抽象概念给我们这些少数群体带来的文化认同感。

鼓楼游戏业最繁荣的时代每个人看法都不同：有人认为是PS时代，有人觉得是PS2，有人说是PSP/NDS，但不管是哪一个，玩家印象中最好的时代终归是过去了，虽尽力回忆，而距离产生美，终不得其真相。合众人的“最好”以调和折衷，造出一个偶像，此即所谓“鼓楼的黄金时代”。然而我们抛开以上感情，换个角度考虑：买卖双方极不对等，玩家维权无门，国产IP上不了台面，商品除了水货就是盗版……这样的辉煌，其不可持续自然是毋庸赘言的。

知乎上有个问题：“在中国，有可能出现一个跟日本秋叶原一样的大型宅人集散地吗？”我非常欣赏下面一位网友的回答：实质上秋叶原是一个亚文化占主导但又与主流文化交汇并互相影响的地方，单纯去建某种特定商品和人群的商圈是注定要失败的，属于结果倒推过程，切入点反了——鼓楼亦然。

从市场环境的角度来说，如果真希望游戏等亚文化能形成自己的商圈，甚至发展成一个健全的产业，今天的客观社会环境反倒远比十多年前要好：游戏禁令取消我们有了盼望多年的行货和正规渠道、正版观念迅速普及、国外厂商越来越重视华语市场、国内创作者已经有能力产出广受喜爱的大IP……然而客观存在的心理障碍是，80后、90初这两代玩家，对过去的讴歌缺乏理性的支撑，但对今天的大环境和国产IP缺乏情感的温度。

接受也好，不接受也罢，鼓楼和它代表的游戏时代远去了，亦如鼓楼所代表的时间本身，不以某个人的愿望为转移，从不回头——世运只有日新，今天之后只会是明天。

鼓楼和游戏的故事还没有结束——尽管已经在此眺望脚下的街巷700余年，但下一次太阳升起时，老街里将上演怎样的戏码对它来说仍充满未知。

高健估计今年鼓楼的游戏店还要淘汰三四家，但他绝不走，要做在鼓楼坚持到最后的人。

卡姆乐屋的新店正在紧张筹备中。蓝姐和王老版说，他们想在新店建一个“电玩博物馆”——干这行30年，经历两代店长，卡姆乐屋收藏了不少品相完好的经典主机，比如MegaCD、3DO等等，在国外收藏品市场上每一件都是稀有藏品，价值不菲。

景波和刘硕还不知道自由人在鼓楼东大街前途如何——目前他们的营业执照还没到期，“但如果真因为周边规划限制商业不给续了，我们也不会放弃实体店，而会租一间更大的、100平米以上的店，把我们多年来对游戏实体店的理解释放出来，做一个玩家的聚集地。”

去年，曾在中央电视台、北京电视台、上市公司都待过，有着羡煞旁人履历的景波辞掉工作，选择全职经营自由人电玩——聊到这里，景波脸上是笑着的，一丝遗憾都看不出来。他说，一个人从20出头到60岁是工作时间，大概不到40年——他今年36岁，还剩20多年，是时候干点自己喜欢的事了：“我评估了一下：干这个能不能挣钱？能挣钱；有没有压力？干什么都有压力。那为什么不干点自己喜欢的？你进一家公司，干自己不喜欢的事，总觉得这个事很烦，那你人生会活得很累，很没意思。现在我开店，每天进到店里看见大家都精神饱满，很高兴地去做一件事，人生是很快乐很有意思的——干嘛非把自己搞得那么压抑呢？”

“很多圈里朋友说这行不好干了，我觉得要看怎么衡量：如果跟04年比，确实不好干了；但跟我们自己过去比，我们干得已经比以前好了。厂商、经销商、玩家，大环境里大家都在各司其职吧，都喜欢游戏，我觉得会有好的结果的。如果有一天大家都没有兴趣做这个事了，那就糟糕了。我觉得至少目前为止这十多年还挺有意思。这个行业一直在往前走，道路前面只要还有亮光，就能接着琢磨。”

采访那天我一大早出门，到结束已经下午四点多，鼓楼即将敲响最后一通鼓，我特意折返过去听——毕竟按老北京的说法，不听这通鼓，一天的工作就不算结束。不过我驻足跟着鼓点仔细数了一遍，似乎不是按“紧慢十八”的老规矩敲的，合计好像也不足一百零八下，觉得有点扫兴——但转念一想，没敲完，就还有期待；真敲完了，就没意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