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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长江漂流发起及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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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幺哥漂流
长江发源于唐古拉山主峰格拉丹冬雪山下的姜古迪如冰川，流经我国11个省、市、自治区，在上海汇入东海，全长6380公里。仅次于非洲的尼罗河（全长7088公里）和南美洲的亚马逊河（全长6575公里），居世界第三，中国第一，是世界上落差（5400余米）最大的河。长江之源——姜古迪如冰川日上午10时30分，一架中国空军图154型飞机从成都太平寺军用机场起飞，机上载着由46名人员组成的探险队，飞向那神秘的青藏高原……日科漂队队员翻越唐古拉山口（供图：冯春）科漂队在成都太平寺军用机场装运漂流物资器材科漂队乘机证科漂队乘机证杨前明（左）在成都太平寺军用机场与李大放合影日，杨前明在漂流长江途中，不幸翻船遇难，时年32岁孔志毅（左）和记者万明在成都太平寺军用机场合影日，孔志毅在漂流长江途中，不幸翻船遇难，时年33岁。日，万明在虎跳峡采访途中，不幸被飞石击中头部，经抢救无效，以身殉职，时年23岁。这是一支由漂流队员、科考人员、公安武警战士、随队记者和后勤人员组成的中国长江科学考察漂流探险队(简称科漂队)，他们要走进唐古拉山的长江源头，然后下水，划着橡皮船，实现全程漂流6380公里的世界第三、中国第一大河的梦想……这场梦的起因，还得从一个美国人和一个中国人说起。美国人叫肯·沃伦，中国人叫尧茂书。美国人肯·沃伦，这一年他59岁（摄影/褚斯鸣）中国人尧茂书，这一年他35岁。这张照片是尧茂书在玉树直门达水文站通天河边留下的最后影像（摄影/曾国强）1977年，美国探险家肯·沃伦划着他的漂流船，在印度成功漂流了恒河上游后，有记者问他：“你的下一个目标是哪里？” 他指着远处的喜马拉雅山说：“在山的那边，只有伟大的长江没有被征服过！”“What 'sthe next？”下一个是什么？是肯.沃伦给他的这条漂流艇起的名字，它意味着下一个是未知的，不可预测的 (摄影/褚斯鸣)漂流长江被《今日美国》称作“人类对地球的最后一次征服”。肯·沃伦在1983年组织了一支漂流探险队，准备前往中国漂流长江。当时在中国办理漂流探险的手续相当复杂，肯·沃伦多方联系到一个姓林的美籍华人并委托其办理相关手续，还将一笔巨款交给他。当全体队员和数吨物资器材抵达香港后，岂料一下飞机竟无人接机，此时肯.沃伦才发现被骗了，队伍只好就地解散，物资和器材寄存在了香港。事后，肯·沃伦夫妇亲赴北京找到当时的中国国家体委下属专门接待外国人来华探险的体育服务公司，经过多次努力，肯·沃伦的申请终于获得中国有关部门批准，并定于1985年8月来华首漂长江。中美联合漂流队在长江上游金沙江(摄影/褚斯鸣)鉴于第一次（1983年）漂流夭折，一方面，肯·沃伦需要处理赞助合同违约事宜，另一方面又在与中国国家体委的反复磋商中决定组织一次中美联合漂流活动，由于当时中国还没有开展漂流运动，肯.沃伦提出将中方选派的三位队员送至美国接受漂流培训，如此一来，漂流长江的行程推迟到1986年7月。美方沃伦公司的代表肯·沃伦和中方中国体育服务公司代表刘国长（音译），在北京签署1986年中美联合长江上游探险协议1979年也有一个中国人想要漂流长江，他就是西南交通大学电化教研室的摄影员尧茂书，他在美国《地理》杂志上看到日本著名探险家植村直己首漂南美州亚马逊河的故事后，就蒙生了“长漂”的想法。为了实现这个梦想，他做了多年的准备工作。一次偶然的机遇，尧茂书在得知美国探险家肯·沃伦将于1985年亲率美国探险队来华首漂我国的长江后，为了抢在美国人前面，他只身一人划着“龙的传人”号橡皮船从长江源头下水……玉树直门达通天河畔尧茂书纪念碑 (纪念碑现存成都建川博物馆的长江漂流纪念馆)日和7月23日《四川日报》记者戴善奎报道了尧茂书只身驾驶橡皮船漂流长江的消息，在社会上引起反响。8月20日，中科院成都地理研究所副研究员王明业、四川省地理学会副秘书长贺振东、成都地理研究所硕士研究员郭卫星等三人在渡口市(现攀技花市)一带考察工作途中初步商议了此事，认为尧茂书的行动具有一定的政治影响，但他独自一人进行这种探险活动力量太单薄，是不值得提倡的。同年9月5日，《四川日报》记者戴善奎写的纪实报告文学“长歌祭壮士”报道了尧茂书在人迹罕至的沱沱河、通天河漂流了1200余公里后，不幸在长江上游金沙江通迦峡翻船遇难的消息，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的震动。尧茂书的行动揭开了长江漂流的第一页，也唤起了当代中国人的探险意识和爱国热情。一时间，全国掀起了一股漂流长江的热潮，不少有志青年纷纷要求继承尧茂书未完的事业，完成首漂长江的壮举。来自攀技花(原渡口市)的七名队员。左起：兰为可、许瑞祥、何平、杨欣、杨勇、冯春、沈大刚 (摄影/张国宪)四川省地理学会顺应国内广大青年的这一要求，经过贺振东与四川日报社周末编辑部记者戴善奎联系，决定由四川省地理学会牵头和《四川日报》周末编辑部及《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经济日报》、《工人日报》、《中国青年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驻川记者站和《成都晚报》文体部等八家新闻单位，联合发起组织长江科学考察漂流探险活动。那是一个崇尚英雄、倡导思想解放的年代，活动得到社会极大的关注，同时也获得了政府和企业的认可，支持长江漂流探险活动已逐渐演化成为席卷全国的爱国主义运动。日科漂队抵达金沙江终点宜宾市日，以四川省地理学会的名义向四川省政府报告，请求支持。日，四川省政府主持召开首次筹备会议，成立了长江漂流筹备领导小组。日，以四川省地理学会的名义在渡口市（现攀技花市）召开“长江科学考察漂流探险学术讨论会”。参加会议的代表在渡口市矿务局大楼前合影第二排左起第一人：戴善奎，第一排左起：宋元清、王振、冯春、（？）、王琦、谢晋康、孔志毅、郭卫星、周可、黄松、林晨峰参加渡口会议的部分漂流队员前排第一人：王振在日漂流长江途中，不幸翻船遇难，时年29岁日，首批志愿报名参加长江漂流的6名队员到成都报到后，送到位于四川省什邡县的成都陆军学校接受集训，训练科目有队列、军事500米障碍、越野、器械、军事地形学、射击等。训练结束后，成都陆军学校军体教官周洪京申请加入了漂流队。前往成都陆军学校集训的部分科漂队队员在成都地理所大楼前左起：冯春、孔志毅、杨勇、胡竹东(后因体检不合格回到原单位)、杨启维（中科院成都分院医生）首批参加成都陆军学校集训队员(摄影/杨前明)左起：冯春、李大放、孔志毅、杨勇、兰为可四川大学女大学生到成都陆军学校慰问漂流集训队员后排左起：李大放、冯春、孔志毅漂流集训队员冯春(左)与成都陆军学校学员耿强(中）、赵小东合影日上午，长江科学考察漂流探险指挥部成立大会在中国科学院成都分院演讲厅召开。四川省副省长康振黄、乔志敏出席大会，并宣布中科院成都分院党组书记侯惠仁为指挥部总指挥。指挥部成立大会会场全体与会人员合影成都军区副司令员陈明义将军和成都地理所副所长唐邦兴教授与部分漂流队员、大学生代表合影成都军区副司令陈明义将军（左）与漂流队员孔志毅合影指挥部成立大会期间，攀技花钢铁公司经理办公室副主任李福君（左）李福君专程赶到成都表示攀钢决定赞助长江漂流活动5万元人民币，这是整个活动中收到的最大一笔赞助款。攀技花钢铁公司的赞助信函日，来至全国各地的科漂队队员前往四川康定、新都桥和泸定大渡河，进行身体素质、高原适应、漂流技能等训练……大渡河漂流训练中小憩（摄影/杨前明）大渡河漂流训练中（摄影/杨前明）左起：冯春、何平、三郎(藏族)、吉胡.阿沙(彝族)、王岩参加训练的四名女队员左起：洛桑娜雍、田晋姝、吉胡.阿沙、杨一兰漂流队员孔志毅（右）和冯春在训练住地合影（摄影/杨前明）四川省副省长罗通达（前排右起第六人）、漂流指挥部总指挥侯惠仁（前排右起第七人)等领导前往泸定训练住地探望全体漂流队员前排右起第二人为副总指挥朱剑章日，中国长江科学考察漂流探险队乘机离开成都飞往拉萨，经唐古拉山奔赴长江源，拉开了长江漂流的序幕......6月3日队员王建军和科漂队飞抵拉萨贡嘎军用机场(摄影/冯春)日，王建军在漂流长江途中，不幸翻船遇难，时年33岁6月13日科漂队赴长江源分队一行13人进入江源区 (提供：冯春)6月15日科漂队赴长江源分队从呷尔曲开始徒步，历时5天于6月20抵达长江源姜古迪如冰川6月21日科漂队在长江源立碑6月22日下午4时，科漂队的前卫号、攀钢号、青年号三艘橡皮船从长江源头沱沱河下水 (摄影/冯春)科漂队在长江上游通天河巴雾滩 (摄影/杨欣)科漂队在长江上游金沙江王大龙险滩科漂队在长江上游金沙江王大龙险滩从9月11日开始，科漂队队长王岩和李大放、杨欣、颜柯分别乘密封船漂过全长16公里，落差208米的虎跳峡10月22日科漂队抵万县10月24日科漂队从夔门进入三峡日下午2时30分，中国漂流勇士历时176天、经过6380公里的无机械动力漂流后，漂抵东经E121°55′，北纬N31°16′横沙岛东端的长江与东海汇合处，完成了人类历史上首次全程漂流长江的壮举。科漂队到达长江与东海汇合处长江漂流谢幕了，不谢幕的是长江漂流精神。1986年长江漂流不仅成为每一位亲历者的一段传奇经历而永世难忘，也成为中国上世纪80年代的一代人的集体记忆。中国长江科学考察漂流探险队在长江入海口处，举行了悲壮的江海祭拜仪式，鸣枪10响，并投下漂流瓶，瓶中装有写在队旗上的留言：“同志、朋友，今天是公元一千九百八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历时一百七十六天后，我们终于完成了由中华儿女首漂长江的壮举。值此之际，我们此漂流瓶，让它在大海中永远陪伴在漂流长江中牺牲的我们的队友-------孔志毅、王建军、王振、杨前明、万明，如果有一天您有幸把它打捞起来，请你尊重我们全体队员的心愿，仍把它放入大海。”1999年美国《国家地理冒险杂志》评选出全球25项最惊险而精彩的冒险活动，长江漂流探险排在第二。日《商务早报》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没有尧茂书就没有1986年的中国长江漂流探险活动；同时，也正是肯.沃伦先生将漂流探险这项惊险刺激、快乐的运动带进了中国。虽然他们都已离开了人世，但他们为中国漂流运动开展做出的贡献，人们是不会忘记的。长江漂流遇难者一、尧茂书四川乐山人，原西南交通大学电化教研室摄影员。日，只身一人在漂流长江上游金沙江段通伽峡时，不幸遇难，时年35岁。二、孔志毅湖北武汉人，原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青藏兵站5903部队营职干部，中国长江科学考察漂流探险队队员。日，在漂流长江上游金沙江段叶巴险滩时，不幸翻船遇难，时年33岁。三、杨红林河南洛阳人，原洛阳市公交公司职工，洛阳长江漂流探险队队员。日，在漂流长江上游金沙江段叶巴险滩时，不幸翻船遇难，时年32岁。四、张军河南洛阳人，原洛阳五三七厂职工，洛阳长江漂流探险队队员。日，在漂流长江上游金沙江段叶巴险滩时，不幸翻船遇难，时年35岁。五、大卫.夏普（Dave Shippee）美国人，原美国《爱达荷人》报社摄影记者，受雇于美国《国家地理》参加中美联合长江上游漂流探险活动。日，在漂流长江上游通天河段时，因高山反应引发肺水肿，经抢救无效，不幸逝世，时年28岁。六、孙志岭河南洛阳人，原洛阳机务段职工，洛阳长江漂流探险队队员。日，在漂流长江上游金沙江段中虎跳峡时，不幸翻船遇难，时年35岁。七、万明四川丹棱人，原四川《青年世界》杂志社记者，中国长江科学考察漂流探险队随队记者。日，在长江上游金沙江段中虎跳峡采访途中，不幸被飞石击中头部，经抢救无效，以身殉职，时年23岁。八、雷志云南丽江人，原金沙江水运局工人，洛阳长江漂流探险队队员。日，在漂流长江上游金沙江段白鹤滩时，被漩涡卷入江底，不幸遇难，时年24岁。九、杨前明四川成都人，原成都色织染整厂设计师，中国长江科学考察漂流探险队队员。日，在漂流长江上游金沙江段扎木滩时，不幸翻船遇难，时年32岁。十、王建军湖北黄陂人，原中国科学院成都地理所人事处干部，中国长江科学考察漂流探险队队员。日，在漂流长江上游金沙江段扎木滩时，不幸翻船遇难，时年33岁。十一、王振河南洛阳人，原中国科学院成都地理所行政办公室干部，中国长江科学考察漂流探险队队员。日，在漂流长江上游金沙江段扎木滩时，不幸翻船遇难，时年29岁。注：根据中国长江科学考察漂流探险指挥部日专题请示，四川省人民政府审核，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日以［86］民优函第312号文，同意批准在长江科学考察漂流探险中牺牲的王建军、王振、杨前明、尧茂书、万明为革命烈士。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日（后军烈字）第027号文，同意批准在长江科学考察漂流探险中牺牲的孔志毅为革命烈士。根据王振、尧茂书和万明生前的申请和志愿，经中共四川省委组织部批准，追认王振、尧茂书、万明为中共正式党员。部分文摘：《档案—长江漂流全记录》、《户外探险》马德民撰文技术支持：谢天 管晓丽 刘俊辉 吴妍三联生活周刊
长江漂流30年：为战胜美国队 死去11名队员
三联生活周刊
长江漂流30年: 被激流裹挟的年轻人
1986年的长江首次漂流，是轰动一时的时代探险，30年过去了，“长漂”这个词在媒体上已经越来越难寻觅了——长江骇人的激流、死去的11名队员、和战胜美国队的中国梦，如今只有40岁以上的中国人多多少少还记得，又正在他们的脑中渐渐湮没。
虎跳峡的僵持
几年前，李大放带了一个旅行团去云南丽江的虎跳峡参观，他是四川中国青年旅行社海外部经理，平时自己很少带团出门。
虎跳峡是国家AAAA级旅游景区，以山高谷深、雄奇险峻而闻名，成人门票65元。买票的时候，李大放悄悄问售票员：“我是1986年的长漂队员，能不能给我免一张票？”
结果，一个团的票全都被免了。虎跳峡景区所有员工都知道，这个峡谷之所以全国闻名，起因就是1986年的那次长江漂流。
时光推回到30年前，1986年9月初，虎跳峡。
科漂队已经在这里滞留了16天，长江漂流已经进行了快3个月了，第一次在一个地方停留了这么长时间，此前一路顺着源头而下的新闻报道，如今都卡在了虎跳峡。
这里是长江上游最危险的路段。虎跳峡全程16公里，落差207米，金沙江水在这里终年不停地沸腾奔流。科漂队几个月前曾来这里考察过，一名队员在枯水期时登上了江心的虎跳石，眼前的场景让他不寒而栗：“只觉得狂风吹动着身躯，水汽扑打着脸面，寒气夺人。……金沙江巨流仅从这只有十余米宽的通道上倾泻而下，形成了巨大的瀑布，简直是不可思议，可谓是举世奇观。巨石以下，水雾蒸腾，泡沫满江，水声震耳欲聋，传至数里。在上面不一会儿，愈觉得害怕，赶紧撤离。”
此时丰水期的虎跳峡只能更令人生畏：巨大的江水被虎跳石分成两股，呼啸而下，形成了两个十余米的跌水，激起的水柱浪花高达十几米——谁都能看出来，乘坐橡胶筏从这里冲下去，只有死路一条。此前洛阳队用密封船放了一条狗下去，密封船在大浪中迅速消失，再浮出来，密封口早已被大浪敲开，船体撕出来两尺多长的口子，狗也不见了。
7月在叶巴险滩群，因为密封船破裂已经死了三名队员。更早之前已经有人临阵脱逃了，一名队员最早拉着队伍偷偷提前上了源头，遇到危险又最早独自退出了：“那么危险，不漂了，祖国人民会原谅我们的。”30岁的李大放进入金沙江后，每天下水也很害怕，他说“就跟打仗一样，发令枪响，所有人一起埋头向前冲。胆子都长在队友身上，大家都下水我就跟着下水，也不可能自己当逃兵，太丢脸了”。
7月27日密封船叶巴遇险前的最后照片，船中三名队员全部遇难
只有三名队员主动报了名，但更多的队员是沉默。媒体越聚越多，最后已经有四五十家媒体在这儿守着了，对长江漂流，媒体已经长篇累牍地报道了3个多月时间。这相当于一场20世纪80年代的真人秀，记者们当然希望这里有精彩的故事。“那就是写稿的作料了。”李大放说。
科漂队在等新的特制密封船，也在僵持。又一次胶着的会议上，有一名记者讽刺队员们：“你们太撇了，都是瘪火药，你们不敢漂，我是记者我都敢漂。”
李大放一下子被激怒了：“没有人上我要上！”
“我当时年轻嘛，血气方刚，受不了被别人小看，之前都漂了那么长的路了，你还敢小看我们？”
9月9日，密封船到了。9月11日中午临行前，指挥部当众念了李大放母亲的家书：
如果你们信任我的儿子，把冲锋的任务交给他吧！如果他为国尽忠了，他哥哥已经做好了准备。尽管孩子是母亲所生，但他们是国家的，是祖国母亲的。当国家、民族大业需要他们、呼唤他们时，就让他们去吧！
几天后的媒体报道里这样评价这封信：“生命、母爱，如果在民族大业面前，已不足轻重。”
下水前，李大放把信要过来，第一眼就变了脸色，但什么都没说——他一看字迹就认出来了，这封信是他哥哥写的。
“最后的伟大征服”
30年前的那场长江漂流，一共持续了5个月时间，中美队、洛阳队、科漂队三个队伍共有11名队员遇难。
一切的缘起都是因为肯·沃伦，一名被中国媒体称为“世界漂流探险家”的人，1985年，他与国家体委下属的中国体育服务公司签订合同，要来中国做长江的首次漂流。
1985年，肯·沃伦来华做长江首次漂流的消息激起了长漂热。沃伦领导的中美队全套设备都从美国空运而来，队里有三名中国队员，他们的船上都竖着中国国旗
美国人要首漂长江的消息，让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人无法接受。西南交通大学电教室摄影师尧茂书发问：“漂流长江这条东方巨龙，为什么不能由‘龙的传人’首开序幕？”1985年，尧茂书为抢在美国人之前，自己独自从长江源头开始漂流，在进入金沙江后遇难。
日，《四川日报》头版以《长歌祭壮士》一文高度赞扬了尧茂书的行为，作者戴善奎感叹道：“为理想千金一掷，终至献身，这是何等可贵的‘当代人品格’！”
“那时候‘文革’刚刚结束，人们刚刚能吃饱肚子，整个社会长期僵化，各方面刚刚开始放松，肯定要反映在新闻媒体上，谁也没听说过这种英雄主义的故事。”赵坚和戴善奎是同事，当时他们都是《四川日报》的年轻记者，后来一起参加了长漂。刚刚参加工作，大家都想写出一鸣惊人的大稿子。《四川日报》此时只有四个版，七八千万人的一个省就看这么几张版面，头版上的这篇文章，立刻引起了轩然大波。
《长歌祭壮士》结尾的一句是：尧茂书在长江的浪头上“前赴”了，然而，他的浩气永存斯世。
这一句引出了无数的“后继”者，全国各地的年轻人要求继续尧茂书的长漂，并且，必须要抢在美国人之前。
事实上，肯·沃伦在探险界并没有什么名气，今日搜索他的英文信息，会发现几乎全都跟1986年的这次长江漂流相关。他在美国经营一个“肯·沃伦野外探险公司”，用当下的话语讲，肯·沃伦只是一个从事商业探险活动的美国中产阶级。
30年前的美国，漂流已经是一项成熟的商业活动了。国家体委工作人员禇斯鸣在1985年去美国接受了肯·沃伦的漂流培训，他发现当时美国东部每年就有超过100万人次参加漂流活动，其中75%是有组织的。像肯·沃伦这样的商业公司会承包河段，“就像今天的北京汽车牌照一样，都是有配额的，比如一条河旺季时每天可以100人下水，几家公司分配这个名额。肯·沃伦属于这条河道的开拓者，等他老了，就可以把额度卖掉换作退休金。”
肯·沃伦到长江漂流，一是为了探险，二是为了开发长江旅游，他如果成功漂完长江，今后就可以带美国人过来做商业探险，此次培训的中国队员未来能在旅游里帮他做桨手。
同一条长江上，中美两方完全是在做不同时代的对话。
因为呼声太踊跃，日，由中国科学院成都地理研究所牵头，在四川成都成立了中国长江科学考察漂流探险队（简称“科漂队”）。河南洛阳8名青年自发组织、自筹资金又组建了中国洛阳长江漂流探险队（简称“洛阳队”）。两支队伍都在肯·沃伦来华之前一个月，抢先在长江源头下了水。
李大放此前是四川德阳的一名中学历史老师，正打算要辞职，还没找到下家，看到招募赶紧报了名：“想借这个机会看看别人看不到的东西。”
队伍里大多是在“文化大革命”中长大的青年工人，李大放是少见的大学生。整支队伍都笼罩在一种亢奋的爱国主义情怀之中，相比之下，他的目的显然不纯粹：“我出去募捐、跟别人宣传，也都是说中国的母亲河要由中国人第一个漂。我的动机太个人主义了，不能暴露出来，只能装在爱国主义的大口号下面。”
1986年6月，长漂开始之后，中国的两支队伍每天都在抓紧时间赶进度，生怕被中美队超过。李大放提了几次能不能上岸去周边转一转，说了几次，没人理会，也就不说了。
李大放旧照
也是因为赶进度，科漂队并没有留下什么视频资料，现在大家能搜到的漂流视频基本都是美方留下来的，中美队随队带了一个摄制组，拍摄探险和长江上游两岸的自然风光、民俗、文化，未来会制成两小时的专题片，卖给美国全国广播公司（ABC）。
“就跟现在的制播分离一样。”禇斯鸣讲起昔日中美队的运作模式，已经能跟现在的中国产业一一对应上了。肯·沃伦夫妇是拉赞助的高手，那些被中国队羡慕的漂流船、全套高科技的装备，在妻子简·沃伦的书中都有赞助商明细：防水电台、相机防水罩、煎锅、睡袋，甚至是沿路“送给孩子的玩具”，都有不同的出处。其中必胜客的创始人之一鲍勃·齐斯霍姆（Bob Chisholm）还捐助了5000美元，交换条件是让肯·沃伦帮他弄一张西藏的狩猎许可证。
中美队在7月21日下水，中国桨手三名桨手此前集训了大量漂流知识：橡皮筏怎么打气、保养、修补，日头太毒要放多少气；喝的水要用过滤器过滤，从碗到锅怎么一层层嵌套固定在船里节省空间；遇到大浪团队要配合，几个人划桨，谁要到船头压重……禇斯鸣出发之前没想过长漂的成功概率：他充分信任肯·沃伦的技术能力，二十出头的年轻人不知道长江真实的面貌，也从未想过“死”这件事。
沃伦夫妇一直在怀疑两支中国队草草上阵的安全性，为了抢进度，中方在最佳漂流期的前一个月匆匆下水。“我们理解，并且非常尊重中国人因为历史原因，在这件事上展示的爱国主义情怀。”但是在两位资深漂流运动从业者看来，“中国队成功的概率几乎等于零”。
9月初，中国的两个队已经率先到了虎跳峡，此时中美队才刚刚进入金沙江。双方不知道彼此的确切位置，但禇斯鸣此前勘察过虎跳峡，水太大了，美国漂流通常急流按难度被分为“I”到“VI”级，在上游就已经出现过超出VI级的水域。
美国队最终没有机会真正到虎跳峡去做决定，禇斯鸣现在判断，按照漂流运动的衡量标准，虎跳峡，美国人是不会漂的。
洛阳队和科漂队的队员跟美方从始至终都没有直接接触，洛阳队王茂军的漂流日记中写道：“我们和他们比什么呢？比器材、设备，是天地之差；比资金，是乞丐与富翁；论经验，我们一点没有，无任何先例可循，每走一步，对我们来说都是创造。我们只能和他比勇气，比天时、地利、人和，要笨鸟先飞。”
洛阳队已经确定了要先漂下去。《渡口日报》一位女记者劝王茂军：“不要被不负责任的记者们煽动，你们能过就过，不能过就绕着走，人们会理解的。”王茂军回答他，漂虎跳峡是自己情愿，如果死了，就死得其所。
女记者拿了一个本子让洛阳队写几句话。王茂军提笔写下：“长江巨澜/积之于涓涓细流，中华振兴/有待于万千黎原。”
王茂军也让女记者给她签个名，对方却只写了一句：“愿上帝保佑你们！”她告诉王茂军，自己没有豪言壮语，只能默默地祝福他们。
王茂军当时就愣住了：“她走后，我又想了半天，是我太华而不实，尽喊空洞的口号，还是她世界观有问题？”
中国式漂流船
9月11日，1时35分，步话机传来指挥部下水命令，科漂队队员王岩、李大放乘坐“中华勇士号”红色飞碟式密封船，在欢呼声中向虎跳峡漂去。
密封船最早是尧茂书的设想，他曾经想过把两条敞篷船扣在一起，人躺在里面漂流。肯·沃伦并没有这样的船，中美队队员张继跃觉得密封船是个笑料：“所有玩漂流的都会问这是什么啊？从行业角度是开玩笑的，这不是一个范畴里的东西。”
中美队队员张继跃每天依然坚持跑步健身，他开了一家户外探险旅行社，接待欧美和日本游客来华探险
人一旦进入密封船，就完全失去了对船体的操控。7月27日冲击叶巴滩时，密封船在跌水下不停打转，在船里的三个队员不知道外边发生了什么事，水在不停地绞，直到巨浪把密封船打烂了人才被冲出来。队员孔志毅已经被晃昏了，大家眼睁睁地看着他毫无知觉地消失在巨浪中，队员张军和杨洪林被江水吞噬，至今都没找到尸体。
2时26分，李大放和队长王岩乘坐的密封船冲进上虎跳峡口，船舱内漆黑一团，只有一个手电照明，有一个对讲机跟外界联系，两个人共用一个用汽车内胎做的氧气袋。密封船从近8米高的虎跳石侧面跌下，顿时就像“进了洗衣机一样‘砰砰砰’地撞”。围观者看到小船几次陷入滚滚白浪，几秒钟后又冒头出来。密封船被翻倒、被撞击、被激流冲过了两道十几米的大跌水。捆在船外的汽车内胎被打掉了一个，舱门已经撕开了一个几厘米的口，水已经开始涌进来了，但好在，整个过程不到一分钟，冒险就结束了。
“李大放、王岩被拉出舱口，李大放高呼：‘我们胜利了！’王岩壮志未酬地说：‘我还要冲满天星！’有记者和队友关心地问他：‘是否想到过死？’他说：‘想过是真的，不想才是假的。不能怕死，怕死就冲不出虎口。’”（资李申：《他们是怎样征服“上虎跳”的》，日，《科学报》1版）
在后期进过密封船的科漂队员吉胡·阿莎，在自传里描述过对密封船真实的恐惧：“如果要说在长漂中最恐怖的时候，我可以说不是在水上，也不是在疫区，而是独自走进密封船的时候……全身蜷在橡胶味道之中，让我感受到了什么叫最恐怖——以至于我以后的噩梦环境都发生了我被活埋在黑暗之中。”
李大放这30年里，反复有人问他当时到底怕不怕死：“漂的时候我心情非常平静，根本不去想可能一下就起不来。”他念念不忘的是记者骂他们“孬种”的刺激：“后来还有记者说，在密封船里面，懦夫和勇士都是一样的。但事实上就算给你密封船，你要有相当的胆量才敢进去。”
1986年，成功漂完金沙江上虎跳后，科漂队队员李大放被兴奋的人群拉出密封船，高呼“我们胜利了！”
李大放下水的前一天，9月10日，洛阳队已经抢先成功漂过了上虎跳。
9月12日，洛阳队郎保洛、孙志岭两名队员冲击中虎跳，仓促准备的密封船被大浪打破，孙志岭遇难，郎保洛逃生上岸，被困在悬崖下的一处凹窝内。次日，24岁的记者万明在报道郎保洛被困事件时，发稿路上被山石砸中，当场身亡。
4天后，9月16日，郎保洛被成功解救。一年后，在1987年的黄河漂流中，郎保洛等七名队员遇难身亡。
就在营救郎保洛期间，肯·沃伦9月13日在巴塘宣布中美队解散：由于漂流到四川白玉县境内河段，遇到密布的险滩和特大的激流，船只损坏严重，无法按原计划抵达宜宾。
早在8月3日，中美队一名随队记者大卫·夏普因为高原反应引起肺水肿，病逝于通天河河畔。“就是因为大卫的死，又听说中国两个队已经在下面死人了，所有人都开始害怕了。”这一点跟李大放一样，禇斯鸣在长江上没有跟队员讨论过怕死的事情：“这太私密了，你说的话是想影响别人，给自己加分的，人在这种状态下都是演员。”
科漂队里，有人为了逃脱最危险的路段，把手包起来假装受伤，依然在积极地喊：“上！上！上！”——伤员是不可能上战场的，这跟战争时期是一个道理。中美队的反应是频繁出现的争吵，队员说肯·沃伦的领导能力有问题，说队员之间有性格冲突，指责摄制组不帮忙干活儿，互相怀疑对方偷吃食物……禇斯鸣知道，越来越激烈的争吵都是表象，所有人实际上都是怕死，想掩盖自己的恐惧。
“大家来都是商业合作，是为了探险，没想把命搭上。”队伍已经分崩离析了，先有三名桨手和一名医生离队，又有三条船被激流划破无法修补。中美队最后弹尽粮绝，像个牛仔一样始终独来独往，不太会稳定队伍的肯·沃伦自己离开了队伍，中美队十几个人分成了三路，先后弃船求生。最终，三组人几天后居然同时在巴塘汇合，前后相差不到一小时。
肯·沃伦知道丢盔卸甲的这支队伍无法继续漂流了：“现在我们都清楚了，我们对这条江的认识是远远不够的，在这条江上，不管什么人，单靠勇气、毅力、技术是不够的，要更多地认识它，了解它。另外，在不同的河段采用不同的漂流器材是十分重要的。”
出了虎跳峡，一切就已经开始不同了。
张国宪是中途加入科漂队的队员，他此前是成都印染厂的设计师，给科漂队设计了印有“中国”大字的队服，之前他以为漂流队的队员都是高高壮壮的，见面才发现：“撇得很，这群人能漂，我有啥不能的？”
张国宪为科漂队设计了统一的户外服装，也因此加入了科漂队
但从长江上越往下走，这群在他眼中没什么出奇的队员们，在外界的形象越来越高大起来。
沱沱河、通天河的藏民们很难理解这几支漂流队，洛阳队跟藏族工人费劲口舌，对方仍不明白漂流有什么意义。租汽车时，北京籍的个体户对花重金漂流十分不理解：“2万元买成肉，在家能吃几年！”最后谈妥价格，老司机还要吆喝一句：“我赔着本儿送你们去爱国。”
在金沙江漂流时，西藏一侧的居民没有报纸、电台，更没有电视，李大放明显感觉到，巴塘县的迎接是上边安排的，政府人员都不怎么积极。“越是闭塞的地方对我们反应越是平淡。只有到了通讯发达、文明的地方，我们受到了盛大的欢迎。我们到的第一个大城市是渡口，万人空巷，确实可以那么讲。”
渡口市，就是今天的攀枝花。张国宪上岸时，浑身脏兮兮，满脸都是大胡子，岸上迎接的学生们热情地冲过来，紧紧抱住他的两只胳膊，张国宪被架着一下子反应不过来。“他们看我都是一种崇拜的眼神，我都不明白他们在看啥子，看外星人吗？又不是从南极回来的。”
科漂队漂过宜宾，之后的长江通航路线上已经没有什么难度了，所迎接的只有山呼海啸的欢迎。到南京时，欢迎仪式上前国家女排队员孙晋芳也出席了，她对科漂队说：“你们的成绩跟我们当年五连冠一样，都是壮举。”
张国宪印象最深刻的是在重庆体院，队友们在主席台上声情并茂地做报告，他坐在观众席里跟运动员们聊天。“你们好了不起哦，好羡慕你哦！”邻座年轻的运动员看着张国宪，满眼都是真实的憧憬：“我们这一辈子可能都得不了冠军，你们几个月，就挣了这么大一个冠军！”
“那个时候真的是举国狂欢，真把大家当作了胜利归来的壮士，把我们的虚荣心激起来了。”李大放这时已经彻底不能再讲自己“出来玩玩”的动机了，媒体已经把这件事塑造成了弘扬爱国主义、发扬民族精神的调子。“境界都是庞大的宣传机器造出来的，队员也体会到其中的好处，就勉为其难接受了嘛。”
李大放做了大半年的报告会，北京、辽宁、天津、四川……各地巡回做报告。漂了下虎跳峡的队员杨欣，回到攀枝花电厂就涨了两级工资，被选为团中央“十二大”代表；科漂队队长王岩，漂了上中下虎跳峡，被推举参加了中央电视台国庆37周年联欢晚会。戴善奎因为200多篇关于长漂的连续报道引起全国反响，获“全国好新闻一等奖”和“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等回到重庆老家，邻居见到李大放就叫：你娃儿还活着回来了嘛！李大放才知道，听说了虎跳峡的那封假家书，李妈妈把大儿子臭骂了一顿：“我二儿死了我就要找你算账！”
“她怎么可能容忍自己儿子去死呢？”过了这么多年，李大放没跟哥哥说那封信的事。他不怨恨哥哥，在那种环境下，“哥哥也是受了舆论炽热的裹挟，并不知道真正身处其中的人是什么感受”。
“我在巴塘时接到我哥的电话，你想想我哥费了多大劲，把电话从重庆摇到藏区，再摇到了乡上，你想想那得花了多大力气？”
“我哥哥很激动，说全国都在关注你们！电话里叽里呱啦讲了很多大话。我当时听了心都凉了：你懂啥子？我这下水有可能就要死！”
“但我当时又不好说这个。我哥哥是跟着报纸看热闹，占了一个山头又一个山头，觉得这个仗打得好！他没想到下面尸骨遍野。”李大放说。
2016年6月末，我跟李大放约在成都一家商场里见面。他个头不高，外表普通，坐在熙熙攘攘的咖啡馆里并不起眼，在这里讲30年前的长漂，聊着聊着总觉得有点尴尬，每一个词都跟周边的环境格格不入。
李大放带我去了张国宪的工作室，长江漂流之后，李大放去了中青旅工作，张国宪先调到报社做摄影记者，又在90年代的下海大潮里，出来开了一家视觉设计公司。大多数科漂队的队员都换了工作，又多多少少跟长漂有关系。这些年媒体最常采访杨欣、杨勇、冯春三人，长漂后分别转行去做了非政府组织、民间地理科学家、职业漂流探险家，都在围绕着长江工作，他们夏天都不在成都，这正是出野外的时间段。
还有一些人假托自己不在，事后我才知道，前几天刚刚有媒体采访冯春，“90后”的记者问了许多科漂队、洛阳队之间的竞争和矛盾。这些尖锐的问题让冯春很不满，在微信群里提醒大家，只接受正面报道，不要说负面内容。
30年前的媒体宣传话语，已经给这场漂流定下了调子，就像杨欣在电话里对我讲的那样：“以国家为重、以民族为重，为了这些能献出生命的精神——现在我们缺少的就是这些东西。长漂最后的结果不在于技术，而在于精神，通过这个唤起一种精神、唤醒了一代人，给人感觉是只要我努力，就能获得成功。”
年复一年，大家依旧延续着报告会上的说法，爱国主义、民族主义、怀念80年代。这30年里科漂队发出的声音最多，洛阳队几乎杳无音信：他们大多数主力队员都在1987年6月的黄河漂流里遇难了，7月国务院就颁布了《关于加强江河漂流活动管理的通知》，要求管理各种自发组织的漂流行为，“各新闻单位对未经批准的漂流探险活动，不得公开宣传报道”。
死去的人更不会说话。那些在长江上消失的人，也永远地沉默了。
张国宪前些年一直在照顾队员杨前明的母亲。1986年，杨前明是跟着好友张国宪一起参加科漂队的，出发前还有同事开玩笑：你去，去之前我们把追悼会先给你开了！
杨前明死后，杨妈妈听说了这句玩笑，一直耿耿于怀。独子早逝，杨前明的父母离了婚，老妈妈沉浸在悲伤中一直出不来，去汶川县南部的映秀镇出了家。
杨妈妈自己住在山上的一座小庙里，偶尔有游客会过来烧烧香。有一年，一群游客来烧香，其中一位女游客跟杨妈妈寒暄了几句，问老妈妈为何自己住在这里。
杨妈妈告诉她：“我是成都的，我儿子1986年参加长漂死了，剩我一个人，就出家到这里来了。”
女游客突然不吭声了，再一看，她已经满脸都是泪水。
“杨妈妈也很惊奇，这个女娃娃怎么这么大反应？一问才知道，这个女的是王振的老婆，是跟杨前明同一条船出事的。”
——日，科漂队大队伍已经漂到了南京，一路鲜花掌声马上就要胜利抵达上海了。队员杨前明、王建军、王振返回金沙江莫丁大滩补漂，以实现“一寸不落”的长漂诺言。船过莫丁大滩后，因水流湍急，无法靠岸，在继续下漂时，三人在扎木滩落水遇难，至今没找到遗体。
“当时女孩已经怀起了娃娃，王振死了，她就把娃娃打了。”张国宪听到杨妈妈讲这个故事时，自己也听哭了，“我觉得这个事情多巧的。女游客喊她杨妈妈，还给她写信，后来也中断了联络。”
2008年汶川地震，映秀灾情严重，山上的庙子整个垮了。杨妈妈当时在成都，幸运地躲过一劫，但寺庙里杨前明所有的遗物也随之消失了。受此打击，没过几年，杨妈妈就去世了。
30年过去了
30年之后，长江漂流在媒体上露面的次数越来越少了。“你为什么还写长漂？”每个采访对象一坐下来都要问这个问题，随后又是同样的一句话：“长漂不好写，故事太多了，你一篇文章写不完。”
沃伦早在1989年就去世了，回到美国后，肯·沃伦因为大卫·夏普的死，和未完成的商业合同，陷入了不断的官司，最后自己的漂流公司也被迫破产。虽然官司都以他的获胜告终，但这个身高1.9米、体形强健的运动员长期处在心力交瘁之中，一个下午，在修剪草坪时，肯·沃伦因心脏病突发去世。
长漂对这个时代有什么意义？
对肯·沃伦来说，留下的意义只有悲剧。禇斯鸣已经到了肯·沃伦的年纪，他现在北京宋庄经营一个园区，看起来要比同龄人年轻许多，但因为高血压，每天要吃降压药。“我已经59岁了，哪能像沃伦一样再去冲击长江。”他觉得30年前的沃伦抗击的是命运，“小人物的无用挣扎，再努力，在自然面前也微不足道”。
中美队队员、今年59岁的禇斯鸣已经到了肯·沃伦当年长漂时的年纪，他把沃伦的失败定义成一个梦想家的悲剧
张继跃一直在做户外探险旅行社，在他看来，肯·沃伦那个漂完长江，再漂雅鲁藏布江，一路开通旅游到恒河的计划完全是天方夜谭：这条经过中印之间的线路，根本不会让外国人从这里顺流而下。
更何况，长江也变了。金沙江已经被水坝彻底改变了模样，叶巴大滩附近正在修水坝，过不了几年，第一次密封船事故的区域将会变成一片平湖。杨欣对长江源头的情况了解得更多：“长江漂流是历史上长江的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现在的长江已经不可能实现全程漂流了，因为层层水坝已经阻隔了长江。1986年的长漂已经成了千古绝唱。”
科漂队现在有个微信群，一群平均年龄已经60岁的队员们经常在里面聊天。这支队伍的成员都有不同的来历，队员从一开始就有各种各样的分歧，整个长漂笼罩在英雄主义情怀下，很多冲突后来已经被抹平了。有几次提到当下的新闻热点，大家吵得不欢而散，后来就再也没人提了。
科漂队员很多人取得了世俗意义上的成功，也有人一直在长漂的旧梦中走不出来。
虎跳峡景区里现在还有一个小博物馆，正是那名最早离开长漂队伍的队员开的。这名队员后来又组织了珠江漂流、黄河漂流，但他始终也都不是主力队员，没有亲身经历过最危险的江段，其他队员最不能理解他，也不明白为什么都到了今天，这个人还在孜孜不倦做长漂这个工作。那个小博物馆孤零零地矗立在景区内，小馆长一直活在过去的岁月中。
科漂队有一个更正式的博物馆，2013年6月，长江漂流纪念馆在成都大邑县建川博物馆内开馆。我去的时候正是盛夏，工作日来参观的游客不多，一小时内，只有几个小学生飞奔进来，转了一圈，不明所以地走了。
玻璃柜里的橡皮筏已经落了厚厚的灰尘，纪念馆里的展品都是科漂队员们捐赠的，没有洛阳队和中美联合队的实物展品。
征集展品时，大家跟李大放要那封虎跳峡家书，他一直到最后也没有拿出来。“信是假的，我怎么可能展览这个？”
纪念馆仍然挂着一张照片，上面是在媒体的长枪短炮的簇拥中，一个男青年正在读着什么。图片说明是：冲击上虎跳峡前，科漂队现场指挥部的资李申向队员宣读李大放母亲的一封来信，信中母亲为儿子漂流鼓劲打气。
（本文节选自2016年第29期杂志——《法理、政治与善恶选择：聂树斌案再审之价值》中《那群30年前，在长江激流中搏命的人》一文;感谢实习记者杨文轶对本文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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