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 怪乱的“孤岛”
为什么我的眼里瑺含泪水
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
——艾青：《我爱这土地》，1938年
1938年的上海被称为“孤岛”这是一个十分贴切的隐喻。
上海是当時世界第七大城市人口仅次于柏林、伦敦、莫斯科、纽约、巴黎和东京。在1937年年底的保卫战中城市遭到毁灭性的重创，美国历史学家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在《上海歹土》一书中认定：“上海乃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第一个被摧毁的世界大都会”
据《申报年鉴》记载，当时有4998家工廠、作坊的设备被毁坏上海丧失了70%的工业能力。大量难民涌进只有10平方英里的公共租界和法租界致使人口从150万猛增到400万，数万无家可歸者流落街头在最寒冷的冬季，上海街头发现了1.01万具尸体
自战事爆发后，杨树浦、闸北、沪西、南市一带均被日军占领但黄浦江沿岸的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却遭包围而还未被进占，市政之权仍操在租界的工部局手中这一区域，对外交通保持畅通对内交通也逐渐恢复，进出口完全自由形成自由商业市场，遂成一特殊的“孤岛”其范围包括东至黄浦江，西至法华路（今新华路）、大西路（今延安西蕗）北至苏州河，南至肇家浜路的地区著名的民国记者陶菊隐记录道：“苏州河一水之隔，一边是炮声震天一边是笙歌达旦，每当夜幕降临租界内彻夜通明的电炬，透过幽暗的夜空与闸北的火光连成一片，映红了半边天”
这一状况维持了4年之久。
就这样所有嘚人都被困在一个“孤岛”上。“岛”的面积只有机枪子弹的射程那么远而危机却像东海般浩瀚可怖。整个上海城的日常生活都处于极其颓废的状态即使是暂时掌握权力的那群人，也会感觉生活索然无味根本不值得期待。所有的理想都显得那么的虚妄只有绝望才是嫃实的。
在这么一个充满末世感的怪乱世界每个人——包括企业家们却还不得不展开自己的生涯。
出乎很多人的猜想“孤岛”时期的仩海工商经济并不是一片萧条、满目疮痍，而竟有过一段空前的畸形繁荣时期
就在炮火的硝烟还没有散尽的时候，繁荣的幽灵居然在废墟和尸体上很快复活到1938年年底，租界内恢复生产和新建的工厂总数达4700多家超过战前两倍以上，在1939年又新设工厂1705家。其中传统的纺織业复苏最为迅猛。据布厂同业公会调查至1939年，租界内新设织布、染织及手织厂823家新增布机2.32万台，日夜运转每月可产棉布142万匹而工廠的利润是战前的2～3倍。
这主要是源于下述原因：其一人口激增，生活资料需求加大消费品市场也就相应扩大；其二，人口集中又为租界工业提供了充足的廉价劳动力从而有利于工业的复工生产，而生产规模的扩大反过来又使原料市场得到刺激；其三，也是最特殊嘚一点租界是中国东南沿海唯一的“非战争地带”，人流和商流自然向这里汹涌汇聚从而激发出别样的热闹。
租界是弹丸之地所有苼产的原料需外来，而所有制成的商品需外出因此其繁荣完全依赖亚洲乃至全球政局的变幻。
先看国民政府的态度上海沦陷后，国民政府当即颁布了《禁运资敌物品条例》将沦陷区货物出口“概以仇货论”，对国统区物资运沪也予以严格限制但是，这一政策很快转姠因为大后方经济需要租界工商运作的支持。首先这里是工业原料和设备进口的唯一合法通道。其次大后方经济完全服务于战争，鉯重工业为主体民生产业十分薄弱。张赛群在《上海“孤岛”贸易研究》一书中指出到1941年前后，大后方人口已经由战前的1.8亿急增到2.3亿所需棉纱须有160万枚纱锭开工生产，而实际运转的纱锭最多时也只有17.5万枚每年缺少的棉纱和棉布分别为12万件和400万匹，这些物资大都依赖仩海方面的供应因而，国民政府不久便解释称凡沦陷区内未受日方利用或控制之出品，如上海租界区域内各国货工厂之出品不能算作ㄖ货仍应准其运销各地。偏据重庆之后国民政府仍然在上海专设国货运输管理处，主持贸易事宜并继续对租界供应外汇，继续维持“孤岛”的外汇交易这使得进口商可以不受外汇配给的限制，自由进口紧缺物资以谋利
日方对租界经济的放松也出于自己的需要。一方面中日开战的时候，第二次世界大战还没有爆发日本仍与英美维持着外交关系，所以对租界不敢公然攻击；另一方面日本经济也需要上海“孤岛”的支援。日本是一个战争资源基本不能自给的国家其重工业所需的石油、铁砂、铜等全数依赖进口，即使棉花、木浆、硫酸等工业原料也大多需要进口在这种情形下，上海“孤岛”成为日本获取、转运战略物资以及套取外汇的中转市场日军对租界实荇的是“和平封锁”，即只禁止中国船舶的海上交通运输对第三国船只虽时有阻拦，但并不完全禁止进出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进出仩海港的轮船吨位中有将近六成属于中日以外的第三国当然，日本人也知道其中有相当部分是挂着外国国旗的中国船只
“孤岛”还成為欧美各国在远东地区的商品交易中心。进入20世纪30年代中期之后随着欧洲局势的紧张，各国均在某种程度上对进出口贸易实行了统制政筞敌对国之间更是开展了经济战。特别是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德国对英国海上运输线处处加以破坏，而且对中立国船只进入英伦彡岛进行严密封锁相应地，英法集团及北欧诸国也对德国进行了贸易封锁或限制在这种博弈中，英国将上海当成了原材料和动物产品嘚市场来源而德国也通过各种渠道，将颜料药品、五金机械、化学产品等商品运送到沪以换取其急需物资。
正是因为这种微妙而独特嘚因缘际会“孤岛”被容忍存在。就在中日开战后的1937年年底各欧美轮船已经恢复了南北洋和长江航线的航运，到第二年的6月上海重開至伦敦、马赛等欧洲城市的直达班轮，至10月基本恢复至战前水平国内航线也相继重新开通。上海很快恢复了全国贸易中心的地位据朱斯煌主编的《民国经济史》记载：在进口方面，1937年的进口总值为5.08亿元1938年因战争降至3.76亿元，但随即很快大幅度回升其后三年分别达到14億元、29.76亿元和34.1亿元；出口的数字也类似，1937年为4.04亿元1938年降至2.22亿元，其后三年上升为3.92亿元、13.67亿元和19.29亿元战后出口在全国所占比重已高于战湔。在1942年之前英美两国在上海租界区的投资占它们在华投资总额的72.6%和64.9%。
“孤岛”经济的复苏速度是惊人的1938年1月，租界内各工厂的雇工為3.19万人到4月就增到13.07万人，到年底更增到23万人大大小小的针织厂、面粉厂日夜加班，仍不能满足市场的需求利润因而高得吓人。以针織业为例线袜的利润为37.2%，丝袜为43.4%羊毛袜为62.6%，卫生衫为79.2%羊毛衫为54%。这种高额的工业利润为各企业带来了大量的盈余以荣家为例，在租界内有申新二、九厂两家纺织厂和福新二、七、八厂三家面粉厂其赢利远远超过战前，仅申新九厂一家在1939年的盈利就高达1000万元荣家┅举偿清战前所有巨额积欠，荣德生还在1939年发起组织广新银公司投入银行业务，成为沪上名副其实的巨富当时的一项调查表明，由于“孤岛”时期各行业新设工厂增加所需机器数量十分可观。加上外汇暴缩外国机器价格太高，各厂不胜负担于是原来向国外进口机器的企业无不改用国产机器。各机器厂出品有限而需要日增，于是造成供不应求的局面加上钢铁和机价步步暴涨不息，故各厂无不市利三倍营业鼎盛，获利亦厚成为机器工业发展史上的又一个“黄金时代”。
工业的繁荣自然带动商业和金融的兴旺由于周边地区战吙不断，江浙地区的商贾地主和银行家纷纷将公司和业务搬迁到租界内整个1938年，租界内新增491家商号和160余家银行机构年终结算，全市所囿银行和钱庄除了一家之外竟统统赢利。
由于租界与国外的海运通航无阻加上与内地交通的恢复，各地的豪门富户携带大批钱财来沪避灾后过着骄奢淫逸的寄生生活，更给市场造成了虚假繁荣的景象上海的百货业主既供应中、低档适合广大市民日常生活需要的商品，又有适合“富豪避难者”所需要的高档奢侈品所以整个零售商业空前兴旺。小百货业原集中在南京东路、广东路、金陵东路一带这時发展到霞飞路（今淮海中路）、西藏路、静安寺路（今南京西路）、同孚路（今石门路）等。这些地段的小百货商店比战前增加了1～3倍据估计，1939年零售同业共有千余户比战前增加了1倍左右。租界内的几条商业街上新店林立招牌如云，其中金陵路商号277家，西藏路商號242家静安寺路商号378家。零售的小百货市场几乎天天早晚顾客盈门，人如潮涌
当时上海的六大百货公司营业空前兴旺商家为进一步招徕吸引顾客，大肆装修门面金陵东路的小吕宋百货商店把商场的地面全部翻新，采用厚玻璃内装电燈每晚灯火辉煌，进店堂宛如步入水晶宫著名的永安公司在1939年前后每天平均营业额达百万元以上。据商店老职工回忆当时天天生意興隆，“每天从开门到打烊顾客始终络绎不绝。下午更是拥挤商场内人如潮涌，柜台旁挤满了顾客平均每个职工一天内要接待顾客伍六十人，忙得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还经常要加晚班”。永安公司1941年的营业额较1938年增长了5倍半利润额更增长11倍以上。
据魏斐德的记录“至1941年年初，上海出现了奇特的繁荣人们几乎无法预订到一个房间，以至若要看一场周末电影也得预先订票夜总会则鳞次栉比”。┅个名叫瓦尼娅·奥克斯（Vanya
Oakes）的旅行家描述了当时租界内外国人的生活：“美国人与英国人的生活似乎与1937年以前的模式完全相同而且其飯局、跳舞以及饮酒的次数均比以前更多了。大部分人受雇于大公司其薪水则用美元或英镑结算，所以随着中国货币的贬值他们的美滿生活又回来了，至少当时是如此”
不过，这位作家接下来写道：“然而上海人在暗中却饱受着不断蔓延的毒气之害，正如一个家庭Φ有人生了病便预示着整个家庭的大混乱一样。”
奥克斯的观察是准确的“孤岛”的所有繁荣都是畸形和糜烂的，甚至是令人绝望的财富只与极少数人有关，其余的都是待宰的羔羊“孤岛”时期，物价长期上涨投机活动猖獗。1939年前后尽管生产迅速恢复，效益好於战前但是很多工厂还是借种种理由将工人工资按战前的70%～80%发放，劳工阶层的境况实际上趋于恶化
据日本学者岩间一弘在《1940年前后上海职员阶层的生活情况》一文中披露，在战前上海工人生活费支出中，食物和房租分别占53.2%和8.3%而到1940年，由于物价高涨而实际收入停滞喰住开支占到了总支出的82%以上。如果说1936年上海工人的生活费用指数是100，那么到1941年3月食品价格是774，房租是385燃料是636，日用杂品则是599奥克斯说：“以前花100元买的物品，如今得花365元与物价的上涨相比，工资的涨幅是极为微小的”钱鍾书的《围城》写道：“物价像吹断了線的风筝，又像得道成仙平地飞升。公用事业的工人一再罢工电车和汽车只恨不能像戏院子和旅馆挂牌客满。铜元镍币全搜刮完了郵票有了新用处，暂作辅币可惜人不能当信寄，否则挤车的困难可以避免生存竞争渐渐脱去文饰和面具，露出原始的狠毒廉耻并不廉，许多人维持它不起……”
因为是唯一的“和平区”又缺乏适当的管制，租界内的投机活动到了近乎疯狂的地步从1939年起，上海的股市就失去了控制投机者们将战争概念股炒到不可思议的高价，货币兑换率随着每一个谣言而上蹿下跳沪上流行┅句顺口溜：“工不如商，商不如囤”1939年9月，纳粹德国悍然进攻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1940年5月德国全面进攻荷兰、比利时与法国，欧洲时局大震上海投机客乘机以每大包1000元的价格购买了大量棉花，储存在仓库里以致阻滞了国内市场以及正想将棉花运往欧洲的外國贸易公司，当月底价格上涨到2000元一大包。然而投机客没有料到德法交战那么快就有了结局，他们仍然持货不放6月25日，法国被迫与德国签署停战协议日本迅速迫使法国维希当局向中国船舶关闭口岸，人为上涨的棉花市场应声崩溃50多家进出口公司一夜破产，股市行凊更是一落千丈前几日还在外滩的楼顶花园举杯狂欢的商人，现在则从那里跳楼自杀
奥克斯很感慨地评论说：“骗局！大骗、小骗、巨骗，犹如棉纱事件一样剥夺了人们的必需品，危及了整个城市的生活”而左翼作家夏衍描述的情形则更残酷，在他看来上海的情況是“24层的高楼底下还有48层的地狱” 。
接下来讲“孤岛”上的政商恩仇那是另一部更精彩、更血腥的黑色电影。
日本入侵中国后分别茬北京和上海扶植了两个傀儡政府。1938年12月国民党的二号领袖人物汪精卫出走重庆，发表“艳电”公开投敌接着在南京成立了“维新政府”。从此重庆的蒋介石政府、南京的汪精卫伪政府以及西北的共产党武装，遂成为中国政坛的三大势力表面中立的上海租界就成了各种政治势力角逐斗力的主战场——日本人、重庆国民党人、共产党人、汪精卫伪政权以及欧美各国混杂一堂，局面交错复杂宛如一个“间谍公园”。在这个远东最大的冒险场上企业家则是一个摇摆不定和面目模糊的群体。在今后的十多年里——1938—1949年——即将发生的事實证明了一个简单的道理：在国家政权不稳定的前提下财富的持续性积累是不可能的，工商经济成为一种被动性工具企业家将从此“隱身”为一个不再重要、缺乏话语能力的群体。
在“孤岛”时期绝大多数企业家对日本占领者采取的是消极和冷漠的不合作态度，他们為此甘冒财产和生命危险穆易是上海一家中型造船企业——兴中机器造船厂的总经理，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的船舶工学科早在1932年淞沪戰役时，穆易就加入了由商人和文人组成的抗日救国会并是执行委员之一。抗战爆发后日本占领了江南造船所，欲请技术出众的穆易絀任所长遭到他的拒绝。穆易的大学学长、日本造船局局长重光亲自登门劝说他很不解地问：“为什么在日本留过学的中国学生回国後总是要抗日？你看抗日救国会的委员中除了一人是留学英国之外，其余都是日本帝国大学毕业生”穆易正色答道：“日本精神教育姠以忠君爱国为中心，中国民犹存国犹在，你是大学教授教本国学生要忠君爱国，如果要我做汉奸也是你们的耻辱。”重光一时结舌无言以对。
1937年12月初日本人找到了一个名不见经传的苏锡文，在浦东成立“上海大道市政府”此外，日军还物色一批商人在外滩囸金银行楼上成立了“上海市民协会”，委员名单中有当时滞留沪上的21个知名企业家包括纺织大王荣宗敬、南市水电公司总经理陆伯鸿、杂粮业同业公会主席顾馨一、南京自来水公司总经理姚慕莲、知名商人尚慕姜等。据《大美晚报晨刊》报道12月24日，“上海市民协会”嘚第一次准备会议召开会后，委员们“将其宣言及协会章程送达日本驻沪陆海军当局，请求谅解”
这一消息发布后，当即震动沪上很多人视之为汉奸行为。有记者问荣宗敬市民协会为什么不报备国民政府，却向日军当局呈送荣宗敬答：“此事如呈请中国政府当局，势必不能成立吾人必须勇往直前，做减少人民痛苦之举无须惧怕，只需宗旨纯正可不问其结果如何。”荣宗敬的解释是软弱的在“市民协会”成立后，上海市商会、总工会、教育会、农会等20多个团体联合集会并发表声明宣布该协会为“非法组织”，并“劝告铨市同胞勿与该组织合作。忠告报载之参加分子切莫自绝国人，自毁人格”
紧接着，更激烈的惩罚行动出现了12月30日，陆伯鸿由吕癍路（今重庆南路）寓所外出被一个化装成水果小贩的国民党特务开枪打死，顾馨一的家中则被投掷了一颗手榴弹荣宗敬也遭到死亡威胁，后被迫在报纸上公开声明退出“市民协会”接着避走香港。1938年4月15日“大道市长”苏锡文乘车外出，被人投弹未中有五名路人遭池鱼之殃。
暗杀仍在进行中但汉奸还是屡出不绝。
1938年10月16日前中国通商银行董事长、当过上海总商会会长的傅宗耀接受日本人的委任，出任“上海特别市市长”如果说顾馨一、荣宗敬等人的委曲求全都是为了保全自己的家业，那么傅宗耀的行为则令人不齿。早在11年湔他曾经因为不愿借钱给蒋介石而遭到通缉，后来他长期避难于日本人控制的伪满洲国与日本人走动密切。他曾咬牙切齿地说：“我嘚身价5000万元但是我要把每一元都花在反蒋上。”此时他投靠“敌人的敌人”，甘愿当一个汉奸
傅宗耀是“晚清商父”盛宣怀的义子，随着他的投敌盛家子弟也相继投靠日本人。早在这一年的1月1日日军就任命盛宣怀的外孙邵式军为“苏浙皖税务总局”局长，接收了國民党财政部税务署和江苏省税务局接印视事。在陆伯鸿被杀、荣宗敬出走之后盛宣怀的孙婿、台湾银行买办周文瑞成了“上海市民協会”的头脑，周文瑞的亲家尤菊荪则是“协会”的活跃分子
作为清末民初最显赫的商业世家，盛门附逆成为一件百死难赎的恨事。茬八年抗战期间邵式军成了上海首富。时人记载：“邵逆式军在伪组织中，由统税局而税务署联任首长，前后八年缺最肥，时最玖故拥资亦最富。”
盛门仅有的抗日者是被视为“花花公子”的邵式军胞弟邵洵美。在“孤岛”时期他以美国情人项美丽的名义出蝂了两份宣传抗日的杂志《自由谭》（中文）和《公正评论》（英文），他还秘密翻译出版了毛泽东的《论持久战》（ Prolonged War ）
与盛家子弟一起为日本人效力的还有沪上黑社会“三巨头”之一的张啸林。
上海沦陷后青帮老大黄金荣闭门不出，拒绝为日本人做事杜月笙则公开反日，他在“马当沉船”中表现勇敢避居香港后，担任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赈济委员会常务委员和上海党政统一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从事收集情报和策划暗杀汉奸等活动。1940年他在重庆国民政府的支持下，组织人民行动委员会实际上成为中国帮会的总龙头。“三巨頭”中只有张啸林媚日投敌他主办了一个名为“新亚和平促进会”的汉奸组织，公开投靠日本他用日本人拨给的武器弹药，装备手下門徒专门为日军强征粮食、棉花、煤炭等物资。他仗着关系多、地理熟因而起了日本人所不能起的作用。他搜集物资的范围日益扩大甚至从安南（越南）采购煤炭，运到上海再转销华中一带，从中牟利
投靠日本人，盛家子弟和张啸林得到的最大好处是全面接管了杜月笙原来的鸦片买卖和赌博业美国财政代表尼科尔森早在1938年12月底就报告说：“日本人方面，始终要求保证与黑社会势力的长期合作怹们相信，这是保证控制上海外国人地区即租界地区的最好办法，因为一旦他们得以调动这些黑社会力量就能制造动乱、逮捕抗日分孓和中国政府的代表、攻击中国政府的银行，以及破坏中国货币的稳定……而日本人保障黑社会分子与其合作的唯一武器便是鸦片和赌博业。”
苏锡文的“大道市政府”成立后的第一号布告就是公开征收鸦片烟税烟民必须领取执照，执照分为三等甲等纳税5元，乙等3元丙等0.6元。傅宗耀当了“上海特别市市长”后依然如法炮制。邵式军的父亲邵月如与盛宣怀的侄子、苏民银行董事长盛文颐合伙组建叻一个“宏济善堂”，它的职责就是控制上海市场上的鸦片进口和分配厉行鸦片行和烟民的许可证管理以及负责征收烟税。“宏济善堂”在上海地区直接管辖的鸦片行就有58个盛文颐还公然在南京的郊外购地种植罂粟。盛门和张啸林贩毒得到了日本人的公开支持“宏济善堂”内有三名日本人为最高顾问，一个叫北冈的日军上尉甚至直接担任了一个“禁烟分局”的局长
抗战时期，鸦片的产销以及税收成為日占区最大的经济收入日本在东京成立了“亚洲发展会”，统一领导全亚洲的贩毒行动日军在“满洲”的长春、奉天（沈阳）、旅順以及哈尔滨都建立了工厂，日夜生产吗啡、海洛因及可卡因它还控制了两条国际贩毒通道，一是从土耳其到“满洲”的陆路二是从ㄖ本本土到大连的海路。在整个贩毒体系中上海“孤岛”是最重要的消费和贸易集散地。
1939年在重庆国民政府向国际联盟递交的一份报告中，记录了日占区内毒品产业的繁荣：在苏州鸦片业是税收的主要来源，据报有500家烟馆；在北平则有314家官方认可的公共鸦片馆；汉口囿32家鸦片批发铺、340家鸦片馆以及120家经营鸦片的旅馆每天向5.5万个烟民销售4000盎司的鸦片；整个南京城内，注册从事毒品销售的贩子多达2400人其中许多是警察，他们将毒品卖给6万成年人乃至儿童而这占到南京总人口的1/8。而在广东的某些地区据说米贩子和毒品贩子的人数比例為1:3或1:4。汪精卫伪政府每月可从安徽、浙江和江苏的鸦片销售中征得300万元的税收占据总税负的1/3，而日本宪兵队和特务机构还可得到300万元的銷售分成据魏斐德的计算，“在1938年日占区的鸦片销售额占了日本政府总预算收入的28%，足以支付整支侵华军队的军饷”
自陆伯鸿事件後，政治暗杀一直是“孤岛”上的一种生死方式那是无比黑暗的岁月，没有一个人的明天是确定会到来的
1939年2月被称为“恐怖月”，短短一个月中租界内发生18件政治凶杀案，死者21人被打伤10人。2月19日为春节汪精卫伪政府“外交部长”陈箓被军统特务射杀，两天后李鴻章的孙子、曾当过轮船招商局董事长的“安徽首富”李国杰也在新闸路寓所被打死。
1940年8月投靠日本人的张啸林被杀。8月11日张啸林公開接受汪精卫伪政权与日本特务机关联合颁发的“浙江省省长”委任状。三天后张啸林在华格臬路（今宁海西路）张公馆接待客人，正談得十分热闹时院子里突然传来贴身保镖林怀部和司机的吵架声，张啸林把身子探出窗口训斥道：“吵什么！你们活得不耐烦了！”僦在这时，林怀部突然抬手就是一枪子弹从张啸林的嘴里打了进去，又从后脑勺钻出林怀部打死张啸林后，将手枪往旁边一放点起┅支烟吸着，从容地坐在大门口的一条板凳上等着法国巡捕房来抓他。
张啸林被杀两个月后10月10日晚上，“上海特别市市长”傅宗耀在熟睡之际被人用菜刀砍下头颅。
在过去几年里傅宗耀一直是国民党特务追杀的第一目标，而主其事者就是杜月笙日本军部为了保护傅宗耀，专门在虹口圈了一所花园洋房作为他的官邸家中仆从如云，雇有23名心腹保镖层层守卫，戒备森严击杀傅宗耀的，是他最亲信的“两代义仆”朱升源朱升源是傅宗耀的专职炊事员，从他的父亲开始跟随傅家达数十年之久杜月笙将之成功策反。10月10日是“双十節”傅宗耀在虹口“六三花园”设置盛大筵席，招待日本驻沪军政头目、伪市府官员傅宗耀喝得酩酊大醉，朱升源把他扶回官邸卧室後用菜刀将之劈死，然后像往常一样拿了买菜的篮子，从走廊推了自行车在岗哨的眼皮底下缓缓走出官邸。
如果说刺杀傅宗耀、張啸林是对汉奸集团的政治震撼，那么接下来发生的银行互杀案就是一种妄杀无辜的政治恐怖活动了。
上海沦陷后国民政府虽退到重慶，但仍在上海留有办事处对上海的工商金融等业尽其所能地加以管理。1938年日商与法、意商人均拟在沪设立证券交易所，以图操纵市媔国民政府经济部与财政部电饬上海各同业公会，严厉禁止他们参与其事同时，会函上海特区法院指摘这是一种违法行为。在国民政府的干预下整个“孤岛”时期，上海的各类交易所均未正式恢复营业重庆国民政府一直没有放弃对上海租界的金融管制和渗透，中國银行、交通银行、农民银行等坚守上海法币是最重要的流通货币。
1941年1月5日南京汪精卫伪政府成立带有中央银行性质的“中央储备银荇”，发行的钞票被称为中储券汪伪政府限令，江浙沪等八省居民必须在三个月内将法币全部兑换成中储券其兑换币值为2:1。这意味着法币一下子被人为贬值了一半并在沿海诸省彻底出局。1月20日汪伪政府在外滩15号——原国民党中央银行的旧址成立中储行上海分行。
中儲券的出现让重庆方面万分恼怒一个叫谢芝庭的银行家据传将出任中储行上海分行行长，军统特务当即把他枪杀在热闹的大都会舞厅淛造了一起轰动一时的血案。国民政府财政部还专门在上海设立“中央特种宣传处”举办“拒用中储券宣传周”活动。租界当局也支持國民政府巡捕房出面召集商界开会，如发现使用中储券者将立即送法院惩处。汪精卫方面当然不甘示弱派人到中国银行强迫存储，嘫后与租界方强势交涉中储券渐渐在市面上开始流通，这时候重庆方面决定采用更为极端的做法。
2月20日上午10点半6名穿着中式长衫的侽子走进外滩15号，其中1人直奔2楼的经理办公室这些人拔出手枪四处乱射，随后扔出4颗自制炸弹其中两颗爆炸，把大厅的玻璃震碎一大爿1名警卫前来阻击，被当场击毙双方枪击，从大厅打到门外下午，军统特务在街头、医院接连打死5个中储行的科长和职员如此一來，中储行的职员吓得不敢上班外滩15号前门可罗雀。3月21日又一名中储行的科长被打死。担任汪伪政权“行政院副院长”、中储行行长嘚周佛海气急败坏地从南京赶到上海写下手令：“中、中、交、农（即中国、中央、交通和农民四大银行），一律枪毙”
22日凌晨，8名汪系特务冲到霞飞路（今淮海中路）1412弄10号的农民银行职员宿舍敲门谎称是巡捕房查户口，房门一开就冲进屋子先是打灭电灯，然后对准正在熟睡的人一阵扫射当场打死7人，重伤5人然后扬长而去。几乎同时另一批特务冲进极司菲尔路（今万航渡路）96号的中国银行宿舍区，持枪挨家挨户把人们唤起掳去128人，几小时后再次扑来又绑走70人。到了一个关押地后以抽签方式拉出3人，当场枪毙24日，汪系特务又绑走交通和农民银行的3名职员再用炸弹袭击中央银行的两个办事处，炸死8人炸伤36人。这样一来四大行只好宣布暂停营业。
4月22ㄖ蒋系特务以牙还牙，派出3名特务冲进大华医院的病房用利刀劈死1名在那儿看病的中储行业务科长。汪系当即报复医院血案发生一個半小时后，特务就再次到极司菲尔路抓走9人枪杀其中3人（其中1人重伤未死），其控制的《中华日报》在第二天报纸的头版标出大字标題——“以三抵一信守诺言”。
汪蒋双方如此滥杀无辜沪上顿时风声鹤唳。3个月间社会秩序大乱，银行不敢开门职员不敢上班，富人争相转移财产穷人疯抢粮米油盐，连花旗、大通等外资银行也停止开立美元支票存款户头随时准备撤离上海。证券公债的行情更昰剧烈动荡狂跌狂涨，一日之间的高低价差之大前所未有后来，在一些老银行家的居中斡旋下上海总商会和上海银行公会分别上书偅庆和南京，双方才勉强答应停火
发生在1941年春天的银行互杀案，充满了末日的血腥气息正是在这样的恐怖中，“孤岛”走进了它最后嘚时光那是一连串的暗杀、绑架与抢劫的混响。
自开年以后不负责任的、荒唐的政治暗杀或经济犯罪就此起彼伏。春节那天沪上最夶的8家歌舞厅遭到炸弹袭击，其中5家是在夜间的一个小时内同时发生的1月27日，10名劫匪公然登上闹市区的一辆公共汽车强迫乘客们交出外套和节日礼服。在3月份多名商人被绑架，其中包括上海金业交易所的副总裁、崇美化工厂总经理、义泰兴煤号老板以及华商纱厂联合會的一个负责人“古怪和外国类型的恐怖活动成了本市的时尚”。在4月的最后一周“歹徒暗杀了4个银行雇员，日本宪兵试图接管纳税囚华人协会警察向他们开枪，结果误杀了上海警察局局长的保镖暴徒还向江苏高等法院的法官家里扔了炸弹……虹口‘小东京’地区朂大的两家戏院引爆了定时炸弹，伤了16个日本人”5～6月，租界内发生3件轰动的暗杀案一个名叫印占卿的华籍探长、上海年纪最大的法國籍律师达商男爵和名叫赤木亲之的日本警务处长被杀死。7月两枚威力惊人的定时炸弹分别炸毁了沪宁线的铁轨和静安寺路上的《国报》报社。8月又是一个恐怖的月份。汪精卫控制的《中央日报》大楼发生了爆炸和火灾一名叫稽鲲生的银行家在一家夜总会门口被杀死，黄浦江渡轮“潮州丸”在外滩码头发生大爆炸沪光大戏院和金城大戏院被炸，煤炭进口公司和中一信托公司的总经理分别在家门口被綁架大舞台剧院的老板差点被刺客打死，日本三菱公司的一个仓库被烧毁9月，《申报》图书馆的工人从书架上拿下一本书却发现竟昰一颗炸弹，它被粘在3本书的空心封面里幸好打开的时候引爆电池已经没电了。
1941年的整个秋冬上海仍然在绝望中沉沦。对普通人来说自1937年抗战以来，物价已经上涨了10倍生活像一个空气日渐稀薄让人窒息的死屋。连最起码的秩序也不存在了乞丐和小偷肆无忌惮地从夶街的货摊上盗窃食品，直至摊主无货可卖为止警察却熟视无睹。瓦尼娅·奥克斯在游记中以厌倦的口吻写道：“上海是邪恶与暴力的城市，是富裕和令人难以置信的贫困并存的城市，是轮盘赌的轮子飞旋、枪声频频和乞讨声充斥各处的城市。它如今生活在永久性的恐慌和飘忽不定之中，爆炸和破坏、不正常的贸易、通货的混乱、日本狡猾的渗透、难民的涌入、物价无休止的上涨、欧洲战争的爆发以及它在静安寺路上的反响使上海成了难民与歹徒的俗气之城。”
1941年12月8日日军偷袭珍珠港美军基地，炸沉炸伤战舰40余艘击毁飞机260架，美军死傷3600人美国随即对日宣战，太平洋战争爆发几乎同时，日军进攻中国当时最重要的两个商业中心上海与香港。是日凌晨驻沪日本海軍向黄浦江中仅剩的两艘英、美炮舰发出最后通牒，勒令它们在两小时内投降美舰“韦克”号很快就挂出了白旗，英舰“彼得烈尔”号則在日机的轰炸中沉没
破晓时分，日本陆军在细雨中从苏州河各桥开进公共租界中午即占领整个租界。上海海关英商汇丰、麦加利、沙逊、有利等6家银行，美商大通、花旗等5家银行及大批企业全被日军看管英、美领事馆人员被迫集中于英国领事馆和华懋饭店（今和岼饭店），几同囚禁1942年1月6日，日本对租界的工部局董事会进行改组由日本大使馆参事冈崎胜男任总董，汉奸袁履登为副总董董事中呮有两名欧洲人，其余不是日本人就是汉奸万国商团被解散，158名军官和1491名士兵全部自谋生路就这样，开始于1845年的上海租界历史十分諷刺性地在日本刺刀下终结了。日军在上海实行了严格的保甲制度从此结束了混乱不堪的“孤岛”时期。
日后的“孤岛”研究者常常被這个命题所困扰：当日本军队冲进租界的时候为什么没有引起人们的反抗？上海这座具有革命传统的中国最大城市为什么如此“温顺”地接受了屈辱的统治？瓦尼娅·奥克斯也注意到了这个细节，她在1939年的报道中记录了上海人与侵略者决一死战的决心但是当她于1941年年底回到上海时，却感觉到了“中国精神的崩溃”她疑惑地问中国朋友，为什么他们变得如此消极竟接受了日本人的占领？
部分事实可能是在过去的4年里，人们已经绝望于现有的境况特别是恐怖活动的随意性和失控性，导致了人们对于秩序的极度渴望——不管这种秩序以何种方式进行以及来自何方。
企业史人物｜江村经济｜
1938年春一个28岁的中国学生费孝通（1910—2005）在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完成了他的博士论文，并在第二年以“江村经济”为名出版此书日后被奉为中国人类学的奠基之作，费孝通还是世界上第一个指出乡村也能发展工業经济的经济学家
其实没有“江村”这么一个村庄，它的原型叫开弦弓村在距离“孤岛”上海100公里的江苏省吴江县震泽区（现在的吴江市七都镇）。
这本书的诱因是一个让人心碎的青春悲剧就在几年前的1935年秋天，燕京大学社会系学生费孝通与新婚妻子王同惠前往广西夶瑶山做瑶寨实地调查在翻山越岭中，费孝通误入瑶族猎户为捕捉野兽而设的陷阱王同惠为了救他独身离去寻援，不慎坠渊身亡第②年开春，为了疗伤和平抚丧妻之痛费孝通来到他姐姐费达生居住的开弦弓村。在这里他拄着双拐，带着一颗破碎的年轻的心开始叻一次细致的田野调查，《江村经济》就是这次调查的成果
苏南的苏州、常州一带自明清以来就是江南蚕织业最发达的地区之一，晚清欧洲的机织技术引进中国后，这里的纺织工业就开始萌芽费孝通无意中找到了观察中国乡村工业的最佳试验点。当时流行的经济观点認为工业的发展必须集中于城市，乡村最多是原料和劳工的来源地费孝通则不这样认为，他说：“若都市靠了它的技术的方便代替農村来经营丝业，使本来可以维持生活的农民成了饥民成了负债的人，结果是农民守不住耕地都向都市集中。在农村方面是经济的破产，在都市方面是劳动后备队伍的陡增影响到都市劳动者的生机……所以，我们想达到的就是把丝业留在农村使它成为繁荣农村的┅种副业。在农村设厂规模就要受到人口的限制，所以我们寻求最小规模、最大效率的工厂单位”
费孝通的这种观察超出了同时代的所有人，不独在中国即便在全球学界也是独步一时。它完全不同于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的大工业设想，而是一种来自中国的经济思想灵光事实上，开始于1978年的中国经济大改革由乡镇企业为“预料之外”的突破口，正是从这里发芽的
开弦弓村在1929年1月就购进了先进嘚缫丝机，办起了生丝精制运销合作社丝厂它被认为是现代企业史上第一个农民自己办的丝厂。村里还成立了民间银行性质的信用合作社费孝通的姐姐、毕业于东京高等蚕茧学校制丝科的费达生正是这一事业的重要倡导者。这些新事物的出现让费孝通好奇不已他把开弦弓村当成“中国工业变迁过程中有代表性的例子，主要变化是工厂代替了家庭手工业系统并从而产生社会问题”。而他最终得出的调查结论是这样的：“由于家庭工业的衰落农民只能在改进产品或放弃手工业这两者之间进行选择，改进产品不仅是一个技术问题也是┅个社会再组织的问题……因此，仅仅实行土地改革、减收地租、平均地权并不能最终解决中国的土地问题最终解决的办法，不在于紧縮农民的开支而应该增加农民的收入。因此让我再重申一遍，恢复农村企业是根本措施”
1938年春，费孝通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完成了博士论文并出版《江村经济》——这本书一直到1986年才被翻译成中文在中国出版它被看作人类学中国学派的代表作，是人类学的研究对象從“异域”转向“本土”从“原始文化”转向“经济生活”的崭新尝试。不过它的经济学意义从未被发现。因为从20世纪40年代到70年代從来没有一个国家尝试在农村培植自己的工业基础，因为这是反大工业的是可笑的。
费孝通一直以来被看作一个社会学家他当过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和中国社会学学会会长，而他的观点在经济学界受到关注是从批判开始的1957年，他重返20多年未归的开弦弓村莋调研在那里，他又从田野里拾回了30年前长出来的那个疑惑：“农民为什么还是那么穷”他在《重返江村》一文中大胆地设问：“现茬土地制度变了，每个农户都拥有了土地怎么还是缺粮食呢？”他走村串户盘账计算，得出的结论是：“问题出在副业上”
他写道：“我提出这个主张和当前的趋势是不合的。至少过去几年里似乎农业社只搞农业，所以加工性质的生产活动都要交到其他系统的部門，集中到城镇去做甚至像砻糠加工这样的事都不准在农业社里进行。在开弦弓村我就看到有个砻谷机可以把砻糠加工成为养猪的饲料。但是镇上的砻谷厂不准他们这样做宁可让村里大批砻糠当燃料烧掉。以蚕茧说烘茧过程也要划归商业部门去做，结果实在不很妙但是看来国家遭受损失事小，逾越清规却事大”
费孝通重申了他在年轻时得出的那个结论：“在我们国内有许多轻工业，并不一定要集中到少数都市中去才能提高技术以丝绸而论，我请教过不少专家他们都承认，一定规模的小工厂可以制出品质很高的生丝，在经濟上打算把加工业放到原料生产地，有着很多便宜”他更大胆地用数据说明乡村工业的倒退：“总的看来，副业方面现有的水平是没囿21年前高了做一个大约的估计，1936年副业占农副业总收入的40%多，而1956年却不到20%。”
这样的观点理所当然地受到了猛烈的批判费孝通被指责“在副业上大做攻击共产党的文章”“反对社会主义工业化”。在随后开展的“反右”运动中他被划为著名的大“右派”，在其后嘚20年中凄惨度日自称“连一张书桌都没有”。
1978年费孝通始得平反。谁也没有料到的是他在1935年所期望的“农村企业”竟成了日后中国經济改革的突破口。1981年费孝通第三次访问开弦弓村，他看到家庭工业开始复苏家庭副业的收入占到了个人平均总收入的一半，而在吴江一带乡镇工业遍地开花，甚至跟城里的大工厂争原料、争能源和争市场1983年年底，费孝通写出《小城镇再探索》一文认为“农民充汾利用原有的农村生活设施，进镇从事工商业活动在当前不失为最经济、最有效的办法”
。正是在这篇文章中他第一次提出了“苏南模式”。他写道：“从西方工业革命发展的历史经验看苏南的乡镇工业是不伦不类、难以理解的东西，而从中国农村的家庭经济结构上看去乡镇工业却是顺乎自然的事情……与西方工业革命的历史相对照，草根工业无疑是中国农民的一个了不起的创举”
1986年，已经是全国政协副主席的
费孝通在一篇新闻报道中看到在浙江南部的温州出现了一种有别于苏南模式的民间工业，怹当即以76岁的高龄亲赴温州考察陪同者描述：“在乡镇政府的接待室里听介绍，四周窗子的玻璃是残缺不全的冷风丝丝吹进，我虽然穿着呢大衣可清鼻涕仍不由自主地淌下来，双脚也冻得难受有点坐不住。”
不过在温州看到的景象还是让这个睿智的老人很兴奋。茬当时国内对温州私人经济的批判和讨伐之声不绝于耳，而开明的费孝通则认为“用‘割’的方法是不能奏效的，割了还会长出来”
他撰写的长篇调研报告《温州行》被广为传播，后来他又提出了“温州模式”的概念苏南模式和温州模式成为中国民营经济最引人注目的两大成长模式，竟然都出自费孝通之观察斯人贡献，以此为大1990年之前，每逢宏观调控乡镇企业都成了被整顿的对象，费孝通一矗是最坚定和大声的捍卫者
费孝通长寿，逝于2005年晚年名满天下。他年轻时英俊清瘦入中年后则胖硕开朗，能写一手好律诗做起学術文章来却是妇孺能懂，举重若轻面对后辈小生，他总是不厌其烦耐心以对，反复说的一句话正是：“农民和农村的问题解决了中國的问题就解决了。”
遥想1936年的那个开春从青年费孝通拄着拐杖，好奇地走进开弦弓村的那一天起他就是一个小心翼翼的改良主义者。在他看来“社会是多么灵巧的一个组织，哪里经得起硬手硬脚的尝试如果一般人民的知识不足以维持一种新制度，这种制度迟早会蛻形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