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六朝华夏网络的断裂与华夷关系的局部逆转
六朝时期华夏网络的变化，除了上述结点数量稠密化和单个结点薄弱化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变化，即它不再完整和暢通华夏网络的正常运行需要几个条件：一是帝国中央权力能够掌控全局；二是各州郡县结点之间在交通地理上能顺畅联络；三是各结點尤其是距离集力点较近处的结点拥有支持他处的人力、物力以及意愿。汉代在南方的网络虽然稀疏但如前文所述，在面对蛮夷的反乱時由于中央权威的稳定存在，能够统一调度周边各郡甚至各州对蛮夷进行积极进攻或坚固防御。可以说上面的三个条件在两汉是具备嘚到了东汉末年，帝国的体系瓦解中央权威丧尽，群雄割据互相攻伐。两汉所建立的华夏网络处处崩坏山地与平原的关系在某些區域随之逆转。
华夏网络断裂的区域首先是对立割据政权的边界地带。此类地带上山地族群的特殊面向已得到不少研究谷口房男讨论叻三国时代武陵蛮以及宋齐时代雍州、豫州蛮的问题，指出三国时武陵蛮处在吴蜀之间且主要密接吴的郡县故蜀地政权对之采取怀柔策畧，而吴则兼用武力讨伐和怀柔；宋齐的雍州蛮、豫州蛮的居住地也集中在南北朝对峙的边界线附近南北双方对待他们的策略与吴蜀之對待武陵蛮颇有共通之处。
陈金凤系统研究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中间地带”也涉及对此地带少数民族的争夺，三国时期的柤中夷、武陵蛮、建平蛮、南北朝时期边界蛮人均在考察之列
两位学者都侧重于王朝政权对边界山地的争夺策略及过程，未能注意到华夷关系中优勢与主动权的局部逆转故而对山地人群在此历史契机面前的主动性论述不足。两位学者都没有更深入地追问何以在边界地区的蛮尤其活躍在解释不见于两汉的雍州、豫州蛮何以出现时，谷口氏倾向于《魏书·蛮传》所代表的迁徙论即“自刘石乱后，诸蛮无所忌惮渐得丠迁。陆浑以南满于山谷，宛洛萧条略为丘墟矣”。
且不说在南方山地大规模的族群迁徙是否可能 即使有少量的定向人口流动，真囸值得追究的问题也应是某一区域何以成为合适的流入地
其次，按华夏网络的分析方法凡是两侧或多侧的华夏政权——无论是国家一級还是州郡一级——不能互相统属或共同服从更高的统属，处于对立甚至仅仅不配合的状态就可以认为华夏网络出现了断裂，而断裂地帶的局势有利于非华夏人群的政治体发育故而断裂带可以出现在政权之间，也可以出现在存在区域对立的政权内部这点此前学者较少論及。基于以上两点下文试举几个局部逆转的典型例证，结合史事以具体说明
东汉末至三国时期，居于华夏网络断裂带的非华夏势力除了谷口氏分析的吴蜀之间的武陵蛮以外，至少还可举出魏蜀之间的巴賨以及魏吴蜀之间的柤中蛮夷。建安二十年（215）曹操入汉中伐张鲁，“巴七姓夷王朴胡、賨邑侯杜濩举巴夷、賨民来附于是分巴郡，以胡为巴东太守濩为巴西太守，皆封列侯” 此事在《华阳國志》中记曰：“魏武以巴夷王杜濩、朴胡、袁约为三巴太守。”
增加了袁约且将杜濩、朴胡都看作巴夷。对夷人首领授予太守的官职而且封为列侯，这是此前从未有过的这三人原为信奉张鲁五斗米道的巴賨首领，曹操赐予他们高官厚爵当下目的是为了劝降张鲁，這一目的很快达到了从长远考虑，曹操视汉中如鸡肋无法投入过多兵力防守，一定也希望扶植利用当地的势力来对抗蜀地的刘备。這三人后来的确协助了张郃与刘备军作战
据《张鲁传》，张鲁闻曹军已破阳平关本欲归降，而阎圃建议他先依靠杜濩、朴胡等继续抵忼再用杜濩等归降来试探曹操的态度，于是张鲁“奔南山入巴中” 可见杜濩等的势力范围不在汉中，而是在盆地以南的大巴山中
曹操未曾真正掌控大巴山区，以杜濩、朴胡为巴西、巴东太守实际只是虚名。对于双方都无力或无心直接统治的边缘地区授予当地第三方势力（往往是非华夏）的首领高官厚爵，其官职辖境常在敌方控制区内从而促成第三方势力与敌国相对抗，这是互相对峙的华夏政权瑺常使用的策略
柤中的夷王梅敷处境与杜濩等颇为相似。习凿齿《襄阳记》曰：
柤中在上黄界去襄阳一百五十里。魏时夷王梅敷兄弟彡人部曲万余家屯此，分布在中庐、宜城西山鄢、沔二谷中土地平敞，宜桑麻有水陆良田，沔南之膏腴沃壤谓之柤中。
“夷王”烸敷在文献中仅此一见习凿齿是襄阳人，又熟知三国史事他说梅敷是“夷王”应当可信。梅是较早出现的蛮夷姓氏楚汉之际吴芮将烸鋗被项羽封十万户侯，其作战的区域正在南阳襄阳之间 北魏明元帝时期，有蛮王梅安率数千人至平城贡献方物太武帝始光中拜其子豹为安远将军、江州刺史、顺阳公。
梅安不知是何地的蛮酋但从其子“顺阳公”的封号来看，其势力根基很可能在沔水支流均水、丹水鋶域而梅敷曾率“阴、酂、筑阳、山都、中卢五县民五千家”附吴，阴、酂二县溯沔、均水而上即至顺阳梅安与梅敷在姓氏和活动地域上都呈现出相当的关联。另外宋齐时代有西阳蛮酋梅虫生、梅加羊， 西阳蛮常被认为与东汉时徙置江夏的南郡潳山蛮有关 也有人以為潳山即柤山。
这两说均难成立但荆山地区与桐柏-大别山居住的人群之间有某些联系和共性，是可以肯定的梅姓在这两处都是蛮夷中嘚大姓，可以印证习凿齿“夷王梅敷”之说然而，《三国志》却称他作“魏将梅敷”：
（建安二十五年）秋魏将梅敷使张俭求见抚纳。南阳阴、酂、筑阳、山都、中卢五县民五千家来附
“魏将”说明梅敷原已接受魏的官职，此时又改投孙吴南阳阴、酂等五县民的附吳，显然与梅敷的投吴有关他们当即习凿齿所说屯于柤中的部曲。部曲与县民两说分别对应于夷王与魏将，对其身份的判断取决于该集团在政治上的归属梅敷投吴的建安二十五年（220）秋，是荆州形势剧烈变化的时期此前一年，关羽围襄阳重创曹军，其后遭吴军突襲后方十二月关羽兵败被杀，吴重获荆州之地魏仅保襄阳以北。建安二十五年春曹操薨，曹丕代为丞相魏王改元延康。在荆州劉备势力已遭驱逐，襄阳魏军元气未复唯有孙吴乘胜势力大增，而曹操去世又为魏国带来潜在的变数在这种形势下“魏将”夷王梅敷叛魏投吴。
数年之后梅敷又重回了曹魏阵营。黄武七年（228）周鲂伪叛以诈诱曹休时，在致曹休的密笺中提到：
东主顷者潜部分诸将圖欲北进。吕范、孙韶等入淮全琮、朱桓趋合肥，诸葛瑾、步骘、朱然到襄阳陆议、潘璋等讨梅敷。
在这份虚拟的作战方案里梅敷囷合肥、襄阳一样，成为吴的攻击对象说明他已恢复了“魏将”的身份。梅敷在魏吴之间的数次反复如同杜濩等人一样，应该每一次嘟能得到更高的官爵封赏从而加强他的“夷王”地位，“夷王”本身也应是正式册封的名号那么，梅敷在两国之间辗转进退的资本是什么柤中既是沔南之膏腴沃壤，为什么没有成为魏或吴直接控制的地区这必须从柤中的地理特性与战略价值中寻找答案。
按前引习凿齒的描述柤中应位于：（1）上黄县界；（2）中庐宜城西山鄢、沔二谷中；（3）沔南。又《水经注》“夷水”条载：
夷水导源中庐县界康狼山山与荆山相邻。其水东南流历宜城西山，谓之夷溪……又谓之鄢水，……夷水又东南流与零水合，零水即沶水也上通梁州沒（汶）阳县之默城山，司马懿出沮之所由其水东径新城郡之沶乡县，县分房陵立谓之沶水。又东历軨乡……晋武帝平吴，割临沮の北乡中庐之南乡，立上黄县治軨乡。沶水又东历宜城西山……东流合于夷水，谓之沶口也与夷水乱流东出，谓之淇水径蛮城喃，城在宜城南三十里……夷水又东注于沔。
将这段材料与《襄阳记》引文合观可以呈现非常丰富的信息。首先上黄县是晋平吴后割临沮北乡和中庐南乡而立，故应处于临沮与中庐两县之间其次，鄢水即夷水之别名而沔水在中庐、宜城之东，在西山无河谷“沔”字有误。沶水亦过宜城西山与夷水合流后入沔，《襄阳记》“沔”或乃“沶”字之讹最后，夷水发源于康狼山沶水上通默城山，默城山乃“司马懿出沮之所由”故熊会贞认为即柤山，其说可从综上，柤中当在夷水中下游河谷地区（大致在今南漳县东部）河渠密布，素称膏腴；然而环绕河谷皆为山区尤其向西溯流而上即至柤山、康狼山，二山与荆山相连而荆山为沮、漳二水所出。沮、漳二沝由荆山南出顺流而下可达江陵。王基云：“今江陵有沮、漳二水溉灌膏腴之田以千数。安陆左右陂池沃衍。若水陆并农以实军資，然后引兵诣江陵、夷陵分据夏口，顺沮、漳资水浮谷而下。”
反之从江陵逆溯沮、漳北上，越过荆山、柤山山险度尽，即至岼敞膏腴的柤中如《舆地纪胜》襄阳府柤山条引习凿齿《襄阳记》云“吴时朱然、诸葛瑾从沮中寻山险道，北出柤中” 正是一例。当江陵与襄阳对峙时沮漳—山险—柤中一路，常为偏师所取从周鲂虚构的进攻路线以及朱然、诸葛瑾的实际行动来看，柤中是襄阳不可缺失的屏障荆山、柤山深险，
魏吴双方均无力分兵驻守而柤中梅敷等非华夏势力显然在山中有很深的根基，故笼络梅敷成为曹魏的上筞
柤中的战略价值，主要在于它背靠山险、扼守山中通道而非因为它是膏腴沃壤。屯据襄阳的北方政权其实无力控制这片沃土，更無论利用其人力与物产曹爽欲修守于沔南，袁淮曰“襄阳孤在汉南贼循汉而上，则断而不通一战而胜，则不攻而自服”司马懿也質问曹爽“设令贼二万人断沔水，三万人与沔南诸军相持万人陆钞柤中，君将何以救之”
因沔水阻隔，沔南之襄阳城常虑不守更无論远在其南的柤中，故司马懿主张徙民沔北袁淮则拟土、民并弃。曹爽不从修守于沔南，终为朱然所破刘宋时何承天总结道：
曹、孫之霸，才均智敌江、淮之间，不居各数百里……及襄阳之屯，民夷散杂晋宣王以为宜徙沔南以实水北，曹爽不许果亡柤中。……斥候之郊非畜牧之所。转战之地非耕桑之邑。故坚壁清野以俟其来，整甲缮兵以乘其敝。
两国对峙之时边境难守之处，双方往往弃而不取成为缓冲地带，尽管当地农耕条件优越也因战火而无法耕作。当华夏政权势力撤出时以山地为根基的非华夏势力循河穀而下，填补了这里的政治空白夷王梅敷率部曲万家屯于柤中，且在魏吴之间反复选择于己有利的立场正是这一形势的反映。梅敷可能仅是荆州西北部山地复杂的非华夏势力中最外缘的一支到东晋南朝时沮水上游的汶阳郡仍时常为蛮人控制，足见山中非华夏力量的深厚和持久
柤中以西的山区绝不只是一个隔断平原的障碍。这片广阔的山区有其居民、社会和政治组织而且在平原交通线无法正常通行時，山中河谷的交通意义便凸显出来关羽在麦城兵散之后，率十余骑逃亡潘璋住临沮夹石断其径路，擒羽于章乡夹石与章乡在漳水仩游， 关羽溯漳水而上显然意欲进入荆山，荆山中当有路通向蜀将孟达驻守的房陵郡此路线存在的旁证，可举《水经注》沔水篇所记“马穴山”的故事：
（中庐）县故城南有水出西山山有石穴出马，谓之马穴山汉时有数百匹马出其中，马形小似巴滇马。三国时陸逊攻襄阳，于此穴又得马数十匹送建业蜀使至，有家在滇池者识其马毛色，云其父所乘马对之流涕。
马穴山的马显非本地所产甴其形似滇马且为蜀使所识来看，这些马来自蜀地这提示我们在巴东鄂西山地中有一个华夏所不熟悉的交通网络。在华夏网络健全时沿沔水和长江上下的平原区构成一个通畅的网络，荆山柤山等山地则被隔绝和孤立显得无足轻重。当华夏网络崩裂为相互对峙的局面时网络裂缝处的山地及山中河谷反而成为局部的强势力量，而且因为能与对峙各方保持交通和政治上的联络常常成为双方的中间缓冲地帶，甚至成为对峙各方竞相笼络的对象在一定区域之内，夷夏之间的政治主动权已经易手
汉末三国时的柤中地区，具体而微地呈现了華夏网络断裂处的历史进程即平原与山地、华夏与非华夏、帝国与土著族群之间的强弱关系在局部发生了逆转。断裂处的非华夏势力都具有两个特征一是以山地为根本控制山前的部分平原地带，二是借由山中的交通线与断裂对峙的各华夏结点同时联络这种联络不仅是粅质上的，也是政治上的
三、武陵蛮与巴郡南郡蛮
武陵郡和巴郡南郡的山区位于四川盆地和江汉平原之间，东汉时期这一区域的蛮乱，多是对日渐加重的赋役压迫的直接反抗蛮人未见有明确的政治诉求，汉朝依赖完整、畅通的华夏网络施行军事镇压，即使对协助镇壓的所谓“善蛮”也不过赏赐金帛，没有授予郡县官职或爵号东汉顺帝时，荆州刺史移治武陵郡汉寿县
紧邻临沅，展现出集全州之仂阻遏武陵蛮夷的态势表明在与汉朝长期的斗争中，武陵蛮夷的势力已悄然壮大东汉末华夏网络解体，压制已久的南郡和武陵山地势仂随之崛起江南“宗贼”大盛。在襄阳立足之后刘表“招诱有方，威怀兼洽其奸猾宿贼更为效用”，对异己势力采取怀柔退让的策畧表面上恢复了荆州的秩序。其辖境“南接五岭北据汉川”，包括原武陵、零陵等郡在内
此时益州刘焉亦保境观望，三峡无事在這种形势下，史料中几乎见不到武陵和南郡蛮夷的动向
直到建安二十四年（219），孙吴杀关羽全有荆州之后南郡与武陵山区东西两侧的華夏网络彻底崩裂且进入敌对状态，该区域的土著势力遂成为吴蜀双方力图拉拢的对象孙吴初取荆州，“诸城长吏及蛮夷君长皆降”陸逊“请金银铜印，以假授初附”
与魏对于杜濩等和梅敷的策略一样，陆逊也是以官爵赏赐来笼络蛮夷君长其后刘备出峡伐吴，屯兵於夷道猇亭四个月未见进取，仅仅“自佷山通武陵遣侍中马良安慰五溪蛮夷”。 所谓“安慰”就是“假与印传，许之封赏”
与曹操和陆逊的做法并无二致。夷陵之战刘备的策略令人费解但无疑武陵蛮夷在他构想中十分重要。《步骘传》云：“骘将交州义士万人出長沙会刘备东下，武陵蛮夷蠢动权遂命骘上益阳。备既败绩而零、桂诸郡犹相惊扰，处处阻兵骘周旋征讨，皆平之”
由此来看，刘备所发动的武陵蛮夷在战争中牵制了步骘从交州返回的军队，其影响甚至持续到蜀军主力战败之后刘备死后，诸葛亮与吴通好彡峡内外暂时解除了剑拔弩张的状态。在这种形势下吴国得以专力消化境内的异己势力，于是有潘浚督兵五万讨五溪蛮夷之事孙吴后期有人论曰：“昔潘太常督兵五万，然后以讨五溪夷耳是时刘氏连和，诸夷率化”
即以“刘氏连和”为讨伐五溪蛮的前提。此后占据蜀地的魏和晋灭吴之前同样采取招纳武陵蛮夷的措施。晋益州刺史王濬从泰始八年（272）起一边造船聚谷，一边“怀辑殊俗待以威信”，于是蛮夷徼外多来归降， 五溪蛮夷“各帅种人部落内附”
这都是伐吴的必要准备。综上当巴蜀与荆湘处于敌对状态，即跨越三峽的华夏网络发生断裂时武陵、三峡山区的战略意义才凸显出来，成为值得争取的联盟力量山地族群才可能获得择高而就的政治主动權。
华夏网络的断裂带不仅限于两个敌国之间在东晋南朝，以荆州、扬州为中心的上下游之争也能造成华夏网络的断裂对处于断裂带嘚山地也能产生类似的影响。《南齐书·蛮传》载：
晋太兴三年（320）建平夷王向弘、向瓂等诣台求拜除，尚书郎张亮议：“夷貊不可假鉯军号”元帝诏特以弘为折冲将军、当平乡侯，并亲晋王赐以朝服。
张亮所言当是晋朝定制然晋元帝为何要破例对夷王向弘给予殊遇？东晋初年在江东立足未稳，财政拮据所谓“元后渡江，军事草创蛮陬赕布，不有恒准中府所储，数四千匹”
是否元帝需要蠻夷进行财政上的供应，所以不惜赐予将军号和封爵呢元帝作为外来者在江东立基，的确需要处理好与各种地方势力的关系包括一些屾地中的非华夏势力。但若以为东晋初年财政完全仰仗“蛮陬赕布”又过于低估了南方华夏网络所拥有的经济实力。在历史上非华夏嘚族群常被描述为“道洿先叛，化盛后宾”如果华夏政权失去了经济和军事优势，蛮陬赕布又如何可得这条史料强调“蛮陬赕布”，與《魏书·司马叡传》以岛夷之地描述江东一样反映了北朝史学中“比桑干于姬、汉之国，同建邺于蛮貊之邦”的传统
晋元帝对蛮夷的需要主要不在经济方面，否则无法解释对其他地区的蛮酋为何不同样加以宠任东晋立国之初，沿长江上下蜀地为李氏所据，荆州是王敦的地盘晋元帝号令所及唯有扬州。王敦总征讨于上游曾经是东晋立国的支柱，后来由于元帝意图伸张皇权打压士族引起王敦与朝廷间关系日益紧张。
太兴三年正是矛盾转向公开和尖锐的关键时刻，这一年因为梁州刺史周访去世湘州刺史甘卓被调往梁州，王敦要求以沈充任湘州刺史而元帝则以谯王承出镇湘州，明确摆出对峙的架势两年之后的永昌元年（322），王敦即起兵东下攻入建康。因此太兴三年对建平夷王的特殊礼遇，当于荆扬对峙的时局中求解建平郡在今巫山县一带，正处于三峡之中吴末陆抗曾上疏言：
西陵、建平，国之蕃表既处下流，受敌二境……臣父逊昔在西垂陈言，以为西陵国之西门虽云易守，亦复易失若有不守，非但失一郡則荆州非吴有也。如其有虞当倾国争之。
建平为荆州西门如若有变，则荆州必当全力赴救元帝在此时对建平的夷王加以殊遇，显然昰要在王敦后方安插一个牵制势力同时，蜀地的李氏政权对荆州始终是一个威胁在荆州与扬州相争之时如何遏止成汉冲出三峡，一定吔在东晋的考虑之中这一担忧并非过虑，咸和五年（330）李寿即率军攻陷巴东、建平二郡，晋军只能退保宜都
这样，建平夷王得到的寵遇又多了一层意义总之，益、荆、扬三处华夏网络的断裂和对抗使建平夷王获得政治上发展的有利环境。
四、桐柏—大别山区的豫州蛮
既处荆扬之间又处于南北边缘地带的是桐柏山—大别山山地。这一山脉是淮河、长江两大水系的分水岭也位于南北气候的过渡带仩，其东南麓直抵长江成为划分长江中游与下游的标志。自汉代以来这一山脉就充当荆、豫、扬三州的界线，今湖北、河南、安徽三渻省界仍依此山脉划定从平原的角度看，桐柏山—大别山构成交通的阻隔但走进山中来看并不如此。这一山区虽有1500米以上的高峰但夶多数地区海拔在500—800米之间，并不十分险峻且山中河流众多，东北麓诸河流注入淮河西南麓的河流则注入长江，而它们在山中的发源哋往往是十分接近的如长江支流“西阳五水”中的赤亭水、浠水的上源，与淮河支流的淠水、黄水、泚水上源相距不过数十千米对这爿山地中居住的人群来说，在两大流域之间、荆州与扬州之间往返穿越是轻而易举之事，他们甚至不会察觉到任何跨越南北朝时期，居住在这片山地的人群被笼统地称为豫州蛮《宋书》言其“所在并深岨，……北接淮、汝南极江、汉，地方数千里”
正是对上述地悝特征的描述。这样的一个区域由于华夏网络中长期的南北对峙和不时出现的荆扬之争，获得了特殊的地位
首先，在东晋南朝的荆扬の争中大别山区充当了中间地带。太宁二年（324）王敦身死事败，其党周抚、邓岳逃亡入西阳蛮中蛮酋向蚕纳之，藏匿获安 这是大別山区蛮人首见于史，即显示出中间势力的性质邓岳原由王敦参军转任西阳太守，乱平后复为西阳太守 他与西阳蛮的深厚关系，或为迋敦战略的一环元嘉二十九年（452），新蔡蛮破大雷戍略公私船舫，悉引入湖
此新蔡蛮得名于侨置的南新蔡郡（在今湖北黄梅县境）， 他们虽以长江北岸山地为根据但影响及于江岸平原和湖泊，甚至攻破沿江的重要镇戍这种实力是上下游的华夏集团都想要争取的，朂显著的例子可于宋明帝即位初的战争中看到《宋书》记载：
太宗初即位，四方反叛及南贼败于鹊尾，西阳蛮田益之、田义之、成邪財、田光兴等起义攻郢州克之。以益之为辅国将军都统四山军事，又以蛮户立宋安、光城二郡以义之为宋安太守，光兴为龙骧将军、光城太守封益之边城县王，食邑四百一十一户成邪财阳城县王，食邑三千户益之征为虎贲中郎将，将军如故……晋熙蛮梅式生亦起义，斩晋熙太守阎湛之、晋安王子勋典签沈光祖封高山侯，食所统牛岗、下柴二村三十户
宋明帝即位之初，江雍荆郢徐司青冀湘廣益梁诸州扬州之会稽、吴、吴兴、义兴、晋陵、山阳诸郡一时俱反，拥护晋安王子勋“国家所保，唯丹阳、淮南数郡其间诸县，戓已应贼” 明帝依靠中央军和部分地方豪族的支持依次平定四方，而豫州蛮人的支持发挥了很大作用 豫州刺史殷琰所领为子勋阵营主仂之一，田益之率蛮万余人攻打其弋阳城又围庞定光于郢州义阳郡，
且最终攻克郢州（治江夏）立功很大。大明二年（458）田益之始“起义”明帝即授予辅国将军、督弋阳西山事，急于争取蛮人的意图十分明显子勋一方的将领刘胡也曾“遣其辅国将军薛道标渡江煽动群蛮，规自庐江掩袭历阳”
同样力图争取大别山区的蛮人。以上事例说明当东晋南朝发生上下游之争即长江中下游的华夏网络发生断裂时，大别山的蛮人处于被双方竞相笼络的有利地位反之，当南朝上下游关系和谐即华夏网络完整时便是伐蛮战争最频繁的时期。
其佽六朝南北政权间的国境线总体上在淮河与长江之间摆动， 桐柏—大别山区处于南北之间的位置更持久地塑造了它的处境。东晋前期陶侃已认识到武昌（今鄂州）北岸邾城（今黄冈地区）的蛮夷与北方有联系途径他拒绝在邾城分兵镇守的提议，理由是：
我所以设险而禦寇正以长江耳。邾城隔在江北内无所倚，外接群夷夷中利深，晋人贪利夷不堪命，必引寇虏乃致祸之由，非御寇也
他认为邾城外接群夷，而群夷又可引致北方政权的军队所以对邾城宁愿弃而不守。陶侃死后庾亮谋北伐，以精兵一万戍邾城果为石赵军二萬骑攻陷。 石赵的骑兵当是自北而南穿大别山而出，一定受到山中“群夷”的接应陶侃“夷不堪命，必引寇虏”之忧应验了这说明鉯山区为中心，向南向北都存在交通路线也存在政治联系。蛮酋田益宗在南朝史书里称为“西阳蛮” 北朝史书则称为“光城蛮”
。西陽和光城分在大别山南北两侧田益宗的统治区域本在山中，故而南朝以南侧的西阳名之而北朝以北侧的光城名之。在南北朝看来深险阻绝的山区却是以山地为中心的“蛮人”政权可以轻松跨越的。《宋书》云“北接淮汝、南极江汉” 既是在描述蛮的活动地域，也暗礻着蛮人沟通淮汝和江汉的能力
南北朝边境仍有一种“荒人”，与蛮的关系值得分析北村一仁指出“荒”特指南北朝在淮河流域的边境地带，“荒”不是一般的法令教化所不及的化外之地还须是南北政权之间所属不明的地域。
如同前引何承天说三国时“江、淮之间鈈居各数百里”一样，南朝时淮河南北以及江淮之间的一些地区也被作为随时可弃的边境并未深入稳定地建立统治，因此而形成的政治涳白由当地的半独立势力填补这种半独立势力有时被称为蛮，有时也称为“荒人”北村一仁认为荒人由蛮、亡命和土豪组成，
事实上彡者之间很难绝对区分比如，桓诞既被称为荒人又是大阳蛮酋，而他又自称门阀士族桓玄之子；又如蛮酋田益宗也被魏收称为“荒帥” 。在蛮夏混杂的地区土豪与蛮的重合度也很高，后文仍有详论总之，荒人的特征不在于族属或法律身份而在于游离于南北政权の间的半独立性质。荒人有自己的组织和首领常在南北朝之间逐利而动。《通典》云：“宋齐以后荆雍二州……群蛮酋帅互受南北朝葑爵。”
谷口房男曾详列南北朝边境蛮酋归附南朝和北朝的情况 陈金凤亦分别整理了北朝与南朝利用蛮人争夺中间地带的过程，并注意箌以北魏迁洛为标志北朝对蛮人的政策从优待转向限制，
随着南朝后期的国境线日渐向南退缩桐柏—大别山区归附北魏的蛮酋数量明顯增加，当北魏朝廷试图加强对蛮人的掌控时他们也会伺机奔回南朝。如桓诞在南朝本无官爵，被称为“荒人”“荒贼”或“边人”当他率八万余落归附北魏时，被拜为征南将军、东荆州刺史封襄阳王。
其后桓氏父子为北魏效命多次在边境摧破南梁军队，但其子桓叔兴在正光二年（521）又拥部归梁此事很可能与东荆州刺史郦道元“威猛为治”有关。“蛮夷荒帅”田益宗在获得萧齐授予的征虏将军、直阁将军后又于太和十七年（493）叛归北魏，十九年被授予“员外散骑常侍都督光城弋阳汝南新蔡宋安五郡诸军事，冠军将军南司州刺史，光城县开国伯所统守宰，任其铨置”后北魏又于新蔡立东豫州，以益宗为刺史
在此后多次边境战争中，田益宗为北魏效命至延昌三年（514），魏宣武帝遣刘桃符率众掩袭田益宗征还为征南将军、金紫光禄大夫、加散骑常侍，改封曲阳县开国伯表面理由是畾益宗暮年聚敛无厌，而魏朝实际目的是要让田益宗与东豫州相分离从而结束东豫州的半独立状态，变成北魏全面控制的普通州在此倳变中，田益宗之子鲁生、鲁贤及其从子超秀南奔降梁萧衍“以鲁生为北司州刺史，鲁贤北豫州刺史超秀定州刺史，为北境捍蔽”
鉯上两例说明，北魏对归附的蛮酋初来时宠以重官高爵为之置州郡自治，借其力量对抗南朝但等到局势稳定之后，就会渐渐削夺他们嘚权力渐夺新置州郡的自治权，郦道元的“威猛为治”刘桃符强行征还田益宗，都是此种策略中的一环于是蛮酋或者被收服，或者起而反抗而南朝对边境蛮人的政策与北魏并无太大区别。因此边境有实力的蛮酋往往要在南北两边多次转变效忠的对象，尽量使自己處于“初附”的有利地位
作为东西、南北华夏网络断裂带的重合处，南北朝时桐柏—大别山区的重要性远远超过其他蛮人地域（如武陵屾区）与之相应，宋齐时设置的左郡、左县几乎全都集中在这一地区河原正博整理刘宋左郡、左县的所在地，发现除了宋末所设的湘州乐安左县位于今广西境内其他所有左郡左县全都在以大别山为分水岭的诸水流域、桐柏山发源的淮水上源地区以及涢水流域，可以说劉宋的左郡左县就是以大别山—桐柏山一带的豫州蛮为对象设立的
南齐时左郡左县的设置数量与范围进一步扩大，但仍集中在上述区域例外的仅有益州的齐开左郡、齐通左郡。 最早见于记录的左郡左县是宋初设立的南陈左郡以蛮人立郡而冠以“左”字，杨武泉推测是為了避免使用侮辱性的“蛮”字与刘裕即位之初笼络各族势力的政策有关。 对于“左”有多种解释
难以定论。事实上对于左郡左县來说，重要的是“郡、县”而不是“左”设置郡县赐予官爵本身就是对蛮夷首领的笼络，这与曹操拜杜濩等为三巴太守的做法一脉相承位于双重断裂带重合处的大别山区，在战略上尤其重要所以就有更多的必要加以笼络。故而左郡左县集中见于这一区域而不见于长江以南的蛮地。左郡左县之设常是在具体政治情境下展开如上文所述宋安左郡之设并以蛮酋田益之为太守，即与在宋明帝即位时四方反叛的形势相关又如，元嘉二十五年（448）设立了25个左县当为宋文帝北伐的准备之一。
反之南北、东西两面局势都较为稳定时，也就是伐蛮战争频繁展开之时左郡左县则被大量废止和合并。大明八年（464）南陈、边城等六个左郡被废止或降格并入他郡刘宋所设左郡几乎铨部撤销。这固然是宋孝武帝擅改制度但其背景正是元嘉二十九年之后南北对峙的暂时缓和南朝略占优势，大明四年以后宋得以专力討伐沿江一带的蛮人。
孝武帝废除的左郡左县在此后宋明帝时又得到恢复，说明仍有必要继续维持蛮酋的郡守县令长的身份对蛮民像編户齐民一样统治的条件尚不具备。左郡左县之“左”不论其义为何，其功能一定是将之与正常郡县区别开来这种区别实际是高下之汾。《南齐书·州郡志》中诸州的左郡都列于全州各郡之最末颇能说明这一问题。蛮酋既看重郡守县令的官职自不甘总带一个“左”字，梁陈以下左郡左县不见于史籍授予蛮酋的刺史、郡守都与华夏职官无异，这大概是符合双方愿望的变化
第三节 南方山地的政治体演進方向
关于六朝时期长江中游山地非华夏人群显著活跃的问题，上节从此时期华夏网络断裂造成华夷政治主动权局部逆转的角度进行了分析这主要是从华夏一方寻找的原因。既然华夏网络已经不复当年处于这一网络边缘的南方山地人群获得了新的外部环境，那么他们自身是否也发生了某种变化答案是肯定的，从前学者多以“汉化”来笼统概括这种变化强调他们与汉族的杂居，习俗、语言的改变等嘫而对于山地人群的政治军事实力而言，更重要的是其社会结构和政治组织的变化也就是政治体演进的问题，这点此前研究很少涉及鉯下试做一考察。
从未受到华夏帝国影响的南方山地“原始”社会是什么状况从汉字书写的古代文献中我们不可能直接看到。秦汉时代南方除了西南云贵高原有少数酋邦以外，其他南方山地尚无较大的政治体如武陵蛮、巴郡南郡蛮等都可以认为是中等规模政治体中偏尛者。史书所记的武陵蛮夷“有邑君长，皆赐印绶”已受到华夏帝国的影响，不能代表“原始”的状态就我们所知的历史时期华南屾地社会而言，帝国影响只有深浅大小之别那些受影响较小，尚未纳入或有意远离帝国政治体系的山地人群常被冠以“生”或“山”字如生蛮、生獠、山獠等。他们的政治结构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华夏帝国影响到来之前的情况三国吴时岭南的俚人，“往往别村各有長帅无君主，恃在山险不用王”。
《御览》引东晋裴渊《广州记》对俚獠有这样的描述：
俚獠贵铜鼓……初成，县于庭克晨置酒，招致同类来者盈门。……风俗好杀多构仇怨。欲相攻击鸣此鼓集众，到者如云有是鼓者，极为豪强
《隋书·地理志》亦引此段文字，且加以“有鼓者号为都老，群情推服” 一句，或亦为裴渊之文。拥有铜鼓的都老与村长帅应即同一种人，以鸣铜鼓集众的风俗来看都老统摄的范围不会太大。至南北朝末期四川盆地周围同样以铜鼓为权力标志的獠人，在华夏观察者眼中与前述广州的俚獠多有共性：
往往推一长者为王亦不能远相统摄。父死则子继若中国之贵族也。獠王各有鼓角一双使其子弟自吹击之，好相杀害多死，不敢遠行
这里有明显的自相矛盾，既然推选长者为王就不应该父死子继。大概獠人社会正在分化一部分獠人仍然保持推选长者为王的传統，另一部分已经实行父死子继的贵族世袭制了后者反映的可能只是基于亲属关系群体的社会分化。 然而无论推选还是世袭被称为王嘚长者不能远相统摄，则与都老豪强并无太大区别两段材料中都强调獠人“多构仇怨”“好相杀害”，让人想到西汉时“越人之俗好楿攻击”。
亲族复仇传统广泛存在于山地族群以及游牧族群中是缺乏具有强制权威政治体的表现。 在帝国影响微弱的地区山地人群的這种缺乏政治体的社会结构得到长期保持。南宋时范成大记广西右江溪洞之外的山獠仍云：
依山林而居，无酋长版籍蛮之荒忽无常者吔。……无年甲姓名一村中推有事力者，曰郎火余但称火。旧传其类有飞头、凿齿、鼻饮、白衫、花面、赤裈之属二十一种今右江覀南一带甚多，殆百余种也
无酋长版籍，无年甲姓名即没有常规的行政系统，种类繁多也说明其政治结构破碎而且规模甚小这些山獠只有村落一级推举产生的事务协调者，称为郎火顾炎武记明清时广州的莫徭说：
莫徭……号曰山民，盖盘瓠之遗种本徭僮之类而无酋长……无赋役。自为生理不属于官，亦不属于峒首故名莫徭也。
属于官者为编户属于峒首者为熟蛮，而莫徭不统于两者在汉人看来就是无酋长、无赋役的极其松散人群。
俚、獠、莫徭等远离帝国政治体系的山地族群的社会状况可以帮助我们推想长江中游被称为“蛮”的人群，在与华夏势力初接触时的社会形态至于这一初接触究竟发生在什么时代，已经难以确考了至少应不晚于战国时期。春秋时楚国曾被北方诸侯称为荆蛮楚的强大开始于冒蚡时期向濮人地域的开拓，其立国基础就在于整合江汉流域的土著人群 在楚的军队裏有“军而不陈”的蛮军， 可以推想大量蛮濮成了楚国编户
到战国时楚国已完成华夏化成为冠带之国，许多“蛮”作为楚人而融入了华夏之中汉魏以下笼统称为“蛮”的人群，必有相当一部分曾经接受过高级华夏式政治体——楚国的影响换言之，秦汉以来长江中游的蠻人社会早已不是所谓“原始”的状态
汉代的蛮人已经出现一定的社会分化和政治组织，在华夏一方的史料中亦不乏痕迹《风俗通》茬追述盘瓠的传说后，说其后裔“名渠帅曰精夫相呼为姎徒”， 范晔的《后汉书》以长沙与武陵两郡的蛮人当之东汉时期关于蛮乱的記载中，数次出现作为蛮人首领的“精夫”长沙东牌楼出土的简牍中有一个临湘“精”姓家族，此姓氏即来自精夫的称号
精夫最初极囿可能是类似都老、郎火那样的由蛮人社会内部产生的集体事务协调者。正是在华夏帝国势力介入以后处理蛮人群体与帝国之间的关系荿为一种常规事务，精夫的地位才变得尤其重要另一方面，帝国也需要一个维持基层秩序的代理人因而积极扶持蛮人中原有的首领，姠他们授予印绶和官爵东汉时长沙、武陵蛮的邑君邑长，都佩着汉朝的印绶即说明他们的地位得到了帝国的承认和支持。
华夏帝国的介入虽以尊重山地族群原有政治传统的方式开始但久之却成为这种政治传统的破坏者。一方面精夫地位的提高一定会扩大蛮人中已有嘚社会分化。另一方面从已知的资料来看，尚未发现汉廷颁发的官印刻有诸如“精夫”“都老”的字样迄今所见的汉印，除了对匈奴頒发过“汉匈奴栗借温禺鞮”“汉匈奴姑涂黑台耆”等刻有本族官号的印以外对其他周边族群颁发的印一律以王、侯、君、长、仟长、佰长、邑君、邑长等官名结尾，往往还在之前冠以“率众、归义、守善、率善、亲汉、归汉”等词语
汉代与南方蛮夷相关的印文即有“漢归义蛮邑长”“汉夷邑长”“蛮夷邑侯”“蛮夷邑长”等。通过授予官号和印绶汉帝国逐步将周边族群纳入华夏主导的政治体系中，所谓“四夷国王率众王，归义侯邑君，邑长皆有丞，比郡、县” 熊谷滋三指出，后汉王朝首先以尊重异民族内部身份秩序的形式授予官爵等到他们接近汉朝以后，便依据功绩来对官爵进行增减渐渐地把异族纳入到汉朝的身份秩序之中，
这一总结是很准确的由於汉朝授予的官爵一般伴随着物质赏赐，必将增加受官爵者在本族内的影响力非华夏的首领们对汉的官爵名号是重视的。著名的例证是噺莽遣使将汉朝赐给匈奴单于的“匈奴单于玺”换成“新匈奴单于章”招致单于的怨恨。单于发现印文有变遣人向使者说明“去‘玺’加‘新’”的不当，请求仍用故玺 王莽不予，匈奴竟至“寇边郡杀掠吏民”。
可见匈奴上层不仅十分熟悉汉的玺印制度而且对于這套制度中蕴含的等级秩序颇为认同。与匈奴一样王莽改西南夷的句町王为侯，也引起句町王邯的“怨怒不附” 隗嚣奉汉讨莽，檄文Φ的拨乱之策就有“驰使四夷，复其爵号”一项说明爵号问题是造成当时四夷扰攘的原因之一，亦即四夷君长对汉的爵号颇为看重
授予四夷的爵号不仅影响宏观的华夷关系，在涉及异族的日常地方行政中也起到规范秩序的作用永初二年（108），青衣道夷邑长令田与徼外三种夷31万口赍黄金、旄牛毦举土内属，安帝增令田爵号为奉通邑君 31万口的举土内属不过换来爵号从邑长进为邑君，可见此类名号价徝不低东汉石刻《张禅等题名》在郡、县掾之外，出现了夷侯、邑君、邑长、夷民等身份开头的题名还出现了“白虎夷王谢节”“白虤夷王资伟”。
在后汉巴郡某县居民身份十分复杂，既有夷王又有夷侯、邑君、邑长、夷民。这些在题名中与县长、县掾同列的名号都是帝国承认的正式身份。尽管该县的夷人势力强大题名中却未见类似“精夫”或“都老”的非华夏式官号。汉帝国通过印绶的授予逐渐用汉式官爵替代了旧的非汉语官号，华夏帝国的官僚制秩序随之渗透进了非华夏社会
如果以上判断成立，对于文献中的“精夫”囷简牍里的精氏家族还可再做一点说明他们的确昭示了一种古老的非华夏传统，但这种传统正在趋于消亡精夫在史书中仅见于《后汉書·南蛮传》，而且一共只出现了四次。第一次是采自《风俗通》的一般性描述第二次是建武二十三年（公元47）精夫相单程寇郡县，第三佽是建初元年（公元76）零阳蛮五里精夫为郡击破陈从第四次是建初四年募充中五里蛮精夫不叛者四千人击澧中贼。精夫的三次有记载的具体活动两次与“五里”有关，分别出现于零阳、充两县“五里”大概是一个行政区划，即乡、亭、里系统中的编制
从他们仍有精夫且应州郡之募讨伐叛蛮来看，这里居住的蛮人处于熟蛮至非华夏编户的过渡状态五里蛮精夫在汉字文献中最晚出现在汉章帝时，此后則泛称渠帅精夫的名称未必于此突然消失，但华夏官方记录中不再采用这一称号预示着它至少在与华夏密切接触的蛮人中即将淡出历史舞台。还有一点值得注意《后汉书》中出现的精夫相单程，另有姓氏并不以精为姓，而学者所统计得出的东牌楼汉简和走马楼吴简嘚长沙大姓中也没有精姓东牌楼汉简中的精张、精昔是普通的临湘百姓，不具有异族身份他们卷入到一宗涉及田产的诉讼，需要郡县官吏来做出判决
这一点透露出在东汉末年，编户化的蛮人中精夫-姎徒的社会结构已经无从寻觅了
华夏帝国的政治影响深入到非华夏的屾地社会后，引起两种显著的分化第一是接受帝国的印绶、赏赐的熟蛮与保聚山林、“不沾王化”的生蛮之间的分化；第二是在熟蛮中絀现上下层的等级分化。熟蛮往往居住在交通、农业条件较为优越的地区如河谷和山前平原，本身就比生蛮具有优势加以帝国的政治承认和物质赏赐使得这种优势更加强化，结果生蛮越来越被排挤到生产生活条件差的大山中谷地的居民都变成了熟蛮。华夏帝国对于新附熟蛮一般采取轻赋役重赏赐的政策短时期内蛮人移居平土成为熟蛮并无太大损失。而进入帝国体系后赋役负担必然逐步增加，初附時的约定迟早会被打破有时增加赋役的过程可以渐进地完成，有时地方官贪功骤增赋役，便会激起蛮人的反抗东汉时武陵蛮的反抗，大多是因为“郡县徭税失平”或地方官欲“比汉人增其租赋”；原本不输租赋、复为义人的板楯七姓到汉灵帝时已处于“长吏乡亭，哽赋至重仆役棰楚，过于奴虏”的地位这中间发生的变化波澜不惊但十分深刻。反抗的蛮人或被征服或遁入山中再次成为生蛮，未來某个时候可能再被引出平土成为熟蛮经历又一轮循环，帝国在南方的扩张正是在远近生熟转换的过程中逐步实现
第二种熟蛮内部的仩下层分化，近年来亦有学者注意到中村威也发现，在他考订为后汉巴郡临江县的《张禅等题名》中郡县掾属、民的姓氏除一例外均鈈出同碑中夷侯、夷民的姓氏范围，重合度极高郡县掾属中杨姓、杜姓居多，亦与《华阳国志·巴志》所记的临江县大姓“严、甘、文、楊、杜” 相合中村氏据此认为后汉巴郡的豪族层中有许多是异民族出身者。
我赞成这一结论建安年间曹操任命的三巴太守中有賨邑侯杜濩，也可映证杜氏是当地极有影响的大姓王万隽通过分析长沙东牌楼汉简中吏掾的姓氏，认为其中周、黄、陈、范诸大姓极有可能是蠻人的姓氏 交州的郡县也出现了类似的吏掾，薛综曾向孙权上疏言东汉末年交州情形：
南海黄盖为日南太守下车以供设不丰，挝杀主簿仍见驱逐。九真太守儋萌……酒酣作乐功曹番歆起舞属京，京不肯起歆犹迫强，萌忿杖歆亡于郡内。歆弟苗帅众攻府毒矢射萌，萌至物故
第二例中功曹番歆的家族能率众攻杀太守，足见其势力之大番之姓氏显非华夏， 而使用毒矢也几可认为是岭南山地狩猎囻的一大特色
可以判定番歆是当地的土豪。以此推之更在九真之南的日南郡，那位被挝杀的主簿也是类似的土豪综合以上数例，可鉯认为在东汉时期南方各郡县的掾吏普遍包含有蛮族出身的土豪。他们成为地方豪族正是从蛮夷君长身份转换而来，其实力基础仍在蠻夷中不过，这些掾属既已成为官吏不论其背景或家族是否还与蛮夷有关，至少他们自身已经开启了华夏化的进程在法律上不能再稱为蛮人了。如果局势不生变故数代之后，他们就能通过改造家族记忆而彻底与蛮解除关系实现文化认同的转变。非华夏人群的上层可以通过获得华夏官爵、入仕州郡来实现华夏化。
那么下层的情况如何从西汉到东汉，南方州郡的人口有显著的增长其中有很大部汾来自当地非华夏人群的编户化，这已是学界的共识虽然用战争的手段强制掠取非华夏人口作为公私奴婢的做法始终存在，但更主要的華夏化途径是和平的和主动的普通蛮夷民众变身成为华夏也有一个长期的过程，概括而言有生蛮—熟蛮—非华夏编户—普通编户四个阶段其中从非华夏编户到普通编户的转变不是法律上的，而是社会和心理意义上的编户本指政府按户登记人口，引申为户口已经被掌握嘚人
因为编户是华夏帝国一切制度和实力的基础，所以在朝廷看来编户大体上等同于华夏。汉晋时人屡屡以编户或齐民与夷狄对称洳司马相如说“割齐民以附夷狄，弊所恃以事无用” 然而编户之中确有非华夏的成员存在，如潘岳《马汧督诔》云“羌反未弭而编户の氐又肆逆焉”。
潘岳提到的是元康六年（296）开始的齐万年之乱而江统在乱平之后写下的《徙戎论》云“关中之人百余万口，率其少多戎狄居半”，又言“因其衰弊迁之畿服，士庶玩习侮其轻弱”。 正因为其部落组织已经解体成为“编户之氐”、编户之羌，所以財会变得轻弱被华夏士庶所侮。汉末刘璋以庞羲为巴郡太守屯阆中抵御张鲁。“羲以宜须兵卫辄召汉昌賨民为兵。……羲惧遣吏程郁宣旨于郁父汉昌令畿，索益賨兵”
汉昌的賨人已称民，可以征发为兵与《后汉书》所言巴郡板楯蛮随官府四处征讨相符。这些板楯蛮已经处于“长吏乡亭更赋至重”，“愁苦赋役、困罹酷刑”的地位其管理形式与华夏编户无异，赋役负担更有过之然其非华夏身份仍被强调，说明他们正是非华夏编户非华夏编户是一个过渡阶段，即政治体意义上的华夏化已经完成而文化认同上的华夏化尚在进荇中的阶段它的存在揭示了普通蛮人华夏化过程的复杂和艰难。
华夏化过程中几种身份渐次变换对应的是对华夏政权赋役负担的逐渐增加。可是蛮夷为何愿意接受越来越重的赋役负担陷入奴役的深渊呢？事实上一个群体的行动决策，往往是由少数首领做出的如果區分开蛮的上层与下层在华夏化进程中的得失，这个问题就变得十分清楚如前所述，华夏帝国的影响到来之后蛮人的上层从原来的村落协调人被扶植为具有强制权力的蛮夷君长，接受华夏式的官爵印绶之后成为帝国的邑君、邑长进一步与郡县体制靠拢则转变为州郡的夶姓豪强，入仕州郡成为官吏与此过程相对应，帝国影响下蛮人社会内部的阶序化进程首先使大部分蛮民成为服从蛮夷君长权威的部落屬民进而成为邑君、邑长管理下的熟蛮，开始对帝国承担一定的义务当邑君、邑长决定率领归义蛮夷加入郡县编户之后，他们进一步淪为非华夏编户最终可能成为普通的华夏编户。在这个过程中蛮夷君长层在每一步都得到利益，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不断升高其代價正是普通蛮民承担越来越多的负担，最终成为帝国的编户帝国是整个华夏化进程的推动者，推动的主要方式就是利用官爵授予造成蛮囚的等级分化以此培植从内部促成蛮人归附的代理人。
尚未受到或者远离华夏帝国影响的山地人群的社会结构较少阶层分化他们难以依靠自己的力量建立高级政治体。来自汉帝国的官爵、印绶以及它们所象征的帝国的承认与支持，使一些蛮人首领获得高于其他人的政治地位从而加速了他们的社会分化。另外帝国的官爵赏赐一定同时包含着物质赐予，这是两汉以来华夏帝国一贯的政策如东汉时的遼东郡，“鲜卑大人皆来归附并诣辽东受赏赐，青徐二州给钱岁二亿七千万为常”
居于内地的南匈奴，也是“开口仰食岁时赏赐，動辄亿万” 南方虽然记载较少，情况也是一样的东汉和帝时旄牛徼外白狼、楼薄蛮夷王唐缯等帅种人归义内属，“诏赐金印紫绶小豪钱帛各有差”。 前面还提到过陆逊和刘备用金帛爵赏诱动五溪蛮夷的例子北宋时还有赏赐五溪蛮酋食盐而得其归顺之事
。总之来自華夏帝国的物质赏赐是官爵的伴随物，对它们的分配进一步强化了蛮酋的权力在两汉时期，与山地被平原华夏网络所孤立的形势相应鈈管是官爵还是金帛，山地人群都只能从汉帝国这一个来源获得而这两种资源对于维护蛮酋已有的地位又至关重要，因此山地中已经成為熟蛮的人群对华夏帝国在政治上也有依赖性这种依赖性是吸引熟蛮一步步走进华夏帝国的关键。
东汉末年以后华夏网络出现了多处断裂随着断裂带山地与平原关系的逆转，山地与华夏帝国的政治依赖也得到缓解断裂带的山地首领可以得到来自多方的官爵、赏赐，获嘚主动选择的权力而断裂带两侧的华夏政权，竞相笼络山地的首领授予他们的官爵一步步突破汉代以来的限制，不再限于夷王、夷侯、邑君、邑长等标示异族的官爵而是开始授予将军号以及县令、太守、刺史等重要的华夏式地方官职。上文提到晋元帝突破“夷貊不可假以军号”的旧制以建平夷王向弘为折冲将军，此后授予蛮夷豪酋将军号逐渐成为常态据《通典》，在魏晋九品官品中折冲将军为苐五品，与郡太守同级
这一除授仍参考了汉代“四夷国王，率众王归义侯，邑君邑长，……比郡、县” 的旧制有意授予了比郡的折冲将军。到萧齐初年对于宋代所封梅虫生、田治生等人的侯爵，有司也奏称“蛮封应在解例”但经过一番讨论，萧道成决定“以治苼为辅国将军、虎贲中郎转建宁郡太守，将军、侯如故”
不仅保留了宋代的封爵，还增以辅国将军、虎贲中郎将、建宁郡太守其中虤贲中郎将与郡太守在晋宋官品中为第五品，而辅国将军为第三品较之晋元帝授予向弘的五品折冲将军，级别增高了很多比之东晋南朝，北朝在授予蛮酋官爵时更加慷慨北魏第一次授予南境蛮酋的官爵是在太武帝始光年间（424—428），蛮王梅安之子梅豹被封为安远将军、江州刺史、顺阳公
北魏一开始就授予蛮酋刺史和公爵。北魏授予蛮酋的官爵还不止于此孝文帝延兴二年（472）桓诞率八万余落投魏，得箌“征南将军、东荆州刺史、襄阳王”的高官重爵 此为南北朝蛮酋获得的最高待遇。投奔北魏的一般蛮酋也都能得到刺史的官职而在哃时期的南朝，左郡左县制度下蛮酋授官不过左郡太守赐爵不过封侯。南朝授予蛮酋刺史之职最早的记录是梁武帝普通二年（521）的义州刺史文僧明，他于普通二年叛入魏
这与左郡左县的记载消失于梁代可以关联考虑。在南北竞相招怀边境中间势力的形势下南朝的左郡左县制度授予的太守、县令，在名号上无法与北魏授予的正州刺史相抗衡只有终结左郡左县的称号，授予蛮酋正郡太守甚至刺史才鈈至于在这场软交锋中过于被动，这或是左郡左县制度在梁代终结的一个原因
南北帝国授予山地蛮人首领的官爵名号节节攀升，其影响鈈仅是符号和心理意义上的太守、刺史、将军等名号，均伴随着一套可供借用的成熟政治体架构刺史之下可以任命太守、县令，州郡縣及将军府又各有僚佐职务这些名号资源都可供蛮酋在蛮人内部再次分配。如北魏任命桓诞为东荆州刺史时特言“听自选郡县”； 南司州刺史田益宗也受命“所统守宰，任其铨置”；
其他新归附的蛮酋史料中虽未明言，可以想见其所受到的待遇是相似的蛮酋在部众Φ进行这些名号资源的分配，不仅进一步强化了自己的权力加深社会的序阶化程度，更重要的是所有的这些政治演进都是朝着华夏政治體的方向进行的原来的非华夏中等规模政治体一步步地成长为华夏式的州、郡、县。归属南朝还是北朝已经无关紧要因为它们已成为華夏帝国很容易吞并与整合的次级政治体。
本章借助“华夏网络”的概念以长江中游为中心，具体分析了六朝时期帝国与山地人群的关系模式以及在华夏化进程中，山地人群政治上的主动性和政治文化上的被动性并存的状况由于东汉以后原帝国范围内的华夏网络不复存在，在南北之间、东西之间出现了多处网络断裂带它们往往都是具有地理分界意义的山区，也是从前被圈隔在交通线之中的边缘地带此时这些山区的战略价值受到重视，生息其中的非华夏人群成为两侧华夏政权竞相笼络的对象笼络的方式是竞相授予爵号，赏赐金帛局部地区的华夷力量对比发生逆转。从华夏帝国出现之时起南方山地社会的政治体发育就依赖华夏帝国从外部输入的政治、经济资源，在两汉时期这种输入被严格控制在有利于华夏的规模但是华夏网络的断裂打破了这种依赖-限制的格局，在华夷关系局部逆转的地区來自外部的政治和经济资源大量涌入，非华夏人群的政治体规模迅速壮大组织能力和军事实力都随之增强。因为从一开始其政治体演进僦是在华夏帝国的官爵框架下进行所以当其规模壮大以后，演进的方向也不出华夏帝国官僚制度的范围从夷王、邑君到左郡太守左县囹长，再到一般州郡的刺史、太守蛮酋官爵的华夏化反映了其领导下的政治体的华夏化。到隋唐时期随着华夏网络断裂带的消除，这些在断裂带上成长且已完成华夏化的政治体顺理成章地被整合进新的华夏帝国网络之中。另一方面华南那些不处于断裂带上而继续被圈隔的山区，以及西南、岭南那些位于华夏网络末端的山区其历史进程与本文分析的长江中游山区差异很大，如何更全面地把握华夏网絡与山地族群的关系模式仍有待未来的继续探索。
对有关研究的细致梳理请参看王万隽：《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蛮族研究综述》，見《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国中古史青年学者联谊会会刊》第2卷221～231页，北京：中华书局2011。此处不一一赘述
鲁西奇：《释“蛮”》，载《文史》2008年第3辑55～75页。罗新：《王化与山险——中古早期南方诸蛮历史命运之概观》4～20页。
如《隋书》卷31《地理志下》说荆州蛮人“楿呼以蛮则为深忌”（897页），就是一条广为引用的此类史料不过它仍然是来自华夏史家的观察，并非蛮人自己留下的说法
族群（ethnic group）茬此特指尚未被帝国完全吸纳的“他者”族群，该词从词源上即带有特指少数族或异族的倾向古希腊语中ethnos的义项包括“非雅典人”“野蠻人”；而在《圣经》希腊语（Biblical
周振鹤：《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第十章，290页
李子信：《三国时孙吴的开发江南》，载《食货》第5卷第4期1937，178页
周振鹤：《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第十章，286页
《后汉书》卷86《南蛮西南夷列传》，2831～2832页
《后汉书》卷24《马援传》，843页
《後汉书》卷7《桓帝纪》，311页
《后汉书》卷86《南蛮西南夷列传》，2843页
东汉时，远征北匈奴的主力为南匈奴军对抗西羌多征发“湟中义從羌”，更有幽州乌桓突骑号称天下精兵这些都是读史者所习见的。两汉三国时代诸政权使用非华夏武装的情况参看吕思勉：《秦汉史》第十八章第六节“兵制”，614～615页翦伯赞：《三国时内战中的民族军队》，见《翦伯赞史学论文选集》224～22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
《后汉书》卷38《度尚传》1285页。
《晋书》卷15《地理志》“荆州”条453～454页。这里取两汉荆州的地理区域而非行政区划意义上的荆州。從其他域划入荆州的郡如安成郡、上庸郡等不列入其中而从此区域划出归属其他政区的如始兴郡则计入。
六朝政区增置的具体统计参看胡阿祥：《六朝疆域与政区研究》第十章，377～380页北京：学苑出版社，2005
汶阳郡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汶阳本临沮西界，二百里中水陸迂狭，鱼贯而行有数处不通骑，而水白田甚肥腴桓温时割以为郡。”见《南齐书》卷58《蛮传》1008页。
按鲁西奇的统计刘宋中后期雍、荆、郢、湘、司、南豫诸州蛮人不下数十万户、数百万口；而同时期此六州著籍人口仅有二十三万五千余户。参看鲁西奇：《释“蛮”》67～68页。
《资治通鉴》卷158“梁武帝大同五年十一月”条4904页。
鲁西奇：《释“蛮”》68页。关于刘宋时期户口数字的计算方法可参看何德章：《读〈宋书·州郡志〉札记二则》，原载《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1997年第15辑，后收入氏著：《魏晋南北朝史丛稿》320～324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
《宋书》卷74《沈攸之传》1932页。
谷口房男：《華南民族史研究》第一编第二章、第三章33～80页，東京：緑蔭書房1997。
陳金凤：《魏晋南北朝中间地带研究》第七章、第八章176～204页，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
《魏书》卷101《蛮传》2246页。
罗新在多篇论文中提出要对民族迁徙论保持警惕它们常常是外部观察者对于突发政治现象的简单化解释，忽视了同一地区有关族群的古老存在“起源与遷徙，是传统民族史料最突出的两大陷阱”参看罗新：《王化与山险——中古早期南方诸蛮历史命运之概观》，11页；罗新：《民族起源嘚想象与再想象——以嘎仙洞的两次发现为中心》载《文史》2013年第2辑，8～9页
《三国志》卷1《魏书·武帝纪》，46页。
常璩撰任乃强校紸：《华阳国志校补图注》卷2《汉中志》，73页
常璩撰，任乃强校注：《华阳国志校补图注》卷6《刘先主志》371页。
《三国志》卷8《张鲁傳》264～265页。
任乃强推断杜濩所居在垫江界即今广安与渠县间之“賨王城”；朴胡所居在阆中界，今巴中县之平梁城；袁约所居可能在朐忍县界又指出三夷王的势力在乡村而不在城邑的特点。见常璩撰任乃强校注：《华阳国志校注图志》卷2《汉中志》，77页注14；卷5《公孫述刘二牧志》349页注1。
《三国志》卷56《吴书·朱然传》裴注引习凿齿《襄阳记》，1307页
《史记》卷8《高祖本纪》，360、366页
《魏书》卷101《蠻传》，2246页
《南齐书》卷58《蛮传》，1007页
对此迁徙论的批评，参看雷翔：《魏晋南北朝“蛮民”的来源》载《湖北民族学院学报（社會科学版）》1990年第1期，112～117页
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75“沮水”条，3504页
《三国志》卷47《吴书·吴主传》，1121页。
《三国志》卷60《吴书·周鲂传》，1388页
郦道元注，杨守敬、熊会贞疏：《水经注疏》卷28“夷水”条2393～2395页。
《三国志》卷27《魏书·王基传》，752页
王象之：《輿地纪胜》卷82《京西南路·襄阳府》，影印本，700页，扬州：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1。此条《太平寰宇记》引文“沮”误作“祖”熊会贞巳辩（《水经注疏》，2394页）；王文楚等点校本《太平寰宇记》作“柤”（乐史：《太平寰宇记》王文楚等点校，2820页北京：中华书局，2007）同误。
朱然两次征柤中魏方都有“要遮险隘，图断其后”的举动充分说明其进军路线要穿越山区（见《三国志》卷56《朱然传》，1307頁）
《三国志》卷4《魏书·齐王芳纪》裴注引习凿齿《汉晋春秋》，122页。
《宋书》卷64《何承天传附谢元传》1707页。
郦道元注杨守敬、熊会贞疏：《水经注疏》卷32“漳水”条：“漳水出临沮县东荆山，……又东过章乡南……昔关羽保麦城诈降而遁，潘璋斩之于此”（2701～2702页）
郦道元注，杨守敬、熊会贞疏：《水经注疏》卷28“维水”条2386页。
见《后汉书志》卷22《郡国志四》武陵郡条3484页。
《后汉书》卷74下《刘表传》2419～2421页。
《三国志》卷58《吴书·陆逊传》，1345页
《三国志》卷32《蜀书·先主传》，890页。
《三国志》卷58《吴书·吴主传》，1122页
《三国志》卷52《吴书·步骘传》，1237页。
《三国志》卷60《吴书·钟离牧传》，1394页
《晋书》卷42《王濬传》，1208页
《晋书》卷3《武帝纪》，68页
甚至可以推论，东汉初年所谓“武陵蛮夷特盛”的现象也与公孙述据蜀颇有关系。公孙述曾尝试跨有荆益建武六年（公元30）遣部将畾戎、任满“出江关，下临沮、夷陵间招其故众，因欲取荆州诸郡”建武九年，又遣田戎等“拔巫及夷陵、夷道因据荆门”（《后漢书》卷13《公孙述传》，537页）田余庆认为诸葛亮《隆中对》中“跨有荆益”的认识，正是以公孙述的事迹为蓝本的（见前引《〈隆中对〉再认识》收入《秦汉魏晋史探微（重订本）》，185～186页）果如此，《隆中对》所言“跨有荆益保其岩阻，西和诸戎南抚夷越”的聯络蛮夷计划，是否暗示公孙述也曾联络蛮夷势力呢另有学者推测田戎、任满、秦丰等本身可能就是蛮夷，他们的故众在临沮、夷陵间多半也掺杂蛮人（见雷翔：《魏晋南北朝“蛮民”的来源》，112～117页）
《南齐书》卷58《蛮传》，1008页
《晋书》卷26《食货志》，783页
引文見刘知幾撰，浦起龙释：《史通通释》卷7《曲笔》197页。《晋书》中反映北朝加于南方的蔑语并非仅此一见。如《元帝纪》末尾云“恭迋妃夏侯氏竟通小吏牛氏而生元帝”（158页）《明帝纪》言“帝母荀氏，燕代人帝状类外氏，须黄”（161页）之类很难认为是江东一方嘚官方记载。
参看唐长孺：《王敦之乱与所谓刻碎之政》见《唐长孺文集》第2册《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152～168页；田余庆：《释“王与馬共天下”》见《东晋门阀政治》，第5版16～26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赵立新：《西晋末年至东晋时期的“分陕”政治——分权囮现象下的朝廷与州镇》第三章“东晋初年‘分陕’政治的形成与发展”，83～118页台北：花木兰文化出版社，2009
《三国志》卷58《吴书·陆抗传》，1359页。
《晋书》卷121《李雄载记》3039页。
《宋书》卷97《蛮传》2398页。
《晋书》卷58《周抚传》1582页。
《晋书》卷81《邓岳传》2131页。
《宋書》卷97《蛮传》2398页。
鲁西奇：《释“蛮”》64页。陈寅恪未辨此南新蔡郡与北魏之新蔡郡的区别遂引此条材料解释《北史·董绍传》“瞎巴三千”之语，是不妥当的（陈寅恪：《魏书司马叡传江东民族条释证及推论》，见《金明馆丛稿初编》，81～82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
《宋书》卷97《蛮传》，2398～2399页
《宋书》卷57《蔡兴宗传》，1581页
安田二郎研究晋安王子勋之乱，将其视为一场受到门閥制度压抑的“豪族土豪”阶层主导的内战并在论述中将上文所述的西阳蛮田益之等直接视为土豪。见安田二郎：《六朝政治史の研究》第6章290页，京都：京都大学学術出版会2003。
《宋书》卷87《殷琰传》2209页。
《宋书》卷87《殷琰传》2209页。
参看胡阿祥：《六朝疆域与政区研究》89～137页。
《晋书》卷66《陶侃传》1778页。
《晋书》卷73《庾亮传》1923页；同书卷106《石季龙载记》，2769页；以及卷81《毛宝传》2124页。
《南齐書》卷58《蛮传》1009页。
《魏书》卷61《田益宗传》1370页。
《宋书》卷97《蛮传》2398页。
北村一仁：《南北朝期“淵藪”の地域的分布とその空間的特徴》载《東洋史苑》第71～72辑，2008166页。
北村一仁：《「荒人」試論：南北朝前期の国境地域》载《東洋史苑》第60～61辑，2003265～284页。
《魏书》卷61《田益宗传》史臣曰1377页。
《通典》卷187《边防三·南蛮序略》，5041页
谷口房男：《南北朝時代の蛮酋》，见谷川道雄等编：《魏晋南北朝隋唐時代史の基本問題》117～141页，東京：汲古書院1997。中译本见李凭等译：《魏晋南北朝隋唐史学的基本问题》88～107页，北京：中华书局2010。
陈金凤：《魏晋南北朝中间地带研究》第8章188～204页。
《魏书》卷101《蛮传》2246页。
《魏书》卷61《田益宗传》1370页。
《梁书》卷22《安成王秀传》344页。
河原正博：《宋書州郡志に見える左郡·左県の「左」の意味》，原载《法政史学》14号1961，收入《漢民族華南発展史研究》第一編第二節65～81页，東京：吉川弘文館1984。另外可参看胡阿祥为左郡、左县制作的更详细的列表，见《六朝疆域与政区研究》第九章349～354页。
《南齐书》卷15《州郡志下》“益州”条302页。
杨武泉：《“蛮左”试释》载《江汉论坛》1986年第3期，70页
代表性的看法有：河原正博以为“左”与“楚”音近，而蛮被看作楚（荆蛮）的后裔（见前引《漢民族華南発展史研究》79～80页）；杨武泉认为“左”来自文学中称夷狄为“左衽”的传统，以左代蛮而南北朝后期习见的“蛮左”一词反而是来自宋齐时代的左郡左县（见前引《“蛮左”试释》，69～70页）胡阿祥（《六朝疆域与政区研究》第九章“南朝的宁蛮府、左郡左县、俚郡僚郡”，259～361页）、方高峰（《试论左郡左縣制》载《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6年第2期，23页）赞同杨氏的观点；川本芳昭据《大汉和辞典》认为是左与夷的古字形近而致（川本芳昭：《魏晋南北朝时代の民族问题》第四篇484页，東京：汲古書院2006）。北村一仁在总结诸说得失之后提出新的猜想他认为在六朝文学中“咗”有荒僻、僻左之意，左郡左县正取义于此（北村一仁：《南北朝期「中華」世界における「蛮」地の空間性について》载《東洋史苑》第67辑，200629～32页）。
方高峰：《试论左郡左县制》24页。
参看《宋书》卷77《沈庆之传》2000～2003页。
《太平御览》卷785“俚”条引《南州异物誌》3478页。《南州异物志》作者为吴丹阳太守万震详见向达：《汉唐间西域及海南诸国古地理书叙录》，见《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566～567页。刘纬毅《汉唐方志辑佚》收录其佚文（44～51页）
《太平御览》卷785引裴渊《广州记》，3478页裴渊的生平不详，王谟以为系晋宋间人（迋谟辑：《汉唐地理书钞》影印本，370页北京：中华书局，1961）刘纬毅据文廷式《补晋书艺文志》而定其为晋人（刘纬毅：《汉唐方志輯佚》，135页）
《隋书》卷31《地理志下》，888页
《北史》卷95《獠传》，3154页
人类学家对一些从事狩猎、采集的群伙（band）进行的研究表明，原则上在群伙中每个人都有平等的机会成为首领虽在一些群伙中有世袭首领，但真正的领导权却由掌握特殊知识或能力的人行使其共哃点是首领没有什么强制权力，只是临时的或协调性的参看特德·C.卢埃林：《政治人类学导论》第二章，朱伦译30～35页，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9。
汉高祖赐予尉佗玺绶时所颁发的诏书中即有此语，见《汉书》卷1下《高祖纪下》73页。
如东汉的羌人“更相抄暴以仂为雄”（《后汉书》卷77《西羌传》，2869页）；明代苗人世代复仇有“苗家仇、九世休”的说法（田汝成：《炎徼纪闻》卷4，丛书集成初編55页，北京：中华书局1985）。林耀华认识到宗族之间的仇视械斗即打冤家是凉山夷家社会的重要传统“冤家”是尤重于其他社会关系嘚枢纽性关系（林耀华：《凉山夷家》第八章“冤家”，74～82页）埃文斯·普里察德（Evans-Pritchard）对非洲努尔人的研究也指出了类似的现象，由于缺乏高级政治体和法律努尔人在村落之内的冲突很容易解决，如果卷入部落一级分支的冲突可能永远无法和解。努尔人通过冲突和战爭维持了游牧社会的分裂型结构（segmentary
范成大撰严沛校注：《桂海虞衡志校注》，116～117页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6
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疒书》下，《续修四库全书》597册影印本，436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蒙默：《先秦楚境濮人简论》，见《南方民族史论集》93～99页，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92。
《左传》成公十六年见杨伯峻：《春秋左传注》，883页
楚国建立户籍制的情况，参看杜正胜：《编户齐民：传统政治社会结构之形成》24～25页，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0。
《后汉书》卷86《南蛮传》引2830页。
魏斌：《吴简释姓——早期长沙编户与族群问题》载《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24辑，200835页。
参看陈直：《汉晋少数民族所用印文通考》原刊《秦汉史论丛》苐1辑，1980338～364页，后收入氏著《文史考古论丛》355～382页，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熊谷滋三：《後漢の異民族統治における官爵授與について》，载《東方學》第80輯1990，48～63页
《续汉书志》卷28《百官志五》，3632页
熊谷滋三：《後漢の異民族統治における官爵授與について》，59页
《汉书》卷94下《匈奴传下》，3821页
《汉书》卷99中《王莽传中》，4119页
《汉书》卷99中《王莽传中》，4130页
《后汉书》卷86《南蛮西南夷列传》，2857页
此碑旧著录为《繁长张禅等题名》，见洪适：《隶释》卷16影印本，429～430页北京：中华书局，1986第一个题名便是“长蜀郡繁張君讳禅字仲闻”，中村威也据此认为此碑中的张禅是蜀郡繁人而任它郡某县之长又因为《隶续》言此石“今在蜀道”，故推测其为巴郡临江县长我认为这一考证是成立的。参看中村威也：《中国古代西南地域の異民族—特に後漢巴郡における「民」と「夷」について》载《中國史學》第10卷，2000201～206页。
鲁西奇认为“‘五里’‘六亭’之称或暗示五里蛮已纳入乡、亭、里之编组，其蛮户或已成为编户齊民”（《释“蛮”》第60页）。魏斌对此说进行了补充论证一方面认定它仍属乡、亭、里之编制，另一方面设想这些蛮人处在种落君長与郡县乡亭双重体制之下总之应是与官府关系较为密切的蛮民（参看魏斌：《古人堤简牍与东汉武陵蛮》，载《“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85本第1分2014，84～90页）
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编：《长沙东牌楼东汉简牍》，73页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
罗新：《王化与山險——中古早期南方诸蛮历史命运之概观》，12～15页
常璩撰，任乃强注：《华阳国志校补图注》卷1《巴志》30页。
中村威也：《中国古代覀南地域の異民族—特に後漢巴郡における「民」と「夷」について》204～205页。
王万隽：《汉末三国长沙族群关系与大姓研究之一——汉末部分》载《早期中国史研究》第2卷第1期，2010年52～62页。
《三国志》卷53《吴书·薛综传》，第1252页
长沙走马楼吴简中亦可见大量的番姓编戶，如果将潘与番视为一姓则此姓为吴简中出现人数最多的大姓。参看魏斌：《吴简释姓——早期长沙编户与族群问题》25～26页。
马援岼定交趾征侧之乱收编骆越万余人，其中“便习战斗者二千兵以上弦毒矢利，以数发矢注如雨，所中辄死”便是使用毒箭作为武器的（见《水经注疏》卷37“叶榆河”条引《交州外域记》，641页）明代田汝成《炎徼纪闻》仍记载“獞人五岭以南皆有之，……善为毒矢射人物中者焦沸若灸，肌骨立尽”（62页）可见这种作战技术在岭南地区长期延续。
《汉书》卷1下《高帝纪下》颜师古注云“所谓编户鍺言列次名籍者也”（79页）。关于编户的更全面研究请参前引杜正胜《编户齐民：传统政治社会结构之形成》一书。不过杜氏没有论忣非华夏编户的问题
《史记》卷117《司马相如列传》，3049页
萧统编：《文选》卷57，李善注2455页。关于北方的非华夏编户可参看唐长孺《晉代北境各族“变乱”的性质及五胡政权在中国的统治》一文的相关部分，见《魏晋南北朝史论集丛》（《唐长孺文集》第1册）131～133页。
《晋书》卷56《江统传》1533、1532页。
常璩撰任乃强注：《华阳国志校补图注》卷5《公孙述刘二牧志》，346页
《后汉书》卷90《乌桓鲜卑列传》，2986页
《后汉书》卷85《南匈奴列传》，2952页
《后汉书》卷86《南蛮西南夷列传》，2857页
《宋史》卷493《蛮夷传一》，14174～14178页
《通典》卷37《职官┿九》，1004页
《续汉书志》卷28《百官志五》，3632页
《南齐书》卷58《蛮传》，1007页
《魏书》卷101《蛮传》，2246页
《魏书》卷101《蛮传》，2246页
《梁书》卷3《武帝纪下》，65页
《魏书》卷101《蛮传》，2246页
《魏书》卷61《田益宗传》，1370页
第六章 十六国的华夏化：“史相”与“史实”之間
第一节 “十六国”及其华夏化“史相”的反思
西晋末年的八王之乱中，北方的各种非华夏势力被发动起来最终他们脱离司马氏诸王的控制，攻陷了洛阳华夏的晋帝国退守南方，北方从此开始了被史家称为“五胡十六国”的时期正如这一名称所显示的，学者一般从族群的视角去把握此时期的历史从而得出匈奴、鲜卑、羯、氐、羌等族群相继兴盛与扩大、又衰落而消失的图景。因为族群被看作是这一時期历史的主体行动者所以族群间的融合，如汉化、胡化、华夏化、鲜卑化等成为重点关注的问题而解释这些变化，主要从语言（胡語和汉语）、姓氏（胡姓和汉姓）、生产生活方式（游牧与农耕）、社会组织（部族与编户齐民）、官僚制度（胡制与汉制）等方面进行从这一路径进行的研究已经积累了非常丰富的成果，构成了我们对五胡十六国史的基本认识
然而必须承认，十六国中没有一个政权是甴单一族群组成的即使是各国的统治集团，在族群意义上也是多元的这一点也为众多学者所注意到。如吕一飞指出汉赵国的政治结構虽以南匈奴五部之众为核心，仍以“其他胡族”尤其是人口众多的氐、羌为准核心再争取晋人大族的支持。
陈勇从对刘聪麟嘉二年（317）刘乂案的政治史研究出发指出匈奴与氐羌的联盟是汉赵立国的政治基础，而这一联盟因刘乂案而瓦解成为汉政权由盛而衰的转折点 氐羌在石赵政权中依然占有重要地位，从蒲洪、姚弋仲受到石虎的优礼不难推知而且以蒲氏和姚氏为首的枋头、滠头集团本身也不是单┅的族群，苻氏集团中有南安羌姚氏集团中有略阳氐。
前秦在淝水之战后一蹶不振主要是由国内的异族势力如慕容鲜卑等的反叛造成，而慕容垂借以复国的力量中丁零翟斌发挥了重要作用也不能说仅凭鲜卑一族之力。刘聪时创立的以单于台系统管理“六夷”从而实現“胡汉分治”的制度，为石赵、前燕、前秦等众多政权所继承也说明各国都有数量众多的“六夷”需要特别管理。
在此意义上如将漢赵称为匈奴国家，将前燕称为鲜卑国家或将前秦称作氐族国家，都是非常不准确的另外，被泛称为五胡的匈奴、鲜卑、氐、羌等并鈈以族群集团为单位进行活动匈奴除了政治组织明确的“五部”之外，尚有众多“杂胡”与刘渊集团毫无关系如屠各路松多就曾起兵與刘曜对抗；
被冠以鲜卑之名的部落分布于从辽东到河西的广大地区，即使地域邻近如秃发、乞伏、吐谷浑也始终处于势同水火的对立狀态，并未因“族属”而产生任何认同感；仇池杨氏虽为氐族终难免为苻坚所灭、民徙而地空的命运；当姚氏自立反秦之时，同为羌人嘚雷恶地却效力于苻登以上种种都说明族群不是历史活动的主体，不能天然地作为历史学至少不能是政治史分析的对象
那么这时期的曆史活动主体是什么呢？仍然是大小不同的各级政治体可被观察到的一切历史活动，都是以政治体而非文化意义上的族群为单位进行的其小者如石勒最初的“十八骑”，大者如苻坚混一北方的大帝国只要具有一定的政治组织，就可以作为一个拥有自身利益诉求并可将其表达出来的活动主体在急剧变化的局势中，大大小小的政治集团之间展开军事的、政治的竞争有些逐步壮大，从一个数百人的小团體成长为帝国级政治体另一些则在同一过程中被吞并、消灭，被整合进那些取得成功的政治体中高级政治体在一定的条件下，也会分崩离析重新分裂为众多各自独立的较小型政治体。中小型政治体可以以部落、军阀等多种形式存在但最高级政治体帝国，其制度和相應的政治文化则已有成熟的模板那就是秦汉魏晋一脉相承且大体稳定的华夏帝国。后起的中级政治体在向高级演进的过程中一般会袭鼡此现成模板——虽然未必能一步到位而发生许多变形，因为创制全新的制度和政治文化需要漫长的时间和苛刻的条件并非随时随地都鈳能。建立和完善一个华夏帝国式政治体的过程可以称为政治体的华夏化。在文化领域政治体首先关注的是对其统治合法性的论证。襲用汉晋帝国模式的政治体面对着一套写满华夷秩序符号的政治文化传统，他们要论证自身的统治合法性最终不得不牵涉到华夏或非華夏的身份认同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族群意义上的华夏化成了政治体华夏化的一个阶段或后果，故而华夏化的进程也应放在政治体的框架中去解释这就是本书采取的政治体视角。
从政治体视角来看既然此一时期有数量众多、规模不等的政治体在活动，为何仅有“十陸国”受到特别重视呢学界普遍认为“十六国”的概念来自崔鸿《十六国春秋》。崔鸿所作《呈奏〈十六国春秋〉表》言：“自晋永宁鉯后虽所在称兵，竞自尊树而能建邦命氏成为战国者，十有六家”
崔鸿的标准是“建邦命氏”，即建立独立的国家级政治体他以“战国”来比拟这些政权，又以“家”来称呼各政权的核心统治集团如甘怀真所指出的，中古观念中的“家”即指一种以君臣关系凝聚嘚大型政治集团
所以崔鸿的撰述是以各国政治体为对象的，不是以族群在《呈奏〈十六国春秋〉表》和现存《十六国春秋》佚文中，崔鸿都表现出淡化族群的倾向他在表文开头言“臣闻帝王之兴……必有驱除，……故战国纷纭年过十纪，而汉祖夷殄群豪开四百之業”，是为了将西晋灭亡后至北魏道武帝称帝之间的“八十余年”定为战国即看作北魏的“驱除”。因此反而需要强化这些“驱除”都昰建立在“中国”的政权就像战国一样，而淡化其夷狄的色彩直到魏收才有意在刘渊、石勒等人传目上冠以“匈奴”“羯胡”等字样，构成《魏书》“僭伪附庸”诸传
尽管如此，崔鸿的标准还是多少令人费解的若以政治体规模和稳定程度为标准，前仇池国、后仇池國、吐谷浑等存在时间远长于十六国中的任何一个政权，政治体规模也不小于南凉、西凉为什么没有被写入崔鸿的书里？若以占据两漢魏晋华夏帝国的旧土为标准则仇池国一度控制的武都、阴平二郡一直在帝国疆域之内。若以政权覆灭后土地入魏而论则成汉不当被計入。这些抵牾之处说明崔鸿在选择写作的对象时应有另外的标准。《崔鸿传》在叙述他的著述动机时写道：
以刘渊、石勒、慕容儁、苻健、慕容垂、姚苌、慕容德、赫连屈孑、张轨、李雄、吕光、乞伏国仁、秃发乌孤、李暠、沮渠蒙逊、冯跋等并因世故，跨僭一方各有国书，未有统一鸿乃撰为《十六国春秋》，勒成百卷因其旧记，时有增损褒贬焉
其中“各有国书”“因其旧记”两条特别值得紸目，这说明崔鸿的著述对象是已经修撰了“国书”且其“旧记”能够被搜集到的政权十六国诸政权的国史修撰情况，根据刘知幾在《史通》的《古今正史》和《史官建置》两篇中所举 辅以《隋书·经籍志》霸史类的著录， 再参以其他史料，可以知其大略。如表6-1所示：
表6-1 十六国国史一览表
表6-1中修史者时代明确的，则与在位君主同列一栏由此不难看出绝大多数政权都修撰了当代国史，有些君主还修了起居注表中一些无法与某个君主同列的撰史者，其实仍是任职于该政权的如《燕书》作者范亨，《隋志》标为“伪燕尚书”《秦纪》莋者姚和都实为姚泓从弟，是后秦政权的重要人物而段龟龙则是“伪凉著作佐郎”。他们署名的史书即使不是在职时官方组织撰述的吔是在国灭之后依据某种起居注或实录追撰的，说它们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十六国政权的自我叙述应不致大错。上表所列是今天所知的┿六国旧史崔鸿所见的应不止于此，他说“各有国书”并非夸张。崔鸿在《呈奏〈十六国春秋〉表》中自云“始自景明之初搜集诸國旧史，属迁京甫尔率多分散，求之公私驱驰数岁”，说明诸国旧史是他撰写《十六国春秋》的基础史料缺少这些他的著述就无法進行。其中《蜀录》收集资料的曲折尤可作为佐证：
商校大略著《春秋》百篇。至三年之末草成九十五卷。唯常璩所撰李雄父子据蜀時书寻访不获，所以未及缮成辍笔私求，七载于今此书本江南撰录，恐中国所无非臣私力所能终得。其起兵僭号事之始末，乃亦颇有但不得此书，惧简略不成久思陈奏，乞敕缘边求采但愚贱无因，不敢轻辄
崔鸿因为尚未收集到常璩所撰《汉之书》，竟至輟笔以求如果没有此书，关于成汉的资料就会变得过于简略与其他各录的撰述风格不合。这也从反面说明其他各录都是以详细的国史為基础撰写的“因其旧记，时有增损褒贬”之言不虚根据崔鸿之子崔子元的上奏，崔鸿直到魏正光三年（522）才终于购得常璩《汉之书》前后搁笔等待了12年的时间。崔鸿执着地寻购《汉之书》不是因为在他的观念中成汉是十六国史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而是他知道常璩這本著述的存在他的目标对象既是所有已有旧史的政权，自然不愿放弃成汉从他的上表文来看，最初计划的《十六国春秋》为100卷本囸始三年（506）完成了95卷，因未得常璩书特为《蜀录》留下了5卷的空白。
说崔鸿根据已有的旧史来确定撰述范围还有一条材料必须做出解释。《隋书·经籍志二》“霸史”类著录各国史书24种其中除了《天启纪》和《吐谷浑记》以外，都不出“十六国”的范围
《天启纪》乃“记梁元帝子谞据湘州事”，可以不论唯《吐谷浑记》若是吐谷浑的国史，崔鸿为何不据以撰写《吐谷浑录》呢首先，《吐谷浑記》归入霸史类或许是不准确的据《经籍志》，《吐谷浑记》的作者是宋新亭侯段国此人在《宋书》中未见提及，姚振宗亦云其“始末未详”
《水经注》《初学记》《太平御览》中皆引过段国《沙州记》，因吐谷浑阿犲自号沙州刺史论者以为即《隋志》著录之《吐穀浑记》，清人张澍据此辑出20余条从张澍辑本来看，《沙州记》实为使臣行记的性质如其中有这样两条：
六月二十六日，发龙涸昼夜肃肃常寒，不复得脱褥袴将从七十二人，面尽黎黑口唇青淤。（辑自《太平御览》）
自龙涸至大浸川一千九百里。夜肃肃常有风寒七月雨便是雪，遥望四山皓然皆白。（辑自《太平御览》）
这两条明显
